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伦敦大学建立与近代英国高等教育改革
摘要：1836年，在辉格党统治时期，国王威廉四世颁布了第一特许状，合并了伦敦大学学院和伦敦国王学院，成立了伦敦大学。第一特许状在伦敦大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赋予了伦敦大学独立法人的合法地位，使之享有处理所有土地、房屋及财产的权利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另一方面规定了伦敦大学的早期构建，形成了一个由大学理事会和政府共管的双重治理模式，开辟了与牛津和剑桥大学不同的大学发展之路。但第一特许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伦敦大学的早期发展起了抑制作用，尤其是在教学科研与学术发展方面。总体而言，伦敦大学是改革的产物，也是妥协的产物，它的成立顺应了时代发展与社会变革的潮流，体现出了英国现代化的某些基本特点。
关键词：伦敦大学；第一特许状；近代英国高等教育改革；英国发展方式
中图分类号：g649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6-0032-08
特许状（charter，亦译宪章）兴起于西欧中世纪，指由罗马教皇或国家最高统治者向个人、行会组织、城市、大学、地方团体颁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或文件，如英国著名的自由宪章（charter of liberties）以及随后的大宪章（great charter）等。在英国大学中，有一类大学是由国王颁布皇家特许状成立的，如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等，他们是英国大学的典型代表，闻名于世界高等教育之林。这些著名大学获得皇家特许状是其得到社会认可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意味着受到国家法律保护，享有某些特权和自治权等。此外，“皇家特许状在英国老大学治理中起到了建章立制的作用”[1]。第一特许状的颁布使伦敦大学得以建立并形成了由大学理事会和政府共管的双重治理模式，对近代英国高等教育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鉴于国内学界对伦敦大学的建立尚未予以充分的研讨，尤其是对第一特许状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本文拟以第一特许状为考察中心，结合伦敦大学建立的背景及经过，就第一特许状的主要内容和特征及其对伦敦大学的建立及近代英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意义和影响作一初步探析。
一、伦敦大学建立的背景及经过
（一）伦敦大学挑战的对象：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宗教性与保守性
早在16世纪上半叶，路德（martin luther）宗教改革的思想传入英国后，英国朝野上下要求宗教改革的呼声渐趋高涨。国王亨利八世（henryⅷ）为了顺应国内反对罗马教皇干预英国事务的民族主义意识而发动宗教改革运动，宣布脱离罗马教廷，英国国会于1559年通过的《至尊法案》（acts of supremacy）承认英王为英国教会唯一的教主，并成立英国国教。由此英国最终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英国国教遂成为维护民族国家和君主专制的精神支柱。[2]但这场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主要在组织机构上使英国国教脱离了罗马教廷，而在教会内部的制度、礼仪、甚至教义等方面却未发生实质性的变革，并导致国教徒与非国教徒之间长期的矛盾和对立。当时这种状况也反映在牛津和剑桥大学的管理、招生及人才培养等方面。1535年，皇家巡视员奉旨视察剑桥大学，并宣读了《亨利八世训谕》（injunctions authorized by king henry ⅷ）：“他（指亨利八世――笔者注）要求他们（指剑桥大学领导层――笔者注）放弃对罗马教皇的所有服从，并将其皇权作为上帝之下的最高权力来接受。”[3]1636年牛津大学制定的《劳狄安章程》（laudian statutes）规定：“通过宣誓约束每位谒见者，以及要求所有人宣誓承认皇室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对其效忠”，并“依据国教的礼拜仪式，参加礼拜或日常祷告”。[4]直至1856年颁布的《剑桥大学法案》（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act）仍规定：“必须签署一份声明，说明他确实是一位英国国教徒才可授予其评议会成员的资格。”[5]这表明大学的高层管理仍掌握在国教徒手中。
与此相应，长期以来牛津和剑桥大学招生大门只向国教徒开放，而拒绝任何非国教徒及教外人士入学，致使“出身、地位低下的学生实际上被排除在校门之外，一半以上的剑桥大学毕业生和近三分之二的牛津大学毕业生都从事教会工作”[6]。两所大学旨在培养牧师和信奉基督教的绅士，而不是知识分子或具有高深学问的人。与此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在课程设置上两所古典大学虽已引入自然科学内容，但仍以古典人文课程为主，新兴学科尤其是实用学科根本无法在大学中立足。尤其以牛津大学的古典课程最为突出，其文学部的课程主要包括文法、修辞学、逻辑学、伦理学、形而上学以及古希腊、罗马名著选读，后虽增设了物理学、数学、几何学、历史学、地质学、植物学等课程，但1800年制定的《公开考试章程》（of examining candidates for degrees）规定：“获取文科学士学位须参加语法、修辞、逻辑、伦理学、数学和物理原理考试；获取民法学士学位须参加语法、修辞、逻辑、伦理学、历史、法学、数学和物理原理考试；获取文科硕士学位须参加数学、物理、形而上学、历史考试，最后一种学位还须参加希伯来语考试。”[7]可以看出，新增设的若干自然科学课程并不在考试范围之内，考试内容仍以古典课程为主。与此相比，剑桥大学的课程受自然科学的影响较早，1750年数学便成为必修课，此外18世纪增设了化学、解剖学、植物学、实验哲学等课程，并造就了大科学家牛顿。尽管如此，在剑桥大学除了数学，古典学科及其课程仍居主导地位。总之，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课程内容在19世纪之前确已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新引进的自然科学课程不仅在大学内部影响甚微，如剑桥大学的“黑尔斯通（john hailstone）担任地质学教授后殚精竭虑，到德国进修学习，认真准备讲稿，但学生对地质学毫无兴趣，举办的讲座竟无学生参加。”[8]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课程并未为当时科技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尽管剑桥大学较之牛津大学更能迅速地反映时代的呼声，但是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而言，它们都未能对科学革命作出迅速反应”。[9]直到19世纪初，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宗教性与保守性仍十分突出，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对高等教育的改革持否定态度。
（二）伦敦大学建立的经过：从伦敦大学学院到伦敦国王学院
伦敦大学建立的背景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向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宗教性与保守性挑战，还包括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发展和技术需求、科学教育的兴起、英国人对接受高等教育的渴望以及德国大学的影响等。此外，必须强调的是伦敦大学的建立有其不可忽视的政治背景。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布鲁贝克（john s.brubacher）指出：“现代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主要基础是政治论的。”[10]现代大学的创办必然受到政治背景的影响，没有获得党派的支持以及国家或政府的法律批准，它就不可能立足于社会。伦敦大学作为英国现代大学的开端，其建立必然以一定的政治背景为基础，否则就会像非国教徒创办的学园[11]一样，逐渐消失或被其他合法存在的大学所兼并。
1689-1794年间，随着王权的衰落及议会地位的上升，政党政府组建起来，近代英国的政党政治随之兴起。[12]辉格党和托利党诞生于17世纪中、后叶英国议会中传统的政治派别和集团。托利党主要由王室和宫廷官员组成，是议会和政府的主要成员，他们极力维护封建王权，排挤和迫害非国教徒；辉格党则代表新贵族、地方乡绅以及工商业者的利益，他们反对王室及其亲信对议会和政府的控制，要求限制王权，扩大议会主权，提高非国教徒的社会地位。19世纪20、30年代，英国威灵顿政府凭借“天主教解放法”解散了爱尔兰最大的政治势力――天主教同盟，使爱尔兰独立运动暂时得以平息，但法国“七月革命”的浪潮将英国的工人运动再次推向高潮，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致使一贯拒绝改革的托利党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与此同时，辉格党的力量已集结起来，主要代表人物有布鲁厄姆（h.brougham）、麦考莱（t.b.macaulay）、罗素（j.russell）、兰布顿（j.g.lambton）等，他们深受边沁（j.bentham）的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在经济上主张自由贸易，促进经济繁荣，以满足工业革命发展的需要，在政治上极力推动议会改革，以求获取更多的席位。1830年，托利党垮台后，辉格党临危受命，担负起改革的重任，推出了一系列符合中产阶级利益的法案，如取消衰败选邑、扩大选举权、减少议员总数等。[13]伦敦大学学院的筹建是辉格党早期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从此拉开了英国“新大学运动”的帷幕。
二、第一特许状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19世纪二三十年代，伦敦出现了两所相互竞争的高等学校，一所是代表改革派势力的伦敦大学学院，辉格党支持创建，但未获特许状；另一所是代表保守派势力的伦敦国王学院，托利党支持创建，已获特许状。作为“彻底无信仰的学院”和“高尔街不信神的学院”[14]47，伦敦大学学院从创办伊始申请皇家特许状的步伐就没有停歇过，但其时辉格党不当政，当权派威灵顿政府支持托利党及其保守主义思想，对辉格党的改革意见愤愤抵抗之，甚至有人写诗讥讽“大学学院仅仅是托利党政府释放的流浪儿”[14]46。直至威灵顿政府下台，格雷伯爵受命组建内阁，辉格党的改革意见才引起重视，并一跃成为格雷政府的当权派。
伦敦大学学院在建立初期可以说是十分艰难的，受到国教徒及其教会的四处排挤，教授辞职、资金匮乏等问题使大学学院的发展举步维艰。更为关键的是，没有皇家特许状，无法获得公众认可，而且学生毕业不能授予学位，只能颁发“荣誉证书”（certificate of honours）。1836年11月28日，辉格党政府上台后终于颁布了伦敦大学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特许状（first charter，1836），合并了伦敦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标志着伦敦大学正式成立。第一特许状具有以下主要内容：
第一，明确了大学的办学目的。第一特许状规定：“鉴于我们已经将其视为我们皇室的责任，为了宗教和道德的进步以及实用知识的提升，对于各个阶级和教派的我们的忠诚子民，没有任何区别，激励他们追求一种正规和自由的教育课程；同时考虑到许多人是在首都和我们联合王国的其他地方从事或完成他们学业，把这些设施提供给他们是有利的，授予他们荣誉和奖励也是公正的，因为这可以促进他们坚持这些值得称赞的追求„„目的在于通过考试确定哪些人通过学习这些教育课程已经精通了文学、科学和艺术，同时在于用学位奖赏他们，作为标志各自成就及与之相称的荣誉的证明。”[19]26
第三，成立了大学理事会（senate），任命了校长（chancellor）、副校长（vicechancellor）和理事会成员，并规定了国王的视察权以及校长、副校长和理事会的权力与职责。第一特许状规定上述法人团体由1名校长、1名副校长和38名理事会成员组成，并具体规定：“我们（指国王及其政府――笔者注）约定我们自己为上述伦敦大学的视察者，有权做那些属于视察者（通常就是我们自己）的所有事情，这应被认为是合适的。校长、副校长、理事会对上述大学的事务、关注点和财产有完全的管理权和监督权。同时，我们这个特许状中没有提及的所有事务，校长、副校长和理事会以呈现给他们最适于实现上述大学目的的方式来处理，这应是合法的，其中包括校长、副校长和理事会享有充分的权利来制定和修改任何细则和条例（只要不与我们王国的法律，或是我们这个特许状的一般目的和条款不一致），关于学位考试和学位授予，关于召开校长、副校长和理事会会议的方式和时间，总之是关于上述大学的任何事务。编订好的所有这些细则和条例，在印上上述大学的法团印章后，就对大学的所有成员和即将被授予学位的申请者具有约束力。所有这些细则和条例必须首先呈报给我们这些国务大臣中的一位，并得到他的同意与会签。将来校长、副校长和理事会要面对的所有问题均由出席会议的大多数成员决定，而且主席要在会议上举行一次投票，如票数相同，还要进行第二轮或决定性的投票。必须由校长或副校长和5位成员参加表决，或在校长和副校长缺席的情况下至少由6位成员参加表决，否则在任何例会上都不能决定任何问题。上述校长、副校长和理事会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情况下，有权任命或撤销上述大学所有的考官、官员和工作人员。”[19]27-28这些规定赋予了大学自治权，同时表明王室及其政府拥有最终裁决权。第四，说明了考试、学位授予及证书颁发等相关重要问题。第一特许状规定：“上述校长、副校长和理事会每年至少举办一次学位申请考试。在每一次考试中，申请者或由理事会专门任命的考官来考查，或由上述校长、副校长和理事会来考查，或由其他被任命的考官来考查。考试内容是普通知识的许多分支，上述校长、副校长和理事会认为这是最适合考试的科目。”[26]28关于学位授予与颁发，第一特许状规定：“所有人被准许为文学学士、文学硕士、法律学士或法律博士学位的申请者，经上述伦敦大学批准授予，由校长、副校长和理事会授权的机构颁发证书，这意味着申请者必须已经完成由上述校长、副校长和理事会根据有关条例确定的教学课程。”[19]28-29为了推动医学教育的所有分支学科（包括内科、外科、助产学和药学）的发展，参照其他学位考试与授予的办法，伦敦大学还设置了医学学士学位和医学博士学位。
第五，明确了收取学费和管理经费等方面的措施。第一特许状规定：“上述校长、副校长和理事会授予的学位，在获得我们的财务委员会的批准后，应当收取合理的学费。这些学费应纳入一个总的学费基金，根据我们的财务委员会的指示和规定来支付上述大学的开支。上述大学的收支账目每年要向我们的财务委员会呈报一次„„且要接受上述委员会的审计。”[19]29表明伦敦大学在学费及经费管理方面已建立了比较规范的制度，但其经费受到国家财务委员会的监督。
作为近代大学办学制度及其管理的法律基础和依据，第一特许状对伦敦大学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鉴于伦敦大学由伦敦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所组成，从前者的角度来看，第一特许状标志着它已从一个完全由私人捐资兴办的大学转变为一个由政府直接设立的大学，并赋予其授予学位的权力；从两者关系的角度来看，第一特许状试图从管理体制上调和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积怨已久的矛盾，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两者在对待宗教问题上的对立立场。另一方面，第一特许状在合并伦敦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的基础上建立起一所新的大学，符合规模效应的原则，同时它规定伦敦或伦敦以外地方机构的考生只要完成规定的课程就可以申请参加伦敦大学的学位考试，这种面向校外生的考试制度极大地提升了伦敦大学的社会影响力。因此，总体而言，第一特许状反映出妥协性和开放性相结合的主要特征，而且它还初步建立了大学理事会和政府共管的双重治理模式。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妥协性。从办学目的来看，伦敦大学是为了宗教和道德的进步以及实用知识的提升。显然，辉格党政府颁布的特许状是通过合并的办法，试图从管理体制上来调和伦敦大学学院与国王学院在对待宗教问题上的矛盾。为了避免两者矛盾的激化，第一特许状没有彻底抛弃宗教课程，正是在这种妥协的方案下才成立了伦敦大学。从理事会成员的身份来看，伦敦大学第一届38名理事会成员主要由当时医学界、法律界、政界知名人士以及皇家学会会员（其中大多为学界人士）组成，但也包括部分教会人士，而且他们主要来自牛津和剑桥大学；其中，医学界有16人（占42%），皇家学会会员18人（占47%），教会人士6人（占16%）。[20]从课程设置来看，第一特许状没有完全照搬大学学院或国王学院的课程，而是按文学、法学、医学将伦敦大学分为三个学部，并未提及但也未限制大学学院的理学课程和国王学院的宗教课程，而这正符合其办学目的，直到1858年颁布的特许状才设置了理学部。因此，从多方面来讲，伦敦大学都是“妥协的产物”[16]37，其妥协性主要表现为科学与宗教的妥协。
第三，初步建立了大学理事会和政府共管的双重治理模式。合并前的伦敦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分别是两个独立的大学，两者、特别是伦敦大学学院具有高度的自治权；合并后，伦敦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则是一所大学的两个学院，由新成立的理事会负责统一管理校务。理事会的权力主要有：拟定授课计划和教学大纲；监督和管理大学的事务和财产；制定和修改大学章程和条例；组织学位申请考试，并任命教师和考官；颁发文学、法学和医学学位等。但是，伦敦大学的建立是由辉格党政府一手操办的，这就意味着它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公立大学，这一性质主要表现在：一是事会的38名成员全部由政府任命；二是国王对大学具有视察权；三是经费受国家财务委员会的监督并接受其审计；四是所有规章和条例须由国务大臣审批和会签。因此，伦敦大学就形成了政府（包括国王、国务大臣和国家财务委员会）和理事会共管的双重治理模式，遂使两所大学原本享有的自治权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而且由于大学发展模式的转变，原来的学术研究机构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为考试机构。
三、结语：对第一特许状的总体评价
有的学者认为：“在世界各民族中，英国算得上是一个典型，它体现着一种独特的发展方式――英国发展方式。这种方式以和缓、平稳、渐进为主要特色，即使对世界事务不甚了解的人，也会有一种模糊的印象，即英国是一个稳重的民族，它注重实际而不耽于空想，长于宽容而不爱走极端，在世界历史的长剧中，属于英国的惊心动魄的场面着实不多见。”[22]应该说，这是对英国发展方式，即英国现代化道路的较为贴切的表述。在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中，英国的现代化道路表现出的是一种改革、妥协、渐进的特色，即在两种势力及其冲突形成之后，双方都没有完全战胜对方或走向各自的极端，而是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双方都能认可、相对妥协的中间路线，通过这条中间路线使原本冲突的双方得到缓和，在相互协调的过程中实现总体的发展。例如在宗教改革中，英国既没有完全保留罗马的天主教模式，也没有完全照搬欧洲大陆一些国家的新教模式，而是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寻求另一种形式的基督教，即国教，同时也存在非国教，这反映出英国发展方式及其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色。
在英国改革和发展的大背景下来分析第一特许状与伦敦大学早期发展的关系就显得十分明了，伦敦大学成为“妥协的产物”也就顺理成章了。事实上，在伦敦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相互斗争的过程中，第一特许状扮演了“协调人”的作用，通过合并的方式来协调两者在宗教问题上的对立，并企图以此来弥消两者的矛盾。不难发现，第一特许状其实质是将标志着英国发展方式的中间路线或妥协方案运用到了高等教育领域，它通过合并伦敦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的方式向社会宣告伦敦大学的成立，国家认可其享有招收学生、组织考试、颁发毕业证、授予学位等权利，并在法律层面上给予充分保护，赋予大学较多的自治权，如制定大学规章制度、成立理事会等。总的来说，上述措施适应了英国高等教育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合并的过程中诞生了新的大学，扩充了大学的规模，并通过创立校外考试制度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些均符合辉格党政府改革的目的，也体现了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所追求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理想。当然，这种妥协也体现了改革的不彻底性。例如，第一特许状在规定伦敦大学的未来发展时，没有选择伦敦大学学院重视科学教育的发展路径，也没有选择国王学院注重宗教教育的发展路径，而是另辟蹊径，把伦敦大学引向了考试机构的发展路径，从此以后伦敦大学演变成一个主要开展考试工作的机构，大学的重心不在教学与科研，而是转向了制定考试计划和组织考试。这遭致伦敦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的强烈不满，国王学院的教师认为单纯的考试是很不充分的教育检验方法，大学学院的教师又批评道：普遍的考试会降低和改变英国大学学位的价值与意义，且意味着对1836年建立的伦敦大学的妥协基础的背叛。[23]伦敦大学作为考试机构的现象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1898年《伦敦大学法》颁布，伦敦大学才从考试机构向教学科研与考试相结合的联邦制大学发展。由此可见，第一特许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伦敦大学的早期发展起了抑制作用，尤其是在教学科研与学术发展方面。
从总体上看，以第一特许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伦敦大学，形成了与牛津和剑桥大学不同的办学及治理模式，开辟了一条新的大学发展之路，对于近代英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堪称英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就伦敦大学本身而言，它既是“妥协的产物”，也是“改革的产物”，从更广、更深的层面来分析，这是由当时英国改革的形势及各种因素决定的，因为英国的现代化进程正是通过不断的“改革”，其中也包含“妥协”来实现的，这深刻地体现了英国现代化的基本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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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高等教育改革与大学生成才
高等教育改革与大学生成才
闫婧10523024 眼下正值春季招聘旺季，但应届大学生就业趋势依然严峻，专家指出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难将是一个长期态势，农民工的高薪更是让应届毕业生心生羡慕。高等教育不断改革的今天，还是让许多寒窗苦读二十年的学生一片茫然的应对未来。
无疑改革开放让高等教育改革真正有了发展，建立了学术研究模式，高校成了新兴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重要的学术论文更是居世界前列，力求达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使大学生真正能学有所用。更多的人则在探讨大学生应该在大学里学到什么。这也是高等教育改革研究的地方。有位专家就提出大学生在大学所学的专业知识在日后不会用到百分之一。大学应是寻找人生信仰，树立人生观和人生态度的时候，最应该学的不是专业知识而是哲学和历史。也有人说一个人的成功不在知识，而在思维。当一个人有了与世界相容的成熟思维，也就有了成功的重要资本。许多大学生空有一肚子埋头苦学的知识，却没有运用知识的思维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努力没有收获。
高等教育改革从过去的重理论，到现在理论结合实际，但是学生依然没有足够的操作能力，没有足够的实践就发现不了问题，看问题就只能浮于表面，不深入则无法创新，没有创新研究的成果或产生的论文虽然在数量上有绝对优势，但在影响力上则略逊一筹。改革中最迫切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让学生既有知识又有运用知识的思维。
想要在人才市场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就必须让自己无可替代，而大学这四年正是让自己开始具备特色的时候。改革就是要让大学生各具魅力，让用人单位各取所需。所以改革应是适应时代的，相关学校的相关专业研究人员适时对用人单位进行交流，了解本行业现行发展状况，了解对人才能力的要求的变化，适时改变教学模式与时俱进。同时还要把握不变的就是对于学生思维的开发。在改革中将宏观的概念转化成微观而具体的方法，处处体现改革的可行性。许多大学生上大学渴望过轻松的大学的生活，而不是学习知识，对自己的未来毫无概念。在经过严苛的高考后，大学生基本都具备成为人才的基础。在此基础上高等教育难在为学生提供灯塔，指明方向规避风险。改革应更注重对学生心灵的建设，在漫长的求学生涯中心有所依。同时即使学生走上社会不论外物如何依然能依着原来的路前行，不至于步入社会就手足无措。过去学校是相对封闭的，而现在学校的开放是许多大学生可以更早体验社会上的人和事，改革也让大学生创业成为一种趋势，经验和丰富的实践是大学生向成才之路迈进一步。因为就业难，许多人开始批判高等教育，怀疑高等教育改革的功效。但任何改革都有一定的过程，大学生从大一到大四的成才之路也需要千锤百炼。过多的竞争机制使得学生争名逐利忘记了投入学习反而一无所获，教育改革不仅要告诉学生怎么学，学什么，更要告诉学生为什么而学。有了正确的动力，才有了充足的动力，无论怎样努力才能成才。
教育改革就是为了培养更适合社会和国家发展的人才。李开复曾说：要做有用的创新。无论怎样教育改革赋予我们每个人独立发展的机会，只有改革的继续深入才能使每个人成为有用的人，就业难同缺人才的矛盾才能调和。
第三篇：高等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相关感想
高等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相关感想
10级CGA 李泓（2010050061）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强国必先强教。优先发展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对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决定性意义。
21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从现在起到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才竞争日趋激烈。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人口、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更加迫切。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根本在教育。
然而，我国教育还不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内容方法比较陈旧，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素质教育推进困难；学生适应社会和就业创业能力不强，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紧缺；教育体制机制不活，学校办学活力不足；教育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城乡、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滞后；教育投入不足，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尚未完全落实。接受良好教育成为人民群众强烈期盼，深化教育改革成为全社会共同心声。而其中最与我们密切相关的莫过于高等教育改革了。那么，为什么要进行高等教育改革？高等教育改革的内涵是什么？这是我们在讨论有关高等教育问题时必须首先考虑的。
新中国成立之始，由于长期战乱，经济水平较低，教育类专家严重缺失，我们选择了仿照前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细化专业，大力加强专业人才培养，这项举措适应了当时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随后进入90年代，我国教育则慢慢开始向西方靠拢，尤其是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式高等教育模式作为蓝本来设计中国的高等教育。不可否认，定学习先进的高等教育理念是提高自身水平的一大趋势。但是，对世界一流高校的过分强调追赶及高校自身定位的缺失导致资源配置严重不平衡、各大高校没有自身特色。在国内一流高校追赶世界一流高校的浪潮中，国内许多二流、三流高校也开始忽视了自身的基础条件和办学水平，同样地追赶国内一流高校，形成了一股的追赶潮。“赶超”现象在高等教育领域普遍存在，这使得高等教育改革显得势在必行。
有研究认为：“人们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本质与特征的解读似乎都与高等教育的实力或贡献密切相关”。即认为高等教育改革是一个综合性概念，评价指标是系统而多元的。然而，无论人们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涵义做何种解释，也无论高等教育改革的概念是综合的还是的多元的，有一点应该是可以确定的：在高等教育改革的诸多内涵中，培养人才的大规模、高质量是其基本内涵。不仅因为培养人才是高等教育自产生以来就具有的基本功能，而且在当今高等教育社会功能不断扩展的状况下，高等教育为社会能够做出的最大且为其他机构所不能代替的贡献仍然是培养高水平、高质量人才。
那么，怎样的人才才算是高水平、高质量人才呢？而高水平、高质量人才有应该如何培养呢？
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以多样化为基本特征的。所谓多样化是指在高等教育的各个领域，如办学、管理、教学、研究等体现出多元、多样的态势。培养人才也不例外。现代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从层次上讲有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之分；从类型上讲有学术型、应用型、技能型之别；更不用说学科类别上的多种多样。因此，这就给我们讨论什么是高水平、高质量的人才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不过，综合众多的有关高校人才培养的研究、论说，我们似可以对高水平、高质量人才做以下一些基本的定义。一方面，由于高校所培养的人才类型较多、层次有别，因此高水平、高质量人才不应是固定尺度、固定标准，如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型人才与高水平、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的衡量标准肯定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不论高校培养的哪种类型、哪一层次的人才，要达到高水平、高质量必须具备一些共同的品质与能力。在这些共同的品质与能力中，具有较高的知识素养与较强的创新能力应该是最为基本的。
就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来讲，虽然很难给出一个有关高等教育改革对高校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的准确的数量或质量要求，但是我们可以从世界上一些高等教育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中有的毫无疑问可以称作为高等教育强国）培养创新人才的实践中找到一些认识高水平创新人才数量或质量的思路。例如，诺贝尔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医学奖被公认为是世界自然科学界最具权威意义的奖项，它被授予那些在这些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成果的研究人员。因此，这些诺贝尔奖的获奖人数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一所大学乃至一个国家的自然科学研究水平，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一所大学乃至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培养学术型创新人才的能力。
如何才能培养适应新时代的需求的人才呢？根据我国当前的教育体系，我想或许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积极进行课程体制的改革，优化教学质量。
二、加大教学投入完善教学体制：加强实验室、校内外实习基地、课程教材等教学基本建设；推进和完善学分制，实行弹性学制，促进文理交融；支持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推进创业教育。
三、提升科学研究水平：鼓励高校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和区域创新中积极探索。在服务国家的大前提下鼓励自由探索，加强基础研究；以重大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加强应用研究。促进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科技教育资源共享，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
四、增强社会服务能力：提高学生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推进产学研用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开展科学普及工作，提高公众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积极推进文化传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积极参与决策咨询，充分发挥智囊团、思想库作用。鼓励学生参与志愿服务。
教育是一门艺术，而且是一门个性化很强的艺术，没有一种通用有方法可以适合所有的学生。只有通过不断的探索与实践，不断的改革与创新，才能在科技高速发展的21世纪培养出高效的人才。
第四篇：高等教育改革形势政策
浅谈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摘要】随着《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的出台，中国新一轮教育改革渐渐走上前台。而中国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国家，教育问题随着教育规模的发展也越来越严峻了，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密切关注中国教育改革的进程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中国当代高等教育的改革。
【关键词】中国高等教育教育改革《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
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前瞻
当今社会高等教育变得十分普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不少进展，特别是高校扩招以来，大大增加了人们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有利于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促进了整个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刚要》（2010-2020）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高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整体水平全面提升，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但就目前的水平而言，距离世界一流大学的路还很遥远。原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说：“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因为按照许院士的话，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有从事一流研究工作的国际知名教授；二是有一大批影响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三是培养出一大批为人类文明做出很大贡献的优秀学生。[1]
二、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各项事业改革的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成为高等教育各项改革的关键。改革的总目标是：理顺政府、社会和高校之间的关系，建立和完善政府统筹规划和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新体制。经过几年的努力，高等教育在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投资体制乃至高校内部的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展。在1999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之后，2000年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又行合并，组建新的北京大学。2000年初，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高等学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意见》，提出，从2000年起，用3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实现高等学校后勤社会化。
三、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是学生生活后勤改革。在对新建的学生宿舍及其他后勤服务设施的资金投入方面，应坚持主要依靠并充分利用社会的力量和资金的方针；中央和省、市人民政府，还应区别情况，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所有学生宿舍及其他后勤服务设施，均要采用新机制经营、管理。在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方面，也已经迈出了较大步伐。现在全国所有高校招生均实行“并轨”改革，即所有新生不再分为国家的任务和调节性计划两大类，都按同一类录取，并且缴纳学费。学校为贫困生提供贷学金。在学生就业方面，随着劳动人事制度的完善，目前主要实行“供需见面，双向选择”的就业办法。并将逐步实行除定向招生和享受定向或专项奖学金的学生，按规定方向或合同就业外，其他毕业生基本实行在国家政策指导下自主就业的制度。研究生教育得到空前发展。[2]
四、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路径
中国大学距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很大距离，那么必须走出自己的改革步伐才能紧跟上世界的潮流和趋势尤其是应该步入现代大学制度的行列中。西方的现代大学制度产生于11世纪的教会学校，成熟于13世纪。而中国的现代大学的建立以1928年的国立清华大学的建立为标志，尽管起步很晚，但是起点很高。因为其从开始之处就与西方大学的根源一致，那就是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原则。而1949年之后，尤其是从1952年的院系调整之后，中国大学便慢慢剥离掉现代大学的内容和形式。尽管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大学还远远没有世界一流，或者说水平相去甚远。所以，必须在当前的情况下努力找寻出高等教育改革的路径，在众多的路径中探索可行的选择。
路径一：西南联大模式。西南联大，是西南联合大学的简称。这是一所与抗战共存亡的学校，历时八年多。它的存在具有时效性但也具有借鉴意义。原因之一就是现在很多教育学者谈论和探讨的话题，这说明其存在的意义影响深远。这所学校在当时和现在来说都是成功的，尽管它是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组成的。但没有一个校长，只有三个原来的校长作为委员，他们分别是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
西南联大的成功来源于其与现代大学制度的吻合[3]。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是其两个基本特征。据当时的政论周刊《观察》评价其为“民主传统，宽容精神”。这些也得益于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社会制度对于学校的约束不是很严密。再者，就是教授群体的庞大，陈寅恪、朱自清、刘文典、钱锺书、费孝通、潘光旦等等当时的大师级人物汇聚在西南联大。这个教授群体教育出来的学生既有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自然科学家，也有何柄棣、王浩这样的社会科学家，更有如殷海光这样的具有自由气质的思想家。西南联大的成功具有时效性，历史
不能重演。但其成功的精髓值得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借鉴，但不会成为一种可行的路径选择。
路径二：C9高校联盟模式。据10月1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国内9所顶尖大学的校长们在10月10日至12日齐聚复旦大学，参加他们一年一度的联谊会。不仅是老友间的叙旧，他们更为一项重大的使命而来。在民众普遍对高等教育的办学质量不甚满意的情况下，校长们此次探讨一个雄心勃勃的话题：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
本次联谊会提出了中国大学的“中国模式”，但存在与否存在质疑。这就所学校都是211工程院校和首批“985”建设高校。但无论如何都是体制内的大学，这九所大学的联名希望走出当年的西南联大的气候是不可能的。这九所高校尽管占据了高等教育资源的大头，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但是按照现实的眼光来看，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钱学森之问”的难题。不过，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可以探索的一条新的路径。
路径三：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中外合作办学可以看做是教育领域的“洋务运动”。从最初的京师同文馆开始算起，随后，便是西学东渐的教会大学进入中国境内。今天，很多高校的前身无不是当初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等等一批教会大学。现在，新型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风起云涌，项目和机构纷繁无杂。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2003年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出台之后出现的。
这种办学模式能够吸引国际上先进和优质的教育资源，实现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和世界化。但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消化不良”乃至“不土不洋”的现状。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监管漏洞的缺失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在很多情况下，出现了盲目引进教育资源的现象，这自然跟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风气有关系。但中外合作办学毕竟是新鲜事物，对于这样的一种新鲜事务，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到挫折。
但在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教育主权第一的原则。否则，教育主权的旁落将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当然，强调教育主权不是要对其加强行政化、官僚化进程。只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进行宏观的指导和规划，让其走上正确的道路。
路径四：南方科技大学模式。据10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南方科技大学校园建设9月30日正式开工，55名应聘者参加了首批教辅、行政岗位的公开招聘考试。位于深圳的南方科大因国际化办学理念和“教授治校”模式一直备受外界关注，希望可以从中探索出中国高教改革之路。然而，南科大筹办3年半仍未获教育部正式批复。
南方科技大学，深圳，朱清时。这些字眼无不与改革联系在一起。这个借鉴隔壁香港科技大学的新型大学一开始就走了一条不寻常的路。但在这个“行政化”重重环绕的国度进行“去行政化”改革，的确是比较困难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假如南方科技大学能成功，将会给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那就是国际化理念和教授治校模式。这也是“大学独立”的要求之一。假如南方科技大学能够坚持这样的路线走下去，走好，那么，深圳将无愧“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的称号。
五、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之我见
教育产业化，是指运用现代产业发展机制和管理方式推进高等教育办学主体多元化、办学方向社会化和办学投入产出效益化的过程。
政府在高等教育的改革进程中也有一定的责任。作为高等教育供给主体之一，政府不仅需要在财政投入、制度和管理水平上努力提高，还需要强化市场意识，并在宏观上对高等教育领域进行全面的规范和引导。
首先，需要加强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构建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大财政投入，优化配置，整合各种教育资源，搭建强有力的高等教育平台，能够发挥显著的引领作用，从而有效地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稳定发展。
其次，要不断的调整知识结构和教育模式，满足社会的有效需求。高等教育作为专业教育，直接为社会输送各类高层次人才和服务，因此必须与市场保持紧密的联系。而我国传统高等教育存在的与市场需求联系不紧密、办学模式封闭滞后等弊端，导致其不能及时准确地反映经济发展态势，无法满足社会有效需求的变化。因此，政府必须洞悉当前社会的需求发展态势，审时度势，不断对高等教育的知识结构和教育模式进行调整，从而引导高等教育保持正确的前进路线。
再次，可以建立现代产权理念，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从产权理论的角度来看，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是我国高等教育取得快速发展的前提。政府和高校的关系并非不可变化，应该看到，由传统政府控制型向政府管理型转变应是高等教育改革目标之一。因此，建立现代产权理念，实现高校所有权和办学权的分离，使高校成为具有经营自主权的产权清晰的市场经济主体，既是重构政府和高校关系的契机所在，也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内在要求。
最后，要建立严格的准入、核查和激励制度。随着高等教育领域向社会（私人）资本开放，使得某些院校的办学规模、质量等指标没有一个严格而统一的标准。因此，政府首先应设立一定的门槛，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及配套措施，对高等教育供给主体进行资格审查，并在其提供高等教育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实行有效监督。其次应对其提供的高等教育产品进
行全面评估和核查，保证质量，提高消费主体的竞争力。第三，建立合情合理的激励制度，通过诸如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或者其他市场化手段对提供优质高等教育服务和产品的供给主体予以奖励。
现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供给和需求的发展不平衡，单一的供给无法满足日益多样化、多层次的社会需求。高等教育资源的这种短缺具体表现在其供给数量的匮乏和供给质量的缺陷两个方面。
现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还是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因此，不论是政府的投资还是社会投资，高等教育的供给主体不能够简单的孤立开来。高等教育改革需要更多的社会（私人）力量的参与，需要多元化的供给来使高等教育有更好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向着一个更高的层次发展，使我国的教育水平得到更好的提高。
参考文献：[1]人民日报
[2]《中国高等教育》杂志
[3]谢泳著：《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1年4月10日
第五篇：高等教育改革理论心得
近年来，无论是高等学校或是普通中等学校，先后陆续地进行名目繁多的教育评估，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提起检查、评估，教育界的人士并不陌生，它们不仅给学校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影响了正常的教学工作，而且伴随检查与评估而滋生的不正之风，给教育界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在各种检查和评估活动中，义务教育达标检查无疑是影响最大的，它
不仅涉及面最广，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最长。
众所周知，义务教育起源于欧洲，最早德国于1619年就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到20世纪初欧美国家大都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实施年限不同的义务教育。目前，发达国家都是实行巧年的义务教育，甚至连我国的香港和澳门也都实行了巧年的义务教育。因此，义务教育是国际规范的法规和政策，它具有特定的内涵，不能随便使用。义务教育是由英语的compulsory edueation一词翻译过来的，它的意思是强制性的、强迫的或被强迫的教育。强迫谁呢?义务教育主体双方都要受到强迫，即政府和受教育者或其监护人。按照义务教育法，政府必须为受教育者支付全额的学费，而受教育者或其监护人，必须保证完成义务教育，任何一方违约，都将承担法律责任。真正的义务教育法，政府与受教育者或监护人是对等的，而我国早先的义务教育法是不对等的，政府拥有权力，而不履行义务。当然，政府方面也许会说国情特殊，但就不该使用国际规范的“义务教育”这个名称。
值得注意的是，自1993年开始的义务教育达标检查和评估，是认认真真地走过场，虽然教育部向全世界宣布已经普及了义务教育，可是国际上并不认可，他们批评说，中国的义务教育法“形同虚设”，“是把国家本应投资的学费转嫁到民间”。由于对这种不实事求是的评估没有总结教训，错误未能得到纠正，所以各种假评估的做法越演越烈。最典型的莫过于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不仅广泛受到关注，也普遍受到批评。
前车之鉴是一句告诫人们要总结和吸取教训的成语，它是说前面的车翻倒了，而后面的车不能再重蹈覆车之辙。如果说我国过去的教育评估搞砸了，那么今后的评估应当吸取前面的教训。可是，我们的教育似乎并没有吸取教训。这几年，在基础教育领域里，又开展了内容涵盖很广的督导评估。8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教育督导与评估工作的意见》的通知，8月，又印发了《中小学体育工作督导评估指标体系》的通知。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又开展了各式各类的督导评估。这些评估都与明确的功利目标挂钩，如示范学校、合格学校、“普九”达标学校、普通高中星级评估、卫生达标创星工程、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学校、依法治校合格学校，等等。案例中披露，一个基层学校在9至11月的3个月中，要接受12个内容各异的检查与评估，平均每个月要完成4项评估。试想一下：面临如此之多的检查和评估，学校领导哪还有精力抓工作，教师何以能安心备课教学，学生怎能静心学习?对此，学校反映说，这种检查严重地干扰了学校的正常教学，不是促进而是帮倒忙!
过去检查和评估的一般程序是，教育领导部门提前发出检查的通知，规定检查和评估的内容，而下属学校都要成立专门迎检小组，制定和部署迎检的计划，甚至还要写出规范的迎检欢迎词。由于各种评估太多太滥，所以各个学校都有了应付检查的办法，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人形容说这种评估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也就是说上面各领导部门都要向学校下达检查和评估的任务，使得学校不堪重负。这种穷于应付的检查和评估，必定导致走过场，甚至弄虚作假。
教学检查和评估，作为教育管理工作的一种手段，如果正确地使用，是具有一定的督促作用。我们质疑我国过去所进行的教学评估，并不是笼统地反对一切教学检查与评估，而是不赞成运动式的、行政化的、劳民伤财的和不真实的各种检查与评估。经验表明：运动式的检查，必定是一阵风，正如群众说的，运动来了一阵风，运动过后无影踪。同时，检查过多，多则必滥。如果评估过于功利化，也必然导致弄虚作假。这些都是前车之鉴，不可不牢牢汲取，以防重蹈覆车之辙。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检查与评估呢?根据国外的经验，为了适时地、真实地反映教学工作的状况，应当采取独立的、随机式的和非功利化的检查与评估。首先检查和评估必须去行政化，实行独立的检查与评估。所谓独立的评估，是指建立独立的教育检查与评估机构，既不隶属于教育行政部门，也不受他们的指挥与支配。这种机构由懂教育的专家和高素质的专业人员组成，他们具有较高的法制和公平意识，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能够按照教育与管理规律办事，不受贿、不拘私、不讲情面，他们只受法律和职业道德的监督与制约。这样就避免了一些领导的官本位主义，为了炫耀自己的政绩而自吹自擂，甚至弄虚作假。
其次是随机式的检查与评估。这种检查与评估，是由独立的评估机构设计出科学的评估体系，事先不
发通知，不公布检查的项目和内容，由独立的评估机构掌握并对受查学校进行随机调查，作好检查的记录。也许，一次的检查不足以说明一个学校教学工作的全貌，如果把一年或几年的随机检查统计出来，其综合的调查结果就具有客观性、代表性和科学性。
再次是非功利化的评估。这种由独立评估机构进行的评估，不设定评估的功利性目的，既不划分等级，也不颁发奖励，只公示独立评估的结果。这种公示的信息，对于所有的单位都是公开的，也是公平的。至于这种评估的信息有何用处，各部门和各单位，都可以根据需要采用。例如，教育部门可以据此评价学校的水平，甚至划分学校的等级；人事部门可以据此录用人才；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满意的学校；各专业部门，也可以据此评价学校某方面的工作。这样既能反映学校的真实情况，又避免了多头检查与评估，大大减轻了学校的负担。
学校的中心任务是培养人才，因此学校的检查与评估工作必须围绕着这个中心进行，千万不能面面俱到。上面提到的某学校接受的13个项目的评估，如普法、敬老、廉洁文化、卫生安全、全员德育、民主评议行风、绿色生态区等，似可不必单独进行检查与评估。教育评估应当重点围绕着学校的办学理念和领导作风，教师的水平与职业操守，学习的风气与教育质量等。那种事事都要检查和评估.事实上是不相信办学者的表现，是不尊重他们独立自主办学的权利。检查与评估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我相信，一个学校只要有了先进的教育理念，有了坚强有力的领导，有了良好的学风，那么其他许多日常工作都可以带动起来，何必搞那些劳民伤财的不真实的检查与评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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