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关系的历史教训

第一篇：政企关系的历史教训

时代人物周报：政企关系的历史教训

高超群(作者单位：社科院经济所)时代人物周报 2005年04月26日

中国最早的工业化运动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在精神和气质上非常近似，但是中日两国的近代命运却大相径庭。甲午战争，事实上就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较量。日本胜利后不仅获得了战争赔款和在中国的经济特权，明治维新的政治路线也成为其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而中国的失败，导致洋务运动破产，“中体西用”的政治路线和大上军工、重工的经济路线沦为了笑柄。

为什么中日两国的国运差异如此巨大？最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政策的高下，而在于日本的武士通过政变获得了国家政权，而中国的开明士绅则由于内忧外患的压力，非但没有获得政权，而且在朝廷里也只不过是一个权宜性的派别。最生动的例子就是李鸿章只有通过贿赂慈禧，才能发展海军；轮船招商局要面对各种克扣和刁难，还要安置冗员，并容忍他们违法乱纪。而日本岩崎弥太郎的三菱会社在政府扶植下，早就扬帆海外了。所以，中国近代政府和企业关系的开篇就给了我们一个不可忘记的教训——权力的重要性。

进入民国以后，“城头变幻大王旗”，中国丧失了基本的政治秩序，企业与政治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一方面，企业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能量，从安福系、交通系到江浙财阀，他们操纵国会，为军阀提供财政支援，两面三刀，朝秦暮楚，甚至可以左右政府的产生和政策方向；在民间社会，则有上海总商会这样的重镇可以影响舆论、控制市面。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极为虚弱，任何一个军阀随时都可能勒索企业家，财产和人身安全都没有保证，更不要说建立正常的竞争秩序和竞争规则。“虽然有富人，但没有富人阶级，因为这些富人既无共同的精神，又无共同的目标，既无共同的传统，又无共同的希望，他们只是一伙人，而绝不是一个团体”。所以第二个教训是，企业家之间没有联合。

抗战以前的十年是中国企业的黄金十年，企业无论规模还是数量都有一个很大的飞跃。可一旦战争爆发，中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弱点就暴露无遗。一方面是政府太强，似乎无所不能；另一方面，政府却没有能力实现税收的统一，走私横行，有法不依，甚至连国内铁路的轨距都不能统一。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南京政府的统治基础还是军阀和乡村地主，它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必须在维护地主利益的前提下开展。

中国的企业家仿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政治侏儒症，他们缺乏力量感。一再幻想有一个强权者来保护和支持实业的发展，希望像一个孩子一样被照看，袁世凯、蒋介石都曾经是希望之星。在这样的心态下，实业不过是一种致富的技术，而不是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关系。所谓实业救国，就成了无源之水。富豪们之所以缺乏力量感，是因为他们缺乏动员社会的能力，“钟情于一种非历史、非政治的精神，陶醉于眼下的成功而只求永保太平”，他们似乎未老先衰，“无能担纲民族的权力利益”。所以第三个教训是，没有动员社会的能力，就没有力量。

构建和谐的政企关系

2005年03月06日 中华工商时报

100多年前，德国奔驰之父卡尔·本茨先生对属下有过这样的训词：请记住，与政府修好是本公司最大的公共关系。而在中国，一位著名商人———胡雪岩，则比他更早悟出这个道理，并且由于其在实践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使自己财源滚滚并且官运亨通。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胡雪岩的官商关系显然是一种扭曲的政企关系。但是，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100多年后，扭曲政企关系的胡雪岩却仍然被无数人尤其是私营业主所推崇？

回答这个问题恐怕得从政府的定位说起。长期以来的政企关系，无论是行政管理学家毛寿龙教授所说的“上下级关系，还是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副省长吴瑞林所说的“父子式关系，都说明了两者的地位是完全不对等的。在游戏的跷跷板中，政府因为其掌握的巨大权力和经济资源总是处于强势一方。而作为弱势一方的企业，为了获取有限的经济资源和政策支持，或者干脆就是为了获得正常经营的机会，必然需要付出一定代价。全国工商联所做的调查验证了这一点：企业每年交费、应付摊派及进行公关招待的支出数目惊人。

尽管政府职能的转变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和企业所满意的程度还是有很大的距离。政府手中握有的权力太大，干预、管理的职能还是过分突出，而服务、协调的角色并没有完全到位。政府总是把自己置于比企业高贵和高明的一种角色上，认为企业不过是下级或者子民，导致政府该做的事没有做，而不该充当的角色却频频充当，错位、越位的表现不断，总之，并没有完全到位。

那么，政府到底该如何转变？我们认为，不妨从三方面进行改善：一是要把自己从万能的政府转变成有限作用的政府，让政府变小。经济发展中企业是真正的主体，政府既不是万能的，也不可能万能，政府应定位在该发挥作用的范围。万能政府必然是效率低下、臃肿、手忙脚乱的政府。二是从干预型的政府转变为服务型的政府。政府和企业应该是平等的主体，并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政府是企业的服务者。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国家，政府是列入第三产业的，属于广义的服务行业的范畴。三是政府要从侧重为国有经济服务的政府变成为所有经济成分服务的政府。从这一点上说，也许，当民营企业的标签在政府的眼里被撕去的时候，就是政府职能真正到位的时候。

我们认为，新型的政企关系中，政府的根本目的不是控制经济资源，而是为企业服务，正是这一点构成了现代政企关系的基础。从现实来看，要实现这种转变，最关键的还是要减少政府手中的权力，除了必不可少的一些公共管理职能之外，能够交给市场的应当尽快交给市场。

所幸的是，中央对此认识深刻。在昨天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就坦承政府工作还存在不少缺点：政府自身改革和职能转变滞后，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过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比较薄弱等。他强调，将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这无疑预示着一种好的开始。

再造创富时代的政企关系

责任编辑：陈云 2003年1月07日 人民网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中共十六大之后，无论是学界人士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执政者，都对温州乃至浙江投注了更多的关切，人们希望，我们公认的民营经济先行者，可以为即将到来的创富时代写下最富有说服力的注脚，并且继续成为这个时代的领跑者。这固然是温州乃至浙江最大的优势，也未始不是其最大的困惑。因为它们以体制创新赢得了过去20余年，也必须以更多的创新赢得未来。

再造顺应于这个新时代的新型政企关系，即是摆在温州乃至浙江人面前的一盘待破之局。

去年长沙远大搬迁的消息在长沙乃至全国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其中当然不乏媒体炒作的因素，但业界更为关注的是由此凸显的转型期的政企关系。事实上，在同一时期，大企业外迁在温州已经不是个案。不少知名企业将总部和研发中心迁到了上海，而将生产基地迁到了劳动力成本更便宜的中西部地区。然而，温州企业的外迁引起的震动要小得多。从温州市长钱兴中的话语之中，我们甚至还听出了乐见其成的意思。当然，钱市长也提醒企业，不要脱离企业赖以生存的产业链。

温州乃至整个浙江民营经济的勃兴，更多地得益于民间的创造力，然而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不察的。去过温州的人都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谈及政府，人们常常有一种政府“无为”甚至“无能”的感觉。然而谁都承认，正是政府的这种看似“无为”甚至“无能”的状态，才最大限度地激发了潜藏于温州民间的创造财富的冲动，才使得那些创造财富的源泉没有阻碍地充分涌流了出来。

看似“弱势”的政府格局使温州的民营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样板，也使浙江经济一马当先，长期保持了全国第一的增长率。然而，如果我们认为温州的“弱势”政府格局从一开始就是当政者有意为之，则未免失之偏颇。毋宁相信，温州的为政者只是顺应了民间的意愿，在尚不知该如何面对新兴的民营经济时，在势不可挡的民间创富热情奔涌而来之时，采取了一种宁愿一放的姿态。而且，期间政策的反复确实也使成长中的温州民营经济历经磨难。温州20多年民营经济发展的历程，也可以看作是政府寻找在经济转轨时期准确定位的历程。正如温州民营企业正面临二次创业一样，政府寻找定位的过程也远未结束。在民营经济的总量已经在经济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温州乃至浙江，政府仍然面对创建新型政企关系的考验。

如果说放手发展民营经济是温州过去20年政企关系的真实写照，而民营经济也在这样的关系中获益良多。那么面对率先走出青春期的温州乃至浙江民营经济，在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左右地方经济发展趋势和方向的主导力量，甚至开始影响到地方社会政治生态的方方面面的今天，政府是否还能一如既往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是否还能安于其往昔的“弱势”地位，对为政者是一个现实的考验。

我们注意到，正因为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主体，因而在浙江，许多地方的政府部门有重新把民营经济纳入体制内管理的苗头，以当初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管理民营企业有回潮之势。为民营经济设定发展计划和目标，几乎成为一些地方重视民营经济发展的一大象征。即以上市为例，政府部门在建立证券强省、大省的目标驱动下，虽然没有明确的干预，但却不乏将政府目标作为企业目标，并以行政方式加以推动的冲动。

温州乃至浙江过去20余年所取得的先发优势，更多地得益于体制创新。这种创新固然承袭了浙江的重商传统，政府对自身职能的清晰把握也功不可没。对于新生的民营经济来说，政府不盲目越位为市场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为民营经济提供了施展的舞台。这是温州乃至浙江企业和政府共同带给中国经济的宝贵财富。

已经没有人怀疑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对于民营经济，很容易从过去的旁观者一跃而变为热心的扶助者。在这样的过程中，不适当地以市场管理者的身份，试图左右民营经济的发展轨迹，很可能成为一些为政者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模式。

然而，在经济格局根本性的变化之后，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面临未曾经历的转型。如果政府在这样的变革面前不能敏于行，不能顺应经济大格局的变化而对自身做全面的审视和及时的调整，政府的行政方式将成为当地民营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作为民营经济的先行者，这是对温州乃至浙江经济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其先发优势，保持以民为本的经济活力的一大考验。

政企关系：未来政策将有重大突破

2005-02-27 股票勇华证券

责任编辑: 李用

国务院官员在国家经贸委举办的“世界工厂”与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上透露，未来政策即将出现重大变化，其中作为发展战略提出的：“构建一种新的执政关系”，将会明显地表现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当中。在过去，国有企业的改革，所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政企不分，国有企业改革了几十年，但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妥善的解决，一旦出了问题，政府和企业，还是谁也离不开谁。而“构建一种新的执政关系”的战略提法，虽然还是面对的同一问题，但高度显然已经大为不同了，这不由得使人对未来政策充满了期待，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充满了期待。因为从“构建一种新的执政关系”战略出发，未来国有企业的改革，可能真正获得重大突破。

第二篇：电力管理政企关系优化分析论文

【摘要】由于自身社会情况以及对于电力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的考虑，我国现行的电力管理体制采取的是政府从管理体制，投资，电价等多方面，对电力行业进行高度监管和控制。在这过程中，产生政企各自职能界限区分不明晰，电力行业市场化进程较为缓慢，电价控制不符合市场规律，从而造成我国社会用电现状产生较多弊病。本文从现有电力行业弊端出发，考虑优化政企关系，让政府更多从法律法规角度，而非实际操作层面对电力进行监管，而企业则更多从市场化层面参与其中，通过优化和构建一个良好互动的合作型政企关系，进而改善我国电力管理的不足，让民众能从中较多的受益。

【关键词】电力管理；电力监管；市场化；政企关系

1现状

尽管我国电力行业管理在这20年来一直坚持走在持续市场化的道路上，但梳理现如今的我国电力行业管理特征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政企关系不足与弊端，仍不由让人感到深深的忧虑：

1.1电力管理

目前我国电力企业经营机制是在政府宏观政策引导下企业自主经营，与此同时，在微观层面上，政府也能干预电力企业的经营。作为电力行业的宏观管理者服务者，政府通过政策、财政等引导行业发展，制定企业行业标准，并通过法律法规对企业和市场运行进行保护和强化。同时，政府对企业经营进行制约，甚至可以直接干预企业实际经营行为[1]。而企业作为电力的生产者和供应者，发电、输电、配电、供电和用电五个环节，均由发电企业和电网公司来完成。在发电侧，现已初步形成了中央、地方和外资等多方办电的竞争格局；但在电网侧，均由电网公司负责各个环节，我国现有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两大电网公司，都为国家控股所有。

1.2电力投资

随着不同类型企业在发电侧的多元化发展，在发电方面，电源投资主体较广泛，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营企业和外资等，其中地方政府、民企和外资对电力投资的比重较大。而更值得让人称道的是，随着绿色环保概念的不断深入人心，中央政府近年来逐渐加大对节能减排，科技创新等方面投入。除了发电投资，还有电源建设投资。水电、火电是电力行业的主要投资方面。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产业政策出台，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占比在不断上升，核电、新能源等方面成为新的投资方向。但在电网方面，与涉及电网侧的企业类型一致，电网投资主体仍是国家控股所有的电网公司。

1.3电价

我国电价制定现阶段主要是掌握在政府手中。电价管理还是由国务院物价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部门执行。政府部门享有电价的核定权，而无论是发电企业还是电网企业，都没有拟定电价的权力而只有执行电价的权力。以城市电价为例，城市电价由省级（或自治区、直辖市）电价体系统一管理，具体的电价方案也由省物价部门以电力企业成本为基础，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制定，政府负责具体实施执行，自身没有制定电价的权限。发电企业和供电公司自身更没有制定和更改电价的权限，只能执行政府制定的电价，同时接受政府物价部门、审计部门等的监督和检查[1]。

1.4电力监管

我国电力行业，就现阶段而言，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监管：（1）准入监管。企业要从事电力生产、供应与销售业务，必须要通过政府电力管理部门的准入审核，在取得生产经营许可证后，才能从事电力相关业务。（2）运行监管。依照政策法规所制定的许可范围内，企业从事发电、输电、供电业务，执行政府的电力、环保、消防、卫生等相关技术标准，接受政府监管。（3）电价监管。除了之前提到的，我国采用政府定价，发电和电网企业只有执行电价的权力以外，如果政府认为确实有需要维持相对稳定的电价，可以直接补贴企业，调整运作成本。（4）电力安全监管。平时需监管电力企业对电力安全标准的执行情况，当电力设施和供用电秩序方面的产生问题或纠纷，电力管理中发生重大问题，突发事件等，也需要政府及时出面协调处理。

2问题

从上述现状看，我国电力管理体制较为全面，涉及电源建设，发电，供电，用电等方方面面。那这种监管为何还会让我们产生担忧呢？按照管理学的观点，现代化企业制度革新的基础就是政企分割，尤其对于我国现阶段机构改革而言，更是成败的关键，促进电力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现阶段，政府部门仍能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干预电力企业的经营，并通过垄断供电环节，影响整个电力行业从发电到用电的“流水线”。根据国家统计局消息，中国2013年全国发电总量达到5.2万亿kWh，国家电力市场完成交易总电量为6千亿kWh，通过市场交易的电量仅占全年发电总量的11%。可见政府的审批和计划仍旧控制着全国电量交易，而电力企业的经营和交易自主权很小。此外，正如之前从发电侧和供电侧两个环节上不同企业类型分布便可以看到。发电侧的企业已经逐渐多元化，政府，民间，外资等各方共同竞争；在供电侧，仍然是国有资本一家独大。经济学告诉我们，对于一条产业链上任何一个环节被垄断，垄断方就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从而使得市场机制失效。国内电力行业这样的现状，无论是发电企业还是电力用户，利益上都会受到垄断方侵害。尽管在发电侧电力企业多元化已逐渐产生，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大部分电力企业仍是国有电力企业。对于国有电力企业，其与政府在产权上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这就不可避免会进一步强化政府对其经济活动的制约，从而在电力行业之中，进一步强化现有的“强政府”，同样也导致社会力量被变相削弱。电力投资方面，尽管政府与市场已经开始逐渐转向新能源开发，现状是，目前现有投资重点仍集中在火电与水电。以2012年数据为例，1~12月全国电源基本建设完成投资总金额为3772亿元，这之中水电所占比重为33.85％，火电所占比重为26.88％，核电所占比0.63％，风电所占比重为16.30％。这种电力投资结构，不可再生能源仍是发电主要能源。这一点，除了影响电力投资单一化以外，发电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对于现如今的环境也是一大负面影响。电价方面，政府定价这一规定，使得企业仅有执行电价的权力。一方面大大压缩了企业的经营成本，缺乏市场化电价机制导致电价不能及时有效反映供需情况，无论是发电企业还是供电公司来说，一旦发电供电成本上升，必然会缩减企业产生的利润。而对于任何企业来说，缺乏利润必然难以生存，为了维持生存只能降低成本，容易产生“电荒”现象。部分企业为了减少亏损，情愿少发电。电价过低又会造成用户对电力的过度消耗，从而加剧了电力短缺，如此一来，最后受到损失的仍是企业和用户。从以上这些情况看，我国电力行业虽然处于一个高度监管的层次上，但缺乏灵活性的监管手段和调节模式，从某些意义上倒是产生了负面影响。

3原因及分析

电力行业既然已经市场化改革近二十年，为什么还会产生这样缺乏灵活性的监管手段和政企关系呢？（1）电力作为一种居民生产生活必备的重要物品，可以视作公共产品[1]。公共产品是指无论购买意愿如何，都不能影响到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即公共产品具有“强制性”被购买的特点，当増加一个单位的消费者边际成本为零，即每多提供一单位边际成本同其他产品一样为正。（2）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历史原因，在建国之初的三十年中，处于计划经济的范畴内，梳理建国以来电力行业管理制度的变化，也是从严密监管到逐步放松，但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我国现有经济仍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局面。作为民生重要资源的电力，监管放松自然也相对较缓。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样监管力度较高的法国在面对电力行业改革时，又是怎样做的呢？由于欧盟在1996年和2003年出台两部电力改革法令，法国电力也随之进行改革，主要举措有以下两个[2]：①将输电业务独立出来，以保障输电系统运营的公正性；②将发电配电及供电业务继续保持在法国电力公司内部，但实行财务独立核算。电价方面，存在监管价格和市场价格并存的局面；电力规划方面，选择政府指导和市场决策相结合的方式。

4优化方案

从政府角度看，需要转变政府的职能定位，减少对于企业的垄断，以及对于一些关键性因素的硬性控制（如电价等），更多时候让市场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外一方面，政府应更为科学灵活地加以管理。凡是“立法先行”，只有法令明确，才能执行到位。此外，参考法国经验，加强监管部门的独立性，这也是监管部门公正性，可靠性的体现。而我国现有监管体制职责不明，造成的往往是政府一纸行政命令下来，企业按令执行，最后导致既不符合市场规律，又不符合社会现实。电价方面，政府定价虽然出于保护居民用电成本的初衷，但一系列经济行为连锁反应后，产生的结果并不那么令人满意，而监管价格与市场价格并举可能是个比较好的思路。从企业看，目前民间资本和外资能够进入的只有发电环节，开放被国有资本垄断的供电一块，则是政府亟需考虑的另一个问题。但作为企业，在内部也需要建立起各自独立，权责分明职能部门，相互制衡的公司制度和机构体系。由于我国国情，涉及电力行业的企业，大多仍是国有企业，这些企业与政府关系更为紧密，而企业自身就更应明确自身定位，以办企业而非拼政绩的心态去运作，才能更好的在产业链上扮演自己应有的角色。

5结语

看似小小的一度电，却关系着千千万万居民的日常生活，正如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陷入危机，新凯恩斯主义诞生后，对于政府和企业关系的完善后的论述那样，配置社会资源不仅要依靠政府调节，更要依靠市场调节，政府应适当干预企业行为，企业也应适应市场发展趋势，配合政府的引导，在一种互动型合作政企关系之下，资源配置才能达到最优化，而电力行业也同样如此。

参考文献

[1]董石桃，桂雪琴.论我国电力管理企关系的优化.湖湘公共管理研究（第五卷），2014，12.[2]房保华.我国基层电力企业与地方政府关系及优化研究.中国海洋大学，2014，12.[3]龙生平.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我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1，10.

第三篇：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

《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

自鸦片战争之后，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便开始陷入内忧外患中，帝国主义的铁蹄踏遍了中国的每一寸国土，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与此同时，民间的起义力量此起彼伏，先有太平天国，后有辛亥革命，而后者成功地结束了清朝统治，为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然而，仅仅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三个月后，代表旧势力的袁世凯极其领导的北洋军便窃取了革命的果实。在政治上，他恢复帝制；在经济上，他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地主阶级的利益；在文化上，他掀起“尊孔复古”的逆潮。孙中山先生毕生追求的“独立、民主、共和”一去不复返，辛亥革命宣告失败。

究其失败的原因，从主观方面来说：

第一，革命纲领具有模糊性，最终导致革命主体的复杂性。以同盟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口号，甚至幻想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同时，他们将所有矛头直指满清王朝，而忽略了力量同样强大的汉族旧官僚、旧军官，使他们也混入革命阵营。如武昌首义后革命党人竟然推举反对革命黎元洪出任都督，这无异于养虎为患。阳夏之役后，革命党人与黎元洪之间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逐渐颠倒，后来，黎元洪窃取实权。最终，大权被袁世凯收揽。

其二，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马克思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恰恰忽略了这一点。虽然革命党人也进行了大规模的革命宣传，但却没有深入到最底层的民众中去，没有把蕴藏着巨大革命力量的人民群众发动起来。晚年孙中山先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遗嘱中曾检讨了“唤起民众”之不足。

其三，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从革命政党内部来说，成分复杂、派系繁多、矛盾尖锐。如阳夏之役后，江浙联军攻克南京，革命中心有东移之势，此后，南北议和在上海举行，临时政府的筹备工作在沪宁一带展开。而这使得一些自居“首义之功”的湖北党人大为不满，孙武等人甚至从此屈从黎元洪。而上海方面光复会的章太炎等人早与同盟会交恶，所以也对黎元洪大加赞助。而这两个集团却忽略了共同的敌人——袁世凯。此后，袁世凯得以安全地在一旁坐收渔翁之利。

其四，缺乏可靠的革命力量和忠诚的革命武装。革命党人的革命武装大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这样的武装不仅不能成为革命的有力支撑，有时甚至会断送革命。没有自己的军队，也不建设自己的军队，或者说，仅仅依靠出钱、去雇佣别人的军队，是孙中山一生革命而未能成功的重要原因。

正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以上弱点和错误，辛亥革命注定不能成功。这也从根本上说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想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要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反封建必须与反帝国主义相结合。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所以，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

所有这些，都是辛亥革命留给历史的沉痛教训，当然也是先贤们浴血奋斗、艰辛探索留给后代的珍贵思想遗产，值得我们后人警醒和反思。

第四篇：关于从机构改革看政企关系的变

从机构改革看政企关系的变化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实施已近一年。从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角度看，这次机构改革的中心任务，一是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二是在大部分竞争性行业确实实现政企分开，三是加强执法监管部门。结合新机构到位并运行一年的情况，考察由本次机构改革带来的政企关系的变化得失，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

微观意义上的政企关系

人们已习惯于把政府所有与经济活动有关的行为都称之为宏观管理或宏观调控，这是一种错误。其实，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可以分为宏观调控、微观管理和微观管制三方面。

宏观调控的对象是作为宏观总量的国民经济，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力之广，几乎能波及到每一个微观经济主体甚至每一个公民。因此宏观意义上的政企关系是一种间接关系。

微观管理是政府代表国家站在出资者立场上依靠行政命令或直接参与市场的方式对微观经济主体实施的一种内部管理，主要指国有资产运营管理、部分社会公益事业和部分城市公用事业的投资和直接管理活动。微观管理的主体大多为地方政府，而公共企业的职员都具有国家公务员的身份。

微观管制则是政府站在完全中立的立场上，依据法律法规对微观经济主体实施的一种外部限制和监督，它包括经济性管制(市场准入和特定产品定价)、社会性管制(产品质量、污染排放及劳动安全等标准的设定)以及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管制;

由此可见，微观管理和微观管制体现的是微观意义上的直接的政企关系。而且微观管制又是政府最常见最繁杂的行政行为。计划体制下，政府成立大量的产业主管部门在几乎所有的产业•(其中大部分为竞争

性产业)领域从事微观管理活动。随着改革的深入，大部分政府微观管理活动将被取消，竞争性产业的组织和协调应逐步过渡给市场或企业志愿加入的行业组织(协会、商会)。而大量被节约下来的行政资源应该用来充实和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微观管制，•尤其是历来缺乏认识和不被重视的微观管制。

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对政企关系的调整：进展与不足

1.进展方面。本次机构改革根据精简、统一、效能和权责一致的原则，在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方面确实取得了空前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成了宏观调控部门。如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原国家计委)的职能定位在“负责研究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规划、总量平衡、结构调整的宏观调控调控部门。”而把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职能定位在“负责调节近期国民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部门。”为此这两大部门在某些职能上也作了重要调整，例如把制订产业政策和调整产业结构等职能移交给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调整和减少了专业经济部门。如在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的基础上组建信息产业部;把煤炭、冶金、机械、国内贸易、化工等部改为由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管理的国家局，将它们的行业主管职能完全剥离出去，使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调整为：“政府按投入企业的资本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向企业派出稽查特派员，监督企业资产运营和盈亏状况;负责企业主要领导干部的考核、任免。”从新三定方案来看，这些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实际上是走向行业协会的一种过渡形式。其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大幅度削减也表明了本届政府在政企分开问题上的强硬态度。

──加强了执法监管部门。如由地质矿产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海洋局和国家测绘局共同组建国土资源部;组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把国家环境保护局升格为正部级单位;在国家医药管理局、卫生部药政局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基础上组建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

以上举措都表明，本次机构改革在宏观调控、微观管理和微观管制三方面行政资源的合理配置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各机构三定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也较顺利。实质性的政企分开预计明年初即可完成。

2.不足之处。相对于本次机构改革的深广程度来说，前期的调研和行政组织法律等准备工作显得有些仓促，以至于某些决策有悖于本次改革的精神，同时也遗留下了一些短期内无法解决但在一定程度上会给机构改革带来负面影响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纺织总会和轻工总会本来已不在国务院系列，让它们向行业协会过渡是上一次机构改革已经解决了的事情，这一次却使它们回到政府行政系列，确实出乎意料;再如有色金属总公司分解为三个大型集团公司，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题中之意，看不出有成立有色金属局的必要;建材局在屡次机构改革中都保留下来也是令人费解的现象。

──在各专业部门大力改革和削弱的有利条件下，不应解散而是应充实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如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能。令人失望的是，本次改革使中央一级国有资产和国有大型企业的管理陷入混乱局面。插手这一块的有财政部的产权登记部门、有国家机关事物管理局、有国家经贸委、有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有人事部甚至还有国务院办公厅。大型企业稽查特派员是一种外部监督制度，它并不介入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那么现在谁作为国有产权的代表进入到企业的治理结构中去呢?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本次机构改革就不能说是成功的。

──非竞争性行业如铁路、电信、邮政、广播、电视、城市公用事业如何政企、政事分开，如何通过国有独资公司或政府公司制度来规范这些企事业单位的经济行为，本次改革没有触及。而谁都清楚，这些行业存在的问题决不亚于竞争性行业里国有企业所面临的问题，而且都是消费者极为关心的问题

──机构改革和政府组织机构的调整都应该纳入行政法制化的轨道，即必须由法律来产生政府机构，通过法律把政府机构的行为规范化。我国的情况则相反，是先有行政机构，再由行政机构来产生法律。由此而来的法律必然失之公正，而且在法律产生之前，相关行政机构的行为得不到制约，很可能有损相对人的利益;此外该机构还可能被随意调整甚至撤消。本次改革也不例外，没有修改药品管理法而产生新的药政机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没有出台电信法而产生政企尚未分开的电信管制机构“信息产业部”;国土资源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新机构也面临类似问题。

这里有必要特别讨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的行政性质问题。由于经国家济贸易委员会除近期国民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职能外，还接管了由部改为局的工业部门的经济调节、生产运行、投融资导向、技术进步、军工配套、进出口以及监督管理国有大型企业等微观管理职能。因此它活象一条“人鱼”，上半截是日本“通产省”，下半截是80年代的国家经委。作为“通产省”，行政指导是它的基本行政行为;作为国家经委，它则可以发布行政命令。在行政法学上，行政指导是非强制性的，相对人不服从，无须承担法律责任;相反，有误导效果的行政指导则必须对因此受损的相对人负赔偿责任。行政命令是强制性的。以往由经济综合管理部门施行的行政命令的作用范围是国有(营)企业，但在非国有企业已占国民经济大半壁江山的今天，如果没有明确的职能划分和严格的法律界定，如何能控制它将行政命令的触角伸向非国有经济呢?国家济贸易委员会随时都可能跨越宏观和微观的界限，随意使用行政指导和行政命令，由此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这个问题不解决，本次机构改革必然马失前蹄，无功而返。下文要讨论的“行业自律价”问题便能说明这一点。

今后政企关系之间可能产生的主要矛盾

如上所述，随着大部分竞争性产业主管部门的削弱，政府微观管理的重心应该转移到国有资产权益的维护和对非竞争性或模拟竞争性产业的直接控制等方面来。同时，包括这些产业在内的所有产业的各种类型的企业，今后更多要打交道的，是那些得到进一步加强的具有行政执法监督权力的微观管制部门。政企之间这种直接关系的转变，尤其在磨合时期，不可避免会产生某些新的矛盾或使原有的矛盾更加突出。

1.在微观管理方面，矛盾之一发生在国有资产的逐级代理者之间，其焦点是企业剩余索取权和经营控制权的分配。这种矛盾会因目前国有资产多头管理的局面而加剧;矛盾之二发生在那些政企紧密结合的公共企(事)业(如中央电视台、中国邮政、中国电信等)身上。由于这些公共企(事)业的性质和经营行为缺乏法律规范，在这些单位及其竞争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上，政府的处境会很尴尬。

2.在微观管制方面，矛盾之一来源于某些产业的行政管制立法不足(如电信法、证券法、药品管理法等)，这一方面使管制部门缺乏执法依据;另一方面又为管制部门行政违法(越权、滥用权、不作为及违反

程序)提供了条件。前者损害消费者利益和公共利益，后者损害相对人利益。矛盾之二来源于许多不合理的法律条款未能及时修改，这同样会影响执法效果和损害相对人利益。

3.政企(事)联盟对行政管制的干扰。以往某一行政管制机构在对违法企业行政执法时，常常会遭遇到企业主管部门和其所在地地方政府的干扰。这种干扰有时甚至有法律的依据，如水污染防治法就规定，当环保部门决定关闭某严重超标准排污企业时，必须证得该企业主管部门或综合经济管理部门的同意。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企业和其主管部门是利益共同体，它们一致对付管制机构是必然的事情。这一次机构改革，虽然许多行业主观部门转变为专业经济管理部门，不再直接管理企业，只从事行业指导性管理。但它们与企业之间“旧情”依在，在企业求援的时候，它们很难袖手旁观。不但依然可能帮助企业逃避或减轻行政法律责任，甚至还有可能创造出一项新的管制政策，置管制机构于不顾。我们举一个近期发生的事例来说明上述观点。

说明上述问题的一个“故事”：行业自律价

今年7月24日，国内最大一家羊绒生产企业到国家经贸委政法司宣传处递交《关于恳请国家经贸委加强对制止无序竞争、规范市场秩序宣传工作的建议》以及本企业与另12家大型工商企业联合起草的《制止恶性竞争、规范市场秩序推动工商联手、实现共同发展》的呼吁书，请求国家经贸委审核后在媒体公开发表。国家经贸委三位有关领导分别在7月27日、8月7日和8月11日作了批示，均认为不但要大力支持该项宣传活动，而且要发动委管国家局、中介组织、重点企业(商产业政策司)制定一个更详细的方案，持之以恒，抓出成效。这个更详细的方案就是国家经贸委于8月18日发布的《关于部分工业产品实行行业自律价的意见》。之后，作为价格主管部门的国家计委和国家经贸委委管国家局陆续在建材、冶金等行业联合制定以行业平均生产成本(系行业少数令头企业的加权平均成本)为基础的行业自律价，要求行业内企业不等低于此成本销售本企业产品，并制定了相应的监督制裁措施。

虽然故事还在进行，但它却足以反映两大宏观调控部门做法的一些不妥之处：

1.行业自律价本是一些市场份额很高的大型国有企业的“价格卡特尔”行为，有阻碍竞争的“串谋”嫌疑。两委不但不对其进行反垄断调查，反而主动介入，违反经济学常识地在所谓“产业集中度高和产业结构矛盾不突出”的行业实行自律价，欲置中小型企业于死地，难免有失公正，是“助纣为虐”也。

2.实际上，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商品，图谋扩大市场份额从而破坏市场秩序的正是那些行业令头企业。果真想维护竞争，受害企业就应该诉诸于《价格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由此两法授权的行政执法机构负责调查处理。两委的介入，可以说一是滥用职权(计委)，一是越权(经贸委)，与“贵族企业”上演了一出“狐假虎威”的闹剧。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执行机构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由于“权威”不足，则乐得“袖手旁观”。

3.许多中小企业低价倾销其积压产品，本是一种退出市场的合理行为，并没有违反价格法(见该法第14条第2款)，如果要求它们按大企业的平均成本销售产品，势必将其挤出市场，使其处境更遭。由此而造成的社会成本明显地大大高于企业提起反不正当竞争诉讼的成本。因此两委的介入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4.行业自律价的基础是行业内少数主要生产企业的的加权平均成本。很显然，政府不可能获取企业真实的成本资料，因此，由各主管局计算并公布的行业自律价缺乏真实性，从而很可能成为维护垄断的“幌子”。

5.由于协议企业之间相互监督的成本太高，“价格卡特尔”往往很快就解体于协议企业的私下违约，政府出面来支持这种事情，真可谓“吃力不讨好”，留下笑柄。

若干建议

1.加快行政法制化建设的进程。目前最迫切的是改革部门立法的传统，建立确实能体现各利益集团利益的立法制度。在此基础上尽快出台急需的新法律，同时抓紧补充、修改和淘汰大批有明显缺陷的法律法规。尤其是要使国家机构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尽早法定化。

2.政府应当自觉将微观经济管理的范围收缩到最小程度(只限于国资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因而必须明确委管国家局的设置只是一种过渡形式，时机成熟即予以撤消，不一定非等到下一届政府。

3.行业自律是行业协会的事情，而真正意义上的行业协会只有在委管国家局等行业主管或准主管部门撤消之后才有可能由企业自愿组织起来并发挥作用，研究制定商会法因而也成为政府的一个重要任务。

4.高薪养廉是公务员制度建设中最关键的环节。在减少政府行政违法行为方面，高薪养廉所产生的效益，远大于道德宣教和目前形同虚设的监督制度所产生的效益。精兵简政辅之于高薪养廉，才会造就出一个高效、廉洁和公正的政府。你好哦啊，

第五篇：“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总结

2.阅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二卷第二十八章，摘抄其对“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总结

从新中国建设史角度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柳建辉“文化大苹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上的一次重大挫折。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和进步,而是党和毛泽东在领导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由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等问题认识的失误,逐渐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占据主导地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思想中介,靠“抓革命、促生产”的方法来建设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最终导致生产力被人为破坏,社会正常发展进程也被扭曲的一场长时间的以社会**为表现形式的政治运动。因此,从新中国建设史角度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对于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木路线和纲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非常必要的。一、十年“文革”的历史表明,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必须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杜会主义”这样一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毋庸讳言,没有对“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使全党从痛苦的经历中大彻大悟,就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就没有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正如邓小平所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

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试圈开辟一条主要“抓革命、促生产”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理想道路推行其杜会主义构想中以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理想模式。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观上包含着“破”与“立”的双重意向,即试图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中国。他提出“反修防修”的间题,主观上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扫除官僚主义和资木主义势力,但在全党中却未对这一特有名词的含义作出科学界定,以致把什么问题都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他一方面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宝贵的预见和构想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脱离中国实际的以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空想观点。而这些东西,又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追求的一种目标,并由于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结合在一起,使其显得更加完备,以致造成难以纠正的严重失误。实践和历史都已经证明,毛泽东的这一理论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构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走以经济迫设为中心,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人民逐步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强国之路。今天,从社会主义建设史角度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既不应过多地强调客观历史根源也不应过分追究毛泽东的个人责任,而应着重从主观与客观是否统一、从当时全党思想理论水平的状况中得出有益的启示。‘“文化大革命”并不象某些人断言的那样,证明马克思主义己经“过时”或“破产”。恰恰相反,它从反面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既不能违背、曲解,也不能教条式地理解飞笙至将其僵化。“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在错误理论的指导下,通过行政手段和传播媒介形成一种极“左”的社会思潮,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人力图纠正这种错误,也难以形成扭转局势的强大力量,何况当时的政治体制扼制了这种健康力量作用的发挥。这一方面证明提高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证明改革政治经济体制和党的领导制度的紧迫性。正是吸取了这样的历史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各级各类干部都要针对新的实际,学习理论和科技知识,加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并相应进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十分必要和有战略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