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历史普及篇

第一篇：中国基督教历史普及篇

中国基督教历史普及篇

基督教在中国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指包括东正教、天主教、新教在内的，以基督耶稣为救主的宗教。狭义则指新教，或曰更正教、反对教等。我们这里指广义的基督教。『唐朝』

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的确切记载是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到达长安。阿罗本带来的基督教，是一个当时被认为异端的派别聂思脱里派，来华后被称为景教。唐朝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笃信道教，下旨禁止佛教等其他宗教，至此基督教在中国第一次终止了传播。『元朝』

聂思脱里派获得恢复

元朝开始，由于大量色目人来到中国，使中国的景教信徒回升。马可波罗和一些中世纪西方学者指出中国和蒙古有很多景教小团体存在，特别是蒙古克列惕（Kerait）、汪古惕（Ongut）两部族信奉景教。当时他们在帖八里的主教曾一度与当时新兴的天主教传教士发生冲突。元朝的景教徒称为“也里可温”（arkagun），享受免兵役和免税的特权。据马可波罗报告，元代中国北京、山西大同、甘肃敦煌、肃州、甘州、凉州，宁夏、新疆喀什噶尔、叶尔姜、依犁，江苏扬州、杭州、镇江，浙江温州、福建泉州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元代著名的景教僧人有扫马和雅八阿罗诃。根据后来在泉州出土大量景教文物，可知福建泉州是当时中国南方景教的中心。天主教传入中国

1243年英诺森四世派西班牙方济各会会长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到中国华北传教，于1246年抵达蒙古帝国上都哈拉和林，晋见蒙古大汗贵由（窝阔台之子），但是未能说服贵由皈依天主教，于次年返回。

1243年同年，教皇还派方济各教士罗兰，多明我会士安息灵二位传教士到华南传教。但二人未成功到达。

1252年法王路易九世派遣方济各会修士吕柏克（鲁不鲁乞）出使蒙古，1254年1月3日吕柏克到达和林晋见蒙哥。教皇使者与马可波罗

1265年意大利天主教徒尼古拉·波罗和马飞奥·波罗兄弟抵达蒙古帝国首都大都（今北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见，派遣他们回报罗马教廷，请教廷派遣传教士来元帝国。波罗兄弟于1269年回到家乡，老教皇克莱门特四世于一年前去世。不久新教皇格里高利十世被选出，派遣两名多明我会修士跟随波罗兄弟前往元帝国。尼古拉·波罗还带上了他的15岁的儿子马可波罗。两位教士半途而返。马可波罗一家三人于1275年，带着教皇给元帝国皇帝的信再次回到中国。此后马可波罗在元帝国任职达17年。多年之后，他所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激起了整个西方对中国的遐想。

1289年，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方济各会神父意大利人孟高维诺（1247—1328）前往中国，途经印度，于1293年抵达元大都（今北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欢迎，获准在大都自由传教。

1313年，罗马教廷派遣方济各会修士日辣多等七人前往中国，其中1人留在途中传教，3人死于印度，到达中国只有3人。日辣多被任命为泉州教区第一任主教，其余2人留大都传教。至此天主教在中国建立了大都和泉州两个主教区。

1333年教宗若望二十二世任命方济各会修士尼古拉为北京主教。

1338年教宗本笃十二世接见元帝国使臣安德，随后派遣马黎诺里（Giovanni de' Marignolli）为使臣，率领修士团五十余人来华。至正二年（1342年）抵达北京，晋见元顺帝[6]。1345年马黎诺里返回当时的教廷阿维侬。元末基督教被摧毁

1362年，泉州第五任主教雅各伯（威廉·甘勃尼），在元末**中被杀害。

1368年，明朝建立，摧毁了所有外族色彩的事物，包括天主教和聂思脱里派。基督教于元朝灭亡时，再次中断。『明朝』沙勿略长眠上川岛

嘉靖十三年（1552年），天主教耶稣会的方济各·沙勿略神父到达中国广东的上川岛，但得不到进入大陆的许可，带着遗憾死在了岛上。罗明坚登陆广州城

万历六年（1578年），驻澳门的耶稣会远东观察员范礼安神父认识到在文化发达的中国传教需要改变策略，于是他从印度调来了几位年轻的传教士，让他们学习中国语言，并希望他们今后传教时得到中国官员的支持。这里面就有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巴范济(Francois Pasio)和利玛窦(Matteo Ricci）。

万历七年（1579年），罗明坚到广州，后返回澳门。

万历十年（1582年），罗明坚和巴范济被允许在广东肇庆定居并传教，第二年利玛窦也抵达肇庆，使天主教在中国大陆得以立足。

万历十三年（1585年），范礼安任命葡萄牙籍教士孟三德任中国教区区长，潜入肇庆居留。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耶稣会意大利籍教士郭居静来华。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耶稣会西班牙籍教士庞迪我来华。利玛窦永驻京城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利玛窦、庞迪我携带大量礼品去北京觐见明神宗，并获得在京永驻的许可，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声誉和关系，开启了日后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门。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耶稣会意大利籍教士熊三拔来华。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耶稣会意大利籍教士艾儒略到中国泉州传教。

天启二年（1622年）耶稣会德国籍教士汤若望到中国传教。

天启二年（1622年）耶稣会西班牙籍教士费乐德来华。

天启四年（1624年）耶稣会葡萄牙教士伏若望来华。

崇祯二年（1629年）耶稣会葡萄牙教士瞿西满来华。汤若望与《崇祯历书》

崇祯三年（1630年）汤若望第二次来到北京，奉召任职历局，协助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

崇祯十年（1637年）耶稣会意大利教士贾宜陆来华。

崇祯十六年（1643年）耶稣会匈牙利教士卫匡国来华。『清朝』汤若望的历狱

顺治十六年（1659年），耶稣会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来华传教。康熙四年（1665年），杨光先上书《辟缪论》，诬告汤若望《时宪历》十谬。顾命大臣鳌拜不满汉人及外邦人参议朝政，于是支持杨光先，把汤若望收押狱中，并株连许多在华传教士，史称“历狱”。中国礼仪之争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颜珰主教在他所管辖的福建代牧区内，发布了禁止中国教徒实行中国礼仪的禁令，引发天主教罗马教廷与中国清王朝的对抗。最终导致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皇帝下谕，禁止传习天主教。

康熙九年（1670年），方济各会西班牙籍教士利安定来华。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法国耶稣会派白晋、洪若瀚来华。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耶稣会法国传教士艾若瑟到中国澳门传教，1699年至1701年到河南开封、山西太原接管教务。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帝为澄清中国礼仪之争，派遣艾若瑟出使罗马教廷，中国教徒樊守义随行。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至乾隆十年(1745年)，天主教嘉布遣会（Capuchin）修士定居拉萨，后被驱逐。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耶稣会士伊波利托·德西德里神父进入拉萨。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第一届俄国东正教北京传道团抵达北京。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罗马教廷为中国礼仪之争事，派嘉乐主教来华，重新禁令。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皇帝下谕，禁止传习天主教。

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中方正式允许俄国派东正教教士到中国传教。

雍正乾隆年间，清政府对于天主教的态度一度松弛。

道光十八年（1838年）由于反天主教势力与天主教摩擦不断，清政府取缔了天主教在华的一切活动，许多天主教堂被政府没收，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才将教堂发还，因产权纠纷，引发许多教案。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

嘉庆十二年（1807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新教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来华传教。七年之后，第一个中国新教徒蔡高受洗。

道光十年（1830年），美国公理会裨治文抵达广州，他是新教第一位来华的美国传教士。

道光十五年（1835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医生抵达广州，在广州十三行内新豆栏街成立了广州眼科医局，免费为病人治病，同时传教。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 麦都思、艾约瑟来上海创立墨海书馆。第一次鸦片战争与传教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美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允许美国人可以在五个条约港口购买地产来建教堂、医院和墓地。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法签订《中法黄埔条约》，准许法国人在五个口岸建堂，弛禁天主教。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米怜在上海重新组织翻译《圣经》。1850年《新约》翻译完毕，1853年，《旧约》翻译完毕。这部新译的《新约》被称为“代表译本”《圣经》。代表译本被英国圣经会采纳为海外标准本，成为当时中国最广为流行的圣经译本

咸丰四年（1854年），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受中华传道会（福汉会）派遣，第一次来华，抵达上海。马神甫事件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六年（1856年），巴黎外方传教会法国教士马赖在广西被杀，成为法国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深入内地

同治五年（1866年），戴德生以基督教新教内地会名义率领一批传教士来华，抵达上海。

同治九年（1870年），发生涉及法国天主教的天津教案。

同治十年（1871年），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马偕医生抵达香港，辗转经过广州，汕头等地之后到达台湾进行“医疗宣教”

光绪五年（1879年）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S.J.Sekoresehewsky)在上海成立圣约翰学院，1905年改名为圣约翰大学。这是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

光绪九年（1883年），香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为孙中山、陆皓东等人行洗礼。

光绪十三年（188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发起成立广学会。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面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的出版机构。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出任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总教习。曹州教案与胶州湾被强占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发生涉及德国天主教的曹州教案，成为德国占领胶州湾的借口。义和团事件与庚子赔款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美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出任京师大学堂西文总教习。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天津和中国北方主要省份，发生大规模迫害屠杀天主教和新教的义和团运动，成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借口。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英国浸信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建议将庚子晋省教案赔款白银50万两就地兴办中西大学堂。经中英双方议定，合办山西大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武昌美国圣公会牧师胡兰亭支持下，该会教会阅报室“日知会”司理、基督徒刘静庵组织日知会，宣传反清革命主张。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H．Smith）回美国宣传“退款办学”，并求见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用清政府的“庚子赔款”在中国办教育，和资助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早期新教传教士

马礼逊，1807年来华。

郭实腊

裨治文

伯驾(第一位医疗传教士)麦都思

薛承恩

戴德生

李提摩太

第一位殉道的中国新教徒是广东博罗的Che Kam Kong(Chea Kunkong)，他1865年去香港，1866年成为基督徒。5年中带领博罗一百余人信教。长辈不满他抛弃传统，警告他停止传教，但被他拒绝。1871年被捕，被强迫放弃信仰。他说，“你能杀我的肉身，不能杀我的灵魂”，随后被推出城门杀害；尸体被扔进附近的河里。中华民国

直到民国成立以后，中华民国临时宪法中保障了宗教自由，加上当时很多革命人士以及支持革命的人也是新教徒（例如： 孙中山、宋教仁、廖德山，以至后期的蒋介石和张学良等），因而在民国以后新教的发展比清朝时好，直到1949年中共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基督徒人数近70万人。由于新教(反对教)教义强调只能拜上帝，不能拜其他偶像，因此与“祭奠祖先”等很多中国传统习俗产生了很大抵触，使得基督教之前在中国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和发展，直到后来来中国传教的刚恒毅(1876年-1958年)与雷鸣远神父解释中国人祭祖敬孔礼并不违背教会的信仰，中国人这么地做是为了向已亡的父母和祖先表达尊敬。教宗碧岳十二世因而在1939年12月8日删除了祭祖敬孔的禁令，才解决了这一问题。然而，新教一直也不接受中国人拜祖先。(彭育申，2000)非基督教运动

1919年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公，引发五四运动，之后也引发了一场从1922年到1927年间的“非基督教运动”。这场运动与义和团运动不同的是，主要参加者是激进知识青年。本土自立教会的形成

主条目：中国自立教会

“非基督教运动”的反帝国主义行动，促进了中国人独立教会“自治、自养、自传”的实践。倪柝声创办的地方教会，就诞生在这个时代。抗战时期

因为战争，男性都参军去，外国传教士被抓进集中营去，为了延续教会事奉，中华圣公会决定在香港按立一位女性(李添嫒女士)成为牧师，然后派往澳门赴任，成为全世界第一位被按立的女性牧师。中华圣公会的决定引起当时全世界教会的反弹，因为过去女性从来没有担任过教会内任何重要职位。在普世圣公宗其他教省要求之下，该位女牧师被逼辞去牧师之职位；另一方面，中华圣公会努力斡旋，陈明当时中国形势的险峻。最后，中华圣公会的决定终于得到普世圣公宗其他教省得认同。书籍The Small Woman和电影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讲述的是传教士艾伟德的故事。“别了，司徒雷登！”是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于1949年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评论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无奈离开共产党新中国的事情。司徒雷登首先是美南长老会传教士，其次是教育家，创办了燕京大学，最后才使外交家。司徒雷登的经历十分典型，代表了基督教在民国时代的经历和结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三自爱国运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开始进行基督教教会社会主义改造。外国教牧人员被迫离开大陆到香港、台湾或回到母国。

1950年7月，中国基督教界吴耀宗等人联名发表“三自宣言”，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号召教会“自治、自养、自传”，中国教会从此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的道路。

1951年，发动指任过去的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控诉运动，切断国内教会与国外教会的一切联系。所谓的外国教会在中国的代理人逃到香港、台湾和国外，或者被新中国政府驱逐出境。天主教美国玛利诺会传教士华理柱（James Edward Walsh，1891-1981），在1958年10月18日在上海被判处20年徒刑，直到1970年7月10日，因中美关系将要有重大变化，才被提前释放，成为最后一个离开中国的西方传教士。

1954年7月，中国基督教第一届全国会议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提出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基督徒，“热爱祖国，遵守国家法令，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

1957年成立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1958年各种不同信仰礼仪背景的教会实行“联合礼拜”。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基督教受到严重的冲击，一切宗教活动基本停止。文革结束后，政府“拨乱反正”使得中国教会得到复兴和长足发展。今日中国大陆基督教

今天，基督徒主要包括天主教徒，新教徒、还有为数极少东正教徒(见中国基督教新教和中国天主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都列在官方承认的五种宗教之中。虽然中国大陆官方实行无神论宣传教育，但是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政府制定《宗教事务条例》，规定宗教活动只能在政府登记的宗教场所进行，否则为非法。另外，有一些条款，例如“禁止在登记场所以外的场所传教”、“外籍人士除非受邀请不准传教”、“跨省宗教活动需经审批”等等，与宪法上“宗教自由”的条款有争议。随着中国的开放与发展，基督教在中国的状况开始受到其它国家教徒的关注。目前全国性的三自爱国教会（西方称之为“政府教会”或“官办教会”）组织，天主教有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基督新教有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中国基督教协会。中国东正教在中国北方的哈尔滨，有人数很少的一群东正教徒。中国东正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被俘来到北京的俄国人。另外，在新疆北部的一些俄罗斯族人也是东正教徒。

———————————————————————————————

*本条目根据维基百科相关条目整理，为基本历史脉落整理，不做其他引申。

第二篇：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

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

(2014-05-07 15:22:36)转载转载 ▼

标签： 分类： 历史与地理

原文地址：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作者： 1，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

中国此前也许有太医院之类的东西，但那与现代的医院概念相差甚远。外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医药活动。利马窦开创了传教与医疗并重的传教路线，法国传教士张诚曾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马礼逊也曾澳门开办西医诊所。但最早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医院，对中国的近代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

伯驾（Peter Parker）1804年生于马萨诸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华，成为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1835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广州眼科医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

1837年，伯驾在医局内向关韬等3名中国人传授西医知识，使关韬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学医”。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驾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传授现代医学的外国医生。

后来的一些教会医院在中国非常有名气，协和医院，湘雅医院，齐鲁医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虽然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改了。

据说：西安市以眼科、妇科而闻名的第四人民医院（四院）就是传道士所办。

2，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

中国古代也有藏书楼，但是其功用是储藏，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大相径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库教堂北堂图书馆。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其阅览规则，图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开启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

3，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

中国以前不是完全没有女子教育，但限于富裕人家的家庭内部，且内容狭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4，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中国的所谓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十九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

和医院一样,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保留到今天的,仍然是当今中国最好的大学。

5，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东学西渐

大部分人知道传教士对于西学东渐的贡献，但是未必知道中国的论语，四书五经等翻译成外语，介绍给全世界的也是传教士。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中学西传的主要方式主要是：直接携带中国文献回欧洲；选择翻译汉语典籍；著述评介中国文化学人的思想；以报告、书信、日记方式记述日常见闻；编着中英对照字典；编辑出版西方报刊等。1682年，柏应理带走中国书籍400余册。1694年，白晋代走300多卷中国典籍赠送给路易十四。其中有影响的典籍包括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还包括明《永乐大典》和清《古今图书集成》。汉语典籍最早的西译是《明心宝鉴》于1590年在菲律宾译成西班牙文，译者就是多明我会会士高毋羡（Juan Cobo,?–1529）。“明心宝鉴”是童蒙读物，内容主要是训诲幼童的格言。文献不具有经典性，具有随意性，没有目的性，但确是开先河的。但到了耶稣会士时期，就具有了目的性选择性。翻译中国学术经典，是耶稣会传教士入华传教“适应性”策略之一。早在利玛窦之前，罗明坚就进行了西译汉语经典的尝试。1578年，他辗转来到广东肇庆，用拉丁语试译了《大学》的部分章节和《孟子》。译着虽然影响不大，但有开创之功，成为利氏等人的先行者。1661— 1662年间，郭纳爵、殷铎泽、柏应理等人，陆续将《大学》、《中庸》、《论语》译成拉丁文，在法国出版。正是由于传教士们的努力,中国的文化才被全世界所了解。

6，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盲校和盲文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传教士穆威廉（Hill Murray）在北京成立启明瞽目院（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解放后改名为北京盲校），这是我国第一所盲校。有位中国盲教员（据说是山东人，叫朱德光；另一种说法是一们姓沈的盲教员和外国传教士合作），将盲字排出北京话的全部音节四百一十多个，人们称它为“康熙盲字”（也称北京盲字“或协和盲字”）。这是最早的汉语盲文的开端.一八九八年，女传教士岳艾美（国藉不详）在福州成立盲校。她以拼音方法制字过一套拼写闽南话的“福州盲字”。这种方言盲文有字母三十多个，每个音节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点符。一九一一年前后，她又加以改进，字母增加到五十三个，声调符号七个，每个音节由声、韵、调三个点符级成。一九二０年前后，她还提出过一些简写的方法，简写词的前后都有空格，可以说是我国盲文有分词形式的先声。

7，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

最早国外留学的女子有四位，分别是金雅妹、何金英、康爱德、石美玉。

这四位近代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从小接受教会启蒙教育，受传教士的培养、训练；她们出国留学的方式同出一辙：都是由传教士带出国门，并且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女学成为她们出国留学的中转站；四位女留学生前往留学的国家都是美国，在美国她们均学习医学；留学期间，她们刻苦学习，孜孜不倦，成绩优秀，享有赞誉；归国后，她们成为职业妇女，将自己的毕生奉献给医学事业。这四位女留学生兢兢业业，成就卓著，既治病救人，又传播医学，并且培养了中国早期的医学工作者。梁启超说：“吾虽未识康女士，度其才力智慧，必吾以悬绝于常人，使其不丧父母，不伶仃无以自养，不遇吴格矩，不适美国，不入墨尔斯根大学，则至今必蚩蚩然愦愦然戢戢然与常女无异，乌知有学，乌知有天下，呜呼，海内二万万之女子，皆此类矣。”梁启超通过赞扬康爱德才智超人，从而肯定了女子上学读书的必要性，同时也为中国众多的女子得不到良好的教育而感到痛惜。

当然，最早的男留学生也是传教士带出去的，但是考虑到中国的文化背景，女留学生的出现，对于中国文化的冲击力更大，影响更深，因此单列。

8，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英、英汉字典

1815 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为了翻译工作，编写了中国第一部英语学习字典《华英字典》。《华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本英汉－汉英对照的字典，篇幅大内容丰，有丰富的例句及解释，并收录大量成语、俗语。1844年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英华韵府历阶》及1847年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英汉字典》都把它当作参照基础。

9，传教士和中国最早的聋哑学校和手语

中国的聋哑人用手语进行表达一直是随意的，不规范，不统一。我国最早创建规范的手语并建立最早的聋哑学校的是西方传教士。

1887年(清光绪13年)，美国传教士梅里士在山东登州(今蓬莱)创办聋哑学校，并搜集中国聋人手势，同时将手指字母传入中国。这是我国手语应用和聋人教育的开端。

10，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

麻风病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以前的中国许多地方发现了麻风病人就要被烧死，圣经中基督曾经多次治愈了麻风病人，成为传教士们的榜样。1921年，美国传教士爱伯特和意大利传教士法德路等在昆明市创建云南省麻风病院，以后伯格理在云南，在以后其他传教士在中国其他地方向及建立了麻风病院，给他些被家人，邻居抛弃的可怜人带来希望。

11，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现代天文学和历法

传教士中很多人精通天文历算，其中最杰出者为汤若望和南怀仁。汤若望在明末参与修订历法，编纂成《崇祯历书》，并制作天文仪器。清初汤若望、南怀仁相继主持钦天监，汤若望增订《崇祯历书》，康熙赐名《西洋历法新书》，后收入四库全书改名《新法算书》。他还著有《新法表异》、《历法西传》和《新法历引》等，制作了浑天仪、日晷、星球仪、地平仪、望远镜和地屏。南怀仁于1669年改造观象台，制成新仪6种：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纪限仪、象限仪、天体仪和地平仪，并将各仪器的制法及用法绘制成图，予以解释，名为《灵台仪象志》。他又把汤若望所遗《百年恒表》相继推至数千年，名为《康熙永年历》。

12，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几何原本

在数学方面，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为欧洲数学传入中国之始。他们还编译有《测量法义》、《对数表》、《测量异同》和《勾股义》等。利玛窦与李之藻合编《圜容较义》等。汤若望撰《割圆八线表》，介绍平面三角，邓玉函撰《大测》，介绍弧三角学。穆尼阁以对数表授薛凤祚，薛氏译有《天步真原》。

13，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和现代地理学

在地理学方面，传教士介绍西方地圆学说和世界舆图的测绘，矫正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观念，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利玛窦曾绘成名为《山海舆地图》的世界地图，向士大夫们展示，并把所携《万国图志》作为贡品献给朝廷。他在《天主实义》和《乾坤体义》等书中介绍了地圆说，并把西方经纬度线测绘技术介绍到中国，开中国以科学方法测绘地图的先河。艾儒略著有《职方外纪》，记述海外风土，利类思等著有《西方要纪》，介绍西方国土、风俗人物，物产及海程远近。1708年康熙令白晋主持对全国实地勘测，中西学者合作，历时11年，测绘完成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此图至今仍为全国各种地图的重要根据。

14，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语拼音

古代没有拼音,就使用反切,就是用两个认识会念的字,取第一个的声母,取第二个的韵母,拼合起来就行了。另外就是直音法。《说文解字》中对汉字的读音常常说“读若某”或者“某声”，就是这种情况。例如《说文》中的“材，才声”，意思是说“材”这个字的读音应该读成“才”。

利玛窦根据拉丁文发明的二十六个声母和四十四个韵母的拼音方案，然后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由于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成的，所以人称“利、金方案”。“利、金方案”的出现对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

明末学者方以智开始思考中国的拼音文字问题：“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字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前清学者杨选杞看了《西儒耳目资》大受启发：“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利、金方案”促进了中国传统的音韵学研究方法的革新，为反切法开辟了一条“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这两个方案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写的，适合于拼写北京音。它“引起了汉字可以用字母注音或拼音的感想，逐渐演进，形成二百年后制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

15，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反鸦片运动

大家也许都知道林则徐的戒烟运动,但是他那一把火并没有把吸烟的危害阐述明白.鸦片开始时并部像今天这样臭名昭著，当年它是作为镇痛剂被发明出来的。中国人甚至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福寿膏”。许多人包括传教士在内对它的危害并没有明确的认识。

然而，面对烟毒在中国流布越来越严重，“煎膏日夜烟熏天”，“杀人不下亿万干”的情势，传教士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作调查、统计，发表论述鸦片危害、敦劝戒烟的文章，出版专门性宣传书籍。在华新教传教士的全国大会，也把禁烟作为主要议题之一。教中人士还组织起戒烟团体，如北京的“戒烟大会”、广州的“劝戒鸦片公会”等，都有些影响力。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新教全国大会，通过的关于戒烟的议案中，有一条即建议在全国设立禁烟总会，各地设分会，对禁烟组织的发展颇有促进作用。他们还利用教会医疗机构对烟毒患者施行戒治，不少教会医院、诊所特设此一门诊业务，甚至有专设医院。像英国新教人士德贞（J?Dudgeon）在北京从事这项医务，成效就颇突出。有些传教士还努力促使本国禁运鸦片，以断绝祸源。19世纪70年代，英国国内人士组织“反鸦片贸易协会”，德贞、李提摩太等人积极声援支持、此时已回到英国的理雅各，更直接作为发起人之一。在一次大会上，他慷慨陈词，反对鸦片贸易，认为这是一项罪恶的交易，它使成千上万中国人受害，也不利于英、中之间正常贸易的发展，呼吁鸦片贸易者“停止作恶，学习行善”。传教士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最终促使英国政府通过决议使鸦片贸易非法化。

16，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现代农业

人们都知道基督教在中国建立的著名的医学院，但是是很少有人知道曾经还有两所当时很著名的农学院，金陵和岭南农学院.这两所基督教农学院把美国农学院的教学科研推广体制引入中国，为中国农业高等教育的发展,人才培养，作物改良及科技推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梅里士和倪唯斯是两位美国传教士，曾经将美国大花生引入山东，成为20世纪山东重要的经济出口作物。倪唯斯还把美国欧洲日本等地的苹果梨香蕉等与中国的本地产品进行嫁接，创造出新的品种。著名的烟台苹果就是这位传教士的杰作，可惜，我们很少知道著名的烟台苹果是怎么来的。

第三篇：中国基督教新教历史大事年表(转)

转载文章

(1)中国基督教新教历史大事年表(转）

635年唐太宗贞观九年，景教（Nestorianism聂斯脱离派）开始传入中国。781年唐德宗建中二年，长安立由景净撰文吕秀岩书写“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845年唐武宗会昌五年，唐武宗下令灭佛，景教亦遭池鱼之殃，慢慢走向式微，仅存西北边疆。

1245年南宋淳佑五年，罗马教宗英诺森四世(Innocenrius IV)派方济各会（Franciscans）士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等人出使东方。1289年元至元二十六年，罗马教宗尼古拉四世(Nicholas IV)委任方济各会士蒙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以教廷使节的名义携带文书出使中国，天主教首次在华立足。是年元政府设崇福司，掌管基督教事宜。

1307年元大德十一年，教廷任命蒙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为大都总主教，统理远东教务。

1368年元至正二十八年，元顺帝退出大都元亡，景教、天主教在中原几近绝迹。1540年嘉靖十九年教宗保禄三世（Paul III）准许耶稣会士来华布教。

1551年明嘉靖三十年，耶稣会(Society of Juses)士沙勿略(Francis Xavier)抵中国广东上川岛，1552年不久病死那里。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耶稣会利玛窦(Matteo Ricci)、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抵达广东肇庆开教，奠定基督教在华传教之基业。

转载文章

1584年明万历十二年，罗明坚在肇庆《天主圣教实录》，为中国最早出版的天主教书籍。

1607年明万历三十五年，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著《几何原本》前6卷刻印，为中国最早翻译出版的西方数学专著。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沈傕

等人兴起南京教案。驱逐西洋传教士于澳门。

1623年明天启三年年初，“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陝西周至县出土。1626年明天启六年，金尼阁（Nicholas Trigaut）译五经为拉丁文，利玛窦曾在1593年译四书为拉丁文。1627年明天启七年，荷兰新教传教士进入台湾传教。

1629年明崇祯二年，天主教耶稣会信徒被称为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之一的李之藻（1610奉天主教）编刻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天主教丛书《天学初函》。

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天主教耶稣会信徒徐光启（1603年南京受洗）编撰的《农政全书》刊行，为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农书。

1643年明崇祯十二年，多明我会(Dominicans)会士向罗马教宗指控耶稣会在华传教方针，开始引起“礼仪之争”（Controversies on Rites）。

1664年清康熙三年，杨光先兴起历狱，汤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dinandus Verbist）等传教士被捕入狱。

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罗文藻在广州祝圣为主教，1690年任南京教区的主教，为第一个中国籍的主教。

转载文章

1699年清康熙三十八年，遣使会(Lazarists)入华传教。

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康熙帝变更对外国传教士的宗教政策，诏令禁教。

1723年清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七日（1724年1月21日），礼部奏请在全国禁教获准，以后天主教失去在华合法传教的政治条件。传教士潜入各地秘密传教。1727年清雍正五年，東正教正式获准在北京传教。

1767清乾隆三十二年，诏严查内地西洋人及天主教徒，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再禁西洋人往内地传教。

1775年清乾隆四十年，中国耶稣会奉罗马教宗克雷芒十四世（Clement XIV）之命解散。

1814年清嘉庆十九年教宗庇护七世(Pius VII)批准恢复耶稣会。

1805年清嘉庆十年，禁西洋传教士刻书传教，改订管理西洋堂事务章程。1807年清嘉庆十二年，英国伦敦布道会派遣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

-1834)到中国传教，基督教新教由此传入中国大陆。

1810年清嘉庆十五年，马礼逊翻译的《圣经》在广州出版，1919年马礼逊翻译《旧约新约圣经》全部完成。

1813 年清嘉庆十八年，英国伦敦布道会派遣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入华。在他的协助下，1819 年马礼逊译竣《旧约全书》，并于1823 年在马六甲出版。将《新旧约全书》完整地介绍到中国，马礼逊当推第一人。中国工人蔡氏三兄弟蔡高、蔡兴和蔡三，还有梁发参与了《圣经》的刻版、印刷和出版。

转载文章

1814年清嘉庆十九年，蔡高在澳门领受马礼逊施洗，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新教徒。后来蔡兴和蔡三也受洗归主。马礼逊翻译的新约全书出版。

1815年清嘉庆二十年8月5日，马礼逊和米怜主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问世，成为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创办报纸期刊辅助传教之嚆矢。1815 年清嘉庆二十年，东印度公司出资刊印马礼逊历时七年编撰的《华英字典》，其中所用中文参考书有万卷之多，注释详细，共6 册，4500 余页，至1823年间陆续出版。这是第一部汉英字典，不仅嘉惠后来的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1818年清嘉庆二十三年，马礼逊、米怜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是为近代传教士开办的第一所中文学校。开基督教在华近代教育之先河。1825年开始招收女生入学。1843年迁至香港。

1823年清道光三年，梁发在澳门被马礼逊封立为基督教传教士，承继马礼逊在广州的传教工作。

梁发于1816年在马六甲由米怜为之施洗。

1830年清道光三年春，屈昂受马礼逊施洗。是年2月19日美国公理会的裨治文(E.C.Bridgman ,1801-1861)、雅裨理（David Abeel）到广州。德国巴色会巴勉会的郭士立(Karl F.Gutzlaff ,1803-51)开始进入中国布道。

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梁发著《劝世良言》，内含九种小书，由马礼逊校订付印。1833 年清道光十三年，郭士立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在广州创刊，是在中国

转载文章

境内创办的最早的近代中文及基督教中文期刊。1934 年，郭氏在广州发起成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以出版书籍介绍 西方文艺科技为宗旨。《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成为该会的主要刊物。

1835年清道光十五年，2月24日广州传教士成立“马礼逊教育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伯驾医生(Peter Parker ,1804-88)11月4日在广州创办中国第一所基督教西医院博济医院。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est）在广州编印《各国消息》，是为中国境内最早出现的石印出版物。1838 年，广州传教士伯驾、裨治文等成立“中华医药传道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英美各差会纷纷响应；1851 年前，先后有17 位医生传教士来华；该会由郭雷舒医生(Dr.Thomas R.Colledge)和伯驾先后主事。至1919 年，全国共有教会医院326 所。1839 年清道光十九年，美国传教士布朗(Samuel R.Brown)夫妇在澳门创办“马礼逊纪念学校”，课程有神学，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音乐等科。中国近代第一批留学生如政治改良家容闳和名医黄宽，即毕业于此。1847 年，布朗牧师携容闳、黄宽等赴美留学。早期传教士为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开路先锋。

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条约签订，外国传教士可在中国沿岸五个港口范围内自由传道，欧美差会纷纷派传教士来华。耶稣会士重新来华传教。

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洪秀全等人创立拜上帝教。8月底9月初伦敦会、美部

转载文章

会、美浸会、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香港联席会议商讨在华的传教方略和圣经的重译事宜，决定在五个通商口岸建立永久传教事业。

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12月28日，英传教士麦都思(Watter Henry Medhurst)到上海。在东门外创立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嗣后在今山东路圈地造屋，附有印刷所，是中国具有近代印刷设备的第一家书馆。用西方印刷术翻译出版中文书籍。

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12月14日诏弛天主教禁，12月28日耆英通告天主教之驰禁。北美长老会牧师哈巴安德在澳门创办美华书局，1845年迁至宁波，铅印宗教书籍和翻译出版西方自然科学书籍。1860年迁至上海。

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2月8日道光帝明降谕旨驰禁天主教，解除禁教令，并给还康熙年间的教堂。3月18日耆英黄恩彤告示天主教之驰禁。

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梁发自任牧师在广州河南龙导尾设立的礼拜堂举行首次礼拜，是为中国基督教正式建立的礼拜堂。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洪秀全跟随罗孝全（Issachar J.Roberts）广州学道三个月。十月美国浸信会传教士晏玛太（Matthaw Tyson Yates）夫妇老北门第一浸会堂传教。

1848年清道光二十八年，3月8日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雒魏林(William W.Lockhart)、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三人在青浦与民众冲突，酿成“青浦教案”。

1852年清咸丰二年，墨海书馆自是年起，每年出版一本艾约瑟(Joseph Edkins)、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等编的《中西通书》，包含科学、宗教多种内容的年鉴；雕版印行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后九卷，伟烈亚力口授，李善兰笔授。

转载文章

1853年清咸丰三年，香港英华书院创刊《遐迩贯珍》中文月刊，英国人麦都思、奚礼尔、理雅各(James Legge)主编，是香港最早的中文刊物。1856年停刊。

1854清咸丰四年，上海出版新教传教士译《圣经》(古汉语译本)。

1857年清咸丰七年，英传教士伟烈亚力创办上海最早中文近代期刊《六合丛刊》。1859年清咸丰九年，美国传教士印刷技师姜别利（Gamble.W）在上海美华书馆改进中文活字规格，定出7种标准，奠定中文铅字制度的基础。在宁波创制电镀汉字字模，1060年他设计出24盘制（常用字8盘、备用字16盘即俗称上8盘中8盘下8盘的24盘）中文排字字架，将中文铅字分成常用、备用、罕用三类，提高排版效率，为中国各报所采用。1860 年清咸丰十年，自1807 年以来，英美各传道会派遣入华的传教士共224人，新教信徒从6人增至2000 人。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Allen)抵上海。传教士罗孝全到天京。

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理雅各翻译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英文版本，在香港出版，是为其翻译十卷”中国经典”的一二卷。后来到1886年始完成中国“四书”、“五经”的英译工作，其译本至今仍是西方汉学界公认的经典之作。

1861 年清咸丰十一年，英国基督徒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来华，任职于江南机器制造局附设翻译馆。在华30 余年，共译书129 种，其中自然科学57 种，应用科学48 种。1876 年，傅兰雅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所科技学校“格致书院”。是对翻译馆贡献最大的传教士。

转载文章

1862年清同治元年，上海最早用杂志命名以宣传宗教为主的综合性中文期刊《中外杂志》，由墨海书馆出版。罗孝全离开天京。1864 年清同治三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Mateer1836－1908)在山东登州 创办教会学校“文会馆”。1864 年清同治三年，何进善在广东佛山成立自立教会，1870 年完全由中国教徒捐款、捐工建造了第一座“三自”教堂。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拜上帝教消亡。

1865年清同治四年，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离中国传道会，在伦敦创立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不分宗派。

1868年清同治七年，林乐知创办和主编《教会新报》，1874年第301期后改名《万国公报》。

1869 年清同治八年，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来华，次年抵上海。次年任基督教文字机构广学会的总干事达25 年。

1870 年清同治九年6 月，天津教案发生。从鸦片战争起，全国发生大小教案 400 余起，大部分集中在19 世纪60-90 年代这30 年中。1871年清同治十年，基督教会用方言撰写的《圣书新报》创刊。1871 年清同治十年，英国宣教士莫莱士(William H.Murray)来华。1874 年，他在北京创办中国第一所盲人学校。1887 年，米尔士夫人(Mrs.Mills)在烟台创办第一所聋哑学校；

1891 年，何德医师(DR.E.G.Horder)在广东创办第一所麻疯病院；1898 年嘉约翰医师(Dr.John G.Kerr)在广州创办第一所疯人院。

1872 年清同治十一年，加拿大传教士马偕(George L.Mackay)医生到台湾传教。浸信会设慕光瞽目院。

转载文章

1873年清同治十三年，美北浸信会来华传教。英国“中国宣教会”派遣戴德生在上海传教，1890年在上海建内地会总会。

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于1867年传教士在福州创刊英文《教务杂志》迁沪出版。

1875年清光绪元年5月，《小孩月报》由广州1872年创刊后迁沪由基督教清心书馆出版，为上海和全国最早的儿童刊物。1916年改名开风报，旋停刊。

1876年清光绪二年，6月22日传教士创立的近代中国最早的科普团体格致书院成立。1872年在北京出版原名《中西见闻录》的《格志汇编》此年迁沪出版，傅兰雅编辑，季刊，为上海出版最早的科技文摘性刊物。1876 年清光绪二年，山东旱灾。传教士在上海成立救灾委员会，李提摩太和倪维思(John L.Nevius)在灾区赈济难民，并暂时收养400 余名孤儿。次年，山西发生更严重的灾情，十室九空。传教士李修善(David Hill)和德治安(Joshua Turner)深入山西赈灾，旅行布道，并创办戒烟局。平阳府的中国学者席子直原有烟癖，受李修善的感召信主痛改前非，自号为“胜魔

”。灾后，传教士著文分析成灾的原因，并陈述预防措施。此後的大灾荒，如1888-1889 年和1920-1921 年的华北五省 的两次旱灾，传教士都在救灾中担任了重要角色。

1877年清光绪三年，教会与差会在中国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传教大会。狄考文在会议中发表一篇关于中国教育的演说，被认为是宣教史上的里程碑。大 会推举丁韪良(W.A.P.Martin)，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狄考文，傅兰雅，林乐知等人组成“益智书会”（学校教科书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转载文章

School Textbooks），专门负责教科书，为中国基督教学校第一个联合的机构。始有教科书之名，1890年改成中华教育会，1912年5月改称全国基督教教育会，从单纯出版教科书到对整个在华基督教教育进行指导。

1880年清光绪六年6月8日，基督教会上海圣教书会《花园新报》创刊，第二卷改名《画图新报》1880年(清光绪六年)宣传基督教义，范约翰主办，钟子能主笔，插图用黄杨木雕刻。1913年停刊。1881 年清光绪七年，山西内地会长老席胜魔在邓村创立福音堂，是内地会最早 的自立教会。

1885年清光绪十二年，“剑桥七杰”传教士启程来华。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中华博医会(China Medical Association)成立，为基督教医生之团体。1887年发行《医药杂志》，提倡公众卫生，统一医学名词。

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11月李提摩太成立同文书会，1894年改称广学会(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广学会主要出版传教书刊和西学书刊。该会发行《万国公报》。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11月1日，上海基督教创立同文书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1892年中文改名为广学会，1905年英文名改为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是全国性基督教的出版机构。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发表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笔述的英人B.基德的《社会进化论》题名为《大同学》，为中国报刊最早提

转载文章

及马克思和《资本论》名字者。“马克思”这一译名，也是由此文首次使用。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5月7－20日，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兰心剧院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教科书已出版84种，地图、图表50幅，销行3万多册。决议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扩大为中华教育会(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的下属机构。基督教新教各差会上海会议决定出版和合本《圣经》。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中华教育协进会成立，宗旨是推进中国基督教教育，1912年改名为中华基督教教育会。

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基督教广学会的机关刊物《中西教会报》创刊，林乐知任主编主笔实际上为沈毓桂等。1893年12月停刊。1895年1月复刊，作为广学会机关报。1912年改名《教会公报》。1917年2月停刊。

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12月19日，中华教育会成立，狄考文任会长，兼出版委员会主席，花之安任副会长，傅兰雅任总编辑兼执行委员会主席。巴伯尔任总秘书。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上海基督教新教的《圣教新报》周报创刊。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美传教士林乐知编刊“中东战纪”，李鸿章以军中密电畀之。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成立。青年会把握时代的需要，强调德(宗教)，智(科学)，体(体育)，群(公共卫生)四育并重，号召学生们主动去服务社会。湛罗弼创设浸会书局。1895

转载文章

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在传教士的赞助下，十位西国妇女在上海发起天足 会。早在1867 年，有些地方的教会学校就把不得缠足作为入学条件。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青年》月刊创刊，为上海最早的青年刊物。

1890-1911年清光绪十六年至宣统三年，教会在东北、河南、河北、由东、由西、或沿岸的福州、苏州、上海等地都有复兴，加上西方兴起学生运动，有“剑桥七杰”等众多宣教士来华。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庚子年八国联军之役，出现第三次教难，又称“庚子教难”，绵延数十年之久的反教风潮达到顶点。在“庚子事变”中，大量传教士和教民被杀，基督教传华事业遭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历经庚子教难，基督徒信心更坚定越来越多的传教士走向社会，积极倡导并参与了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并投身于20世纪中国的改革大潮，教会的发展速度数倍于庚子教难以前，迎来了1900 至1920年的传教事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新教创办东吴大学。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传教大会。

1902年清清光绪二十八年，英美传教士《东亚杂志》英文季刊在上海创刊。长老会出版《通问报》周刊，陈春生编辑。上海成立中国基督徒会。

1903 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上海的谢洪赉，俞国桢首先发起中国基督徒会。1907 年，上海成立耶稣教自立 会。1908 年，天津成立自立会福音堂。1911 年，天津成立中国基督教会。1912 年，北京成立中华基督教会。这些由中国信徒自办、独立于外国差会的教会，是自治、自养、自传的萌芽状态。

转载文章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广学会创办《中西教会报》月刊，1917年停刊。循道会来华传教。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沪江大学及其神学院创办于上海。上海女青年会成立。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中国自立教会“耶稣教自立会”上海成立。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新教在上海创办圣约翰大学。广学会《大同报》创刊。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新教在上海青年会殉道堂召开在华传教百年大会。各 教会各团体派代表600多人出席。

1910年清宣统二年，新教创办杭州之江大学、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武昌华中大学。

1911年宣统三年，新教创办南京金陵大学。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进步》上海 创刊，以宣传西方文明为宗旨。基督教中国主日学合会在上海成立。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5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六条第七宽规

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基督教拥有合法的地位、福音更兴旺。4月，英、美、加拿大三国的安立甘宗在上海组建该宗派在中国的统一教会组织中华圣公会总议会。

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中华续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全国第一届基督教代表大会，诚静怡任总干事。大会决定开展中华归主运动，历时8年对中国基督教传教事业进行调查统计，1920年出版《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改会是历史上以中国教会名义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会议。

转载文章

1914年中华民国三年，新教创办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长沙湘雅医学院。

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新教创办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上海沪江大学（它由1906年美国浸信会浸礼会合办的上海浸信大学改名）。

1916年中华民国五年，新教创办北京汇文大学和广东岭南大学。

1917年中华民国六年，魏恩波在北京创办中国土生土长的教派万国更正耶稣 真教会，不久改名真耶稣教会，1919年出版《万国更正教报》。从1920 －1947它不定期召开十一次大会。

1918年中华民国七年，新教创办福建协和大学。

1919年中华民国八年，燕京大学正式定名，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任校长。汉译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出版》。1920年中华民国九年，石美玉及胡遵理创立伯特利教会。

1920年中华民国九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创办报学系，为中国首个大学新闻系。吴雷川等成立的北京护教团回应新文化运动对基督教提出的挑战。

1921年中华民国十年，敬奠瀛在山东泰安马庄创耶稣家庭会，1952年4月解散。

1922年中华民国十一年，上海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北京成立“非基督教大同盟”，全国性非基督教运动开始。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World’s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大会在北京召开。全国基督教大会在全国非基运动的高潮中于上海召开。正式把中华续行委办会改为中华基督教协进会，通过了协进会章程。大会提出本色教会的口号，促进中国教会的自立、自养、自传。

1922年中华民国十一年，倪柝声在福州创建家庭聚会处，积极推行本色化运动。

转载文章

1928年上海聚会处成为其全国性工作中心。

1923年中华民国十二年，全国各地基督教女青年会在上海联合成立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

1924年中华民国十三年，余家菊等发起收回针对教会学校的教育权利运动，各

教会大学开始向政府注册。

1927年中华民国十六年，美国北长老会和英国伦敦会等16个长老宗差会在上海联合成立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

1931年中华民国二十年，日本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爆发牧师和信徒成立“上海基督徒救国会”，编印《东三省事件与上海事件真相》。教会设立10个难民收容所。新教各教会发起“国难祈祷日”。

1935年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一二九”运动促使上海男女青年会董事、干事颜福庆、李登辉、刘湛恩、吴耀宗等为主的28位基督教人士联名发表《上海各界基督徒对时局宣言》，支持学生爱国运动，主张团结救亡。

1937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刘湛恩任中国基督教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负责人，与吴耀宗、陈鹤琴等组织爱国的“星期二聚餐会”。1930年代，教会间更重视彼此的团结合一和本色化，倡议及强调自治、自养及自传。这一时期也是日本等外来侵略中国的国难当头的艰难时期，广大基督徒与全国人民一道投身民族救亡的伟大爱国洪流中去。

第四篇：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历史初探下

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历史初探（下）

高龙彬

2013-2-27 13:55:04 来源：《西伯利亚研究》2010年第4期

(新晚报财经要闻部，哈尔滨 150018)

二、主要事迹

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建立后，吴丽石、陈为人等哈尔滨早期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利用青年 会的有利条件，加强和扩大党的影响，巩固党在哈尔滨的群众基础。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响应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号召，在哈尔滨积极开展纪念孙中山的追悼活动。上海爆发五卅运动后，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立即组织救援会强力声援，并和哈尔滨妇女协进会等组织联合募捐，支援上海工人的爱国行动。在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创建的学校中，俄国著名诗人格雷佐夫(笔名阿恰伊尔)发起组建的丘来耶夫卡文学会，团结了一批文学爱好者，组织各种活动，在当时的哈尔滨民众特别是俄国侨民中颇有影响。

1923年10月中共北京区委派陈作霖(陈晦生)来哈尔滨工作。陈为人、李振瀛、陈作霖三人组成中共哈尔滨组。从此，东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正式诞生。为把革命宣传工作和组织发展工作结合起来，陈为人、李振瀛决定建立一个培养教育青年的场所，于1923年10月在道里外国二道街(今中医街)创办东三省哈尔滨青年学院。同时，响应党团中央要求各地党团组织要创设并利用平民学校开展革命活动的号召，哈尔滨党团组织决定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李铁均负责平民教育工作。之后，“李铁均进入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任干事，并以青年会的名义创办起15所平民小学，在甲种商业学校设平民夜校两个班，学员多半为工人，所授课程有公民常识、国文、珠算等”[14]21。党团组织通过开展平民教育，利用平民夜校，一方面组织学员学习文化知识，一方面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收到很好效果。“党的主要负责人吴丽石、高洪光等人亲自到青年会和平民夜校，与青年结交朋友，物色和考察青年中的积极分子，把有志献身革命的先进青年吸收到党团组织中来。当时的中俄工业大学学生高诚儒、青年店员纪锦章等人，就是在这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思想教育而走向革命道路的，同时，党又通过他们在广大学生和民众之间架起了桥梁。”[3]22纪锦章在《回忆二三事》中写道：“我参加了道外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夜校，在夜校学习中，我认识了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苏子元、还有杨守愚。他俩都住在基督教青年会三楼，他们那里有很多进步书刊，如《中国青年》、《向导》、《政治生活》等，他们主动借给我阅读，使我开阔了眼界，开始接受了革命思想。”[15]1925年秋，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纪锦章和刘兴汉、刘秉哲发起和筹建了哈尔滨店员联合会。店联的宗旨是团结青年店员，反对剥削和压迫，要求改善待遇和参加反帝爱国斗争。当时，苏 子元是中共党员，杨守愚是国民党元老，他们都是通过1918年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的阎宝航介绍到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任干事的。

1923年10月5日，孙中山委任张晋为国民党哈尔滨支部长，筹建国民党哈尔滨组织。1924年1月，张晋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3月12日，国父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传到哈尔滨后，国共两党组织各界民众举行悼念活动。张晋积极联络各法团负责人筹备召开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3月29日，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在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举行。会后，《平民周报》发行孙中山先生追悼会专刊，宣 传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14]23秦方、田卫平在《孙中山与基督教青年会关系初探——以演讲为中心的谈论》中介绍，基督教青年会因其会员多为青年，而受到孙中山的高度重视。他认为青年人可塑性强，将是革命的有生力量。孙中山曾发表大量言论，对于这个青年组织给予充分肯定。他不仅强调指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是进步的组织，而且放言：“统观中国今日社会之团体，其结合之坚，遍布之广，发达之速，志愿之宏，孰有过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者乎?是欲求一团体而当约西亚之任，以领带中国人民至加南乳蜜之地者，舍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其谁乎?”[16](“约西亚”是犹太国末期的一个国王，“加南”是地名，二者均见于《圣经》。)

此时，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也特通函全国各城市青年会，发起举行追悼会。1925年3月27日《滨江时报》刊发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召开孙中山先生追悼会启事：“手创民国建设共和之孙中山先生，于十二日在北京逝世。全国如丧考比(应为“妣”)。面值兹政治飘摇民生困顿遽失此民众领袖，家国之不幸亦。敝会全体会员表示哀悼(勉)励民意定于本星期日(二十九日)午后二时假本会(道外南四道街)礼堂开会追悼。如蒙各界各团体派遣代表或惠赐挽联，务请于星期六送至敝会，是所至盼此上。”

1925年4月1日，《滨江时报》刊登《青年会追悼孙中山详志》。“日昨，青年会举行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是日大雪纷纷，马路泥泞而拖泥。冒雪赴会之男女来宾极其踊跃，二百余人。各团体均派有代表。青年会门口高搭牌楼一座，匾额上书‘大星陨落’四个字。会场布置及其完善，墙周围满挂挽联(约五十余幅)。在讲台中，供中山先生玉照„„下午三点钟，振铃开会。其秩序，(一)福儿院奏乐；(二)于芳洲先生宣布开会宗旨；(三)唱赞美诗；(四)尚俊忱教师祈祷；(五)全体会众向中山先生遗像行三鞠躬；(六)张子才先生述孙中山之历史；(七)来宾祭文；(八)来宾演讲„„(九)唱赞美诗；(十)福儿院奏乐散会。”青年会挽联为：“崇尚自由解决民核改变中华旧制度，推翻专制建设共和增加历史大光荣”。此报道证明，高志超在《哈尔滨地下党组织建立初期与基督教青年会》一文中提到的“3月29日，哈尔滨14个群众团体500余人在青年会举行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一事有待商榷。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哈尔滨反对英、日暴行的反帝爱国运动迅速展开。6月7日，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召开有党团员参加的紧急代表会议，成立了哈尔滨救国后援会，致电慰问上海工人、学生并通电全国，电称：“„„本会闻此惨事殊觉痛心，必主持正义，以作沪案后援，不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誓不甘服。”当日，《哈尔滨晨光》发表题为《呼声》的评论文章，呼吁“打倒非人道的帝国主义”，“四万万亲爱底同胞联合起来，另辟新天地，改造大中华”。1925年6月17日，《滨江时报》指出，“国民进步实有一日千里之势”，“我哈地民气固不弱于他埠也”[14]25。当时的中共哈尔滨特支书记吴丽石亲自到青年会组织演讲，他激昂地说：“为什么外国人在中国随便枪杀中国工人?这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设租界、成为国中之国。我们必须推翻这个社会制度，赶走在中国的一切帝国主义!”[3]23哈尔滨声援“五卅”反帝爱国斗争一直持续到1925年9月。9月6日，哈尔滨青年会还举办了“五卅运动报告会”，赴上海参加青年会全国总干事会返哈的童星门(童兴门)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控诉帝国主义残杀中国工人、学生的罪行，与会者“莫不激愤异常，甚有暗涕泣者”[17]。

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学校的教务主任格雷佐夫(笔名阿恰伊尔)，发起组织丘来耶夫卡文学会。这个文学会设在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学校，团结了一批文学爱好者，在俄国侨民中颇有影响。“丘来耶夫卡”这个名称来源于当时有名的西伯利亚作家格澳尔吉·格列边希科夫(GeorgiyGrebenschikov)的长篇小说《丘来耶夫兄弟》(Bratja Chulaevy)中主人公的姓名。该文学会的组织者是诗人和教育家阿列科谢·格雷佐夫(AlexeyGryzov)，笔名阿恰伊尔。他从小爱好写诗，1922年来到哈尔滨后，经常在不同杂志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先后出版了三部诗集。他的诗充满了中国的感觉，因为他经常描写风景、神像、台风，等等。他的诗“富有音乐感，念起来轻松、细腻、悦耳，抒情诗《小鸟》、《忧愁》的韵律具有很大 的吸引力。又如《炽热的晚霞沐浴在薄雾中》、《山路的微风是我快活的带路人》等诗作形象地勾画出为作者所陶醉的大自然画面”。丘来耶夫卡文学会每周有两次集会，“每逢星期二是报告会或音乐文学节目晚会”，主要是为了请一些有名的学者和老一代文学家作报告。每逢星期五是青年小组成员活动，“分组讨论文学理论问题，交流创作方法，朗诵成员的诗作，评选优秀作品”[9]303，304。1932年7月3日，丘来耶夫卡文学会开始发行自己的文学周报《青年丘来耶夫卡》。但是这个报刊只维持了一个月，总共只出版六期。丘来耶夫卡文学会还经常组织诗歌比赛。第一次比赛就有14个人和45首诗参加，评委对参加比赛的诗规定了两种题材：关于东方的题材或者自由题。“诗歌朗诵和音乐会同样吸引大量听众，有时达一千人，这样的活动一般是不收费的。”丘来耶夫卡文学会的成员经常在哈尔滨的报刊上登自己的诗。许多作家和诗人从这里起步。他们是安德森(Andersen)、沃林(Volin)、格拉宁(Gra-nin)、拉比肯(Rabikin)、澳布霍夫(Obhov)、佩雷列申(Perelesin)、拉辛斯卡娅(Rasinskaya)、列兹尼科娃(Reznokova)、萨托夫斯基(Shatovski)、斯维特罗夫(Svetlov)、斯洛博奇科夫(Slobochkov)、捷利托夫特(Geritovt)、晓戈列夫(Schegolev)等。因为日本军占领中国东北地区，从1933年起丘来耶夫卡文学会的成员陆续逃到上海。此外，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学校还是一个美术的“天堂”，高莽就曾跟叶·斯捷潘诺夫学过画。“他是一位油画家，有一定的名气”。通过跟叶·斯捷潘诺夫学画，使高莽认识到“色彩也会说话，色彩是一种悦目的美”[13]4。

1926年9月29日，哈尔滨三教会与青年会会友欢迎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博士。9月29日，《滨江时报》刊登《欢迎余日章》的消息，“哈尔滨青年会昨发出通启云，本年全国协会总干事余 日章博士定于本月二十八日晚十一句钟莅哈。本会于二十九日(下星期三)午后三句钟在道外西门脸礼拜堂开茶话欢迎会并合摄影以留念，每位收费大洋二角。凡愿意参加者务请于二十九日以前函知本会沈庶务，以便留座，机会难得幸勿交臂失之云云。”哈尔滨著名收藏家、哈尔滨乡情文化沙龙成员曹增伸先生收藏一张“哈尔滨三教会与青年会会友欢迎余日章博士”合影照片，落款时间“十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即1926年9月29日。照片背景是西门脸教堂。

1931年5月，“万宝山事件”(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东北寻找借口，在长春万宝山制造的流血事件)发生后，激起了民众的义愤。“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嚣张，哈尔滨民众抗日思想更加强烈，哈尔滨道外基督教青年会组织了抗日铁血救国团。在1932年2月的哈尔滨保卫战中，中共地下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各界支援前线。道外基督教青年会还组织了医疗队为受伤官兵包扎伤口。

三、从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走出的各界精英

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创办的中学培养出许多中国和外国的社会英才，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留下了厚重的一笔。毕业于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后来成长为科学家、文学家的人也为数不少。世界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加拿大第一个核反应堆的建造者之一Ю.伏尔科夫教授，著名诗人和中国文学翻译家瓦列里·佩雷列申都曾在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就读。该校的另一位校友米哈伊尔·沃林是诗人、作家、新闻记者，后来曾在澳大利亚和英国生活[9]344。中国杰出的翻译家、作家、画家高莽和著名电影演员王澍、著名电影翻译家孟广钧等也是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学校培养出的“高材生”。

曾经获得过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的“光头影帝”尤伯连纳，1920年7月11日出生在俄国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父亲是一位瑞士人和蒙 古人混血的工程师、发明家，母亲则是一位俄国医生的女儿。幼年时，他的父亲抛弃了家庭，母亲将他和妹妹带到中国的哈尔滨。在那里，他们进入了一所由基督教青年会开办的学校，即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中学。1934年，母亲把他们又带到了巴黎，母亲把他送进了贵族学校，但尤伯连纳经常逃学，并成为一个出色的流浪艺人。他开始在夜总会演唱，并在一群俄国吉普赛人中找到了家的感觉。1951年，曾一起演出过《琵琶之歌》的玛丽马丁推荐他出演了那部让他永远名垂青史的作品——音乐剧《国王与我》，该剧连演1 246场，获得空前的成功。1956年，该剧改编为电影，他被选为主角，并获当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同年，他还出演了两部经典佳作《真假公主》和《十戒》。从此，他进入好莱坞明星行列，也成为影史上著名的“光头影帝”。

犹太女画家季娜·吉列维奇(季娜)，是高莽在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的同学。高莽从俄罗斯1997年出版的《俄罗斯犹太百科全书》中找到了有关季娜的词条：“什姆什凯维奇(原姓吉列维奇)·列昂季娜·索洛蒙诺夫娜，1933年生于哈尔滨，油画家。曾就读于画家亚·尼·克列缅季耶夫(列宾的学生)的私人画室。1949年毕业于哈尔滨音乐学院钢琴系。自1951年定居以色列。曾在罗马弗曼蒂教授画室学习油画。1972年在音乐学院钢琴班授课，同时从事油画创作，画肖像、风景、静物。季娜画作的特点是把俄罗斯写实绘画与中国传统绘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她的作品为许多国家的博物馆与私人所收藏，她所绘的以色列总统纳翁和格尔佐格的肖像保存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总统宫里。”季娜后来对高莽说，百科全书中她的出生年代错了，她生于1928年，而不是1933年[10]。

高莽，笔名乌兰汗。1926年出生于哈尔滨。1933年进入哈尔滨市基督教青年会的教会学校，1943年毕业于哈尔滨市基督教青年会中学。长 期在各级中苏友好协会及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从事翻译、编辑、俄苏文学研究和中外文化交流与对外友好活动；同时从事文学与美术创作。1945年后历任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翻译、编辑，东北中苏友好协会翻译科长、编辑，中苏友好协会总会联络部干事，《世界文学》杂志编辑、主任、主编，编审。中俄友好协会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俄罗斯作家协会名誉会员。1943年开始发表作品。195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作为翻译工作者，译有普希金(抒情诗)、莱蒙托夫(书信集)、阿赫马托娃(长诗《安魂曲》)、叶赛宁(组诗)、帕斯捷尔纳克(散文体自传《人与事》)、马雅可夫斯基(剧本《臭虫》、《澡堂》)等人作品。1989年离休前，曾任《世界文学》杂志主编，1997年俄罗斯作协吸收他为名誉会员，同年俄罗斯总统因其对中苏中俄文学艺术交流的贡献而授予他“友谊”勋章。1999年获中俄友协颁发的“中俄友好纪念奖章”和俄中友协颁发的“俄中友谊纪念章”，同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授予他名誉博士称号。

王澍，1928年生于哈尔滨。1943年肄业于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学校。1945—1948年先后任苏联电影输出输入公司长春办事处翻译、东北电影制片厂文工团员、放映队队长等职。1949—1962年分别任东北电影制片厂翻译兼翻译组副组长、北京电影学院表演专修班苏联教师的授课翻译等职。1963年调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任演员。曾扮演过《内蒙春光》中的大喇嘛、《停战以后》中的朱伯涛、《小兵张嘎》中的王翻译官、《兵临城下》中的牛师长以及童话故事片《下次开船港游记》中的白瓷人和《奔向银幕的马》中的黄默等。并曾翻译苏联影片《伟大的挫折》(合译)、《夏伯阳》、《红领巾》、《小船长》、《小海军》、《卓娅》(合译)、《驯虎女郎》、捷克斯洛伐克影片《姐妹》、匈牙利故事片《火》、保加利亚影片《丹卡》、民主德国影片《冷酷的心》等三十余部。还有其他译作发表在国内有关刊物上。“王澍与高莽曾同在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学校就读，王澍比高莽低两届，并且没有毕业就参加革命。王澍的父亲去世后，他和母亲搬到铁路花园(现儿童公园)旁的一座楼房，与高莽为邻。而王澍的父亲所经营的同兴公司是一家砖窑，高莽的爷爷也有股份。”[18]

孟广钧，山东莱州人，幼时曾在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学校读书。1946年进哈尔滨苏联影片输出机构，为苏联影片翻译中文字幕。1948年去兴山，任东北电影制片厂(见长春电影制片厂)翻译，与桴鸣、刘迟、袁乃晨等人一起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华语对白的苏联译制片《普通一兵》。此后担任该厂翻译片处组长。1949—1952年，翻译了《波罗的海代表》、《侦察员的功勋》、《愤怒的火焰》等近三十部苏联电影剧本。1957年调中国电影出版社任外国电影书籍编辑室副主任，负责主编《国际电影》，1958年任外国电影书籍编辑室主任。1959年，电影研究所成立之初，被调去负责外国电影研究工作，组织编译了一批外国电影资料，扩大了电影界、文化界人士的视野。1960年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成立，当选为理事，任对外联络部部委兼中国电影出版社编审。他曾被选为第四届中国电影家协会常务理事、秘书长、书记处常务书记，第五届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团成员、理事，一度担任中国电影出版社副社长。

※

※

※

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创建和发展于20世纪上半期俄国侨民聚集和后来日伪统治的哈尔滨。在这样的环境下创造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别具特色的基督教青年会。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不仅同中共哈尔滨组织的早期建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还积极组织反帝爱国运动。同时，在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的俄国文学和绘画等知名教师的熏陶下，培养出一批杰出的科学家、画家、演员、翻译家等。这些成就的取得是难能可贵的，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是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中的一朵奇葩。

参考文献：

[1]贾永梅.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史实考略[J].史学月刊，2008，(2)： 131，133.[2]彭立红.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中国社会改造[R].暨南大学，2000；刘子楠.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中国近代教育[R].福建师范大学，2005.[3]高志超.哈尔滨地下党组织建立初期与基督教青年会[J].哈尔滨史志，1990，(1).[4]付尚.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与革命宣传[G] //哈尔滨文史资料：第19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 222.[5]哈尔滨市志·宗教方言[G].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6]赵晓阳.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本土和现代的探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40.[7]高莽.夏里亚宾在哈尔滨点滴[N].黑龙江日报，2006-03-21.[8]热尔纳阔夫.阿聂尔特半个世纪的科学实践活动(1889-1939)[G] //吴文衔.黑龙江考古民族资料译文集：第1辑.哈尔滨：北方文物杂志社，1991：241，243.[9]李兴耕，等.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10]高莽.她的故乡——哈尔滨：犹太女画家季娜·吉列维奇的故事[N].北京青年报，2005-10-20.[11]石方，刘爽，高凌.哈尔滨俄侨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289，293.[12]哈尔滨文史资料：第19辑[G].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 228.[13]高莽.高贵的苦难：我和俄罗斯文学[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14]黑龙江省志：第70卷·共产党志[G].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15]纪锦章.回忆二三事[G] //哈尔滨文史资料：第3辑.哈尔滨，1984： 1.[16]孙中山.勉中国基督教青年书[M] //孟庆鹏.孙中山文集：下卷.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 924.[17]李述笑.五卅运动在哈尔滨[J].哈尔滨研究，1984，[18]走近花园洋房[N].黑龙江日报，2004-10-12.： 60.(4)

第五篇：中国基督教开展神学思想建设

中国基督教开展神学思想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记者倪四义、吴黎明）中国著名基督教领袖丁光训今天在接受本社记者专访时说，中国基督教将继续坚持50年前开创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运动”道路，同时在新时期加强神学思想建设，使基督教发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现年85岁高龄的丁光训主教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基督教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名誉主席。他前来北京参加即将举行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50周年纪念大会。

他说，“我们的神学思想建设不是要改变基督教的基本信仰，而是对基本信仰和信条进行重新解释。”

他指出，现在牧师讲道与19世纪外国传教士传来的所谓“道”并没有很大差别，有许多内容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比如在强调信教的人与不信教的人的对立方面，牧师们仍然在讲，信教的人将上天堂，不信教的人将下地狱。

这样的传教给许多中国信徒造成巨大的痛苦，他们觉得难以接受。

丁主教说，在生活中还有很多真、善、美的人，他们不信基督教，难道都要下地狱吗？许多牧师希望对这些教义能有合情合理的解释。

丁光训介绍说，类似零零散散的问题很多，但是全面系统解释这些问题的理论目前尚未形成。为此，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了神学思想建设促进小组，领导全国的神学思想建设。

在过去一两年里，促进小组在全国基督教教会中广泛宣传了神学思想建设的意义，得到广大信众的热烈拥护。

丁光训主教说，神学建设促进小组正在从事处理基督教教会文字出版界的工作。他说，一直到今天，中国基督教文字出版界仍在出版外国传教士传来的一些与中国社会不符的东西，外国一些宗教势力也极力进行非法渗透，这些问题都应处理好。国家主席江泽民曾提出，积极引导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丁主教说，这不仅是口头上的事，要在思想上相适应才好。

他说，50年前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使中国基督教割断了与帝国主义侵略分子的关系，摆脱了外国传教士的控制，使基督徒走上了爱国自强的道路。

丁光训主教指出，今天的神学思想建设是三自爱国运动发展的必然，是基督教不断适应中国社会而发展的必然。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09月22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