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严研究生导师：要求学生16小时开机（精选五篇）

第一篇：史上最严研究生导师：要求学生16小时开机

史上最严研究生导师：要求学生16小时开机

“上午7点至晚上11点，手机必须处于开机状态，并开通来电短信提醒功能。5小时内必须回复短信或电话。”这条规定既不是员工守则也不是好老公标准，而是出自一份研究生科研学习准则。

7月1日，大多数高校仍沉浸在繁忙紧张的期末考试中，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副教授陈儒军把一篇名为《陈儒军研究生学习科研准则》的文章发布到科研人员聚集的科学网上。一文惊起千层浪，这份准则随即被网友评价为“严格到令人窒息”，甚至有人直呼“变态”，陈儒军本人也被人称作是“史上最严导师”。

这篇文章引起的争议到底有多大？用陈儒军本人的话说，“强烈反对的人达到60%”。不少研究生说这样管得太死、限制太多，“这跟给小学生布置家庭作业有什么分别？”“这是雇佣关系而不是师生关系！”但也有支持者称赞陈儒军是负责任的好老师，要求严格是对学生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两天后，陈儒军在网上发布了《晒晒我指导研究生的成绩》一文，以此来回应争议，“我感到国内的研究生管理水平令人担忧。有不少导师抱怨学生不自觉学习，问题是作为导师你有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然而，争议并未停止，甚至愈演愈烈，一场有关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的探讨也就此展开。

为什么这么“严”：“只有无能的将军没有无能的士兵”

在这份共15条规定的“学习准则”中，陈儒军明确规定“每周日晚9点前以电子邮件方式向我邮箱发送一份一周的学习科研总结及下周的学习科研计划”。同样，每月、每季度、每半年，学生都被要求发送科研总结和科研计划到陈儒军的邮箱。另外，学生研一期间被要求精读导师指定的外文专著两本，对每本专著定期汇报口头或书面读书心得及总结。每本专著对应的汇报次数不低于10次。研二期间则被要求精读中外文献50篇，泛读文献100篇。不仅如此，陈儒军还要求学生离开校园超过20小时就向他请假。

如此严格的规定并非“拍脑袋拍出来的”，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陈儒军称自己带过两届研究生，一直都是这样要求的。“觉得成效不错，才放到网上给大家共享的”。对于质疑声最大的“16小时开机”规定，他解释道，其实95%以上的问题都在工作时间沟通好了，其余时间除非是比较紧急的情况，比如论文的修改，一般不会耽误学生休息。“要求学生离校请假则是出于学生安全的考虑，并不是要求学生加班。”

陈儒军表示，之所以制定近乎“企业化管理”的学习准则，与自己对如今每况愈下的学术风气感到担忧不无关系。他说，“越来越多的人只为‘混文凭’”。他希望通过“硬”一点的方法来遏制这种现象，逼着学生看文献、搞科研，也是及时和学生交流沟通的方式。他说，其实这种管理方式最早来自西门子公司，的确是一种企业式的管理，“因为我们主要从事应用性研究”，学生通过这样的管理能够很快适应入职后企业的要求。

更为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导师的言传身教对学生的影响太过“重大”。陈儒军告诉记者，不久前，他发现自己的论文被盗，且这名研究生的导师是学术界较有地位的一位“大牛”，“其实导师并不知道学生的这一行为，因为这篇论文他并未指导，学生只是为了毕业”。但这给陈儒军敲响了警钟，“导师不负责任，不了解学生，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换句话说，“只有无能的将军没有无能的士兵。”陈儒军在文章里写道，“不懂管理艺术的导师只能期待上帝惠顾，期待招的每一位学生都自觉认真地学习。我认为优秀的导师并不指望这些。优秀导师首先必须掌握先进管理手段，能够培养和挖掘人才。管理出人才，管理出效率。研究生学习效率的提高需要管理手段提供保障，导师的有效指导更需要管理手段来保驾护航。”

面对网络上一片质疑，陈儒军很无奈：在国外很多学校，这种模式都得到了认可，“可能是国内研究生教学历史并不长，没有形成管理制度。”陈儒军在美国参加学术会议时就发现，自己曾经的学生到了美国留学(微博)，“变得很有规矩”，离开学校两个小时以上便会向导师报备。“其实里面的要求都不难做到，是学生的本职工作”，他不明白为什么本来是学生分内的事，“贴到网上以后就变成了‘没人性’”。

“放羊派”、“老板型”导师横行，学生敢怒不敢言

相比以陈儒军为代表的“严苛派”，目前一部分研究生导师采取的“放羊式”管理则让学生轻松得多。研究生在研一修完学分后，不需要进入实验室，可自由选择实习或在寝室、图书馆自由研究，“需要各种签字时才找一下导师”。这样的模式被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的黄先生曾选择一名有资历的老教授作为导师，本以为“可以获得更好的指导以及更多资源”，没想到老教授脱离一线工作太久，跟不上新的发展，“问他问题，他也不知道。自己只能成天耗在实验室，觉得特别迷茫。”于是，本应2006年毕业的黄先生选择了提前毕业，“导师也不会留你，反正他只是把学生带毕业。”

与此类导师形成鲜明对比，一些“老板型”导师虽然给学生很多“机会”，却同样遭人非议。

今年3月，一名北大研究生为抵制“科研苦力”而发声明的事件在网络上引发热议。高校研究生沦为导师的“苦力”和“廉价劳动力”并不少见，学生甚至反问：“这不是很正常吗？”导师申请国家项目或承接公司项目，而把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交给研究生来做。“每天被各种琐碎的事情压得喘不过气，其实和我的专业一点关系也没有。”上海某高校一名二年级研究生叫苦不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本科同学拿的工资不少，自己却还在向家里要钱。

通常情况下，高校给研究生的补助是每月400元~600元不等，一个项目可以得到的经费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上亿元，但最后分到学生手中的，却寥寥无几。“毕竟像陈老师这样的导师太少了。”北京一所985高校的研究生卢平听闻陈儒军每月给学生的项目费用超过四位数后摇摇头，“我们曾经有个做了大半年的项目，最后才分到1000元。”

但是，大多数学生常常敢怒不敢言，还是会接下老师给的任务，“毕竟掌握着我们的生杀大权，不仅是毕业证，奖学金、补助，全都指望着导师点头。”卢平说，自己毕竟也只是想拿到文凭，忍一忍就过去了。

研究生剧烈扩招，队伍鱼龙混杂，部分学生“动机不纯”，导师坦言不好带

当导师们被口诛笔伐之时，这场争议中，另一群不能被忽略的主角也渐渐走进舆论视线，他们正是陈儒军眼中那些“士兵”。

一个巴掌拍不响。正如一些网友所言：如果一个学生不是奔着学术来读研的，再好的将军有用吗？“事物发展还是内因起决定作用！”

事实上，这般严苛的研究生规定并非首例。早在今年3月，彭真明就开始要求学生每周一至周五分别在9：00、14：

45、19：00三个时间段进入实验室时进行指纹打卡，但由于学生意见较多，最后只能作罢。

彭真明告诉记者，现在的学生大不如前了，“10年前，甚至是5年前都要好些”。他认为陈儒军带研究生时间不长，加上“严师”的名声在外，并没有遇到真正的差生，否则这样的规定对他们来说“根本没用”。和以前学生为了兴趣爱好而做研究相比，现在的学生“目的不纯”。

根据麦可思发布的2013届本科毕业生国内读研意向分析，学生选择在国内读研的第一理由是“就业前景好”（34%），第二是“想去更好的大学”（29%），而“想做学术研究”的比例只占9%。

“以前的学生很能干，做算法、做软件，现在学生很多装个系统都要求人了。”彭真明称现在学生“技能越来越差，想法越来越多”。

不过，对一些学生而言，这无可厚非。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微博 招生办)的研究生胡一坤告诉记者：“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热爱科研从事科研吧。”在他周围，读研的同学大多还是为了将来能有好的就业前景，文凭能够给他们一种“安全感”。巨大的就业压力，让他们觉得“输不起”，“不可否认我也是其中一员”。

事实上，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制度背景是，和过去一个导师只带一到两个研究生的“一对一”模式相比，在研究生扩招的大环境下，如今一个导师更多地是在面对多个学生，一般来说，两三年下来也只有一半的学生能“做事”。彭真明告诉记者，这样一来，真正能自主自觉学习的只有一小部分，其中大部分学生不知道该怎么去学习，需要导师的指引。

师生关系变质，何时回归学术？

在研究生导师们看来，如今的师生关系和他们求学时已经大不一样了。“那时老师就带我们两个学生，每天都泡在实验室。”陈儒军回忆，过年时他还会到导师家里吃年夜饭，而现在一个导师带七八个学生，很多学生可能一年到头也没见过导师几次面。

“现在的师生关系更像是一种各取所需。”胡一坤承认，自己对于纯粹的科研的确不感兴趣。在当下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环境下，不少研究生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学生，高校也不再是一座象牙塔，学生希望早日获得文凭出去工作，学校的研究环境并不能给他们想要的，所以自己找实习、接私活甚至创业的学生越来越多。

今年3月，本报就曾报道过这一现象，对那些可以帮助自己找到好工作、发表足够分量文章的导师，学生们常常是削尖脑袋“疯抢”导师，请客吃饭送礼等各种手段全都用上了；而那些默默无闻、专攻学术的导师则是“门前冷落车马稀”。

相应地，导师们也有自己的打算，评职称、拿经费，他们所关注的也不再只是“培养一两个杰出的人才”。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很多网友在陈儒军的博文下这样评论：“现在这样的导师太少了”。

彭真明认为，许多70后80后导师心态变了，“没那么有耐心了，学生毕不了业导师也要负责任，混毕业了，就没啥责任了。”与其把无心学术的学生绑在学校，还不如给他们文凭，帮他们毕业。

美国康奈尔大学植物研究所博士高山对国内研究环境感到失望，甚至觉得“烂透了”，所以他选择了出国。国外纯粹的师生关系让他“比较满意”，他告诉记者：“我常怀念以前的孔子学院，没想到现在只能在异乡实现科研的愿望了。”但高山还是期待国内研究生教育现状能够有所改变。

事实上，对此次处于舆论漩涡中的陈儒军，他的学生对这位“最严导师”并未表现出争议中那样的“反感”。“早就听说陈老师是这样的风格，老师很不错，本科的时候就跟着老师做过项目。”陈儒军的研究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自己当初就是冲着陈老师来的，“陈老师在学生中人气很高，生源很好。”

陈儒军告诉记者，张明刚读研时写作水平很差，每次汇报都有不少错别字。但一年的训练让他的写作水平和英语水平大幅度提高，“每周的汇报还是有用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陈儒军指导研究生的成绩“还不错”，比如，他所带第一届研究生全部进入中兴通讯从事开发工作，这在中南大学该专业是首次。“甚至有已经工作的学生辞掉工作，重新回到我的团队。”

不少网友就此将陈儒军的最严十五条规定称作是向学术关系回归的一种尝试，“师生间不就应该是这样一种纯粹的治学与求学吗？”

（实习生 徐晶晶 本报记者 邱晨辉）

(中国青年报)（应受访人要求，文中学生名字均为化名）

第二篇：“最严研究生导师”能否让师生关系回归学术

“最严研究生导师”能否让师生关系回归学术

“上午7点至晚上11点，手机必须处于开机状态，并开通来电短信提醒功能。5小时内必须回复短信或电话。”这条规定既不是员工守则也不是好老公标准，而是出自一份研究生科研学习准则。

7月1日，大多数高校仍沉浸在繁忙紧张的期末考试中，中南大学[微博]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副教授陈儒军把一篇名为《陈儒军研究生学习科研准则》的文章发布到科研人员聚集的科学网上。一文惊起千层浪，这份准则随即被网友评价为“严格到令人窒息”，甚至有人直呼“变态”，陈儒军本人也被人称作是“史上最严导师”。

这篇文章引起的争议到底有多大？用陈儒军本人的话说，“强烈反对的人达到60%”。不少研究生说这样管得太死、限制太多，“这跟给小学生布置家庭作业有什么分别？”“这是雇佣关系而不是师生关系！”但也有支持者称赞陈儒军是负责任的好老师，要求严格是对学生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两天后，陈儒军在网上发布了《晒晒我指导研究生的成绩》一文，以此来回应争议，“我感到国内的研究生管理水平令人担忧。有不少导师抱怨学生不自觉学习，问题是作为导师你有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然而，争议并未停止，甚至愈演愈烈，一场有关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的探讨也就此展开。

为什么这么“严”：“只有无能的将军没有无能的士兵”

在这份共15条规定的“学习准则”中，陈儒军明确规定“每周日晚9点前以电子邮件方式向我邮箱发送一份一周的学习科研总结及下周的学习科研计划”。同样，每月、每季度、每半年，学生都被要求发送科研总结和科研计划到陈儒军的邮箱。另外，学生研一期间被要求精读导师指定的外文专著两本，对每本专著定期汇报口头或书面读书心得及总结。每本专著对应的汇报次数不低于10次。研二期间则被要求精读中外文献50篇，泛读文献100篇。不仅如此，陈儒军还要求学生离开校园超过20小时就向他请假。

如此严格的规定并非“拍脑袋拍出来的”，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陈儒军称自己带过两届研究生，一直都是这样要求的。“觉得成效不错，才放到网上给大家共享的”。对于质疑声最大的“16小时开机”规定，他解释道，其实95%以上的问题都在工作时间沟通好了，其余时间除非是比较紧急的情况，比如论文的修改，一般不会耽误学生休息。“要求学生离校请假则是出于学生安全的考虑，并不是要求学生加班。”

陈儒军表示，之所以制定近乎“企业化管理”的学习准则，与自己对如今每况愈下的学术风气感到担忧不无关系。他说，“越来越多的人只为‘混文凭’”。他希望通过“硬”一点的方法来遏制这种现象，逼着学生看文献、搞科研，也是及时和学生交流沟通的方式。他说，其实这种管理方式最早来自西门子公司，的确是一种企业式的管理，“因为我们主要从事应用性研究”，学生通过这样的管理能够很快适应入职后企业的要求。

更为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导师的言传身教对学生的影响太过“重大”。陈儒军告诉记者，不久前，他发现自己的论文被盗，且这名研究生的导师是学术界较有地位的一位“大牛”，“其实导师并不知道学生的这一行为，因为这篇论文他并未指导，学生只是为了毕业”。但这给陈儒军敲响了警钟，“导师不负责任，不了解学生，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换句话说，“只有无能的将军没有无能的士兵。”陈儒军在文章里写道，“不懂管理艺术的导师只能期待上帝惠顾，期待招的每一位学生都自觉认真地学习。我认为优秀的导师并不指望这些。优秀导师首先必须掌握先进管理手段，能够培养和挖掘人才。管理出人才，管理出效率。研究生学习效率的提高需要管理手段提供保障，导师的有效指导更需要管理手段来保驾护航。”

面对网络上一片质疑，陈儒军很无奈：在国外很多学校，这种模式都得到了认可，“可能是国内研究生教学历史并不长，没有形成管理制度。”陈儒军在美国参加学术会议时就发现，自己曾经的学生到了美国留学[微博][微博]，“变得很有规矩”，离开学校两个小时以上便会向导师报备。“其实里面的要求都不难做到，是学生的本职工作”，他不明白为什么本来是学生分内的事，“贴到网上以后就变成了‘没人性’”。

“放羊派”、“老板型”导师横行，学生敢怒不敢言

相比以陈儒军为代表的“严苛派”，目前一部分研究生导师采取的“放羊式”管理则让学生轻松得多。研究生在研一修完学分后，不需要进入实验室，可自由选择实习或在寝室、图书馆自由研究，“需要各种签字时才找一下导师”。这样的模式被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彭真明称为“导师被无能型”。

这样的导师如今并不鲜见。一方面，有的老教授资历较高，长期不在一线工作，对于新的研究动态和学术动向早已陌生。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也变成了高年级带低年级，导师很少直接插手也无从插手。学生的问题无法解决，只能自学的现象已司空见惯。另一方面，一部分导师有自己的事业，给公司做项目“接私活”，甚至自己开公司，精力并没有放在学术或培养人才上，“硕士生导师”也沦为方便其敛财的一个空头名号。

湖南工业大学教师王永就给出这样的评价；陈儒军现在还比较年轻，所以有精力严抓学风，“再过十年二十年看看，等到他成了老教授，还有心思这样带学生吗？”

以往，导师“放羊”多出现于人文社科类学科，这些学科的研究生学习模式往往是以传统的授课模式为主，因此学生的自由空间很多。“偶尔和导师一起吃饭，平时自己看看书，暑假还能有时间去国外旅游。”和不少理工科同学暑假只放一周假相比，中部地区某985高校公共管理学的一位研究生告诉记者，“我们要轻松得多”。

然而，当下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抱怨，这样的方式是在“浪费时间，没有收获”。200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微博]的黄先生曾选择一名有资历的老教授作为导师，本以为“可以获得更好的指导以及更多资源”，没想到老教授脱离一线工作太久，跟不上新的发展，“问他问题，他也不知道。自己只能成天耗在实验室，觉得特别迷茫。”于是，本应2006年毕业的黄先生选择了提前毕业，“导师也不会留你，反正他只是把学生带毕业。”

与此类导师形成鲜明对比，一些“老板型”导师虽然给学生很多“机会”，却同样遭人非议。

今年3月，一名北大研究生为抵制“科研苦力”而发声明的事件在网络上引发热议。高校研究生沦为导师的“苦力”和“廉价劳动力”并不少见，学生甚至反问：“这不是很正常吗？”导师申请国家项目或承接公司项目，而把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交给研究生来做。“每天被各种琐碎的事情压得喘不过气，其实和我的专业一点关系也没有。”上海某高校一名二年级研究生叫苦不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本科同学拿的工资不少，自己却还在向家里要钱。

通常情况下，高校给研究生的补助是每月400元~600元不等，一个项目可以得到的经费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上亿元，但最后分到学生手中的，却寥寥无几。“毕竟像陈老师这样的导师太少了。”北京一所985高校的研究生卢平听闻陈儒军每月给学生的项目费用超过四位数后摇摇头，“我们曾经有个做了大半年的项目，最后才分到1000元。”

但是，大多数学生常常敢怒不敢言，还是会接下老师给的任务，“毕竟掌握着我们的生杀大权，不仅是毕业证，奖学金、补助，全都指望着导师点头。”卢平说，自己毕竟也只是想拿到文凭，忍一忍就过去了。

研究生剧烈扩招，队伍鱼龙混杂，部分学生“动机不纯”，导师坦言不好带

当导师们被口诛笔伐之时，这场争议中，另一群不能被忽略的主角也渐渐走进舆论视线，他们正是陈儒军眼中那些“士兵”。

一个巴掌拍不响。正如一些网友所言：如果一个学生不是奔着学术来读研[微博]的，再好的将军有用吗？“事物发展还是内因起决定作用！”

事实上，这般严苛的研究生规定并非首例。早在今年3月，彭真明就开始要求学生每周一至周五分别在9：00、14：

45、19：00三个时间段进入实验室时进行指纹打卡，但由于学生意见较多，最后只能作罢。

彭真明告诉记者，现在的学生大不如前了，“10年前，甚至是5年前都要好些”。他认为陈儒军带研究生时间不长，加上“严师”的名声在外，并没有遇到真正的差生，否则这样的规定对他们来说“根本没用”。和以前学生为了兴趣爱好而做研究相比，现在的学生“目的不纯”。

根据麦可思发布的2013届本科毕业生国内读研意向分析，学生选择在国内读研的第一理由是“就业前景好”(34%)，第二是“想去更好的大学”(29%)，而“想做学术研究”的比例只占9%。

“以前的学生很能干，做算法、做软件，现在学生很多装个系统都要求人了。”彭真明称现在学生“技能越来越差，想法越来越多”。

不过，对一些学生而言，这无可厚非。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微博]的研究生胡一坤告诉记者：“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热爱科研从事科研吧。”在他周围，读研的同学大[微博]多还是为了将来能有好的就业前景，文凭能够给他们一种“安全感”。巨大的就业压力，让他们觉得“输不起”，“不可否认我也是其中一员”。

事实上，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制度背景是，和过去一个导师只带一到两个研究生的“一对一”模式相比，在研究生扩招的大环境下，如今一个导师更多地是在面对多个学生，一般来说，两三年下来也只有一半的学生能“做事”。彭真明告诉记者，这样一来，真正能自主自觉学习的只有一小部分，其中大部分学生不知道该怎么去学习，需要导师的指引。

师生关系变质，何时回归学术？

在研究生导师们看来，如今的师生关系和他们求学时已经大不一样了。“那时老师就带我们两个学生，每天都泡在实验室。”陈儒军回忆，过年时他还会到导师家里吃年夜饭，而现在一个导师带七八个学生，很多学生可能一年到头也没见过导师几次面。

“现在的师生关系更像是一种各取所需。”胡一坤承认，自己对于纯粹的科研的确不感兴趣。在当下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环境下，不少研究生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学生，高校也不再是一座象牙塔，学生希望早日获得文凭出去工作，学校的研究环境并不能给他们想要的，所以自己找实习、接私活甚至创业的学生越来越多。

今年3月，本报就曾报道过这一现象，对那些可以帮助自己找到好工作、发表足够分量文章的导师，学生们常常是削尖脑袋“疯抢”导师，请客吃饭送礼等各种手段全都用上了；而那些默默无闻、专攻学术的导师则是“门前冷落车马稀”。

相应地，导师们也有自己的打算，评职称、拿经费，他们所关注的也不再只是“培养一两个杰出的人才”。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很多网友在陈儒军的博文下这样评论：“现在这样的导师太少了”。

彭真明认为，许多70后80后导师心态变了，“没那么有耐心了，学生毕不了业导师也要负责任，混毕业了，就没啥责任了。”与其把无心学术的学生绑在学校，还不如给他们文凭，帮他们毕业。

美国康奈尔大学植物研究所博士高山对国内研究环境感到失望，甚至觉得“烂透了”，所以他选择了出国。国外纯粹的师生关系让他“比较满意”，他告诉记者：“我常怀念以前的孔子学院，没想到现在只能在异乡实现科研的愿望了。”但高山还是期待国内研究生教育现状能够有所改变。

事实上，对此次处于舆论漩涡中的陈儒军，他的学生对这位“最严导师”并未表现出争议中那样的“反感”。“早就听说陈老师是这样的风格，老师很不错，本科的时候就跟着老师做过项目。”陈儒军的研究生张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自己当初就是冲着陈老师来的，“陈老师在学生中人气很高，生源很好。”

陈儒军告诉记者，张明刚读研时写作水平很差，每次汇报都有不少错别字。但一年的训练让他的写作水平和英语水平大幅度提高，“每周的汇报还是有用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陈儒军指导研究生的成绩“还不错”，比如，他所带第一届研究生全部进入中兴通讯从事开发工作，这在中南大学该专业是首次。“甚至有已经工作的学生辞掉工作，重新回到我的团队。”

不少网友就此将陈儒军的最严十五条规定称作是向学术关系回归的一种尝试，“师生间不就应该是这样一种纯粹的治学与求学吗？”

第三篇：史上最严环保法比较及亮点

史上最严环保法，严在哪儿，亮点

严在哪儿：

一、对企业要求更严，特别是首次规定“按日计罚”的严厉措施，将会给污染企业以从未有过的最大违法成本；

二、对地方政府要求更严，明确了环保直接与干部考评挂钩；

三、对监管部门要求更严，列举了九种失职渎职行为，并规定了严厉的行政问责措施。

具体比较：

一、从经济优先到生态文明建设 旧环保法

经济优先，环境保护要促进经济发展。

新环保法

提出了生态文明，围绕生态文明进行制度建设，围绕生态文明采取一些硬的措施，考核机制，采用环境信用制度，法律责任很严格等等，执法理念有创新，有突破。

二、强化技术手段 旧环保法

在科技、教育培训方面一句话带过。旧环保法规定，国家鼓励环境保护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强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提高环境保护科学技术水平，普及环境保护的科学知识。

新环保法

在经济投资、教育、科技等方面，新环保法增加了多个条款，细化了具体的做法。比如加强环境风险调查，比如中共党中央进行的基础研究，包括环境的风险评估、环境信息建设等等。

三、监管模式从点到面的转变 旧环保法

以点源为基准，一个个企业去监管。（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污染是区域性、流域性的，比如，农村的面源污染。对建设项目是没有做环境评价的。）

新环保法

新增了一些流域、区域式的监管方法。针对农业的面源污染，比如屠宰、养殖，它要求屠宰场、养殖场的选择和农村农药化肥施用都必须符合有关规定。针对大气雾霾，水流域污染，新环保法专门做出了规定，强调水和大气的联防联控机制。另外，新环保法不仅引入了许可管理制度，对许可管理做出了综合性的规定，还明确规划必须进行环境评价，对规划没有做环评的也不得进行评估。

四、增加了查封、扣押等监管手段 旧环保法

没有查封扣押权，执法常陷入尴尬境地。

新环保法

新《环保法》对违法排污设备，规定了可以掌控，可以查收。对拒不治污的企业还有行政代执行权，这些措施都是有利于查封违法行为。对于那些环境违法的企业，还可以采取综合性调控手段。诸如，断水、断电等，这些措施都是非常利于企业开展绿色生产和清洁生产。

五、增加公众参与度

旧环保法

分为：准则、环境监督管理、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法律责任，附则，总共六章。

新环保法 改为七章，法律责任之前增设了一章是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专门让老百姓去参与环境保护，监督环境保护工作。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公开环境信息义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举报和诉讼环境保护的权利。

六、加大处罚力度 旧环保法

旧环保法中大多数处罚额度都在5万元以下，并且，如果违法单位接到处罚通知后责令不改，一般按照新一轮的违规行为重新界定处罚。

新环保法

新《环保法》很多条款是非常严厉的，比如拘留，行政拘留是四种情况，没有环境保护评价就要拘留，你投排污染物拘留，你如果伪造、造假也要拘留，包括瞒报、谎报数据也采取拘留的形式。对地方政府来说，对于不重视，不认真履行法律职责的官员，特别是市长、副市长、县长、副县长，可以采取引咎辞职的制度，你对人民不负责，人民可以让你不负责。

六大亮点：

一、立法理念有创新。

1989年的《环保法》依然是经济优先、主导发展。而新法更加重视环境质量，提出保护优先、围绕生态文明进行制度建设。充分体现出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二、技术手段在加强。

1989年的《环保法》在科技、教育培训方面比重很小，而新法更加重视提高环境保护的技术手段，更加重视环境风险调查和环境信息建设，提到了生态保护红线、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生态补偿等新的制度建设，也对旧法中环评、区域限批等进行了调整完善，新法有利于新的环境标准和配套法律出台，推动提高环保领域的信息技术。

三、监管模式在转型。

传统的环境保护以1989年《环保法》为典型，它的环境监管以点源为基准，主要监管单独的企业个体。而新法更加重视区域性、流域性的环境污染问题。新环保法第20条明确规定，国家建立跨行政区域的重点区域、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止协调机制，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的防治措施。

四、监管手段出硬招。新法增设了按日计罚、治安拘留等措施，规定了环境公益诉讼，赋予环保部门查封扣押权，明确了环境监察机构的法律地位。

五、民主参与比重大。

新法增设关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新篇章，引导老百姓参与环境保护，监督环境保护工作，赋予了民众的环保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的权利。更加凸显政府的环保责任，明确规定，政府接受人大监督，每年一到两次需向人大或常委会汇报环境保护工作，环境保护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比重加大。

六、法律处罚更严厉。

新法从原来的47条增加到70条，加入了“对拒不改正的排污企业实施按日计罚”，“对眼中的违法行为采取行政拘留”，以及“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在面对政府的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时要引咎辞职”等内容，成为“史上最严”环境保护法，为违法行为架起“高压线”，环保违法成本大幅提高。

第四篇：史上最严环保法严在哪儿？

史上最严环保法严在哪儿？

——环保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别涛谈落实新环保法要点

7月31日，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四届八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暨劳模表彰大会上，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别涛就钢铁行业如何落实新的《环境保护法》作了专题报告，围绕当前我国面临的严峻环保形势和新环保法的落实要点向与会600多位代表进行了宣讲。别涛特别提醒：“钢铁企业要组织员工认真学习新环保法，加强管理，严格执行新环保法，控制环境风险。”

《环境保护法》修订背景

别涛介绍，我国环境面临城市空气质量退化、水呈现成流域污染状况、土壤质量下降、生态系统脆弱、环境风险高等问题。目前，虽然局部地区和部分行业环保有所改善，但总体恶化状况尚未遏制，形势依然严峻，未来的环保压力将继续加大。我国环境问题发展到这种程度的综合原因至少有8条：过于粗放的发展方式、不尽合理的空间布局、先天不足的能源结构、素质不高的庞大人口、未富先奢的消费方式、不可持续的贸易方式、整体落后的科技水平、极其薄弱的法治意识。

“尽管我国已成为世界工厂，但布局不合理带来的环境问题明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区域占全国国土面

积的6.3%，但火电装机之和占全国的31.3%，二氧化硫排放量达到7.84吨/平方公里，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4倍。”别涛表示，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总体上仍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许多产品出口了，但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留在国内。据估算，我国30%的二氧化硫排放、25%的烟尘排放、20%的化学需氧量源于出口贸易。从环境角度看，我国许多产品的出口，可以说是“亏本生意”。

别涛强调，我国的环境法治十分脆弱。企业自觉守法率低，环境违法普遍；行政环保执法不力，制约因素众多。“我们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经济，但环境资源压力继续加大；另一方面又要大力保护环境，但经济增长速度容易受到影响。”别涛说。

别涛表示，当前，如何从制度和立法层面，缓解和减少公众对环境恐惧感、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平衡公众诉求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探索现代社会发展路径，已经成为中国发展中的重要命题。

别涛介绍，1979年9月份，我国环保法通过试行；1989年12月份，第一次修改。迄今我国逐步制订了环保类专项法律30件、行政法规90余件、地方法规600余件、规章标准1000件。基于这些环保法律法规，形成了环境评价、“三同时”、排污许可、环境标准、强制淘汰、事故应急、总量控制、目标考核、公众参与、法律责任构成的主要环保法律

制度；逐步制订了由排污收费、污水处理费、脱硫电价、脱硝和除尘电价、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税收、政府和企业的绿色采购、绿色贸易、生态补偿、污染治理专项资金、排污交易、环保产业等构成的环保经济政策体系。《环境保护法》的修订，自2011年初启动以来，历经两届人大，四次审议，于今年4月24日通过，明年1月1日施行，其条文也由试行时的33条增加到目前的70条。

新《环境保护法》要点解析

别涛介绍，新《环境保护法》增加了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一章，修改了12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创新了环境理念。新环保法在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上，进行了重大调整，由“环保应当与发展相协调”，修订为《发展应当与环保相协调》。强调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与环境相协调，发展不能超越突破环境的承载能力。基本原则中增加了“保护优先”、公众参与。要求严格风险控制和风险评估，强调环境安全和生态安全，实行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明确要求提出经济和技术政策应当评估其环境影响。

二是强调多元参与、社会共治的现代环境治理模式。进一步明确了环境事务的10类主体：国家、政府、环保部门、有关部门、其他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公民个人、社会组织、环境服务机构、行业及专业机构。国务院现有26个

部门中，有20个涉及环保。

三是明确了企业、部门和政府不同人员的环保责任。包括：排污单位负责人、相关人员，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实施现场检查的环保部门工作人员，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负责环保的有关工作人员、主要负责人等。新《环境保护法》中有82次用了“应当”这个词，如造成了环境污染事故，政府主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引咎辞职等；提到“监督”21次，如公民可举报，社会组织、媒体应当监督等，大幅增加了公众监督的力度。

四是新法不但明确了企业环保责任，而且进一步强化了环境违法的法律责任。关于环境违法的行政处罚，新《环境保护法》加大了惩罚力度。例如，对“未批先建”行为，过去是责令企业补办手续，逾期不补办的再罚款5万元~20万元，现在环保部门可以直接责令企业停建；环保部门按专项法律罚款后，会责令违法企业改正，并确定一个改正期限，如果逾期不改，继续违法排放的，将按罚款基数按天累计计罚；对超标排污行为，如果企业没有相应的环保设施，环保部门则会要求企业停产整顿，待其环保设施建成后再恢复生产。

关于环境污染的民事赔偿责任，国家环保部门正按照中央关于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要求，组织建立环境损害的鉴定评估规范和方法，推动组建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专业

机构。

关于环境污染犯罪，新《环境保护法》要求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2013年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联合发布的“环境犯罪司法解释”，企业行为只要符合其中一种，即被认定为环境犯罪。例如，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排放危险物质；排放危险废物3吨以上；排放含重金属等超标3倍；私设暗管排放危险物质；2年内曾因排放危险物质，受过2次以上行政处罚，第三次实施前列行为等5种情形。又如，企业违法排污造成30万元以上损失，致使乡镇水源取水中断12小时以上的，致使农田5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致森林死亡50立方米，致使30人以上中毒、3人以上轻伤、1人以上重伤等8种情形，只要达到结果的，就是犯罪。

第五篇：史上最严IPO财务核查风暴述评

“史上最严IPO财务核查风暴”综述

2012年12月28日，证监会发布《关于做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2012财务报告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掀起了被称为对拟上市公司“史上最严财务核查风暴”。审核重心指向IPO在审企业的财务真实性，重点检查虚构交易、现金收付等，力求挤出财务水分，充分披露在审企业的风险；同时，证监会明确要求保荐机构应勤勉尽责，并进一步强调了其对上市公司的连带责任。

检查风暴给发行人、中介机构带来巨大压力，16家拟上市企业被终止审查，另有部分拟上市公司主动撤回申报。

该检查风暴给我们的启示在于：无论是否是公众公司，坚持阳光、正向和规范的业务运作，完善财务管理、内部控制，真金就不怕火炼；此外，对于拟上市的公司而言，应密切关注、认真学习，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做实业务、做好管理、强化内控、规范运作，从而少走弯路，提高效率。

一、检查风暴的背景

关于检查风暴的背景，有以下几种说法：

解读

一、解决IPO堰塞湖。至2013年1月末，拟IPO上市待审公司数量达873家，新股“堰塞湖”阴霾笼罩中国股市，股市长期低迷；经过此轮财务核查之后，在审企业的财务报告中的水分将被大大挤出，不少拟过会企业或主动或被动地撤回申请，将为IPO“堰塞湖”纾困。实际情况是，自开展检查以来，两市拟上市企业已有16家被终止审查，部分以圈钱为目的的拟IPO“南郭先生”开始陆续选择退出。

解读

二、铁腕整治上市公司造假，对业绩“变脸”监管越来越严格。2012年新上市公司因造假而导致业绩下滑较同期急剧增加，至2013年1月24日，已有27家公司表示确定将出现业绩下滑，最高降幅达91%，有5家公司业绩大幅下滑超过50%；2012年上半年，有29%的上市企业业绩下降，6%的企业下降50%以上，而同比2011年上半年，仅有7%业绩下降。

解读

三、审核阵地前移，深化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宋丽萍认为，此次核查是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向在审阶段的延伸，目的就是做实拟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让发行人说真话，让真实的信息来决定价格。

二、检查风暴的主要措施

1.证监会2012年12月28日发布《关于做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2012财务报告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 《通知》明确要求中介机构特别关注发行人是否存在自我交易、关联方代为支付成本费用、与利益群体发生交易往来、体外资金支付货款、压低员工薪金、调控期间费用等12项粉饰或操纵利润情形。换言之，核查令就是还原拟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剔除严重粉饰业绩、业绩下滑严重的拟上市企业，为优质企业让道，从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2.证监会召开IPO在审企业2012财务报告专项检查工作会议，要求各保荐机构、会计师在2013年3月31日之前将自查工作报告报送证监会，之后再由证监会抽查，以遏制财务造假。

3.1月29日，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创业板发行监管部、会计部三部门联合发文，就此次财务核查工作中遇到的相关问题做了统一答复，并在证监会网站上挂出了《关于首次发行股票公司2012财务报告专项检查工作相关问题的答复》。

《答复》强调发行人是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并堵死可能出现的政策漏洞。要求在3月31日之前新申报的企业也应纳入本次自查范围，新申报企业需同时递交申报材料和自查报告。要求中介机构应对自查事项形成明确、清晰的意见，并以积极方式提出结论。

此前，证监会2012年5月23日还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提高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有关问题的意见》（证监会[2012]14号公告）。

三、检查风暴的主要内容和重点

据悉，此次核查大类项目多达9个，分别是“内部控制核查”、“财务和财务信息印证情况核查”、“盈利增长和异常交易情况核查”、“关联方和关联交易情况核查”、“收入确认的真实性、合规性和毛利率变动的合理性的核查”、“主要客户和供应商核查”、“存货真实性和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性核查”、“现金收付交易核查”、“其他财务异常信息核查”。

而每个大类项目中分别有细化的核查内容，共计29项核查内容，下又包括117细项工作底稿内容。其中“盈利增长和异常交易情况核查”的项目最多，达16个，甚至细致到连发行人“是否通过压低员工薪金，阶段性降低人工成本粉饰业绩”都要核查，底稿内容包括：对报告期发行人员工薪酬进行分析，其中固定薪酬部分核查其有无明显下降和人为压低，绩效薪酬考察其与经营业绩是否挂钩，并与同行业上市公司以及当地平均工资进行比较。

为了查清楚发行人是否与客户或供应商有私下利益交换的行为，必须核查发行人的前二十大客户和二十大供应商，逐条核对采购成本、资金流等条目。

对于发行人资金管理，需要检查发行人是否建立了资金授权、批准、审验、责任追究等相关管理制度，自查报告要求提供近三年的银行流水账，核查银行对账单和银行日记账。针对关联方的核查，不仅限于工商资料，要实地走访、核对工商、税务、银行资料，客户的关键管理人员是否发行人的前员工或者有亲属关系，均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来判断关联关系从严对待；另一方面，与客户的业务量同客户自身规模是否相称也要关注；对于交易确认回函，需要仔细检查回函的内容，如回函地址、回函日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