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电影导演工作与电影制作

第一篇：张艺谋：电影导演工作与电影制作

张艺谋：电影导演工作与电影制作

序:

《张艺谋谈电影创作电影导演》是我院张会军院长对多位中国知名导演的个人访谈文章中的一篇，现在这本访谈录尚未出版，但为了支持我校校刊的建设，使全院师生尤其是刚入校的新同学更多更好地了解电影学院了解电影，张院长特别向本刊提供了以下这篇访谈。

该文章不同于以往媒体或个人对张艺谋的访谈，在张院长的这篇访谈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国际上声名显赫的大导演，而是一位和我们有着同样求学经历的对我们谆谆教诲的师兄，他通过对所有拍摄或导演过的影片的客观全方位的阐述告诉我们他对电影的认识和热爱，这种访谈不是娱乐杂志的八卦新闻，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影人之间的对话！

在此特别鸣谢张会军院长对我们校刊的关心和支持！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同学可以从中学习到做一个电影人的真谛。

电影：

我怎么看待电影？我觉得，电影就是一个梦。电影的形式就是一个梦。我们把自己的梦传达给别人，让别人跟我们一起造梦。梦的解释很广泛，我们是在梦里寄托自己的一种感觉。

作为电影导演，当你的影片拍摄到了一定的程度，影片中的电影技巧，你对电影的了解，以至于你在影片中如何去讲一个故事，都不重要了。大家的水平都差不多，电影拍到了最后，就如俗话所讲的那样：文如其人。个人的情感、感觉都表现在电影当中。我不能总结我自己的影片拍摄，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在影片拍摄的过程中比较倾向平民化。我一直保持着普通人的平和的心态。我觉得，一个人生长的环境，成长的经历，会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对一个人留下深深烙印，不能磨灭。电影中会反映和表现出来。

我们常说，拍电影的过程是导演的一个克服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妥协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坚持自我的过程。我们将来工作谁都会面对这样的现实。

我拍电影，首先希望能从一个通俗的角度讲一个故事。让观众喜欢看，让观众理解，能看懂。但我还是希望这故事能有思想，能有想象力和内涵。我最欣赏的是两者能很好地结合，这样的作品最好。因为，我现在是对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来回答问题，不是对社会上的一般观众，也不是对一般的读者。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将来出了校门、走向社会去拍你们的作品时，你们可以谁都不管，什么都可以不信，都没有关系，你们可以把什么都推翻。但是，你们要对得起心底里，那些你们爱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经历：

对小时候的事情我记忆犹新，那时，我妈给我买一毛钱一小袋的花生米，我就会把花生米放在口袋里，用手慢慢把它的皮弄掉，在手里摸半天才把它放在嘴里，然后，用嘴把花生米咬成两半，一点一点的吃。往往是一袋花生米能吃上好几天，仔细地回味，延长那种享受的时间。小时候就是这样，这是一些很小的印象。由于我经历了到农村的插队，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环境的原因使我一直很自卑，也不觉得自己有一个了不起的背景，我从思想上没有这种感觉。当我遇到不公平的待遇时，我从来不抱怨，我总觉得是应该的。

我学习照相是在一九七四年开始的，完全是自学的。因为，那时在工厂很无聊，工作以外，没有什么其它事可以做。那时候很年轻，总觉得不能荒废青春年华，但是，又不知该做点什么。后来，逐渐喜欢照相，就开始学照相。

这种学习，完全出于一种渴望，一种没有目的的渴望。只是觉得年轻，不能浪费光阴，不能就这么混下去。那时，我有这种感觉。在学习摄影的过程中，在学习暗房技巧的时候，我记得是一本非常厚的暗房技巧书，我差不多把半本书都抄下来。因为借人家的书要还给人家。我那时全是自己学习，我记得那时候我比较擅长拍结婚照，我们工厂职工只要有人结婚都来找我。

我从小在机会很少的时候，绝对不敢想太多。为什么想上大学？并努力争取，是因为那个年代这个机会已经全面铺开，给每一个年轻人一个上大学的机会。我也曾想过考体育学院，因为我爱好体育。我会画画，一度也曾想考美术学院,但我觉得我不行，因为我没有什么专项。而且，当年我已经二十六、七岁了，有很大的困难。考美术学院要画素描，我觉得我的水平考不上，我没有正经地画过几张素描，我只会在工厂写写标语，办办展览，写毛主席语录，出一些黑板报，做一些宣传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不行。后来，是别人给我出主意，我才下决心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摄影系。因为我爱照相，而当时，纯粹是为了找出路。

在影片《活着》中，葛优饰演的福贵，一生为人谨谨慎慎，谁也不敢得罪，总想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但是，命运的折磨，总是使他遇上问题。他想的是鸡变羊，羊变牛，以后的日子就会好起来。他从心底对未来有一种憧憬。这完全是一种小人物的正常心态。在社会大的时代变迁中，在社会大的政治动荡中，他无能为力，无以应对，苦难屡屡降临在他头上，但是，他坚强地活下去，就是想活得更好。

我觉得，在几十年前的中国，在所有的家庭的潜意识中，就是“活着”两个字。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有这样的精神经历，就是活着，没有任何想法，连想法的影子都没有，它不存在你的脑海之中。因为，你不知道明天的生活会是怎么样，你完全不知道，而且，那时大家的思想非常的单纯，单纯得像小孩一样。听领导的，听中央的，听毛主席说的话，说什么都照做，不作他想。自己没有想法，思想上是空白一片。因为，那时毛主席说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

影片《活着》一直没上映，我想短期内也不会上映。中宣部有规定，我们国家历次政治运动的题材不能拍。不是说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拍，而是不能拍。作为一个导演，如果你的作品，中国人长期看不到，我相信是很失落的，我不能接受这情况。我还是一句话，我拍电影是给中国人拍。你的工作影响了大家，让大家为它多说两句话，让大家为它多骂一句人，这就是你作为导演的价值，其实你还能做什么呢？

当年西安厂拍《老井》，导演吴天明让我演，我也觉得很新鲜。我自己说服了自己，好，我答应了，我怎么做呢？我不会表演，我不像会表演的人，马上可琢磨角色该怎样演，或是排小品，我都不会，我只能下笨功夫呀，我唯一能做的准备，就是跟农民住在一起，把自己弄得象农民。那时我不知会不会拍到手的特写，你看《老井》，其实拍手的特写很少，但是我搓了三个月的手，只要一开会，一闲下来，就往地上一坐，抓一把土，抓一把砂子搓我的手，让十个指甲的边全部藏黑，并且把手搓得特别粗糙，结果也没用上，我背石板背了将近3个月，一开始背五十斤，后来背三百五十斤，走十几里山路，我就是觉得要对得起吴天明，把这件事做好。

影片《一个和八个》

在当年，我们要拍摄《一个和八个》，老师和同学听说我们要拍这个剧本时都很惊讶，都认为我们应该拍反映年轻人生活的影片，拍当代题材的影片才对，怎么能茫然地去拍反映历史的东西？拍抗日战争？那个年代你们还没有出生，你们不了解那时的情况。其实，《一个和八个》这剧本不是我们选择的。当时，我们很清楚，当时的年代和我们的处境是不能自己挑选剧本的。如果我们真是自己找剧本的话，领导也不一定会相信我们。那样的结果一定是翻来覆去地修改剧本，这样做没有什么意思。这一点我们很清楚。所以，我们都在私底下打听，领导现在最喜欢哪个剧本，哪个剧本可以通过，我们就拍哪一个。这样上手最快，很容易就能得到领导的肯定。后来，我们打听到有《一个和八个》这剧本，领导很喜欢，而且，没有人拍。我们就说好，我们就拍这个。过去和今天是一样，对年轻人来说，机会很重要，先不要选择，先要有机会去表现。用现在我们的话来说，先把这个位置坐上，你先当了导演再说。我认为，影片《一个和八个》是很愤世嫉俗的，是挑战传统的，是激烈表现自我意识的作品。今天反省起来，《一个和八个》的摄影构图，那些不完整的构图，与其说是从艺术的角度去构想，莫不如说它是反应我们几个人当时的心态。大学分配时，我们四个人（张军钊、张艺谋、萧风、何群）都不想去广西，后来没有办法，我们都去了。到了广西，我们觉得自己是同学中分配最差的，所以当有机会拍电影时，我们特别想表现一种很愤懑的情绪。

影片《黄土地》

影片《黄土地》的原名是《古塬天声》，并以这个为名开拍的。在陕北，寸草不生的黄土，就是塬。陕北土地之厚的状态，给你很强烈的感受。因为三年的插队知青生活的锻炼，使我跟土地的关系拉得很近，不再是概念。由于我们对黄土地的感受特别强烈，所以我当时就跟导演陈凯歌说，我特别希望能把土地的那种颜色拍出来，以表达我们那种很强烈的情感因素。

在影片《黄土地》中，在摄影创作的过程中，我对天空的处理，对地平线的处理，对黄土的表达，对土地的描述，我觉得有一定的思想内涵。这是我们每一个去陕北的人都会有的体会。也是我第一次在影片的摄影构图中，所要传达的主观的感受。今天重看影片《黄土地》，我觉得还是有这种感觉在里头。我不是说《黄土地》这部电影多么了不起，今天再看，可能看到很多幼稚的地方，但是影片中那种人和土地的关系，对土地所阐述的情感，是今天拍不出来的。

分配：

第一次来南宁，是一九八二年的九月，我、张军钊、何群、萧风，我们四个人坐火车南下，三天两夜坐到了南宁。大学分配分到这儿来，其实我们是不想来的。因为，广西是我们八二届毕业分配最远的一个地方。我们印象中的广西是少数民族地区，很偏远的一个省份，所以谁也不想来。广西厂原先给学校的是十一个名额，其它人都不去，因为，根本没有人去。只有我们四个人去了。那个时代，我们对分配的趋向还是不能违背的。我找老师谈，谈不愿意来广西。但是，看起来没有作用。后来我查地图，我以为广西厂在桂林，因为，广西我只知道桂林，但别人说在南宁，然后，我看中国地图，南宁在最南面，最底下，在地图上特别的小。然后，何群告诉我，你看看，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越南了。

影片《我的父亲母亲》

我也算是游子，经常在外不回家，父亲的去世给了我一种感受。有些东西搁在心底里，需要触发。我看了鲍十的小说，触发了我这种感受，调动了我自己对亲情的很多眷念之情，我特别想拍这样的电影，即使是自己的一种感受，我也希望和时代有一定的碰撞，也就是说，能唤起大家的某种共鸣。想一想在世纪末，我们人类，我们自己最宝贵的是什么？我们看一看自己走过的路，觉得缺少了什么，为什么我在九八、九九年后我拍摄这两部电影，我自己没有总结过，也没有理论发表过。但实话实说，很大程度在于，什么东西可以拍，什么东西不能拍，是现在的大气候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你可以表现得较为充足一点，可以保持原则的百分之七八十，如果你要拍一个批判和反思为主题的电影，可能经过多次的磨难之后，你的创作初衷只剩下百分之十，你就不到家啦。当然我还是喜欢深刻的和批判的，如果我选择，我还是将以深刻和批判为主。

影片《我的父亲母亲》，我们为什么彩色部分拍得非常美丽？具有一定的抽象感和唯美感？彩色部分不是非常现实主义的，我觉得这是一种视觉印象。是儿子脑海中的一种印象。每一个儿子想起母亲十八岁的时候，一定觉得她是世界上最漂亮、最清秀的。回忆部份的美丽是一种非常个性的，很独特的感觉。所以，我经常说，回忆部份为什么不强调故事性，而强调那些细节、情绪、画面和音乐，我觉得这都是一种主观的点点滴滴的东西。所以，与其说我们是拍一个写实电影，不如说是拍一个印象的电影，这么取舍，这么去处理这个题材本身，我觉得，这一点是跟传统的中国电影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问题是不在于影片的黑白与彩色的处理。中国电影长期以来，还是比较注重讲故事的。

导演：

电影导演是我喜欢的工作。从第一部影片开始我就喜欢电影导演的工作。尝过以后就更喜欢了。很多东西都是你尝过后才开始热爱。当初，你选择它是为了生存，是你的利益的需要，不是理想。我的性格从来都是实事求是的，我是很实际的一个人。我从来没有建立过宏伟的蓝图。上电影学院，学习摄影，改当导演，拍第一部电影都特别实际，没有伟大感，没有崇高感受和献身精神。我首先考虑的是生存。做摄影师我也是一个很称职的摄影师。改当导演是出于实际考虑，我觉得自己年龄太大，同班同学有的比我小将近十岁，我在年龄上没有什么优势了。所以，我一看导演系的陈凯歌、田壮壮年龄和我差不多，大家在同一个起点，我应该往导演上发展，这完全出于实际考虑，不是我对导演有更多的爱好，不是。

影片的题材选择对导演来说也十分重要。我们生活的环境不是城市就是农村，都是我们生活的真实环境，各占百分之五十。所以我想，无论拍农村或城市，都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的故事，我只是觉得这个故事感动了我，我就去拍它。如果我一味地拍城市题材的电影，只是为了证明我会拍城市题材的电影。我拍城市，若是拍不好，大家在这里不欣赏，看电影看一半就走，我觉得也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我们在电影的创作过程中，有特别多的规矩，特别多的禁区，我们不能触犯，触犯了我们将不得好死。好象我这两天在看的一本小说——《羊的门》，这小说是写中国现在官场上的事情，写的是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的故事，写官场之间的事，有点象现代《官场现形记》。我觉得很生动，人物也很生动，故事也很生动。但我知道，我拍不了，这个题材有很大的限制，所以也就算了。我们首先是要能生存，首先要符合国情，这是一个国家的现状，不是你抱怨就能解决的。

影片《红高粱》

影片《红高粱》是表现大胆，表露敢爱、敢恨这样一种热烈的生命态度。至今，我仍然很欣赏这样的态度。后来，我拍了影片《菊豆》，我把《菊豆》看作是《红高粱》的姊妹篇。《红高粱》表达了热烈张扬，表达了无法无天的这样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在中国人当中非常少有，而且，这种性格往往是我们理想的人格状态。我们拍《菊豆》的时候，描写了人类的那种有贼心，没贼胆，走一步，看三步，满脑门子的规矩，不敢突破自己，折磨自己，表达的是一种性格悲剧。这个作品是在说：我们不超脱，就会走向我们反面。《红高粱》是我们的一种风格。我相信，极少的中国人可以有影片《红高粱》中表现的那样的性格，那么狂放不羁，无法无天，不可能。所以那是我们的理想，现实中是寸步难行的。

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

八九年，中国发生了那场很大的“政治**”后，你再重新审视我们的国家，你想很多的关于中国传统，关于中国的文化，伦理道德问题，中国人的悲剧，一种很无形的东西，你会想很多。会使你在这方面的嗅觉很敏感，联想很丰富。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再重看苏童的《妻妾成群》这个作品，我很自然地在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把小说中所写的庭院挪置于北方的深宅大院中，表现那种高墙大瓦，一成不变，坚固的东西对人造成的压力和桎梏。点灯、封灯、吹灯、灭灯，我们加了很多的仪式。我觉得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东西，就像仪式一样每天在重复。包括我们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有时你会觉得象仪式一样。在一个深宅大院中，在一种不可逾越的仪式当中，人在当中很渺小。这个大院没有生气，永远不变的是每天的仪式。台湾导演侯孝贤是这个电影的监制，侯孝贤到外景地仔细地问了影片的拍摄和影片中所要表现的生活气氛。侯孝贤跟我谈当时的生活，说这一家人应该怎样生活，出门这样、那样，他所描述的很多生活细节，在我的电影中却一点都没看到。侯孝贤跟我说：“艺谋，只有你才会这么拍。要我拍，我一定把当时的生活拍出来。”侯孝贤特别喜欢拍生活的题材，我为什么这么拍？我用减法。在影片中，一个太太只带一个丫环，走在天井中，孤伶伶的，这是不真实，但这些形式感构成了一种象征性。可以说，这种象征是隐含了我自己在那个年代的一种忧患意识。当时，审查时给我的电影下了一个结论“沉渣泛起”。

获奖：

我的影片得奖，对我而言，是锦上添花。青年导演的影片得奖，是雪中送炭，意义是不一样的。八八年我在柏林电影节，算是一匹黑马吧。因为没有任何人认识我，我是第一次拍电影参加电影节。我得到大家的认可，第一次得到外国人的认可，也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得到比较大的国际奖，所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我觉得，一些非常大的大导演，例如：黑泽明、库布里克，已经达到了大师级了。大师的电影作品对整个电影界，甚至整个世界，都能产生广泛的影响。不是任何人封你做大师，你就是大师。我是达不到这个程度，我到不了这个程度。我们首先不具备大师的能力，其次我们也不一定碰上大师的时代，我觉得这都很重要。第一，本人要有这样的能力，确实是大师的水准；第二，还要碰上一个时代。这我都不去想，我从来不想这个问题，想这个太累了。反正我知道我不是大师，我只是一个导演，好好地拍电影。

影片《秋菊打官司》

影片《秋菊打官司》，我当时选这个题材后，特别是决定让巩俐演这个人物时，全体的工作人员都坚决反对，都说巩俐演不了这个戏。但我对她比较了解，我相信她的塑造能力，所以，我坚持让她演。我把影片中的秋菊的人物改成“大肚子”。原先小说中的角色不是孕妇。我为什么要改？我就是要发挥巩俐的模仿能力。一个原因，是她学习“大肚子”孕妇的状态学得像；另一原因，是她学陕西话学得像。都是因为你对演员了解了，你才能发挥她的模仿能力这长处。但是，很多人认为，我坚持让巩俐演是出于个人关系。当时他们很多的人认为这个戏要砸，这下完蛋了，张艺谋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因为私人的关系，让巩俐去演一个她根本不能胜任的角色。当时许多人，跟我合作的所有人几乎都不看好。但恰巧的是《秋菊打官司》是至今为止巩俐演得最好的角色。

影片《代号美洲豹》

影片《代号美洲豹》不成功，因为那不是我想拍的东西，是我为朋友而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自此以后我尽量避免拍自己不想拍的东西。

影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影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不成功，因为，我自己的创作心态不好，我觉得我没有感觉。

影片《一个都不能少》

拍影片《一个都不能少》，自己就象一个托儿所的阿姨，整天唠唠叨叨老得说。你跟小孩工作，根本不能烦。这几年，我经常在农村拍电影，在农村和贫困山区的孩子，刚刚开始学文化的时候，一笔一划地学写字，学念书，我认为这情景让我比较感动。这么多年来，我老是跟我们摄制组的人讲，我迟早要拍一部农村小学校的电影，至于写什么故事，我不知道。我总是想拍一部这样的电影，好象是一种未了的心愿。

《一个都不能少》这个故事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因为，只有用电影才可以表现。从中国人的习惯来看，一个有关小孩子很可爱的故事，如果有一个不圆满的结局，一般观众可能承受不了。在中国拍电影，难免会有各式各样的政治原因，外国人选择从政治角度看中国电影，这是文化的偏差。

我把电影从法国戛纳电影节撤回这事很正常，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也是用一种比较公开的方法表达我自己的观点，电影允许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

影片《一个都不能少》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我一个人站在电影大厅，所有人给我鼓掌，我真是觉得掌声是属于电影的，是电影有一份心让他们感动。电影是什么？其实，我觉得电影最难得的就是你那份心动的感觉。过几十年，或者过几百年，或者你不用过一百年，过两年，围绕这个电影的所有是是非非，都很无聊，都是过时的。这部电影是不是让你心动，你再回头看它，情感的东西特别重要。我觉得电影其实就是抓情感，抓人性，其它都不重要。创作：

一千多人看一部电影所产生的磁场效应，让你感受到一种萌动。如果你的电影在放映的过程中，有几次爆棚的笑声，你就觉得非常非常好，你在观众当中会觉得很满足。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灯亮了之后，观众起来，你听观众的掌声，你看观众每一张脸，我觉得这是导演最满意的时候。

怎么样才能拍一个好电影？一个人一个习惯。我有我的习惯，我觉得找一个原创小说，找一个人来谈谈，像鲍十的小说，还有像施祥生的《一个都不能少》。那种小说，他们给我的只是一个启动的点，从这个点开始走，有时对原来小说的改动是百分之九十，但都是我们共同来讨论的，原作者参加的。因为，现在我也清楚，中国文学的现状，不像十年前，你很难看到一个小说那么完整和那么具震憾力。现在文学不景气，所以，我们要把标准放低，你不可能看到像《红高粱》、《妻妾成群》那样在思想和意义上都完整的小说，我们只改动百分之四十。在谈剧本的过程当中，我说话的时间占百分之七、八十。为什么我自己不写剧本？很多人都这样问我，我觉得人是有自知之明的，我有自知之明，我属于借题发挥的类型，我不擅于白手起家，也不擅长想象。所以，有时候我看作家，我还是挺敬佩他们的。他们在屋里，面对一张白纸或一台计算机，就能把故事弄出来，要我，我觉得是很难的。如果你让我面对一张白纸，我很容易使主题先行、立意先行、人物先行、概念先行。这样你就缺少了灵魂的东西。所以，我宁愿这样反复地操作、讨论剧本。经常是一年花不少钱，结果没得到一个剧本，倒是跟很多作家成为了朋友，但我还是宁可用这种方式继续工作和准备剧本。

歌剧《图兰朵》

导演创作歌剧《图兰朵》，很坦率地说，我的工作是包装。歌剧地导演就是包装。我非常清楚这一点，我是为这服务，用我的能力尽可能地包装。不能说我不懂歌剧，我不是完全不管它唱什么，那不行，那你怎么做导演？我还要和演员排戏。实际上，我的导演工作是跟着剧情，跟着故事，跟着它演唱歌词的内容，来进行场面调度，来进行戏剧渲染。当时，我们就定了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跟着剧情争取十分钟有一个变化，让它不沉闷；第二个原则是每一个变化，都要突出中国古典艺术中的诗意，一种意境，使它显得不俗，我觉得还是基本做到了。《图兰朵》第一幕刽子手要出场，要磨刀，我们看过三个版本，都是彪形大汉，拿出不同形式的刀来磨，接着就是把那个人拉上来杀了。像这样的情节，我觉得太实，对死的描写太实，不够雅，我不管他唱磨刀不磨刀，我就不磨了，我们改成中国十八般兵器的兵器谱，然后出来一个小个子，就在那十八般兵器里选兵器，我们把整个磨刀的过程改为展示中国十八般兵器的过程，合唱队反复地合唱，那些女孩子们都穿著长袍，像鬼魂在舞蹈，我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一段剑舞，我觉得很好，很美，也把歌剧的情节传达出来，反正指挥梅塔特别喜欢这一段。有人说张艺谋这歌剧没什么层次，它就是一个博览会，我觉得博览会为什么不可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中国人站在洋人的立场上评价。这种评价在电影中也能常常看到，我觉得很有意思。中国人的批语是常常站在对面替人家说话。

我的观念就是，如果有机会做其它事情，当然好，可以延展你的空间，可以开拓你的事业，可以积累你的经验，而且，对电影起了潜移默化的帮助。这些东西都是共通的，每个人的习惯不同，有人愿意做一种工作，除了这工作外，其它都不做，我则希望如果有机会，我就做。

创作：

电影是沟通人类的一道桥梁。好的电影应该是让所有人都感觉到。拍电影的目的是什么？拍电影的目的是给别人看，不是满足自己，你要满足自己的话，你就不用拍电影，因为，电影太费钱了，这么多钱，这么多人，工作了半天，只是为满足你一个人，那大可不必，那就写小说好了，或是画一张画算了，或是自己在家做一些私人的事情罢了。我认为，任何一个人当导演，拍电影，他的目的都是想把作品拿出去，给别人看，希望得到交流和共鸣。

不能说是电影得了一个什么奖便满足了，不是的，拍电影不是简单的用一些实际的目标去衡量。每个人心中都有这个愿望，想拍一部最好的电影。但是，每一次创作都不可能达到，所以，永远有一种梦，你心中的一个梦，永远要去实现。总觉得我是不是可以拍得更好，我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等下一部，等下一次机会，下一次可能会做得更好，但是拍完后，还是觉得不太理想。于是想象下一次更好，这就象生命要到最后一分钟一样。创作也是这样，每一次都有很多遗憾，缺了这个，或缺了那个，总有遗憾，我觉得谢晋说的话很对：电影是用手捧一捧水，在捧水的过程中有很多都漏了下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说电影永远是你的梦，你心中的一个梦，我就想留在中国拍电影，当然，我知道有很多困难，尤其很多限制，使你常常不能放开手脚，不能充分表达。会带给你很多创作上的苦恼，但是还没想过要出国，没想过，有时候有一种期盼的心态。盼着有一天创作环境会好一点，盼着有一天我可以把一个梦实现，只能这样想。

第二篇：张艺谋电影

张艺谋电影分别改编自

1984：《一个和八个》—— 郭小川《一个和八个》 1984：《黄土地》——柯蓝散文《深谷回声》

1987：《红高粱》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

1990：《菊豆》 ——刘恒《伏羲伏羲》

1991：《大红灯笼高高挂》——苏童《妻妾成群》 1992：《秋菊打官司》 ——陈源斌的《万家诉讼》 1994：《活着》 ——余华《活着》

1995：《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李晓《门规》 1996：《有话好好说》 ——述平《晚间新闻》

1998：《一个都不能少》—— 施祥生《天上有个太阳》 1999：《我的父亲母亲》 ——鲍十《纪念》

2000：《幸福时光》 ——莫言《师父越来越幽默》 2006：《满城尽带黄金甲》 ——曹禺《雷雨》

2009：翻拍自科恩兄弟的处女作《血迷宫》

2010：《山楂树之恋》——艾米（美籍华人）《山楂树之恋》 2011：《金陵十三钗》——曹雪芹《红楼梦》

第三篇：电影翻译-张艺谋

張 芸謀（チャン・イーモウ、1951年11月14日-）は中国の映画監督である。また、撮影監督、映画主演の経験もある。

电影名：满城尽带黄金甲

日语译名：王妃の紋章

一开始看到这个译名，还真没想出来是张艺谋的哪部电影。不过知道答案之后，就豁然开朗了。王妃「おうひ」，指的应该就是巩俐饰演的王后，紋章「もんしょう」，是不是就是指王妃给杰王子的那张手帕上的纹章呢？

日语故事简介：

西暦928年、中国は五代十国の時代。後唐王国は戦もなく、民は平和に過ごしていた。しかし、国王と王妃の間は冷え切っており、黄金に輝く王宮の中には嵐が吹き荒れていた。医官に命じて王妃に每を盛る王。血の繋がらない皇太子と密通する王妃。王妃と関係しながら、医官の娘を愛する皇太子。母を慕う実直な第2王子。その幼さゆえにないがしろにされ、不満を募らせる第3王子。王への過去の恨みから王妃の密偵となる医官の妻…。様々な人間の愛憎が渦巻く中、王の王妃への殺意を知った第2王子は、城一面が菊の花に覆われ、豪奢な宴が催される重陽の節句の日に父への謀反を企てる。

そして、惨劇の幕が開いた…。

电影名：大红灯笼高高挂

日语译名：紅夢

影片根据苏童中篇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秉承并发扬了原作的主旨和风格，反映了“一夫多妻制”的封建家庭内部互相倾轧的人生景象及相应的生存原则，女主人公颂莲是作品的核心人物，本受过高等教育的她，在陈府这样一个阴森恐怖、勾心斗角的生存环境当中，为了能有一席之地，性格逐渐扭曲和变形……紅夢（こうむ），这样的一个译名，似乎也给了人们很多的遐想空间……

日语故事简介：

1920年代の中国、19歳の頌蓮（スンリェン）は父親が亡くなった後、実家が没落したため、陳佐千という富豪の第四夫人として嫁ぐことを余儀なくされた。彼の大邸宅に嫁入りした際には王室の様な待遇で、気持ちの良い足マッサージを受けた。館の主人は、夜になり彼女の部屋に泊まる時門前に赤い提灯をかかげた。しかし頌蓮はすぐに全ての妾たちが同様の贅沢な待遇を受けていることに気づいた。実際、主人は毎日どの妾の家で夜を過ごすかを決めると、その家の前に赤い提灯を灯した。その妾は足マッサージを受け、食事を決定することができ、下僕達の尊敬と服従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だ・・・

电影名：一个都不能尐

日语译名：あの子を探して

十三岁的魏敏芝，代替要回家看望病重母亲的水泉小学老师——高老师，开始接管一个有二十八个学生的班级。高老师临走时再三叮嘱魏敏芝，一定要把学生看住，一个都不能尐。而十岁的张慧科因家里欠债无力偿还，不得不失学到城里打工。十三岁的魏敏芝开始踏上了进城之路，在茫茫人海里的寻找张慧科……

日语故事简介：

舞台は中国の農村。水泉小学校のカオ先生が母親の看病のため、一ヶ月間、小学校を離れ

ることになった。代理として村長に連れてこられたのは、13歳の尐女、ウェイ・ミンジ。中学校も出ていないミンジに、面接したカオ先生は心許なさを感じるが、子供たちに黒板を書き写させるだけの簡単なことならできるだろうと代理を任せる。報酬は50元。子供を一人も脱落させなければさらに10元。

ミンジは、生徒に自習させて教室の外で座っているだけの「授業」を始めるが、うまくいくはずもなく、次々と騒ぎが起こる。特に生徒のホエクーは、隙を見て抜け出そうとしたり、女の子の日記を盗んで騒いだりといつもミンジを困らせていた。

そんなある日、そのホエクーが突然学校にこなくなった。病気になった親の代わりに、町に出稼ぎに行ったという。脱落者を出すと報酬が減ってしまうと考えたミンジは、何とか連れ戻そうと策を巡らせる。

电影名：十面埋伏

日本译名：LOVERS

大家千万别搞混了。虽然日语译名是用的英文：LOVERS（情侣），但是好像也只有日本才会叫这个名字。欧美关于本片的英语译名，其实是：House of Flying Daggers，再直译回中文，就变成了飞刀门，囧……

日语故事简介：

唐王朝がその衰退を呈していた9世紀中頃の中国では、政治の腐敗から国内各地に反政府組織が乱立していた。飛刀門という反乱組織を討伐するよう命を受けた捕吏（罪人を捕まえる役人）の劉（リウ）は、美しい盲目の踊り子・小妹（シャオメイ）を反乱組織の前頭目の娘と目して捕らえ、組織の情報を白状させようとする。口を割らない小妹を組織の一員であると確信する劉は、同僚の捕吏の金（ジン）に小妹を救出させ、逃亡の行方を追って組織の拠点をつきとめようと策をたてる。金は小妹を牢から救いだし共に逃避行の旅を続け、劉も2人の後を追う。2人の男と1人の女のあいだには、それぞれの策略と思惑と愛とが交じり合い、壮絶な最後に導かれて行く。

电影名：金陵十三钗

日语译名：ナンキン・ヒーローズ（暂定）

《金陵十三钗》是张艺谋导演的新片，根据严歌苓小说改编，讲述了1937年13位秦淮河妓女的命运。

故事讲述1937年的南京，一个教堂里几个神职人员、一群躲在教堂里的大家闺秀、13个逃避战火的秦淮河风尘女子以及6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伤兵，面对南京大屠杀的故事…… 因为张导保密性做的太好了，国内方面也没有什么详细内容，更别说日语了。雅虎日本上，暂把本片译名为ナンキン・ヒーローズ（Nanjing Heroes）。

第四篇：电影导演学习指南

正所谓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作为动画师也因该有更高的追求，虽然有点远，但那是一种态度！

热爱电影的人不少，学习电影导演的学生很多。但是学成后做上导演工作的少之有少。为什么呢？

因为不会拍电影，所以就无法加入电影创作队伍。道理很简单。

于是抱怨学院。于是举出若干没有进入专业院校成为导演的人的例子，试图证明院校学习无用，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导演们该拍戏拍戏、该得奖得奖，然而这些导演绝大多数都出身于院校。

学院有没有问题？

有。主要问题是，所有的中国大学都被安排了大量文化政治类基础课，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阶段，此类课程都占据了1／4～1／3的课时总量。反观国外电影类学科，此类课程少之又少。专业课程量不足，是学院的最大问题。

为什么北京电影学院总是能够保持业界内的优势呢？其实，他们也有相当多的课时被硬性划分给文化政治类课程所用，但是大量的电影资料、每周例行的影院观摩、来来往往的电影大师、周边便利的电影环境，令电影学院的学生们在“二课堂”中补充了大量的营养，足以补上课内的损失。

在所有学生作品比赛中，电影学院的作品都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

其他学校不是也经常得奖吗？

那是因为：一来评奖很多，全球每年好几千，国内也有好几十；二来大部分评奖都有鼓励、普惠的性质，获奖面大本身就是评奖的目的。

在学生作品的含金量方面，差距可就太大了。这绝不是请一个电影学院摄影师就能够解决的，也不是自己搞几个沙龙就能够解决的。一些师生常说：“电影学院也没有什么神秘的！”这话一出口，就已经承认自己的差距了。

战斗机能够飞上天，风筝也能飞上天。这种比拟太残酷了。但就是这么回事。

电影学生的毕业后成团成组地加入电影产业，其他学生中只能零星加入。所以就有一些说法滋生：“他们有门路。他们有背景。”这种思维习惯令人瞬间获得了心理平衡。

如何学会做电影导演？ 其实，大部分院校都提供了足够的教育资源，就看自己学不学。

不用参考罗伯特·罗德里格斯的经验，国情不一样。

不一定非要去北京电影学院。以及在国际上排名低于北京电影学院的那些外国学校。在中国的省级大学的电影专业学习，都可以成为一名电影导演。

主要问题，是学生学不学，怎么学。

你要先学会写电影剧本。

你要先搞清楚什么是电影剧本。

我们的很多学生，到了毕业也没有见过什么是电影剧本！你能相信这样的学生热爱电影事业吗？

哪里有电影剧本？以前的《当代电影》，现在的《世界电影》上每期都有电影剧本，并且都是当年最重要的世界各国电影剧本。图书馆里，还有许多旧剧本的出版物。中国电影资料馆和首都图书馆以及地方的图书馆中，都有大量的剧本收藏，复印也很方便。

阅读100个以上电影剧本，仔细分析其中的3～5个，你就基本上掌握了剧作的很多窍门和技巧。

再看看悉德·菲尔德的书。

可惜我们的学生大部分连剧本的格式是什么都弄不对。

你要阅读小说。

图书馆里的小说千千万，免费可以借到。

没有几百本小说（文学）垫底，就没法讲故事。中国的《红楼梦》、《水浒传》，外国的《红与黑》、《简爱》，古典的《荷马史诗》、《史记》，现代的《1984》、《蜗居》，这个功夫不下，故事讲不好。

再有一个窍门就是，读戏剧剧本。全世界重要的戏剧无非500种，拿下其中的100，就算大功告成了。中国电影导演普遍叙事能力低下，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小说读的不少，戏剧剧本则读的太少。

文学底子打好了，再看看《作家文摘》、《读者》，补充大量社会、地方知识，叙事功力自然就上去了。然而，我们那些能够通过本科、研究生考试的高分学生，却实在没有看过几本书。热爱张爱玲的没看过《诱僧》、《色诫》，研究文革的不知道《隐形伴侣》、《血色黄昏》。更不要说旁的了。

你要看电影。

这个实在是无话可说。在一个所有电影几乎都可以在网上找到的时代，想要做电影导演的人们看电影的数量居然稀少。每一次开题、答辩，老师们说的影片学生们都要唰唰唰地记录，因为闻所未闻。见识低，就固执，他不知道的就不存在，老师说也没用。

看还得往细里看，就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反复看。我给08研究生拉片分析的是《梅兰芳》、《色诫》、《建国大业》，给09研究生拉片分析的是《因父之名》、《风声》、《惊天动地》。大家的收获都很大。10研究生的第一堂课是《无人驾驶》，我们要脚踏实地地研究你即将面临的问题，而不要远眺喜马拉雅山。

但是这一定是大部分研究生们一生中仅有的拉片经历，他们课下一次都不会再做。

所以，导演应该其他人当。

基础的搞明白了，你去写剧本。反复写，多写，敢于写大题材。

剧作也有训练方法。我们先脱离开课堂，就在实战中提要求。

假如，华谊兄弟给你5万块，请你写《集结号》剧本。这活你接不接？估计肯定接，接了，又怎么写呢？就是拼了命的写呗。

但是我们研究生开题交的剧本，没有一个是拚了命的。

你不跟世界拼命，就不会有自己的天下。

你要去进行长期的图上作业。

一个是各类表格。分场景表，分场景表，日夜晨昏戏表，内外景表，贴在墙上，一遍遍地比较、琢磨。一个半小时短片，夜戏占了一半，合适不合适？三个日外景是不是能够合并拍摄？一个窗口镜头是不是接着27B的窗户翻过来就拍了，用不着去磕一饭馆？都得琢磨透了。琢磨的不仅仅是制片计划，是你对整个作品节奏、气蕴的把握。

然后就是分镜头剧本。写三个长篇分镜头本，你就都明白了。

然后是“故事板”，也就是画面小人书。一定自己画。自己动手一画，画面里要什么不要什么就都清楚来。光看，一辈子也不明白。

先择你最喜欢的电影，找出两三场，分镜头画小人书。画完了，自己片子的图也会画了。

然后画平面图。如何将小人书拍成活动的。平面图一画，问题就都出来和暴露了。这边有扇门要堵死，那边有扇窗要打开，没地方放鸭子可以在后期画外补声音，用移动轨就得卸门槛。

如今有很多用过的A4纸，抱回去，整夜整夜地画吧，画三年，就明白了。

画图比写剧本用处还大，因为图是立体的，活的，直接转换到银幕上的。

你要找一个合适的团队。

要最合适的，不要最好的。

因为你不是在一个最好的环境中拍最好的电影。

你正在努力制造一个合适的机会，拍摄一部相对合适的作品。

战斗中，连长指导员都阵亡了，队伍被火力压在洼地里，几分钟后就会全部被消灭。一个战士出的主意，队伍分路突破，不仅仅脱离死地，还歼灭了对面的敌人，这个战士，战后基本上就是新任连长了。

导演就是这个战士。

你要在第一时间发出准确的命令，明确指出方向，解决问题。有这么几回，自然就是导演的威望了。

至于骂人摔剧本之类的，都是下三滥的招术。真碰上了混的给你来俩嘴巴，你也是干吃亏。告到法院，也无非是让人家骂一顿你回给他俩嘴巴，都是孩子气的事。

到了现场，导演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机位摆在哪里？

大部分导演不知道。

他真不知道，因为他不画图。

第二件事就是：怎么给演员说戏？

大部分导演也不知道。因为他们以为，电影是不需要表演的。

所以导演工作都被那些会画图懂表演的给做了。

“你们都是什么烂人！太差！什么都不懂！”

“我要是有吕乐做摄影，霍霆霄做美术，王丹戎做录音，久石让做音乐，张进战做执行，张纪中做制片，早就拿奥斯卡奖了！”

你拿不了。你还缺男主演德尼罗和女主演波特曼哩。

你要有一个严格的拍摄计划。

详细的全面的前期准备，如同攻打一个山头前侦察，哪里是沟渠，哪里有山洞，哪里是火力点，通过暴露山脊需要多少秒，开阔地能够容纳多少人展开。

拍戏的道理完全一样。

坚决执行拍摄计划。到了计划的期限，甩了戏也要进入下一环节。

可以丢掉一个连队，但不能让整个团壅塞在泥泞里畏缩不前。

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就要事先留有预案，哪些部分是可以丢掉的。

哪个部分都不能丢！那就会丢掉整个作品。

没有制作拍摄计划的经验怎么办？

到其他同学的剧组里，免费给人家做计划。做三次学生作业统筹，最多五次，对付一个低成本电影的经验就差不多了。

你要掌握技术。主要是摄影技术。

首先要了解器材，特别是运动器材和照明设备。

对于摄影机性能不必有特别的了解，那里有摄影师。告诉他你的美学要求，让他去实现。你不必全面掌握色温、景深、色阶、反差等等，因为你没想成为一个大腕导演。

但你要知道你所需要的运动和光线效果。表述不明白，就把你的样本电影的截图搞到笔记本电脑上给摄影师看：照着这个拍！做学生不丢人的。

窍门就是去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蹭课，很多老师的课都不错的。再有就是去参加柯达、SONY所有的会议，那些会议都是公开报名免费的。当然也包括其他技术会议。

你要懂得剪接点。这个能力的来源也很简单，就是拉片。拉片一千，就是剪接师。

你要手握一个笔记本，把学习和创作中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

一个在开拍前展开笔记做工作安排，在拍摄结束后看回放做笔记的学生，未来才能够做一个合格的导演。

请你在（作品）毕业答辩时，带上你所有的笔记、图表、分镜头本，他们会帮助你通过答辩，如果你有这些东西。

做导演很简单的。

就是看你做不做。

写完了，发现这也就是一段废墨。忽然明白，为什么人家给角色起名叫废墨了。又明白，每一次开题、答辩，很多学生总是滔滔不绝地诉说着和电影无关的事情，百般制止也是无用。不过电影人的生活，怎么说得出电影的话来呢？

“我要是有吕乐做摄影，霍霆霄做美术，王丹戎做录音，久石让做音乐，张进战做执行，张纪中做制片，早就拿奥斯卡奖了！”

你拿不了。你拿了，那才叫天雷滚滚。

第五篇：从电影《活着》浅谈张艺谋导演的创作风格

从电影《活着》浅谈张艺谋导演的创作艺术风格

大学的时候看过余华写的小说《活着》，后来又看了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活着》，很喜欢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今天重新看电影《活着》，感慨颇多，因为自己的人生阅历丰富了，经过过生活的艰辛与辛酸，才更能懂得《活着》的道理。

影片中的主人公福贵的遭遇一生凄苦。从最初的纸醉金迷，到五颗枪子的恐惧，到儿子夭亡时的悲痛，再到女儿意外去世时的无奈接受，影片结尾吃饭时的辛酸苦楚，个人命运随波逐流，被历史牵引。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福贵和春生被抓去做战俘时，看到一堆堆的死人，说了一句话：我们可得活着出去啊，出去了可得好好地活着啊！当时那样的情形下，对活着的愿望是那么强烈。

从电影《活着》浅谈一下张艺谋导演的创作艺术风格。

一、具有浓烈的历史感

《活着》这部电影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故事，具有史诗性，这种史诗性被包装在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之下，隐隐露出一股的悲悯情怀和伤感的黑色幽默。同时，该片也是一部在中国电影史上举足轻重的作品，虽然至今没有公映，但在电影界口碑不错，该片获得嘎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以及最佳男演员奖。该片通过一个小人物的辛酸遭遇而反映整个社会的历史风貌，刻画人物深刻细致，片中对大跃进、文革等时期也进行了温和的讽刺，但影片的结尾很温和，引人深思：活着就是忍受。

福贵的一生，伴随着中国历史的进程，最开始的斗地主、战争、到后来的全民大炼钢、文化大革命等。这些历史事件，张艺谋试图从福贵一家的遭遇去隐晦地讲述，以一个小人物活着的艰辛，去反映历史进程的曲折，以及对历史的反思。

二、对生命意识的关注

福贵一家在电影中的悲惨遭遇只是层面上的故事，影片的主旨却是在演绎人在世上和命运抗争却无能为力的境况，去再现张艺谋欲表现的宿命论人生观。贯穿整部电影的皮影戏是理解这一主旨的重要依据。

皮影戏使《活着》这部电影的故事演化成三层，福贵一家的故事，皮影戏的故事，以及人类的故事。人在世上的双重角色在福贵和玩偶之间的关系上得到充分的显示。一方面，人是玩偶的操纵者；另一方面，人却如同玩偶被一种不可知的强大力量所操纵。福贵一家人在电影中的悲惨命运具有浓烈的宿命论的色彩，更为人如同玩偶这一比喻增加了不可缺少的注脚。皮偶在孤灯幻影下显现演绎人生的故事，把人生如戏，人生如梦发挥的淋漓尽致。

张艺谋的电影注重关注人的生命意识，例如《红高粱》中的“秋菊”，给人的印象、感觉都是美的，即便是《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的“小金宝”和《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颂莲”亦是在病态中呈现着一种美感。这些主人公，呈现给观众的是女性动人的光彩，更是体现了她们对命运的反抗和对生活环境的反抗精神。

三、具有深深的人文关怀

影片中，通过福贵的一生告诉我们无论夜是多么漫长，多么漆黑，熬过了那个点，太阳依旧会升起！也不要去埋怨太阳远远看着人间的生老病死，旦夕祸福，因为它千年、万年不变的光辉，就是为了让每个角落都有温暖！世界从未抛弃过任何人，所以，像福贵那样，好好活着，享受着这最大的幸福，热爱着这最珍贵的生命。

张艺谋在电影界是一位拓荒者，不断创新的拍摄技术和优秀的作品，为世界呈上了一张中国名片。他的电影肆意狂放而又绚丽唯美。在做好电影人文内涵的同时注重影片本身好看的消费市场性。他的影片有着审时度势的机敏与妥协。正是尊重主流话语权，切合时代的审美和消费取向，使得他又在不断的创新，开拓电影这片大地时，他总是会给出惊喜。从历史到现实，从农村到都市，从经典到创新，从大自然到传统文化，他都给予了关注和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