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边缘》（共五则）

第一篇：《华夏边缘》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读书报告

【摘要】中国边疆民族史学者王明珂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中，以族群边缘研究为视角，运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借用历史记忆与失忆的概念，对华夏以及华夏边缘认同如何形成、扩张与变迁进行了系统阐述，同时也是对西方人类学界族群理论所作的一个本土话语应对。其崭新的研究取向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视角，给以启发反思以及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族群边缘、集体记忆、溯源研究、民族史边缘研究

一、背景介绍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是台湾中央研究所王明珂博士“族群边缘研究”的重要成果。作为一位研究中国边疆民族史的台湾学者，作者引用大量历史、考古和人类学资料，从一个新的角度——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历史回忆——来解读华夏（中国人）的本质，说明在特定的资源竞争与分配环境中，华夏边缘如何形成与变迁，华夏如何藉历史记忆与失忆来凝聚、扩张，以及华夏边缘人群如何藉历史记忆与失忆来成为华夏或成为非华夏。作者明确指出了以往历学、社会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族群溯源研究的不足，他以中国人“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变迁为主要研究对象，努力构建一个族群边缘理论，来诠释一般性的人类族群的认同与认同变迁现象，最终来回答“什么是中国人”这个本质问题。

二、作者简介

王明珂，1952年出生于台湾。1979、1983年先后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199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责任职于中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曾任教于台湾大学、清华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大学、东吴大学等校。主要从事于中华民族史、族群认同、历史与社会记、游牧社会及其历史研究。近十年来从事羌族社会文化、历史记忆与族群现象的田野调查研究。

三、主要内容

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30年来社会人类学界族群理论的发展历史，并提出自己“民族史边缘研究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作者对于历史文献、考古遗存和当代口述资料的看法。当代的社会人类学界，关于族群本质的研究存在两大理论：

一、族群客观特征论，即通过个体的体质特征或文化特征（语言、服饰、宗教等）来判断其族群身份。这种族群划分方法的缺陷是明显的，首先、体质相同的个人或者群体间，可能由于主观认同的或客观文化特质的差异而属于不同的族群；其次、不同的文化因素在族群间划分的人群范畴不一定能彼此吻合；再者、语言、体质、文化在人群中常有同有异，相似到哪一个成度就是一个族群并没有一个学术上的客观标准。

二、主观认同下的族群与族群边界，它的代表是挪威人类学家巴斯（F.Barth），他宣称造成族群特征的是由它的“边界”，而非包含语言、文化、血统等内涵。一个族群的边界不一定指的是地理边界，而主要是指社会边界。他与文化特征论者所持有观点不同，而认为“族群”理论更趋向一种主观认同，客观文化特征最多只能表现一个族群的一般性内涵，而无法解释族群边界的问题。

围绕着认同是如何产生、变迁，产生了西方人类学族群研究的二大理论方法，即工具论和根基论。工具论者视族群为人们在现实利益考量下，限定共享资源人群范围的工具。有时工具论者又被称为况遇论者，因为他们强调族群认同的多重性，以及随情势变化的特质。他们用政治、经济资源和竞争与分配来解释族群的形成、维持、变迁，并认为族群的认同是多变、可被利用并随变化而定；根基论者以为族群认同主要来自于“根基性”的基本情感，克利福德·格尔兹指出：“对于个人而言，这种根基性的情感来自亲属传承而得的既定资赋。”[1]一个人生长在一个群体中而不自觉的获得的血缘、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等，因此他与群体中其他成员通过这种根基性练习来凝聚彼此。不过，他们并不强调生物传承或以客观文化特征来造就族群，只是注意文化性解释的传承。例如一个中国人自称是“炎黄子孙”，并非一定说他真是炎帝或黄帝的后代，而是他的主观认同。

但是工具论和根基论都有明显的缺失，工具论无法回答族群认同与其他人类社会认同间的差别，同时，根基论也无法解释族群认同的特殊性及根基性的感情联系如何产生、维系和传承。作者结合社会学的集体记忆理论与前述族群理论，调合工具论与根基论之间的矛盾。集体记忆，可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结群，如家庭、家族或民族的一些基本问题。不但这样，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解使我们重新思考在历史研究中所重建的“过去”本质如何。将某一族群的“历史”视为一种社会集体记忆，用这样的历史记忆凝聚一族群，无疑合乎根基论的判断；同时，它也在现实资源分享与竞争情境下被人们集体建构、修改、遗忘，以改变族群的边缘，如此说来这样也适合于工具论的观点。

接下来，针对中国的族群研究现状，作者提出一个不同于传统史学和考古学界“民族溯源研究”的“民族史边缘研究”理论。作者对民族史进行边缘研究建立在一种对民族的定义上：民族被视为一个人群主观的认同范畴，而非一个特定语言、文化与体质的综合体。“民族边缘研究”在方法上也与“民族溯源研究”有相当的差别：在考古学上，由注重器物之传播、演变转而注意人类的经济生态，以重建族群边界产生的资源生态背景；在文献上，将文献记载当作历史记忆，着重于分析历史记忆中所表达的“我群”与“他群”边缘分野及其变迁。

第二部分主要讲华夏生态边缘的形成，在同时作者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探讨华夏的起源。新时代晚期气候的干冷化使华北、华西从事定居农业的人群开始逐渐走向移动化、牧业化和武装化。这样的农牧混合经济人群南移至晋、陕、冀的北方和西辽河地区，找寻宜于农牧之地，于当地的定居农业社会产生了土地资源的竞争。他们便是史书记载中的戎狄。南部的东周诸国，在此刺激下产生了一体的华夏意识，向北驱逐戎狄，以保护自己定居化的农业生产，并且修筑长城以抵御他们。华夏向北扩张，建立长城保护中原资源，如此，便使长城以北习于畜牧混合经济的人群完全投入游牧经济之中，专业游牧人群就此诞生。北方专业游牧化的形成，促使长城以南中原诸国农耕社会人群的华夏民族认同得到空前的强化。北方从事游牧的人群开始被视为“异族”和“非我族类”。由此，“华夏”也自认为是定居的，以农业经营为目标的，并且爱好和平的人群。长城的修筑，代表游牧、农业二元对立，华夏世界愿意积极保护农业资源区的极限，是一个折衷的选择。秦汉统一帝国的形成，促使北方游牧帝国的建立，也是华夏族群边缘确定具体化的象征。[2] 第三部分主要讲华夏边缘的形成与扩张，首先，“华夏边缘的形成：周人族源传说”，是全书关键性的一章。周人的族源研究，是中国上古史中最受人注目的一个主题，周人是构成华夏民族最西方的一支，换言之，追寻周人族源，无疑是追溯华夏民族族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通过周人与戎及姬、姜、嬴、戎所代表的族群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华夏边缘的成长过程。周人原出自混合经济人群——戎狄，但在他们与部分戎狄进入中原农业区，接着持续地向东扩张他们的势力以后，周人与西方、西北方的戎狄部落关系愈来愈呈疏远的态式。西周时期，姬周与戎之间仍若即若离，表现在姬、羌、赢（秦）、戎间的族群政治之间。在姜姓申侯和犬戎一起出兵灭了西周之后，“戎”终于完全成为“异族”的代名词。周王朝东迁后，尊王攘夷的呼声高涨，北部各诸侯国纷纷驱戎，修建长城，表现出强烈的华夏认同感，华夏实质性的边界——长城的修筑，是用于保护他们所共同拥有的农业资源。这种强烈的宣告，终于消除了华夏与戎之间最后的模糊界线。其次，华夏边缘形成以后，随着华夏的扩张华夏边缘也逐步向南和向西扩张。华夏边缘的扩张包括两个同时并进的过程：一是华夏定义谁是异族，一是原来的非华夏假借华夏祖源而成为华夏。[3]作者用华夏的“羌人”概念来探索华夏边缘的西向漂移。他并没有将“羌”视为一个在历史时空中迁徙的民族实体，而是将它看成是华夏心目中的“西方那些不是华夏的人”，也就是华夏的西部族群边缘。因此，分析文献中由殷商到汉代“羌”地理空间之漂移，也就是探索华夏族群西方边缘的扩张过程。另一方面，重组集体记忆以改变社会结群范围，春秋时期原来被视为“蛮”的吴国的正是通过这种方法假借华夏的祖源记忆以成为华夏的。

第四部分主要讲华夏族群边缘的维持与变迁，虽然在秦汉时期华夏与非华夏的族群与地理边界大体形成，但并非自此华夏子孙永为华夏，非华夏子孙永为非华夏。汉代是中国人异族意识与自我意识形成的关键时代，这时华夏边缘的扩张达到了生态上的极限，逐渐明确化、固定化，边缘之内的人自称为汉人，匈奴、西羌、朝鲜地区、南蛮、西南夷、南越和东越因有不同的经济、文化生态和社会组织而被排除在华夏之外。这种族群意识主要有两个主观的标准：一是人群间经济生态如草原游牧、森林狩猎游牧、农牧混合经济或游耕人群与农业定居人群的差异；二是群体在组织结构，即中国的君权统治方式和游牧、半游牧群体松散结合的方式之间的不同。华夏政权以通婚、贸易、征伐、封贡、赏赐等手段安抚羁縻边疆的民族与国家以维持这个边缘，而最为基本的则是族群意识深处的历史记忆。[4]

本书的最后，作者用“资源竞争、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为叙述目标，结束讨论。他强调了本书在思考华夏边缘历史变迁的三项主轴，即资源竞争、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从理论层次，他说明了在资源竞争与分配体系下，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之间的关系，以及典范观点的社会记忆如何使得边缘的声音被忽略，因而使部分人群落入社会边缘。

四、作品特色

在学术上王明珂强调了注重多元因素，边缘及微观声音，也形成了对现实人群的关怀。该书在许多层面上都有相当积极的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总结，尤其是在方法论、族群理论方面有着突出的成绩和贡献。

其一、研究方法独特，作者深刻的指出了在历史学、考古学和社会学界对历史研究和族群研究上的不足与缺陷。在本书中作者运用多学科知识并结合西方最新的人类学研究理论和方法，把研究对象确定为中国边缘的人，由边缘来探讨族群认同的本质及其形成。从时间、空间和认同的边缘上重构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变迁。全书对文献史料的态度是，将其视为一种“历史记忆”。所谓的历史记忆分析也是一种文本分析，目标不在于厘清文本所陈述的是否为事实，而是从文本分析中探求书写者所处的情境，及其个人情感与特定意图。

其二、这本书是华人界较早将族群理论运用于具体研究实践的代表性成果。在族群理论方面，本书以社会学的集体记忆理论，来发挥并补充巴斯以来的人类学族群理论与族群边缘研究，同时，用对亲近人群间之区分的微观研究来充实族群研究内涵。更重要的是，该书并非空谈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著作，而是以华夏边缘的历史变迁作为研究对象，在实证研究中修正、补充这些理论，以促进我们对历史的过去和现实社会都有所了解。

其三、提出“民族史研究的边缘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使作者的研究重点由民族内涵转移到民族的边缘。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有，一、作者认为民族是一个人类群体主观的认同范畴，而不是一个特定文化与体质特征的综合体。人群的主观认同即族群范围是由界定及维持族群边界来完成，并且族群边界是多重的、可变的，他主张利用边缘研究来观察、理解族群现象。

二、作者认为族群边缘研究应从造成族群边界出现或改变的资源竞争和集体记忆出发，考察边缘人群如何维持、传递历史记忆，如何假借、扭曲、遗忘历史记忆来造成新的族群认同或认同变迁。

三、作者主张进行结合人类学的历史研究，即将历史记载当做田野报告人的陈述，以人类学者田野调查的态度对比、分析史料。

五、启发感想

综观全书，作者理论可谓别开生面、钻之弥深，但也有一些值得商榷处。书名《华夏边缘》中的“华夏”是一个族群概念或者文化概念，而“中国人”是一个政治概念，作者在书中没有很好的区别与统合华夏的边缘与中国的边缘。另外边缘的形成是为了强调内部的一致性与边缘的异质性，作者在书中拿台湾与羌族对比，但两者的例子是相反的，羌族仍然处于华夏的边缘而未进入华夏，而台湾则努力想要从华夏内部跳出来，而刻意构建一个“台湾边缘”来造成于中国大陆的异质性。其

三、人们确实是依靠“边缘”来明确自己的认同，但有时，一个族群为构建一个认同，能动的对外来或内部的客观文化因素的选择性取舍，也往往造成族群边缘的改变。完成这个认同的过程同时认为的制造了一个边缘，这时认同先于边缘而存在，而不是客观边缘的存在造成认同的差异。

参考资料

[1]克利福德·格尔兹.旧社会新国家[M].1963 [2]罗丰.什么是华夏边缘——读王明珂《华夏边缘》

[3]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台北:允晨文化

[4]郭宏珍、何星亮.评王明珂的《华夏边缘》.[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03.

第二篇：《华夏边缘》读书报告

《华夏边缘》读书报告

前言

1997年,《华夏边缘》在台湾出版不久,就受到了整个华文学术界的关注,不仅成为台湾学界的畅销著作,也引得大陆学者纷纷注目。人们不仅关心一个台湾学者在台湾出版的著作中诠释的中国人是什么,而且更关心他是如何诠释的。由此可知,当时《华夏边缘》在大陆的流传是多么地曲折传奇,甚而有点神秘。时隔九年之后,2006年本书的大陆简体版得以正式出版发行。

一、文章导读（1）作者简介

王明珂，1952年出生于台湾。台湾师范大学毕业，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为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该所人类学组主任及副所长，并曾任教于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东吴大学等校。1994至2003年间，在四川西部群山之间从事累计约一年的羌族田野研究；2002至2007年多次到内蒙古及四川西北进行蒙古族、藏族游牧经济考察。王明珂的代表作品主要有：

1、《楚乡千古为悲歌：项羽传》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

2、《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7

3、《蛮子、汉人与羌族》台北：三民书局，2001

4、《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

5、《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06

6、《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二）作者写作背景

清代移民台湾的汉人因祖籍不同而有漳、泉州与客家等区分, 后又因省籍意识不同而有本省、外省之别, 这些背景构成了台湾的族群体系。

日本殖民时期, 台湾人的中国认同在殖民背景下使边缘特质不断被强化,成为台湾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政府迁台, 积极推动国民政府的 “中国正统性”，本省籍人士与外省新移民关系也因竞争而益发紧张。

独统之争后，在台湾去中国化的主体建构过程中, “中国性”的排除使台湾人的属性更形明显, 而外省人士的中国属性反成了“他者”的差异特质所在。台湾人本省人透过对“中国性”的失忆而构建台湾的新认同, 这样的失忆恰恰与外省人的中国认同记忆凝聚形成了对照。台湾面对的正是这种分裂的国族认同与隐晦的族群政治。

（三）王明柯对大陆民族学研究的评价

民族史的研究分为，溯源研究和边缘研究。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学传统：在其初始阶段常与国族建构脱不了关联——从历史根源来根基化民族、由语言分化分类来区分并系统化民族，以文化风俗来描述来典范化各个民族、并由现代化程度来分别汉族与少数民族。甚至可以说,在新的“民族” 概念下,找寻、分析“典范的民族文化”此一 学术活动也创造了典范的“民族”。

（四）王明柯民族史溯源研究的理论来源

王明柯采用了巴斯(Fredrik Barth)的族群定义,将“族群”视为一个人群主观的认同范畴,而非一个特定的语言、文化与体质特征的综合体。

受益于族群边界理论的启发,王明珂针对民族史的研究,提出了用边缘研究来替代溯源研究的观点。他采用了一个形象生动的比喻：“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来像个圆形”。以此视角出发，作者目的是要研究中国人，研究对象却是“中国边缘的人”，即以边缘为切入点，达到对核心人群的认知。族群边缘又是多重的，易变的，因此该书主要内容即在阐述华夏边缘界定的认同如何形成、扩张与变迁。

（五）对本书民族研究的简介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运用“边缘研究”方法，对“华夏边缘”作了新的解读。作者认为，所谓“边缘研究”，就是“这种研究法将研究的重点由民族的内涵转移至民族的边缘”。并由此通过对“华夏生态边界的形成”、“华夏族群边缘的形成与扩张”、“华夏族群边缘的维持与变迁”等的论述，用以揭示在特定的资源竞争与分配环境中，华夏边缘如何形成与变迁，华夏如何借历史记忆与失忆来凝聚、扩张，以及华夏边缘人群如何借历史记忆与失忆来成为华夏或成为非华夏。

二、《华夏边缘》主要内容

本书绪论作者采用了 “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由中国人‘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变迁，来解答‘什么是中国人’、为何我们自称是中国人”。

本书第一部分对当代人类学族群理论的清晰梳理, 令大多数人类学的专业人士误以为这是一本地道的人类学作品。通过点评主观论与客观论以及根基论者(primordialists)与工具论者(instrumentalists)之间的争执,王明珂指出,将“历史记忆”这一概念带到族群研究中来,无疑是研究族群认同问题的上策,因为族群认同是建立在历史记忆之上的。

本书第二部分“华夏生态边界的形成”中,王明珂通过大量的考古资料论证了,华夏边缘的形成其实是一个资源争夺和维护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内诸夏,外夷狄”的生存格局。

本书第三部分“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中,原繁体版本的“华夏边缘的维持:羌族历史记忆”与“华夏边缘的变迁:台湾的族群经验”,被代之以新的内容“近代华夏边缘再造”与“一个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出现于大陆简体版中。

（一）作者核心观点

1.族群由族群边界来维持。

2.族群边界的形成与维持是人们在特定的资源竞争关系中为维护共同资源而产生的。

3.族群边界环绕的人群以“共同的族源记忆”来凝聚。

4.由于族群本质由“共同的族源记忆”来界定和维持族群关系中两个互动密切的族群经常相互“关怀”，甚至干涉对方的族源记忆。

5.一个族群内部也经常形成不同的次群体，相互竞争着到底谁对本族群的“过去”有诠释权。

（二）华夏边缘的形成

1.特定环境中的资源竞争与分配关系，是一群人设定边界以排除他人，或改变族群边界以容乃他人的基本背景。

2.这种族群边界的设定与改变，依赖的是共同的历史记忆的建立与改变。3.历史记忆的建立与改变，实际上是在资源竞争关系下一族群与外在族群间，以及族群内部各次 群体间对于“历史”的争论与妥协的结果。

（三）华夏边缘的两种变迁

1.第一种变迁：华夏心目中异族概念向外漂移的过程 案例：“羌”在各朝时期的地域分布。

“羌”并不是代代住在中国西疆的某一民族，而是代代在华夏心中一种对西方异族的概念。这个概念表达着“西方那些不是我族的人”。因此，由商代到汉代随着华夏向西扩展，羌人的概念也向西推移。

2.第二种变迁：华夏边缘人群假借华夏祖源记忆成为华夏的过程

案例：《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太伯，太伯弟仲 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出。季历贤，而有圣子 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同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吴太伯故事：华夏族群边缘人群“寻得或假借华夏祖先以及华夏“寻回失落祖先的后裔”。来解释吴太伯后裔之说的由来。

三、对《华夏边缘》的评价

（1）舒瑜的评价

王明珂的《华夏边缘》开创了一种介于史学和人类学 之间的“民族史边缘研究”方法,在他的论述中,“边缘成为了观察和理解族群现象的最佳位置”。穿越历史的时空,王明珂所关怀的是“什么是中国人”的问题,而他告诉我们:要回答究竟“什么是中国人”,只有从“华夏边缘”中去寻找答案,凝聚中国人最主要的力量来自华夏边缘的维持,而不完全依赖华夏内部的文化一致性。②正如他常用的一个比喻,即圆的形状总是由圆周的曲线来规定的,因此,正是边缘使得中心的存在成为可能,通过刻画“边缘”来凝聚“中国”。（2）陈乃华的评价

本书是一本具有历史人类学问题意识的 “民族史边缘研究理论”著作, 运用人类学与历史学汇流的方式, 王先生探索过去的建构如何诠释现在的人群认同以及现在的人群认同中过去如何被建构, 并试图以集体记忆与族群理论的方法, 对历史实体论和近代建构论进行同时超越。

4（3）李铱涵的评价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王明珂采用了一种历史学与人类学中介点的研究范式，尤其注重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传统的史学界把历史资料当做是一种客观存在加以考据，而王明珂认识到资料的主观性，因此引入了关于“历史记忆”与“失忆”的研究。这一点无疑是颇具人类学色彩的。同时，区别于传统的史学关注宏观正史的取向，王明珂也着眼于微观层面的历史，如对个人生活史的记述和解读，恰是反映了当代“新史学”的旨趣。

四、本书值得进一步探讨完善的地方

第一，他对于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态度是模糊而暧昧的。一方面，他认为史料包含了人的主观认识与建构，是历史记忆的折射，因此借用文本阐释的方法来削弱文献史料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他的论述又是依赖于大量考古史料得证。比如第二部分描绘的华夏边缘得以形成的资源竞争和分配的生态场景，对人类生态考古知识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第二，他“将历史记载视为人类资源情境下社会结群的一种表征”，但却忽略了历史记载中的权力关系问题：究竟是谁记载了历史？反映的又是谁的历史记忆？被历史代表和表述的大多数人的记忆又在哪里得以被发掘？所以说，即使王明珂做出创举，超越田野的时空性，但是历史记载始终是无法与田野报告人的陈述等同起来的。对于这点，王明珂在其后来更为系统化并获得更为广泛认可的作品《羌在汉藏之间》中，对文献解读和田野工作进行了更为恰当和完善的结合。

第三，该书工具论的痕迹很重，过于强调资源竞争、冲突与分配，却忽略了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占有主流地位的和同状态，比如和亲、封贡、互市、会盟等等。华夏边缘的认同、形成与变迁不仅仅是对于竞争场景的工具性应对，也发生于这样一种和谐的状态之中。

参考文献

1.王明珂.华夏边缘[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2.陈乃华.华夏边缘前后[E].西北民族研究，2008（2）3.李铱涵.王明柯的贡献于不足[J].中华民族报2010.12.10 4.舒瑜.边缘也是“想象” [E].西北民族研究，2008（2）5.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C].华夏出版社, 2004.6.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M].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3.7.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1 8.王铭铭.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

第三篇：峭壁边缘 读后感

从《峭壁边缘》我们应该看到什么？

——读《峭壁边缘》有感

20120800303 陈玉敏 管理五班

亨利 保尔森，美国前财政部长，入主财政部之前曾担任高盛集团的总裁。就是这本书《峭壁边缘》的作者。

读一本书，最先就是了解这个作者的生平事迹。因为一个人的经历阅历，往往奠定了他日后的成就和对这个世界带来的变化。查找他的事迹便发现，他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镇的农场里，1964年就读于达特茅斯大学，也是美国常春藤名校最佳橄榄球手之一。大四那年他认识了温迪，温迪后来成为了保尔森的夫人。1968年，保尔森进入哈佛大学商学院获得MBA学位。在尼克松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保尔森出任总统幕僚助理和白宫内务委员会成员。保尔森的得意之作，是自1999年担任高盛总裁所取得的成绩。任职期间他成为美国最有影响的金融高手之一，一度被美国媒体冠以“华尔街权力之王”的头衔。2006年，保尔森接替约翰 斯诺，担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在他担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后，很快，保尔森就面临着一大考验：拯救峭壁边缘的金融系统。就像这本回忆录向我们诉说的一样，历史上的那段“非同寻常的动荡时期。”

正如我们在书中所看到的，保尔森在书中解读了当时一个接一个的惊心动魄的事件――从贝尔斯登，到两房，到雷曼、AIG、美林、华盛顿互助银行、美联银行，再到美洲银行和花旗集团等等。特别是作为危机发源地和中心，美国政府如何应对处置这次危机，保尔森的回忆录提供了最全面最真实的解释。他向我们描述了危机中深陷其境的感受还有试图去分辨一些教训，从以让后来者避免重蹈覆辙。保尔森回首金融危机尤自心有余悸，他在书中如此评点风雨飘摇中的华尔街：“在崩塌的保险公司巨头、奄奄一息的购物中心、濒临破产的银行和几乎破产的汽车公司之中，美国人民目睹着一个比一个软弱无力的机构，一个比一个步履蹒跚的机构。”

书中不仅仅只是保尔森个人的回忆，也包括了与美国总统布什、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现任财政部长盖特纳的会谈。在书中，保尔森真实记录了自己和奥巴马、麦凯恩以及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的谈话。保尔森最后的印象是，奥巴马“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思”，而佩林却对经济危机和救市计划毫无概念。这或许能说明保尔森所在的共和党为什么会在大选中落败。从保尔森的书迹中我也对这些领导人有了更不一样的了解与认识。

在这一本书中不难看出保尔森是个自由市场的支持者，他也为自己救助美国国际集团及其他华尔街公司的决定进行了辩护。他认为，对于自由市场的支持者来说，在换作任何其他时候，他都会对政府采取的干预措施感到深恶痛绝，而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可能瓦解现代金融系统，作为响应危机的第一道屏障，美国别无选择、必须出手救助银行。正如我们所接触到的金融知识一样，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在某些情况下能某种程度上地弥补市场调节的缺点，从而使经济的发展走向正轨。在干预市场的过程中，有几种方式的选择：一是直接拯救身处困境的金融巨头。稳定市场信心，从而使市场在稳定之后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到轨道。这种方式背后的价值观即政府是“救火员”，采取的最直接最快速的方式救援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尽管这些参与者往往不是受危机影响最深、度日艰难的人；二是直接给与危机受害者援助，比如直接向因房价下跌而面临“负资产”的房主提供临时信用支持或房价担保。这种方式背后的价值观是纳税人的钱必须用在纳税人身上，而不应该给那些银行家，投行。

书中提到，从理论的角度上来看，对于历来崇尚市场“自由竞争”理论的美国政府来说，选择对雷曼不加任何干涉，任由其被市场“优胜劣汰”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事情。然而书中回忆的那几年以来的贝尔斯登、房地美、房利美来看，美国政府对大型金额机构多采取政策扶植，甚至以国有化的方式进行拯救，雷曼兄弟同样是华尔街重要的投行大鳄之一，却不能列入援助名单之中，不免有所唏嘘。从全文来看，我们看到的是在08年美国金融里的常规被一次又一次地打破。

此外，保尔森在《崩溃边缘》一书中透露了金融危机爆发时，世界各国所持的态度。保尔森认为，当美国金融面临崩溃，世界金融体系走向灾难的时候，作为美国盟友的英国却背叛了美国，而俄罗斯也在美国处于金融危机时幸灾乐祸。唯有中国人，却坚持不卖出美国债券，为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做出了贡献。而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局的变化，保尔森也做了如实的记录。

除了书中主要讲的金融事件之外，从保尔森回忆的字里行间，还有他应对金融危机时的行动和感想，不难看出他是个不害怕面对恐惧和挫折，有着敏锐的金融嗅觉认知能力，执着，强硬，但不乏温情的人。正如保尔森所说，他拯救的金融世界曾处于峭壁边缘，但幸运的是，倔强的保尔森并没有让金融帝国坠入深渊。

著名经济学家胡祖六对《峭壁边缘》的评语中提到，保尔森是“美国建国以来最有中国情节的财长”。我觉得重要的一点是保尔森的回忆录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而正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就是：峭壁边缘中造成美国经济危机的幽灵也是否在中国游荡着？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许多人也包括我都在思考：这些事如果发生在中国呢？可能发生在中国吗？中国将来要为自己的金融变局支付怎样的代价呢？

第四篇：《峭壁边缘》读书笔记

《峭壁边缘》读书笔记

金融11111103110243陶彦宇

曾经一次偶然机会读过《峭壁边缘》，而今，我再次拿起了《峭壁边缘》。有了金融市场课程的理论基础，再读这本书的时候看不懂的部分已大大减少，对2007-2008年那场危机的认识也深入了许多。

保尔森作为华尔街银行家出身的财政部长，同时也是一个共和党人，信奉政府不干预市场行为的信条，是自由市场主义的坚定拥护者。但是，随着《峭壁边缘》这本书的展开，当次贷危机已经铺天盖地华尔街已经越陷越深的时候，保尔森痛苦的意识到，自由市场主义可能已经无法挽救病入膏肓的金融体系。是坚持自由市场主义的信仰，还是挽救已经滑到峭壁边缘的金融体系？保尔森面临着抉择。当08年3月危机缠上贝尔斯登的时候，保尔森让贝尔斯登自己寻找买家，这是私人经济部门在自由市场主义框架下的自救，最终贝尔斯登与摩根大通达成交易；9月雷曼陷入困境，保尔森力促巴克莱收购雷曼，甚至召集华尔街各银行联合为雷曼的有毒资产出资以促成交易，尽管最终因英国监管部门的否决而功亏一篑，但这仍是保尔森在自由市场信仰下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接下来的美国银行收购美林，保尔森领导下的财政部仍未出手„„然而，当雷曼破产，危机由个体蔓延到整个金融系统，甚至连GE这种制造业的翘楚都受到影响的时候，保尔森发现，自由市场主义已经无法自救。为了挽救危如累卵的金融体系免于崩溃，保尔森所代表的美国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预市场，保尔森的“火箭筒”该开火了。于是才有了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有了国会山上民主共和两党就如何救市的激烈交锋，有了政府接管“两房”，有了财政部向系统重要性银行注资„„我无意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歌功颂德，尽管这在我国司空见惯，我只想说，保尔森的干预行为，是在极端情况下做出的不得已选择，因为两害相权不得不取其轻。保尔森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干预行为存在的道德风险，因此在干预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把保障纳税人的利益作为行动的指引，并且在书的《后记》中建议通过“程序性预防机制”来抑制道德风险。我想，这种“程序性预防机制”应当是指采取干预措施前必须取得国会的特别授权。这种对于权力的“敬畏”，或者说是在权力面前的自我约束意识，尤其值得我们借鉴。

曾经是投资银行家的保尔森没有意识到2006年美国房市回落、次贷违约率直线上升的风险么？从书中看，保尔森意识到了，但却认为这个风险“很大程度上是可控的”，因为他

错误的估计了次贷的规模（“最坏的情况”3000亿美元作用）。而犯这个错误的原因便是忽略了房地产泡沫膨胀期间住房抵押贷款的恶劣质量。为什么如此重要的一个问题会被忽略呢？保尔森把它归咎于原本用来分散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既然债权人通过CDO和CDS可以把债务人的违约风险完全转移出去，债权人也就无需再关注债务人的信用情况。

为什么次贷违约率的上升会在金融系统内掀起如此轩然大波？我认为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金融机构的杠杆率过高；二是金融机构拿短期借款来投资房地产这样的低流动性资产。当市场年景好的时候，高的杠杆率可以为金融机构带来可观的收益，但当市场突然转坏，杠杆也会将金融机构的损失放大。随着房价的下跌，贝尔斯登的对冲基金便成了最早的牺牲品之一。金融机构拿短期借款投资房地产，为的是获取更高的收益，因为短期借款成本更低。具体而言，投资房地产是通过购买CDO这样期限较长的衍生产品来实现的，但同时也带来了“期限错配”的问题。当市场发生恐慌时，短期资金往往被最先抽走，进而使借短期资金的金融机构发生流动性危机。

为什么危机会最先从投资银行而不是商业银行爆发？因为同投资银行比，商业银行拥有更高的安全保障：商业银行主要从事储蓄和贷款业务，美联储可以充当商业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在商行发生挤兑的时候提供资金稳定市场。而投资银行则不同，它由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美联储无法为投资银行提供融资工具，而证券交易委员会同样无法为投行提供融资。这也就是为什么危机之后硕果仅存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会转变成为银行控股公司的原因。商业银行抗风险能力高于投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商行的融资依靠存款，而投行的融资却主要依靠债券回购。当市场形势恶化，参与者对回购担保品或者交易伙伴的可靠性丧失信心时，没有人愿意再进行交易，投资银行的融资渠道会迅速枯竭，而且枯竭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保尔森在书中写道“在这个星期之初，贝尔斯登手中还有大约180亿美元的现金，现在只剩下2亿美元左右”。坦白地说，在这次重读《峭壁边缘》前，我没有意识到信心会对市场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

正如我在前面所阐述的，保尔森对金融体系的救助方案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私人部门之内的互相救助；第二个阶段则是政府出面主导的救助。私人部门之间的互相救助仅在个别金融机构发生风险的时候可以使用，但当风险由个别机构扩散到整个金融体系时，只能由政府出面主导救助活动。政府的救助活动其实又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方案：一个是银行资本重构计划，另一个是股权注资，或者说，某种意义上的“国有化”。具体而言，银行资本重构计划是“斥资不超过5000亿美元从银行购买非流动性的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便清理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并鼓励借贷”。这个方案似乎有点像我国对四大国有银行不

良资产通过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剥离的处置模式。在这一方案中，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持有人由银行变为政府，除了清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外，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好处，那就是政府可以主导对已经违约的房贷进行展期，或者变更还款条件，使房贷借款人不至于丧失房产赎回权，这一措施符合美国政府一直以来提倡的居者有其屋的“美国梦”计划。当然，如何对已经通过证券化高度分散的房贷进行展期是随之而来的另外一个问题。资本重构计划中，银行和政府间是卖和买的关系，政府通过市价购买问题资产，并不去过多干预银行的经营。但这一方案也有不足，那就是实施起来需要太长的时间。而危机在金融系统中的恶化速度已不允许保尔森采取这一方案。对于股权注资方案，它最大的优点即在于实施迅速，银行可以立即获得资金，进而把新获得的资金投入市场，激活信贷市场。但它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会被认为是“国有化”。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才真正认识到美国人对“国有化”所抱的那种如临大敌的态度：政府绝对不能替企业做决定。最终，保尔森选择了购买被注资机构的无投票权优先股，并且要求了5%的股息（5年后提高到9%）。这是另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政府要求注资必须能够保值增值，同时，也是在要求金融机构对政府的注资负责。反观我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几乎无处不在，而且历史上对国有银行的几次注资，全部都是财政兜底买单，完全没有要求银行对坏账负责。我更欣赏美国人的做法。

回顾保尔森在“拯救世界金融之路”上所采取的措施，全部紧紧围绕着“稳定金融体系”和“重启信贷市场”两个目标展开，而对于监管制度的变革则鲜有提及，正如在本书开篇财政部处理两房时，保尔森认为当务之急是让两房和资本市场稳定下来，对于两房的“结构性问题”以后再说。尽管保尔森意识到了当前的监管制度是一个“无可救药、七拼八凑的过时大杂烩，已经不适合当前的时代和形势”，但在08年的那种情况下，他无暇也无力去促进监管体制改革。毕竟，当一个胖子生命垂危时，心肺复苏式的抢救远比让他减肥更为重要。现在，距离次贷危机的爆发已经过去了4年有余，次贷危机未平欧美债务危机又起，在此种恶劣的环境下，政府是否有精力去变革监管体制？我对此深表怀疑。

第五篇：边缘生转化工作

高庄一中边缘生帮扶制度

一、统一认识，明确思路，高度重视边缘生工作

边缘生处于升学的临界点，把狠抓边缘生作为中考质量提升的增长点，边缘生大部分智商不低，只是由于学习习惯，学习方法或学习心理上出了偏差，找不到正确的学习路径；或只是由于某个学习阶段的个别学科、个别环节或个别知识点上缺少点化，摸不准查缺补漏的方法窍门。

二、激励鼓动，引导边缘生走出困境。教师要破除“定论局”对边缘生和风细雨的加以引导，鼓励他们树立信心，正确对待成败，要进行心理健康疏导。帮助他们克服焦虑心理、卑怯心理。通过细致的心理教育，使大部分学生摆正心态，相信自己有实力，能成功。

三、在教学中要帮助他们夯实基础，构建网络，提升他们的解题意识和思维品质。边缘生在课堂上被注意、被提问、被检查、被鼓励的频率必须要高于其他学生，在训练和纠错上下足功夫。

帮助边缘生消除非智力因素造成的失误，如审题不仔细，解题不规范，运算不过关，书写不认真，考试方法不科学等。教师必须不厌其烦，经常提醒指导，逐渐帮助消除。

四、具体措施

1、原始分：所帮扶几位同学上次考试该科平均分与八校联评该科平均分的差。

一轮考试分：这几位同学一轮考试中该科平均分与本次八校联评该科平均分的差。

提高分 = 一轮考试分—原始分

2、量化措施：提高分每加1分，加教师量化2分；每减1分，减教师量化1分。

2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