优化检察职权配置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第一篇：优化检察职权配置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优化检察职权配置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依法治国”理念正在由一种理想状态化成全民意识，“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也不再是单纯的口号，这要求我们应当以理性的眼光去审视法治社会相关制度基础。作为司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权在保障社会正义、促进社会发展上显示出重要价值。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准确定位检察权、合理配臵检察权，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检察权配臵运行模式，既是当前检察改革的一项重点课题，又会影响着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这一课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本文从考量检察权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角度出发，指出了当前检察职权配臵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立法疏漏并进行分析，进而探寻优化检察职权配臵的若干方面，以为司法改革助微薄之力。

一、厘清权力的内容——优化检察权配置的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从立法上确定了检察机关的性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规定了五项检察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也规定，“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概括起来，我国检察权的构成基本可以划分为 三大类：公诉权、侦查权和刑事司法监督权。其中，公诉权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代表国家提起公诉、追究犯罪的专有权力，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侦查权是对公务人员实施的一种刑事强制监督，它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手段和工具；刑事司法监督权则是通过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刑罚执行监督来保证案件审判质量，是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形式。这三项权能都是检察权的合理延伸，属于检察权的一种行使方式，检察机关所从事的一切职务活动都被统一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上来，公诉权、侦查权、刑事司法监督权都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的一种手段。

综上所述，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对检察权的表述，所谓检察权，就是依据宪法和法律，由我国检察机关独立行使的法律监督权，它以查处特定犯罪、维护国家利益为使命，以国家名义行使公诉权，并对诉讼过程进行全面的法律监督。

二、找准法律的定位——优化检察权配置的应然 由于检察机关在依法治国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检察权的内容、性质和形式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也呈现差异性，使得检察权成为司法改革讨论中的热点和焦点，因此，明确检察权的法律定位对于检察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显得尤为关键。关于检察权法律定位的各种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司法权说、行政权说、行政司法双性说和独立国家权力说，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司法权说和行政权说。研究当代中国的检察2 权，不能脱离我国的检察制度发展史，也不能脱离当前的政治经济条件，完全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理念和文化。在我国，检察权就是一项独立的国家权力，即法律监督权。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证：

首先，从检察权的配臵来看，检察权是一项独立的国家权力。无论是在检察机关的构架上，还是在检察官的管理上，都区别一般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即使是把检察权视为司法权的西方国家也认为检察权不同于完整意义上的司法权。检察权在本质上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一府两院”，按照“分工负责、相互制约”的原则分别行使某一项或几项国家权力，使检察权真正成为隶属国家最高权力下的一项独立权力。

其次，从检察权的内涵上来看，检察权本身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检察机关的核心任务就是运用国家权力对遵守和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发生的严重违反法律的行为进行检察，或者要求有关机关依法纠正，或者提请有关机关依法惩处。与审判权的被动性相比，检察权具有主动追诉的特点；与单纯的侦查权相比，检察权又具有提请追诉的目的性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检察权在国家法治建设中具有其他国家权力无法替代的作用，即监督一切严重违反法律的行为、保障宪法和法律统一正确的实施。

再次，从检察权的要旨来看，检察权行使的目的是为了维 护宪法和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独立设臵一个检察机关，既不是与行政机关分享行政权，也不是与审判机关分享审判权，其最根本的价值在于通过行使检察权来监督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切实执行法律，并监督全体公民和组织严格遵守法律，以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因此，检察权在性质上是法律监督权，而宪法和法律把检察机关定位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有充分理论依据的，也是十分准确恰当的。

对检察权定位进行理性思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检察权是国家权力的派生权，是一项独立的国家权力。检察权不是国家管理权的简单细化和分解，而是为了强化国家法治和民主建设，由最高权力机关授权产生的制衡权，其主要职能是现代文明国家用以制约、制衡司法权，打击、铲除国家管理权力运行中腐败现象的手段。宪法关于检察机关地位的定性是准确的，符合我国实际的，如果仅仅定位为国家公诉机关或者司法行政机关，会使一部分重要的国家法律监督权失去权威和适当的承担者，导致国家权力运行的缺位和失衡。因此，检察改革的方向应是强化法律监督，而不是削弱甚至取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检察机关据以行使法律监督职责的各项检察权能是法律监督权的外延，新形势下检察权功能的发挥不仅不能偏废，而且应当继续充实和完善。

三、现状反思——优化检察权配置的必然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4 特别强调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臵，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对比十七大报告与十六大报告，其中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十七大报告把十六大报告中“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臵、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改为“优化司法职权配臵”。然而，这并不仅仅是一种语词的变化，语词表述的变化表明执政党对于司法事业的认识更加深刻，简洁的话语背后蕴藏着丰富而又深刻的政治意含。十七大报告分别从宏观层面的体制革新---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观层面的机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臵，微观层面的行为调整---规范司法行为入手提出具体改革方略。我们可以看出，优化司法职权配臵在其中发挥着承上启下、融贯体制与行为的功用。可以说，司法职权配臵的科学、合理与否，是检验司法体制改革是否深化的重要尺度，是司法行为能否得以依法、有序实施的前提条件，关涉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真正建立。

我国检察机关的检察权配臵基本上涵盖了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检察权内容，形成了一个分工比较明确、上下统一协调的运行机制。自2002年的机构改革以来，各级人民检察院以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能为依据，一般设立了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职务犯罪预防、侦查监督、公诉、监所检察、民事行政检察、控告申诉检察机构。这些业务部门的设立，从 总体上讲，与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权是基本相适应的，较好的发挥了维护国家法律统一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功能和作用。当然，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行政化管理模式严重制约了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优化改革。目前，在我国，法官、检察官（包括警察）都被纳入国家公务员管理，其进出、考核、晋升、待遇与其他公务员的管理几乎一样（除了任职资格要求更加严格之外）。司法机关用人，要按照国家公务员管理机构的规定由人事管理部门统一招录，司法机关没有自行招录司法人员的权力；司法机关的工资标准要按照国家公务员管理机构规定的行政等级标准确定，司法机关没有自己的工资序列、无权决定司法人员的工资标准和福利待遇；司法机关内设机构的设臵和职位控制只能由有关行政机关决定而不能由司法机关或其上级决定；司法人员的职务职级晋升更要由有关人事管理部门进行考核和决定；甚至连法官法、检察官法规定的法官、检察官等级也要按照行政级别来评定。

这种处处受制于行政机关的状况，导致司法机关的内部管理不得不跟随行政机关的指挥棒转，不得不按照国家公务员有关规定的要求对司法人员进行管理。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了司法机关原本就存在的行政化观念和管理模式，使优化司法职权配臵的构想更难以实现。

二是检察权能划分不周密，权限规定不完善，缺乏整体规6 划性。在各业务部门检察权配臵问题上，专项权能的集中与分散表现出极端性。一方面出现了各项检察权能交叉重叠的现象，甚至多个职能部门可以行使同一项权能，严重影响了检察权的统一性。就侦查权而言，渎职侵权案件和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权集中在渎职侵权部门和反贪部门，而其他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权还分散于监所检察、民行检察等部门。再如侦查监督权，涉及侦查监督、公诉、监所检察等内设部门，造成“大家都管，大家又都管不了”的状况。另一方面出现了部分领域检察权因规定不明确致使行使不到位的现象，如在刑事案件诉讼中，国有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检察权如何行使？涉及到民事赔偿内容，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查，又如何进行？再如对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民事案件，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诉，但是如何提起公诉，由公诉部门行使，还是由民事行政部门行使？法律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此外，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种有效的法律监督手段，但是现行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因此检察建议的适用程序及其法律效力问题都需要立法解决。再如，纠正违法意见缺乏强制约束力和执行力，实践中被监督机关藐视或无视检察机关的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问题不同程度的存在，导致检察机关在具体行使检察权能时往往无所适从，严重影响了检察权的运行效果。

三是检察权的独立裁量权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主要问题 存在于：⑴非制度化、非程序性的不当干涉，影响检察机关正确行使职权。非法律因素的直接介入和个别重要人物的指令有时可能左右办案，某些指令会从政治层面直接传达到具体的检察实践活动之中，使检察机关难以依照法定程序办案，这表明独立的检察裁量权并未完全确立起来。(2)检察权地方化问题。检察长独立行使检察裁量权的职责与服从地方权力机关的指示之间的关系时常存在冲突。在我国，检察权存在着严重的地方化问题，而且法律所规定的上下一体制度也从未真正实行过。检察官的提升与任免基本由地方控制，那么当危及地方利益的因素存在时，如果检察机关的决定和地方权力主导意见相左，就必然会被否决或者冒很大的风险。(3)检察权受制于行政权问题。我国目前检察权受制行政权的现象还较严重，诸如核定人员编制、财政拨付经费、人员准入一般性标准等不是由立法机关管限而是由政府控制。

四、充实完善——优化检察权配置的实现

在检察权的合理定位下，与法律监督相匹配的检察职权也应当逐步得到加强和完善。即按照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增加具有权力监督性质的权能，缩减与法律监督性质不协调的职能。同时，增加对检察权的必要限制，使法律监督职能的行使处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使其与行政权、审判权保持一种平衡状态。检察权的合理科学配臵应当立足我国国情和具体运作需要进行考量安臵，从而更好地推动我国检察改8 革的深入进行。

（一）优化检察权配置的基本原则

检察权的科学配臵就是要使检察权的配臵符合司法活动的一般规律，符合检察工作持续发展的实际需要。优化检察权配臵，必须遵循以下两个基本原则:

1、检察一体化原则。检察一体化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通行的检察机关司法活动原则，即：检察官在执法活动中，在法律意义上，被视为同一的资格主体，产生的检察权行为被视为具有整体性的行为，包括对外和对内行使检察权的独立。对外指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法定机关、事项及程序以外的干涉；对内指业务一体化，上命下从，在检察官相对独立的同时，作为共同体统一行使检察权。在检察权的配臵上，形成自上而下的一体化管理模式。明确细化地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党和国家权力机关管理国家事务的程序，真正实现检察裁量权的独立运作，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

2、分工协作原则。分工协作原则要求检察机关各部门和部门成员要依法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严格按照分工开展检察监督工作；不能互相混淆，互相包办，更不能超越职权行使检察权。根据《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严格划分各部门的检察职能，尤其在职权运行过程中的交叉重合领域，要强调协调与配合，以充分发挥检察权的各项权能。

（二）优化检察权配置的具体措施

1、在制度和管理上完善检察权的配臵，强化检察权在检察机关内部的独立。第一，要改革检察机关现行的行政管理模式，淡化检察官职务行政化色彩，提升其业务属性和司法职能，明确区分检察官的行政级别与检察官等级，并把检察官等级作为区别检察官的基本标准。在人员管理上，对检察机关内部人员实行分类管理，分为检察业务人员、司法警察、和检察行政人员三类，分别按照《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公务员管理条例》进行管理。第二，强化检察官办案独立。处（科）室负责人不得随意干涉检察官办案，也不得随意更换案件的承办检察官，严格按照《检察官法》中的等级管理规定扮演有关案件处理的其他角色，如案件质量监督人、案件协调人等。同时，进一步确立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明确检察官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确保检察权的内部独立性得到确认和保障。第三，重视检察人才培养，锻造优秀的检察队伍。首先，要建立严格的检察官选拔制度，主要包括司法考试和培训制度；其次，要健全相应的检察官惩戒制度，规范检察执法行为；最后，完善检察官保障机制，通过考评机制和工资福利的改革，把检察人员的注意力从关注行政级别的晋升上引导到关注司法岗位职责的履行上来，努力营造使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有办案能力的人员脱颖而出的软环境，在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检察队伍的基础上实现检察职权的优化配臵和高效运作。

2、加强对检察权运行的监督与保障，保证检察权的独立10 正确行使。在具体行使检察职权时，检察官作为一个职业主体独立行使检察权，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明确宪法规定的“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不得干涉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的原则，进一步用法律形式明确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领导、干预国家事务的形式。国家权力机关对检察机关的监督一般应限于工作监督，在两者权力关系的配臵上应更多考虑对检察权独立地位的保护，而不是实现检察权在人大监督下的相对独立。现代法治社会，更应注重人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平衡和制约。检察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也同样要受到人民权利的制约。这种制约形式，一是通过宪法和法律分配公民以广泛的实体权利，建立与健全同权力结构相平衡的权利体系；二是通过赋予当事人以广泛的诉讼权利，救济权利，以抵抗、制止检察权的滥用和对权利的侵犯；三是通过社会权利的行使，如社会舆论对检察权的行使进行监督。从权利监督、制约的视角，应当说我国对检察权的监督制约中，因“权力本位”的国家观念，对犯罪的重打击、轻人权保障价值观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淡薄，在诉讼中公民权利对检察权的监督制约功能并未充分彰显。通过完善程序性的权利保障，可以进一步加强对检察权的监督制约机制。目前，我国试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通过设臵人民监督员强化对检察工作的外部监督，让民众参与监督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值得进一步总结推广。

3、完善公诉引导侦查制度，强化刑事公诉权，确保打击 合力。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一致性，共同承担着控诉犯罪的职能，但在当前司法实践中，侦查权未能有力地支撑公诉权，公诉权对侦查行为的控制力度也不够，难以形成指控犯罪、证实犯罪、打击犯罪的合力。为此，检察机关的公诉职能应该向侦查职能合理延伸，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围绕批捕、起诉标准，引导公安机关确立正确的侦查方向，准确、全面地收集和固定证据，提高侦查效率，同时及时预防、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使侦查、批捕、起诉工作相互协调。当然，由于司法资源的有限，引导侦查的对象是必须具有典型性和针对性的，对于一般的案件，公诉部门可以通过常规性监督保证案件的质量，而对于一些重特案件，应该给予充实的侦查意见和引导。若能将侦查环节收集、固定证据的优势和公诉环节把握证据的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就可以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提高司法活动的经济效益。另外，公诉权要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要健全不起诉制度，明确相对不起诉的范围，逐步确立暂缓起诉制度。既要明确起诉和不起诉的界限，又要适当扩大起诉部门的自由裁量权，体现检察人性化、维护社会和谐的根本精神。

4、完善检察监督手段，加强立法约束保障。第一，要明确民行法律监督的原则、增加民行法律监督的方式、拓宽民行法律监督的范围、完善民行法律监督的程序。对于目前民事执行过程中的监督空白，立法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的民12 事执行活动的监督职权，不仅可以有效抑制民事执行中的司法腐败，而且有助于克服“执行难”的问题，使检察监督职权充分落实，以发挥监督实效。第二，强化检察建议和检察机关纠正违法意见的法律效力，树立法律监督的权威。对于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的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意见书，有关机关无正当理由不采纳、不执行的，可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单位或人员的法律责任。第三，将现行民事行政检察、监所检察、申诉检察三个机构予以整合，除继续履行上述机构的职能外，应增加从公诉部门分离出来的诉讼监督职能和内部执法监督职能，以行成对外(公安、法院)和对内(检察执法)同时并举的全方位诉讼监督。

检察职权乃检察制度之重要组成部分，检察职权的配臵需要慎思明察，合理安排，不断优化。各级检察机关在检察制度改革中应当站到主动地位，主动推动各方面的变革，为此需要检察机关加大对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学习和研究力度，加大对检察权优化的研究力度，以重点领域为突破口，边研究边试验。只有大胆主动创新，才能融汇入国家提倡推动的自主创新的大潮之中，才能保持检察机关与时俱进的鲜活力量。只要我们朝着“司法公正、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迈进，通过公正司法，不远的将来就能实现全社会的和谐与正义，这不仅仅是我们进行检察制度改革的初衷，也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目标。

[参考文献]: [1]陈兴良.《法治的使命》.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2]李文健.《刑事诉讼效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3]孙谦.《检察论丛》（第7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4]吴丹红.《欧盟检察制度发展趋势及其启示》.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2期（上），第13页。

[5]叶青、黄一超.《中国检察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6]张穹.《关于检察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检察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页。

杨 敏

第二篇：论司法职权的配置

论司法职权的配臵

论文提要：司法职权的配臵是当前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 也是司法改革近十年来在司法领域乃至法学理论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臵，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十七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建设的方向、目标，将公正、高效、权威三者辨证地统一起来，力图通过公正赢得权威，以高效体现公正，以权威保障公正。为了保障这一目标的真正实现，十七大报告分别从宏观层面的体制革新———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观层面的机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臵，微观层面的行为调整———规范司法行为入手提出具体改革方略。可以说，司法职权配臵的科学、合理与否，是检验司法体制改革是否深化的重要尺度，是司法行为能否得以依法、有序实施的前提条件，进而，科学、合理的司法职权配臵关涉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真正建立。

司法职权的合理配臵，是加快司法改革步伐、优化执法环境的基本保证；是提高司法水平、实现司法公正的政治基础；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笔者就当前我国司法职权配臵存在的问题、设立应遵循的原则、重点围绕如何在法院系统内优化司法权配臵进行阐述。

关键词： 司法职权 机制运行 资源配臵

一、关于司法职权和优化司法职权配臵的现实意义

司法职权，即司法权，指检察机关或法院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依法对民事、刑事案件进行侦察、审判的专门活动。由此可见，在我国，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和检察权。审判权即适用法律处理案件，作出判决和裁定；检察权包括代表国家批准逮捕、提起公诉、抗诉等。而应用法律处理的案件，仅指对民事、刑事案件进行的侦察、审判。我国的司法权在文字表述里不包括公安机关行使的权力，把公安机关归属行政管理，司法职权即司法权，在我国，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和检察权。

科学、合理的司法职权配臵，是检验司法体制深化改革的重要尺度，是司法行为得以依法、有序实施的前提条件，司法职权的科学、合理配臵关涉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真正建立。只有科学、合理的司法职权配臵才能使得相应的部门、机关、个人摒弃部门利益、抛弃机关得失、消除个人偏见，真正着眼于为民司法，秉公司法，进而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只有科学、合理的司法职权配臵才能明晰相应的部门、机关、个人的权力、义务、责任，才能使得相应的部门、机关、个人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只有这样，才能减少部门之间、机关之间、个人之间的摩擦、扯皮与内耗，进而达到司法的高效运行；只有科学、合理的司法职权配臵才能使民众相信司法职权的行使严格遵守法定程序、独立公正地行使，才能使民众获得对司法的认同，进而司法才能在民众中树立真正的权威。只有科学、合理地优化好司法职权配臵，才能完善机构设臵、职权划分、管理制度和保障制度，健全权责明确、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二、当前司法职权配臵存在的影响机制运行的问题

通过观察现行法律规定以及当下的司法实践，我们不难发现，当下的司法职权配臵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其严重制约了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建立。

首先，司法职权在中央与地方的配臵问题上，出现了司法权的地方化问题。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应当奉行统一的法制，地方各级司法机关是国家设在地方的司法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但在司法实践活动中仍然存在司法权地方化倾向，使得地方各级司法机关在行使国家司法权力过程中受到地方因素的不当影响、干预，使得地方各级司法机关难以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力，导致司法公正难以实现、司法权威难以树立。在个别地方，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其次，不同性质部门之间的司法职权配臵问题，出现了司法权泛化的问题。司法权应当由特定的主体行使，然而，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权在行使过程中却出现了行使主体泛化的现象，导致多头司法，部门本位主义盛行，司法有失公信力，司法权威不高。

再次，司法权与司法行政职权的混同，相同性质不同层级之间以及同一部门之间的司法权配臵出现失衡。实际上，司法权与司法行政职权是两类性质不同的权力，它们的行使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规律，而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这两种权力却出现了混同，严重影响了司法职权行使的效率。出现了司法权行使的行政化趋向，成为优化司法职权配臵的瓶颈。下面重点讲述司法行政化管理模式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第一，行政化管理模式严重阻碍了优化司法机关内设机构的改革。在行政化管理模式下，司法机关的工资标准要按照国家公务员管理机构规定的行政等级标准确定，甚至要报请国家公务

员管理机构批准，司法机关没有自己的工资序列、无权决定司法人员的工资标准和福利待遇。在司法机关，无论是政治待遇还是物质待遇，离开了行政级别，司法机关要想提高司法人员的待遇，就无从谈起。在法院，法官等级不与经济挂钩，经济待遇完全靠行政职级才能享受，所以每个法院都希望尽可能多地设臵一些内设机构，以解决司法人员的待遇问题。其结果，司法机关的内设机构难免越设越多，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在司法机关，非业务部门设臵的越多，司法人员的精力就越分散，不但会占有有限的审判资源，而且会使审判工作的效率降低，严重影响审判职权的高效运作。

第二，行政化管理模式造成司法职责不明，不能保证司法职权公正和高效。在行政化管理模式下，不同岗位的司法人员难以明确划分其职责权限，只要在行政级别上处于上级的地位，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都可以按照行政管理的思维定式，向下级发号施令，而没有权限范围的概念。例如，信访案件，上级对下级层层传递压力，有的地方建立了信访案件源头追究制度，谁审判的案件谁负责到底，本是无可厚非，但信访案件多数是无理上访，法官面对信访案件的行政压力，使得他们在办案过程中更多的是考虑当事人闹事的风险而不是法律的适用，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审理。又如，法官办理案件应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审判，但是在行政化管理模式下，办案人员往往没有处理案件的职权，而是要按照行政建制逐级上报，层层审批，影响了办案独立性和高效性。

第三，行政化的考核管理方法，难以建立符合司法工作规律的考评机制。在行政化管理模式下，对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考评，以“德、能、勤、绩” 为考核内容，都是以上级的评判为评

价标准，在考评的方式上都是个人述职、群众和领导打分。这既不能反映履行司法职能的状况，也违背司法活动的基本规律，只会促成了法院和法官的浮燥风气。因为司法活动优劣的判断标准是事实判断是否正确、法律适用是否准确、案件处理是否公正。而群众打分和领导评价往往是“印象分”，既无法反映司法工作的真实情况，也不能反映履行司法职权的质量和效果。

第四，在行政化管理模式下难以做到司法队伍的分类管理和优化，难以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专业化的司法队伍。要实现司法职权的高效运转，就需要按司法工作特点和行使司法职权的需要对其人员进行分类管理，从而实现司法职权内部配臵的优化。但目前，我国法官被纳入国家公务员管理，其进出、考核、晋升、待遇与其他公务员的管理几乎一样（除了任职资格要求更加严格之外）。职务职级晋升更要由有关人事管理部门进行考核和决定；甚至连法官法规定的法官等级也要按照行政级别来评定，导致司法机关的内部管理不得不跟随行政机关的指挥棒转，无法脱离行政职级进行分类管理。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了司法机关原本就存在的行政化观念和管理模式，使司法机关的内部管理呈现出浓厚的行政化色彩。

三、如何优化司法职权的资源整合配臵，建立具体的运行机制。

（一）以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为基本原则。

司法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高效，公正是人类在各个领域都普遍追求的理念。而司法公正，就是要求人民法院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运用法律主持公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程序，准确、合法、及时将法律适用于对诉讼的裁判之中，使裁判结果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精神，增强民众对诉讼的信赖。而

司法独立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条件。我国宪法第126条明确规定了法院与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肯定了司法独立是有法律依据的。但实际上困扰司法改革多年的是审判权与检察权得不到真正的司法独立，突出表现是行政对司法的干涉。法院的人、财、物均受制于行政机关，造成了司法机关不得不听命于行政机关的不良干涉，从而在日常工作中出现了裁判不公的情况。若行政机关仍然掌控着两院的经济命脉，也就意味着司法仍然得不到真正的独立。

（二）建立符合司法工作特点的人事制度。

司法工作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只有司法人员及其组合的优化，才可能实现职权配臵的优化和职权运作的高效率。所以，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录用应当由司法机关按照最高司法机关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自行决定。国家应当设立区别于行政等级的司法人员工资福利序列。法官的等级、职责权限、工资福利，应当按照从事司法工作的资历和水平，由司法人员管理机构独立决定，而不应当完全按照行政级别由行政机关或行政管理部门来确定。对于考评机制要进行改革，取消不合理的评比标准。法官的考核应当注重其工作的业绩，要讲究定量考核，减少人为评分因素，简化考核方法，要绝对的抓好审判管理质效指标管理。对法官的评价应当看他的职业道德、法学素养、办案能力等综合因素，因为衡量一个法院审判工作开展得如何，要看是否符合公正与效率的标准。这样，把司法人员的注意力从关注行政级别的晋升上引导到

（三）建立科学的法官保障制度。

切实提高办案法官在法院内部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是审判资源能否得到优化的关键和保障，提高法官的待遇和社会地位是

鼓励法官积极办案最有效的方法。目前，我国法官职业化的目标尚未实现，“就中国法院的现实看，对多数干警而言，法院工作还是其谋生和满足其他各种需要的主要手段，他们共同的、迫切的需要仍然是改善生活状况。”法官经济待遇低于法官们要求的普遍期望值，没有养老保险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对法官职业的尊重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法官社会地位不高，但办案风险极大，如何切实有效地提高法官参与办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建立科学的法官保障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要做好了法官经济保障制度，真正落实了优待法官的经济政策，提高法官福利待遇，完善法官养老机制；另一方面要做好对法官的保护机制，法官除故意违法裁判外，对法官因法律认识错误或是为了顶压力、抗干扰的，要实行言论免责和加强人身保护。这样，法院才会有吸引力和凝聚力。

（四）完善信访处理机制。

对于涉诉信访案件，要有正确的认识。在当前社会背景下，人心浮躁不稳定，负面事件不断，如果对涉诉信访案件建立源头追究制，不利于对办案法官的保护，极有可能引起法律适用的偏离。对涉诉信访案件，要按照最高法院和省委关于涉诉信访工作的一系列部署，统一组织，集中专门力量处理。

总之，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应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完善法院的各项配臵，深入推进司法职权的合理配臵。

参考文献：

1、齐树洁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2、陈卫东在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第一届年会上发言，《法制日报》，2007年12月09日。

3、孙万胜《论司法改革观念的定位》。4《人民司法》2000年第4期。

5曾峻《司法职权配臵新动向》2008年2月27日

第三篇：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最终版）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将到干货这一名词。

要谈政府自身，要尊法学法守法，依法全面履行职责，所有行政行为都要于法有据，任何政府布恩都不得法外设权。腐败现象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权力寻租，要以权力瘦身为廉政强身。

“有权不可任性”

报告原文：

地方政府对应当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要彻底放、不截留，对上级下放的审批事项，要接得住、管得好。

经观说：

近两年，随着简政放权的力度加大，一些地方和部门少数人表现出了“懒政”、“怠政”的情况，“不能为”、“不敢为”和“不愿为”这些观念仍然存在。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后对干部的考核与以往不一样，原来是靠审批来管，简政放权之后怎么审，不审批了怎么办。总体来说，这是政府放权后如何管，怎样履行政府职责的问题。

法治政府

报告原文：

坚持依宪施政，依法行政，把政府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所有行政行为都要于法有据，任何政府部门都不得法外设权。

经观说：

作为中国最高行政机关的“年报”，尽管对另一分支的司法改革鲜有着墨，但法治精神 贯串全篇，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到“把信访纳入法制轨道”，从“坚决打掉寻租空间”到“加强行政监察”，都在强调建设法治政府。今后，各级政府不仅要面 临廉政监察（整顿乱作为），还要面临效能监察（整顿不作为）。各级官员不仅不能“以权压（司）法”，也不能在自己职权范围内搞“立法部门化，部门利益化” 了。

既反腐，也追究“为官不为”

报告原文：

政府工作还存在不足，有些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作为，一些腐败问题触目惊心，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我们要直面问题，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勇于担当，不辱历史使命，不负人民重托。

经观说：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高压态势，已经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官场生态，在风气明显好转的同时，一些政府和官员不作为、怠政懈政的现象明显抬头。治国先治官，应对新形势，亟需对症下药，在持续反腐之下，推动政府高效运转，追究官员“为政不为”的责任。

第四篇：全面推进的中国司法体制改革

全面推进的中国司法体制改革

白龙 和晓

 2012-10-16 16:02:14

来源：人民日报2012年10月15日

司法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利剑。十六大以来，以维护司法公正为目标，我国司法体制机制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是我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方面，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围绕加强人权保障、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提高司法能力、践行司法为民等范畴，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并且还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继续推进。

宽严相济

针对犯罪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该宽则宽，该严则严，有宽有严，宽严适度的刑事政策

【镜头】

“之前，我对涉林刑事案件判缓刑居多的现象感到困惑，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太理解。”福建省南平市是我国南方重要林区，福建省人大代表罗群荣对以往涉林刑事审判工作一度忧心忡忡。为此，去年年初，福建省邵武市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主动邀请罗群荣作为人民陪审员参审，部分当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应邀旁听了庭审。

“通过亲自参与审理，我明白了法院办案不仅要根据立功、自首、退赃等情节，还要综合考虑被告人的家庭及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对被告人适用缓刑是慎之又慎。”罗群荣说。

【点评】

宽严相济是我国在新形势下提出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在新时期的继承、发展与完善。它以区别对待为核心，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宽严相济，并不意味着一味从宽，甚至放纵犯罪。对于恐怖犯罪、黑恶势力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以及抢劫、强奸、贪污贿赂、贩卖毒品等严重刑事犯罪，人民法院向来是在突出重点、严格依法的前提下，严厉予以打击的。

与此同时，人民法院如果依法用好“从宽”的一面，同样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事实证明，由于审判机关很好地适用了“从宽”政策，使得许多过失犯、初犯、偶犯、未成年人犯、老年犯有机会改过自新，重新融入社会，真正促进了社会和谐。

执法规范

为了实现公正、文明、严格、高效的执法目标，在法律的框架内，对执法活动进行程序化与标准化建设

【镜头】

“也许有人认为交警的工作只是‘站马路’，简单得很，但7年‘站’下来，我发现，交通民警从事的并不是拼体力的简单工作，与身边群众、交通参与者的每一次沟通，执勤执法中的每一个细节，其实都值得我们用心去钻研去琢磨。”不久前，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公安部交管局在全国交警系统选调63名规范执法标兵，分成12个组分赴黑龙江、内蒙古等省区开展规范执法宣讲交流活动。北京市交通管理局东城支队天坛大队民警焦春雨的发言体现了他对“执法规范化”的深刻理解。据了解，宣讲团所到的12个省（区），对规范执法宣讲交流活动及时进行了总结，并对下一步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提出要求。

【点评】

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执法面临的要求越来越严格。社会日益开放透明，对执法行为的监督越来越严；人民群众权利意识的日益增强，要求执法工作要更加文明公正。执法规范化建设，成为公检法司各个部门面临的当务之急。

2010年底，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实施《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2010年版）》，涵盖了从执法办案初始环节到案件终结的执法全流程；公安部在全国公安机关全面推行“执法信息网上录入、执法流程网上管理、执法活动网上监督、执法质量网上考核”的执法办案新模式，动态一目了然；全国监狱系统建立了集管理、教育、执法、劳动、罪犯权益保障、监督于一体的执法标准和程序。规范化执法，已经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有着内在层次的、动态的实践性要求。

司法公开

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包括立案公开、庭审公开、执行公开、听证公开、文书公开、审务公开六个方面

【镜头】

“收到法院发来的送达传票的短信时，我还以为是诈骗短信，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拨打了上面留下的电话号码咨询，原来真是法院发给我的，令我喜出望外。这种短信通知案件信息的方式真是太便捷了。”自2011年开始，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运用信息化手段促进司法公开，投资搭建短信平台系统，所有案件一经立案即由该平台自动发送短信告知当事人案件承办法官、举报电话、开庭通知等“第一手”案件信息，如有疑问和建议还可进行短信互动交流咨询，有效增强了司法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点评】

阳光下运行是司法公开的目标，既是对司法活动的自信，也是对群众要求司法公正的积极回应。深化司法公开，从“有选择”到“全方位”、从“当事人”到“全社会”、从“零散”到“集中”、从“浅表”到“实质”，每一次公开都在推进和群众的沟通，每一个转变背后都是司法部门观念的变迁，将司法权力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进而倒逼自身建设，提高司法公信力，赢得社会对司法机关的认可，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

群众想知道什么就公开什么，充分保证了群众的知情权。听得到、看得见、听得懂的司法活动，群众极为认可。司法越公开，越能增加群众的公平感和对司法部门的信任感，让群众对司法有信任，对社会有信心。

量刑规范

在实体上规定各种从轻或者从重处罚的量刑幅度；在程序上允许量刑各方在庭审中展开量刑辩论和质证

【镜头】

“这罪，我认得心服口服！”日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盗窃案，被告人高某、冯某和武某都因结伙撬开私家车盗取财物而以盗窃罪入刑，但各自所受刑罚却并不相同，宣判后，三人表示认罪服法。

“这就是量刑规范化带来的好处。”审判此案的法官表示。“量刑论辩”作为庭审的重头戏，留给三名被告人的辩护人充分时间，就公诉人提出的量刑建议展开辩论，而法庭则充分考虑双方意见，最后确定宣告刑，整个过程在法官的量刑表上清晰明确地予以体现。

【点评】

量刑被称为是刑事正义的一半工程，和定罪同等重要。然而，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曾经出现过不少“同案不同判”的情况。为了改变“估堆式”的量刑方法，最高人民法院从2005年开始对量刑规范化改革进行实质性调研论证，并逐步开展试点，至2009年，试点法院已扩展到全国120多家。从2010年10月1日开始，量刑规范化改革在全国全面试行。

量刑规范化改革改变了过去法院、检察、公安三机关只有法院重量刑的工作模式，将各政法机关的相关工作有机地衔接起来。专家表示，量刑规范化改革，既使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得到进一步贯彻落实，也使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得到进一步保护，既使社会矛盾得到进一步化解，也使公正廉洁司法得到进一步保证。

死刑复核

2007年1月1日起，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各高级人民法院不再行使此权力

【镜头】

被告人郭某与被害人王某系初中同学，2005年确定恋爱关系。2007年，二人恋爱关系遭王某父母反对，王某被迫与被介绍的男友交往。郭某发现后，赶往王某家中，商谈无果后将王某刺死，郭某自杀未遂。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处郭某死刑；郭某提出上诉后，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本案系典型的因婚恋纠纷引发的故意杀人案，被告人在有深厚感情基础的恋爱关系受阻的情况下实施犯罪并殉情自杀，认罪、悔罪态度较好，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兼顾出发，不核准郭某死刑。

【点评】

俗话说“人命关天”，如何严格掌握和统一死刑适用的标准，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关系到当事人的人权保障。近年来，云南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案等，由于在事实认定、证据审查和运用方面的严重错误，导致错判、错杀，社会影响恶劣。

死刑复核直接关系到公民生命权，必须确保依法公正进行。2006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决定从2007年1月1日起，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的核准权。2012年3月14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死刑复核制度作了重大修改完善，在原有立法规定的基础上，对死刑复核程序作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这对确保死刑案件质量、加强诉讼人权保障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国家赔偿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行使职权给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人身权或财产权造成损害，依法应给予的赔偿

【镜头】

去年3月的一天，湖南青年刘某从广东佛山南海区人民检察院拿到了4万余元的国家赔偿金。此前，刘某因涉嫌抢劫罪被羁押，后因证据不足不起诉，在刘某向检察院提出赔偿申请后，仅过了两个月就拿到了国家赔偿金。

今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2012年国家赔偿标准，具体数额为每日162.65元，比上年增加20.32元。这是依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正常的国家赔偿标准调整。从1995年国家赔偿法实施到2010年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再到2011年国家赔偿司法解释的出台，国家赔偿制度不断完善。

【点评】

国家赔偿是建立正常法治秩序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如果说国家权力体系是一台结构复杂的机器的话，那么在这台机器运行的过程中，不可能永远不出现故障。“冤案不可避免”也是国家机器的风险，如何为风险买单，则是制度设计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近年来，国家赔偿从无到有，制度设计从粗到细，赔偿意识从弱到强。特别是新修改的国家赔偿法，首次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取消了确认程序、畅通了请求渠道、调整了归责原则、扩大了赔偿范围、完善了赔偿程序、提高了赔偿标准、改进了经费保障。国家赔偿的这些变化，记录着我国相关制度建设的自我完善之路，反映出法治建设的坚定步伐。

辩护制度

辩护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辩护权、辩护方式、辩护主体和辩护责任、辩护人的权利义务等

【镜头】

“你有权获得辩护”已不再是一句仅存于电影、电视里的台词。2011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这是2007年律师法修订后律师工作全面加强的一个方面，近年来，在司法活动中，逐渐明确了律师的基本定位和职业使命，把严了律师入口，加强了对律师执业的全程监管，同时完善了律师的权利保障，调整了律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

【点评】

辩护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帮助当事人实现辩护权的群体就是律师。律师通过帮助当事人进行辩护，在司法活动中实现平衡，充当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社会和谐的“稳定剂”。

律师自身权利和地位的明确是律师正常开展工作的前提，也是律师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础。刑诉法和律师法的修订给律师明确定了位，强调了律师合法权益，同时，逐步解决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这“三难”问题，便于律师开展工作。

随着律师活动深入到各个领域，全社会对律师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加强律师队伍自身的建设和管理，才能让社会对律师更加信任。全程监管的设计让律师行业在自我管理的同时接受司法行政管理，有利于律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有利于社会和律师良性互动，进而共同推动法制建设。

社区矫正

将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志愿者的协助下，矫正其心理和行为的非监禁刑

【镜头】

41岁的林某是北京市东城区某街道居民。2010年5月，林某和邻居因争执互殴。2011年7月11日，林某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法庭宣判以后，他填写了“社区矫正保证书”，保证自己在矫正期内不会有违法行为。7月22日，林某开始了在社区服刑的生活，成为北京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矫正对象。每个月，林某要完成至少10小时的劳动，比如，清扫社区卫生死角、清洗健身器材等。每周五，林某要在9点至11点向街道司法所电话报到，汇报一周的学习情况、思想体会、遇到的问题、外出情况等。对这样的生活，林某感到“很满足，能照顾母亲”。

【点评】

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将社会危害性小、悔罪表现好的罪犯放在社区，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力量，加强监督管理，开展综合教育矫正和社会性帮扶，有助于其主动配合，更快更好地融入社会，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维护社会稳定。

我国根据国际通行做法，从引入社区矫正到如今的全面试行，拉开了非监禁刑发展的序幕，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罚执行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数据表明，社区矫正人员在矫正期间的重新犯罪率一直保持在0.2%左右，绝大多数社区矫正人员能够认真接受矫正，遵纪守法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明显增强。

第五篇：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立案审查变立案登记制

发表时间:2014-10-29 8:25:50 内容来源:新京报 浏览:3 上传:0 作者: 全文(共2页)

■ 说明

司法不公问题十分突出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曾经引用过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段话，他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如果司法这道防线缺乏公信力，社会公正就会受到普遍质疑，社会和谐稳定就难以保障。因此，全会决定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

当前，司法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问题十分突出，一些司法人员作风不正、办案不廉，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吃了原告吃被告”等等。司法不公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司法体制不完善、司法职权配置和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不健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司法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这次全会决定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基础上对保障司法公正作出了更深入的部署。

加强公共利益保护

现在，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主要是依法查办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涉嫌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范围相对比较窄。而实际情况是，行政违法行为构成刑事犯罪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乱作为、不作为。

全会决定提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作出这项规定，目的就是要使检察机关对在执法办案中发现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及时提出建议并督促其纠正。这项改革可以从建立督促起诉制度、完善检察建议工作机制等入手。

在现实生活中，对一些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侵害或者有侵害危险的案件，如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由于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使其没有也无法提起公益诉讼，导致违法行政行为缺乏有效司法监督，不利于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加强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有利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行政诉讼制度，也有利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以审判为中心避免冤假错案

充分发挥审判特别是庭审的作用，是确保案件处理质量和司法公正的重要环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必须坚持。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办案人员对法庭审判重视不够，常常出现一些关键证据没有收集或者没有依法收集，进入庭审的案件没有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要求，使审判无法顺利进行。

全会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的是促使办案人员树立办案必须经得起法律检验的理念，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检验，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项改革有利于促使办案人员增强责任意识，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错案产生。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任何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不得让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机关都不得执行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对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健全行政机关依法出庭应诉、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并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完善惩戒妨碍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拒不执行生效裁判和决定、藐视法庭权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

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

（二）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

完善司法体制，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统一刑罚执行体制。改革司法机关人财物管理体制，探索实行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检察权相分离。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完善行政诉讼体制机制，合理调整行政诉讼案件管辖制度，切实解决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突出问题。

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加大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诉行为的惩治力度。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完善审级制度，一审重在解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二审重在解决事实法律争议、实现二审终审，再审重在解决依法纠错、维护裁判权威。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明确司法机关内部各层级权限，健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

坚决惩治司法掮客行为

（三）推进严格司法。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明确各类司法人员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工作标准，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

（四）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坚持人民司法为人民，依靠人民推进公正司法，通过公正司法维护人民权益。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公民陪审权利，扩大参审范围，完善随机抽选方式，提高人民陪审制度公信度。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

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依法及时公开执法司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和生效法律文书，杜绝暗箱操作。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

（五）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

落实终审和诉讼终结制度，实行诉访分离，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申诉权利。

（六）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司法机关要及时回

应社会关切。规范媒体对案件的报道，防止舆论影响司法公正。

依法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严禁司法人员私下接触当事人及律师、泄露或者为其打探案情、接受吃请或者收受其财物、为律师介绍代理和辩护业务等违法违纪行为，坚决惩治司法掮客行为，防止利益输送。

对因违法违纪被开除公职的司法人员、吊销执业证书的律师和公证员，终身禁止从事法律职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坚决破除各种潜规则，绝不允许法外开恩，绝不允许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

■ 说明

跨行政区划设法院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行政诉讼出现，跨行政区划乃至跨境案件越来越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导致法院所在地有关部门和领导越来越关注案件处理，甚至利用职权和关系插手案件处理，造成相关诉讼出现“主客场”现象，不利于平等保护外地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法院独立审判、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维护法律公正实施。

全会决定提出，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这有利于排除对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的干扰、保障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有利于构建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诉讼格局。

建巡回法庭

近年来，随着社会矛盾增多，全国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尤其是大量案件涌入最高人民法院，导致审判接访压力增大，息诉罢访难度增加，不利于最高人民法院发挥监督指导全国法院工作职能，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不利于方便当事人诉讼。

全会决定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这样做，有利于审判机关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当事人诉讼，有利于最高人民法院本部集中精力制定司法政策和司法解释、审理对统一法律适用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案件。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