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基督教焦点回顾(十)：宗教法治“开启新征程”

第一篇：2014基督教焦点回顾(十)：宗教法治“开启新征程”

2014基督教焦点回顾(十)：宗教法治“开启新征程” 引言

“依法治国”如同一股清风，自1997年前中共十五大会议之后，14年来吹进了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也包括宗教界。今年10月20日至23日举行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更是首次将“依法治国”设为讨论专题。紧随其后，有关宗教领域立法的探讨此起彼伏，蔚然成风。

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宗教法治成为热点

四中全会刚结束不久，10月27日，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举行宗教界委员反映社情民意座谈会。委员们提出，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依法治国，落实到宗教领域，就是要进一步推进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为此，有必要结合时代发展，进一步修订完善《宗教事务条例》。10月30日，一个以“宗教事务管理法治化”为主题的研讨会就在北京召开。参加这一研讨会的有来自中央统战部、中央党校、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甘肃省委统战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甘肃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领导、专家学者共30余人。

11月7日，国家宗教局局长、同时在十八大期间递补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王作安在《人民政协报》上发表《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宗教工作》一文，他根据十八大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积极推进宗教立法、适时修改《宗教事务条例》、依法管理宗教等。

11月22日，为期一天的“开启宗教法治新征程，学习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此次座谈会由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举办，邀请了全国各地包括法学专家、宗教人士等10多位发言人共同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交流探讨。

12月26日，由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国务院法制办主办的《宗教事务条例》公布10周年座谈会召开，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座谈会并强调要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和法治观念，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宗教工作，提高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水平。此次座谈会被CCTV1晚间新闻报道。

30多年来，我国宗教法治建设走过的历程

多名学者认为，我国的宗教法治建设正式开始于1982年。那一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又称19号文件），明确指出：“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文件还首次提出要制定“宗教法规”的工作思路，提出“为了保证宗教活动的进一步正常化，国家今后还将按照法律程序，经过同宗教界人士的充分协商，制定切实可行的宗教法规”。

1986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即现在的国家宗教事务局）提出各省可结合当地情况，制定地方性宗教法规，由地方颁布试行。

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要加强法治建设，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成立“宗教法起草小组”，将宗教立法列入该局当年的工作计划。同年，宗教界开始主动参与宗教立法进程，全国政协宗教委员会召开宗教立法座谈会，讨论宗教人士主持起草的宗教立法草案。1988年，广东省颁布了“宗教活动场所行政管理规定”，在全国率先制定了关于宗教问题的地方政府规章。此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出台了各地关于宗教问题的地方法规与规章。1989年，佛教领袖赵朴初与基督教领袖丁光训将其联合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建议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希望尽快开始立法程序，表明了宗教界积极要求实行宗教法治的立场。不过，该草案提出之后，受到了冷遇，惨遭“搁置”。

1991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即1991年6号文件）。这是继1982年19号文件之后，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宗教工作的文件。该文件明确了政府是管理宗教事务的主体，管理依据是“法律、法规和政策”，管理性质是“行政管理和监督”。1993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6号文件的基础上，加上“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1994年，国务院颁布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1998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改名为“国家宗教事务局”。

200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继续强调“依法管理宗教事务”。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2002年3号文件），重申要“加强宗教立法工作，加强宗教法治建设”。2004年，国务院发布《宗教事务条例》，并于2005年3月1日开始实施，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有关宗教问题的第一部综合性行政法规。

此后的几年里，作为实施《宗教事务条例》的配套措施，国家宗教事务局相继出台了《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办法》、《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任职备案办法》、《藏传佛教**转世管理办法》、《宗教院校设立办法》、《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办法》、《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等一系列有关宗教管理的行政规章。政界对宗教立法态度的明确

从1982年政府首次谈到制定宗教法规算起，至今已经走过30几个年头，的确取得了很多进展。这期间，有关宗教方面的法规和规章出现了60余部，其中包括行政法规2部、部门规章11部、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60余部。不过，一方面这些都是行政法规；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宗教问题仍存在着许多无“法”可依、无“法”可治的现象。尽管宗教界和学术界很早之前就提出宗教立法的需要，政府部门对宗教立法的态度却一直没有明确。2011年11月份，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在接受凤凰卫视《问答神州》吴小莉专访，谈到宗教法的问题时曾表示，时机还不成熟，还不到讨论的时候。当时他说：“可以说这个建议是好的，咱们先从下面走，积累经验，最后等到条件成熟的时候，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直到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探讨“依法治国”的主题后，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在《人民政协报》上发表的《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宗教工作》一文，才让人们看到政府部门在宗教立法上的决心。王作安在这篇文章中表示：“同宗教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相比，同形成完备的宗教事务法律规范体系的要求相比，同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期待相比，宗教立法工作还存在不适应、相对滞后的问题，必须按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从宗教工作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宗教立法工作。” 王作安局长在这篇文章中还指出，“建设宗教事务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并表示，“宗教立法要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和程序。”同时，他还坦诚，修改10年前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已经势在必行，“要通过修改《条例》，使宗教领域重点方面和关键环节有法可依，相关制度更加完善，相关规定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促进宗教事务的规范化管理，更好地保护宗教界合法权益。”

在12月26日举行的《宗教事务条例》公布10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再次指出，“要坚持立法先行，提高立法质量，努力形成完备的宗教法律规范体系。要依法妥善处理涉及宗教因素的社会问题，促进宗教关系和谐。” 学术界多年的呼吁

政界对宗教立法态度的明确，在学术界得到了异口同声的赞同。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刘澎教授认为，“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开启了我国宗教法治的新征程。”原中国佛教协会综合研究室主任徐玉成希望，“早日将宗教立法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议程”。河南中医学院的乔飞教授认为，实现宗教权利的法律保护是一件必须而紧迫的事情。人民大学副教授、哲学博士魏德东则肯定地说，“设立专门的‘宗教法’，总体利大于弊，而且时机已经成熟，时不我待。”

早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6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就以“行动中的中国宗教法治——纪念《宗教事务条例》颁布十周年”为题召开学术研讨会，探讨宗教活动该如何由法律这一现代社会最有力的社会治理手段调控的问题。7月17日至18日举行的“第11届宗教社会科学年会”也以“现代化、法治化与宗教界发展”为主题，将《宗教事务条例》研究作为重要话题。

事实上，多年来学术界有关宗教立法的呼吁从未停止。10多年前，刘澎教授就组织“宗教与法治”研讨会，并于2010年开始开办每年一期的“宗教与法治暑期培训班”。刘澎认为，尽管中国早已建立了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与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民族自治地方法规与规章等五个层面八个级别在内的一套庞大的宗教立法体系，却缺少一部宗教基本法，中国宗教管理体制存在许多困境，要想走出这些困境，就需要一部《宗教法》。刘澎认为，要在宗教领域内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首先要设立《宗教法》。《宗教法》是宗教法治的关键。设立《宗教法》不是为了用法律强化旧的宗教行政管理体制，而是为了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宪法关于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改革传统的宗教管理体制，实现宗教自由、政教分离、宗教法治，调动信教群众的积极性。乔飞表示：“宗教是国家和社会的正能量，用法律保护宗教权力，符合人类的本性，符合世界的潮流，更符合法治建设的大方向，是利国利民的大善举。”并且我国已经加入了20多个国际人权公约，其中很多与宗教信仰自由有关系，而且我们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联合国人权宣言第18条对宗教信仰自由有明确规定，我们作为这样一个大国，履行国际公约，可以彰显我国的大国形象。他认为，“在当代，我们把宗教纳入法治建设的领域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合理，也是非常应当的事情。”

魏德东引用美国当代法学家哈罗德·J·伯尔曼的话指出，“宗教对于法治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他认为，宗教界理应能够为建立法治信仰，建设法治中国做出独特的贡献。他分析了一系列有关纪念活动后发现了一个共识，这就是在《宗教事务条例》颁布实行10年之后，希望国家能全面系统地总结宗教事务法治化的经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条例的基础上尽快建立一部“宗教法”，以与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大时代相适应。这一期待在一些政府部门的会议上表达得比较隐晦，在一些学术会议上已经是大声疾呼。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向平认为，唯有做到真正的依法管理，才能切实推进宗教事务的“社会化管理”。而宗教事务的社会化管理，实际上就成为了当代中国宗教政策及其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唯有宗教管理方式与宗教信仰的实践方式能够呈现去政治化、以及社会化的管理形式，宗教管理制度的法治化才有可能。宗教立法的难点和挑战

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认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宗教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宗教工作的重大任务。他认为提高宗教立法的质量非常关键，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和程序；要根据宪法精神，按照国家整体立法规划，从宗教工作实际出发，研究制定近期和中长期宗教立法规划；要不断增强法规规章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要继续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做好与其他领域法律法规的衔接，并积极推动完善其他法律法规中涉及宗教事务方面的内容。

此外，王作安还指出，推动宗教工作法治化的重点是保证相关法律法规严格实施，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为行而不返”。宗教工作部门要规范行政行为，严格依法办事，自觉接受监督，依法全面履行管理宗教事务的职能。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也要提高学习法律的自觉性，进一步树立法律意识，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发挥在法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各宗教团体也要建立健全的章程和各项教规制度，把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基本精神融入到规章制度中，充分发挥教规制度对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的行为引导、规则约束、权益维护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兼副书记王利明教授指出，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宗教活动该如何由法律这一现代社会最有力的社会治理手段调控，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内涵是什么、应采取何种法律运作机制确保实现，这些问题既是法理学、宪法学学者研究的传统领域，更在民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经济法学、社会法学等部门法研究中具有愈益突出的地位。像当前面临的宗教财产保护、宗教场所法人资格确认、邪教组织刑事处理、宗教慈善法律调整、宗教文物开发保护、宗教文化教育事业的传承发展、民族宗教习惯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宗教极端主义暴恐犯罪的依法惩处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事关民族团结与政治稳定大局，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宗教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俞学明指出，我国当前的宗教生态正处于激烈的变化发展中，宗教法治的整体设计和逐步落实任重而道远。如何从梳理宗教与社会的基本关系出发，在治国理政的大框架下重新思考宗教法治的具体内容和实施方式，是当下基础理论建设和整体方案设计的大问题。他认为，当前的宗教治理体系模式下，人们对宗教与政治、宗教与法律两重关系常混为一谈，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则被遮蔽于政教关系之下，因此往往把宗教管理部门与宗教信仰者的权益保护对立起来，从而造成彼此间的隔阂，进而激化社会矛盾，影响信仰权益的真正落实。坚持依法治理，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意味着要区分不同宗教事务的归属，厘清政治、法律在处理宗教事务中的界限，让法律成为治理宗教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方式。他还认为，我们应致力于培养一支具有法治文化理念，具有宗教学素养和法律素养的专业队伍，在政府及相关部门中发挥积极作用，来确保党的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纲领在宗教法治进程中的落实。

魏德东指出，宗教工作遇到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与社会其他部门的权益之争。《宗教事务条例》对宗教界内部比较有效，但对于非宗教部门的约束力就大打折扣，人家说我们不属于宗教事务，你如何用宗教事务条例予以规范？如宗教界与文物界的矛盾，至今为止，无数的珍贵宗教文物都被文物部门束之高阁；又如假宗教活动场所的出现，旅游公司在佛教寺庙设置功德箱。哪些属于宗教部门管、哪些属于文物部门管、哪些属于工商管理部门管，需要一部涵盖全社会，为全体国民所必须遵守的有关宗教事务的法律。

刘澎认为，要把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贯穿于宗教立法的全过程，宗教不仅要立法，而且要开门立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要让广大群众参与到立法过程中来，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要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的中国宗教法律体系，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他还指出，尽管我国宪法第36条对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做了明确规定，但是由于我国没有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宗教法》，公民信仰自由权利无法落实。他认为，要以宪法为基准，撤销和纠正过去各地设立的有关宗教问题的违宪违法的行政文件，这对促进我国宗教领域的法治，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在宗教领域内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的实施。

刘澎还认为，要从立法体制的设计上保证立法质量。就宗教领域而言，《宗教法》是什么性质的法？此外，长期以来，许多地方的官员在处理宗教问题时，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不作为，另一种倾向是乱作为。要纠正宗教领域内政府官员的这两种错误倾向，就需要严格落实四中全会的规定，做到行政机关既要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又不能法外设定权力，滥用权力。要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在宗教问题上有什么权力，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要清楚地写下来，向全社会公示。小结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主流的宗教观从“宗教鸦片论”向“宗教文化论”、“宗教适应论”以及正在酝酿成熟中的“宗教法治论”的转化。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宗教界已经有宗教立法的强烈呼声，甚至已经在起草文本。20多年的时间里，宗教界和学术界的呼声不断，直至2014年，政府部门终于明确宗教立法的立场。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在2014年底所召开的“2015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再次表示，“新的一年将是宗教工作十分重要的一年，要坚持按宗教规律做好宗教工作，坚持用法治方式推进宗教工作。”正如多位学者所发出的感叹：“2014年开启了宗教法治的新征程。”“总结《宗教事务条例》的实施经验，开启“宗教法”的立法进程，当属我们对2015年的最大期待。”

第二篇：新时代开启新征程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时代呼唤新作为。

作为“关键少数”怎样带头做好新时代答卷人？我认为“关键少数”首先要带头做老实人、谦虚人、干净人。一是为人要厚道，脚踏实地做个老实人

现实生活中有的人不管是做事做人，遇到困难或麻烦的问题不敢面对而绕道走，不去主动解决问题承担责任，怕到树叶子掉下来会砸着脑袋，喝口水都怕噎着自己，这种人当然不是我们提倡的“老实人”。真正的老实人应当是耿直豪爽，善恶分明，待人热情，聪明能干，大智若愚，埋头苦干，这样的人才是受人欢迎和尊重的，这种老实人不但能做事，也能成事，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想老实事、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才能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作为领导干部中的关键少数，你为人诚实，班子成员及下面的部属就觉得你可靠，就会看重你，觉得你可信，就会尊重你，朋友觉得你可交，就会把你当知己。如果你做人虚伪、狡猾、口是心非、做事出格、自私、霸道，就会出现正直的人处处事事防着你，你会失去领导的威信。失去同事的支持，失去朋友的帮助，而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就会仿效你的模样，会投你所好，拍马屁，不务正业，成为腐朽之人，成为害群之马，给党的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说“关键少数”为人是否厚道，是否脚踏实地做个老实人所起的作用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结果。二是为人要宽容，严于律己做个谦虚人

领导干部中的关键少数要放下官架子，要谦虚谨慎，宽以待人而不骄傲自满，除加强自身修养外，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夹着尾巴做人，要以平常心做平常人，要以谦虚的态度处理好上下左右的关系。所谓处理好上下左右关系，并非是左右逢源、好人主义。首先要处理好上级关系，对上级要尊重和听招呼，只要上级做得对，要求正确，都必须维护其权威，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即使上级某些方面不如自己也要服从和守规矩。这种服从是组织纪律所决定的，而不是哪个人的行为。尊重和服从上级，不是唯唯诺诺，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低三下四，随声附和。对同级之间的不同意见要认真考虑，不可武断。无论是上级也好，同级也好，还是下级也罢都有短处和长处，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正是这个道理，大家在一起共事就是缘分，一定要珍惜，要虚心向不同层次的人学习，在工作上讲团结，讲大局，及时补台不拆台。作为领导干部的关键少数要心胸开阔，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大是大非面前要头脑清醒讲原则。对待下级要经常换位思考，平等相待，对下级在工作上要严格要求、多支持；在个人的成长进步上要多加爱护、关心；在个人生活出现困难时要多送温暖、多帮助，让你的关爱化为有形的魅力和无形的动力而让部属心悦诚服，解除后顾之忧，全身心的干好工作。如果，关键少数搞上欺下瞒，对上阳奉阴违，鬼鬼祟祟，搞小动作，对下高高在上，目中无人，自以为是，骄傲自满，自命不凡，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认为自己是主要领导，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傲气十足，对他人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忽悠别人，耍小聪明，可想而知，这样的“关键少数”迟早要出事的。不仅自己要出事，而且带坏了一班人。所以，领导干部中“关键少数”严于律己做个谦虚的人是何等的重要。

三是为人要正直，清正廉洁做干净人

在物欲横飞，经济快速发展的当前，首先作为一个社会自然人追求物质的享受欲也越来越强烈，各种腐朽、腐败的东西也仍然在不同程度的滋生滋长，领导干部要做到不想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不去腐败、最终不会腐败，就必须从思想灵魂深处筑牢防腐堤坝，从行为深处关紧贪欲闸门。作为领导干部的关键少数，更应如此。有的人总认为，收受下属平时节日上千元小礼金微不足道，算是领受别人一番心意，理所当然在情理之中，其实，这种自欺欺人的想法完全颠覆了自己的灵魂，只要你破戒收受了那么一点千元小礼金，在被送者的心里，你就是一个不干不净的人，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贪者，你就是行职务之便，贪个人之利的伪君子。贪，不论大小都是贪，都是一种不光鲜、不磊落的腐败行为。所以，领导干部的关键少数一定要带头干净做人，不该拿的坚决不拿、不该要的坚决不要、不该做的坚决不做。注重自我修养，自我约束，自警自律，洁身自好。做一个精准、合格、老实、高尚、忠诚、干净的人。

第三篇：开启新征程 书写新答卷

开启新征程

书写新答卷

新时代征程再起，新使命重任在肩。新的一年，南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省委十三届五次全会和省两会精神，强化省会担当，勇立首位之志，进一步解放思想、对标找差、创新实干，奋力书写“创新名城、美丽古都”的时代答卷，创造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过硬成果，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作出更大贡献。

坚定信心保“稳”。突出“五个坚持”，落实“六稳”要求，坚定不移抓牢发展第一要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强大内需市场，努力在壮大“4+4+1”主导产业特别是制造业自主可控上实现新跨越，在招引重大产业项目、推动民营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上实现新突破。

创新驱动求“进”。更大力度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名城，落实市委一号文件，实施新型研发机构提质、科技型企业培育、综合性科学中心建设、全球创新资源集聚、创新载体升级、法治服务环境提升“六大计划”，走好市场化、高端化、国际化、融合化、集群化、法治化“六化同步”的创新路子。

完善功能提“质”。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建管水平，有序疏解老城功能、建设新城新区，完善交通等基础配套。统筹城乡区域发展，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集中支持每个板块办好一件大事。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加快智慧城市建设。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修复长江南京段生态环境，打造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南京。

改革开放聚“力”。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规范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国资国企等重点领域改革，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扩大高水平开放，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发展枢纽型经济，建好江北新区，打造吸引人才、积聚人气、激荡人心的国际化城市。

改善民生暖“心”。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办好实事、兜牢底线，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提高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配套水平，努力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居民和新市民住房问题。创新社会治理，深化平安南京、法治南京建设，让人民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四篇：开启新时代 踏上新征程

开启新时代 踏上新征程

王岐山

《 人民日报 》（2017年11月07日 02 版）

党的十八大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历史接力棒，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归其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党章中明确总书记的核心领导地位，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战略部署，描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必将极大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成为党史国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踏上实现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也是1840年以来团结全体中华儿女不懈奋斗的最大公约数。鸦片战争是对中华民族的警醒，无数志士仁人从来就没有甘心落后挨打，矢志不渝探索复兴之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蒙受苦难、探求光明的逆境中应运而生，带领人民历经28年浴血奋战，使“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和浮雕，清晰记录下中华民族从倒下去到重新站起来的漫长历程和高昂代价；经过改革开放前30年的艰辛探索，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成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集中展现。96年不平凡的历程，充满着苦难与辉煌、曲折与胜利、付出与收获，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充分证明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正确的抉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担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砥砺奋进，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切入，以新发展理念为支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和国家的面貌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总书记不仅将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且要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时，就是实现伟大复兴之日，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实现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相融合、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5年来，总书记就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发表的系列重要讲话，无不源自于党章，联系世情国情党情，结合党史、国史和中华文明史，把握历史、现实和未来，针对突出矛盾、破解现实难题，为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昭示着中国未来的前进方向。要全面、科学、准确地学习领会，把握思想理论脉络和历史文化源流，掌握蕴含的哲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用心学习、用心体会，在学思践悟中融会贯通，在考验磨砺中提高觉悟，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的最高政治原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没有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中华民族将是一盘散沙。一个时期以来，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讳莫如深、语焉不详甚至搞包装，没有前提地搞党政分开，结果弱化了党的领导，削弱了党的建设。总书记对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从来都是充满自信、决不回避退让，系列重要讲话万变不离其宗，根本是坚持党的领导；无论哪个领域、哪方面工作，无一不是从加强党的领导抓起，最终落脚在强化党的建设上；澄清了模糊认识，夺回丢失的阵地，把走弯了的路调直，树立起党中央的权威，弱化党的领导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党的领导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体现在坚定理想信念宗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体现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选对人用好人、树立鲜明的价值观和政治导向上。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伟大复兴中国梦有机统一、不可分割。只要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势不可挡。

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为人民谋幸福是党始终不变的初心，国家发展的巨大成就、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以及由此积聚起的民心民意，是党执政最根本的政治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激发出民族活力和创造力。我国人口多、地域广、资源禀赋和人文历史差异大，城乡、区域、行业、人群收入分配在快速发展中拉大了差距，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进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部分党员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严重，甚至违纪违法攫取利益，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侵蚀了党的执政基础。总书记清醒认识到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的使命担当，正风肃纪反腐，挽狂澜于既倒，逆转了多年形成的“四风”惯性。全面从严治党从中央政治局立规矩开始，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题，总书记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党风为之一新，试出了民心向背。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提高共产党人觉悟，保持先进性纯洁性。果断查处***、***、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严重违纪违法问题，铲除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互交织的利益集团。5年来波澜壮阔的实践充分证明，把全面从严治党摆上战略布局英明正确，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校正了党和国家事业前进的航向，使党经历了革命性锻造。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十八届党中央工作的最大亮点，赢得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竭诚拥护，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共识越来越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决心更加坚定。把党建设好，国家才能兴旺，人民才能拥有美好生活。总书记回应党内和群众期盼，要求党的十九大后全面从严治党一刻不能松、半步不能退。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党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只要始终把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我们党就必将无往而不胜。

全面从严治党为历史性变革提供坚强保障。我们党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出发，深刻洞察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总书记坚持问题导向，以顽强的斗争精神、补天填海的气概，带头履行主体责任，直接领导指挥，具体部署落实。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不搞藏着掖着，把问题揭摆开来，牢牢抓住不放，狠抓整改落实，件件要有着落；严明党的纪律，监督执纪问责，解决“灯下黑”，打通“中梗阻”，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冲破利益藩篱，推动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落地生根，有力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既有当下“改”的举措，又有长久“立”的机制，制定修订90多部党内法规，不断扎紧制度笼子，实现了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自我革命，推动破解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带有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使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确保承载着13亿多中国人民实现伟大梦想的航船行稳致远。

维护好党内政治生态。党章是共产党人的“原教旨”，实现共产主义是远大而崇高的理想，不能因为目标遥远就丢弃了信仰。开展党内政治生活，首先要寻根溯源、返璞归真，坚信真理的力量，胸怀远大目标，始终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坚定。政治性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灵魂，绝不能搞政治虚无主义。总书记指出的无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七个有之”完全是有的放矢。全面从严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旗帜鲜明讲政治，培育对党忠诚的品格。实现党内政治生态根本好转，要以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尺子，准确把握“树木”与“森林”的状况，聚焦“关键少数”，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当好政治生态的“护林员”。管理监督一定要见诸日常，发现苗头性问题就及时提醒，让干部在民主生活会上谈一谈，既是对本人的监督，也给其他人敲响警钟，体现严管就是厚爱，增强政治生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监督执纪是严肃的政治工作，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善于从政治上审视问题，用党章党规党纪对照，用理想信念宗旨启发觉悟，唤醒激情燃烧岁月的记忆，使有问题的干部反躬自省、悔过自新，体现党组织治病为了救人的良苦用心。党的干部要自觉在政治生活这个大熔炉中锤炼党性，不断提升思想境界和政治觉悟，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始终坚定信念信仰，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保持政治定力，经得住各种诱惑，尽心竭力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赢得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1993年党中央就作出“反腐败斗争形势是严峻的”判断。2013年总书记在研究中央巡视工作规划时指出，“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严峻加上“复杂”二字是对形势的精准表述，一语中的。党中央坚定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旗帜立场，明确遏制腐败蔓延势头的目标任务，从治标入手，为治本赢得时间、赢得民心，逐步迈向了标本兼治。440多名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8900多名厅局级干部、6.3万多名县处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受到惩处，反腐败力度史无前例、成效世界瞩目，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征途上，风险与挑战无处不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严”字必须长期坚持。要始终保持一份冷静清醒，深刻认识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是长期形成的、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惩治这一手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松一松就会出现“回头浪”。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一是结成利益集团，妄图窃取党和国家权力；二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集中统一。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重要方面就是，惩治腐败“打虎”、“拍蝇”冲着利益集团去，防止其攫取政治权力、改变党的性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冲着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去，消弭政治隐患。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要以治标促进治本，以治本巩固治标，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强化“不敢”的威慑；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扎牢“不能”的笼子；坚定理想信念宗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选对人用好人，培育“不想”的自觉。

完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破解历史周期率。我们党长期执政，面对的严峻挑战是权力容易被侵蚀、党的干部脱离群众。全面从严治党，最终目的是要解决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监督问题，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在党和国家各项监督制度中，党内监督是第一位的，党内监督失灵，其他监督必然失效。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实现一届任期全覆盖，利剑作用彰显；对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全面派驻纪检组，消除了监督空白。党内监督全覆盖必然要求国家监察全覆盖。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目的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整合分散的反腐败力量，成立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国家监察委员会就是中国特色的国家反腐败机构，国家监察法就是反腐败国家立法。党的十九大作出在全国各地推开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决策部署，各省区市党委、纪委要统一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党中央一声号令，就迅速贯彻落实到位。要把党的自我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结合起来，探索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有效途径，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坚定“四个自信”，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党的十九大报告凝结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战略思考，是指引我们继续前进的纲领性文献。新党章明确纪委监督执纪问责的职责定位，把政治建设、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调整、充实、完善党的纪律内涵和执纪原则，细化了纪委双重领导体制，为做好纪律检查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是重大政治任务。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既要“高得上去”，精读报告和党章原文，准确把握党的十九大确立的重大思想、重大判断、重大战略和重大任务，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又要“低得下来”，把自己摆进去，密切联系实际，分析身边的案例，上下结合、学深悟透，在认识上不断深化、行动上真正落实，兑现党对人民的承诺。没有“四个自信”就没有“四个意识”，要伴随“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学出一份忠诚，学出一份担当，学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十九大是重整行装再出发。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责任落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能为之添砖加瓦无上荣光。要把人生追求融入党、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联系起来，无私无畏、甘于奉献，用担当的行动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第五篇：进入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

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

－－十九大精神学习体会

总书记所作的十九大报告中，“新时代”的出现频率高达35次，其中出现在小标题中3次。时间进入新的纪元，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新时代的气息扑面而来。

新时代，标明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新时代，呼唤我们铭记新的历史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论断，是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凝聚着全党的智慧，是党和国家事业开创新局面的重要指引，也赋予中国共产党人更加艰巨的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重任在肩的历史使命。96年来，我们党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伟大梦想接力奋斗。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行百里者半九十。新征程上，必须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以党的坚强领导和顽强奋斗，聚合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之力，共同实现伟大梦想。

新时代，要求我们创造新的辉煌业绩。进入新时代，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我们要始终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作风，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才能开拓向前、行稳致远，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对于平阴人来说，一是全体党员干部要按照上级要求，认认真真、原原本本地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章修正案，积极参加十九大精神学习讲座，主动开展学习十九大精神交流和宣传，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十九大精神的核心要义。不仅做到自己学，还要带动和影响群众共同学，迅速掀起全县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热潮。二是把学习宣传贯彻好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和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做到不走过场、真学真懂，切实把全体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九大精神上来。三是以实际行动抓好贯彻落实，确保十九大精神在平阴落地生根、形成生动实践。要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动力，扎实做好当前各项工作。要坚持目标不变、任务不减、工作不松，对照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对账盘点，查找差距，拿出对策，抓好落实，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主要经济指标走在全市前列。

（赵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