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粮食生产的土地整改和生产力

第一篇：中国家庭粮食生产的土地整改和生产力

中国家庭粮食生产的土地整改和生产力

摘要：生产函数法在农业综合开发计划中被用来评价227家中国农户土地合并计划的有效性。虽然程序没有减少耕地零碎化的局面，但它改善了土地质量并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可能性。它直接提高了家庭作物的产量,占作物产量的1.52%,并且总体性价比高。自给自足的粮食目标限制总体农作物产量大概相当于产量的15%。随着政府资助的基础设施的改善,进一步调整家庭作物生产结构是必要的，例如农业综合开发计划。关键词：土地整改;农业综合开发计划;家庭粮食生产;中国

1、介绍

开始于 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农业体制改革,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两个重要事件,将持续对中国农业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农业改革的核心是采用家庭农场经营或所谓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来取代来效率较低的集体经济。改革采用一个新的土地所有权体制,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据家庭面积大小或劳动力供给情况来平均分配。

在初期，家庭承包责任制很大的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林,1992年)。然而, 正如许多研究文献记载，它也导致了许多问题。首先,由于它需要极高的劳动力（中国农业的一个基本特征）并且对科可操作的土地基本没有作用(Davis, 王& 陈, 2001;牛&陈, 1991)。此外, 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分配过程中，考虑到土地质量(如土壤条件和灌溉)和农场小块坡地的距离，家庭的小块土地将变得更小。(刘,卡特和姚,1996)。

其次是家庭承包责任制缺乏对土地的长期投资。1978前年这段时期以 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灌溉,农田道路系统、小块土地的范围和大小)的政策对中国农业的发展是很重要的(经合组织,1999)。然而，在解散集体经济后不久，由于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土地使用权的不安全因素、相对较低的农业回报和宏观上缺乏适当的机制来为农业投资分配资金，使得不能对土地长期投资。这导致了保持和更新在原集体时期建立的农业基础设施这一问题,更不用说建立一些新的(李,1995)。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政府随后扩展土地所有权到30年,改革了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农产品的市场机制。与此同时,三个主要的政策,即鼓励农户转让土地使用权,提高农业的基础设施,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这三个政策陆续展开。1988年，农业综合开发计划作为一个核心措施推出了,其中包括所有这三个政策的要点。计划的要点在第二部分给出。

我国农业入世的影响可能太早而无法采取措施措施。然而,我国农业面临的两大挑战出现了。第一,中国农业政策及其制定而言,正如许多批评家(柯比,叼,和抟、2001年)观察到的，现在应重塑其政策从而更适合于新环境,以确保一致性与WTO规则和原则。其次,中国农业将按比较优势的原则来调整产品结构,以便在国际贸易发挥优势。

大多数中国农户仍从事半物质的粮食生产，结构很相似，通常是谷物,蔬菜,和其它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的组合, 谷物通常占主导地位。在谷物领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调整可能会降低自给自足谷物粮食的生产水平,因为中国在这方面没有相对优势(陈,2000;USDA,2000)。,在最近几年里这可能是幸运的,中国农业与国际市场更紧密的结合使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成为可能。例如,粮食播种面积的百分比占总耕地面积也从1978年的 80% 降到2001的68%。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的压力和机会表明了国家委员会受到了来自国际市场的压力。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CAD计划被中国政府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措施采用,以便从各种渠道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业的投资,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等。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该计划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意义，这对我国农业扶持政策的具体对策很重要。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国内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已经超过了世界市场价格。

正如中国已承诺其农业将超过入世总产量的8.5%,实际上，其贸组织协议没有太大的空间给中国政府利用常用的农业支持政策来刺激农业发展也或者保护农民。

本文基于对中国两个地区的调查所收集的数据，采用一种基于生产函数法来观察并测量的影响以及经济效益的CAD计划对中国农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两处的调查中,这项计划已积极的影响总体作物的生产力并占作物产量的1.52%。这个计划节省成本,赢得了大约6-12%投资回报。增加作物产量与改善土地质量和改变种植业结构有关,但没有改变耕地零碎化的局面。家庭只经营着一小部分，而且也根本无法证明增加盈利。自给自足的粮食目标限制总体农作物的产量大概相当于产量的15%，尽管CAD计划已推出来调整粮食生产结构。

本文组织如下，第2部分提供了一些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简短的信息。第3部分,回顾了土地合并的文献,对其决定家庭生产影响因素，第4部分详细的论述了结果，第5、6部分对计划影响以及节约成本的评价，第7节总结。2.中国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1988年建立的农业综合开发计划是一个土地发展计划,旨在增加农户、集体,国家的投资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的转变,尤其是将低质量的土地转换成高质量的土地。计划的范围包括(土地复垦和合并,建设技术延伸灌溉网络)和投资多元化的经济发展。后者还包括政府关心的扶贫和改善生态环境问题。从1988年至1998年, 农业综合开发计划花费了大约741亿元,占那时政府农业投资总数的10%。国家农业投资的过程中,主要投资(超过60%)是在土地合并,并使其份额在农业综合开发计划投资中稳步增长。

该计划是农业综合开发计划局在政府的水平上建立的管理项目。实际上, 农业综合开发计划局负责农业综合开发实施计划的制定和最初选择、应用、实施和司法部门基于早些年的土地信息和自然资源调查的评价。农业综合开发计划局负责高层次的计划实施的财政选择和监控。

从政府水平出发，该计划根据生产潜能、节约、农民参与意愿和其它的一些标准，如早期基于当地土地和自然资源信息的收入分配。在选择过程中有农业综合开发计划局根据选择的标准首先列出了优先地区，农业综合开发计划局在不同地区专家的帮助下邀请镇村参与该提议。

当地项目管理组负责详细项目管理：项目基本覆盖了一些特殊地区。居民愿不愿参与还是个问题,因为在中国农村土地依旧属于集体(村)和参与项目一般均被认为是被要求的。政府资金刺激占项目成本的一部分(通常为半)以及分享资金成本,家庭也不得不提供劳动力投入项目。

随着农业综合开发计划在WTO的政策中是一个绿盒子措施,中国政府很可能会把它作为将来政府扶持农业的一个主要手段。不同的报道还表明在 当前的5年(2001—2005)计划期间预计会推出更多的投资(新华社报道,2001年5月报告)。

农业综合开发计划包含了许多地区的农业投资。然而,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关注的土地整改的措施包括主要灌溉建设项目。土地整理广义上定义为提高土地质量的措施,包括(a)扩大灌溉面积、改善坡地、灌溉和排水条件;(b)改善坡地面貌,包括坡地的大小、形状和布局,通过合并较小的以及不规则的坡地到更大的固定的大小和形状;(c)改善农业道路系统以为工人和机器提供更方便的措施进入坡地;(d)降低农民土地的碎片将其整理成许多小块分散在不同的地区。坡地采用先进的农业综合开发计划以后,意味着土地的改进和巩固措施。因为中国农村人口将继续增长,而总耕地面积将减少,当然，从长远来看，典型的小农场经营规模将仍然是中国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

农业综合开发计划不太可能显著的改变这些情况。但通过这些土地的整理措施、土地生产力农户生产率可能会得到改善。3.土地整改:一个简短的文献回顾

土地整改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一项研究表明,土地整改可以提高土地生产力 ,如果它提高技术进步和增加规模经济，它也可能提高生产率。其他的研究人员发现,土地整改也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邦纳,1987)。

有效的土地整改主要有三个来源。首先提高土地生产力和减少资本劳动来提高土地质量、灌溉和机械的准入，从而增加劳动生产率。其次,土地零碎化导致花费时间长、土地流失、增加劳动力交通成本和限制人类、机械以及灌溉渠道的问题, 以及害虫防治和土地监督的操作困难（西蒙 斯,1987)。

通过整改减少土地零碎化将使这些问题将有所改变。最后, 一般情况下，土地整改通过改善土地质量来调整作物结构。反过来,这可能会增加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并可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然而，这些潜在的好处是否会实现, 由项目目标和相关文件以及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决定。本特利(1987)认为当土地碎片在农业人口急剧下滑地区阻碍大规模的使用机器时，土地整改在许多工业化国是必要的,然而这不只是出现在高人口密度的发展中国家。

在南亚国家其他的研究,例如,赫斯顿和卡玛(1983)表明,由于破碎导致生产率的损失是适度的。在非洲,布莱锐儿(1992)发现土地零碎化对农业生产力可能是有益的。在长期有效性的土地整改项目中,西蒙斯(1987)发现的政府计划趋于降低成本, 但是，从长远来看，如果土地零碎化得不到改变，他们也将不会得到持续的效应。

土地整改是否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依赖于项目和经济环境是否支持替代劳动资本的过程。目前在中国,由于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和失业人员,这就使得其不会具有巨大的意义。

关于土地整改项目的主要担忧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倡导一直是合理的,也就是说,提高作物生产投资的效率以及资金投入的相对回报。独立的、完全的评估通常很少。在中国，评估问题主要是被综合农业开发局、财政部门等一些现有的评定工程直接负责，所以没有实施独立的评估。第二,一种标准测量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影响是比较在一个农业综合开发计划地区项目前和项目后的相关指标，另一情况是,比较那些实施农业综合开发计划 的家庭和那些没有实施农业综合开发计的家庭。仅只是直接比较某些指标,在不考虑其他可能的干预影响因素的条件下,如收入水平或自然因素,并不能充分证明的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影响。最后,在中国,数据短缺已成为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唯一的数据是从各级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项目管理的相关报道得到的,这些数据也很窄,并且有极限性。此外,家庭数据通常是不可用。简而言之,独立的和严谨的农业综合开发计划实施分析、评价方法还很缺乏,因此,本文是试图去填补这一市场空缺。

4．采样和数据

检查农业综合开发计划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调查有关家庭和他们的生产的数据,随着历史数据,在选定的地方进行了收集整理。

1996年，在两个试验点一共调查227户。这些地点是在咨询北京政府官员后而选择的。这些地方都在华北平原河北省昌黎县（北方干旱地区）和在长江上游湖北省中香县(在中国南方水田地区)。这两个位置被选出来代表它们所属两大种植地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代表它们所在地区的平均家庭收入和土地大小。约有一半(111)的调查家庭涉及农业综合开发计划来自这两个地区,其余的则不是。但应该注意的是, 农业综合开发计划并没有在所有村庄调查,我们采取抽样调查,故意选择那些没有经历了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家庭。

不可能在一个村庄选择与农业综合开发计划无关的家庭参与, 根据他们村是否实施农业合作开发计划，所有的家庭或多或少的参与了自己村庄的。因此,在每个地点,我们选择两个在生产和社会条件（粮食人均收入、土壤和耕作模式）尽可能相似的村庄。这使我们最大限度地控制不同地点 的差异。在每一个被选的村庄,所有的家庭都被分为三个收入群(高、中、低),并在三个收入群中随机选取同样数量的家庭。

在两个地区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侧重点不同。在昌黎、重点主要集中于提高内场耕作条件如灌溉、排水、用地布局、机械的可入性。在中香,这一阶段的重点是在灌溉主要设施的建设上。在两个地区，农业生产被个体家庭经营着而没有集体参与。详细描述的两个地区,请看刘、吴(1998)。

表1报道了两个地区基本的生产和收入情况。两者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一定的农业生产条件指标上有一些相似之处。为了方便对比，提供了全国平均水平。

图表2报道了两个地区实施以及没有实施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家庭土地条件，它指明历六个指标的差异(平均坡地大小、土地人均收入,灌溉田地的比例,比例的直接灌溉田地,百分比的土地排水和比例的土地,机器的准入),但在土地破碎指数上没有明显差异。发现实施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农户只是在两个指标显著变好了,即直接灌溉和直接的排水系统土地的比例。土地零碎化是可以改变的，要么是运用几个简单的替代测量方法测量个人持有的大小和数目，受空间条件限制的散布的平均土地的大小，或者用一些更复杂的，不同但本质上相似的，例如辛普森指数、K指数和Parcellisation指数。在本文中,我们利用平均土地的大小和辛普森指数来衡量耕地零碎化。辛普森指数可以这样表述：

ai是每块土地的面积，S是0到1之间的一个指数。S的值越大就表示耕地 零碎化更严重。如果每个家庭只有一块土地，那么S的值将会是零。该公式包含三个性质:土地量增加的系数、当土地量趋向相似它就会变大，当土地量增加它就会减小。每亩的作物产量和基本输入量的种植面积都在图表3中表示出来了。虽然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家庭在这两个地点始终有较高的输出/亩的播种区域, 但没有这样的一致性方面的投入。每个家庭在两个地点似乎已经有了非常不同的输入用途。在昌黎，农业综合开发利用的家庭要比那些没有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利用的家庭输入的劳动力要高，相反，化肥和无化肥的输入都相对比较低。在中香，实施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家庭劳动力的输入都差不多，但是没有实施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家庭输入的肥料都比较高。在两个地方，实施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家庭仅有较低比例的土地致力于粮食生产。

在图标3中可以看到更有趣的是，这两个地点，实施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家庭在作物生产劳动投入与每亩耕地面积在测量方面的劳动投入,是不同于那些没有实施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家庭。在昌黎，实施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家庭劳动力使用比没有实施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家庭高出大约50%，然而在中香却是实施了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家庭比没有实施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家庭略少3%。

这种差异与在这两个地方不同的使用农业综合开发计划和种植业结构随后的变化有着关系。在昌黎，土地整改是遵循井、地下通道的建设,这促成种植高附加值的蔬菜需要精致的供水和比谷类作物轮作更高的劳动投入。作为一个结果，实施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家庭的粮食播种地区面积占总耕地的面积从1994年得的75%减少到1995年得50%，在实施农业综合开 发计划后的一年。在中香，实施农业综合开发计划主要是强调树干灌溉建设。这样的建设为灌溉系统的提高提供了可靠性，也为作物种植的增加可能性提供了一个可靠的高水供应。然而，观察后发现种植结构只有极少的显著变化。正如许多其它的因素,例如市场情形可能同时影响农业劳动力的用途和生产结构调整,我们不能认为农业综合开发计划是唯一区别这两组的家庭的原因。

5.生产函数法和评估

在家庭内部有相当多的变异程度和组成的生产投入。为了区分各种因素对家庭作物生产的影响,我们用一种生产函数的方法。这个生产函数法可以表示为：

Yj是家庭作物种植的产量，Xij是用于家庭的表示输入量的向量，b是一种矢量格式的未知参数。从中国数据报告系统报告的二次时间序列或合并的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数据, 已被使用在大多数先前对中国农业生产函数的研究。原因之一是在中国做调查有一定困难。然而,这种方法经常是有缺陷的,作为次要的数据,这些数据使用也是非常的不可靠、不准确。例如劳动力的变化，通常是使用所谓的从事劳动力的总人数来代替的。这一指标的误传主要是由于每天从事农业的劳动人口的多样性（由于普遍的业余劳动力）和不同地区的劳动力。另一方面，调查数据也是会有抽样调查错误和控制外因的困难，例如地理变量。更有可能的是，在两个地方的家庭可能会有由于在自然和社会条件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生产函数，当然，综合农 业开发计划也可能被期望在某种程度上在一个特殊的区域改变生产方法。因此，很明显，方位和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影响都需要考虑到。因变量,作物产量(Y),是测量1995年的价格的。这个解释变量是在三方面表示。第一方面是包括所有用于作物生产的输入量，如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肥料通常是作为来自其他输入来独立处理的。如：比减少输入量还危险的减少的杀虫剂；资金可进一步分为肥料和无肥料输入；土地进一步可分为耕地面积和多种植率。bphysical的输入可以如下表示： 1.合模面面积

2.用于收割区域的每天的劳动力 3.肥料输入 4.无肥料输入 5.多种植率

然后我们就会知道生产结构变量：

6.作物所占的播种面积占家庭种植面积的百分比。

如上所述，原因包括了粮食共享变量对提升效率的可能性与改变混合种植结构有作用。

我们主要关注的事农业综合开发计划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在第三方面我们总结了三种各具特色的与农业综合开发计划有关的变量： 7.平均土地大小 8.辛普森指数

9.农业综合开发计划虚变数

这三种变量，平均土地大小和辛普森指数用于获得土地零碎化的负面 影响，农业综合开发计划虚变数是全面测量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影响的。

家庭是由两个不同的方位和两个地点从事截然不同的农业类型（干旱作物和水稻），地方虚拟也被用来消除当地的差异。

5.1.评估和结果

下面的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用来评估的。

Y是作物输出量，X是一组变量包括四种自然输入数据（土地、劳动力、肥料和无肥料），Ds是地方虚拟，Dcad是农业综合开发计划虚数或者其他与农业综合开发计划有关的土地情况指标，MCR是多种植率，Gs是粮食作物占总种植面积的百分比。变量的基本数据是用Eq来表示。（3）在附录A有说明。两组数据里没有强烈的关联。引用227户家庭的数据来进行评估。最终结果在图表4上有。另外，模型（4），在经济学术语方面似乎要优于其他模型，它被使用在解释结果和后来的计算。在模型（4）里面，调整后的R是用来表明变量的，同时用来解释83%的总输入差异的。对于违反规格使用的LM检测的可能性是0.09，这种反规格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在95%以上。回归系数对于很多变量是很重要的，并且也符合期望值。在第一类和第二类的输入，回归系数在土地、劳动力、肥料、多种植率和粮食分享方面占了5%，但是无肥料部分却无任何比例。在第三类里，土地平均大小和辛普森指数也都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产品虚拟系数和土地输入是很值得注意的。进一步分析，对邹氏检验的虚假设的系数是辛普森指数的0，对平均土地大小的变量是0，这两个变量都是0，分别的是，0.38、0.27和3.01。这项数据表明虚假设是成立的。在过去的调查中农业综合开发计划虚假设的重大意义是改变当地产品模式。作为一个日志形式已经用于评估，系数的弹性可以看做是价值观。传统的输入，土地方面具有最大的弹性而肥料是排第二。这与中国对土地（稀有资源）和肥料在中国种植业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是一致的（石头，1988）。从我们的评价结果表明，土地弹性是由其他研究在中间范围报告。例如，Fan（1991）报告了土地弹性是0.261（播种面积），对比于姚和刘（1988）（耕地面积）聚合数据在模型中的数据0.954。在模型中使用农业水平数据，董（1997）（耕地面积）报告的0.072的土地弹性和Fleisher and Liu(1992)（播种面积）报告的0.702一样低。我们对劳动弹性的评估在先前研究报告的下端范围，从0.154(Yao & Liu, 1998)到0.428（Fan，1991）。

作物比例系数也很重要而且呈现负号，表明了在家庭调查中，作物播种的减少可能会减少作物输出量。

5.2.规模效益

在图表（4）里非农业综合开发计划家庭的土地、劳动力、和肥料弹性价值总和是0.928；而农业综合开发计划家庭的是0.999.对这两种情况进行的瓦尔德测试表明单一的弹性价值是可接受的。也表明了尽管农业综合开发计划有可能增加规模经济，所有的家庭也或多或少的在规模效益不变的情况下进行操作研究。这种发现与在农业生产方面有着丰富农村劳动力（见Tomich，1995）的国家是一致的。可能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第一，在农业生产方面，增加规模经济效益与微小的资源产品如机器，是有关的。这通常需要某一最低水平的刻度。这些资源当前只是在小范围内不适用； 而且在这个规模内为有效利用他们而相对适度增加可能不符合要求。第二，由于每个家庭的土地都是高零碎化和许多农田没有机器使用，导致特定土地分布（承包土地）程序比较复杂。第三，中国的农村始终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在许多情况下对于农民们来说使用现有劳动力比使用机器更合理。当然，我们承认，在这项研究（每户1.27-21）里，观察的范围涉及到规模的可能性是相当狭窄的。如果该结构模式进行改革,我们期望找到更确凿的关于收益递增的证据。

6.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影响和花费的有效性

正如上面所讨论的，由于土地整改，有三种来源的生产力改进。下面我们讨论一下。

6.1.边际生产力

边际生产力是指改变输出量（Y）的变化源于在所有其他投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一个给定的输入量（X）。当生产函数的记录形式被使用，那么边际生产力可以表示为：

家庭平均边际生产力（AMP）价值观与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关系在图表5呈现。这些农业综合开发计划家庭的价值观：合模面面积（42%）、劳动力（8%）和肥料（25%）都显著高于与这些与农业综合开发计划没有关系的家庭。平均边际生产力的差异主要是归功于许多不同于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因素例如地方性和抽样调查。农业综合开发计划主要是扩大这些家庭影响和对边际生产力的增加到11.6%（912.13里的94.61）。在这项研究里的 肥料输入量以货币形式进行测量。平均边际生产力价值观，应该注明这些输入的水平是否是最佳。当这些值得两个地点和两种类型的家庭都大于个体，那么对他们的使用范围就会有进一步的扩大。

两个地点的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值输入在农作物生产中都非常低，远远低于国家统计局记录的1995年每户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支出（每天5.85元人民币）。这可以被视为一种在中国农村的低休闲价值的证据，它与在当前中国农村中低刺激农业和高激励工作是一致的。在昌黎和中香，相对低的边际劳动生产力也与丰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关。

6.2.土地零碎化

我们对那些实施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家庭与没有实施的家庭进行了不同的土地零碎化水平测试。瓦尔德测试对是否实施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家庭的无重大意义的土地零碎化水平的零假设是3.12，表明了零假设是成立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相信，或许公告出的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土地再分配，在以上几种里农民们可能更趋向于土地质量（再分配土地的质量），这就要求公告出的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土地零碎化水平更高。不同于Fleisher和 Liu（1992）的以及王和程（2000）的调查，不仅土地平均回归系数而且土地零碎化指数都没有在我们的退化和复核方面起着很大作用。它也表明了土地零碎化或许对家庭作物产量没有重大影响，它与Heston和Kumar（1983）在南亚国家的调查一致。对于没有意义的原因或许是双重的。正如许多国家的其他案例一样，通过减少劳动输入来减小土地零碎化从而提高效益。但是在中国，由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小规模的土地，作物产量始终依靠劳动力而不是机器；实际上少数个体也制止了机器的有 效使用。因此，对于通过刺激来减小土地零碎化是行不通的。此外，农业耕作的流行意味着家庭农业更趋向于从事多样性的生产而不是那种专业的趋向于与土地零碎化相反的生产工作。

6.3.切割结构的变化

改变切割结构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正如之前讨论过的，我们在一个村庄（中国北部的一个村庄）观察的在作物结构方面的刺激变化，也就是说，通过减小在农业综合开发计划前一年的粮食种植面积占总面积的70%到实施后一年的50%。然而这并不是简单的因为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实施。只有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里通过验证农业综合开发计划是否能和怎样改变作物结构。我们研究的多区域的类型并没有置身于这样的调查。原因是所有的样品家庭，粮食产量占种植面积的71%，明显的与国民平均值73%相似。通过我们的评估，作为贯彻高水平粮食自给（由于冒着被厌恶的危险）的结果，那些样品家庭，在平均浪费方面大约是作物输出量的15%，相当于每户家庭每年浪费了1421元。换句话说，通过转变1个百分比的粮食种植面积到无种植面积，每户家庭将有可能增加大约0.21%的作物输出量或者20元。这与一些研究是一致的，例如，杨和泰尔斯（1989）以及天（1999），都表明了中国通过减少在粮食方面的自足是可以获得经济利益的。然而这项研究，并不能解释中国粮食自给的最佳水平的问题。正如吴（1995）所提出的一样，农村家庭粮食自给的高效率表明了政府在粮食市场的政策是合理的，高风险与产量和无种植作物的市场是有关的，而且冒着风险的农民是不能够在他们自给的种植面积范围内自给粮食供给家庭的。

6.4.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有效成本 如果我们将两个地方的生产函数都分别区分为Y和用100表示多样的，我们就可以分解不同总输出量变化的贡献。因此，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作物输出贡献可以用下列公式表示：

利用图表4中模型（4）的评估系数，每个输入对于作物输出的贡献可以评估为—这些都在图表6中呈现。表明了这项计划的总贡献值的相当于对于这些家庭作物输出的1.52%。在昌黎，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家庭在作物输出方面是1.35%，相当于每亩耕地额外返还了14。6元。当然，这种返还必须与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成本所对比。在昌黎的西村，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总成本是84万元和44000个工作日的劳动输入，然而这项计划改善了4000亩地。这相当于没有注意到官方210元的资金投入和每亩11个工作日得劳动输入。在没有官方报偿的报道中，我们使用图表4中的评估劳动力工资的边际法表示。用这种方法评估，农业综合开发计划成本（农业综合开发计划对输出的贡献值是作为农业综合开发计划总资本的一个比例）每年的返还就是6.45%。

在中香，农业综合开发计划贡献值是作物总输出的1.72%。利用类似的评估程序，我们可以评估中香在国内的资本返还率大约是11.5%。

7.概要和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已经调查了农业综合开发计划在家庭作物产量的生产率方面的影响和投资于该项目的资金返还问题。我们从227户中国家庭的调查数据来评估生产函数。这促使我们分析输入因素对家庭作物产量的相对贡献值和检查规模经济的影响。然后我们使用这次通过对比各个家庭和没 有实施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家庭的生产率的调查，评估了综合农业开发计划的影响来作为结果。我们发现在家庭调查中，农业综合开发计划提高了作物生产率，尽管是在不同的地方。总的来说，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直接增加了实施这个计划的家庭的超过10%的土地边际生产率。在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家庭种植生产率上身到1.52%，主要是归功于土地质量和土地增加的效果。我们估计年度的资本返还率将是在6%-12%之间。这与官方固定资产的年利率大体上是相近的，超过7%的折扣率适用于挑选农业综合开发计划资金项目。因此，我们总结为，土地设施结构项目例如这些可以有积极作用的土地和质量取决于生产率，同时也证明了金钱的价值。这种类型的政府投资被划分为世贸谈判中的绿盒子措施，比这种程序的广泛实施更加符合期望值。

在家庭调查中，我们也发现了土地对于粮食产量的高分配率-致力于一个家庭粮食自给高风险规避策略-是制约总的作物生产。实际上，这个目标对家庭作物输出提供了额外15%的资金。农业综合开发计划在两个地方的研究即使是不同水平也呈现了对作物结构有利的变化。然而，由于数据的限制，它并没有清楚的在本研究中表示出来。

作为此项研究的结果，我们并没有发现土地零碎化的明显改变，令人惊讶的却是，如果这一项发现可以被验证为在更多的调查中可以提高现有土地政策减少土地零碎化的效率，土地零碎化本身并没有对作物产量产生重大的影响。

我们还惊奇的发现，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增加了经济返还率，可以总结为主要是因为只限于很少数的家庭进行了调查研究。然而也就是说，这是符合其他家庭作物产量的研究，例如，万和程（2000）。尽管农业综合开发计划以及促进了机器使用的增加，在中国农业上在机械的广泛使用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壁垒的。

最后，当我们坚信对家庭实施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的研究提供了令人关注和正确的视觉的同时，我们并不能认为它们在中国同类工程的使用中就是有效的。然而我们也认为，我们研究结果对测量的影响，对粮食种植面积的影响和对作物产量的重组问题都是一些广泛的问题，需要被认证。本文的数据表明一些程序例如农业综合开发计划能够作出积极的和有效的贡献。

参考文献：

第二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含义：

生产力是人类改造物质世界（自然）的能力,是人们生产物质产品的能力,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力包括三个要素: 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在生产力中是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劳动资料中的生产工具部分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性质的主要标志, 是划分经济发展时期的主要标志．科学技术被应用於生产过程, 渗入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之中, 可引起他们素质的变化, 产生出巨大的物质力量, 从而转化为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因此, 科学技术也是（第一）生产力．

生产关系是指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它集中体现出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

生产关系的内容,包括人们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

（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是内容，比较活跃，生产关系是形式，则相对稳定，按照内容和形式辩证关系的原理，内容要求形式与之相适应，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必然发生矛盾。

（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它们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其中，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生产关系起着决定作用。首先，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形成的前提和基础。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建立起来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它的性质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最终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其次，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革。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既是决定的因素，又是最革命的因素，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总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经常处于变化和发展之中。与生产力相比较，生产关系则更具有相对稳定性，一种生产关系一经产生，就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的形式。但是，生产关系也不是凝固不变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在相对稳定中也会发生部分的、某些方面的重要变化。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来的生产关系再也容纳不下它的发展时，就迟早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使旧的生产关系为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重大的反作用，它会起着束缚或解放生产力的作用，起着阻碍或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合时，它会有力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合时，它会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有时会十分突出。例如，当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时，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的发展，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不过，即使在这种状况下，生产关系仍然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因为生产关系之所以要变革，归根到底还是由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决定的。不论在何种情况下，生产关系反作用的发挥，都是以适应一定的生产力状况为前提的，都是建立在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旧生产关系的灭亡、新生产关系的创立，都是客观的必然。

第三篇：战斗力和生产力

战斗力和生产力

沂蒙精神展览在京闭幕了。短短十天内，到国家博物馆观展的干部群众达18万人。此次展览同延安精神展、西柏坡精神展一样，之所以为社会瞩目，就在于这种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表现为爱党爱军、不怕牺牲、奋勇杀敌的战斗力，在和平建设时期则转化为开拓奋进、艰苦创业的生产力，使人们直观、真切地感受到强大的精神力量。

人们还记得，从八路军挺进沂蒙山区开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革命斗争中，蒙山沂水间发生过大小战斗4000余次，这里的每一座山头都燃烧过斗争的烈火，都浸染着烈士的鲜血。当时沂蒙老区420万人口中，就有20万人参军入伍，120万人参战支前，10万先烈血洒疆场。通过展览，我们看到了“全国抗日模范村”渊子崖的百姓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原景再现，感受到了用乳汁救伤员的“沂蒙红嫂”的人间至爱，了解了“沂蒙母亲”王换于办起战地托儿所收养47名革命后代的感人故事，还有支前模范“沂蒙六姐妹”、陈毅担架队……这种在党的培育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锤炼形成的沂蒙精神弥足珍贵。朱德总司令曾形象地把山东革命根据地比作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风趣地说：“如天下大雨，大家都可以在大树下躲躲雨。”

更为可贵的是，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沂蒙人民把过去那种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转化为一种艰苦奋斗、敢为人先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建国初期，沂蒙人整山治水改土，到1964年就成为全国“南有苏州、北有临沂”的两个农业先进地区之一。毛泽东的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说的就是这里。1995年，在全国19个连片贫困地区中，临沂率先实现整体脱贫，XX年又实现GDP过千亿元，人均过万元。这里建起了老区第一个飞机场和全国地级市通车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建起了闻名全国的临沂批发城、中国现代物流城……实践证明，一种优秀的精神可以给经济发展以有力的支撑，一个拥有丰富精神内涵的城市必定是不断发展的城市。

沂蒙精神展览给人的强烈感受，就是战斗力和生产力。前者体现了战争年代沂蒙人民保家卫国的强烈愿望，凝聚为战斗力；后者反映了沂蒙人民建设美好家园的强烈追求，衍化为生产力。战斗力和生产力相互交织，根植于沂蒙大地，不断推动着革命的进程和经济的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开创美好的未来，既要求我们不忘历史，又要求我们着眼发展，把伟大的抗战精神转化为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大力量。

第四篇：为稳定和发展粮食生产

为稳定和发展粮食生产，保护种粮农民利益，从2004年起，国家建立了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机制。为减轻化肥、农药、柴油等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对种粮农民的影响，从2006年起，国家开始实施农资综合补贴政策。

1、补贴对象。凡在我省境内种植小麦的农户，均可按规定申报并领取补贴资金。

2、补贴依据。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都以小麦实际种植面积作为补贴计算依据。

3、补贴标准。2013年全省共发放对种粮农民补贴78.63亿元。其中，粮食直补8.89亿元，农资综合补贴69.74亿元。补贴标准为125元/亩，较上年(120元/亩)增加了5元/亩。

4、申报程序。小麦种植面积的核定工作程序包括：种粮农民自报告折实面积，村委会核实、公示、确定、汇总上报，乡(镇)政府汇总、公示、确定、上报，县(市、区)政府汇总上报，市政府汇总上报等。

5、补贴发放程序。为降低补贴资金兑付成本，提高补贴资金使用效益，方便种粮农民，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资金实行分别计算、合并发放，通过“山东省财政涉农补贴一本通”管理系统，一次性到农户的办法。

同时，完善乡镇“下一级”公示制度，乡镇政府要到村公示当年补贴发放明细。农信社要会同财政部门，结合“一本通”管理相关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将补贴资金足额发放到位并开具证明。鼓励县级农信社直接将补贴资金发放至种粮农民“一本通”账户。严格执行“五到户”、“六不准”纪律，严禁截留、挤占、挪用补贴，村集体代领补贴，用补贴抵顶各种欠款等违规违纪行为。

浅议目前种粮补贴的主要困难和对策 杨期华

一、目前种粮补贴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一)直补对象难以准确核实。由于农户土地分散、种植品种不

一、自由性和变化性都很大，很难确定补贴面积，所以一直以原计税土地面积为依据向农民发放补贴，不管农户当年在耕地上种植粮食作物还是非粮食作物甚至种树、养鱼、荒芜、盖房子，都可照领“粮食直补”。农民认为 “粮食直补”就是 “耕地直补”，影响了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

(二)直补范围难以做到客观公正。在落实财政补贴政策过程中，因项目多、时间性强，丈量农民种植面积工作量大、成本过高，所以无法对抛荒、“双改单”等进行区别，因而导致很多真正种植粮食作物的农户却因计税面积少或转包来的耕地而得不到实惠，种粮农民的利益被分割，种粮者明显感到吃亏，势必挫伤种粮农民的积极性，不利于粮田面积的稳定和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

(三)直补引发新的土地纠纷问题。一是转包出去的土地粮食直补款归谁各地没有统一标准。目前都是谁拥有耕地谁享用粮食直补款，对于转包出去的土地，实际种粮的承包人并未得到补贴，使承包人种粮积极性受挫。二是争地、索要土地现象屡屡发生，有的地方农民还强烈要求重新分田。有的农民认为，田不要白不要，种田不纳税还有补贴划算。还有因农村财务、宅基地划拨使计税面积与实种面积不一致的矛盾，也随之反映出来。

(四)补贴政策难以刺激种粮面积的增加。一是农资价格上涨幅度过快，吞食了农民的部分补贴款，无形中“淹没”了国家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受益。二是补贴不能改变主粮与其他粮种和经济作物之间的价格悬殊，农民不会因为粮补而改变种植计划，结果是该种什么还种什么，所以，种粮面积只在减少根本无法增加。三是由于种粮劳动力成本过大，补贴资金多数不能用于粮食再生产的投入。

二、建议与对策

(一)重新核实粮食直补面积。实现按实际种粮面积进行补贴，做到多种田多补贴、不种田不补贴。科学论证补贴政策，哪些该补哪些不该补，对一些实施效应不佳的政策要及时做出调整，实施科学合理的补贴政策，逐步解决农民长期耕种“黑地”领不到补贴的问题。(二)改新增的补贴资金为奖励基金。加大专项资金投入，鼓励土地有偿流转，鼓励代耕代种，促进土地向种粮能手集中，发展龙头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重点奖励产粮区和规模较大(种田能手)的专业种植户和“双季稻”高产示范区、新品种试验、新技术推广及工作经费。采取多种手段，大力发展双季稻生产，坚决遏制“双改单”和抛荒现象。(三)以发实物取代粮食直补。实行政府采购，将“补钱”为“补实物”，在各乡镇建立统一连锁配送种子等中心，直接对农民进行粮食补贴(发放种子等实物)，真正做到“谁种粮补给谁”。

(四)粮食直补向种粮大户倾斜。将现行的粮食直补“普惠制”，转变为种植专业大户的“专惠制”。以粮食种植大户与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签约粮食销售量为依据，核定粮食补贴标准，当年的实际种粮和销售挂钩，并同时对种粮农户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保护。

(五)将粮食补贴和良种补贴资金集中使用，实现有限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每亩的补贴资金分散到各户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应将直补资金集中起来建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基金(代替筹资部分)，用于改善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将良补资金集中起来建立品种改良基金，用于良种繁育，然后平价出售给用种农户，保障品种改良，提高科技附加值。

第五篇：中国粮食生产状况调查报告

中国粮食生产状况调查报告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宝中之宝，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注重粮食生产，我们中国也不例外，以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制约了我国粮食生产安全,本文就我国粮食生产现阶段面临的问题、原因及对策进行探讨。

一、我国粮食生产现状与人增地减的矛盾分析

目前我国粮食总产约为4.6亿t，人均粮食370kg，基本上解决了我国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由于经济政策不配套，产业政策不稳定，局部地方曾出现“卖粮难”问题，因而有的学者就认为我国粮食过了关，供大于求。这实际上是低消费水平下的相对过剩，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粮食人均占有量很低，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产品过剩,特别是当前面临人增地减的矛盾，我国粮食总产已出现连续滑坡，如不采取良策及时解决，将会带来粮食危机，影响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目前我国人口基数大，宏观失控，增长过快，由建国初期5亿增至13亿，预计2030年我国人口将增至16400－500kg计算，则需增加粮食产量1.2—1.5亿吨,单产达到6000－8000kg/hm2，总产才能达到8亿t，然而，因经济建设占地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以及严重的水土流失等原因，使耕地逐年在减少，据国土资源部统计资料：近七年来全国减少耕地66000hm2,其中600多个县市人均耕地面积仅0.05 hm2,目前全国耕地由1998年的9000万hm2减少到2004年的7700万hm2，减少14%，人均耕地仅0.09 hm2,xq约占世界人均耕地1/3，约为美国人均耕地1/11，预计2030年耕地将减少到12000万hm2，人均耕地降至0.07hm2，近于临界状态。由此观之，我国人地矛盾非常突出，这给我国粮食安全增长带来极大困难。

以上情况表明，我国人口增长率已超过粮食增长率，粮食需求呈刚性增长势态，就不能保持我国粮食持续供给，基于粮食生产与人口增长率均服从Ｓ型增长考虑。控制我国人口的恶性增长和合理利用，保持土地资源的动态平衡，是解决我国今后粮食安全的根本途径之一。

二、我国粮食生产面临的问题及原因

（一）水资源短缺，水土污染严重

我国人均水资源总量约为2.5—2.8万亿m3，居世界第六位，人均占有量2230 m3,在世界排名88位。按联合国人口行动组织（PLA）提出2000 m3/人.a标准为严重缺水，1000 m3为人类保障线来衡量，目前我国低于2000 m3有18个省市，低于1000 m3有10个省市，是世界13个严重缺水国家之一。据2001年《中国水资源公报》，全国污水排放总量626亿t，长江片220亿t，黄河片39亿t，其中工业废水60%未达标排放，湖北襄阳峦河水D.0为0，嗅气难闻，鱼草不生，水体土地受重金属Ｃu、Ｃr、Ｐb、Ｈg和有机氯污染，使我国130多个湖泊水质富营养化，农业只能靠污水灌溉，Ｃu、Ｃr、Ｐb、Ｈg和有机氯污染后，生产力难以提高，制约了粮食安全增长。

（二）森林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农田生态环境恶化

林是农的保障。我国森林面积12664万hm2，森林覆盖率16.55%，人均林

地仅0.12hm2,，占世界人均占有量的27%，全国因建设、毁林开荒、山火、病虫害等原因，每年损失林地约150万hm2。由于森林遭到乱砍滥伐，农田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带来严重的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石漠化面积不断扩大。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约356万km2,占国土面积的38%，荒漠化面积262.33万hm2，占国土面积的27.3%，且每年以3436km2速度扩展。40多年我国水土流失减少耕地367万km2，每年流入江河的泥沙50亿t,致使塘库泥沙淤塞,河床升高,黄河、长江下游变成“悬河”。土地生产力下降,自然灾害频繁，粮食产量难以提高。

（三）农业组装配套技术不到位，财政投入不足

我国农业组装配套技术不到位，粗放耕作，掠夺经营的增长方式仍然存在，导致农业产量低，综合效益不显著。近年国家对农业财政预算总额比例偏小，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1980年为13.07%，“九五”期间下降到8.2%，直到2004年支农支出才有大幅度提高。特别是农业推广制度不健全,目前农业事业单位受国家机构改革的影响，基层农技人员面临下岗分流、差额拨款的冲击，干部身份将被置换，出现了“网破线断”，农技推广处于瘫痪半瘫痪的状态，新的农业技术和科研成果推广就难以到位，影响了粮食安全。

（四）农民科技素质低，干群生态经济意识弱

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障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施农业粮食安全的前提，而提高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又是实现三大前提的基础。然而目前我国9亿农民文化指数1990年为6.2年，2000年才达7.4年，而发达国家目前已达13年，如果农民文化指数以0.16年的速度提高，到2010年才达初中毕业水平，到2025年才达发达国家80年代末的水平。特别是前几年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农民负担重，农村青壮年大量流入城市务工经商，在家务农者多为老叟和妇女，导致土地抛荒，粗放耕作，广种薄收。由于劳动者素质差，干群生态经济意识弱，科技成果难以转化为生产力，粮食产量难以持续提高。

三、保持我国粮食安全的对策

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发展农业经济，确保粮食安全，寻找一条经济、人口、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社会”的道路，生产更多的产品，满足当代的需要，又不对后代需要构成危害，以满足人类自身需要的发展（ＷＣＥＤ），我们未来共同的追求，因此，必须树立生态经济观和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逐步解决“三农”问题，把发展经济、建设环境和节约培植资源结合起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民粮增产、钱增收，为此，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一）加大投入，搞好生态环境建设，改善生产条件 ：按生态经济学的观点，在生态破坏的地区是没有财富可言，因此，改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同时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织的过程，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应把粮食生产放在农业重中之重的地位，加大投入，动员全社会力量，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搞好生态环境建设。根据《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通过大规模植树造林，封山育林，绿化荒山和退耕还林还草，兴修水利，防治水土流失，复垦撂荒地等措施，改善目前农业穷山恶水的面貌，改善生产条件，从而建立我国粮食安全的环境条件。

（二）解决农业缺水问题 ：水是生物的生命线，有水才有粮。我国粮食增长缓慢，生态环境恶化，很重要的原因是水资源短缺和利用不合理，因此，对缺水问题，要从战略的高度采取治本措施，要在搞好“南水北调”的同时，加速“大

西线”垮地区调水工程（即引黄调水工程）的规划与实施，才能彻底解决我国大西北的缺水问题。同时，我国是一个多山国家，山区面积630万km2，占国土面积的2/3，山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6%，因此特别重视山区生态建设，要搞好山区林草植被的恢复，建设好“绿色水库”，推行渗透、滴灌等节水农业，提高水价，清洁生产，建立节水法规和污水处理再利用等措施，这是保持我国粮食持续发展的首要举措。

（三）加强重点商品粮基地建设 ：长江流域、华北平原、东北平原是我国粮食主生产区，特别是长江流域地垮我国西部、中部和东部沿海三个经济地带，流域内水热资源丰富，自然条件好，国家应在现已建成立441基地县、43个农场的基础上，扩大国家级和省级商品粮基地体系，安排充足粮食生产专项基金和农田水利建设基金；推行三熟制带状耕作，提高土地复种指数，从而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增长。

（四）加强干群生态经济教育，提高科学种田水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谈不上现代化的农业。发达国家农业贡献率70%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而我国目前只有40%左右，因此必须建立科技创新机制，提高劳动力素质,完善教育、科研、推广和管理体系，决不能只重视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