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基督教十大焦点回顾(四)：“基督教中国化”的探讨

第一篇：2014基督教十大焦点回顾(四)：“基督教中国化”的探讨

2014基督教十大焦点回顾

（四）：“基督教中国化”的探讨

引言：人类历史如同一趟趟列车，载有不同的文化和信仰。一千多年来，基督教与中国这两趟不同的列车，曾有过多次短暂的交集，却又都转瞬分来。两百多年前，这两趟列车终于再次相遇，并且至今未再分开。

不过，它们并行的过程，也就是基督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磨合的过程，也摩擦出许多火花，虽曾几度绽放光芒，却也的确灼伤不少人，直至今天这些火花仍未完全止息。2014年，“基督教中国化”仍是国内基督教界和学术界所广泛关注的话题。

“基督教中国化”在基督教界和学术界引关注

无论如何，2014年对于中国基督教两会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年。整整一个甲子（甲子为中国古代纪年法，即60年）之前的那个8月，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60年后，仍然是在8月份，基督教全国两会在上海举行了60周年纪念活动，并将纪念活动重要内容之一命名为“‘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

将“基督教中国化”提上重要议程，显然并非基督教全国两会一时之举，早在今年7月18日，他们就已经召开了一次座谈会，邀请全国各地教会、神学院近20位教牧同工，就“基督教中国化”的议题进行了探讨，为8月份所要举办的“研讨会”做准备。紧随着全国两会的步伐，江苏省、河北省、湖北省、陕西省、福建省、北京市、天津市、浙江省等地基督教两会，纷纷以纪念为契机，以“基督教中国化”为主题，开展了讨论，试图进一步推进“基督教中国化”。

在基督教内部探讨“基督教中国化”这一主题的同时，学术界也对这一话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10月26日至27日，第二届“基督教中国化”学术座谈会”在京举行。来自社科院宗教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学术、科研机构的40余位专家、学者就“基督教中国化”的诸现象、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10月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还在浙江乐清柳市基督教调研基地（温州基督教会柳市堂）举行“基督教中国化”专题研讨会。11月18日至19日，第四届“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作用及其影响”研讨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此次研讨会主题为“社会变迁中的宗教研究与宗教教育”。

“回眸”基督教与中国的四次相遇

如果说基督教和中国文化本是两辆不同的列车，那么在它们彼此融合的过程中，到底谁更主动一些呢？到底是基督教这趟列车驶入中国文化的轨道之中，还是中国文化纳入基督教的车厢之内呢？抑或是两趟列车真的能够合并在一起呢？

早在一千四百年前，唐朝时期驶入我国的景教，曾一度试图走进中国文化，其教义甚至一度佛教化，经典也多采用佛教用语翻译，甚至《四福音书》的作者均改以“法王”称呼，例如马太被称为明泰法王，教堂叫做“伽蓝（寺）等。景教曾在贵族中有一定的传播，对皇室依赖性较强。不过，景教虽曾有过150年的发展，后来却因唐朝灭佛浪潮遭受殃及，趋于式微。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这两趟列车，在拥有短暂的交集之后迅速分开。

几百年后，当历史年轮驶入我国元朝之时，基督教的车轮也再次走进了中国，被称为“也里可温教”。不过，这次的传入与唐朝景教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元朝皇室的依赖性非常强，虽后来发展有3万信徒，且多为色目人，未能传于汉人，后来就随着元灭明立而再次推出中国历史的舞台。

相比唐朝和元朝的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与中国文化的碰撞程度而言，明末清初基督教再次驶入中国之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这两趟列车则发生了非常猛烈的冲撞，基督教这趟列车几乎被撞了个“四脚朝天”，甚至连列车的残骸都被收拾干净，“扔出家门”，大量传教士被“驱逐出境”，更多的传教士则再也不能走进中国的大门。

事实上，明末清初这批传教士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沟通做了大量工作，尤其在“中国孝文化”与“敬拜独一真神”的基督教教义之间建立起一个互相交流的桥梁。只可惜后来因着著名的“礼仪之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裂痕无可弥补，最终两趟列车几乎是迎头相撞，“基督教”被撞得原路退回，“中国文化”也因着这次冲撞变得更加封闭固守。

不过，基督教与中国似乎有着不解之缘，或许中国是上帝所特别眷顾的国家之一。19世纪初，基督教这趟列车第四次驶入中国，将她再次带来的是那位至今仍被许多中国基督徒纪念的年轻人马礼逊。不过，马礼逊带给中国的与之前唐朝、元朝、明朝的传教士有所不同，他带来的是基督教新教。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基督教这次驶入中国之后，虽然将要面临着与中国文化更大的磨合和碰撞，却终究在中国站住了脚跟。

马礼逊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沟通做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说如果有一天基督教真的能够与中国文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话，马礼逊实在功不可没。他是第一个将《圣经》全文翻译成中文并予以出版的人，他独自编撰了中国第一部《华英字典》，编写了《中国一览》、《广东省土语字汇》（1828年）等近代早期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作品，他还和另一位传教士米怜创办了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开办了第一所传教士中文学校英华书院，按立了中国第一位牧师梁发。

19世纪初这段时间，当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这两列车在不断碰撞的过程中，一个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结合体产生了，那就是“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从梁发手中得到一本福音册子——《劝世良言》，从中吸取了某些基督教教义，后来自行洗礼，创办拜上帝会，并将《圣经》的《旧约》和《新约》加以篡改，成为拜上帝会的教条，并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发动金田起义，后来更是一度占领半个中国，最后因为内外原因被北洋军队所灭。尽管太平天国在历史上昙花一现，但是作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一种结合方式的“太平天国”，对于研究“基督教中国化”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至今，在我国许多农村教会里面，基督教信仰往往容易变成其他种种民间信仰的替代品，村民对基督教信仰和其他民间信仰的态度往往是“哪个灵就信哪个”，这种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结合之后的产物，与太平天国实有太多“异曲同工”之处——都对基督教信仰一知半解，都把基督教信仰当做一种工具，都没有真正讲解清楚基督教信仰最核心信息„„

不过，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这两趟列车不断磨合的过程中，所碰撞出的火花并不仅仅是“太平天国”，还撞出了另一个影响多年的火花，灼伤了中国基督徒几十年的时间，那就是基督教当时被称为“洋教”。之所以被称为洋教，一方面与中国人将西方人称为“洋人”、把西方进口物品称为“洋货”有关。不过，“洋教”一词与“洋火”、“洋车”这些“洋货”有一点不同之处，那就是“洋教”本身就含有轻蔑之意，而“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这一说法也由此而来。

基督教之所以被称为洋教，还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因为基督教第4次传入中国，跟西方列强以武力轰开中国大门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对于很少见到外国人的中国人来说，想要分辨清楚哪些外国人是传教士，哪些外国人是侵略者，就像让西方人分辨中国人与日本人的不同一样，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何况，但凡外国人都能在这块本属于中国人的土地上，享有比中国人要多很多的权利，怎么能不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呢？

“基督教中国化”在基督教两会的探讨

事实上，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成立，本身就与基督教在中国被冠上“洋教”这顶帽子有着关系。“三自”就是“自治、自养、自传”的简称。中国基督教协会前会长曹圣洁牧师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她是60年前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她认为，当19世纪基督教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时，立刻就碰上东西方文化碰撞的难题；加上传教运动在殖民主义文化的推动下，基督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成了带着侵略色彩的宗教，因此，“如何在中国的社会中做基督徒，怎样的行为才是荣耀上帝，这是中国的基督教无法避免的问题。”

2014年，基督教两会在探讨“基督教中国化”这一话题时，所关注的核心已经不再是“洋教”的问题，而是神学思想建设的话题。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傅先伟长老的话来说，“基督教中国化”的关键是通过神学思想建设，建立中国基督教自己的神学思想体系。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牧师在谈到“基督教中国化”这一话题时，则在细节操作上谈了5个需要努力的方面，其中第一条也是有关神学思想建设。对于神学思想建设的具体内容，傅先伟长老的观点是，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要指导教会事工的开展、信徒灵命的培养和教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高峰牧师认为，要以神学思想建设为实现中国化的核心，它将为“基督教中国化”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保证、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

高峰牧师所谈到其他4个方面分别是文化、教会建设、服务社会和信仰表达形式。关于文化方面，以前是中国将基督教当成“洋教”，高峰牧师则强调现在的基督徒不能把中国文化看成“异教文化”，而要“以中国优秀文化为土壤，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基督教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益组成部分”。教会建设方面他则认为今日的中国教会要探寻“既遵循教会传统又适应处境”的教会论。在他看来，服务社会是“基督教中国化”得以实现的重点，基督徒可以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得到社会的尊重和接纳。他还认为，当今基督徒应当探索适合中国基督徒的信仰形式，以此作为“基督教中国化”的载体。

“基督教中国化”在中国学术界的讨论

如果说基督教两会主要是站在基督教这趟列车的一节车厢上思考“基督教中国化”的话，那么学术界则是站在中国文化这趟列车的一节车厢上研究“基督教中国化”这一话题。如果说基督教两会这节车厢内表面上是声音一致的话，在学术界这节车厢内部则发出不同观点的碰撞之声。这些不同表现在基督教是否需要中国化上，以及怎样中国化之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认为，“基督教中国化”符合圣经的教导，是必须要坚持和发扬的。他认为，使徒保罗早就说过：在什么地方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体现什么样的特色（参见林前9章）。所以，保罗在《圣经》中已经定下了适应地方传统文化这样一个基本的教会生存的原则。他还指出，本土化就是要符合我们今天的社情、国情，要复合目前的社会结构，要为中国社会、尤其现在的新城镇建设作贡献，弘扬基督教的传统。

不过，山西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与基督教研究教授安希孟所持有的观点则不同，他认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有着根本差异。基督教原本是标举世界主义和“人类一家”的旗帜的，但到了中国，却被歪曲为民族的、国家的宗教，被迫挂起民族主义和邦国主义的旗帜，这可以说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不幸命运，是对基督教从内部所做的人为阄割。他认为，基督教教义同中国固有封建传统文化是势不两立的。过早地使基督教适应和屈服于中国文化，磨去其锋芒，只会造就一种与中国旧礼仪妥协的变质了的不伦不类的宗教。

对于安希孟教授的这类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副主任唐晓峰曾加以反驳。他认为，这一观点忽视了基督教“普世性”与“本土性”（即中国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无可否认，“传福音给万民听”让基督教拥有了普世传播的倾向和特征，但这种普世倾向必须与特定的文化、特定的社会脉络相互结合才能产生效力，否则这种宣称为“普世性”的存在只能成为一种“特殊另类”，只是徒有“普世”之名。因此，普世性是建立在特殊性、即本土化之上的，建立在中国的社会文化处境中，即基督教的“中国化”。中国基督徒应该有其解读基督事件、诠释基督教经典、表达基督崇拜的独特角度、方式。

安希孟则认为，把基督教在世界传播的全部历史归结为“福音与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而这一过程又是“按照各民族的思维方式，哲学思想来理解福音的精神。这种看法同历史的真实相去甚远，它忘记了基督教曾经使一些原始的、几乎没有哲学思维、没有语言文字、生活于不毛之地的民族进入文明状态。

不过，安希孟也并非反对所有形式的“基督教中国化”，他引用世界知名神学家汉斯孔的话说，“基督教的本色化寻求的不应当是单纯把西方神学译成中国概念，而应当追求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中，在一个独立的教会框架内反映基督教的概念。”他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一方面是一种进步，另一方面也包含着许多混乱。他认为今天世界已经联成一体，教会的出路和前途在于，使中国基督教走向世界、走向未来，使中国教会汇入世界共同文化潮流，而不是简单地套用“民族化”公式。

山东大学哲学和社会发展学院谢文郁教授则认为，基督教本身不是一种文化，但它必须通过一定的文化形态来表达自身。耶稣传教时是通过希伯来文化来阐发教义的。后来保罗在希腊化世界传播福音时，则使之和希腊——罗马文化结合。基督教传入中国时首先表现的形态是西方文化。然而，这种结合是以基督教本身不是一种文化作为前提的。我们是通过西方文化来接触、了解，并进入基督教的。当基督教进入一种文化后，这一文化的现有形态一如既往，但它的未来形态必然变样。

上海大学文学院执行院长陶飞亚认为，自从基督教进入中国，以汉语向中国人传播以来，就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它始终是涉及到基督教界、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三个方面的一个交叉互动的过程。基督教界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主角，除了探讨“基督教中国化”的理论，还应关注信徒对教义、礼拜仪式、组织形式、圣乐、教会建筑等方面认识和转变；中国非信徒群体特别是世俗主义的知识界应该理性地认识基督教，积极参与到推动基督宗教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政界的努力应当包括，梳理和总结历史上处理政教关系的经验得失，在新形势下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为“基督教中国化”提供政治和政策上的条件，使得“基督教中国化”得到推进。

小结：时至今日，从基督教首次传入中国算起，已经1400多年了；即使从基督教最后一次传入中国来算，也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如今，尽管基督教在中国仍会受到部分人群的排挤（例如今年12月24日，西安某高校还以封校的方式禁止学生过圣诞节）；不过总体来讲，大部分人已经不再将基督教当做“洋教”来看待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就好像两列火车，在彼此长期碰撞和摩擦之后，其中一节车厢终于合在了一起；我们不一定说得清楚这节车厢是什么，我们却知道它真实地存在着，以至于基督教和中国文化虽然仍有两个不同的车头，却能因着这节车厢不至于完全分开。不过，基督教和中国文化都不只一节车厢，至于其他车厢是否能融合在一起，或者何时会融合在一起，我们将拭目以待。

第二篇：2014基督教十大焦点回顾(七)：中国基督教的公共性

2014基督教十大焦点回顾(七)：中国基督教的公共性

今年6月份，美国普渡大学宗教学者杨凤岗对中国基督徒人数的预测，引起中国及国际媒体的深度关注：中国的基督徒将在2025年达到1.6亿，到2030年超过2.47亿„„中国将在15年后(203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信仰基督教人数最多的国家。

这一数据无疑打破了人们对基督教这一“边缘群体”的印象。基督教在中国一直以来被视为“边缘群体”，基督教界近年来的焦点话题之一也是和“服务社会、走进社会”以规避“自我边缘化”的倾向。学者杨凤岗的预测，让大多数人尚未意识到基督徒群体在中国迅速成长的人感到诧异。虽然对这一预测的科学性及数字背后代表的不同政治含义，曾引起持不同立场的媒体之间激烈的“交战”，数字本身却不是宗教学者希望大家唯一关注的。他指出，比起中国基督徒群体数量本身来说，更加值得重视的是社会及基督徒本身还缺少对基督徒人数快速增长的认识，及由此而来的心理准备。

这位十分关注中国基督徒群体的海外学者将教会、政府及学术界对基督徒增长趋势的认识不足一一道出：“教会方面，专注教会生活而和传福音，而缺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心，缺少应有的社会责任感；社会方面，有关部门仍在盲目地管控，甚至错误地以以为可以采取某些极端手段阻止基督教的发展；学术界，学者对此缺乏准备，对基督教快速成长和政府管控造成的各种社会后果探讨不足。”

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我们还未意识到时候，基督教公共性的话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

基督教的公共性——是上帝透过《圣经》的启示

基督教会历史上虽有“苦修主义”，正统基督教却是一直强调“入世”。这是有圣经根据的。《圣经》开篇第一句便是宣告“起初，神创造天地”。(创1:1)上帝创造万物及人类之后，对人所说的第一个诫命，就是有关公共性的使命：“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1:27）这也常被一些神学家、教会领袖用来说明基督徒的社会责任。

基督徒每周必恭诵的《使徒信经》中有一条如此说：“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基督教会是圣而公之教会，所传讲的必然是圣而公之真理，也必然要发挥圣而公之作用。

华人教会王志勇牧师曾专门撰文谈基督教的公共性这一话题，他指出，“基督教的公共性是指基督教作为独特的世界观在政治、律法、经济、教育等社会公共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是说，基督教本身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拯救个人的灵魂，也包括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公义问题，甚至包括饮食的健康、环境的保护。”

“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基督徒常用此经文来呼求社会公义，或许没有注意到，这是上帝藉先知向他的子民发出的命令，此经文前面是神向着百姓的谴责：“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岁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由此可见旧约时代，尤其是在以色列民族和国家，上帝所启示的律法始终是社会和国家都当遵行的至高法则，上帝也会藉先知直接针对社会和政治问题传递他的旨意，呼吁人悔改，建立自由、公义、平等的社会。

王志勇牧师引述上述经文内容指出：上帝对教会的旨意绝不是仅仅让我们在宗教仪式中得到某种宗教的体验，也不仅仅是让我们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得到某种神秘的满足，而是让我们不仅个人灵魂得救，也能从自身出发，积极建立圣而公的社会；美国著名社会行动家Ronald Sider也曾在其《再思福音真义》一书中提出：“教会/基督徒„„高唱基督大爱，却不关心社会公义，则是鸣的锣，响的钹，与人无益。”

基督教历史中：基督教从不会在社会进步中缺席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基督教会历史中，发现“公共性”之于基督教极为丰富的力证。实际上，新约时代，基督教从第四世纪起就开始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罗马法也不得不接受圣经的洗礼，根据圣经的启示做出相应的调整。整个中世纪，基督教通过宣教和社会参与，特别是教会法体系，用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驯化了欧洲各个蛮族，建立了强大的基督教文明。

在此话题上，不得不提的是社会学家阿尔文•施密特所著《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一书。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是，基督教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实际上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所知和想想。施密特为我们集中展现了基督教对文明的方方面面的影响。他从生命尊严、性道德、妇女地位、慈善、医疗保健、教育、经济、科学、政治、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揭示了现代社会许多现行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基督教渊源，阐明了基督教对人类文明的深刻影响。

仅就其中一点稍作阐述，就可以说明很多问题。比如，这本书所体现的基督教对人的生命与尊严的尊重：基督教关爱生命，给人的生命赋予神圣性，反对杀婴、弃婴的陋习，反对角斗士表演以及人体献祭，还反对自杀。基督教提高了性道德观，反对性乱交（这在一开始主要是针对古罗马人的道德败坏行为）。基督教主张婚姻神圣，赋予婚姻尊严。“基督教对婚姻中性隐私的关切从根本上带来了隐私权的制度化”。基督教取消一夫多妻制，主张妇女婚姻自由，使妇女获得自由与尊严，寡妇受到保护。基督教重视发展慈善事业，创立孤儿院、养老院制度，建立收容所、盲人之家，形成自愿性慈善及救助组织，并由此提高社会道德，促进了《童工法》的制定，以保护儿童。基督教倡导救死扶伤，创立医院制度和精神病院。

除了促进对人的生命与尊严的尊重，基督教还极大促进了西方政治文明进程，并极大影响了艺术、建筑、思想与文化。而这一切，都是基督教公共性的有力体现。

中国基督教的公共性现状

当我们意识到基督教公共性这一话题时，再回看2014年的中国基督教，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基督教会虽还未正式提出“公共性”这一话题，但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发展的基督教会已经开始看到参与社会的重要性。

今年2月及7月份，温州柳市堂及昆明三一国际礼拜堂先后获准成立慈善基金会，这开创了国内基金会领域中以教堂名称命名慈善基金会的先河。两基金会的成立将帮助教会进一步探索社会服务、利益人群，发挥教会正能量，成为服务社会发展的新典范，也会促进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今年8月份，第二届夏季青奥会在南京举行，参与青奥会的运动员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为了满足不同宗教人士的信仰需求，南京青奥村设置了多信仰中心。其中，南京市基督教会积极预备了青奥村内基督教活动中心，并以体现中国梦、古老南京、基督教堂青春梦为主题布置基督教中心；南京教会也有相应牧者在青奥会期间入住多信仰中心，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信仰服务。此外，为迎接青奥会，南京基督教会还曾以青奥会为主题，举办书画摄影展、特别祷告会等相关活动，引导信徒们向南京青奥会致以基督徒的支持与祝福。

依然是8月份，深圳基督教会藉恢复礼拜三十周年感恩庆典之际，正式成立了基督教社会服务中心，并现场授予30个基督教活动场所服务站牌匾。这一中心及下属服务站点将专门为社会上有需要的人士开展心理咨询、临终关怀、毒瘾戒除、家庭问题辅导、特殊儿童早期干预等慈善服务。金陵协和神学院副院长陈逸鲁牧师盛赞此举，并视之为深圳基督教从“圣殿”向“圣城”转化的一大标志。他指出，中国恢复宗教政策以来的三十多年，教会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是：建教堂；如今教会要在社会转型及城市发展中抓住机会。

陈逸鲁牧师认为，教会要像尼希米先知一样，以整个国家的广阔的胸怀和眼光来看待建造的工作；思考未来教会的发展时，不能不看社会发展的趋势。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中国社会正在进入多元化的社会组合，就像打破国企垄断、开放更多领域这样进行的经济转型一样，社会整体也逐渐从生产型转化为服务型，因此，服务行业会有很好的发展空间，教会就当抓住机会最好社会服务工作；社会进入多元化组合，教会开展事工也当相应多元化。

12月13日，本已进入一年中最喜庆的节期的南京莫愁路教堂拉起了白底黑字的横幅，南京市基督教两会借莫愁路堂举行国家公祭日和平祈祷崇拜，引导南京市的基督徒以自己的方式为死难同胞致哀为中华民族祈福。莫愁路堂李兰成牧师在证道中引导基督徒为正义、和平祈祷：“因为我们热爱和平，所以不能忘记历史。让我们为国家、为世界的和平祈祷，为正义、良善、和平在人间的实现祈祷。”近1800名基督徒共同为死难同胞致哀、祈祷。

越来越多的实例显示，中国基督徒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承担社会责任、以负责任的心态参与到公共事务中。类似事务还有很多，比如云南鲁甸地震时，基督教会、基督徒个人或小团体、基金会等组织纷纷捐款捐物，或奔赴救灾一线，帮助难民。

基督徒已经开始渐渐地在社会上树立”基督徒“的公共形象。就在十年前，当社会上提起基督教或基督徒的时候，人们或许想到的只是老弱妇孺等文化水平低的人所信奉的宗教，甚至不能与”迷信“区分开来。随着时间的前进，基督徒走入社会及在公共空间里对信仰的实践，正在逐渐改变社会对基督教的概貌认识。基督徒的形象已经有了很大改观。然而，当我们从公共性这一角度回顾2014年的中国基督教时，除了带着爱心参与到公共事务中之外，基督徒群体中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比如今年持续了十多个月的浙江十字架**这一事件上来。当基督徒与教会被野蛮对待，教堂十字架或强行或协商后被拆下时，不少基督徒在未了解事实的基础上马上站在了对“受害者”的角度上，受逼迫、为主受苦、背负十字架，不能不说让基督徒的社会形象大打折扣。之后的“神迹”情结及“造谣”心理的种种表现，也让社会人士对基督徒群体所不解。

对中国基督教公共性之思考的不同观点

再回看宗教学者杨凤岗对基督徒参与公共事务这一话题上的观点，杨凤岗认为，中国的很多基督徒只专注于教会生活和传播福音，而缺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心，缺少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他认为，中国的基督徒要多融入社会。

而前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对杨凤岗预测的回应中，虽然认为他的预测夸大事实，却也提到，“希望其积极融入社会。”

深圳基督教会恢复礼拜三十周年庆典之际，深圳市民宗局局长姚任讲话中也提及基督教会的公共性发展，希望基督教不断增强国家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参与社会服务、社会建设。

中国基督教会的公共性，除了教会及基督徒个人需有意识地走入公共空间、承担社会责任之外，国家与社会也不妨开放更大空间，让基督教会在承担社会公共性角色方面走到更加开阔的地带。在这一方面，曾有人举出的一个简单的例子颇具有说明性：比如阿富汗、伊拉克这样的国家有时会出现绑架人质的事件，最后把危机化解的是社会力量，社会组织，而不是国家权力。例如宗教组织，或者是部落长老，他们不是国家权力。他们作为社会组织，非常有力量，有时候能起到国家权力和政府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第三篇：基督教中国化的实践

基督教中国化的实践

基督教是注重信心的宗教同时也是注重行为的宗教，是有教义注重理论的宗教，也是有爱心注重实践的宗教。现在基督教中国化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已经有了趋于完善的理论，那就是以圣经信仰为标准，以传统文化为载体，吸收中国文明精华，剔除中国文化糟粕，振奋中华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梦想。只有这样，中国基督教才能积极地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尤其是当代的中国社会，引导广大信徒与全国人民携手并进，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那怎样将这样的理论化为实践，发挥它的巨大作用呢？下面就以基督教中国化的实践为题来共同来探讨：

一、社会实践

在社会层面，基督教中国化必须能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社会和谐做出积极的贡献。能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塑造基督教“爱人如己”的宗教形象，进一步改善人们对基督教的认识和观感。能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承担民族复兴使命，为实现中国梦做出自己的贡献。

所以教会要进一步拓展公益慈善事工，提升社会服务水平。近些年来，基督教界在公益慈善和社会服务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有很大的成绩，但在基层教会，积极性仍然不高，重视传教事工，轻视服务事工，不少公益慈善工作是在响应政府和社会号召而为，而不是教会自发的自然的主动的行动。所以我们还要加强引导广大信徒树立正确的服务理念，加强慈善理论研究和慈善文化建设。组织更多的基督教场所、教职人员、信教群众参与公益慈善工作。有条件的团体和场所开展公益慈善工作，设立慈善基金会及基督教界有优势、并且是社会需要的领域工作开展社会服务工作。

基督教中国化的社会融入是爱神爱人的直观表现，也是爱神爱人的具体统一。《圣经》中“帮补穷乏”、“扶持孤寡”的教导，以我们主耶稣教导的“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的服务精神，为慈善事业注入神圣的内在动力。服务社会是实践耶稣爱人如己的教导，中国基督徒可以本着积极的态度尽力而为，积极开展扶贫、济困、养老、救灾、助残、义诊等方面的活动，尽心服务社会，做好公益慈善事业，努力走出一条有益于社会和谐与进步，又有益于中国基督教健康发展的社会服务之路。

当今中国基督教的社会慈善在某些方面已经发挥了正能量：

如：

1、医疗卫生。教堂组织基督徒专业医生进行巡回义诊；或者免费在社区身体检查、医疗咨询、卫生讲座、艾滋病防御、禁毒宣传等活动。

2、养老幼托。这方面主要指开办养老院、孤儿院等机构，给老人、儿童提供条件，分担年轻人的社会压力。

3、公共设施。包括水利设施、修路筑桥、对口援助等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公益活动。

4、捐款捐物。中国基督教努力开展捐助服务，在发生灾害时，及时给灾民和灾区带去物资和精神援助；平时在助残、扶贫、助学等方面也开展各类捐助项目，根据对象所需提供资助。这些事工对中国基督徒来说，是信仰的具体实践，亦是在社会上学习耶稣“爱人如己”的有效途径，在客观上为社会和谐、民族安定等方面起到推动和安稳的作用。

因此，中国基督教要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社会上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风尚，形成尊老爱幼、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进一步增强与社会正能量的契合度，引导并提升广大信徒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努力建设一个信行合一的伦理型、道德型、服务型的中国基督教会，一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想。这样才能让人认识基督教不但是因信称义，更是因义证信，这样的教会才有生命力，影响力和凝聚力。教会被社会承认，才能有生存的空间，被社会称许，才能有发展的空间，被社会向往，才能有复兴的空间。

二、教会实践

2016年4月22-23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总书记再次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总书记的讲话，为如何开展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中国化指明了方向。

在教会圣工中，怎样才能把基督教中国化应用在我们的事奉中呢？首先是对教义和信仰的阐述上，这就要深入研究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点，用中国文化或中国人所熟悉的方式来诠释基督教教义和表达基督教信仰，以中国文化为资源来丰富基督教文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文化。

所以我们要一方面努力学习圣经文化和教义，对基督教的真理能融会贯通，对真神有纯正的信仰。存有“永不磨灭的宗教本真”这一信仰自知。

另一方面，要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也要努力学习，能够掌握其精髓，承认中国文化保留着“精神生活方面的遗传”的文化自觉。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根基。中国基督教神学只有通过深入中华文化传统、把握其思想精神之真谛来诠释基督教思想，达到两者的融会契合，才能使中国基督教神学经过中华文化的母体而健康生长，也才能使有正确神学思想指导的中国教会在祖国大地欣欣向荣、得到众民的喜爱。

因此对传统文化要有认同、尊重、信心，然后才能再来继承和发展。加强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是中华儿女的骄傲和自豪。学习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是每个中华儿女的责任，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对基督教而言，学习和研究传统文化，更有利于用中华传统文化浸润，增强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爱教意识，更加懂得爱国爱教的意义；更有利于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建设、促进基督教中国化。

各级教会组织应该积极营造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和环境。多请有相应资历的讲师开设一些传统文化课，把民族精神融入神学学习中，在教职人员日常培训中补好传统文化课，将传统文化知识适当地纳入教育培训中，在教会中鼓励和倡导基督徒熟读传统经典。使教牧人员和各地教会的领袖多接受专题传统文化培训。

更要挖掘基督教教义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通的思想，要明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了当代社会主义的爱国观、法治观、民主观、平等观和自由观，融合吸收了中华文化中的和谐、仁爱、诚信、敬业等思想精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指引，这是引领基督教中国化的文化资源。

还要构建中国化的神学思想，只有扎根于本土文化的神学思想，才有旺盛的生命力。中国教会要通过在新中国成长的历程，尤其是三自爱国运动的实践，梳理出符合中国教会发展的思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体系，作出符合中国社会和文化处境的独特见证，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

最后，推进基督教中国化还需要在人才建设上下功夫。基督教中国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个运动、几个口号就能够有效的，需要扎扎实实的长期“建设”。要建立一个长效机制，循序渐进、长抓不懈。深度上，要立足实践，深化理论研究，为基督教中国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广度上，要抓成果转化，在普及上努力，调动基层教牧人员把基督教中国化的认识，变成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信息资源。指导信徒的信仰实践，使更多人把基督教中国化融入到生活实践中。

美国学者科布说过：“基督教必须深深植根于他所处的文化的土壤，不然，它便只会成为与众隔离的狭小群居点。”在推动基督教神学思想与中华文化融合方面，近代有很多神学思想大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发表了真知灼见。如，当代神学家陈泽民教授倡导“和好神学”，无疑是将基督教神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典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的资源相当丰富，有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处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有被当今世界广为接受的国家、民族和文化间交往“和而不同”的处世准则，有“家和万事兴”的家庭生活理念，“和好神学”既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又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理念深度契合，创造出了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神学，为当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提供了良好的神学思想资源。中国基督教要通过长期中国化的努力，使神学思想里渗透着中华文化气质，思维方式、理论阐述、语言表达等都具有中国文化内涵。总之，基督教中国化在教会的实践就是以基督教教义为起点基础和中心内容，以中国文化为说明阐述和载体表现，以国家地域性来表达基督教的世界性和宇宙性，在不违背信仰和教义的情况下，与中国文化的最大的融合和接轨。

结语：基督教中国化虽然我们都在大力提倡，努力实践，但仍任重道远，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有很多认识需要认同和统一。愿我们所敬拜的神能祝福祂要我们做的工作，保守中国教会能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完成她的历史使命，给国家社会和教会带来更多的祝福！

第四篇：基督教中国化专文

营造美满的婚姻

江西吉安

游斌

经文：创2：22-24弗5：22，25 我们都知道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是神圣的。整体上说，基督徒的婚姻是比较稳定的，但在社会大环境下，也出现了基督徒处理不好婚姻家庭问题的情况。据统计，近年来离婚率不断升高，家庭暴力事件日益增多，因离婚导致的青少年无人监管，进而引发犯罪的事件也层出不穷，因婚外恋、婚外情引发的刑事案件也屡见不鲜，如何享受神赐予婚姻的美好，如何实行圣经对我们的教导，作为神儿女，我们都需要活在神的心意里。

一、认识圣经的婚姻观

1、婚姻始于神的创造 创2：18“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在第一章中我们看到神依次创造了空气、水、土地、树木、飞鸟、鱼和走兽，每一次神看祂自己所造的都是好的。但在这里我们第一次读到“神说„„不好”，指“那人独居不好”，而这个“不好”从上下文来看就是--没有配偶来帮助他。神了解人的这种缺乏和孤单，于是神就为亚当造了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个配偶，就是他的另一半，能填补他生命的缺欠。婚姻来自与神，是神给人类的美好礼物。

2、婚姻的目的

婚姻是神圣、荣耀、美好、享受的；上帝设立婚姻有他的目的。从创世记1：26-28节；2：18节；玛2：15节；三处经文中可归纳出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其一，互为终身伴侣，一起服事神；其二，成家立业，治理管理；其三，传宗接代，得虔诚的后裔。旧新约圣经中都不断看到神对基督化家庭的重视。要人建立在与他的关系里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顺服、彼此相顾、彼此饶恕、彼此建立、彼此认罪等。婚姻中有神，婚姻的目的才能得以实现。

3、婚姻的制度

基督教的婚姻观是以神为本，具超越性，排他性。我们都知道神为亚当造了是一个女人而非两个。圣经的婚姻制度是：1.一男一女（太19:5；弗5:31；林前6:15）：神起初造亚当和夏娃，是一男一女，两性神圣的结合--骨中骨，肉中肉。2.一夫一妻（创2:24-25）：人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没有多妻多夫制。3.一生一世（太19:6）：婚姻是终身的，直到其中配偶一方离世为止。4.一爱一服（弗5:28-33；彼前3:8-9）：幸福婚姻的基础，就是彼此相爱相顺服，因为有爱才能有绝对顺服，有完全的顺服，才能有完全的爱。

二、探究婚姻密码

1、共同信仰

在讲到弟兄姐妹的婚姻前提，我们常常就想起保罗的教导：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扼。其意有信应当与信的结婚，信与不信的结婚是会带来不堪局面。信与不信的若同负一扼，会导致一个往这一边走，另一个要往那一边走；一个往天上去，一个往世界去；一个要得属灵的祝福，一个要得世界的丰富；这样志不同道不合的两个人，如何能协力向前？ 纵观旧新约，我们看到神对他儿女婚姻的要求：不可娶外邦的女子为妻。要想婚姻幸福，婚姻密码是你的配偶最好是同信仰。

2、了解男女差异性

男女的差异性很明显的一部分在于女人喜欢唠叨，男人需要空间。上帝造男女的时候是有分别的。男人头脑里单线，你跟他说什么他就听什么，而女人有多条线，你跟她说这个她就会听出许多味。所以很多男人就觉得女人是胡搅蛮缠、无可理喻。在男人的词汇里，差不多一天讲七千句话就讲完了，而女人呢天生喜欢唠，一天可以讲两万句还不过瘾。

男女还有别，譬如男人重理性，女人重感性；男人喜冒险，女人则喜安宁。一般来说女人的记忆力比男人强(所以吵架时女人很会翻旧帐)。上帝创造两性的差别，不是为了产生矛盾、制造冲突，而是为了配搭互补、互相平衡。上帝造女人是为了帮助、补充男人之不足，使他完全。如钥匙之于锁，胶卷之于照相机一样，是缺一不可的。

3、爱与尊重

“女人需要爱，男人需要尊重”这句话大家赞同吗？是的！女人需要男人把她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女人需要男人的呵护宠爱；而男人需要女人的赞赏与肯定，当女人尊重男人时就是对男人最深层价值的体现。如果问男人最讨厌女人是怎样的，可能很多男人都会异口同声的说“胡搅蛮缠，有理说不清的那种”。女人最受不了男人的地方有很多，比如“不爱卫生，大男人主义，小心眼”等等。

夫妻之间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幸福秘诀是你不动我就先动。上帝造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造的，所以女人不要以为去迁就男人就是卑下，男人也不要以为宠爱女人她就会无法无天。两人总要有一个先动，就算你学习了婚姻课程你不动还是无济于事。一旦有一个朝着好的方向行动起来，另一个也会跟着行动起来，形成良性循环。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得到爱，你必须先尊重对方，一样，你要得到尊重，就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记住这句话：婚姻是接纳而非改变。婚姻不是为了改变对方，乃是要先改变自己。

三、处理婚姻危机

1承认过去的失败

大部分不良的婚姻，包括丈夫与妻子之间一道多年来即已筑起的坚硬石墙，每一块石头代表一次过去彼此伤害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就是人们常常所谈论的。

我们要承认婚姻中的两个人都是不完美的。承认我们都是罪人，都需要改变。承认自己的不完美并不是说你就是个失败者，而是承认你是个人，身为人，你我都有缺陷，需要互补，体谅、包容、接纳，肯定。2启动婚姻里的良性循环

例：感情存款：为什么婚前恋爱时候甜甜蜜蜜，恨不得连体在一起，婚后不久审美疲劳，三天两天吵？其实人类存在的中心，是渴望和人亲近，被人所爱的。如何表达爱意呢？心理学家盖瑞.普曼列出了“爱的五种语言”值得我们学习。

A肯定的语言：每天寻找配偶的优点，并加以赞美。如：称赞她今天做饭很好吃；衣服穿的很漂亮等。B精心的时刻：与配偶同在一起，参与她喜欢的，分享她的趣闻烦恼。给于双方全部的注意力，让他感受到被专注的喜悦。C特别的礼物：配偶无意中说出喜欢什么，悄悄记下。有时给些小惊喜，制造浪漫氛围。礼物是爱的视觉象征，借着礼物知道你想到了她。D服务的行动：为配偶分担一些事。如：感冒为她买药；小小动作都会让女人欢心。也可以问对方“如果这一周我能做一个特别的服务行动，你想要什么？E身体的接触：身体接触是沟通婚姻之爱的有力工具。可以常搂这她，拥抱她，挽着她的手臂或者把你的手放在她的肩头上，就可以得到双倍的情绪高点。

四、营造婚姻秘诀--从圣经角度看角色功用

1、如何做好妻子

A是帮助他不是绑住他。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创 2:18)所以帮助“他”是上帝创造女人的本意，也是上帝对女人最大的托付。箴言14：1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由于女人较细心、敏感、富创造力、想象力，可以使家成为温暖、舒适的居所，这是对丈夫最好的帮助。在哪方面可以帮助他呢？

B是顺服他不是胜过他。以弗所书5:22-24“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有些姐妹一听说要凡事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就不服，“凭什么？现在是男女平等嘛！我的智力又不比他差，为什么凡事都要听他的呢？”这些都是不对的。C是敬重他不是挑剔他。“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弗 5:33)敬重的意义：给他高度的价值感，让他知道他在你心目中的地位，以及他在家庭中的重要性。“敬重”也包含极度的关心、重视、称赞及欣赏的意义。D、是感化他不是改造他。彼得前书3:1-2节“......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

2、如何做好丈夫 A是领导者。“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弗 5:23)头是人全身的控制和指挥中心，全身的动作和活动都是由头来支配的。在夫妻的婚姻生活中，上帝设立丈夫作头，扮演一个领导者的角色。丈夫应凡事负起带领的责任，作妻儿的榜样。领导者应注意领导的态度和领导的范围。

领导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和辖制人的独裁者。而是主耶稣在太22：26-28节他教导我们：愿为首就当为仆；丈夫领导的心态应效法基督对待教会的态度，站在服事的地位，处处以妻儿的利益为重，用智慧、爱心、耐心来负起领导的责任。

上帝既设立丈夫作头来领导妻子，那么在婚姻中对丈夫最大的伤害，就是否定他的领导权，但丈夫若不追求长进，又没有好的榜样，许多时候让妻子难以顺服。让丈夫作最后的决定。在家庭中不要争权，而是彼此谦卑，聪明的妻子，千万不要顾此失彼！B是施爱者。“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弗 5:25)上帝一再地吩咐作丈夫的当爱妻子(弗5:22-23；西3:19)。因为上帝知道妻子最大的需要是“被爱”。

C是保护者。“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正象基督待教会一样。”(弗 5:29)“你们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知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爱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这样便叫你的祷告没有阻碍。”(彼前 3:7)丈夫应当保护妻子的理由：(1)“因她比你软弱”，一般来说女人在情感上、体力上均较男人软弱。(2)她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许多祝福与恩典必须二人一同来领受，缺一不可。有些女权运动者很傻，总是逞强地说：“我们跟男人一样，男人能作的事我们也能作！”其实上帝造男女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女人比较聪明、细心，以及其它很多的长处，何必一定要跟男人抢男人当做的事呢？ D是供应者。“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创 3:19)从这节经文中可以读出上帝的心意是要丈夫负起家庭的经济责任，所以赚钱养家是丈夫理所当然的基本责任。

我们透过如何经营婚姻更加的清晰，也认知到自己之前对婚姻认知的错误方式。爱情需要保养，婚姻需要经营；美好的婚姻生活需要你我的改变。换位思考，启动婚姻里的良性循环，使我们的婚姻爱箱常满荣耀神！听到神的话语希望我们在生活中可以操练应用，爱需要说出来。美满的婚姻是：

1、绝不轻言离婚。

2、恒久的婚约是神的心意。

3、完全接纳配偶是幸福婚姻的起点。

4、先努力改变自己。

5、把配偶放手交给神求神改变，并等候神的作为。

第五篇：2014基督教焦点回顾(十)：宗教法治“开启新征程”

2014基督教焦点回顾(十)：宗教法治“开启新征程” 引言

“依法治国”如同一股清风，自1997年前中共十五大会议之后，14年来吹进了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也包括宗教界。今年10月20日至23日举行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更是首次将“依法治国”设为讨论专题。紧随其后，有关宗教领域立法的探讨此起彼伏，蔚然成风。

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宗教法治成为热点

四中全会刚结束不久，10月27日，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举行宗教界委员反映社情民意座谈会。委员们提出，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依法治国，落实到宗教领域，就是要进一步推进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为此，有必要结合时代发展，进一步修订完善《宗教事务条例》。10月30日，一个以“宗教事务管理法治化”为主题的研讨会就在北京召开。参加这一研讨会的有来自中央统战部、中央党校、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甘肃省委统战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甘肃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领导、专家学者共30余人。

11月7日，国家宗教局局长、同时在十八大期间递补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王作安在《人民政协报》上发表《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宗教工作》一文，他根据十八大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积极推进宗教立法、适时修改《宗教事务条例》、依法管理宗教等。

11月22日，为期一天的“开启宗教法治新征程，学习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此次座谈会由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举办，邀请了全国各地包括法学专家、宗教人士等10多位发言人共同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交流探讨。

12月26日，由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国务院法制办主办的《宗教事务条例》公布10周年座谈会召开，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座谈会并强调要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和法治观念，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宗教工作，提高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水平。此次座谈会被CCTV1晚间新闻报道。

30多年来，我国宗教法治建设走过的历程

多名学者认为，我国的宗教法治建设正式开始于1982年。那一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又称19号文件），明确指出：“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文件还首次提出要制定“宗教法规”的工作思路，提出“为了保证宗教活动的进一步正常化，国家今后还将按照法律程序，经过同宗教界人士的充分协商，制定切实可行的宗教法规”。

1986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即现在的国家宗教事务局）提出各省可结合当地情况，制定地方性宗教法规，由地方颁布试行。

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要加强法治建设，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成立“宗教法起草小组”，将宗教立法列入该局当年的工作计划。同年，宗教界开始主动参与宗教立法进程，全国政协宗教委员会召开宗教立法座谈会，讨论宗教人士主持起草的宗教立法草案。1988年，广东省颁布了“宗教活动场所行政管理规定”，在全国率先制定了关于宗教问题的地方政府规章。此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出台了各地关于宗教问题的地方法规与规章。1989年，佛教领袖赵朴初与基督教领袖丁光训将其联合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建议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希望尽快开始立法程序，表明了宗教界积极要求实行宗教法治的立场。不过，该草案提出之后，受到了冷遇，惨遭“搁置”。

1991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即1991年6号文件）。这是继1982年19号文件之后，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宗教工作的文件。该文件明确了政府是管理宗教事务的主体，管理依据是“法律、法规和政策”，管理性质是“行政管理和监督”。1993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6号文件的基础上，加上“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1994年，国务院颁布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1998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改名为“国家宗教事务局”。

200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继续强调“依法管理宗教事务”。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2002年3号文件），重申要“加强宗教立法工作，加强宗教法治建设”。2004年，国务院发布《宗教事务条例》，并于2005年3月1日开始实施，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有关宗教问题的第一部综合性行政法规。

此后的几年里，作为实施《宗教事务条例》的配套措施，国家宗教事务局相继出台了《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办法》、《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任职备案办法》、《藏传佛教**转世管理办法》、《宗教院校设立办法》、《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办法》、《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等一系列有关宗教管理的行政规章。政界对宗教立法态度的明确

从1982年政府首次谈到制定宗教法规算起，至今已经走过30几个年头，的确取得了很多进展。这期间，有关宗教方面的法规和规章出现了60余部，其中包括行政法规2部、部门规章11部、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60余部。不过，一方面这些都是行政法规；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宗教问题仍存在着许多无“法”可依、无“法”可治的现象。尽管宗教界和学术界很早之前就提出宗教立法的需要，政府部门对宗教立法的态度却一直没有明确。2011年11月份，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在接受凤凰卫视《问答神州》吴小莉专访，谈到宗教法的问题时曾表示，时机还不成熟，还不到讨论的时候。当时他说：“可以说这个建议是好的，咱们先从下面走，积累经验，最后等到条件成熟的时候，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直到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探讨“依法治国”的主题后，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在《人民政协报》上发表的《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宗教工作》一文，才让人们看到政府部门在宗教立法上的决心。王作安在这篇文章中表示：“同宗教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相比，同形成完备的宗教事务法律规范体系的要求相比，同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期待相比，宗教立法工作还存在不适应、相对滞后的问题，必须按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从宗教工作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宗教立法工作。” 王作安局长在这篇文章中还指出，“建设宗教事务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并表示，“宗教立法要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和程序。”同时，他还坦诚，修改10年前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已经势在必行，“要通过修改《条例》，使宗教领域重点方面和关键环节有法可依，相关制度更加完善，相关规定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促进宗教事务的规范化管理，更好地保护宗教界合法权益。”

在12月26日举行的《宗教事务条例》公布10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再次指出，“要坚持立法先行，提高立法质量，努力形成完备的宗教法律规范体系。要依法妥善处理涉及宗教因素的社会问题，促进宗教关系和谐。” 学术界多年的呼吁

政界对宗教立法态度的明确，在学术界得到了异口同声的赞同。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刘澎教授认为，“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开启了我国宗教法治的新征程。”原中国佛教协会综合研究室主任徐玉成希望，“早日将宗教立法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议程”。河南中医学院的乔飞教授认为，实现宗教权利的法律保护是一件必须而紧迫的事情。人民大学副教授、哲学博士魏德东则肯定地说，“设立专门的‘宗教法’，总体利大于弊，而且时机已经成熟，时不我待。”

早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6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就以“行动中的中国宗教法治——纪念《宗教事务条例》颁布十周年”为题召开学术研讨会，探讨宗教活动该如何由法律这一现代社会最有力的社会治理手段调控的问题。7月17日至18日举行的“第11届宗教社会科学年会”也以“现代化、法治化与宗教界发展”为主题，将《宗教事务条例》研究作为重要话题。

事实上，多年来学术界有关宗教立法的呼吁从未停止。10多年前，刘澎教授就组织“宗教与法治”研讨会，并于2010年开始开办每年一期的“宗教与法治暑期培训班”。刘澎认为，尽管中国早已建立了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与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民族自治地方法规与规章等五个层面八个级别在内的一套庞大的宗教立法体系，却缺少一部宗教基本法，中国宗教管理体制存在许多困境，要想走出这些困境，就需要一部《宗教法》。刘澎认为，要在宗教领域内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首先要设立《宗教法》。《宗教法》是宗教法治的关键。设立《宗教法》不是为了用法律强化旧的宗教行政管理体制，而是为了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宪法关于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改革传统的宗教管理体制，实现宗教自由、政教分离、宗教法治，调动信教群众的积极性。乔飞表示：“宗教是国家和社会的正能量，用法律保护宗教权力，符合人类的本性，符合世界的潮流，更符合法治建设的大方向，是利国利民的大善举。”并且我国已经加入了20多个国际人权公约，其中很多与宗教信仰自由有关系，而且我们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联合国人权宣言第18条对宗教信仰自由有明确规定，我们作为这样一个大国，履行国际公约，可以彰显我国的大国形象。他认为，“在当代，我们把宗教纳入法治建设的领域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合理，也是非常应当的事情。”

魏德东引用美国当代法学家哈罗德·J·伯尔曼的话指出，“宗教对于法治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他认为，宗教界理应能够为建立法治信仰，建设法治中国做出独特的贡献。他分析了一系列有关纪念活动后发现了一个共识，这就是在《宗教事务条例》颁布实行10年之后，希望国家能全面系统地总结宗教事务法治化的经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条例的基础上尽快建立一部“宗教法”，以与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大时代相适应。这一期待在一些政府部门的会议上表达得比较隐晦，在一些学术会议上已经是大声疾呼。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向平认为，唯有做到真正的依法管理，才能切实推进宗教事务的“社会化管理”。而宗教事务的社会化管理，实际上就成为了当代中国宗教政策及其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唯有宗教管理方式与宗教信仰的实践方式能够呈现去政治化、以及社会化的管理形式，宗教管理制度的法治化才有可能。宗教立法的难点和挑战

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认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宗教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宗教工作的重大任务。他认为提高宗教立法的质量非常关键，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和程序；要根据宪法精神，按照国家整体立法规划，从宗教工作实际出发，研究制定近期和中长期宗教立法规划；要不断增强法规规章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要继续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做好与其他领域法律法规的衔接，并积极推动完善其他法律法规中涉及宗教事务方面的内容。

此外，王作安还指出，推动宗教工作法治化的重点是保证相关法律法规严格实施，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为行而不返”。宗教工作部门要规范行政行为，严格依法办事，自觉接受监督，依法全面履行管理宗教事务的职能。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也要提高学习法律的自觉性，进一步树立法律意识，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发挥在法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各宗教团体也要建立健全的章程和各项教规制度，把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基本精神融入到规章制度中，充分发挥教规制度对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的行为引导、规则约束、权益维护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兼副书记王利明教授指出，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宗教活动该如何由法律这一现代社会最有力的社会治理手段调控，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内涵是什么、应采取何种法律运作机制确保实现，这些问题既是法理学、宪法学学者研究的传统领域，更在民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经济法学、社会法学等部门法研究中具有愈益突出的地位。像当前面临的宗教财产保护、宗教场所法人资格确认、邪教组织刑事处理、宗教慈善法律调整、宗教文物开发保护、宗教文化教育事业的传承发展、民族宗教习惯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宗教极端主义暴恐犯罪的依法惩处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事关民族团结与政治稳定大局，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宗教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俞学明指出，我国当前的宗教生态正处于激烈的变化发展中，宗教法治的整体设计和逐步落实任重而道远。如何从梳理宗教与社会的基本关系出发，在治国理政的大框架下重新思考宗教法治的具体内容和实施方式，是当下基础理论建设和整体方案设计的大问题。他认为，当前的宗教治理体系模式下，人们对宗教与政治、宗教与法律两重关系常混为一谈，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则被遮蔽于政教关系之下，因此往往把宗教管理部门与宗教信仰者的权益保护对立起来，从而造成彼此间的隔阂，进而激化社会矛盾，影响信仰权益的真正落实。坚持依法治理，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意味着要区分不同宗教事务的归属，厘清政治、法律在处理宗教事务中的界限，让法律成为治理宗教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方式。他还认为，我们应致力于培养一支具有法治文化理念，具有宗教学素养和法律素养的专业队伍，在政府及相关部门中发挥积极作用，来确保党的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纲领在宗教法治进程中的落实。

魏德东指出，宗教工作遇到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与社会其他部门的权益之争。《宗教事务条例》对宗教界内部比较有效，但对于非宗教部门的约束力就大打折扣，人家说我们不属于宗教事务，你如何用宗教事务条例予以规范？如宗教界与文物界的矛盾，至今为止，无数的珍贵宗教文物都被文物部门束之高阁；又如假宗教活动场所的出现，旅游公司在佛教寺庙设置功德箱。哪些属于宗教部门管、哪些属于文物部门管、哪些属于工商管理部门管，需要一部涵盖全社会，为全体国民所必须遵守的有关宗教事务的法律。

刘澎认为，要把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贯穿于宗教立法的全过程，宗教不仅要立法，而且要开门立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要让广大群众参与到立法过程中来，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要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的中国宗教法律体系，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他还指出，尽管我国宪法第36条对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做了明确规定，但是由于我国没有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宗教法》，公民信仰自由权利无法落实。他认为，要以宪法为基准，撤销和纠正过去各地设立的有关宗教问题的违宪违法的行政文件，这对促进我国宗教领域的法治，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在宗教领域内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的实施。

刘澎还认为，要从立法体制的设计上保证立法质量。就宗教领域而言，《宗教法》是什么性质的法？此外，长期以来，许多地方的官员在处理宗教问题时，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不作为，另一种倾向是乱作为。要纠正宗教领域内政府官员的这两种错误倾向，就需要严格落实四中全会的规定，做到行政机关既要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又不能法外设定权力，滥用权力。要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在宗教问题上有什么权力，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要清楚地写下来，向全社会公示。小结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主流的宗教观从“宗教鸦片论”向“宗教文化论”、“宗教适应论”以及正在酝酿成熟中的“宗教法治论”的转化。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宗教界已经有宗教立法的强烈呼声，甚至已经在起草文本。20多年的时间里，宗教界和学术界的呼声不断，直至2014年，政府部门终于明确宗教立法的立场。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在2014年底所召开的“2015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再次表示，“新的一年将是宗教工作十分重要的一年，要坚持按宗教规律做好宗教工作，坚持用法治方式推进宗教工作。”正如多位学者所发出的感叹：“2014年开启了宗教法治的新征程。”“总结《宗教事务条例》的实施经验，开启“宗教法”的立法进程，当属我们对2015年的最大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