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问责制

第一篇：申论—问责制

问责制

二、给定资料

1.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式实施。2003年非典时期，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短时间内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追究官员责任。从此，官员问责开始走入了公众的视野。此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规定”第二条明确对地方及政府官员问责的情形：(一)特大火灾事故。(二)特大交通安全事故。(三)特大建筑质量安全事故。(四)民用爆炸物品和化学危险品特大安全事故。(五)煤矿和其他矿山特大安全事故。(六)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和特种设备特大安全事故。(七)其他特大安全事故。

2004年2月，《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公布，这个全面、系统推行自我约束与促进自我发展的党内制度规范，明确写入了“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等内容。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官员因涉及“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应引咎辞职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将引咎辞职明确引入问责制度。

2006年1月1日起实施的《公务员法》对领导成员引咎辞职有明确规定,自此,引咎辞职成为我国法律责任体系中一种新的责任制度,从法律角度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事管理中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

2.2008年8月21日，在云南省行政问责办法、服务承诺制等4项制度实施半年之际，负责实施这项工作的云南省监察厅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向新闻媒体通报了“四项制度”实施所取得的初步成效。

2008年1月30日，云南省下发《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在全省实行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决定》。3月1日，云南省全面启动行政问责。与此同时，云南省实施了“行政问责办法”、“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等四项制度。

据介绍，截至2008年8月20日，云南全省先后问责各级领导干部542人，其中厅级干部13人，县处级干部171人，乡科级干部295人。按分级问责原则，由省政府及省直机关问责89人，州市政府及州市直机关问责236人、县政府及县直机关问责217人。从问责人员看，涉及16个省政府部门、16个州市和108个县(市、区);从问责人员级别看，共问责乡科级以上领导干部479人，占总数的8838%;从问责方式看，给予调整工作岗位、停职检查、劝其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建议免职问责的169人，占总数的3118%。

3.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薛刚凌教授对云南省推行问责制给予高度肯定，认为行政问责对促进服务性政府的转型、促进政府与民意的互动很有意义，“云南省的做法值得推广”。但她同时提醒，有些问题的产生来自制度本身。如果能通过事故结果倒查责任链条，并完善相关制度设计，问责就更有意义。

也有的学者认为，随着中国行政体制变革的推进，现代意义上的官员问责制度正逐步建立起来，做官的风险越来越大。但一些地方雷声大，雨点小，只出台问责制度，不见落实：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有的地方仅仅在民愤大的公共突发事件搞“火线问责”，在日常工作中，多见的是“太平官”、“和事佬”。

真正的制度性问责，应贯穿于政府管理全过程，贯穿于平日和非常时期。官员问责走向常态化，意味着问责不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对党政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规范官员行为，保证权力依法合理行使，必须建立系统完善的问责体系。

在“官员问责”制下，不是只有贪污受贿的官员才会受处罚，那些没有尽到相应义务的渎职人员，那些权力行使不当没有真正为民所用的官员，都应受到责任追究。有权必有责，权责对等。小权力，小责任，小担当;大权力，大责任，大担当。

还有的学者认为，云南、四川等一些地方推行的官员问责制主要是由当地党委、政府推动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行为，是一种“上问下”的同体问责，即政府部门内部，上级对下级的问责。而需要明确的是，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问责的真正主体应是人民。

从逻辑上讲，政府官员经过人大授权才拥有公共权力，其责任的对象应是人民。如果问责制仅仅是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那么在上级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就难保问责结果的公正性。因此，广泛开辟渠道，把问责权利归属于人民，让人民监督政府，问责才能有力量、有效果。

4.2008年9月以来，一批官员因为重大责任事故而被免职。在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官员问责风暴”。

山西襄汾溃坝事故

9月14日，因“9·8”襄汾溃坝事故，孟学农被免去山西省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并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山西省副省长张建民被免职。

9月20日，临汾市市委书记夏振贵停职检查，临汾市市委副书记刘志杰被免职，刘志杰的临汾市市长职务和周杰的临汾市副市长职务被提名免去。襄汾县委书记亢海银被免职;襄汾县委副书记李学俊被免职，其襄汾县县长职务被提名免职;襄汾县副县长韩保全被提名免职。

三鹿奶粉事件

9月17日召开的石家庄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冀纯堂辞去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决定。

9月16日，石家庄副市长张发旺和市畜牧水产局局长孙任虎被免职。石家庄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张毅，石家庄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党组书记李志国也被免去党内外职务。

9月22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因对三鹿牌奶粉事件负有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被免职。

9月22日，国务院同意李长江辞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职务。任命王勇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

深圳龙岗火灾

9月21日，深圳龙岗区政府副区长黄海广因“9·20”火灾被提名免职。龙岗公安分局消防大队大队长蒋伟标、龙岗区龙岗街道办事处主任黄勇、副主任谢少辉，以及龙岗区龙岗街道综合执法队队长巫胜龙被免职。

9月22日，深圳又处理了“9·20”特大火灾事故四名责任人。

河南登封矿难

9月22日，因为河南登封市新丰二矿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登封市委书记张学军被处党内警告处分，吴福民被免去登封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职务，建议免去其登封市长职务，登封副市长张宏伟被建议免职。

5.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表示，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要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

胡锦涛指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健全组织法制和程序规则，保证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8年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也说，“2008年要选择部分省市和国务院部门开展试点，加快实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

6.2008年11月23日，一条网上消息引起坊间舆论高度关注：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原县委书记张志国近日履新，职务是沈(阳)铁(岭)城际轨道(轻轨)交通工程办公室副总指挥。消息称，20日，铁岭电视台于晚间播报的“铁岭新闻”披露了张的新职务。

2008年年初，张曾派警察到北京试图拘传披露西丰县丑闻的记者，因此被网民称之为“史上最牛县委书记”，“西丰警察进京抓记者事件”闻名全国。而张也因为此事于2008年二月被责令引咎辞职，2008年四月，针对张志国尚未辞职的传闻，铁岭官方出来辟谣，称属不实报道。“张志国现在铁岭家中，未另行安排工作。”——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县委书记复出任新职的事才能引起如此波澜。

本已淡出人们视野的“史上最牛县委书记”在时隔数月之后，突然转任新职，内中究竟有什么缘由，被官方定调为“法制意识淡薄”(铁岭市委调查结论)的“问题官员”何以“东山再起”?引起了媒体高度关注。

就在消息出来的第二天，铁岭市委发布公告，称“迄今为止，中共铁岭市委常委会并未就张志国同志重新工作安排问题开会研究，更未对其重新工作安排作出任何决定。”

事情本应已经了结，11月25日，又有消息说张志国没有任职，是“临时性工作”，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官员，铁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袁卫亮表示，2008年5月，铁岭市决定成立沈铁城际轨道交通工程领导小组„„“考虑到张志国正赋闲在家，就让他到办公室临时负责，帮助跑点具体事。”

媒体戏谑地称，“史上最牛县委书记”又成了“临时工”。

11月26日，中共铁岭市委再发公告，表示经过调查，称张志国任职一事，乃是个别领导同志动议。市委已责令其撤销此动议。

4天两份公告，众说纷纭，张志国“复出”可谓一波三折。

就在张志国所谓“复出”消息出来的第二天，某报刊发评论说，“偏要让张志国东山再起，是不是为了给当初愤怒的舆论一个‘报复’?”，文章还援引网友的评论感慨，“中国真的就找不出一个比张志国更好的官吗?”

对此，某快报则把张志国“复出”**与“谢亚龙留任”事件联系起来，评论说，“更大的可能是，这同样是有关部门现在乐此不疲的‘舆论试探’。„„想做出一项决定，却又没有把握，就直接或间接地向媒体透风，让媒体报道。如果舆论反应正常，那就顺势而为，一旦发现舆论反应激烈，那就断然否定，让媒体背黑锅，说是假新闻。”

某报26日再就此刊发评论指出，最牛书记的“带病复出”激起了公众对问责制的反思，文章认为，官员“带病复出”最大的问题不在制度后门，而在于权力后台。问责制度再严厉再完善，毕竟需要人去执行，在目前的制度中，如果被问责者有权力后台，这个凌驾于制度之上的后台，就会冲破一切制度障碍让“自己人”复出，制度有何用? 7.2008年9月21日，四川省剑阁县人事局局长曹正直被免职，原因是两天前，曹局长请人吃饭付账时，与卖酒老人发生口角，曹正直当场打了卖酒老人两耳光。

9月11日，四川巴中市政府办公室的三名工作人员因为三个字丢了官，因为他们两天前在中秋节放假通知里把“中秋节”写成了“端午节”，这事迅速被传至网上，引起了热议，很快，这三人在接到了问责通报后被免职。

重大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的被免了职，喝茅台打了人的被免了职，公文上写错了字的也被免了职。这几位就是近期被问责这把尚方宝剑斩到的官员，虽然同样都是丢掉了头上的这顶乌纱帽，但这几位遭遇的事儿可真是可谓有大有小，官位有高有低。人们不禁想问问，摘掉乌纱帽的那只问责之手进行处分的遵循标准到底是什么?

在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33条里，对于公务员处分的种类里并没有免职这一项，在该条例的第48条里提到的免职指的是正常的工作变动。在查阅《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第11章里倒是专门设立了免职、辞职、降职一节，但也指的是正常的工作变动，对于问责免职也没有写明标准。

找不到明确的规章依据，就难免会对执行标准产生一些疑问。可以发现，媒体在问责中扮演了一个很微妙的角色，有时候官员犯错的事情不大，但却因为媒体的报道而被社会广泛关注，之后受到处分，就像写公文写了错别字的那三位，事情发生之后，迅速被当作笑话传到网上，造成了社会影响，就不可避免地吞下了免职的苦药。群众的反映，领导的关注，媒体的报道，网络的传播，在这个时候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但是如果媒体和社会关注了就进行处分，而不关注就睁只眼闭只眼的话，这实在不是长久之计，人们呼吁官员问责标准还是需要一个明确的法规条例来作为依据。

同样，这种失衡还表现在官员被免职的效果当中，有的人明明被免除了职，在家休息一段时间后，便想出各种理由，动用人脉，使自己很快官复原职。更有甚者，虽然在此处被免职，却又跑到别处或者别部门，摇身一变，当起了官。还有些官员，人被免职了，但问题或矛盾不处理完，留下一个烂摊子就走人了，使得问题和矛盾依旧没有得到丝毫改善。这一切都使问责陷入一个迷局，到底行政问责的行使怎样才能依据一个更加明确的程序，到底政府官员应该为自己的失误负起多大的责任，才能体现行政问责制的效果，我们确实有许多的问题急切地需要得到答案。

8.近日，多名官员先后因在重大安全责任事故中负有领导责任而被免职，中国政坛“问责”之风骤紧。正如人们在不幸事件之后所期待的，灾难总会伴随以进步作为补偿，倘若以此为契机，使行政问责实现制度化规范和常态化运作，对于那些因问题奶粉染病的婴幼儿家庭也是个安慰。

从2001年7月广西南丹矿井透水导致81人死亡、县委书记被免职开始，党政干部行政问责制度在基层起步。2003年非典，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被免职，成为行政问责的标志性事件。2008年以来，行政问责在各地频频发力，密集度之高远超出往年。在此实践基础上，行政问责进一步制度化常态化，需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全面拓展问责领域。现有的问责案例多集中于公共安全事故，而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决策失误，以及施政失败，也应当纳入行政问责的范围。如同责任与职权不可分割一样，问责也须与职责如影随形。凡责任后果出现，问责便不可避免，不仅安全责任事故需要问责，官员的上任承诺、公共声明、从政道德特别是公共决策，都当在问责的常态视野之中。为此，首先要厘定各级各类公职人员的法定职责，而那种将当地领导分工不向社会公布的作法，显然是不可取的。包括昆明在内的一些地方已经尝试列出领导干部的“权力清单”，亦不妨同时开列相应的“责任清单”，进一步明确违反哪些责任需要问责，以及进行何种尺度的问责。当然，我们更欢迎官员在履行时，主动做出“出现何种情形将引咎辞职”的公开承诺。

二是在何种情形之下，行政问责方能启动。目前的行政问责多基于上级决议和民意舆论，带有不确定性。如9月11日，四川巴中市府办公室3名工作人员因中秋节放假通知笔误为“端午节”，遭问责通报而免职，反映了问责在一些地方的失范和无序。为此，必须科学设置问责体系，健全和周延问责措施，例如仅去职一类，就有责任人主动引咎辞职、上级予以撤职免职、人大代表提案罢免等多种情形，去职之下还有警告、记过、记大过等轻微行政处分，都应当分别予以充实完善，并保持互相衔接。而问责措施的严厉尺度亦应与责任程度相对称，过于严苛可能造成行政系统内部责任分担的畸形与不公，失之于松则会导致问责流于形式。

第三，关于行政问责的后续效力。如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在“警察进京拘传记者”后“责而不辞”，去职官员如何“东山再起”等，同样亟须规范。每次问责的效果都不应是一次性完结，而应伴随必要的后续效力，以保证问责能够切实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例如，因行政问责而去职者，至少不应直接转任其他更高级别的岗位职务;而受到警告、记过、记大过等轻微行政问责者，其短期内的提拔晋升也应受到必要的限制等。

总之，行政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核心，在于问责的不可避免性。这首先意味着职权主体与问责对象的同一性。公共决策的失误，一般要将“最后拍板者”作为第一被问责人，首先审视“一把手”是否被问责。行政问责的不可避免性，还意味着：在前一起公共责任事件负领导或者主管责任的官员，不会因为其他地区和行业发生新一起责任事件而获得“转移视线的红利”，从而逃避或延缓本应受到的纠问。只有这样，行政问责在公众与官员之间、此官员与彼官员之间，才是公平合理的，而这也是通往“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不二法门。

9.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姜明安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问责分为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两类。

政治责任是一种道义责任，是因从政的道德要求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如果政府和公职人员失职或政策失误，或者某些事故、事件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和影响，导致其辜负了人民的信任，即应引咎辞职，对人民或人民代表机关负政治责任。承担政治责任，并不要求个人对事件或事故有直接的过失或故意，而只要其所管辖的地区或其所管理的部门出现了相应的事态，就应当承担政治责任。

而法律责任是指违反了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而依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追究的责任，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通常需要责任人员有相关的过错，比如存在失职渎职或者滥用职权等情况，对其的处分、处罚也要有严格的法律依据。比如，依据《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可以给予开除、撤职、降职、记过、记大过、警告等行政责任，而刑事责任的追究则要严格按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进行。

姜明安认为，要建立法治国家，光有法律责任没有政治责任，或者仅有政治责任而没有法律责任，都不能形成完善的责任追究制度，二者必须同时具备，才能对公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

姜明安特别强调，问责不能建立在个人意愿上，因为有些领导干部在导致国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损失的事件发生后，本应主动引咎辞职，却“脸皮厚”，自己“良心上过得去”，坚持不辞职。这种情况下，就尤其需要建立政治上的追责途径，比如作为民意代表机构的人大可以要求罢免其职务，其上级机关等有权机关可以启动问责程序等。

姜明安认为，建立政治追责机制首先要把追责条件具体化，比如人大代表多少人联名可以提出罢免案，罢免案的通过要经一般多数还是绝对多数;要按照事态的严重程度或影响大小来决定应当承担政治责任的官员的级别，比如，特大事故追责到省一级或者地市一级，重大事故追责到地市一级或县一级，等等。而目前在我国，由民意代表机构进行的政治追责鲜有实例，而到底何种情况应进行政治追责，追究到何种级别，目前也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

姜明安认为，按照法治的要求，对官员问责和要求官员引咎辞职，应当有制度化的规范，未来应当完善这方面的立法，起码要规定一些原则性的标准，比如，出现什么类型的事件，伤亡多少人，导致多大的经济损失，造成多大的国内国际影响，应由哪一级(县级、地市级、省级以及中央)官员来承担责任等。

同时要形成制度化的政治问责的惯例。这种惯例是有约束力的，不同于“人治”状况下因人因事而异的处理，而应当是同样或者类似的情况，要有同样或类似的处理。否则，只追究一些人而不追究另一些人，或者在政治问责上主要考虑一些不应当考虑的因素，也无法形成对官员的责任压力。

姜明安表示，这次孟学农和李长江的辞职，希望能形成一种惯例，对今后的同级官员在辖地或负责部门发生同类级别的安全责任事故，便可作为一个参照。

对于承担政治责任的官员个人来说，这种责任有时候看起来可能不是那么“公平”，比如孟学农因山西襄汾垮坝事件引咎辞职，就有一些人为他叫屈，认为他到山西任省长时间不长，可能还不是很了解情况，而很多问题是多年积累的结果，甚至是前任或前几任领导任职时就埋下的根子。

对此，姜明安解释说，“哪怕他任职时间只有几个月，应当承担的政治责任也不能回避，这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来说是必需的。”政治责任的存在，就是要让官员，特别是占据领导岗位的官员知道，掌握权力是有风险的，从政就要“如履薄冰”。只有形成这种压力，才能增加官员的责任感，如果他没有能力承受这种压力，就不要接受这顶“乌纱帽”。

而且，即使承担了政治责任，并不意味着可以撇开法律责任。引咎辞职并不能取代法律责任，领导者没有直接的失职渎职行为，就无须负法律责任，但反之则依然可能要负法律责任。比如，此次的问题奶粉事件，性质如此恶劣，影响如此之大，石家庄市和质监部门的官员即使承担了政治责任，是否还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要看最终的调查结果。

在三鹿奶粉事件中，石家庄市委书记也被问责，而山西襄汾溃坝事故同样对临汾市委书记有问责。姜明安认为这显示了问责制度方面的一个进步。因为以往很多问责通常只是针对行政一把手，而很少针对党委一把手。但实际上，各级党委的一把手是直接行使公权力的，因此，党委一把手也应当承担政治责任。

“权力要与责任对等，有多大的权力，就应承担多大的责任。”姜明安说。

三、申论要求

1.根据给定材料，概述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其意义。要求：表达准确、全面，叙述简明、清楚。字数不超过300字。(20分)

2.针对材料6、8提到的问责官员异地复官、走形式主义的问题，请你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要求：条理清楚，表达简洁流畅，不超过300字。(25分)

3.请你以“完善问责制”为题，写一篇文章。要求：(1)结合给定资料，自选角度。(2)符合题意，内容充实，结构完整。(3)总字数在800~1000字。(55分)

第二篇：申论：问责制度（范文）

申论范文：问责制度 问责制度：由“权力问责”转变为“制度问责”

从2003年开始，全国各地陆续出台规定，对官员进行问责。“非典”、“毒奶粉”事件、山西矿难、松花江污染事件„„铁腕问责让一批行政不作为、乱作为者丢掉了乌纱帽。但是问责秀、假问责也时有发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这种现象严重降低了官员问责的声誉和效率，已经引起包括两会代表委员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关注。继去年两会有委员提案提出国家应该完善官员问责制度，制定国家行政问责法后，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潘复生再次呼吁加快制定国家行政问责法，推行“异体问责”，健全问责制度，实现由“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的转变。

潘复生说，目前，官员问责大多局限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间，属内部问责，即同体问责。在问责方式上，大多是行政问责，在已有的问责案例中，问责对象大多还局限于重大事故或灾难中失职的官员，而对于一些官员盲目决策造成巨大损失的问责尚少，甚至出现“集体负责”即无责的情况。

针对行政问责出现的问题，潘复生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大多问责都是“权力问责”而非“制度问责”，这也使得问责弹性较大。

全国政协委员葛均波在提案中支招行政官员问责制科学化:第一，要建设指向明确、措施刚性、反应快速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第二，行政问责制要具体落实职责范围和评价指标；第三，行政问责制免职人员的再任职需要公众监督的法律程序；第四，制定与其配套的相关法规。

问责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问责风暴”力度不减的同时，我国问责法制化建设在去年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去年7月出台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强化了问责的制度化，并对被问责党政官员复出作了明确的规定。今年将进一步完善官员问责的制度建设。在2月份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上，初次审议的行政监察法修正案草案规定了被问责的官员的处分期限，处分期限满后，并不会影响官员的正常晋升。

第三篇：问责制

问 责 风 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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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问责制起源于现代西方，是西方政党政治的产物，经历了长期了发展后，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进行着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市民社会的发展进程。

问责制的特点是：问责的主体既包括行政领导又包括选民，并以选民的评判为主导，体现了现代政治的民主性；问责制的前提是官员职责明确，政府行为透明，体现了现代政府的责任性和行为的透明性；问责制通过法定程序，体现了程序的正义性；问责制对失职的官员来说不仅要承担行政责任、司法责任，对通过政治任命的官员来说，而且要承担政治责任，体现了权责相当、追究责任的普遍性和法定性。

行政问责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2001年4月21号，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正式实施，2003年非典期间，官员问责逐渐走进了公众的视野，此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进入2008年，各级党政部门继续积极推进问责制。2008年5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中，强调加快实行问责制。今年，一轮问责风暴自上而下，席卷中国南北，且覆盖面呈现扩大趋势，官员被问责原因多种多样，问责方式也各有不同，确实这次中央问责的力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可以说中央在这次问责风暴当中显示了他们治党理政的一个决心，也是对民意的一个尊重和交代。

今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先是波及全国的奶粉事件，后是山西溃坝事件，三起灾难又接踵而至：黑龙江鹤岗煤矿大火，深圳龙岗特大火灾，河南登封煤矿瓦斯突出事故——数百生命逝去让人痛惜，暴露出的问题让人惊心，曝光出的政府失职和官员渎职让人愤怒。惟一让人稍感欣慰的是政府迅速掀起的问责风暴：继孟学农引咎辞职和山西官场地震后，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引咎辞职了，石家庄市委书记免职了，深圳火灾相关责任官员迅速免职，河南登封市市长矿难后第二天就被建议免职。这些因或重或轻、或大或小事由而丢官的现象正形成一股强烈的惯性思维冲击：对过错责任人就地免职已成为行政问责的必然。

问责不是一种政治表演，不是为了做给舆论看和讨好公众，不是为了安抚死难者家属和平息公众愤怒，而是让官员为自己的失职承担代价，在高调问责中震慑官员，从而避免悲剧的重复发生。杀鸡儆猴，问责更多是做给官员看，强化官员的责任意识，所以我更关注官员对这场问责风暴的反应。公众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烈，媒体又对问题紧追不放，问责制在舆论推动下日益制度化和常态化，看起来问责威慑的强度已经很大了。不过细想起来，这场问责风暴还没有真正形成制度性威慑。

问责缺乏一种“违规即追究”、“失职即问责”的内在驱动机制，而是依赖于媒体和舆论的外在驱动。确实，许多事故发生后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已经成为一种惯例——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问责很多时候并非制度自动驱动的，而是外在的舆论监督驱动的，是舆论关注的压力迫使问责制度运转起来。这种舆论依赖的表现是：只有某个事件引起强烈的舆论关注和激起很大的民愤时，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相关部门启动问责制，处理几个官员给舆论一个交待。如果缺乏舆论关注或压力很小，问责程序很难会正常运转起来。在问责制成熟的国家，问责与事件影响大小和民愤没有多大关系，问责制的运转依赖的是“失职就必须担责”这种责任伦理的驱动。这种“舆论依赖”让官员对躲避问责心存侥幸。如果某种失职能够瞒过媒体，也就能躲过问责。即使不幸成为舆论焦点而被问责了，当某一天淡出舆论视野的时候，也许一样可以瞒着媒体悄悄地“带病复出”。

问责并没有常态化，并没有贯穿到日常政治的始终。发生了重大事故才会启动问责制，而像被审计署审计出违规审批了哪个项目，违规乱花了纳税人多少钱，错误决策造成了多大浪费，乱设许可侵犯民权这些细琐、庸常、普通的“政误”，则很少被追究责任。重大安全事故毕竟不会经常发生，只要不出大事自己就不会被问责。事实上，许多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正源于日常问责缺乏下一点点问题的缓慢积累——一次违规审批不了了之，一次监管失职轻松过关，一次乱设许可没有追究，久而久之就给大事故埋下了隐患。大事故后再严加问责，可能只有暂时的震慑，好了伤痛忘了 1

疤，当风暴慢慢淡出舆论视野后官场会故态复萌。

提到问责，大家都会想到孟学农。因襄汾溃坝事故，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这是他在他的从政史上的第二次引咎辞职，第一次是大家都知道的2003年的非典期间从北京市长位置上辞职。上次丢官，不到五个月之后，他就担任了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正部长级)、党组副书记；您会发现，引咎辞职的他在短期内奇迹复出，而职位级别仍然是正部级，似乎问责并没有给他的仕途带来什么重大。而国家统计局前局长邱晓华被革职后，近期以中海油高级研究员的身份露面，舆论因此对不透明的高官复出制度提出广泛质疑。一些官员因问责被免职后不久换个岗位继续干的例子，已经让不少人对“免职”这一“处罚”能在多大程度上警醒当事官员和警戒后来者产生了怀疑，这些一免一任的现象的确值得人们深思。作为一个公共权利的掌握者，如果出现了一个伤害公共权利，伤害公共利益的巨大事件，没有一个具体的人去承担责任的话，既让民心不顺，同时也代表着对给予你权利的民众的一种不尊重。透过这些人一波三折的官运，高官问责制呈现得很复杂，从向上级领导负责转为向社会民众负责犹有难度，特别是对改革深层次的行政目标似乎力有不逮。

今年，一轮问责风暴自上而下，席卷中国南北，且覆盖面呈现扩大趋势，官员被问责原因多种多样，问责方式也各有不同。可以预见，如果能够走向健全成熟并能在制度上加以配套，问责制度将继党内民主和村民选举而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新看点。但是，在中国，要求发展出一套真正的问责制度，首先必须对问责制度有深入的了解。在目前的讨论中，对问责制度还有不少的误解：

第一个误解是把问责制度简单等同于引咎辞职。其实，引咎辞职仅仅是问责制度的一个方面，问责制度的内容不止于此。也不能把问责制度仅仅理解为责任追究制度，问责制度的确涉及到追究责任，但又不是简单地表现为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

第二个误解是把问责制度简单理解为上问下责。如果问责制度仅仅是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那么，如果上级失职谁来追究上级的责任？如果问责制度就是上问下责的话，那么在最关键的地方，恰恰无人问责。这样的“问责制度”也未必能带来责任政府。

第三个误解是把问责制看成是上级对下级某个已知的具体过失的惩罚。这种误解把政府与官员的责任局限于具体的事件，包括施政的重大失误，特别是重大责任事故，或“政治”责任事故。好像不发生事故，就不发生责任。这样的问责制追问的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过错，变成一种纯粹的惩戒措施。问题的关键是，只有平时认真负责，才能减少重大事故的发生。问责制度关键要解决的是，确保政府与官员在平时就充分承担责任。而对官员因过失作出的惩戒，通常是在事故发生之后，已为时太晚。所以问责制度关注一切责任，惩戒则只关心事故的责任。

对于重大公共危机，一些政府部门已经养成了一种遮掩和压制的“本能”。假如让相关官员能够以免职顶罪，这种“本能”就不会得到真正改变。其实，中国的许多政府部门何尝不是以“隐瞒本能”应对重大危机？公开危机将被追究责任，很可能要被免职。而隐瞒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则可能蒙混过关，即便最终败露，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免职。推进依法行政的同时，依法严究刑事责任可能是扭转官员这种“隐瞒本能”的唯一办法。

问责在制度设计上还有缺陷。问题严重到何种程度会撤职，追究责任会追到哪个级别和何种程度，除撤职外还须承担何种责任，以后又如何复出——这些都似乎还没有制度化和规范化，而只有这一切成为稳定、必然的制度，才能给官员确定的预期。否则官员只会对同僚被问责充满“碰上了就自认倒霉”的同情，而不会兔死狐悲地反思自身的职责。被问责者也会对被撤职毫无愧疚之感，满含“那谁谁谁怎么就没事”的委屈和悲愤，认为自己不过是一只平息民怨的替罪羊。

随着我国社会法治化的不断推进，尤其是近年来，人们对政务公开、透明的呼声日益高涨，以及对廉洁、高效政府的要求不断提升，问责制成为反腐倡廉中的一个人们普遍关心的热点。问责制是现代国家，由选民和行政上级依法追究因失职而造成不良后果的政府官员、特别是失职的政府高官责任，以强化和明确政府官员职责，提高行政效率，克服行政权力可能带来腐败的一种政治制度。问责制要求行政机关提高行政效能和效率，注重加强执行力和公信力建设。建设责任政府,对

公务员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按照现代政府发展的取向,一要各级政府官员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二要各级政府官员始终具有宪法法律的现代意识,并通过自己执掌一定公共权力的有利条件,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依法理政;三要各级政府官员勇于承担风险,勇于承担责任,始终保持一种想做事、敢做事、能做事、做成事的精神状态和工作热情,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四要各级政府官员努力学习,不断进取,通过自身思想理论素质和专业知识素质的不断提高,以应对现代复杂局面下的公共管理;五要各级政府官员当好人民“公仆”,公正廉洁,艰苦奋斗,诚实面对公众,接受人民对其行为的监督。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方法。

首先，要注重加快健全和完善政府的岗位责任制。因为问责制是建立在官员职责明确，政府行为透明基础之上的。我们要使每一位国家官员明确自己岗位的职责和所肩负的法律责任，克服传统政府中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职责不清、职责不明、集体负责等于无人负责、工作失职，不予追究、也无法追究的现象。从而建立精干、到位、负责的政府工作机制。

其次，必须健全和完善政府行为的透明机制。政府行为的透明机制是问责制的核心内容，如果选民不了解政府官员的职责和行为，也就谈不上什么监督和问责。美国宪法规定，国会必须就其每次会议的内容、辩论、表决、国会的开支等方面的情况向公众定期发布。美国总统也必须到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报告自己的工作情况。政府官员如果犯法，司法过程要公开，以确保公民的知情权。我们也要健全政府政务的公开制度，规定：按时、按地、按方式公布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基本情况、各级政府政务的事项和内容、行政或司法追究失职官员的过程和结果。同时我们还必须从制度上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公民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申诉等渠道获得政务知情权的救济，我们也有必要加大新闻监督的范围和力度，以确保公民知情权的实现。

再次，必须建立和完善问责的程序制度，这是保证问责制实现的重要途径。问责必须是合法的主体，如人大、选民、上级行政机关等；问责的事项必须是有法律意义的行政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等；问责必须通过法定的程序，如提案、立案、调查、申辩、审议、决定、复议、申诉等，这些程序都必须以法律具体规定。问责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运作，违反程序规定的问责是无效的。

而要保障问责制的实现，加强各级人大的问责权是关键。人大是我国人民参政、议政、实施法律监督的主要机构，也是实施问责制的最具权威的国家机构。各级人大也应切实履行自己的问责权，以保证民众问责权的实现，人大可以将质询权、特别问题调查权等固有的人大监督制度融于问责制之中，以健全和完善人大自身的问责制。

加强有关问责制的立法工作是健全和完善问责制度的重要方面。问责制必须有健全的法律制度，目前我们各级立法机关应将有关健全和完善问责制的立法列入立法规划，从立法方面积极探索、支持问责制的健全和完善。

我国真正实行行政问责始于2003年“非典”时期，经历了一个从行政问责个案到行政问责一般制度再到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的过程，这说明了我过行政问责制已经从权力问责向法律问责转变。可以说，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问责制已逐步成为依法治国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我国的行政问责制仍处于初级阶段，在实际操作中还有很多不规范的行为，但我相信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会逐渐趋向完善。

第四篇：问责制

政府问责制被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这也成为领导干部表决心抓落实的关键词。虽然老百姓听到的“问责”不少，而实际见到的“问责”并不多，甚至出现了像邵立勇、鲍俊凯等官员被高调问责后，却低调复出的情况。这些情况都严重影响了政府问责制度的公正性和严肃性，使政府问责制度受到了舆论上的质疑。

政府绩效评估和问责制度的不规范性使得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主要原因就是目前我国对与行政问责制度缺乏相关的法律条例，使得问责制度不能依法进行。另一方面，绩效评估和问责制度缺乏群众的监督和评价，官员的任免群众完全参与不了，只能通过舆论的压力，这些都导致了问责制度的无序和混乱，影响了正常的政府秩序及职能。

绩效评估是引导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树立正确导向、尽职尽责做好各项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实行行政问责制的前提和基础。有了绩效评估的结果，行政问责才有可靠的依据。针对当前我国存在的绩效评估和问责制度混乱无序的状况，为了实现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必须要求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首先，合理配置和划分权力、明确职责。权责对等是问责制的一个基本原则，一个领导干部必须为其权力的行使及其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领导干部的个人形象，直接影响其所在地区、部门或单位的形象，因此，也必须为其言行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及其后果负责。领导干部还负有对其管辖范围保平安、对其所领导的下属进行教育、管理和监督制约的责任，因此，还应该对其管辖范围内或其下属发生的问题或事件负责。

其次，建立自下而上、由公民到政府的真正有效的问责制度，并贯穿到日常的行政管理中去。要使问责制度常态化，并成为悬在每个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让官员提高责任意识、风险意识、民本意识，切实依法行政，心有忌惮，减少乱作为、不作为。同时也要防止大量被问责官员风头过后移地为官的制度化安排，让问责制在构建官员能上能下、优胜劣汰的有效机制中发挥作用。

最后，加强信息公开和健全监督是落实党政官员问责的关键。官员问责是一种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而让问责制度真正落到实处，社会各界包括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不可缺位。真正的问责制不应当是强化官僚制，而是要强化官员对人民的服务质量与责任。对人民负责首先意味着让人民知道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如果公众不知情，就无法知道谁对公众负责，谁没有对公众负责，无法追究失职行为。只有政府透明、政务公开，才能把政府及官员置于公众监督之下。负责任的政府应当加强信息公开，方便人民群众和舆论监督，才能使问责不成为“内部解决问题”的姑息行为。

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问责制，昭示着政府运作模式的转型和变迁，通过责任机制的约束和具体责任的追究，唤起政府官员对自身权力来源、权力行使的宗旨和如何行使手中权力的深刻认识和反省，并内化于政府日常工作中，转化为对人民负责的自觉行动。通过完善问责制度，使其规范化和制度化，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服务型政府的政体改革，更加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第五篇：问责制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强化公安机关行政负责人依法行政、恪尽职守，提高公安工作执行力和公信力，确保政令警令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公安机关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保山市公安局所属各分县局和市局各部门行政领导班子正副职（以下称行政负责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和重大失误的，依照本办法问责。

第三条 问责坚持责权统一、实事求是、公平公正和追究责任与改进工作相结合、教育和惩处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 问责事项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

（二）独断专行、决策失误的；

（三）滥用职权、违法执法的；

（四）办事拖拉、推委扯皮的；

（五）不求进取、平庸无为的；

（六）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的；

（七）态度冷漠、作风粗暴的；

（八）铺张浪费、攀比享受的；

（九）暗箱操作、逃避监督的；

（十）监管不力、处臵不当的。

第三章 问责方式

第五条 问责方式：

（一）诫勉谈话；

（二）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三）责令写出书面检查；

（四）责令公开道歉；

（五）通报批评；

（六）停职检查、停止执行职务、禁闭；

（七）调整工作岗位；

（八）劝其引咎辞职；

（九）责令辞职；

（十）建议免职。

以上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或并用。

采取前款（第六）项至第（十）项问责方式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相关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

被问责的情形构成违反党纪、政纪应追究纪律责任的，由市局纪委监察室按干部管理权限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六条 根据被问责情形的情节、事实、性质和损害影响程度，决定问责方式。

（一）情节轻微，损害和影响较小的，对行政负责人采用诫勉谈话、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的方式问责。

（二）情节严重，损害和影响较大的，对行政负责人采用责令公开道歉、通报批评、调整工作岗位、停职检查、停止执行职务、禁闭的方式问责。

（三）情节特别严重，损害和影响重大的，对行政负责人采用劝其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建议免职的方式问责。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问责：

（一）1年内出现2次以上被问责的；

（二）在问责过程中，干扰、阻碍、不配合调查的；

（三）打击、报复、诬告陷害检举人、控告人、证人及其他相关人员的；

（四）采取不正当行为，拉拢、收买问责调查人员，影响公正实施问责的。

第八条 发现并及时主动纠正错误、未造成重大损害和影响的，可从轻、减轻问责。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免予问责：

（一）因下级机关（部门）以及有关人员弄虚作假，致使难以做出正确判断，造成未能正确履行职责的；

（二）因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内部管理制度未作出具体、详细、明确规定或要求，无法以事实认定责任的；

（三）因不可抗拒因素难以履行职责的。

第四章 问责程序

第十条 通过以下渠道反映有本办法第二章规定情形的，由市局纪委监察室进行初步核实。

（一）被上级机关、领导指示、批示和通报的；

（二）局长、副局长及其他党委成员提出的意见建议；

（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议案、提案等形式提出的意见建议；

（四）行政机关、监督机关、司法机关和特邀监督员等提出的意见建议；

（五）公民、法人、案件当事人和其他组织的检举、投诉、控告；

（六）巡视巡查、工作检查、审计意见或工作目标考核中的意见建议；

（七）新闻媒体的报道；

（八）其他渠道反映的。

第十一条 经初步核实，反映的有事实情况存在，由核查人员向市局纪委监察室提出书面建议。

第十二条 由市局纪委决定启动问责程序。市局纪委按干部管理权限负责协调政治部、警令部、法制、督察、监察、审计及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被调查的行政负责人应当配合调查。阻挠或干预调查工作的，调查组可以按照干部任免程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有关规定，提请停止执行职务。

调查组应当听取被调查人的陈述和申辩，并进行调查核实，如其申辩事实存在，应当予以采纳。不得因被调查人申辩而从重问责。

第十三条 调查组一般应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工作，并向市局纪委提交调查报告并提出问责建议。情况复杂的经批准可延长15个工作日。

第十四条 调查终结后，由市局局长办公会作出行政问责决定。第十五条 问责决定书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送达，并告知被问责人享有的权利。

问责情况应及时告知提出问责批示、建议的有关单位和个人。第十六条 被问责的行政负责人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市局党委提出申诉。申诉期间，问责决定不停止执行。

第十七条 市局收到被问责人的申诉，应当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复议、复查，在30日内作出决定。

（一）问责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问责方式适当的，维持原决定。

（二）问责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定性不准确、问责方式不当的，应变更原决定。

（三）问责认定事实不清楚、证据不确凿、定性不准确的，应撤消原决定，并在一定范围内澄清事实、恢复名誉。

第十八条 调查组成员与被调查的行政负责人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应当依法回避。调查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作出的调查结论与事实出现重大偏差，致使市局作出错误的问责决定，应当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市局纪委负责实施对行政负责人问责办法的组织协调；市局监察室具体承办，市局警令部、政治部、法制、督察、审计及相关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协助做好相关工作。各分县局可参照执行本《办法》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08年4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