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忆北大文革旧事
忆北大文革旧事 作者：理胜 来源：网友留言
来源日期：2006-2-20 本站发布时间：2006-2-20 8:19:12 阅读量：1956次
原文：武斗的后台是谁？
文革中首都各高校两派群众组织的武斗始于北大，北大有组织的武斗始于1968年3月29日凌晨。1968年3月29日凌晨，用扎枪、柳条帽、黄色军棉袄统一装备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首领为聂元梓的密友高云鹏），切断31斋男生宿舍的电源，向睡梦中的井岗山兵团一派的学生发起武装突袭，在这幢南北长条的四层楼内，由北向南，逐屋、逐层地驱赶对立派学生。当时，井岗山兵团一派没有武斗队组织、没有武斗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根本无法抵御这种精心策划、周密部署的有组织的突袭。手无寸铁而分散的井岗山派学生只能匆忙逃命，穿着单衣逃命者比比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的冬天是非常冷的，他们损失了全部衣物、书籍、生活用品和财产，在寒夜中茫然地挨冻，怎能不对这种屠杀和施暴者恨得咬牙切齿？化学系住二楼、三楼的人，实在来不及从楼道跑出去的人，有五六个人是从窗户跳出去的。天亮的时候，逃出31斋的学生都在寒风中瑟瑟。有趣的是，住31斋的“新北大公社”一派学生，居然没有一位胡里糊涂地出逃，大都在热被窝中安卧（当然，拿着补助、执行这次突袭任务的人不在此列）。清华大学的学生组织领袖一看，北大聂元梓一派发动武斗，大占便宜，并且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领导人谢富治对于发动武斗的聂元梓和拥聂武装，根本不追究责任。清华大学的武斗局面，随之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如果说高云鹏为领导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是前台，则聂元梓就是后台。如果说聂元梓是前台，则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领导人谢富治就是后台。
忆北大文革旧事
理胜写完这个题目后，我必须马上声明，我不是北大同人，与北大也没有任何工作或个人关系。北京大学刚刚庆祝过百年校庆，如日中天，光驶曰停。我不是不想沾这个光，而是实在没这个缘份。我没在北大读过一天书，听过一堂课。唯一在北大受过教育的机会是在1967年五月底，纪念“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时，在北大大饭厅东墙上看过用金纸复制的聂元梓的大字报。现在很多以作为北大同人而自豪的专家学者，当时也曾为这张大字报实实在在地骄傲过好几年。当然，这张大字报也曾引发了大批冤案，把一大批北大师生迫害的家破人亡。文革前的北大，可以说是学派林立、名家荟萃。文革开始后，竟被称为“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多少名闻中外的学者教授不是被“抓王八”的极左派北大学生毒打至死，就是宁死不受辱，以死抗争。也许我久居海外，孤陋寡闻，除了季羡林老先生一篇“北大的监狱”外，我没见过一篇关于文革期间北大的文章。以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公社”，号称有五千之众，北大的酷刑逼供、至死人命的冤假错案，十有八九出自“新北大公社”之手，这些“响当当、硬梆梆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都到哪里去了？
我要写的，是1968年我被抓进北大的见闻。读者也许会奇怪，北大不是专政部门，我“一不是响马与贼寇、二不是歹人把城偷”，与北大无怨无仇，怎么会被抓进北大？这还要从北大的文革历史谈起。
1966年6月1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正式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炮，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一夜之间成为全国尽人皆知的文革英雄。押对了宝的聂老太欣喜若狂，企图趁热打铁，借北大这块中外闻名的金字招牌为自己树碑立传、名扬千古。这位“通天人物”趁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时，请毛为北大提词。毛泽东不忘聂元梓立下文革头功，亲笔手书“新北大”三个字。领到了“圣谕”后，聂老太骄横有加，一心想在北大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在铲平山头林立的群众组织后，成立了“新北大公社”，自任一把手，进一步夺得北大党委和校长的权，一统北大天下，人称北大的“老佛爷”、“太上皇”。这位“老佛爷”一心想做慈僖太后第二，在北大一手遮天，专制独裁，引起不少师生的不满，以致反对者势力日益壮大，反对者最终成立了对立派“井岗山兵团”。聂元梓当然不能容忍向她在北大绝对权威的挑战的行为，动则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威胁对方，要不就搬出江青和中央文革压人。然而，越来越多的人经过观察和思考，认清了聂元梓的野心和水平，聂元梓的这种威胁和恐吓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但是，反对派师生绝对没想到，一个欲置他们于死地的罪恶阴谋正在策划之中。据当时“新北大公社”散发的宣传材料声称，“新北大公社”成员大都是“根正苗红、三辈贫农”出身的“天生无产阶级左派”，而“井岗山兵团”多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和反动知识份子家庭，革命阶级就是要用武力镇压反革命余孽。实际情况是，很多有正义感的工农子弟由于不满聂元梓的倒行逆施而加入“井岗山兵团”。而“新北大公社”中的保聂派多是那些昧着良心卖身投靠以捞取政治资本的投机小人。三十多年之后，在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井岗山派的北大校友仍拒绝与当年“新北大公社”成员合影留念。
1968年3月28号后半夜，拿到“老佛爷”手谕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向睡梦中的井岗山一派的师生发起突然袭击，甚至连女生宿舍楼都未能幸免。很多人仅穿着内衣裤逃出宿舍，个人多年的积蓄丧失殆尽。
“新北大公社”战士每占领一座楼，立刻将书籍财物瓜分一空。
“井岗山兵团”师生被迫奋起还击，保住了28斋、36斋等6座宿舍楼，打退了“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的轮番进攻，使聂元梓把“井岗山兵团”赶出校园的阴谋未能得逞。
在这之前，北京高校两派还只是在观点立场上互相攻击，顶多是辩论激烈时相互推打几下，从未出现过动用刀枪的大规模武斗。北大3•29武斗开北京高校武斗之先河，从此以后，各大学武斗迅速升级，清华、北外、京工、人大等校都出现了以武力把对立派赶出校区的现象，同窗之谊竟成为兵戎相见的生死仇敌。武斗中杀死对方学生的事件已不再是新闻了。武斗杀人，北大又一次走在北京高校的前面。
井岗山一派占据的六座楼只有37斋（文革后改称37楼）紧靠马路，校园围墙已被3.29凌晨夺路而逃的学生推倒，是唯一进出校园的通道。然而，各楼之间的通行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封锁，他们用整条自行车内胎做的大弹弓袭击行人，很多无辜的人被打得头破血流。井岗山派把学生宿舍的双层床排列起来，形成一条封闭走廊，勉强保证了楼间的行人安全。“老佛爷”聂元梓一心要置反对派于死地而后快，一计不成，又企图以停水断电将“井岗山兵团”逼出北大。3•29以后，绝大多数井岗山一派的师生因宿舍被对方强夺而离开北大，只有那些决心与聂元梓拼个鱼死网破的中坚份子留了下来。他们无路可退，只能背水一战。为了生存，他们试图从马路边高压电网接电入37楼时，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武斗。“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一色儿的矿工头盔、铁网面罩、薄钢板盔甲、两米长的无缝钢管扎枪，列队出战时，威风不减当年古罗马武士。反观井岗山队伍，头带白柳条帽（甚至是棉帽子外面套个硬纸盒）、手持七长八短的自来水水管做的扎枪、盔甲则是用布缝在一起的几层洋铁皮，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直如当年丐邦聚会，连他们自己看了都觉好笑。然而，就这么几百人，被数千人封锁围困、停水断电、绝粮断炊，居然寸土未失，坚守达四个月之久，扛到七月底8341军宣队进校。中国兵法中哀兵必胜的用兵之道，在北大武斗中再次得到验证。至于军宣队秉承上谕支持聂老太，继续迫害井岗山派则是后话。一位我认识的学生，长得象电影〈停战以后〉里香河县长班长儒，外号老班。坚守37楼四个月始终乐观自信，但后来竟被军宣队逼疯，跳楼而死。还有一个学生被迫害得无路可走而自杀。他躺在上层床上，把电灯里的两根电线绑在两只手腕上去拉电灯开关。没想到电流通过他的身体时，肌肉突然收缩，身体从床上摔了下来，拉断电线，才免于一死。
从西直门到颐和园的32路公共汽车（现332路）经过北大南大门和37斋，当时的32路是一辆SKODA大客车带一辆拖车。“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强迫32路车停驶，摘下拖车、当作装甲车推着前进，全副武装的武斗队在拖车的掩护下向37斋逼近。可能是因为用力不均，拖车突然就地转圈，藏在车后的武斗队一下暴露在对方的大弹弓射程内。被一阵弹雨打得东躲西藏。此时，守楼学生把黄豆撒在马路上，“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一个个滑得人仰马翻，狼狈不堪。井岗山“丐邦”乘胜出击，喊声震天，勇不可档，一鼓作气把“老佛爷”装备精良的“御林军”赶了回去。两个物理系学生趁机把路边一万一千伏高压线与楼内早已准备好的变压器及配电设备联接起来，恢复了供电。这以后，“新北大公社”多次组织武力强攻井岗山学生驻守的地盘，均无功而还。最后，他们采取封锁37楼出口的策略。企图以断绝粮食给养，困死饿死对立派楼里的师生。“新北大公社”日夜监视37楼出口，不许一人进出，抓捕所有出楼人员。
我就是这时被抓进北大的。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原来住30楼，3•28夜晚，在睡梦中被同寝室新北大派用扎枪赶了出去，连外衣都没来的及穿。这以后他只好住到37楼。为了不被赶出校园，他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加入保卫37楼的行列。因为我所在的大学两派也在武斗，我在校无事可做，就到处收拣别人丢弃的武斗用品，如漆柳条帽的油漆，做面罩的铁网，破自行车内胎送到36楼装备“丐邦”。
有一天，我一大早就把收集到的物品送到北大，然后就和熟人聊天儿。没多久，“新北大广播台”的高音喇叭就宣读了“封锁37楼狗洞通令”，理由是要捉拿“刺杀聂元梓凶手樊能廷”。文革时期，无论是定罪名，还是两派互相攻击，上纲上线的夸张程度，比起李白诗中的“白发三千丈”也毫不逊色。在垃圾堆上烧两封信能说成“企图烧毁大楼”，打架流了鼻血叫“血洗”，改锥是“凶器”。
樊能廷是南京人，化学系63级学生，天生的乐天派，一开口则笑语连珠，令人捧腹。3•29武斗开始后，他被从31斋里赶出来，也住在37斋。一日聂元梓以校领导身份到37斋训话，樊能廷正在维修通电线路，听说老佛爷驾到，拿着改锥就跑去看热闹。当时聂元梓被人团团围住，樊能廷也凑上去起哄。一边嚷嚷，一边无意地挥舞手中的改锥。看到明晃晃的改锥，聂老太的保镖脑子里阶级斗争这根弦立刻绷紧了，认定是阶级敌人要行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立刻发出通令，“捉拿刺杀聂元梓凶手樊能廷”。当时樊就住在37斋，仍然与平时一样，乐呵呵地说笑话。但我知道，他心里未必像他表面那么平静。
有一个叫刘伟的北大地质地理系61级学生，身强力壮，是个运动员。一次在校外马路上被新北大派捉去，严刑拷打，竟被用钢鞭铁棒活活打死。他的同学为他办了一个遗物展览。我看的时候忍不住掉下了眼泪。樊能廷当然知道，如果他一但落到“新北大公社”这帮杀人狂手里，是很难活着出来的。“新北大公社”中“红五类”的心黑手狠，早在批斗“反动学术权威”时就已名扬北京高校。他们批斗时不仅‘触及灵魂’，而且‘触及皮肉’，甚至‘制造冤魂’。那些老教授临死都不明白，为什么几个月前还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的莘莘学子，用直木棒把他们往死里打时竟毫不手软。虽然我与樊能廷仅有一面之交，但出于对他命运的担忧，三十多年来一直记得他的名字和他当“刺客”的经历。
37斋位于北大南校门和海淀校门之间，马路对面是居民的院墙，无法穿行。行人必须经过这两个校门前才能离开。我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37斋出口，向海淀方向走去。当我走近32路车海淀站时，一辆公共汽车正好进站。两个彪形大汉以为我要上车，从路旁一下冲到车门口。然而，我却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他俩看见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就不再假装过路行人，公开尾随而来。走到海淀校门对面的时候，二人突然扑向我，一人抓我一条胳膊，把我倒剪双臂一手卡着我的脖子，好像“走资派”挨斗时坐飞机的姿势，押进全国第一流学府的北大校园。过马路时，一个胖大和尚般的武斗队员（我敢肯定他是学生食堂的大师傅），哆嗦着一身肥肉跑来接应，以防有人来把我抢走。其实这完全是多此一举，井岗山的人早知道我会被抓，但我是外校人，不会把我怎么样。此时他们都在窗前观察我如何被抓，以便总结出反封锁的策略和办法，哪里会跑来救我。
我被押进海淀校门后，来到40楼前的一片空地，两名“捕头”把我交给一个戴头盔面罩、手持长枪的武士。此人两腿叉开、面孔上扬，极力想摆出一付威风神气的派头好给我个下马威。可惜的是他手中的长矛说明他只是个打前阵的马前卒。我告诉他我是外校来找人的，他厉声问我是否知道封锁36楼的通令，我说进了楼才听见，我还要回去吃午饭，他看我不象什么重要人物，就把我交给一个职工模样的中年妇女去审讯。她要我详细说明去36楼找谁，看见什么人。她还打电话到我所在大学核实我的身份。确认我不是井岗山派的人后，才让我走，但警告我不得再来。我环视周围，大约有几百人在待命行动。可以看出，这是一场武斗是早有计划准备的行动。院里人虽多，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组织工作周到细致。虽然各路人马进进出出，但并不混乱。北大素以文科见长，没想到还培养出精通兵法的将帅之才，只可惜用的不是地方。
有一天晚上，我从37楼出来，骑车朝中关村方向驶去。路过34楼时，有人向我扔砖头。我气不过，调转车头返回34楼下的小门和他们论理。他们没想到我会如此大胆，一下竟没有反应过来。当看清我只有一个人时，这四五个人一齐扑了过来，拳打脚踢。有一个人还脱下农村那种手工衲底的老山杠子鞋，披头盖脸地打来。我一面用自行车招挡，一面高喊，你们不问问什么人就动手，还讲不讲理，叫你们的头头来说话。其中一人听我话中有话，叫他们停手，询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是来找同学的，并反问他，你在外校有没有同学同乡，如果你去外校找人，被人不问青红皂白打一顿，你什么感觉。他有些不好意思，说现在正在武斗，一个个都火气挺大的。别人挨了砖头跑还来不及呢，你到返回来了。天又黑，我们还以为你是井岗山派来偷袭捣乱的。看来，只要气候环境变化，最高学府里平时文质彬彬的大学生，也会变成蛮不讲理的打砸抢暴徒，而且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他们的行为辩护。
3•29以后，有些没参加任何派的学生依然去学生饭厅去吃饭，没想到新北大派竟派了武斗队把守饭厅，见了非公社派的人就打，不让吃饭。有两个学生看见情况不好，扭头就跑。被武士们追上用扎枪刺穿股动脉，尽管他们哀号求助多时，竟无一人上前，眼睁睁地看着流血过多而死。大学同窗，竟然操戈相见并下毒手杀人，北大是“始做俑者”。从此以后，井岗山派被剥夺了去食堂吃饭的权力，他们只好在楼内架起炉灶，用打烂的桌椅床架烧火，煮些干切面充饥。自从37楼出口被封锁后，粮食运不进来，只能饥一顿饱一顿的将就。那天被抓之前，我看见一个初中生模样的小姑娘提着一个大旅行袋走进37楼，打开后里面是满满一袋切面。原来是一个学生的妹妹专程从广州赶来帮助姐姐渡难关。
8341部队进驻北大“支左”后，总算解了井岗山派的围。学生在37楼出口搭了一座牌楼，两边的对联是毛泽东手书的两句话：井岗山的同志们，将革命进行到底。武斗期间曾在校内住过的井岗山派学生纷纷在门楼前摄影留念。我也凑热闹拍了一张手持语录的照片，而且保留至今。现在看起来，那付神气样实在是愚的可笑，但当时确实是很认真的。
前两年回国探亲，去颐和园回来路上经过北大，我特意在海淀下车，走到中关村。从海淀校门到南校门中间的宫廷园林般的的石砌围墙都已变成商店铺面，当年的“狗洞”早已踪迹全无了。唯有37楼三楼一个窗下还依稀可见用砖修补过的痕迹，那是为了接变压器拆的缺口。除了武斗时在37斋住过的几十个学生，没有人会知道为什么这面窗下有修补过的痕迹。回想当年在这里的经历，我面对37斋伫立良久。不过三十多年，北大红卫兵的残忍，老教授的惨死，武斗的疯狂，早已被岁月冲洗得干干净净。校门口进进出出的师生，有谁知道这里曾发生过的武斗和北大的文革冤魂呢。我们这一代已经成为历史了，又有谁想得到当年进出这个校门的竟是顶盔带甲、手持长枪的武斗队。再过三十年，这些匆匆忙忙进出的年轻人也会成为历史，被后人忘却的，他们今天会想到这一点吗。
1989年有篇文章说，北京大学的威望是“五，四”运动建立起来的，象有某种遗传基因似的，七十年来，北大始终走在学生运动的前面。还有一位北大名人断言，如果中国所有的女人都是娼妓，所有的男人都是嫖客，剩下的一对罗米欧与朱莉叶，十有八九在北大。前一篇文章说，在社会进步的潮流中，北大始终走在前面。后一篇文章暗示，当社会堕落时，北大永远落在后面。这么一说，北大简直成了一方圣土，成了宁国府门前那两个石狮子。其实鲁迅先生对此早有评价。他说：“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进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内的一部份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
文革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丑恶、最黑暗的时代。（当然，对某些人来说，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在这场运动中，北大不仅没落后，反而处处走在前面。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动北京高校第一次开杀戒的武斗，第一批“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以及“两个校，一张报，几个小丑嗷嗷叫”的样板经验。（引自1976年“四五”运动天安门广场诗抄）。我知道，文革是北大一块难以启齿的疮疤，是北大历史上违莫如深的禁区，一直为北大同人所回避。不少当年新北大公社的武斗干将，因保“老佛爷”有功而留校工作，他们当然不愿揭自己的疮疤。然而，历史是绕不过去的，后人有权知道北大文革史实。我这篇文章只不过是引玉之砖，希望知内情的北大同人写出更多文革回忆录，留给后人。我写这篇文章，并非与北大有怨有仇，也不是嫉妒北大的名声和北大同人的运气。我只是希望北大在文革中的这一段历史不要被遗忘。但总有那么一些人，一听到逆耳之言，就指言者因个人恩怨或嫉妒所为，因为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以己度人，实在想不出别的原因。有一次，我对某些国内精英的言行提出异议，他们竟说是因为我追过其中的女性被拒绝而在报复。岂不知那时我已在美国了，而且当年我交女朋友时，他们这辈尚在呀呀学语，排成队抓根绳子被托儿所阿姨牵着学走路。有了这段经历，我对这批好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小人格外提防，因而不得不事先作如下声明以堵住他们造谣的路子。
我个人与北大没有任何关系，但我祖上在北大史中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我的祖父是北大身，清朝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学生。毕业后留校工作。被尊为现代北大创始人的蔡元培、马寅初任北京大校长时，每次校庆都要恭请我们家老爷子在前排就座，并称他为老前辈。我想北大同人中，能有此资历殊荣者，恐怕屈指可数。我给北大脸上抹黑事小，若因诽谤祖先之嫌而背上不孝子孙的罪名，不仅坏了我一生的忠孝，下次回国时也没脸到香山万安公墓给老太爷扫墓了。
第二篇：罗瑞卿秘书忆文革(王仲方)
罗瑞卿秘书忆文革（王仲方）
家破人散无地立足--罗瑞卿秘书忆文革王仲方
无地立足
家破人散
1966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五·一六”通知，正式发动“文化大革命”。
接着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罗瑞卿问题的决定，批判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
一、杨尚昆的反党集团。由于西北军区司令员冼恒汉在会议上点了我和王昭的名，说是与罗瑞卿关系密切，青海“造反派”也蠢蠢欲动。西北局刘澜涛为了减轻王昭的压力，决定把我调离青海，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任秘书长，宁夏书记杨静仁表示欢迎。正当省委做完对我的鉴定，打好行李准备出发时，突然接到杨静仁的紧急电话，宁夏“造反派”上街*，公安局消防车都上街了，要我不去宁夏，暂留青海。
接着青海的“文化大革命”风暴铺天盖地地起来了。先是揪斗，接着游街。我作为省委政法系统的头头，戴着纸糊的高帽子，在“造反派”簇拥下，站在第一辆大卡车上，第二辆车是省公安厅长郑效先，第三辆车是省高级法院院长郑文卿，第四辆车是省检察长李猛，后面还有一批政法系统的负责干部，共有十几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在西宁市沿大街缓缓而行。前面有“造反派”宣传车开道，高音喇叭大喊：站在第一辆车上的是王仲方，青海政法系统“走资派”的头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的黑干将，要坚决打倒王仲方!游了一路，喊了一路，沿街围观者很多，大家感到很新奇。我站在车上，不时用手扶着有二尺高的纸糊高帽子，以免被风刮倒，心情却出奇的平静。游街结束，自己下车回家。这时我忽然想到毛泽东不是屡次教导要反对风头主义吗？领导干部戴着高帽子游街，倒是绝妙办法，以后谁还敢再出风头呢!
与此同时，公安部的“文化大革命”风暴也爆发了，他们限令我的八十三岁老父亲王肖山搬出公安部大观园宿舍。幸好有尹肇之同志关照，父亲搬进了西单小酱房胡同公安部政治部干部住的小院。接着公安部限令史洛明离开北京，调往青海。青海省委欢迎她，安排在青海日报社任副总编辑。因为**，她一天也没有去上班，陪我在家静观眼前发生的事变。没有多久，我们突然接到北京电话，老父亲又被公安部“造反派”从小酱房胡同赶出去，在我堂妹王仲允(北京橡胶一厂工人)处暂时栖身。我们以为完全脱离了公安部范围，大概可以安静下来。不料接着又来电话，公安部“造反派”经常去威吓，老人害怕得很，想到青海来依靠我们。我们虽然处境险恶，还是要王仲允送老人到了西宁。八十三岁的老人坐了两天两夜火车，车上十分拥挤，只好在硬座车厢椅子下面躺着。最后平安到达西宁家中。我们添置了碗筷，照顾好老人饮食起居，老人倒也安然。我们虽然想到还会有风浪，但是希望老人能在此安居。可是在我头上，乌云密布，外面风声日紧，“造反派”扬言要捉我。如果我一旦被捉，洛明又是新来的，人生地不熟，老人不但惊恐不安，恐怕生活也无保证。于是我们又联系新疆我妹妹王仲元，她表示有难处。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浙江省德清县有一位堂兄王仲俭，是农业种子站技术员，他知道情况后，勇敢地表示愿意收留老人。于是我们悄悄买了车票，又把老人送往杭州。途中，老人非常不安，不时问：我们到哪里去？路经上海，老人病倒，住了医院，幸好几天痊愈，经过杭州到了德清，把老人托付给王仲俭夫妇。
仲俭从小照顾过我的父亲，非常孝顺。夫妇俩在德清县城关租有两间民房，对老人安排很周到。他们在德清多年，人缘好，邻居都有照应，我们也很放心。在德清陪老人过了一天，请他老人家安心过一段，我们会再来接他回去。老人心里明白，只好如此。我们离开德清时，老人紧紧拉着我们的手，眼里含着泪和我们告别，彼此似乎都已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分别，而是生离死别。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天我们从杭州回上海，又路过德清看望老人。老人是位久经患难、经历丰富、非常坚强的人，他反而安慰我们遇事要冷静沉着，要我们记住，他曾教我们学过瞿秋白翻译的高尔基的名篇，做一只暴风雨中的海燕。他知道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更大的暴风雨，他镇静地拄着手杖送我们到巷口，忍着眼泪，向我们挥手。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了，回头一看，老人还站在原处向我们挥手。这一回头一挥手竟然真的成了永别。
我们回到上海，住在青海驻沪办事处。从西宁传来消息，省委正在开三级干部会议，要我即刻回去接受批判。北京回不去，西安不能去，银川不能去，青海也是不能去的。平时很多的亲友，这时不是划清界限，六亲不认，就是爱莫能助，即使有的表示愿意收留，我们也不愿意牵累他们。我们整天在马路上游荡，过着无家可归的日子。当时考虑，面前有几条路：第一，就这样到处流浪，混过动荡的时期。但是这个时期刚刚开始，何时结束，看不到头，长期颠沛流离，也难以忍受。第二，回北京，不就是为了与罗瑞卿的关系吗！我到公安部“投案自首”，大不了关进秦城监狱，也比到处流浪好。又估计公安部不会收留，要把我们遣返青海。第三，去西安，作为西北局办公厅主任，我在西北局接受批判。可是西北局自身难保，哪里会再添我这个“大灾星”呢!考虑再三，我们下决心回青海，自投火海，接受磨炼。这时火车不通，我和洛明自己买票坐飞机回到西宁。真的像两只海燕，在阵阵雷声中，迎着暴风雨飞去。
在劫难逃
1966年6月3日，《青海日报》发表拥护“文化大革命”的社论，从此揭开了青海省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篇社论的提法，引起“造反派”之间不同意见的争论，对立双方展开激烈的辩论。这时一批外来“红卫兵”插手进来，利用这场辩论把矛头指向省委，特别集中于当时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昭，说他是青海省“党内走资派”代表人物，是罗瑞卿伸向青海的黑手。同时也点了我的名。省委常委会瘫痪了，我被责令每天清扫常委楼的厕所、楼道。
第一次批斗会，在印刷厂会议室，印刷厂有两个青年工人到北京“取经”，回来带头造反。首先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是中国*党员。又问你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说：不是，我是有不少缺点错误的*员。这时两个青年工人连连动手打我，我坚持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继续殴打，直到把我打倒在地。当时群众还不曾见过这种场面，纷纷提出让我回去，好好反省。下午，“造反派”到家中抄家，翻箱倒柜，搜走了他们认为重要的材料和照片，连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给我的亲笔信也取走了，以后也就失落了。抄家后箱子柜子都贴上手写的封条。省委大院的“造反派”组成了观点不同、互相对立的几个组织，今天你来抄家，明天他又来抄家，我们干脆把东西散开，让他们抄。后来，这种抄家成为形式，好像不去抄一下，就不是“造反派”。众多“造反派”组织在省级、市级等机关，如雨后春笋，到处都冒出来了。到处都是戴着红袖章、写着这样那样名称的“红卫兵”。不管是谁，戴上这个红袖章，就可以横冲直闯，批斗、抄家，不经任何手续，在深更半夜把人带走，也不告知带往何处。今天你批斗，明天他批斗。我也习以为常，干脆准备一件旧的棉大衣，装着一支牙刷一条毛巾，说走，披上大衣就走。有时被带到某“造反派”的据点，隔离批斗，写检讨材料，过一两天，又送回来。
这时大字报、大标语贴满省委大院，渐渐地，王昭和我二人成为青海省“党内走资派”的代表人物，到处是打倒王昭和王仲方的标语，名字倒写着，打上红×。我自己也可以出去欣赏这些大字报，开始有些紧张、惊讶，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
我有些奇怪，青海省委有第一书记杨植霖，有几位副书记和常委，他们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人点他们的名呢？在一次西宁市委的批斗会上，我才明白。
1963年青海省委改组了西宁市委，调李宁担任书记，免去了原市委书记康建西的职务。后来李宁反映，他们受到原市委一班人的抵制，无法工作。市委组织部长向省委组织部刘秀梅(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的妻子)反映，市委机关有人密谋要推翻改组后的市委。杨植霖很重视，把西宁市委问题提到省委常委会讨论，决定派省委副书记高克亭带检查组到市委检查，高克亭又拉上我陪着他去。杨植霖亲自主持，提出西宁市有两个市委，一个在地面上，一个在阴沟里，要彻底揭发。检查组根据他的指示，揭发出西宁市委有一个以康建西为首的反党集团。杨植霖亲自起草讲稿，到市委全体干部大会上讲话，再次指出西宁市存在“阴沟市委”，要彻底揭发批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建西等人也组成了一个“造反派”，造省委的反，首先是翻反党集团的案。于是在市委礼堂开大会，把杨植霖、高克亭和我，以及市委书记李宁、李扬、赵建新都找来，来了一个“三堂会审”。这时有人质问定市委反党集团的主谋是谁？无人答应。市委书记李宁说，这是省委检查组定的，没有检查组，我们是不敢定反党集团的。又问省委检查组长高克亭，高克亭说检查组是受省委委托，向省委汇报，由杨植霖决定的。杨植霖说，他本来不想定反党集团，是听检查组汇报后决定的。又问杨在市委干部会上亲口说有“阴沟市委”是怎么回事!杨不敢承认，竟然说这次讲话稿子是王仲方代他写的。我没有想到在这个问题上，本来负主要责任的第一书记以及副书记竟然这样推卸责任，不敢承担。最后问到我，我只有大声说，既然如此，我承担这个责任，主谋是我。这样一来，紧张场面才告结束。
又一次办公厅“造反派”在省委常委会会议室开斗争会，有一位托儿所保育员控诉省委王秘书长不该把她开除，是严重的*，要求我老实交代。我说不知道这件事。这位女保育员很厉害，走上来重重地打了我一个耳光说：你还不老实交代！我坚持说不知道这件事。保育员不达目的决不甘休，接连打了我好几个耳光，打得我头晕目眩，几乎倒下。我想到今晚这一关恐怕过不去了。这时有人看不下去，就问人保科长李学林，这件事是哪个王秘书长干的？李学林这时才说出是王静先副秘书长干的。而王静先就站在我旁边，到这时候战战兢兢地点头答应，我才过了这一关，可是人已被打得鼻青脸肿、嘴角流血了。
正在这无休止的残酷斗争中，1967年初突然发生了“二·二三”开枪事件。当时青海省两大“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和“捍卫队”，两派势不两立，为控制舆论，“‘八一八’造反派”占领了《青海日报》办公楼。这是违反当时中央不准占领报社命令的。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奉命要求占领者撤出，遭到拒绝。赵永夫派部队包围了报社，双方相持数日不下。2月23日这天凌晨，忽然传出枪声，部队战士以为是报社内部有人向他们射击，于是开枪还击，强行驱散了占领者。战斗中死伤多人，是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当时听说，部队开枪，是得到林彪同意的。事情发生时杨植霖、王昭都不在西宁。我找到值班的省委秘书长张文芳，要他马上打电话告诉军区，立即停止开枪，事情只能和平解决。张文芳表示无能为力。我则表明了我的态度。到时候可以说明我与“二·二三”事件无关。果然，不到一个月，事件来了一百八十度转变，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把“二·二三”定为反革命事件。于是局势急转直下，“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专门开会，决定成立青海省军管会，由军区司令员刘贤权任主任，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同时决定撤销赵永夫职务，隔离审查。把本来在洛阳治病、不在青海的王昭也诬指为“二·二三”事件的幕后指挥者，隔离反省，押回青海审查、批斗。就在这次会上，周恩来问是哪个部队开的枪？刘贤权说是独立师(当时有些省的武装民警称为独立师)，并说独立师不归他指挥，由省委政法小组指挥。周恩来问王仲方同志现在何处？刘贤权说，王已离职反省。这时林彪说：王仲方这个人，我找他很久没有找到。他是罗瑞卿的心腹，罗的事他都知道，把他搞起来。
正在四面楚歌、更大的厄运即将降临的时候，西宁市郊区农村彭家寨大队的乡亲们，热烈欢迎我回农村去。这个大队是1964年“四清”时，我带领工作组蹲点的地方，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挨家挨户访贫问苦，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帮助他们通了电，解决了吃水难的问题，帮助他们办起砖瓦厂，改善了生活。他们同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平时我也回“家”看看，同农民拉家常，吃他们做的尕面片(尕音嘎，小的意思)、蒸洋芋、腌酸菜。他们听到我将有难，就让我回彭家寨，说我们是贫下中农，“文化大革命”不能把我们怎么的，我们保护你。看到村里的庄稼长得那么茁壮，看到家家户户日子比过去好，我深受感动，觉得就是死在这片土地上，也是心甘情愿的。可是，对群众这番深情厚谊，我只能心领，却不能去。我深知这个劫难是哪里也躲不过去的，我也不能因为我而引起武斗，连累乡亲。再坏的遭遇，我也要自己顶着。
第三篇：文革后北大杰出金融界商界校友简历
文革后北大毕业生中的商界人物
海外：
世界著名数码影像处理公司、全球数码相机的OEM产品领域中位居第一的虹软(ArcSoft)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邓晖(物理系本科83届、硕士86届。虹软2001年销售额为3000万美元)
世界知名软件开发公司蓝代斯克(LANDesk)首席执行官、前赛门铁克(Symantec)全球副总裁王茁(八十年代北大计算机系毕业，他创办的公司20/20在2000年以数千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Symantec)
美国成功集团总裁刘宁(在国内投资超过20亿，在美国、香港等地拥有５家上市公司，经营额超过50亿美元，8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古典文学专业)
德国周氏王朝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办人兼董事长周松波(北京市2002十大杰出青年，其企业年贸易额达2.5亿美元，在中德贸易中占近６％的份额，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90级博士)
美国最大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应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Inc.)副总裁、Etch产品部总经理尹志尧(Gerald Yin)(化学系1978级硕士研究生。领导了 MxP(maximum productivity), DPS(decoupled plasma source)，IPS及其它重要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在美国及其它国家有约六十项专利)
美国光以太网技术领导厂商Atrica公司副总裁兼产品营销总监、城域以太网论坛Metro Ethernet Forum创办人之一兼总裁陈子南(Nan Chen)(北大力学工程系本科。曾是“10G以太网联盟”10GEA的创办董事会成员之一；任北电网络公司(Nortel)技术中心技术总监时，推动了Nortel的10G以太网战略；作为IEEE 802.3ae的发起人之一参与了10G以太网标准的制订)
世界最大的网上照片和艺术图片供应商Corbis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史蒂夫-戴维斯(Steve Davis)(北大留学生。Corbis是比尔-盖茨在****年创立并由比尔-盖茨私人控股的公司。Corbis与超过3000个著名创作人和团体签订代理协定，其中包括费城艺术博物馆、伦敦国立美术馆以及克利斯蒂拍卖行并于1999年成功收购全球最大的新闻图片社Sygma)
世界建材和家装行业连锁巨头欧倍德集团(OBI)全球执委会成员、亚洲区总裁李凤江(1990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硕士。总部位于德国汉堡的欧倍德集团，目前全球连锁店达465家，员工3万人，2000年销售额达82亿德国马克，是排名德国第一、欧洲第二和全球第四的建材装饰家居连锁超市)
美国美华(Amsino)医疗器械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栗亚(北大经济系1985届，公司价值2000万美元)
美国万视科技(Wan Net Technology, Ltd)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沈彤(北大生物系86级。万视科技在欧洲靠Endemol一个客户一年就有新台币一亿元的业绩)
澳大利亚墨尔本老虎篮球俱乐部董事局副主席、澳大利亚金星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刘冰(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拥有墨尔本老虎篮球俱乐部20%的股份)
美国洛杉矶大型礼品连锁店CRAFT DEPOT创办人朱天和(8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
美国纽约时代创投合伙人、Lotus Pacific首席金融官黎平（毕业于北大生物系。LotusPacific为纳斯达克上市的一家通讯公司，现总资产值超过3亿美元；时代创投引导投资的半导体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及封装等项目，投资总额已达30亿美元）
北美最大的中文媒体之一多维媒体公司营运长常劲(八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多维新闻社是全球华人中最有影响力的独立通讯社；多维新闻网是全球最受欢迎的中文网站之一)
美国麻省剑桥市Archemix公司创办人之
一、副总裁兼首席金融官、HiQ Computers创办人之一兼副总裁JANE J.SHENG(北京大学电子工程硕士，Archemix2002年8月获风险投资5180万美元；HiQComputers是一家年营业额8000万美元的电脑公司)
原贝塔斯曼直接集团亚洲区总裁、贝塔斯曼直接集团董事艾科（Ekkehard Rathgeber）(1988年至1999年期间在北京大学主修中文)
美国瓦里安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董事、原摩根大通资深副总裁、知名分析师陈恂(Eric Chen)(北京大学毕业，曾负责JP摩根证券全球半导体研究协调工作，是JP摩根证券在半导体产业研究的铁三角之一)
日本恒星株式会社社长李坚(计算机系79级)
海纳维盛公司(Hinnovation)创办人胡晖(物理系84届，2004年2月，海纳维盛被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美国Vital Images以1800万美元收购)
美新半导体有限公司(Memsic)创办人赵阳(物理系84届，2004年6月刚刚入选享有盛誉的“Ernst & Young新英格兰企业家”)
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公司(Seagate Technology)先进器件及磁读出头研究和开发部技术总监及负责人毛思宁(物理系84届，获70余次希捷公司的技术成就奖，并两次入选希捷公司“名人堂”)。
摩根斯坦利固定收益研究中心执行总监阚睿(物理系84届，他的论文“A Yield-Factor Model of Interest Rates”中提出的众所周知的Affine Model(Duffie-Kan模型)，是在利率期限结构领域被引用最多的论文之一)
威尼斯影展总裁Marcomueller(在北大留学4年)
国内(含香港)：
民营企业：
香港富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赵勇(该集团目前在京的固定资产已超过30亿元，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地理系)
达因集团总裁张璨、董事长阎俊杰夫妇(曾入选福布斯2001年中国大陆100首富，2003新财富中国400富人榜。张璨，北大国际政治系肄业，后获北京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硕士学位。阎俊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旗下上海达因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2002中国软件企业100强排名第57)
林凤集团张涌(曾入选福布斯2002年中国大陆100首富，2003新财富中国400富人榜，2004年胡润中国百富榜，2003美国著名财经杂志《财富》评选的“全球40岁以下40位富豪的排行榜”(40 under 40)。1986年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管理专业本科毕业)
通威集团总裁刘汉元(入选福布斯2003年中国大陆100首富，2003美国著名财经杂志《财富》评选的“全球40岁以下40位富豪的排行榜”(40 under 40)。北大光华管理学院EMBA)
海星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荣海(入选福布斯2003年中国大陆100首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EMBA)
亿阳集团邓伟(入选2003新财富中国400富人榜，2004年胡润中国百富榜，北京大学国际金融博士，旗下哈尔滨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在2002中国软件企业100强排名第43)
亚信董事长丁健(曾入选福布斯2001年中国大陆100首富，2003新财富中国400富人榜，2003IT富豪五十强，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亚信在2002中国软件企业100强中排名第51)
中国最大的蜡烛出口企业青岛金王集团陈索斌(入选2003新财富中国400富人榜，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2001年集团综合出口5000多万美元)
中泰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李义超(入选2003新财富中国400富人榜，北京大学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班结业)
青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钟小剑(入选2002新财富资本市场100富豪，北京大学经济系本科)
香港高阳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高阳模式”创造者、前奥德创始人渠万春，(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财富在一亿美元以上，旗下北京高阳金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2002中国软件企业100强排名第69)
青海德盛集团董事长刘盛春（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管理专业，在５年时间成为亿万富翁的民营企业家）
中西集团董事长周晋峰(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光彩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主要发起人)
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1986年入北京大学法律系，被称为“资本市场幕后高手”)
豪力集团董事长秦晗(法律系92届，旗下豪力科技是中国最大的工程基建行业管理软件公司，集团资产近5亿元)
香港阳光国际集团董事长、石狮新发董事长林腾蛟(北大光华管理学院EMBA)
北京盛邦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山东巨力董事长张卫东(法律系91届)
新奥特集团的董事长郑福双(光华管理学院EMBA)
等等。
大型国企：
中国旅游企业旗舰华侨城集团公司总经理任克雷(华侨城四大主题公园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和欢乐谷，以及康佳集团的掌门人，企业总资产200多亿，经济系毕业)
地产界航母中国房地产集团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孟晓苏(1949年生，198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90年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1996年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中国最大地产企业掌门人，企业总资产近600亿元)
招商迪辰董事长、招商局集团董事，前任首席金融官范棣(被称为手执绿卡的“海归”派中目前在中国国企中位居最高位者。1987年至1988年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1992年获北京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经济学博士)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招商局科技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洪小源(获北京大学经济系经济学硕士学位、北京大学地理系理学士学位)
华润集团董事兼助理总经理、华润置地（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华润创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阎飚(北京大学法学学士)
鞍钢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杨华（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中国五百家重点企业”、中国“化工百强”企业河北沧州化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振德(197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
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中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常景兴(北京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曾被联合国授予科学与和平使者奖。中辰国际是国家经贸部下设的企业集团公司，总资产额近五十亿人民币)
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总裁张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际MBA毕业，中外运集团总资产额达220亿元)
中国航油总裁陈久霖(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我国唯一一家利用海外自有资产在海外上市的中资企业的领军人，被《联合早报》称为新加坡石油市场上的“航油大王”，年薪2350万元的国企领导)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鲁向东(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在读博士)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薛涛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
中国旅游业龙头企业中国国旅集团常务副总裁张北英(198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
青岛建设集团公司总经理兼青岛建设集团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杜波(2001届法律系硕士，企业资产总额40亿元)
湖南建筑业“领头羊”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公司总经理陈国平(1951年生，国政系政治理论专业毕业，率公司五年十获“鲁班奖”)
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CMEC)副总裁罗盛根(物理系低温物理专业79届)
三九企业集团总经理、党委书记，原中国通用技术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孙晓民(1954年生，法律系86届硕士)
“中国外经贸航母”中国通用技术集团董事、副总经理、原陕西省省长助理李谠(1956年生，光华管理学院EMBA)
财富全球500强企业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副总裁潘正义(光华管理学院EMBA)
IT、网络、通讯、电子、家电行业：
新浪网创始人、第一任首席执行官王志东(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TOM互联网事业集团执行董事兼首席营运官许志明(物理系83届)
TOM互联网事业集团执行董事兼销售与市场推广部行政副总裁冯珏(国贸94届)TOM互联网事业集团执行董事兼营运部副总裁伍耘(2001届MBA)
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提供商百度创始人兼总裁李彦宏(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专业，入选2003年IT富豪五十强，2004年胡润中国百富榜)
百度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执行副总裁徐勇(1982年至198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生物系，入选2003年IT富豪五十强)
中国搜索总裁、慧聪国际软件首席执行官、慧聪国际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陈沛(1987年至北京大学进修人工智能研究生)
亚信高级副总裁、首席战略官赵耀(1986年获北京大学学士，1989年获北京大学硕士)
网上第一珠宝时尚店优雅网公司创办人、总经理冯沛然(199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
国内最大的财经网站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章知方(1984年获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关系专业学士学位，1986年获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专业研究生)
著名财经证券网站牛股网（www.xiexiebang.com）总裁朱鸿(毕业于北京大学)IT168首席执行官宫玉国(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杭州新中大总裁石钟韶(1983年毕业于北大力学系，新中大在2002中国软件企业100强排27，财务管理软件全国三甲)
北大方正集团、方正科技董事长魏新(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方正软件在2002中国软件企业100强排第6)
北大青鸟集团总裁许振东(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系，旗下北京北大青鸟有限责任公司在2002中国软件企业100强排第23)
联想集团副总裁马越(88届)
神州数码副总裁、华南平台总经理王平生(197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力学系流体力学专业)
有“软件国家队”之称的中科软件集团总裁柳军飞(北京大学计算机博士)
中国Linux软件的先驱中科红旗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刘博(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深圳科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兼任广通联公司总经理姜斯栋(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旗下深圳市科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2002中国软件企业100强排名第74)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郝建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入选2003IT富豪五十强)
北京联想软件有限公司总经理韩振江(1989年获北京大学计算机系获学士学位，1992年获北京大学计算机系软件专业硕士。北京联想软件在2002中国软件企业100强排79)
北京合力金桥系统集成公司创始人和执行董事之一，常务副总经理、高级副总裁彭小军(北京大学中文系85届，合力金桥在2003年中国软件产业最大规模前100家企业中排91位)
时力永联(FORLINK SOFTWARE CORP INC)总裁何毅(北京大学计算机系硕士毕业)
连宇通信(LinkAir.Communications, Inc.)联合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郑挺(北京大学物理学学士和信息管理学硕士)
北京恒基伟业创立者之一孙陶然（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
恒基伟业集团常务副总裁、首席金融官马庆(北京大学心理系79级)
深圳桑夏(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计算机知识产权价值谈判的第一人” 张树武(1986年北京大学计算机系研究生毕业)
TCL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技术总监兼TCL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健(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
TCL集团副总裁严勇(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博士)
家电巨人康佳集团总裁侯松容(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
卓越网副总裁陈小红(历史系92届本科)
中电通信(CECT)董事长、侨兴集团副董事长吴志阳(北京大学EMBA。入选2002年十大科技影响力人物)
中电通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裁张富春(北京大学国际工商管理专业2000级硕士)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淮松(北大国际MBA2000级EMBA班)
威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区行政长徐涛(北大国际MBA2000级EMBA班)
浪潮通软公司副总裁刘钦利(计算机系毕业)
大唐电信高级副总裁赵威(北京大学毕业)
中国游戏的拓荒者、“中国游戏第一人” 东方互动常务副总经理张立波(物理系89届硕士)
驻华外企：
Adobe大中国区总经理皮卓丁(1981年至1988年北京大学计算机系获学士、硕士)Sun中国工程研究院副院长兼工程总监施利民(北京大学硕士)IBM(中国)华南区总经理、原IBM个人电脑事业部中国区总经理鞠立(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系）
IBM莲花软件(Lotus)公司中国区总经理刘洪(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专业)
IBM瑞理软件(Rational Software Corporation)中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总监吴穹(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博士毕业)
Oracle中国公司前董事副总经理张书恒(北京大学物理系应用物理专业理学学士)
Microsoft中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法律与公司事务总监刘凤鸣(北京大学77级法律系)CA亚洲区高级副总裁、iCAN SP亚洲区董事总经理兼光华冠群公司董事长段践冰
中国惠普有限公司副总裁孙逢举（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获硕士学位）
中国惠普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监汪宁红(1987年北京大学西语系硕士学位)
中国惠普有限公司渠道与合作伙伴业务总监卢肖时(197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专业)
摩托罗拉公司中国软件中心董事总经理邹贵华(北京大学数学学士学位)
优利系统(Unisys Corp.)中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罗赢(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美国在线(AOL)公司财务副总裁曾沛涛(物理系82届)
爱立信(中国)公司副总裁赵钧陶(光华EMBA)
咨询： 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袁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97级博士)
陶瓷：
中国规模最大的日用陶瓷生产企业华光陶瓷董事长苏同强(北京大学EMBA)
销售业：
家电领域著名连锁零售企业国美电器总经理何炬(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
家装业:
广东星艺装饰集团董事长、总设计师，全国家装业“黄埔军校”的开创者余静赣(北京大学哲学硕士)
北京最大的家装公司东易日盛装饰集团创办人兼总裁杨劲(北大1996级MBA)
汽车：
南京菲亚特副总经理孙勇(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房地产：
深圳万科集团总经理郁亮(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
上海万科董事长兼总经理、万科集团副总经理丁长峰(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入选2003中国房地产影响力
人物五十强)
北京万科副总经理周昆(经院92级)
君龙投资董事长郭钧(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广东奥园置业集团副董事长、总裁游文庆(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厚土机构主席、“地产少帅”林少洲(85-89年就读于北大社会学系)
盛世兆业房地产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周伟峰(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成功操盘风林绿洲等项目)
万万树董事长齐宏(城市与环境学系82级)
服装鞋帽：
“中国鞋文化第一人”、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199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罗蒙集团总裁盛静生(入选2003新财富中国400富人榜，北京大学EMBA)
农业：
第一龙浩农业策略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韩方明(毕业于北京大学)
体育用品：
李宁体育用品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体操王子”李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20 00级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和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入选2004年胡润中国百富榜)
食品饮品：
2002中国成长企业100强冠军蒙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牛根生
生化制药：
北大未名集团总裁、深圳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美国赛若金国际有限公司总裁潘爱华(北大生物系生化博士)
陕西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步长集团创办人、新加坡ZBT公司董事局主席、总裁赵涛(北京大学国际MBA毕业)
制药巨头石家庄制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刘义(1977—1980年就读于北大生物学系)
贵州汉方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邓杰(1981至1985年就读于北大法律系)
长春金塞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创办人、首席执行官金磊(八五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
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美国NASDAQ上市公司Pharmacopeia Inc.的四位创始科学家之一李革(化学系89届)
重庆华邦制药董事长张松山(1987 年至1992 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化学系，身价2.97亿)
山东3V集团董事长宿明明(放射化学专业80级，生物无机化学84级硕士)
传媒及文化教育：
新东方创办人、董事长、“留学教父”俞敏洪(1980级北京大学西语系)
全球最大的中文网上书店当当网上书店创办人、联合总裁李国庆(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理(国际政治系79级)、甘琦(历史系84级)
国林风书店创办人、国风企业集团董事长欧阳旭(中文系91届)
华纳兄弟电影公司亚太区总裁艾秋兴(北大留学生)
普涞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陈戈(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士，崔健，张亚东，汪峰，舌头乐队的经纪管理公司)
香港TOM.COM有限公司前首席营运官兼执行董事梁琨如(北大本科)
香港TOM.COM有限公司副总裁冯珏（199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阳光文化集团副行政总裁、“融资能人”李宗扬(毕业于北京大学)
中国天明集团创办人兼董事长姜明(获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大厦举行的第八届世界青年企业家高峰会议所颁发的2001年“世界优秀青年企业家大奖”)
文革后北大毕业生中的金融证券投资界人物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若谷(北京大学法学硕士)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项俊波(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央行货币政策司前司长易纲(1958年生，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
中国银行行长、原海南省副省长李礼辉(1952年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博士)
中国银行副行长华庆山(1953年生，1984届)
中国光大银行副行长李子卿(197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
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1956年生，1978至198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硕士)
中国信托业“老船长、央行非银司前司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
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副总经理蔡晓峰(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
汇丰银行北京分行行长丁国良(2000届EMBA)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屠光绍(经济系毕业)
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前国泰君安证券公司总裁姚刚(1980年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中国证监会机构监管部副主任王建平(经济管理系81级本科)
中国证监会发展规划委员会委员、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童道驰(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刘能元(1981年至1988年北京大学经济系)
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主任孙杰(光华管理学院博士)
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副主任李正强(光华管理学院博士)
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副主任洪磊(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
中国证监会法律部主任、首席律师陈大刚（1978级法律系本科）
中国证监会法律部副主任焦津洪(法律系80级)
中国证监会武汉证券监管办公室主任黄湘平(1959年生，经济系78级)
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张育军(1988届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
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天相投资顾问董事长、原华夏证券副总裁林义相(经济学系83届，经济系管理专业研究生)
佛山市常务副市长、前广发证券公司董事长陈云贤(1955年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988级经济学博士)
东吴证券总裁王彦国(经济系81级)
大通证券总裁姜长龙(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
中银国际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王晓东(北京大学法学士)
台湾最大的风险资本管理公司怡和创投集团董事总经理周大任(北大法律系博士)
北京科技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北京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晓龙(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2001年中国风险投资20人中排名第八位)
国际数据集团技术创业投资基金(IDGVC)合伙人、副总裁兼广东太平洋技术创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树(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2001年中国风险投资20人中排名第二位)
亚洲数码联盟（香港）风险投资公司中国区总经理苏绍文(北京大学物理学学士，2001年中国风险投资20人中排名第十八位)
原红塔集团资本首席“火枪手”、中国规模最大的MBO基金申滨投资操盘人王雷(北京大学空间物理学85届学士、管理硕士)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华(经管系本科)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洪(经济学博士)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叶俊英(法律系本科、硕士)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屈年增(经管系本科、硕士)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学军(光华管理学院博士)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旭(北大法律系本科、硕士)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国斌(北大本科、光华管理学院硕士)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清海(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生)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金旭(法律系本科、硕士)
百瑞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邓建民(北大本科)
泰康人寿总裁刘经纶(经济管理专业本科)
华尔街著名投资银行高盛集团亚洲地区董事总经理蔡金勇(地理系78级经济地理专业)
华尔街著名投资银行美林集团亚太区总裁蔡红军(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
华尔街著名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亚太区董事总经理兼亚太区固定收益证券部主管刘嘉凌(1982年北京大学理科学士)
华尔街老牌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拉扎德公司（Lazard Freres LLC）董事兼高级基金经理邓琨(北京大学英语系89届。2004年被世界权威财经媒体英国《金融时报》评为2000年12月至2003年12月全球表现最为优异的10位基金经理之一，也是10人当中唯一一位亚裔)
华尔街著名投资银行摩根大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兼首席经济师龚方雄(技物系81级本科，运筹学及经济学硕士)
瑞士信用第一波士顿(香港)董事总经理刘洪(北大法律系博士，1999年获Davos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明日领袖”奖，《商业周刊》1998年和1999年两度授予他“亚洲之星”奖)
法国巴黎百富勤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法国巴黎百富勤证券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总经济师陈兴动(北京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学士)
瑞银华宝亚洲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杨凯(北京大学法学硕士)摩根士丹利亚洲执行董事兼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赵竞(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和硕士)
美国曼哈顿资本集团董事长及主要创办人之一陈平(八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
亚太地区最大的风险投资商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总裁阎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84级研究生)
亚太财政政策智囊主席、新加坡交易所总裁特别顾问、原华晨汽车董事常务副总裁汪康懋(北京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亲自设计并一手成功主持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发行的“第一股”；为中国海外第一股设计的自由女神和万里长城组成的股票被永久陈列在美国金融博物馆)
普华永道(PWC)企业并购合伙人、中国有限公司总监谢韬(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法国再保险公司(SCOR Reinsurance Company)前助理副总裁、研发部主任，企业风险管理负责人、北美产险高级精算师王树勋(应用数学系86届本科，89届硕士，三篇文章被列入精算界所有文章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前十名；获北美产险精算协会1997年最佳论文奖；获国际精算协会2003年的首届Bob Alting von Geusau奖、美国财产及责任险精算协会颁发的Charles A.Hachemeister奖)
神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新华（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
香港东英金融集团董事总经理张高波(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
上海复星集团董事、德邦证券总裁、原光大证券副总裁王韬光(经济法专业89届硕士)
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助理总裁兼投资银行总部总经理林昌(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经济学硕士)
第四篇：偶遇忆一段红尘旧事情感散文
一个缘字，终难猜透；多少曾经，已然离去；那些默契，那些深挚，饱含多少美丽，谁能忘记？一份感情，真的，不易；一些相遇，只能且行且忆。
转悠了一圈回酒店，已经是深夜了。
夜色浓浓，酒店的楼道静寂着，她按了上行的钮，等待着电梯升起。她从来不刻意地打扮自己，此时一身水洗牛仔，脚蹬一双浅红色休闲鞋，这个不算漂亮却有着一些气质品味的女人，见过她的人总是夸她面相好命运好，而她从未谦虚什么，只是浅浅的一脸幸福的微笑，尽管年华不再，岁月并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反而增添了更多的恬静温婉。
异地出游，陌生的城市，这样的夜晚她回住处的心情有点匆忙。“叮——”，随着一声电铃，电梯门缓慢打开，她闪身进去的当儿，下意识的皱皱眉，好呛人的一股酒味，明显，电梯里的这个男人醉酒了，抬眼处，却正好对视到一双灼热注视她的眼睛。她一阵晕眩，怎么是他！？那个静静储存在相册里六年了的男人！
世界有时候很大，不知道是不是刻意的回避，一直都不曾遇到；世界又真的很小，断了音讯多年，竟然会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遇到他！她挺直身板，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拉动嘴角一丝笑意想着轻松打声招呼，可话还没有说出口，那个男人已经凑了过来，一脸坏笑说：“醉了的时候就看见你了！”他一把攥住她的手腕，醉眼朦胧笑意更深了，说：“这次原来是真的呢！” 试图甩开他的手，她思绪混乱，脑子轰轰的，低低地颤声说：“松开，你喝醉了！”男人拽得更紧了。“叮——”，电铃声适时响起，到了她的楼层，门忽地打开了，男人脚步摇晃，她挣扎开来，她不敢回头望一下，快步走出电梯。
进到房间，她拉下窗帘，稍稍松了一口气，窗外夜风习习，她用力的揉着太阳穴，想平复突突直跳的脉搏，倚在窗前，揉揉手腕上的一圈通红，抬手的刹那，却从玻璃窗看见楼下，一个黑影踉跄着脚步，她莫名的，胸口一阵抽搐，无法言喻的难受，她叹气。赶紧下楼跟上那个黑影，看着东倒西歪的背影，她犹豫半瞬，然后招手示意门口的保安过来，给他一点钱说，给门口那个醉酒的人打个车吧！
夜色浓浓，城市开始了长长的沉默，车，在安静的街头缓慢向前。车厢里弥漫着饶天亮的【爱一回醉千回】
夜背叛了谁 止不住泪
流不出一滴沉醉
风将思念吹 吹乱了心扉
多少过去情景偷偷出了轨
天长地久地老天荒携手相随
怎么却看见期待一再破碎
是谁说，“爱，原来是一番轻愁，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的寂寞和陌上花开的孤单。” 此时，遥望，远处星星点点的灯光，陌生的城市里春的气息清清爽爽。风，轻轻拂过脸颊，将三月的思念吹起，裹着淡淡的忧伤，带着远远近近的距离。为何，他，会如此巧合突然出现在这陌生城市的夜色里？
一些原本以为已经远远忘记的东西，却因为一份偶然的轻轻碰触，发现，记忆只是像水滴一样深深的渗进了心扉的柔软里，若如海绵一样很轻易就惹得泪流满面，凭空遗下一地晶莹的往昔碎片。仿佛那些日子，仿佛那些气息，仿佛那些年的情景，一一的在幽暗的夜空绽放。她是一个喜欢沉溺在自己天地，极少向人流露心事，静静敲打文字的女子。这样触碰到心底柔软处低低的疼痛时刻，她发现，一直以为淡忘了的东西竟然就存在默默的隐忍中。
第五篇：文革论文
文化大革命成就了谁？
牟宗辉
历史学
1321010019 摘要 本文着重剖析了文革时期各个集团的利益获得，从各个集团剖析，分析了各政治集团人员受到了文革怎样的影响，谁在文革中成长，谁在文革中获利，以及文革到今日人的影响，体现出文革时期各股政治力量交错博弈的残酷以及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关键词 文化大革命 成就 影响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50年前的那场浩劫，打乱了新中国应有的发展进程，出现了各种政坛新星、政坛直升机，纵观这十年，无数的人起来了，无数的人下去了，邓小平三起三落了，刘少奇彭德怀被打倒了，四人帮得权了，林彪集团得势了，青年学生到乡下去了，工农兵大学生进城来了。多少的变数，多少的未知，变成了这个时代的主题。在这个什么都乱了的时代，在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究竟成就了谁？让我们来逐一分析。
首先，要说的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我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对于我国我党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着实不敢有太多的评价，但在历史已经评价定义之后，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万年的错误，那么再来考虑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改变了新中国发展的一片大好形势，增加了刚刚稳定的国家政权的投机性。在这场所谓的“大革命”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在长时间的社会**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这十年间，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国民收入损失达五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自七十年代起，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这场由文化领域发端的“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影响极为深远。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学校停课，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二亿三千多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四分之一，严重影响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和打砸抢分子乘机混到党内并窃取一部分权力，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崇拜以及各种愚昧落后的思想行为泛滥开来，致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受到严重削弱。这些也使得毛泽东同志晚年猜忌多疑，说文革成就了毛泽东，简直是无稽之谈。国家建设被耽搁，最高权力被架空，想必毛泽东被人也没想过文革会带来这样的后果。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造成了给党，给国家给人民巨大的伤害。所以文革基本可以说是毁掉了毛泽东的伟人形象。
第二个说林彪集团。其实在我看来，林彪集团煽动文化大革命，策应此运动实在多余。首先，党内对于毛林二人的暧昧关系有目共睹，都知道二人的微妙关系。在麾下众多的战将中，毛泽东对林彪是器重的，是信赖的。说不上是刎颈之交，却也是患难知己，毛泽东愿意向林彪倾吐心声，一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与其说是批评和责难，不如说是耳提面命，悉心栽培，毛泽东对林彪急了，也就是一句：“你这个娃娃，懂得什么！”完全是一副兄长的模样，换上别人，毛泽东未必这么宽容。同样林彪对于毛泽东是尊重的，拥护的。（1）可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林彪变了，开始顺着毛，在老革命家被迫沉默的时候，他手舞足蹈地高兴地喊“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林彪做这些，就是不断地巩固自己的位子。同时，文革的深入和更坏作用的产生，是从林彪开始的，林彪开始搞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以保卫自己在党和政权中的位置，回过头来想，林彪貌似给自己挖了一个坑，文革如果不深入，那么四人帮就不会得权得势，王洪文就不会影响到林彪第一接班人的位子，也是因为林彪本人非稿浮夸风、盲目崇拜，才会使得毛泽东对其心生厌恶，转而猜忌，进而排斥。由此看来，林彪的失宠更像是一个必然，是自己给自己的必然。文革之前，林彪的势力范围就已经不断扩大，而毛泽东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考虑与过问，放手让他培养嫡系。在林彪叛国出逃的时候，毛泽东也只是淡淡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且不论林彪坠机的原因，单纯从言语中得知，毛泽东不想杀林彪，而且林坠机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情绪是低落的，所以可以认为毛泽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信任林彪，而对林彪的错误也是一直以一个长辈的要求等着他悔改。林彪机毁人亡的后果应该是自己造成的。如果文革早早过去，那么刨除健康因素林彪就可以顺利的当选国家领导人。但是林彪由于自己的身体原因，急于上台，到葬送了自己的前途。
第三说江青集团，四人帮无可辩白，文革中坐着直升机凌驾于最高权力之上，中共十大后，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与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个人结为政治团体，搞宗派活动，妄图篡党夺权。在文革期间互相勾结，逆行倒施。四人帮无疑是成功的，工人出身的王洪文竟然可以染指最高权力。但四人帮在这场政治风暴中，究竟获得什么了？一无所获。江青在狱中自杀，张春桥狱中患病，王洪文抑郁而终，只为了一时的位极人臣，最终还是在1976年10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联同中共元老叶剑英、李先念，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为由，把四人帮哄骗到中南海怀仁堂，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协助把四人帮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一一逮捕。事后，华国锋接任最高领导人，结束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后来，四人帮及其支持者均遭到法院审判。在这样的高位，四人帮最终还是覆灭，所以他们也不是赢家。
第四，老一辈将帅、革命家。老革命家们在文革中多数惨遭迫害，贺龙元帅，陈毅元帅在文革中不幸逝世，刘伯承一心教育，远离政治中心，徐向前元帅和叶剑英元帅保留了实力日后平反，彭德怀在文革中被推上风口浪尖，最后也被迫害致死。文革中的老革命街们都形成了鲜明的两极，要么迫害致死要么顽强生存，而日后正是因为邓小平、徐向前、叶剑英等人的左右，文革前后权力等对比，其实老一辈革命家并没受到太多改变。
那么文革究竟成就了谁？我的答案可能会让您大跌眼镜——文革中的知青们。为何这么说？
我知道很多知情不愿提起这段历史，是心理永恒的伤疤。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广义泛指有知识的青年，一般指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特定历史时期的称谓，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1970年代末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中或高中教育。知青，由于他们多数来自于大、中城市和内地，并具有一定的文化，他们的到来，既为农村带来先进文化和城市文明，又为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增添了生力军，还为加强边疆与内地的联系与交流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知青思想活跃，工作勤奋，学习刻苦，思维敏捷，善于吸收知识营养，敢想、敢说、敢干，充满了青春活力，与边疆各族人民以及农垦职工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经过艰苦的磨炼，他们中有一大批在锻炼中迅速成长，一方面由于是年轻人，所以朝气蓬勃，思想单纯，富于幻想，易于接受新事物。求知欲强但识别能力低，看待事物易犯主观片面，处理问题容易简单冲动。另一方面，知青有一定知识，因此对社会变革比较敏感，喜欢质疑和争论，富有理想和献身精神，开始思考 “人生目的”、“人生意义”等类问题。然而他们往往又是急躁的理想主义者，人生观、道德观的不定型使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由于自我实现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所以经常会有苦恼、迷茫、沮丧与不安伴随着他们。
我作为后来人真的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理解不到他们的痛处。但是我从历史角度分析他们确实最大的受益者，是文革中发展最快的一批人。
文革给了这一代人身上抹不去的烙印，坚毅果敢，百折不挠，正因为多了这么多年的历练以及多少年的苦读与不放弃，才导致了知青们成为了新中国半个世纪知识水平最高的一群人，而且他们经历过大风大浪，早就磨平了身上的棱角，在政治上也平步青云，习近平李克强都是这个时代的人，经过了一个时代的磨练，文革知青们早已把身上的缺点全部抛弃，作为这个时代的过来人，他们是完美的。
与其说文革毁了一代人莫不如说文革成就了一代人，这一代人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成为共和国史上质量最高的一代人。文革给了这一代人独一无二的时代印记，独一无二的群体特征，也正是这一种灾难一样的历练，让他们成长，让他们成为了祖国几十年来发展的中流砥柱。
所以说，文革成就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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