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基督教十大焦点回顾(七)：中国基督教的公共性

第一篇：2014基督教十大焦点回顾(七)：中国基督教的公共性

2014基督教十大焦点回顾(七)：中国基督教的公共性

今年6月份，美国普渡大学宗教学者杨凤岗对中国基督徒人数的预测，引起中国及国际媒体的深度关注：中国的基督徒将在2025年达到1.6亿，到2030年超过2.47亿„„中国将在15年后(203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信仰基督教人数最多的国家。

这一数据无疑打破了人们对基督教这一“边缘群体”的印象。基督教在中国一直以来被视为“边缘群体”，基督教界近年来的焦点话题之一也是和“服务社会、走进社会”以规避“自我边缘化”的倾向。学者杨凤岗的预测，让大多数人尚未意识到基督徒群体在中国迅速成长的人感到诧异。虽然对这一预测的科学性及数字背后代表的不同政治含义，曾引起持不同立场的媒体之间激烈的“交战”，数字本身却不是宗教学者希望大家唯一关注的。他指出，比起中国基督徒群体数量本身来说，更加值得重视的是社会及基督徒本身还缺少对基督徒人数快速增长的认识，及由此而来的心理准备。

这位十分关注中国基督徒群体的海外学者将教会、政府及学术界对基督徒增长趋势的认识不足一一道出：“教会方面，专注教会生活而和传福音，而缺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心，缺少应有的社会责任感；社会方面，有关部门仍在盲目地管控，甚至错误地以以为可以采取某些极端手段阻止基督教的发展；学术界，学者对此缺乏准备，对基督教快速成长和政府管控造成的各种社会后果探讨不足。”

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我们还未意识到时候，基督教公共性的话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

基督教的公共性——是上帝透过《圣经》的启示

基督教会历史上虽有“苦修主义”，正统基督教却是一直强调“入世”。这是有圣经根据的。《圣经》开篇第一句便是宣告“起初，神创造天地”。(创1:1)上帝创造万物及人类之后，对人所说的第一个诫命，就是有关公共性的使命：“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1:27）这也常被一些神学家、教会领袖用来说明基督徒的社会责任。

基督徒每周必恭诵的《使徒信经》中有一条如此说：“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基督教会是圣而公之教会，所传讲的必然是圣而公之真理，也必然要发挥圣而公之作用。

华人教会王志勇牧师曾专门撰文谈基督教的公共性这一话题，他指出，“基督教的公共性是指基督教作为独特的世界观在政治、律法、经济、教育等社会公共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是说，基督教本身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拯救个人的灵魂，也包括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公义问题，甚至包括饮食的健康、环境的保护。”

“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基督徒常用此经文来呼求社会公义，或许没有注意到，这是上帝藉先知向他的子民发出的命令，此经文前面是神向着百姓的谴责：“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岁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由此可见旧约时代，尤其是在以色列民族和国家，上帝所启示的律法始终是社会和国家都当遵行的至高法则，上帝也会藉先知直接针对社会和政治问题传递他的旨意，呼吁人悔改，建立自由、公义、平等的社会。

王志勇牧师引述上述经文内容指出：上帝对教会的旨意绝不是仅仅让我们在宗教仪式中得到某种宗教的体验，也不仅仅是让我们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得到某种神秘的满足，而是让我们不仅个人灵魂得救，也能从自身出发，积极建立圣而公的社会；美国著名社会行动家Ronald Sider也曾在其《再思福音真义》一书中提出：“教会/基督徒„„高唱基督大爱，却不关心社会公义，则是鸣的锣，响的钹，与人无益。”

基督教历史中：基督教从不会在社会进步中缺席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基督教会历史中，发现“公共性”之于基督教极为丰富的力证。实际上，新约时代，基督教从第四世纪起就开始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罗马法也不得不接受圣经的洗礼，根据圣经的启示做出相应的调整。整个中世纪，基督教通过宣教和社会参与，特别是教会法体系，用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驯化了欧洲各个蛮族，建立了强大的基督教文明。

在此话题上，不得不提的是社会学家阿尔文•施密特所著《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一书。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是，基督教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实际上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所知和想想。施密特为我们集中展现了基督教对文明的方方面面的影响。他从生命尊严、性道德、妇女地位、慈善、医疗保健、教育、经济、科学、政治、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揭示了现代社会许多现行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基督教渊源，阐明了基督教对人类文明的深刻影响。

仅就其中一点稍作阐述，就可以说明很多问题。比如，这本书所体现的基督教对人的生命与尊严的尊重：基督教关爱生命，给人的生命赋予神圣性，反对杀婴、弃婴的陋习，反对角斗士表演以及人体献祭，还反对自杀。基督教提高了性道德观，反对性乱交（这在一开始主要是针对古罗马人的道德败坏行为）。基督教主张婚姻神圣，赋予婚姻尊严。“基督教对婚姻中性隐私的关切从根本上带来了隐私权的制度化”。基督教取消一夫多妻制，主张妇女婚姻自由，使妇女获得自由与尊严，寡妇受到保护。基督教重视发展慈善事业，创立孤儿院、养老院制度，建立收容所、盲人之家，形成自愿性慈善及救助组织，并由此提高社会道德，促进了《童工法》的制定，以保护儿童。基督教倡导救死扶伤，创立医院制度和精神病院。

除了促进对人的生命与尊严的尊重，基督教还极大促进了西方政治文明进程，并极大影响了艺术、建筑、思想与文化。而这一切，都是基督教公共性的有力体现。

中国基督教的公共性现状

当我们意识到基督教公共性这一话题时，再回看2014年的中国基督教，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基督教会虽还未正式提出“公共性”这一话题，但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发展的基督教会已经开始看到参与社会的重要性。

今年2月及7月份，温州柳市堂及昆明三一国际礼拜堂先后获准成立慈善基金会，这开创了国内基金会领域中以教堂名称命名慈善基金会的先河。两基金会的成立将帮助教会进一步探索社会服务、利益人群，发挥教会正能量，成为服务社会发展的新典范，也会促进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今年8月份，第二届夏季青奥会在南京举行，参与青奥会的运动员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为了满足不同宗教人士的信仰需求，南京青奥村设置了多信仰中心。其中，南京市基督教会积极预备了青奥村内基督教活动中心，并以体现中国梦、古老南京、基督教堂青春梦为主题布置基督教中心；南京教会也有相应牧者在青奥会期间入住多信仰中心，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信仰服务。此外，为迎接青奥会，南京基督教会还曾以青奥会为主题，举办书画摄影展、特别祷告会等相关活动，引导信徒们向南京青奥会致以基督徒的支持与祝福。

依然是8月份，深圳基督教会藉恢复礼拜三十周年感恩庆典之际，正式成立了基督教社会服务中心，并现场授予30个基督教活动场所服务站牌匾。这一中心及下属服务站点将专门为社会上有需要的人士开展心理咨询、临终关怀、毒瘾戒除、家庭问题辅导、特殊儿童早期干预等慈善服务。金陵协和神学院副院长陈逸鲁牧师盛赞此举，并视之为深圳基督教从“圣殿”向“圣城”转化的一大标志。他指出，中国恢复宗教政策以来的三十多年，教会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是：建教堂；如今教会要在社会转型及城市发展中抓住机会。

陈逸鲁牧师认为，教会要像尼希米先知一样，以整个国家的广阔的胸怀和眼光来看待建造的工作；思考未来教会的发展时，不能不看社会发展的趋势。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中国社会正在进入多元化的社会组合，就像打破国企垄断、开放更多领域这样进行的经济转型一样，社会整体也逐渐从生产型转化为服务型，因此，服务行业会有很好的发展空间，教会就当抓住机会最好社会服务工作；社会进入多元化组合，教会开展事工也当相应多元化。

12月13日，本已进入一年中最喜庆的节期的南京莫愁路教堂拉起了白底黑字的横幅，南京市基督教两会借莫愁路堂举行国家公祭日和平祈祷崇拜，引导南京市的基督徒以自己的方式为死难同胞致哀为中华民族祈福。莫愁路堂李兰成牧师在证道中引导基督徒为正义、和平祈祷：“因为我们热爱和平，所以不能忘记历史。让我们为国家、为世界的和平祈祷，为正义、良善、和平在人间的实现祈祷。”近1800名基督徒共同为死难同胞致哀、祈祷。

越来越多的实例显示，中国基督徒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承担社会责任、以负责任的心态参与到公共事务中。类似事务还有很多，比如云南鲁甸地震时，基督教会、基督徒个人或小团体、基金会等组织纷纷捐款捐物，或奔赴救灾一线，帮助难民。

基督徒已经开始渐渐地在社会上树立”基督徒“的公共形象。就在十年前，当社会上提起基督教或基督徒的时候，人们或许想到的只是老弱妇孺等文化水平低的人所信奉的宗教，甚至不能与”迷信“区分开来。随着时间的前进，基督徒走入社会及在公共空间里对信仰的实践，正在逐渐改变社会对基督教的概貌认识。基督徒的形象已经有了很大改观。然而，当我们从公共性这一角度回顾2014年的中国基督教时，除了带着爱心参与到公共事务中之外，基督徒群体中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比如今年持续了十多个月的浙江十字架**这一事件上来。当基督徒与教会被野蛮对待，教堂十字架或强行或协商后被拆下时，不少基督徒在未了解事实的基础上马上站在了对“受害者”的角度上，受逼迫、为主受苦、背负十字架，不能不说让基督徒的社会形象大打折扣。之后的“神迹”情结及“造谣”心理的种种表现，也让社会人士对基督徒群体所不解。

对中国基督教公共性之思考的不同观点

再回看宗教学者杨凤岗对基督徒参与公共事务这一话题上的观点，杨凤岗认为，中国的很多基督徒只专注于教会生活和传播福音，而缺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心，缺少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他认为，中国的基督徒要多融入社会。

而前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对杨凤岗预测的回应中，虽然认为他的预测夸大事实，却也提到，“希望其积极融入社会。”

深圳基督教会恢复礼拜三十周年庆典之际，深圳市民宗局局长姚任讲话中也提及基督教会的公共性发展，希望基督教不断增强国家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参与社会服务、社会建设。

中国基督教会的公共性，除了教会及基督徒个人需有意识地走入公共空间、承担社会责任之外，国家与社会也不妨开放更大空间，让基督教会在承担社会公共性角色方面走到更加开阔的地带。在这一方面，曾有人举出的一个简单的例子颇具有说明性：比如阿富汗、伊拉克这样的国家有时会出现绑架人质的事件，最后把危机化解的是社会力量，社会组织，而不是国家权力。例如宗教组织，或者是部落长老，他们不是国家权力。他们作为社会组织，非常有力量，有时候能起到国家权力和政府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第二篇：2014基督教十大焦点回顾(四)：“基督教中国化”的探讨

2014基督教十大焦点回顾

（四）：“基督教中国化”的探讨

引言：人类历史如同一趟趟列车，载有不同的文化和信仰。一千多年来，基督教与中国这两趟不同的列车，曾有过多次短暂的交集，却又都转瞬分来。两百多年前，这两趟列车终于再次相遇，并且至今未再分开。

不过，它们并行的过程，也就是基督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磨合的过程，也摩擦出许多火花，虽曾几度绽放光芒，却也的确灼伤不少人，直至今天这些火花仍未完全止息。2014年，“基督教中国化”仍是国内基督教界和学术界所广泛关注的话题。

“基督教中国化”在基督教界和学术界引关注

无论如何，2014年对于中国基督教两会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年。整整一个甲子（甲子为中国古代纪年法，即60年）之前的那个8月，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60年后，仍然是在8月份，基督教全国两会在上海举行了60周年纪念活动，并将纪念活动重要内容之一命名为“‘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

将“基督教中国化”提上重要议程，显然并非基督教全国两会一时之举，早在今年7月18日，他们就已经召开了一次座谈会，邀请全国各地教会、神学院近20位教牧同工，就“基督教中国化”的议题进行了探讨，为8月份所要举办的“研讨会”做准备。紧随着全国两会的步伐，江苏省、河北省、湖北省、陕西省、福建省、北京市、天津市、浙江省等地基督教两会，纷纷以纪念为契机，以“基督教中国化”为主题，开展了讨论，试图进一步推进“基督教中国化”。

在基督教内部探讨“基督教中国化”这一主题的同时，学术界也对这一话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10月26日至27日，第二届“基督教中国化”学术座谈会”在京举行。来自社科院宗教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学术、科研机构的40余位专家、学者就“基督教中国化”的诸现象、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10月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还在浙江乐清柳市基督教调研基地（温州基督教会柳市堂）举行“基督教中国化”专题研讨会。11月18日至19日，第四届“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作用及其影响”研讨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此次研讨会主题为“社会变迁中的宗教研究与宗教教育”。

“回眸”基督教与中国的四次相遇

如果说基督教和中国文化本是两辆不同的列车，那么在它们彼此融合的过程中，到底谁更主动一些呢？到底是基督教这趟列车驶入中国文化的轨道之中，还是中国文化纳入基督教的车厢之内呢？抑或是两趟列车真的能够合并在一起呢？

早在一千四百年前，唐朝时期驶入我国的景教，曾一度试图走进中国文化，其教义甚至一度佛教化，经典也多采用佛教用语翻译，甚至《四福音书》的作者均改以“法王”称呼，例如马太被称为明泰法王，教堂叫做“伽蓝（寺）等。景教曾在贵族中有一定的传播，对皇室依赖性较强。不过，景教虽曾有过150年的发展，后来却因唐朝灭佛浪潮遭受殃及，趋于式微。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这两趟列车，在拥有短暂的交集之后迅速分开。

几百年后，当历史年轮驶入我国元朝之时，基督教的车轮也再次走进了中国，被称为“也里可温教”。不过，这次的传入与唐朝景教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元朝皇室的依赖性非常强，虽后来发展有3万信徒，且多为色目人，未能传于汉人，后来就随着元灭明立而再次推出中国历史的舞台。

相比唐朝和元朝的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与中国文化的碰撞程度而言，明末清初基督教再次驶入中国之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这两趟列车则发生了非常猛烈的冲撞，基督教这趟列车几乎被撞了个“四脚朝天”，甚至连列车的残骸都被收拾干净，“扔出家门”，大量传教士被“驱逐出境”，更多的传教士则再也不能走进中国的大门。

事实上，明末清初这批传教士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沟通做了大量工作，尤其在“中国孝文化”与“敬拜独一真神”的基督教教义之间建立起一个互相交流的桥梁。只可惜后来因着著名的“礼仪之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裂痕无可弥补，最终两趟列车几乎是迎头相撞，“基督教”被撞得原路退回，“中国文化”也因着这次冲撞变得更加封闭固守。

不过，基督教与中国似乎有着不解之缘，或许中国是上帝所特别眷顾的国家之一。19世纪初，基督教这趟列车第四次驶入中国，将她再次带来的是那位至今仍被许多中国基督徒纪念的年轻人马礼逊。不过，马礼逊带给中国的与之前唐朝、元朝、明朝的传教士有所不同，他带来的是基督教新教。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基督教这次驶入中国之后，虽然将要面临着与中国文化更大的磨合和碰撞，却终究在中国站住了脚跟。

马礼逊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沟通做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说如果有一天基督教真的能够与中国文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话，马礼逊实在功不可没。他是第一个将《圣经》全文翻译成中文并予以出版的人，他独自编撰了中国第一部《华英字典》，编写了《中国一览》、《广东省土语字汇》（1828年）等近代早期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作品，他还和另一位传教士米怜创办了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开办了第一所传教士中文学校英华书院，按立了中国第一位牧师梁发。

19世纪初这段时间，当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这两列车在不断碰撞的过程中，一个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结合体产生了，那就是“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从梁发手中得到一本福音册子——《劝世良言》，从中吸取了某些基督教教义，后来自行洗礼，创办拜上帝会，并将《圣经》的《旧约》和《新约》加以篡改，成为拜上帝会的教条，并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发动金田起义，后来更是一度占领半个中国，最后因为内外原因被北洋军队所灭。尽管太平天国在历史上昙花一现，但是作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一种结合方式的“太平天国”，对于研究“基督教中国化”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至今，在我国许多农村教会里面，基督教信仰往往容易变成其他种种民间信仰的替代品，村民对基督教信仰和其他民间信仰的态度往往是“哪个灵就信哪个”，这种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结合之后的产物，与太平天国实有太多“异曲同工”之处——都对基督教信仰一知半解，都把基督教信仰当做一种工具，都没有真正讲解清楚基督教信仰最核心信息„„

不过，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这两趟列车不断磨合的过程中，所碰撞出的火花并不仅仅是“太平天国”，还撞出了另一个影响多年的火花，灼伤了中国基督徒几十年的时间，那就是基督教当时被称为“洋教”。之所以被称为洋教，一方面与中国人将西方人称为“洋人”、把西方进口物品称为“洋货”有关。不过，“洋教”一词与“洋火”、“洋车”这些“洋货”有一点不同之处，那就是“洋教”本身就含有轻蔑之意，而“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这一说法也由此而来。

基督教之所以被称为洋教，还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因为基督教第4次传入中国，跟西方列强以武力轰开中国大门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对于很少见到外国人的中国人来说，想要分辨清楚哪些外国人是传教士，哪些外国人是侵略者，就像让西方人分辨中国人与日本人的不同一样，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何况，但凡外国人都能在这块本属于中国人的土地上，享有比中国人要多很多的权利，怎么能不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呢？

“基督教中国化”在基督教两会的探讨

事实上，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成立，本身就与基督教在中国被冠上“洋教”这顶帽子有着关系。“三自”就是“自治、自养、自传”的简称。中国基督教协会前会长曹圣洁牧师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她是60年前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她认为，当19世纪基督教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时，立刻就碰上东西方文化碰撞的难题；加上传教运动在殖民主义文化的推动下，基督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成了带着侵略色彩的宗教，因此，“如何在中国的社会中做基督徒，怎样的行为才是荣耀上帝，这是中国的基督教无法避免的问题。”

2014年，基督教两会在探讨“基督教中国化”这一话题时，所关注的核心已经不再是“洋教”的问题，而是神学思想建设的话题。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傅先伟长老的话来说，“基督教中国化”的关键是通过神学思想建设，建立中国基督教自己的神学思想体系。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牧师在谈到“基督教中国化”这一话题时，则在细节操作上谈了5个需要努力的方面，其中第一条也是有关神学思想建设。对于神学思想建设的具体内容，傅先伟长老的观点是，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要指导教会事工的开展、信徒灵命的培养和教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高峰牧师认为，要以神学思想建设为实现中国化的核心，它将为“基督教中国化”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保证、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

高峰牧师所谈到其他4个方面分别是文化、教会建设、服务社会和信仰表达形式。关于文化方面，以前是中国将基督教当成“洋教”，高峰牧师则强调现在的基督徒不能把中国文化看成“异教文化”，而要“以中国优秀文化为土壤，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基督教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益组成部分”。教会建设方面他则认为今日的中国教会要探寻“既遵循教会传统又适应处境”的教会论。在他看来，服务社会是“基督教中国化”得以实现的重点，基督徒可以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得到社会的尊重和接纳。他还认为，当今基督徒应当探索适合中国基督徒的信仰形式，以此作为“基督教中国化”的载体。

“基督教中国化”在中国学术界的讨论

如果说基督教两会主要是站在基督教这趟列车的一节车厢上思考“基督教中国化”的话，那么学术界则是站在中国文化这趟列车的一节车厢上研究“基督教中国化”这一话题。如果说基督教两会这节车厢内表面上是声音一致的话，在学术界这节车厢内部则发出不同观点的碰撞之声。这些不同表现在基督教是否需要中国化上，以及怎样中国化之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认为，“基督教中国化”符合圣经的教导，是必须要坚持和发扬的。他认为，使徒保罗早就说过：在什么地方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体现什么样的特色（参见林前9章）。所以，保罗在《圣经》中已经定下了适应地方传统文化这样一个基本的教会生存的原则。他还指出，本土化就是要符合我们今天的社情、国情，要复合目前的社会结构，要为中国社会、尤其现在的新城镇建设作贡献，弘扬基督教的传统。

不过，山西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与基督教研究教授安希孟所持有的观点则不同，他认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有着根本差异。基督教原本是标举世界主义和“人类一家”的旗帜的，但到了中国，却被歪曲为民族的、国家的宗教，被迫挂起民族主义和邦国主义的旗帜，这可以说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不幸命运，是对基督教从内部所做的人为阄割。他认为，基督教教义同中国固有封建传统文化是势不两立的。过早地使基督教适应和屈服于中国文化，磨去其锋芒，只会造就一种与中国旧礼仪妥协的变质了的不伦不类的宗教。

对于安希孟教授的这类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副主任唐晓峰曾加以反驳。他认为，这一观点忽视了基督教“普世性”与“本土性”（即中国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无可否认，“传福音给万民听”让基督教拥有了普世传播的倾向和特征，但这种普世倾向必须与特定的文化、特定的社会脉络相互结合才能产生效力，否则这种宣称为“普世性”的存在只能成为一种“特殊另类”，只是徒有“普世”之名。因此，普世性是建立在特殊性、即本土化之上的，建立在中国的社会文化处境中，即基督教的“中国化”。中国基督徒应该有其解读基督事件、诠释基督教经典、表达基督崇拜的独特角度、方式。

安希孟则认为，把基督教在世界传播的全部历史归结为“福音与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而这一过程又是“按照各民族的思维方式，哲学思想来理解福音的精神。这种看法同历史的真实相去甚远，它忘记了基督教曾经使一些原始的、几乎没有哲学思维、没有语言文字、生活于不毛之地的民族进入文明状态。

不过，安希孟也并非反对所有形式的“基督教中国化”，他引用世界知名神学家汉斯孔的话说，“基督教的本色化寻求的不应当是单纯把西方神学译成中国概念，而应当追求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中，在一个独立的教会框架内反映基督教的概念。”他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一方面是一种进步，另一方面也包含着许多混乱。他认为今天世界已经联成一体，教会的出路和前途在于，使中国基督教走向世界、走向未来，使中国教会汇入世界共同文化潮流，而不是简单地套用“民族化”公式。

山东大学哲学和社会发展学院谢文郁教授则认为，基督教本身不是一种文化，但它必须通过一定的文化形态来表达自身。耶稣传教时是通过希伯来文化来阐发教义的。后来保罗在希腊化世界传播福音时，则使之和希腊——罗马文化结合。基督教传入中国时首先表现的形态是西方文化。然而，这种结合是以基督教本身不是一种文化作为前提的。我们是通过西方文化来接触、了解，并进入基督教的。当基督教进入一种文化后，这一文化的现有形态一如既往，但它的未来形态必然变样。

上海大学文学院执行院长陶飞亚认为，自从基督教进入中国，以汉语向中国人传播以来，就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它始终是涉及到基督教界、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三个方面的一个交叉互动的过程。基督教界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主角，除了探讨“基督教中国化”的理论，还应关注信徒对教义、礼拜仪式、组织形式、圣乐、教会建筑等方面认识和转变；中国非信徒群体特别是世俗主义的知识界应该理性地认识基督教，积极参与到推动基督宗教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政界的努力应当包括，梳理和总结历史上处理政教关系的经验得失，在新形势下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为“基督教中国化”提供政治和政策上的条件，使得“基督教中国化”得到推进。

小结：时至今日，从基督教首次传入中国算起，已经1400多年了；即使从基督教最后一次传入中国来算，也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如今，尽管基督教在中国仍会受到部分人群的排挤（例如今年12月24日，西安某高校还以封校的方式禁止学生过圣诞节）；不过总体来讲，大部分人已经不再将基督教当做“洋教”来看待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就好像两列火车，在彼此长期碰撞和摩擦之后，其中一节车厢终于合在了一起；我们不一定说得清楚这节车厢是什么，我们却知道它真实地存在着，以至于基督教和中国文化虽然仍有两个不同的车头，却能因着这节车厢不至于完全分开。不过，基督教和中国文化都不只一节车厢，至于其他车厢是否能融合在一起，或者何时会融合在一起，我们将拭目以待。

第三篇：2014基督教焦点回顾(十)：宗教法治“开启新征程”

2014基督教焦点回顾(十)：宗教法治“开启新征程” 引言

“依法治国”如同一股清风，自1997年前中共十五大会议之后，14年来吹进了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也包括宗教界。今年10月20日至23日举行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更是首次将“依法治国”设为讨论专题。紧随其后，有关宗教领域立法的探讨此起彼伏，蔚然成风。

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宗教法治成为热点

四中全会刚结束不久，10月27日，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举行宗教界委员反映社情民意座谈会。委员们提出，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依法治国，落实到宗教领域，就是要进一步推进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为此，有必要结合时代发展，进一步修订完善《宗教事务条例》。10月30日，一个以“宗教事务管理法治化”为主题的研讨会就在北京召开。参加这一研讨会的有来自中央统战部、中央党校、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甘肃省委统战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甘肃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领导、专家学者共30余人。

11月7日，国家宗教局局长、同时在十八大期间递补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王作安在《人民政协报》上发表《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宗教工作》一文，他根据十八大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积极推进宗教立法、适时修改《宗教事务条例》、依法管理宗教等。

11月22日，为期一天的“开启宗教法治新征程，学习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此次座谈会由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举办，邀请了全国各地包括法学专家、宗教人士等10多位发言人共同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交流探讨。

12月26日，由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国务院法制办主办的《宗教事务条例》公布10周年座谈会召开，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座谈会并强调要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和法治观念，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宗教工作，提高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水平。此次座谈会被CCTV1晚间新闻报道。

30多年来，我国宗教法治建设走过的历程

多名学者认为，我国的宗教法治建设正式开始于1982年。那一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又称19号文件），明确指出：“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文件还首次提出要制定“宗教法规”的工作思路，提出“为了保证宗教活动的进一步正常化，国家今后还将按照法律程序，经过同宗教界人士的充分协商，制定切实可行的宗教法规”。

1986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即现在的国家宗教事务局）提出各省可结合当地情况，制定地方性宗教法规，由地方颁布试行。

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要加强法治建设，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成立“宗教法起草小组”，将宗教立法列入该局当年的工作计划。同年，宗教界开始主动参与宗教立法进程，全国政协宗教委员会召开宗教立法座谈会，讨论宗教人士主持起草的宗教立法草案。1988年，广东省颁布了“宗教活动场所行政管理规定”，在全国率先制定了关于宗教问题的地方政府规章。此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出台了各地关于宗教问题的地方法规与规章。1989年，佛教领袖赵朴初与基督教领袖丁光训将其联合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建议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希望尽快开始立法程序，表明了宗教界积极要求实行宗教法治的立场。不过，该草案提出之后，受到了冷遇，惨遭“搁置”。

1991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即1991年6号文件）。这是继1982年19号文件之后，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宗教工作的文件。该文件明确了政府是管理宗教事务的主体，管理依据是“法律、法规和政策”，管理性质是“行政管理和监督”。1993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6号文件的基础上，加上“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1994年，国务院颁布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1998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改名为“国家宗教事务局”。

200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继续强调“依法管理宗教事务”。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2002年3号文件），重申要“加强宗教立法工作，加强宗教法治建设”。2004年，国务院发布《宗教事务条例》，并于2005年3月1日开始实施，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有关宗教问题的第一部综合性行政法规。

此后的几年里，作为实施《宗教事务条例》的配套措施，国家宗教事务局相继出台了《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办法》、《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任职备案办法》、《藏传佛教**转世管理办法》、《宗教院校设立办法》、《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办法》、《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等一系列有关宗教管理的行政规章。政界对宗教立法态度的明确

从1982年政府首次谈到制定宗教法规算起，至今已经走过30几个年头，的确取得了很多进展。这期间，有关宗教方面的法规和规章出现了60余部，其中包括行政法规2部、部门规章11部、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60余部。不过，一方面这些都是行政法规；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宗教问题仍存在着许多无“法”可依、无“法”可治的现象。尽管宗教界和学术界很早之前就提出宗教立法的需要，政府部门对宗教立法的态度却一直没有明确。2011年11月份，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在接受凤凰卫视《问答神州》吴小莉专访，谈到宗教法的问题时曾表示，时机还不成熟，还不到讨论的时候。当时他说：“可以说这个建议是好的，咱们先从下面走，积累经验，最后等到条件成熟的时候，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直到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探讨“依法治国”的主题后，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在《人民政协报》上发表的《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宗教工作》一文，才让人们看到政府部门在宗教立法上的决心。王作安在这篇文章中表示：“同宗教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相比，同形成完备的宗教事务法律规范体系的要求相比，同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期待相比，宗教立法工作还存在不适应、相对滞后的问题，必须按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从宗教工作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宗教立法工作。” 王作安局长在这篇文章中还指出，“建设宗教事务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并表示，“宗教立法要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和程序。”同时，他还坦诚，修改10年前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已经势在必行，“要通过修改《条例》，使宗教领域重点方面和关键环节有法可依，相关制度更加完善，相关规定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促进宗教事务的规范化管理，更好地保护宗教界合法权益。”

在12月26日举行的《宗教事务条例》公布10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再次指出，“要坚持立法先行，提高立法质量，努力形成完备的宗教法律规范体系。要依法妥善处理涉及宗教因素的社会问题，促进宗教关系和谐。” 学术界多年的呼吁

政界对宗教立法态度的明确，在学术界得到了异口同声的赞同。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刘澎教授认为，“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开启了我国宗教法治的新征程。”原中国佛教协会综合研究室主任徐玉成希望，“早日将宗教立法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议程”。河南中医学院的乔飞教授认为，实现宗教权利的法律保护是一件必须而紧迫的事情。人民大学副教授、哲学博士魏德东则肯定地说，“设立专门的‘宗教法’，总体利大于弊，而且时机已经成熟，时不我待。”

早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6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就以“行动中的中国宗教法治——纪念《宗教事务条例》颁布十周年”为题召开学术研讨会，探讨宗教活动该如何由法律这一现代社会最有力的社会治理手段调控的问题。7月17日至18日举行的“第11届宗教社会科学年会”也以“现代化、法治化与宗教界发展”为主题，将《宗教事务条例》研究作为重要话题。

事实上，多年来学术界有关宗教立法的呼吁从未停止。10多年前，刘澎教授就组织“宗教与法治”研讨会，并于2010年开始开办每年一期的“宗教与法治暑期培训班”。刘澎认为，尽管中国早已建立了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与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民族自治地方法规与规章等五个层面八个级别在内的一套庞大的宗教立法体系，却缺少一部宗教基本法，中国宗教管理体制存在许多困境，要想走出这些困境，就需要一部《宗教法》。刘澎认为，要在宗教领域内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首先要设立《宗教法》。《宗教法》是宗教法治的关键。设立《宗教法》不是为了用法律强化旧的宗教行政管理体制，而是为了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宪法关于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改革传统的宗教管理体制，实现宗教自由、政教分离、宗教法治，调动信教群众的积极性。乔飞表示：“宗教是国家和社会的正能量，用法律保护宗教权力，符合人类的本性，符合世界的潮流，更符合法治建设的大方向，是利国利民的大善举。”并且我国已经加入了20多个国际人权公约，其中很多与宗教信仰自由有关系，而且我们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联合国人权宣言第18条对宗教信仰自由有明确规定，我们作为这样一个大国，履行国际公约，可以彰显我国的大国形象。他认为，“在当代，我们把宗教纳入法治建设的领域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合理，也是非常应当的事情。”

魏德东引用美国当代法学家哈罗德·J·伯尔曼的话指出，“宗教对于法治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他认为，宗教界理应能够为建立法治信仰，建设法治中国做出独特的贡献。他分析了一系列有关纪念活动后发现了一个共识，这就是在《宗教事务条例》颁布实行10年之后，希望国家能全面系统地总结宗教事务法治化的经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条例的基础上尽快建立一部“宗教法”，以与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大时代相适应。这一期待在一些政府部门的会议上表达得比较隐晦，在一些学术会议上已经是大声疾呼。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向平认为，唯有做到真正的依法管理，才能切实推进宗教事务的“社会化管理”。而宗教事务的社会化管理，实际上就成为了当代中国宗教政策及其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唯有宗教管理方式与宗教信仰的实践方式能够呈现去政治化、以及社会化的管理形式，宗教管理制度的法治化才有可能。宗教立法的难点和挑战

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认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宗教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宗教工作的重大任务。他认为提高宗教立法的质量非常关键，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和程序；要根据宪法精神，按照国家整体立法规划，从宗教工作实际出发，研究制定近期和中长期宗教立法规划；要不断增强法规规章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要继续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做好与其他领域法律法规的衔接，并积极推动完善其他法律法规中涉及宗教事务方面的内容。

此外，王作安还指出，推动宗教工作法治化的重点是保证相关法律法规严格实施，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为行而不返”。宗教工作部门要规范行政行为，严格依法办事，自觉接受监督，依法全面履行管理宗教事务的职能。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也要提高学习法律的自觉性，进一步树立法律意识，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发挥在法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各宗教团体也要建立健全的章程和各项教规制度，把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基本精神融入到规章制度中，充分发挥教规制度对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的行为引导、规则约束、权益维护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兼副书记王利明教授指出，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宗教活动该如何由法律这一现代社会最有力的社会治理手段调控，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内涵是什么、应采取何种法律运作机制确保实现，这些问题既是法理学、宪法学学者研究的传统领域，更在民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经济法学、社会法学等部门法研究中具有愈益突出的地位。像当前面临的宗教财产保护、宗教场所法人资格确认、邪教组织刑事处理、宗教慈善法律调整、宗教文物开发保护、宗教文化教育事业的传承发展、民族宗教习惯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宗教极端主义暴恐犯罪的依法惩处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事关民族团结与政治稳定大局，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宗教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俞学明指出，我国当前的宗教生态正处于激烈的变化发展中，宗教法治的整体设计和逐步落实任重而道远。如何从梳理宗教与社会的基本关系出发，在治国理政的大框架下重新思考宗教法治的具体内容和实施方式，是当下基础理论建设和整体方案设计的大问题。他认为，当前的宗教治理体系模式下，人们对宗教与政治、宗教与法律两重关系常混为一谈，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则被遮蔽于政教关系之下，因此往往把宗教管理部门与宗教信仰者的权益保护对立起来，从而造成彼此间的隔阂，进而激化社会矛盾，影响信仰权益的真正落实。坚持依法治理，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意味着要区分不同宗教事务的归属，厘清政治、法律在处理宗教事务中的界限，让法律成为治理宗教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方式。他还认为，我们应致力于培养一支具有法治文化理念，具有宗教学素养和法律素养的专业队伍，在政府及相关部门中发挥积极作用，来确保党的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纲领在宗教法治进程中的落实。

魏德东指出，宗教工作遇到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与社会其他部门的权益之争。《宗教事务条例》对宗教界内部比较有效，但对于非宗教部门的约束力就大打折扣，人家说我们不属于宗教事务，你如何用宗教事务条例予以规范？如宗教界与文物界的矛盾，至今为止，无数的珍贵宗教文物都被文物部门束之高阁；又如假宗教活动场所的出现，旅游公司在佛教寺庙设置功德箱。哪些属于宗教部门管、哪些属于文物部门管、哪些属于工商管理部门管，需要一部涵盖全社会，为全体国民所必须遵守的有关宗教事务的法律。

刘澎认为，要把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贯穿于宗教立法的全过程，宗教不仅要立法，而且要开门立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要让广大群众参与到立法过程中来，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要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的中国宗教法律体系，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他还指出，尽管我国宪法第36条对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做了明确规定，但是由于我国没有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宗教法》，公民信仰自由权利无法落实。他认为，要以宪法为基准，撤销和纠正过去各地设立的有关宗教问题的违宪违法的行政文件，这对促进我国宗教领域的法治，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在宗教领域内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的实施。

刘澎还认为，要从立法体制的设计上保证立法质量。就宗教领域而言，《宗教法》是什么性质的法？此外，长期以来，许多地方的官员在处理宗教问题时，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不作为，另一种倾向是乱作为。要纠正宗教领域内政府官员的这两种错误倾向，就需要严格落实四中全会的规定，做到行政机关既要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又不能法外设定权力，滥用权力。要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在宗教问题上有什么权力，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要清楚地写下来，向全社会公示。小结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主流的宗教观从“宗教鸦片论”向“宗教文化论”、“宗教适应论”以及正在酝酿成熟中的“宗教法治论”的转化。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宗教界已经有宗教立法的强烈呼声，甚至已经在起草文本。20多年的时间里，宗教界和学术界的呼声不断，直至2014年，政府部门终于明确宗教立法的立场。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在2014年底所召开的“2015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再次表示，“新的一年将是宗教工作十分重要的一年，要坚持按宗教规律做好宗教工作，坚持用法治方式推进宗教工作。”正如多位学者所发出的感叹：“2014年开启了宗教法治的新征程。”“总结《宗教事务条例》的实施经验，开启“宗教法”的立法进程，当属我们对2015年的最大期待。”

第四篇：中国基督教开展神学思想建设

中国基督教开展神学思想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记者倪四义、吴黎明）中国著名基督教领袖丁光训今天在接受本社记者专访时说，中国基督教将继续坚持50年前开创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运动”道路，同时在新时期加强神学思想建设，使基督教发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现年85岁高龄的丁光训主教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基督教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名誉主席。他前来北京参加即将举行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50周年纪念大会。

他说，“我们的神学思想建设不是要改变基督教的基本信仰，而是对基本信仰和信条进行重新解释。”

他指出，现在牧师讲道与19世纪外国传教士传来的所谓“道”并没有很大差别，有许多内容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比如在强调信教的人与不信教的人的对立方面，牧师们仍然在讲，信教的人将上天堂，不信教的人将下地狱。

这样的传教给许多中国信徒造成巨大的痛苦，他们觉得难以接受。

丁主教说，在生活中还有很多真、善、美的人，他们不信基督教，难道都要下地狱吗？许多牧师希望对这些教义能有合情合理的解释。

丁光训介绍说，类似零零散散的问题很多，但是全面系统解释这些问题的理论目前尚未形成。为此，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了神学思想建设促进小组，领导全国的神学思想建设。

在过去一两年里，促进小组在全国基督教教会中广泛宣传了神学思想建设的意义，得到广大信众的热烈拥护。

丁光训主教说，神学建设促进小组正在从事处理基督教教会文字出版界的工作。他说，一直到今天，中国基督教文字出版界仍在出版外国传教士传来的一些与中国社会不符的东西，外国一些宗教势力也极力进行非法渗透，这些问题都应处理好。国家主席江泽民曾提出，积极引导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丁主教说，这不仅是口头上的事，要在思想上相适应才好。

他说，50年前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使中国基督教割断了与帝国主义侵略分子的关系，摆脱了外国传教士的控制，使基督徒走上了爱国自强的道路。

丁光训主教指出，今天的神学思想建设是三自爱国运动发展的必然，是基督教不断适应中国社会而发展的必然。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09月22日第三版)

第五篇：《基督教与中国》课程论文

课程论文

一、选题：

从本课程内容中选择自己感兴趣、有积累的题目，或是每讲后的思考题，题目自拟，但必须与本课程紧密联系，具有学术性及思考性。以下给出参考选题：

1.礼仪之争；

2.就推荐阅读书籍等写一篇读后感（书籍名称详见附件一）；

3．以广东任何一座教堂（石室、沙面露德圣母堂、沙面会堂、东山堂等，详见附件二）为对象，介绍其发展历史、建筑特色等。

二、写作要求：

1.2.3.4.5.有导言、参考文献（包括网址）； 字数：1500－2000； 不要求有关键字和摘要； 不得抄袭，抄袭以0分记； 最后一次课前（第8次课）交。

三、格式要求：

1.须有封面，教务处有下载，不得用其他封面； 2.用A4纸打印或手写，打印用五号字； 3.打印格式如下：

字号：标题用三号，正文用五号； 字体：宋体； 行距：1.5倍；

双面打印（环保考虑，如打印时弄错，不需重打，免得浪费纸张）； 4.考试序列号标在左上角；

5.不使用钉书针，用胶水于左上角粘贴； 6.不按要求者扣10分。

四、附件：

附件一：阅读书籍 1.[奥]斯蒂芬·茨威格：《异端的权利》，张澜译，希望出版社2004年。索取号B979.522/C84 馆藏共23本。

2.[美]房龙：《宽容》，秦立彦、冯士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索取号 B1/F33:2,B1/F33-3:5 馆藏15本。

3.[法]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耿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4.[意]马可·波罗口述：《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索取号K247/B87 馆藏3本

5.[意]马可·波罗口述：《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索取号K919/B87、H319.4/M151、H319.4/M153.1馆藏23本。

6.[意]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中华书局1983年）。

7.[法]裴化行：《利玛窦评传》，商务印书馆1993年。8.[美]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余三乐、石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9.[美]史景迁：《利玛窦的记忆之宫：当西方遇到东方》，陈恒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

10.[美]史景迁：《胡若望的困惑之旅——18世纪中国天主教徒法国蒙难记》，吕玉新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年。

11.[意]马国贤：《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李天纲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12.[捷克]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丛林、李梅译，大象出版社2002年。13.[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六册），郑德弟等译，大象出版社2001、2005年。

14.[苏]约瑟夫·塞比斯：《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商务印书馆1973年。

15.[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三联书店1993年。16.[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香港）三联书店1994年。17.[法]伯德莱：《清宫洋画家》，耿昇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18.李兰琴：《汤若望传》，东方出版社1995年。19.王冰：《勤敏之士——南怀仁》，科学出版社2000年。20.[法]雅克玲·泰夫奈：《西来的喇嘛》，耿昇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21.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中华书局2004年。22.[英]马礼逊：《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23.澳门文化司署编：《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大象出版社2003年。

24.[罗马尼亚]尼古拉·斯帕塔鲁著，《中国漫记》，蒋本良、柳凤运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

25.朱

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26.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27.许明龙：《欧洲18世纪“中国热”》，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28.阎宗临著，阎守诚编：《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2003年。29.顾卫民：《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东方出版社2000年。30.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31.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32.[法]艾田蒲：《中国之欧洲》，许钧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33.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34.[美]竹林：《信仰间对话》，王志成等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35.林语堂：《从异教徒到基督徒：林语堂自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36.[英]伯特兰·罗素：《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王若璧译，（台湾）牧童出版社1972年

（注：不要求版本完全一致。某些译著的译者、版本可能与以上所列不一致，书名相同即可。）

附件二：广东部分教堂名称及地址 1.天主教堂：

耶稣圣心主教座堂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一德路旧部前56号 广州沙面露德圣母堂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沙面大街14号

圣母圣心堂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宝玉直街崇正里4号

惠州市黄家圹天主堂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黄家圹40号

天主教珠海教会圣保禄弥撒中心(教堂)地址:珠海市桂花北路 圣母无原罪堂 地址：中山市孙文中路148号 耶稣圣心堂 地址：中山市黄圃镇南坑路14号

圣母洁心会会院主教座堂 地址：江门市北街海傍街67号 圣母无原罪堂 地址：佛山市福宁路明心街3号 清湾天主堂 地址：肇庆市高要清湾 黄洞天主堂 地址：肇庆市高要黄洞

大良天主堂（顺德市总堂）地址：顺德市大良东康路163号 桂州天主堂 地址：顺德市容桂镇 乐从天主堂 地址：顺德市乐从 水口天主堂 地址：顺德市水口 天佑门天主堂 地址：顺德市天佑门 龙眼天主堂 地址：顺德市勒流镇龙眼村 南沙天主堂 地址：顺德市南沙

阳江市天主堂 地址：阳江市卜巷街48号 江门天主堂 地址：江门市常安路旧巷15号 台城天主堂 地址：台山市台城桔园路44号 海宴天主堂 地址：台山市海宴镇佑村乡坦安村 上渡头天主堂 地址：台山市赤溪镇上渡头村 南阳天主堂 地址：台山市赤溪镇曹冲乡南阳村 田头天主堂 地址：台山市田头镇

金宅村天主堂 地址：恩平市大田镇金宅村 赤坎天主堂 地址：开平市赤坎镇圹底街28号 玛窦天主堂 地址：新会市南隅路十巷15号202 耶稣君王堂 地址：高明市合水镇康泰村天主堂 玫瑰堂 地址：鹤山市城西新村

东头村天主堂 地址：广东省顺德市龙江镇东头村 上川岛圣方济各墓堂 地址：广东省上川岛

圣安多尼教堂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农林路（竹子林）龙岗教堂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园路278号二楼 宝安教堂 地址：深圳市宝安三区新城购物中心211号

主教座堂圣若瑟堂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外马路133号 澄海县罗格天主堂 地址：广东省澄海县西门外吴厝村 潮阳市望上村天主堂 地址：广东省潮阳市沙陇区望上村 潮阳市径口乡露德圣母堂 地址：广东省潮阳市仙城镇径口乡

潮阳市西二村天主堂 地址：广东省潮阳市西胪镇西二村潮阳市古溪天主堂

地址：广东省潮阳市两英镇古溪潮州市圣母进教之佑堂 地址：广东省潮州市鱼沧巷 庵埠镇天主堂 地址：广东省潮州市庵埠镇

饶平县霞西天主堂 地址：广东省饶平县黄冈镇霞西 高厝铺天主堂 地址：广东省饶平县高厝铺

揭阳市天主堂 地址：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北门天福路 东凤乡天主堂 地址：广东省揭阳市东凤乡

揭东县炮台镇天主堂 地址：广东省揭东县炮台镇涵华路 凤林乡耶稣君王堂 地址：广东省揭阳市凤林乡

揭西县棉湖镇天主堂 地址：广东省揭西县棉湖镇解放路 揭西县河婆镇天主堂 地址：广东省揭西县河婆镇天主堂 揭西县上山仔天主堂 地址：广东省揭西县上砂镇上山仔 坪上镇四楼村天主堂 地址：广东省揭西县坪上镇四楼村 岸洋天主堂 地址：广东省揭西县岸洋 大洋天主堂 地址：广东省揭西大洋

客潭村天主堂 地址：广东省揭西县客潭村 欣堂角天主堂 地址：广东省揭西县欣堂角 祠堂铺天主堂 地址：广东省揭西县祠堂铺

2.新教（基督教）教堂

广州市沙面会堂 广州市沙面南街60号 广州市东山堂 广州市东山寺贝通津9号 广州市锡安堂 广州市人民中路392号 广州市救主堂 广州市万福路184号

惠州堂 惠州市中山西路6号之一 梅州市东门礼拜堂 梅州市区东门大康巷10号 汕头市西堂 汕头市民权路146号 深圳市基督教堂 深圳市和平路22号 佛山市贲恩堂 佛山市莲花路71号 台山堂 台山市台城台西路186号 中山市太平堂 中山市石岐太平路高家基6号 河源市福音堂 河源市卫星区福音堂 东莞市福音堂 东莞市莞城仁和里四巷一号 湛江市福音堂 湛江市霞山区延安路1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