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蛙》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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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读《蛙》随想

读《蛙》随想

读《蛙》随想

——此书获2012年诺贝尓文学奖

2012年10月,瑞典诺贝尓评奖委员会宣布,把该年度的文学奖授与中国作家莫言。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迟到的奖项,无疑是件大事。从现代文学发轫的1919年起至今,近百年的漫长岁月里,就亚洲而言,我们的东邻日本,南邻印度,北邻俄罗斯,都有作家获此殊荣;唯独这个号称有5000年历史文化的老大中国,不见一人登上领奖台。个中原因复杂,难以尽述。今择其数端,姑妄言之。其一,是文化的隔膜。

鲁迅的名作《阿正传》,曽由世界大文豪罗曼·罗兰推荐给“诺奖”评委会评选。但有的评委却把这篇深刻揭示中国“国民性”,鞭挞中国人“劣根性”的旷世之作,当成“一个可笑人物的小传”,以其內容浅薄而拒使入围。结果,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便与诺贝尓文学奖失之交臂。

其二是东西方价值观不同。

诺贝尓文学奖授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作者,除莫言外,还有三位,都是前苏联作家。他们是,索尓琴尼·帕尓捷斯納克·萧洛霍夫。前二着都是当是的持不同政见者。后一位的问鼎之作,便是上世纪中期,国人耳熟能详的气势恢宏的史诗式作品《静静的顿河》。这部四卷本大部头小说,以十月革命为背景,反映了居住在顿河流域哥萨克人的悲壮历史。对于这部作品,在苏联文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因为作品的主人公,既不是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保尓·柯察金;也不是虽有小瑕但不失完璧的夏柏阳。而是一个政治上有污点(国内战争时期当过白卫军),生活上有缺点(和有夫之妇阿克西尼娅有不正当关系)的小人物——葛里高利。作者虽然也歌颂了红军的英勇无畏,壮烈牺牲;但却“不分青红皂白的渲染战争的残酷”。因此,这部作品在上世纪20年代一出版,便遭到了苏联文学界的挞伐。要不是斯大林“同志”私下偏爱,出手相援,恐怕萧洛霍夫的命运也和前二位“诺奖”的得主一样,要在西伯利亚劳改营里,度过大半生的流放生活。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上世纪60年代,苏共改革派赫鲁晓夫当政。诺贝尓文学奖的评委们,对这部颇有争议的作品,报以青眼;苏联文学界的掌门人,也俯首迎合。萧洛霍夫才得以走出“社会主义”的国门,登上“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奖台,去领那不久之前还认为是离经叛道的诺贝尓文学奖。

具有戏剧色彩的是,时任苏共总书记的赫鲁晓夫,竟然亲自出马,陪同这位“暴露社会主义阴暗面”的作家,到瑞典去领奖。一时成为轰动全球的大新闻。

2005年的诺贝尓文学奖,授予居留法国的中国作家高行健。由于他的获奖作品《灵山》所透露出来的价值观,与中国的主流文学相去甚远,在国内也没有引起甚么反响。可见,东西方价值观的不同,增加了中国作家入围诺贝尓文学奖的困难。

其三,是语言的隔阂。

据说,诺贝尓文学奖的评无一人精通汉语。他们所接触的中国作家的作品,都是经过翻译的“二手货”。文学作品一经“倒手”,其光彩便会喪失大半;更何况历史悠久,形态复杂,积淀深厚,包含着诸多文化信息的汉语言文字?有些饱含着民族文化的语言精华,如成语典故·方言土语·格言·谚语,根本无法从博大精深的汉语中,原汁原味的移植到另一种语言当中去。中国语言中的随珠和宝,被不了解它的人当成泥沙瓦跞,也是常见的现象。

有此以上三个原因,百年以来,诺贝尓文学奖无缘于中国作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作家莫言获2012年诺贝尓文学奖,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虽然有些意外。但仔细一想,却也在情理之中。莫言1955年出生,获此奖项未及花甲之年,是中国文坛的少壮派。他的作品大都写在改革开放以后。其经历和见解,自然与他的前辈们不同。其创作内容的开放,表现手法的新颖,亦远非老一辈作家所能企及。

即以此次获奖的小说《蛙》来说,它的题材就很特殊。作品内容所涉及得的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亲身经历,却又讳莫如深的“计划生育”这个话题。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节制生育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获此成果所采取的有些手段,对于笃信上帝的西方世界的基督徒来说,就觉得匪夷所思。例如“打胎”。

西方国家有些人,也要节制生育。但他们大多采取种种手段,把胎儿拒之“门”外,一旦受精卵在子宫里坐胎,在基督徒看来,就是上帝赋于人間的一个生命,他(她)就有了生的权利。你把他(她)打掉,无异于故意杀人。因此,许多西方国家严禁堕胎,有的国家对违犯着要典以重刑。上世纪50年代在中国风靡一时的墨西哥电影《生的权利》,讲的就是这一方面的故事。

而我们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规定:打胎不犯法,而且利用法侓和行政手段使之合法化。人们心安理得去医院堕胎,不论“患者”还是医生,都不存在对已经形成的生命的敬畏和怜悯。在我们这个无神论的国度,只有胎儿呱呱坠地,他(她)才有生的权利。

莫言的小说《蛙》所触及的,正是这样一个东西方理念大相径廷的题材。对于诺贝尓文学评奖的委员们来说,它显得既新奇又刺激。评委诸公認为莫言得小说《蛙》“生动的展示60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其实是节育史),讲的就是这部小说在题材方面的特色。

好的题材只是文学作品成功的一个方面,要想让它流传千古,有口皆碑,必须得使作品中的人物“立”起来。莫言深谙此道,因此他倾力去打造“姑姑”这个主要人物。像一切成功的作品一样,姑姑不是单面人,她是一个性格复杂的多面体。

作为的个产科大夫,她是迎接生命到人間的天使;作为一个乡村的“计划生育的领导者·组织者·实施着者”,她又是一个扼杀生命于腹中的“魔鬼”。

这个人物性格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她先是以天使的身份出现的。姑姑有一段光荣的历史,“她经常怀念1953——1957那一段日子”,“那是中国的黄金时代,也是姑姑的黄金时代”。那时侯,中国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妇女们争先恐后的怀孕”。姑姑这位产科医生四处奔忙,“高密东北乡十八个村庄里,每条街道·每个胡同,都留下了她的自行车辙,大多数人家的院子里都留下了她的脚印”。每当谈起这段往事的时侯,“她眼睛发亮心驰神往的说,那时侯我就是菩萨,我就是送子娘娘。”这是侯的姑姑是一位天使。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姑姑转换了角色。她成了“公社计划生育的领导者组织者同是也是实施者”。这位妇产医生的工作重点,也由接生変成了节育。

但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发下去的避孕套,人们常常扔掉,有的“成了孩子们的玩具”。“送给妇女们的避孕药,妇女们都嫌副作用大而拒绝使用。即使当场逼着她们吞下去,但一转身,她们就用手指或者筷子探喉,将那药片吐出来”。后来对象由女人转为男人,“结扎输精管的技术应运而生”,在“轰轰烈烈的男扎高潮中,姑姑全公社共做了648例男扎手术”。

不过,这些措施并不能阻止那些甘冒风险,决心生育的人们。因为农村生产方式落后,劳力多便会生活好的现实的刺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常常使一些人铤而走险。

连姑姑那个在部队上当干部的侄儿小跑的媳妇——王仁美也违法怀上了第二胎。但姑姑是一位“政策”的坚定的维护者,如果违犯了计划生育政策,即使亲人她也当“人”不让。姑姑决心大义灭亲。

她“带领着一个阵容庞大的计划生育特别工作队”,自任队长,“公社武装部副部长是副队长”“还有六个身强力壮的民兵”。“工作队有一台安装了高音啦叭的面包车,还有一台马力巨大的链轨拖拉机”,这个阵容庞大的工作队,冲进了王仁美藏身的娘家所在的村庄,以拔树毁屋相威胁,硬是逼着自己的侄儿媳妇,要把腹中已经怀了七个月的孩子打掉!王仁美被逼无奈,只好答应了姑姑的要求。她的手术由姑姑亲自操刀。产妇微笑着走进了手术室,而推出来的却是“一塊白布单子蒙住了头的王仁美的尸体”!孕妇和胎儿双双死在手术台上。这是死在姑姑手里的第一对母子。但是更慘烈的悲剧还在后面。

陈鼻的妻子王胆怀上了第二胎,姑姑闻讯后“令人砸开铁锁,冲入院内”,可已经“人去院空”。因为王胆事先得到消息,早已远走高飞。不过执着的姑姑还是知到了她的藏身所在。原来身怀有孕的王胆,为了避免腹中的胎儿被打掉,从家里逃出来之后,躲在自造的木筏里,在胶河上过起了漂流生活。姑姑得知后,乘坐她的“流线型快艇”,带领她的计划生育工作队,去追捕“逃犯”。躲藏在木筏上的王胆和她的丈夫陈鼻,闻讯后立即撑起木筏逃跑。于是胶河上便演出了一场“流线型快艇追木筏”的惊险剧。

但简陋的木筏,哪能躲得过现代化的快艇的追赶?“姑姑的船从木筏队中斜插过去,冲向在前方单独漂流的王家木筏”。这时的王胆将要临盆,她纵身跳入水中,想接借此拖延时間,好让那孩子生出来,以取得“生得权利”。不料却被人救了起来,陈鼻把她揽在怀里。突然王胆发出了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撕肝裂胆的哭叫声”。姑姑听到后,凭着产科医生的经验,断定王胆是难产。作为一名产科医生,姑姑只好到木筏上为产妇接生,经过一番折腾,胎儿呱呱坠地了,但此时的王胆,“她的血流光了”,“脸上的金色渐渐消退,変成灰白的颜色。她的眼睛睁着,但已经放不出光芒了。”又一个“超生”产妇死在姑姑手里。再加上张拳的媳妇,被她整死的超生产妇已经有三个了。更何况还有成百上千未出生的孩子,死在她的刀下!······于是这位曾经是迎接生命到人間的天使,変成了残害生命的恶魔。她的计划生育工作队,也被乡亲们看成国民党的还乡团。但姑姑做这些“坏”事的时侯丝毫不感到内疚,因为她觉得自己是从事一项高尚的事业,做的是利国利民,造福子孙的大好事。这样看来,那些死在姑姑手里的“超生”产妇和“超生”胎儿固然无辜,姑姑也没有什么罪过,她可以心安理得的生活一辈子。但事实并非如此。姑姑的晚年,对她当年的所作所为充满了悔恨和自责,每天晚上她都失眠。人们劝她服安眠药,她说:“安眠药对我已经不起作用了。”“我是医生!我告诉你,这不是病,是报应的时辰到了,那些讨债鬼们,到了他们跟我算总帐的时候了。每当夜深人靜时,那只猫头鹰在树上哇哇叫的时候,他们就来了。他们浑身是血,哇哇号哭着,跟那些缺腿少爪的青蛙混在一起。他们的哭声和青蛙的叫声也混成一片,分不清彼此。他们追得我满院子逃跑。”“按说我这辈子也没有做过甚么恶事······那些事儿······算不算恶事?”诺贝尓文学评奖委员会認为,莫言的小说《蛙》,“深度的呈现出中国人对生命的敬重,悲悯和罪感”,大概就在于此吧!莫言笔下的姑姑这个文学形象,除了有传统文学名家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之外,还有现代主义的文学形象惯有的象征意义,这个虚拟的形象还象征着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事情,既有利国利民,造福子孙的一面,也有漠视生命,有悖人性的一面。

在艺术方面,莫言所遵循的创作方法,也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一位当代中国伟人所倡导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而是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得基础上,引进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段。翻开一部世界文学史,自从文学诞生之日起,两种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便统治着文坛。或交替出现,或并行不悖。就欧洲来说,18世纪是浪漫主义的天下,而19世纪则是现实主义大行其道:法国的巴尓扎克,英国的狄斯,德国的托马斯·曼,俄国的托尓斯太,群星辉耀,佳作纷呈。20世纪初,奥地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卡夫卡的一篇《変形记“,标志着一个崭新的文学流派——现代主义的诞生。现代主义可以说是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大胆挑战。现实主义要求作家“客观的再现”生活,塑造“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而现代主义却反其道而行之,它标榜“自我”,着重表现作家的“主观世界”。其艺术表现手法,也突破了传统的叙述和描写,而运用了暗示·象征·隐喻·反讽·直白等方法。章法上也改変了过去的按照时空顺序讲故事的方法。在现代主义的作品中,常常出现时空转换,本末倒置,场景眺跃,使得那些习惯于欣赏有头有尾故事的人们,大伤脑筋。但文学艺术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如果说,19世纪的世界文坛是现实主义的天下;那么20世纪便是现代主义唱主角。一时风靡全球,先后出现过印象主义·象征主义·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等。诺贝尓文学奖的得主,也由法国的罗曼·罗兰,英国的萧伯纳,美国的海明威,这些现实主义作家,让位给现代主义作家,如日本的大江健三郎等。

就中国的现代文学而言,由于种种原因,现代主义一直未成气侯。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甚至被指斥为“资产阶级的颓废艺术”,被拒之门外。上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的改革开放,文化艺术也“门”该一面,现代主义趁势而入。先是诗歌,顾城等人率先起步;后是小说,王蒙的“意识流”先声夺人。但热闹了一阵便沉寂下来。除了有些人还写一些“谁也看不懂的”诗歌之外,说到小说,似乎又回到了老路上去。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除了大胆的性描写之外,似乎别无新意,而路遥的五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那简直就是柳青《创业史》的翻版。就在此时,山东汉子莫言登台亮相,他一出场就显得于众不同。以莫言的早期作品《红高粱家族》为例:小说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山东高密地区,但其主人公,可不是高·大·全的抗日英雄,而是响马头子余占鳌。他虽然跟日本鬼子对着干,但并不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头上长角,身上长刺,难以驯服。作者笔下的战争场面,充满了血腥味道和恐怖气氛,连爷爷和奶奶的爱情故事也漾溢着原始的野性······题材新颖,人物另类,让读者眼睛为之一亮。

就艺术方面来说,作者也没有遵照传统的叙事手法,按照时間和空間顺序去讲故事,而是把现实·回忆·想像交织在一起,时間和空間不断変换,构成一幅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图画。在描写手法上,那无边无际的红高粱,显然不只是为人物的活动提供背景,其象征和隐喻的意义十分明显:它象征着流淌的鲜血,炽热的爱情,民族的精魂······这些都十分的“现代”化。张艺谋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把它移植上银幕,结果影片获得了和奥斯卡金像奖有同等份量的,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这个奖项的获得也暗示着莫言作品将来的走向。

此后的几部作品,如,《丰乳肥臀》《四十一炮》《酒国》,大体上都沿袭了这种“现代主义”风格。此次获诺贝尓文学奖的摘桂之作《蛙》,可以说是集其大成的一部力作。首先看书名那个《蛙》字,乍一看,似乎与其内容毫不相干。但是,读罢全书掩卷深思,就会发现它有丰富的象征和隐喻意义。蛙与“娲”同音。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女娲是人类的鼻祖,她补天之余,抟泥造人,孕育出神州大地的芸芸众生,此其一;蛙在水中繁殖,体外受精,那成千上万的小蚵蚪,又象征着人类的繁衍能力,生生不息,此其二;“蛙·哇·娃三字同音异体”,娃娃一出娘胎,便哇哇哇的哭叫,此其三;初生的婴儿,北方人叫娃娃,甚至长大成人“娃”名不改,此其四······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蛙》是一部小说,小说属于叙事文学,但这部作品每部均以“尊敬的衫谷义人先生”的书信格式开头。在小说的末尾,又植入了一个九幕话剧剧本。从传统的观点看来,它简直是一锅不伦不类的大杂烩。但仔细品味,就会发现作者的匠心独运。长篇小说的最后一章,大都要交待人物的结局。如因循守旧,步他人后尘,就会给人以千人一腔的感觉。而如果运用戏剧手段,就可以纵合各种艺术,高度集中凝炼的去塑造人物;又能以导具·布景映衬人物。如篇末点题的“那个穿红肚兜的小孩子率领着那群残疾青蛙从山洞里爬出来”,象征意味很浓的场面,如果单纯用文字去叙述而不借助舞台,就不会有那样妙不可言艺术效果。诺贝尔文学评奖委员会认为,莫言的《蛙》“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間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指得就是这种现代主义的风格。莫言声称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诺贝尔文学评奖委员会的一位评委,也赞扬莫言擅长讲故事。笔者在读莫言的作品时,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他的作品所使用的文学语言,呈现出一种由绚丽多彩向扑实无华回归的现象。如果说他前期的作品,是悬挂在卢浮宫画廊里的色彩艳丽的油画;那么,《蛙》则是在中国大地上庙宇寺观里,随处可见的单线平涂的壁画。这种回归既标志着作者在艺术上的成熟,也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传承。

中国小说就起源于讲故事。它的滥觞就是魏晉时期的《志怪》。志怪者,就是把一些怪异之事用文字记录下来,供人们阅读消遣。到了唐朝,文人们把一些民间的奇闻异事,演绎成情节曲折的故事,那便是《传奇》。宋朝的“说话”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讲故事。那时,汴京的勾栏瓦肆遍布大街小巷,据记载,当时的说话名家不下百人。文人们把说话人讲的故事记录下来,称作《话本》。它们就是《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的前身。明清以降,从《三言》《二拍》到四大名著,那一部不是以讲故事见长? 讲故事,实在是中国传统文学的特色。

莫言的作品在引进西方表现手段的同时,更继承了中国文学善于讲故事的传统。他的获奖之作《蛙》,就结构而言是一个个故事的组合;从语言来说,就像一位“说话人”娓娓动听的讲说他的《话本》。这恰好印证的那句名言:“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可见,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创新固不可少,传统更不能丢。

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人来说,的确是件百年不遇的文化盛事。但

是,在这个严肃文学已经被彻底边缘化了的时代,它并没有引起像赵本山在春节晚会上的一出小品的演出·赵薇主演的还珠格格初上银幕那样的轰动。更何况在当今这个以金钱论英雄的国度里,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余载”呕心沥血打造出来的,承载着中国人百余年来梦想的力作,仅获得了能在北京购置一套小康住宅的几个奖金。与那些不费吹灰之力,一夜之间暴富起来的房老板·煤老板相比,简直寒伧的难以启齿。

不过,对于那些热爱中国文学·关心中国文学命运的人来说,莫言的获奖仍然显得意义非凡。我们并不期盼它能使严肃文学复归本位,重振雄风;但借此东风,去吹开那冻土下的坚果,去拂绿那冰雪中的小草,该不是奢望吧!

2012年12月13日大雪纷飞之夜

董怀庆

第二篇:读《蛙》有感

反省历史之痛,呈现对生命的敬重和悲悯

——读《蛙》后感

本想用一些中性的语句来做标题,思来想去,好像只有《蛙》封面上这沉重的引言可以全面的表述主题。《蛙》,是当前中国最红作家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全文采用第一人称回忆和书信的形式,通过朴实无华、乡土气息厚重的语言,以从事妇产科工作半个世纪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为故事原型,形象地描述了在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的背景下,新中国60年来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它既成功塑造了姑姑这个复杂而又重要的农村妇科医生形象(“国家意志”与“人性伦理”对抗的集合体),又结合计划生育过程中的复杂现象,批判了以叙述人蝌蚪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虚伪的嘴脸和卑微的灵魂。

通过《蛙》,我首先感触的不是计划生育政策推行时,全社会关于生育行为的矛盾和冲激,而是作者顺带描述的60、70年代中国历史的画卷。我们这代人既没有经历过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的阵痛,也无法感受到7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的病态和倒退,更无法想象到60年代饥荒时期中国农村那哀鸿遍野的场面。所以,你就无法想象60年代饥荒时吃煤球度日的凄惨;你也无法理解文化大革命时因为5年前说的一句“苏联飞行员技术比中国的好”而被捕入狱,甚至牵连全家;你更应该噙着泪水,在读到姑姑捍卫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时,那些孕妇遭受的怎样的磨难!

不同的年代出生、不同成长环境或不同社会阅历的人在读同样的作品时,触动自身思考的东西大都不同。同样,我以下想说的几点肤浅的看法仅仅是给其他阅读此书的读者一些参考:

一、为什么用《蛙》作书名?

简单来说,叙述人的笔名是蝌蚪,主人公作为其姑姑当然是青蛙,用《蛙》这个名字也可以说的过去;其次《蛙》同“娃”音,全书描写的基本都是和生育有关的故事,用《蛙》做书名形象生动;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直至读到全文第四部分的时候,我才发现一点端倪:姑姑光荣退休的那天晚上,酒后返宿舍的途中,路过一片洼地,正赶上青蛙交配的季节,蛙声如鼓,叫声连片,行医几十年,从不怕走夜路的姑姑恐惧了。对于姑姑来说,“蛙声如哭,仿佛是成千上万的初生婴儿在哭”,“那天晚上的蛙叫声里,有一种怨恨,一种委屈,仿佛是无数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蛙腹多产,一夜之间,便能出成群蝌蚪。退休了的姑姑,心态也发生变化,坚持了一辈子的原则出现了裂缝,这个时候姑姑恐惧的不仅仅是青蛙,更多的是对一辈子因计划生育伤害了那么多小生命的忏悔。时过境迁,姑姑最终嫁给了捏泥人的郝大手,通过“捏泥人之手”将那些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消失在风中的孩子们重塑,并供养祈祷,以求内心的安宁。这样,我们自然引出了第二个问题。

二、我们能否审视一下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

我们先定性计划生育政策是必须推行的基本国策(不然就无法讨论下去了)。为什么要推行残酷的计划生育政策?58年开始的“二五”大跃进年代,“人多力量大”,外加大饥荒时代后社会生育冲动的重新焕发,导致了六十年代第二次生育高峰,据统计,1969年全国人口突破了8亿。先辈的失误,理应由我们的父母直至我们的后代来承担。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手段可以与时俱进吗?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施行之初,确实需要姑姑那样的人物利用铁血甚至残酷的手段来推进。从商鞅变法到王安石的临川先生变法,甚至近代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任何变革的发生均需要高压手段来控制社会的动荡。随着计划生育政策深入,人口质量明显改善,公众意识形态多元化,我们的计生政策依然没有任何调整。如今,生活成本、医疗成本和教育成本的提高,更多的家庭对生育产生了恐惧,西方社会的伦理思潮对中国的中上层社会产生较大影响,越来越多的丁克家庭出现。《蛙》后半部分其实已经提到,目前的计生政策限制的其实只有一部分人,更像是一种增加财政收入的合理法规,农村、有钱人、高官等可以利用政策优惠、国外生育、违法代孕等各种措施避开计生政策的限制。我们可以发现政策的漏洞,但如何调整政策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能力。回归《蛙》的主题,因计生政策推行,导致了几十年来引产、流产了数以亿计的小生命,这就是另外一个值得思考的地方。

三、理性和人性的碰撞

我本不该讨论这点,因为我的水平和能力已无法驾驭这么深入本质的东西。客观来说,国家推行计生政策,鼓励少生优生,是利国利民利于后代的事情,初期,有可能因为封闭、落后的思想导致了人民群众的不理解,公职人员处理方法也简单粗暴,但不能改变这项政策本身的合理性。可是,生命从母亲身体里开始孕育的那一刻起,就是神圣的,任何人都有没有权力去阻止一个已存在的生命的诞生。要说几十年前法制不健全,大众愚昧,发生这种悲剧还可以理解,但直到现今,就在今年6月,陕西安康市仍然发生了怀孕7月还被当地计生部门强制引产的事件!这是对生命肆意的践踏,连基本的人性都泯灭了。计划生育政策没有错,执行的方式方法就值得推敲。当前,计生政策效果如何我无法评论,但起源于西方国家的代孕制度已非常适应了中国的土壤。其实,计生也罢,代孕也好,都是对人的生育法则的破坏和扭曲,对人性和伦理的蔑视和践踏,无论政策和舆论的声音如何,迟早都要面对道德的审判和灵魂的控诉,这也是姑姑的悲剧所在。

《蛙》这部作品可以讨论的东西还很多:文中提到叙述人夫妇退休后想回故乡居住,因为在北京,他们始终觉得自己是异乡人,“被两个据说是‘发小在北京胡同里长大的’女人无端地骂了两个小时”,为什么北京或者说大城市屡屡给人造成歧视外来人员的印象?《蛙》大胆触碰了中国的计划生育制度,对于西方国家新兴的代孕制度也发出挑战,这部作品的发表能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言论自由开放的历程呢?我们还可以研究《蛙》第五部分的内容——话剧,剧中姑姑最后悬梁自尽被叙述人救下,这应当算是姑姑的重生,捏泥娃娃不过是姑姑自我欺骗,死而复生意味着用全新的生命来摆脱过去生命的罪恶对我们的追讨和控诉,并最终得到安息。

“写作时要触及心中最痛的地方,要写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记忆”。是的,只有勇敢的面对灵魂的呐喊和诉求,反省历史,认识自己,写出的作品才能引起共鸣,发人深省,这也是《蛙》这部作品成功的地方。

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人们心浮气躁,追名夺利;这是一个环境持续破坏而依然得不到公众足够重视的社会,有谁还能在广州看到满天星空,璀璨银河?这是一个年轻一代更愿沉迷于虚拟世界的社会,充斥着地域攻击和谩骂的网络导致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但我们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因为书籍,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最后的财富,它坚守着最后一块净土,给我们知识、宁静、思考与信心。

第三篇:读蛙有感

读《蛙》有感

他人有罪,我也有罪,反省历史之痛,呈现对生命的敬重与悲悯。

——序言

真正认识莫言,是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上所熟知的,在此之前,并不知道。因此为了让自己更进一步了解莫言,便读了他的作品——《蛙》。

《蛙》是由蝌蚪写给一位日本友人“衫谷义人”的五封信。第一次看到这本书,很好奇这本书和蛙究竟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叫做蛙?于是带着这个问题,走进了小说。

《蛙》主要讲述的是乡村医生姑姑的一生。姑姑的父亲是八路军的军医,在他们那一带名气很大。“蝌蚪”的大爷爷牺牲后,姑姑继承了其衣钵,从而进了卫生院。16岁毕业后,开始在乡村推行新法接生。姑姑性情泼辣,嫉恶如仇,对荒唐的旧式接生法大力批驳,很快便取代了“老娘婆”们在妇女们心中的地位,用新法接生了一个又一个婴儿。姑姑接生的婴儿遍布高密东北乡,可丧生于姑姑之手的未及出生的婴儿也遍布高密东北乡。姑姑一面行医,一面带领着自己的徒弟们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让已经生育的男人们结扎,让已经生育的怀孕的妇女流产,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姑姑在乡亲们的心目中又成为魔鬼一样的人物,但姑姑并不动摇,不言放弃,她对亲戚邻居也不手软,为此侄儿蝌蚪的妻子王美仁因流产丧生于手术台,村里的王胆因被姑姑紧追不舍,在木筏上生下孩子后大出血死去,步入中年的姑姑跟专捏泥娃娃的手工艺人郝大手结婚,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忏悔吧。

文中的姑姑算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的信仰者,她作为忠实的党员坚定的捍卫了计划生育的政策,从最初的人人称赞,信仰的白衣天使,到后来人人唾骂的刽子手,杀人魔头。就像姑姑独白中说的那样:我的一双手,一半是芳香,一半是腥臭。

对于姑姑的做法,我也常常在思考,究竟是对,还是错?面对当时的社会,她究竟算是功臣还是罪魁祸首?国家实行计划生育,在当时那个人口膨胀的时代里是没有错的,但对于几千年来人们根深蒂固的生育观念,人们并非能接受得了。在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大姨如今已有6个小孩,但都是女孩,为了生一个男孩,常年在外东奔西走,为的是躲避计划生育,最终在45岁时得到一子。

其实姑姑是没错的。佛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可见人都是自私的,先考虑个人的利益,是人的天性,是人性的必然。这也是姑姑遭人唾骂的原因了。

那么,小说为什么叫蛙呢?我想:“蛙”与“娲”同音,而我国有女娲造人之说,这可能和计划生育的起始有所挂钩吧!

高一(24)班

白露

第四篇:读《蛙》有感

读《蛙》有感

初次见到《蛙》这个书名,丝毫不解其意,我的经验告诉我这是一本不太好看的书,但读完后我又一次体会到不能只凭经验下定论。

先说说我对书名的理解。我认为有三层意思:一,‚蛙‛同‚娃‛,代表了初生婴儿,书中有一处描写:姑姑一天走夜路时被一池塘的青蛙围攻,姑姑说‚那天晚上的蛙声如哭,仿佛是成千上万的初生婴儿在哭‛,‚那天晚上的蛙叫声里,有一种怨诉、一种委屈,仿佛是无数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此处的‚蛙‛暗示了姑姑虽外表铁面无私毫不留情,但内心时时刻刻因伤害生灵而备受煎熬。作者以‚蛙‛为题即暗示读者该书与初生婴儿有密切关系。二,‚蛙‛同‚娲‛,代表了繁衍,最初的姑姑因精湛的接生技术而被村里人亲切称为‚送子娘娘‛,其形象与女娲有异曲同工之妙;后来出现的代孕公司附近的广场上,出现的许多与送子娘娘有关的活动及节目,代孕公司也与女娲有密切关系;在姑姑晚年时,她一直坚持让郝大手捏出她曾经杀害的未成形的生灵,也可以理解为她为那些生灵所立的牌位,通过郝大手的灵巧双手来解脱姑姑的内心,消除她的罪恶感使她获得重生,亦是对女娲形象的诠释。此处的‚蛙‛不仅是肉体的繁衍亦是精神上的重生。三,就与‚蛙‛本身有关了,牛蛙一次繁殖基本上能有上千的后代,这与人类的繁殖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正突出了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蛙是动物没有意识,自然不会知道过度繁殖的后果,而人类因为能意识到其后果所以才会将计划生育进行到底。

再来说说本书的内容。与莫言的其他大部分书相同,故事被设定发生在高密东北乡,但不同的是那个地方的人以人体器官为名,其原因‚大约是那种以为‘贱名者长生’的心理使然,抑或是母亲认为孩子是自己身上的一块肉的心理演变‛,这正体现了作者对生命的尊重。书中大部分人物都是由器官命名的,姑姑万心,‚我‛万足,王脚、王肝、王胆父子女,陈额、陈鼻、陈眉、陈耳祖孙三代,袁脸、袁腮父子等等,同时也有不以器官命名的如王仁美,小狮子等人物。小说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书信、四部长篇叙事和一部话剧组成,在艺术上极大的拓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小说中的‚姑姑‛是一条主线,姑姑年龄的增长折射出了时代的变迁及政策的改变,同时也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建国初期,是国家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好时期,有一个生育高峰,那时的姑姑在哪里都受到欢迎,用鼓鼓的话来说就是‚那时候,我是活菩萨,我是送子娘娘,我身上散发着百花的香气,成群的蜜蜂跟着我飞,成群的蝴蝶跟着我飞‛,那时的姑姑可以说是意气风发的。姑姑不仅有令人羡慕的好工作也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空军男朋友,可惜好景不长,那个男朋友飞到台湾投靠蒋介石了,这对于阶级意识极强的姑姑来说犹如五雷轰顶,也为姑姑日后的坎坷埋下伏笔。她接连被共产党记处分,文革时期又被批斗,更重要的是姑姑的内心似乎从此就对男人失望了。随政策与国情的改变,人们不能再像从前一样肆无忌惮的生育了,因为我国人口正急剧膨胀,同时大多数人口素质偏低。姑姑的工作也从妇产科医生扩展到了计划生育的落实者,而她在村人眼中的形象也由一个和蔼可亲的送子娘娘变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手上沾满了无辜生灵的鲜血。其中包括‚我‛的第二个已经七个月的孩子,‚我‛的前妻王仁美也因这次大义灭亲的流产而丧命。同样丧命的还有邻村张拳的老婆,王胆在姑姑的追击下早产大出血而亡。她使劲各种招数,安排眼线,以硬对硬,开铲车拆别家房子等等,只为将计划生育进行到底。前妻死后,姑姑撮合了‚我‛和她的助手小狮子。小狮子很喜欢小孩子却不会生育,就找了代孕公司代孕,很巧的是代孕那个女孩却是曾经在她怀中令她爱不释手的陈

眉。‚我‛老来得子不胜欢喜,而姑姑也终于在老年时期找到了归宿,她嫁给了民间艺人郝大手---因他在姑姑被青蛙攻击时救了姑姑---对姑姑来说就是从地狱中得到拯救。更重要的是他拯救了姑姑那颗背负罪恶的心。在姑姑的晚年时期,计划生育政策已不如从前那样严格,姑姑便整日向郝大手描绘那些她曾经伤害的生灵好让他捏出他们的样子,从而使自己的心灵得到解脱。

全书最终在一个比较和谐的氛围中结束。

最后说说我对本书表达主题的理解。记得我们的一个外教曾经质疑过中国的计划生育,他认为这项政策剥夺了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权利---繁衍的权利,但我认为任何一个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不会这样质疑。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人口将近占世界的五分之一,而且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低,人口增长源主要是在农村。换句话说,假如不控制中国人口增长,那么就会产生更多的粮食需求,而中国又正在迅速发展,建设用地本就与耕地冲突,加上粮食需求便会更紧张,若人口不加以控制便会产生无限的恶性循环。随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也越来越先进,很多家庭都选择少生优生,甚至有一些大城市的家庭选择‚丁克‛,农村的超生现象也减少了许多,整体上,计划生育在中国取得了较好的控制。虽然计划生育剥夺了一些人的繁衍权,但从整个国家的角度上讲,计划生育还算是一个比较明智的政策。作者展现给我们的正是新中国波澜起伏的六十年‚生育史‛,揭示了当下中国生育问题上的混乱现象。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亲历者和旁观者的‚我‛内心的纠结与痛苦,反抗与顺从,不安到坦然的变化,以及各种矛盾的心理,全都昭示了时代的变化。书中同样也描绘到了‚我‛的童年经历,与同学们一起吃煤,文革时与同学的折腾,以及与哥哥姐姐们的嬉笑打骂,无不体现出童真童趣,足见作者对那时的虽贫穷却美好朴实生活的怀念,使读者在读的时候能够会心一笑。全书中亦有多处对高密东北乡的描绘,细腻的笔触下可见到作者对故乡的深情,高密东北乡在作者心中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意义,而是一种符号,一种代表爱代表情代表回忆的特殊符号,同时也是他创作的源泉作品的容器和载体,正是他早年的乡间生活才是他有能力写出生动细致的中国现状。书中还体现了他对女性的尊重,虽然他所描绘的社会仍是一个充斥着重男轻女观念的社会,女性只是一个替男人传宗接代的机器,若第一胎生女孩就算不要性命了也非要生第二胎。但‚我‛这个形象却显得更加爱护女性,王仁美虽第一胎生了女孩,‚我‛并没有强迫她生第二胎,即使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执行政策;当王仁美不满意流产而咬‚我‛的手腕时‚我‛并没有生气,反而把另一只手伸过去让她咬;‚我‛对小狮子也是爱护有加,与她结婚是心想:我已经害了一个女人了,不能再害一个。作者通过‚我‛的形象充分表现了其对女性的尊重和关爱,从‚我‛的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男女平等的希望。书中也有作者对生命的尊重,借姑姑这一形象表达。虽然姑姑亲手结束了许多不成形的生命,但他并未心安理得,晚年时一直背负着沉重的罪恶感,所以她才会要求郝大手捏出那些栩栩如生的泥娃娃来祭奠那些已经逝去的无辜的‚多子多福‛‚传宗接代‛观念以及计划生育的牺牲品,可见她对生命的敬重,也足见作者对生命的敬重。

莫言在书后的代后记中说到‚写完这部作品后,有八个沉重的打字压在我的心头,那就是:他人有罪,我亦有罪‛,这便是他所说过的悲悯情怀---能够直面人类邪恶和丑陋的悲悯情怀。他讲他的悲悯建立在中国文化宗教上,他的悲悯不是只同情弱者,更不只是同情,他的悲悯是同情底层人士,同情强者,关心关怀关注人性,直面人类的肮脏与丑陋。他立足于实际,揭露丑恶血腥的现实,站在社会的风口浪尖上,用如椽大笔描绘出社会敏感问题,将最真实的生活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最可贵的是,他是真正写作的人而不是造作的人,不会为了迎合大众口味而改变自己的想法和写作风格,他说过‚我就是要这么长,就是要这么密,就是要这么难,不愿意看就不看。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这才是他最难能可贵的性格,为自己而写作,为现实而写作,为文学而写作。

读他的书,可知时代变迁;

读他的书,可面人性之恶;

读他的书,可明社会之情;

读他的书,可解人生百态。

他是鲸鱼,在深海里,孤独的遨游着,响亮而沉重地呼吸着,与成群结队的鲨鱼,保持着足够的距离。

第五篇:读《蛙》有感

最近拿到了莫言老师的小说,一口气读完了《蛙》。

小说带着我走进了那个年代的生活,让我似乎真切的和他们存在过一样。我难过,我愤怒,我鄙视,但是这都不能让我离开这本书半途丢掉,因为她同样牵扯着我的心。每一个人都为了生存而坚持着,为了更好地活着而努力的坚持着,本来这应该是一副越来越好的生活蓝图,但是我忘不了王仁美那临死前的撒娇是多么让人心疼,忘不了王胆为了孩子是多么的勇敢无所畏惧,忘不了张拳老婆是多么的无可奈何,虽然她们违反政策,但那确实是鲜活的人命啊还是两条啊!

他们活该被流产,这是计划生育工作者的话,为了控制人口要不惜一切代价。我感到恐慌,人民还是通情理的人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让我难过。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工作没有宣传到位,人民思想觉悟不高,综合导致事情的发生,但是没有人坐下来研究一下文明的解决方案。

虽然我生在和平、和谐的新时代,但是我的骨子里是传统的。我对于计划生育这项工作一直没有太多好感,总认为是不好的,但比之政策实行初期,大家还是文明的。我不禁佩服起万心来,她是多么的忠于党的事业才会有如此强的斗志和动力,不得不说她是伟大的,是忠诚的。

人的真诚不是伪装的,比较而言我最喜欢李手,他是真正的男人。对待朋友,不管他是多么的落魄他从不退缩,不会避而远之,是真心实意的帮助而非虚情假意。

我还是幼稚着,总以为会有理想状态,只是自欺欺人罢了。我问老公:假如我像王仁美似得出了意外,你也会像万足一样吧!老公说:不会有那个意外的,我们会好好地过一辈子的。被我逼问急了,就说:我不会像他那样的。心里虽然知道男人遇到这事儿都会再娶的,但是听到老公这句话还是会感动的一塌糊涂。人啊,难得糊涂,难得糊涂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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