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如何修改：务实渐成共识5篇范文

第一篇：刑事诉讼法如何修改：务实渐成共识

刑事诉讼法如何修改：务实渐成共识

关仕新

与会专家学者表示，修改刑事诉讼法，要特别重视解决实践难题，要尊重国情，增强法律规定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与以往相比，本次年会对刑诉法如何修改的讨论更加务实。

呼唤已久的刑诉法修改何时启动?本次修改的热点和难点集中表现在哪些方面?9月11日至14日，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0年年会在太原召开。250名学者专家参加会议，围绕“进一步深化刑事司法改革，推进刑事诉讼法修改完善”的会议主题展开深入研讨，对上述两个问题给予了充分关注。

与刑诉法修改密切相关的问题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诸如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理念与原则，侦查程序和刑事审判程序的改革与完善，刑事强制措施、刑事辩护、刑事证据等制度的完善，“宽严相济”在刑事诉讼中的贯彻等等。一些焦点问题更是引起专家学者的激烈讨论。

在会议中，不少与会专家学者表示，修改刑事诉讼法，要特别重视解决实践难题，要尊重国情，增强法律规定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与以往相比，本次年会对刑诉法如何修改的讨论更加务实，而不仅仅是满足于理论上的完美设计。

■焦点一:“两个证据规定”能否再走一小步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死刑案件证据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这“两个证据规定”获得了与会专家学者高度一致的肯定评价。

有来自司法部门的代表认为，《死刑案件证据的规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该规定对于侦查机关收集固定证据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实在是一个司法机关期盼已久、望眼欲穿的规定”，“解决当务之急的规定”。因为，目前最令法官头疼的问题，是侦查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是否可靠。

而学者则更多将注意力放在《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上。例如，有观点认为，该规定并没有将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转移给公诉方。因为，法庭一方面要求辩护方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另一方面，在辩护方已提供非法取证的相关线索或者证据的情况下，如果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没有疑问的，仍然可以当庭宣读被告人的供述。该规定并没有解决非法取证事实不明情况下的举证责任问题。还有观点认为，刑事诉讼法应当 1

就上述举证责任进一步规范化。实践中，辩方收集刑讯逼供证据的能力非常有限，如果有律师在场就能够平衡诉辩双方力量。还有学者建议立法时应考虑设计相对排除和绝对排除规则。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王敏远认为，《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中，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对于公诉与辩护双方不能够一视同仁，公诉方固然需要承担证明证据合法性的责任，但是对于辩方而言，如果其不能够证明某一证据的合法性的话，则不一定要排除。这并非鼓励辩方以非法方法取证，而是在充分考虑到诉辩双方在实力对比、职能区别以及立法宗旨等多方面因素之后得出的结论。

诚如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冯卫国所言，两个证据规定对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和完善，无疑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但这两个证据规定毕竟属于司法解释文件，不是正式的法律文本，因此难免存在局限性。在总结司法实务经验的基础上，应适时通过修改和完善刑事诉讼法，以立法形式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之系统化、明确化，并提升法律效力。

而据参与两个证据规定制定的学者透露，这两个证据规定，属于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部分，将其单独予以规定，一方面是历时7年的调研、立法，已经具备成熟的条件，另一方面是为了回应社会呼吁，尽早出台指导实践、促进司法进步。

广东商学院教授马进宝认为，面对诸多刑事诉讼中的棘手难题，并不需要一次性的立法解决，将一些已经达到共识的做法、成果，以修正案的形式固定下来，无疑更加务实。

■焦点二:“两个证据规定”能否有效发挥作用

“在能够得到有效实行的前提下，两个证据规定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玉华说。有学者认为，从极端的意义上可以说，如果能够确保原有的程序规范得到有效的遵守，就应该可以防止类似佘祥林、赵作海等错案的发生。关键的问题在于，已经规定的程序可以被“恣意”违反。如何使程序规范具有不可违反的尊严，是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两个证据规定”中体现权利保障和职权规制的程序如何有效地发挥作用。

针对这个问题，有代表提出，目前公安机关在人、财、物等方面很难做到完全出庭作证，因此，“两个证据规定”实施以后，公安机关将增加巨大的工作量。目前，公安机关破案还是很依赖嫌疑人供述，高科技手段不可能运用到所有案件的侦破过程当中，因此，要真正贯彻上述规定，公安机关必须增加配套设施和人员，增强信息化建设，以提升取证能力。也有代表提出，目前公安机关取证能力不足，主要原因并非警力配置总量的不足。因此，国家对于侦查机关的投入，应当更多地向一线干警倾斜。

有代表指出，“两个证据规定”实施过程中，应当注意与相关规则的协调问题。比如，很多情况下，某一证据是否属于非法证据，必须结合全案证据才能判断出来。因此，在这一点上，保障辩

护人阅卷权显得特别重要。如果辩方阅卷权得不到有效保障，自然无法有效行使上述规定中赋予的权利。

还有学者担心，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会演化为“非法证据不排除规定”。原因是:第一，被告人需要在法庭上提出刑讯逼供的线索或者证据，但实践中的情况是，嫌疑人根本提供不出证据。第二，从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看，往往配合有余，制约不足。

针对上述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主张:(一)应主要由法院排除非法证据，以审判制约控诉。(二)教育法官做到“三要”:一要依法，二要依程序，三要有良知。(三)侦查人员要转变观念。“要牢固地树立保障人权和依正当程序控制犯罪的执法理念，使文本形式的法律规范真正内化为执法主体的理性观念和自觉行为。”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副研究员黄洪认为。

■焦点三: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亟须解决

与会者普遍认为，修改后的律师法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冲突，是刑事诉讼法修改所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

二者在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等问题上规定不一，如:新修订的律师法规定，从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起，律师可凭“三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直接会见犯罪嫌疑人，但刑诉法则规定，如果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必须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后(有些案件还需侦查机关批准)方可会见犯罪嫌疑人;修订后的律师法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不被监听，但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可以派员在场;新修订的律师法规定，律师自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案卷材料，但刑诉法规定，在此阶段律师只能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等。

上述冲突导致侦查机关和律师在实际工作中认识不

一、意见不一，从而给律师在执业中造成了很大困惑。有学者认为，“新律师法和刑诉法的冲突，是下位法与上位法的冲突，要遵循上位法”。反对此观点者认为，我国宪法中有法律和法规的划分，但并没有基本法律和一般法律的划分，所以不能说律师法就是下位法，它和刑诉法同属于法律这一位阶。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可以代行全国人大的相关职能，可以对全国人大制定的相关法律进行修改。而律师法中的新规定，其实是可以看做是对刑诉法的修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戴玉忠认为，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规定不一致不适用“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因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授权和议事程序等都不同，不能视为同一机关，不符合立法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后法优于前法”原则，应当尽快修改刑事诉讼法，解决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规定不

协调的地方。

律师拿“三证”会见被告人频繁受阻是因为侦查人员害怕律师的单独会见会带来负面影响，不利于打击犯罪。这种认识是根深蒂固的，即使刑诉法也作出相应的修改，这些问题依然会存在。就此，有观点认为，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实际上是一个动态平衡的关系。新律师法的有关规定，是新时期下我国刑诉制度走向文明的一个具体表现。新律师法并没有超前，仅仅只是进了一步，促进相关规定趋于合理。在侦查阶段，应该有一个平台来让律师和侦查机关、看守所、检察机关进行对话，不能存在抵制律师的情绪。

来自实务界的代表指出，我国一些部门在法律执行中，存在内部解释优于法律的情况。当法律和政府部门的规章制度冲突时，在实践中看守所往往遵循的是政府规章。相关机关应该根据法律的

第二篇：听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的心得体会

学习《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的心得体会

摘要：《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由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于2012年3月14日通过，并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此次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具有很多的亮点，通过对新刑诉法的学习，将会对今后的执法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此次刑诉法修改的最大亮点在于将尊重和保障人权首次写入刑诉法当中。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人权工作的重视。刑诉法号称小宪法，在对人权的保障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绝不仅仅是提出一个口号，而是将这一思想落到实处，通过新刑诉法的具体规定予以明确，从而切实加强对人权的保护。如在新刑诉法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同时在分则的具体法条中，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就可以委托辩护人的制度、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制度、对法院发回重审的次数的限定制度及扩大法律援助范围的制度等一系列的制度，都是对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指导思想的具体体现。

二、将非法证据排除及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明确写入刑诉法，防止刑讯逼供。在新刑诉法中，明确规定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就从制度层面上遏制了刑讯逼供的发生，进一步规范了执法机关的行为，确保案件质量，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这也体现了人权精神，也使证据更加准确和科学，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提供了保障。

三、明确了刑事案件的和解制度，有利于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在新刑诉法当中，明确规定了对特定范围的刑事案件可以进行和解，如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以及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这一程序。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这一规定对和解的范围作了明确规定，有利于司法机关的掌握，这一规定对于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在最短时间内将矛盾及时处理，维护当事双方的合法权益。

四、规定了对于特殊案件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手段，进一步加大打击犯罪的力度。在新刑诉法中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以及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这一规定对于打击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活动具有重大意义，但同时对于技术侦察的适用范围也做出了明确的限定，这也是为了防止执法机关随意扩大技侦手段的使用而设定的。

五、扩大了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权利范围，有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在新刑诉法中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这一规定将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的范围扩大到全部卷宗材料，从而使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可以接触全部案件材料，有利于其行使辩护权利，同时也有利于公诉机关全面审查证据，取保案件的质量。

六、规定了特别程序，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在新刑诉法中既规定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诉讼阶段应当享有的权利，又规定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同时还规定了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这有利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回归社会。以上这些规定进一步体现了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未成年人的权益有了切实的保障。

综上，新刑法修改的地方很多，亮点很多，只有认真学习，贯彻领会，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其内涵，了解其实质，从而为新刑诉法的实施做好准备，打好基础，更好的处理案件。

第三篇：刑事诉讼法修改新动向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经修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在此背景下，2004年全国诉讼法年会在广州举行，与会代表重点讨论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问题。代表们对刑事诉讼法改还是不改、大改还是中改、小改，以及改革的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刑事程序问题，基本理论问题以及证据问题进行深入、广泛、热烈的讨论。

司法实务部门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出如下建议：

（一）人民法院的与会代表建议：

世界各国都把完善诉讼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96年刑事诉讼法制定，在我国司法制度上有重要义意，目前刑事诉讼法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修改的基本原则上应坚持

1、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

2、公正与效率兼顾。公正与效率有时相互影响，要正确处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3、立足中国国情，同时借鉴各国成功的经验。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有助于我国法制发展和完善。

在审判的具体措施上，首先是重视简易程序的作用，简易程序对提高诉讼效率有一定意义，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建议扩大简易程序的受案范围。目前简易程序只适用三年以下案件，建议对三年以上也可以适用简易。对应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也可以适用简易程。

要对证人出庭作出明确的规定，证人没有出庭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同时要加强对证人保护，国家应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对证人的补助；对证人出庭作证应规定宣誓制度。实行庭前证据展示制度，这样做一是对被告方保护，二是防止证据突袭。

在强制措施方面和审理案件期限方面：对超期羁押要进行整顿；建立保释为主，羁押为的强制措施制度；建议办案期限与羁押期限相分离。目前对法院办案期限规定不具有合理性，侦察期限是算在审限中的，应根据案件具体案件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国外对法院的审限是不作规定的。在案件的受理方面要设定合理的诉讼程序程序，使符合条件的案件进入审判程序。

死刑核准程序应该加以完善，不应简单规定为法律审和程序审。改革现行的审判监督程序的问题，对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应该规定条件。

（二）人民检察院的与会代表建议：

正确客观评价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是进行刑事法修改的前题。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十分必要：诉讼理论有重大发展；在司法实践中制定了相当一部分规定，这些规定经过检验，已经成熟，可上升为法律；目前我们的法律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制定新的规定去完善它；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修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有利于促进司法机关转变观念。

对现行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坚持的原则：

1、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目前我们打击犯罪任务还是很重的，在一定地区人们还没有安全感，要重视对犯罪的打击，在打击犯罪中也重视对人权的保护。

2、立足国情和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相结合。国情的内容很复杂，整个国民受法治教育的水平以及党政机关受法治教育的水平及政法机关人员水平都有待提高，在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都不能脱离这个具体国情。

3、在现行宪政体制的体制下进行修改刑事诉讼法，只能在现行宪政的框架下修改一刑事诉讼法。包括不实行三权分立，有一些宪法的原则必需坚持。

4、尊重和保护人权作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重要来对待问题。人权是一个重要问题，我国已经把人权问题列入宪法，并且在人权问题上有了很大进。保护人权就是要加强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现行的刑诉法对律师作用的规定比以前有进步，至少在规定上是这样，但是规定得还不够，再修改刑事诉法对，在这方面要有进步。

检察机关的角色如何界定：检察机关的作用在世界各国都不样，在我国的四个地方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对检察机关规定就不一样。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的问题，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检察机关的地位是宪法规定的，目前的规定总的来说是利大于不利。检察机关地位不是凌驾于法官之上的，检察机关实际上就是对其它司法机关提意见和启动新程序，而当事人也有这样的权力；同时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不可能再赋予检察机关更大的权力。

检察机关的侦察权的问题：现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侦察权是有限的，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有较大的权力，英国等家检察官有一定的权力。而我国检察官没有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那么大的权力。检察机关的侦察权，主要限于职务犯罪方面。侦察机关在侦察中是要接受多方面监督的：党的监督、人大的监督、同时还要接受法院的监督。从去年开始试行人民监督员的制度，检察工作在许多重要环节上实行人民监督员监督。这种监督是与人大监督有区别，主要是对检察机关决策起影响作用。

检察机关是不是司法机关？检察机关应该是司法机关，这是有法律规定的。我国的法律就没有把司法权赋予某一个机关。从国外看，也同样没有把司法权单独地赋予法院，我国的法律也没有把司法权单独地赋予法院。如果把决定逮捕的权力全部赋予法院，再由法院对自己决定逮捕的人进行审判是不符合法院中立性原则的。如果设立预审法官，这样做是可以，但我们没有设立预审法官。

检察机关对审判监督的问题，要不要淡化？检察机关内部也有争议。法律要不要把检察机关规定为当事人？目前检察机关在诉讼中的地位是与当事人平等的，有人认为检察机关对法院的监督会减少法院的权威，事实与此相反、检察机关监督有利于维护法律权威。

刑诉法的修改要通盘考虑，有些学者建议设置一些程序，在为刑事诉讼设置程序时要全面考虑，因为程序的设置涉及到许多问题。如证据展示：由誰主持？如果由法官主持，又难以防止法官形成先见。在法律没有授权的情况，不能突破现行法律。

检察机关侦察权，基本是个立法问题。我们立法有缺陷，造成目前法律适用上的问题。如何处理检察院组织法和诉讼法的关系的关系？从特别法优先普通的关系上，组织法应该优先于诉讼法，同时组织法在实际中也没有执行。不少人认为检察机关权力大，其实检察机关不大。国外检察机关权力很大，有指挥警察的权力。国外侦察法官审查羁押的办公室就设在检察院里，设立法官审查的目的就是为保障程序上的公正，仅仅是程序上的审查，法官对检察官的申请还没有不批准的。

有关检察院的监督问题：作为理论上检察机关是公诉机关，这是没有问题。但在法律没有修改之前，首先是考虑执行法律。美国之所以强大，是与法律稳定有关。在不改宪法的体制上，检察机关仍然是法律监督机关。权力不受监督极易造成腐败，如果我们不监督，法官腐败之后怎么办？检察机关就多次强调要接受监督。如检察机关试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还是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同时，检察机关对自身的监督有许多都是刚性的规定。

理论界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刑事诉讼法究竟是改还是不改，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主张，目前对刑事诉法不宜修改。理由是：96年的刑事诉讼法总的来说是好的，基本上能满足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需要，96年的刑事诉讼法中有许多好的制度和原则还没有得到落实，同时从保持法律的稳定性的角度看，也不宜在短短的几年内就修改刑事诉讼法。这部分观点不是主流观点，因为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经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修改刑事诉讼法从逻辑上看是势在必行的。还有个别同志认为，刑事诉讼法修不修改，关健是采取何种指导思想的问题？是以自然法学还是以实证法学作为指导思想？如果以自然法学就应改，反之就不应修改

二、在修改的力度方面：有大改、中改、和小改之别。持这些观点的同志都认为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应修改，但对修改的力度有不同的主张，其主要区别在于能否突破现行的宪法框架。凡是主张在现行宪政框架内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都属于中改或小改，反之则属于大改。大多数学者主张在现行的宪政框架内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小部分同志主张改革就应一步到位，在人权保护和司法机关权力分工方面可以突破现行的宪政框架。

三、还有的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出自己的看法：学者仅是推动力，不是动力本身，从某种角度看仅是助动力。我们首选应促进执法人员司法理念的提升，来执行法律。做点实践性调查来解决问题；调整科研目标，找出司法实践中最关健的问题是什么？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要使好我们的力气，搞好实证调查。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讨论问题，可以搞点逆向思维？可以从具体问题开始，从具体问题进行突破，然后取得大的突破。目前宪政体制还是不容突破。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在现行宪政体制下进行改革，问题是我们的现行的宪政是否建立？与我们民主法治目标是否有差距？目前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还没有统一，很难落实。以上的问题不解决，修改刑事诉讼法很难。再比如什么叫司法机关，目前还不统一，公安、安全是不是国家司法机关？有许多基本问题，还有不同的看法。

四、在修改刑诉法时应坚持何种原则：

1、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原则。大多数学者主张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立足点必须是对人权保护和打击犯罪两者兼顾，这两个方面是有机的统一，不能单纯地强调某一方面。有的学者又主张，并重并不等于平均使用力量。比如英国就是不断对控制犯罪进行调整，对沉默权的限制，对错案的纠正；大陆法系国家都加强对人权的保护；我国对控制犯罪方面，要加强对侦察措施的改进。

2、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结合原则。有学者注张程序优先，也有学者反对这种观点。理由是强调程序优先有可能会能伤害实体；绝对强调程序优先也影响实体公正。实际上如果实体上对被告人不正确，还是应该纠正。在立法方面应该建立程序的性制裁机制，我们的处理通常是实体上处理，而没有程序性的制裁机制。

3、公正优先兼顾效率原则。公正优先，兼顾效率，当事人选择诉讼，就是为了公正，如果没有公正，效率也就没有意义，当然也要兼顾效率。

4、权利平衡原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的权利应平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服刑之后，要回归社会。在处理案件时候，应更多地主张和解、调解，有关机关应尽可能地用调解、和解方式结案，以及用经济手段来制裁犯罪。

5、借鉴外国经验和我国国情相结合原则。结合我国国情，不等于照顾我国落后的做法。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要考虑宪法的规定：对人权保护；对公、检、法机关关系的规定；关于逮捕的规定，目前争论比较大，有几个方案。如果把逮捕决定权归法院，是与目前宪法的规定有矛盾的。如果把自侦案件的批逮权上提一级，其效率如何？是值得推敲的。在防止刑讯逼供，要尽可能与国际接轨。

6、坚持解决重点问题与全面修改相结合原则。首选要解决实践中突击的问题，但同时又要注重配套措施相结合。我国刑诉法条文过于简单，导致大量司法解释出现，从这个方面出发，主张全面修改。

有个别学者主张基本原则不应在刑事诉讼中加以规定，基本原则应作为具体中操着规则。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基本原则不一定要单列专章，国际上一些通行的原则可以吸纳，对我国的一些带有政治性方面色彩的原则可以去掉。诸如人民法院之类的规定，人民是有色彩，那么敌人到什么地方打官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生导师崔敏教授认为；目前有些法律规定并不平等：如果外国人犯罪，官民犯罪等方面都有不平等的规定。基本原则不能不要，关健是如何写好。有些不属于基本原则的，要把它去掉。

五、在证据方面讨论

有关证据法基本原则；应包括举证责任，证据交换，证据展示，证明标准。有部分学者认为刑事诉讼应确立证据采信规则：一是证明标准有无的问题；二是设立那些证据规则。刑事诉讼中有关证据存在的问题是：当事人和法官对证据的当庭认定重视不够；当事人对鉴定结论有意见时，缺少救济途径；证人出庭是老大难问题，证人出庭率普遍偏底。如何对证人进行有效保护，也是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文化传统、法律义务、经济补偿、免证等方面问题，在实践中都影响证人出庭作证。

有关证据展示问题，学者们从证据展示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检察机关隐瞒证据有什么办法加以控制？提出自己的看法。到会的同志普遍认为律师取证证据能力不强，在这方面应该加强。被告人方面没有什么取证能力，辨方基本上掌握不了什么材枓。在此种情况控方不拿出全部证据，或者对被告人有利证据怎么办？目前我们在证据展示方面有比较大的缺陷，证据开示问题比较多。在制度设置上如何使控方把全部证据拿出来？如何判断他是否全部拿出？都是在今后立法有待解决的问题。

在举证责任上，通常是控方举主，但有些证据，控方很难举证，是否可以在特定情况下，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加以改变？

六、有关诉讼理论方面的讨论

1、侦察权是行政权还是司法权？在这方面，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认为，把侦察权界定为行政权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但有的学者主张：如果明确侦察权是行政权，有许多问题就可以顺带解决。有些根本问题很难解决一下解决，但可以从具体问题上着手。如纪委的强制措施就不受法律规制，可以抛开一些根本问题，从具体问题着手，这就容易解决得多。

2、在理论和实践关系上，有的学者认为：理论应高于实践，但不应反对实践。用理论突破实践是有难度的，但可以用实践来突破理论。如先把理论框架固定死，就很难解决问题。从本质来看，法律就是一个经验的东西。谈改革就不应受现行的法律的限制，如果受限制就不是改革。从国外来看，也注重对具体行为的规范。对抽象的东西规定得太多，就可能脱离实际。如，法律都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实际中却广泛存在。应该在程序上设置一些什么样的规范？才能使法律变成现实；使没有争议的东西，变成现实东西；才能使现实的法律规定变成真实的法律规定。

3、有关司法解释和法院内部规定规定太多，冲击了法律的权威性。出台司法解释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困境，弥补法律的空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富成博士认为：目前司法解释出台过多、过滥，不仅最高司法机关出台司法解释，而且省级司法机关、巿级司法机关、甚至县级司法机关都出台相关的办理案件规定、指导意见。并且这些规定、指导意见在司法实践中都在起作用，这种做法严重冲击了法律的权威和稳定。

七、有关程序方面的讨论

1、对死刑案件的程序要单列。目前我国的死刑是普通程序，应该建立独立程序。把死刑程序从普通程序中分离出来，应实行三审终审？对一些重大案件也可以纳入死刑程序，对死刑程序可以设立陪审团，对死刑的审理期限可以适当地延长，目的是保证死刑判决的正确性，准确地适用法律。在程序上把死刑作为一个特别程序来对待，对其它的一些普通程序可以实行二审终审。如果所有案件都实行三审终审，会影响办案效率。不赞成普通程序简易化，这种提法不科学。一审程序是基本程序，对一审程序可以适当地进行改革。但我国也有难题：在于没有审前程序。容易出现暗箱操着，不能当庭认定证据、不能当庭定罪量刑。

2、对死刑的复核权，大家都主张应该收回最高人民法院。陈光中教授一语中的地说：死刑核准权不收回错误的理由只有一个：违法。对死刑核准权的收回都没有争议，关健是如何落实的问题。

3、扩大简易程序的范围，但也不能太大。一般以五年以下为宜；在当事人认罪情况下，也可以超过五年。

4、有关超期羁押的问题。超期羁押在某种程度上是单位行为，同时也有期限方面规定不合理所致。在立法上可以规定一个出口，国外在这方面有规定。在审限上，对死刑案件的审理期限规定就可以长于普通程序。

5、刑罚的执行监督的问题、变更执行的问题；减刑、假释、的问题。检察院在这些程序中，如何行使权力没有法律规定。变更执行的主体，从法理上看应该由检察院来行使。

6、关于审判监督问题，提起再审期限限制的问题：无罪的人被错判了，能不能上诉？要不要给他平反？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全世界有利被告是没有限制，我国对发生的错案再审能不能限制？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还当事人一个清白，不能受违法性限制，也不能受案件性质上的限制。

7、刑事诉讼中有关例外的规定。法律是整齐划一的，在立法中要不要搞例外？一事不再理在中国要不要搞？有没有例外？中国怎样搞？英国对一事不再理也有例外，中国不搞例外对不对？关健是对一事不再理的口子开得有多大。陈光中教授认为：对十年以上的判决，在一事不再上可以搞例外，可以进行再审，关健是卡到一个什么的线。在审级的问题要不要搞例外？作为一个审级制度在不同的诉讼中，应该统一。在举证责任上要不要搞例外？例外有没有一个标准的问题？这些都是会议讨论的重点问题。

8、有关辨护、法律援助的问题，特别是在死刑辩护上的效果问题。与会同代表普遍认为：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关健是如何把法律援助做到理有实效。对执行中的法律援助，要加以延伸；律师的援助应该延伸到法律的执行方面。为了使律师援助落到实处，应设立国家公职律师制度。

9、对搜查应规定条件：被搜查的案件当事人，至少是应判处有期处刑以上。对一此技术侦察手段，要限制，目前侦察阶段缺少必要监督。对此可实行法官令状主义，也要有例外的规定。如果搜查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应给当事人一个说法。同时对违法搜查也应有制裁措施，在诉讼中应保证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生部·李富成

第四篇：陈光中：谈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陈光中：谈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刑事诉讼法修改酝酿的时间很长，我今天要讲的，既有一定的根据，又有个人的看法。

一、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概况

大家知道，刑事诉讼法公布在1979年7月1日，80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今年是刑事诉讼法制定30周年。前几天，中央电视台还采访我，让我谈谈对刑事诉讼法30年发展的看法。刑事诉讼法是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制定的，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使我们办案从长期没有法律规范到有了法律规范，使我们办理刑事案件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了。刑事诉讼法制定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个重大成就，但也有不足。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九二年、九三年，全国人大就决定修改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前期，人大法工委委托我主持草拟一个修改建议稿供他们参考。1996年3月17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相当成功的，总的来说，我们是更加法制化、科学化、民主化了，在打击犯罪的同时，更加注重人权保障。现在我们的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介入，尽管不是以辩护人的身份。我们做到这一点就是一个大进步。这一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国际上反映也相当好。当然也存在不足，比如讲，刑诉讼法修改中增加一些当事人主义的因素，特别在审判阶段当事人主义的成份增加更多，但是，有些配套的东西没有跟上去，如保证证人出庭等。尽管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九六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是刑事诉讼法制建设的一个新里程碑，我与崔敏教授都亲身经历。

但是，我们社会在发展，改革开放在深化，我国还新加入了一些国际刑事公约。所以，到了2002年，上一届人大感觉到刑事诉讼法不适应国内外形势的需要，准备第二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在2003年列入上届人大常委会修法议程，上一届人大常委会准备在任期内完成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立法部门也做了一些努力，推出修改方案，方案也是征求过公、检、法、司等部门和学者、律师的意见。我与崔老师都参与了，会议上不少问题意见分歧比较大，立法部门感到拍板难度大。加之，十七大召开在即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就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向后推了，推延到十一届人大完成。在2008年10月正式明确刑事诉讼法修改再次列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的五年立法计划。

大家知道，十七大以后，中央加强司法改革工作，200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了“中央政法委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意见”的一个重要文件。这个文件涉及到许多问题，特别是具体的工作机制。在这以后，在中央政法委领导下，对文件中的任务进一步分工落实，哪些问题由最高法院牵头，哪些问题由检察机关牵头等等做了明确分工。其中不少问题涉及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刑事诉讼法修改与刑法不一样，比刑法修改的难度大。刑法修改主要是罪名、量刑方面的修改，对实务部门影响不大，容易取得一致意见。但刑事诉讼法修改涉及到权力的再分配，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等方面，实务部门往往各有自己想法。现在正在搞调研，在调研的基础上，各个部门提出自己的意见。全国人大法工委准备对“三大诉讼法”进行修改，想把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时间向后放一放，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可能快一点。据我所知，明年启动对刑事诉讼法做修改，2011年能否通过刑事诉讼的修改？不好说，到2012年，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可能性比较大，但不是以全国人大的名义通过，而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通过。现在的一些试点工作都在开展，但在试点工作中也有一些不同的做法与看法，现

在展望一下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未来走向，公安机关应及早地做好应对准备。

二、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指导思想

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指导思想没有什么文件上的规定，但是根据十七大的会议精神，以及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精神，结合个人体会，我认为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遵守以下指导思想：首先，要落实十七大的精神，按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我们要把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作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实现目标。其次，要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的指导思想。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在公安机关颁布的文件中看不到，但是***同志讲话中提到要正确处理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再次，要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以上内容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坚持的基本精神，我想对个别问题，做一些解释。我们要贯彻“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对这个问题应该正确理解。在九六、九七年的刑诉法、刑法中的规定都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但是，现在中央政法部门文件的提法是“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人民”与“人权”仅仅是一字之差，内涵有很大的不同。

“保护人民”，在我国通常是指保护被害人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是，保障人权的内涵就不限于此，保障人权，当然包括保护人民。被害人的权利也是人权，人民晚上不敢出去，走路的时候都害怕，所有这些被犯罪分子干扰、影响的权利都是人权。人权的概念，简单地说作为一个自然人就应该享有的权利，只要你是人，你就应该享有的权利。“保护人权”不仅包括保护人民的权利，还包括保护人民敌人的权利，犯罪分子的权利、正在被追诉的人的权利、审判中被告人的权利、在监狱中被执行人的权利，死刑犯在执行死刑过程中，他们也是享有人格尊严。

按照西方的人权理念，“保护人权”在刑诉中主要是指保护那些在被追诉犯罪过程中可能受到逮捕，受到非法侵害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西方重点关注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有的人直截了当讲人权就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当然，人权还应该包括被害人的权利，这也是很重要的。但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在刑事诉讼中最容易受到侵犯。我们究竟要不要加强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就我来看，我们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还是有缺陷的，如，证人没有出庭作证，辩护权保障不力，死刑复核中对辩护人没有规定。我们现有的刑事诉讼制度，在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方面还是不够到位的。这一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我们应该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改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权”，这是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刑诉法修改中的落实，是刑事诉讼法修改中一个理念性的、核心性的改变。

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另一个变化是程序与实体并重，我们公安机关办案，一般是重视怎么将案件侦破，至于破案的程序是否合法，证据收集是否符合法律的要求，我们关注是不够的。在新形势下，在一个民主法治国家，程序正义在政治生活中要有所反映，在选举中，你一票之差，你就落选，这就是一个规则，一个程序正义。

没有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很难保证。程序的价值也不限于保护实体的实行，程序并不一定要服从破案，我们应该尽量使程序服务侦查破案，但是有些程序是要保护民主的核心价值，保护公民的隐私权，有些程序甚至不利于破案，但也要规定，程序有他的独立价值，我们现在的理念要转化。

有些学者主张程序优先，程序本位，实务部门是不太认同这种观点的，我个人也是不认同的。我的观点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立足国情，适当超前。”因为国情是不断变化的，大家想想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变化有多大，经济上变化有多大，理念变化有多大，你能单纯地说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立足当前，不需要有前瞻的眼光？刑事诉讼法不能老修改，应当适当超前，不超前不行，但不立足现实也不行。刑事诉讼法不能照搬西方，但是，不超前必将走向保守。

十七大讲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我现在想顺便讲什么叫司法？西方国家基于三权分立，司法就是审判，检察机关是行政机关，检察机关的起诉是行政机关的起诉。公安机关是执法机关，侦查是行政性还是司法性的？还是准司法性？我个人的观点，主要是根据中国情况，至少要考虑中国的现有法律和文件，我个人的结论：中国的司法机关包括法院和检察院。在现有体制下，司法的概念不限于法院、检察，包括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侦查活动不同于公安机关其他的执法活动，公安机关的其他活动是行政活动，侦查活动是一种诉讼活动，也是司法活动。当然也有人说，侦查活动是准司法的，但是，现有的文件包括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文件都是认为侦查活动属于司法活动。国务院一个文件明确规定公安机关既有执法活动，同时也行使部分的刑事司法权，这就是指刑事侦查这一部分。许多学者认为司法应该被动，中立，这是就审判而言的。但是，侦查就不是被动的。

三、讯问合法性问题

下面我想讲一些具体问题：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间问题。对被拘传的犯罪嫌疑人，法律规定是12小时，但是，公安，检察都反映12小时太短，刑事诉讼法修改可能延长到24小时，主要是侦查部门的强烈反映和考虑中国的国情。如果法律规定是24小时，就应该严格地执行法律的规定，而不是把24变成36小时。实际上，有些地方是搞疲劳讯问的。搞疲劳讯问，侦查人员问什么，犯罪嫌疑人就会回答什么，不要变相的超过24小时搞疲劳讯问。

其次，讯问场所的问题。现在讯问并不是在真正合法的场所进行，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检察机关，变相的在办公室讯问或在自己设定的特殊场所讯问。在哪个地方讯问，与讯问是否合法的关系很直接。如果是在看守所讯问，看守所的管理又比较正规，讯问行为的合法性就比较有保障。如果在其他地方讯问，问题就可能多一些，甚至问题很大。

再次，要不要录音录像。这个问题争论很多，检察机关，特别是反贪部门是推行全程录音录像的。公安机关过去不太赞成录音录像，理由是不具备条件。我个人认为对犯罪嫌疑人讯问应该录音录像，尽管全面推开对公安机关有点难度，但对重案、大案，应该全程录音录像，特别是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团伙案件应录音录像。录音录像可先从重罪开始。如果说全程录音录像有困难，可以对重罪先搞录音。总之，这个问题上，应该积极推进。凡是在看守中讯问，在合法场所讯问，应尽量推进录音录像。像南通这样的地方，录音录像不发生财力上问题，西部可能有问题。作为学者讲自己该讲的话，我觉得录音录像的问题应该解决。

四、有关律师法的问题

现在有关新修改的《律师法》是一个争论的焦点，相互辩论很热闹。我个人看法，《律师法》所规定的内容尽管对刑事诉讼法有所突破，有所不同，但是《律师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律师法》的通过是合法的，法律是有效的。尽管全国人大通过的是基本法律，其重要性超过普通法，但在适用上没有一个位阶高低的区别。也就是说，刑诉法、律师法是一个位阶，应按旧法服从新法对待。

《律师法》涉及到的一些问题的规定，不是没有缺陷的，有的地方不够务实，规定太原则。比如说不能监听，不能监听是不能搞录音录像监听，还是不允许警察在场？但是，监听原义是指技术监听。又如，是不是不分案件类型，律师凭“三证”就都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如此规定对恐怖犯罪是否合适？

法律已经规定了，是不是可以不理睬？什么叫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就是对通过法律要执行，你不是立法机关，法律规定了你就必须执行。不能认为法律有问题，就作为一个理由，对《律师法》的规定置之不理，哪怕是打一点折扣执行也可理解，但不能不执行《律师法》。

五、非法证据排除问题

在司法体制改革的文件中已经规定非法证据排除，九六年刑事诉讼修改中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争论是比较激烈的，学者几乎都是赞成的，实务部门是反对的，最后立法机关没有赞成非法证据排除。

对刑讯逼供的口供怎么办？立法没有明确规定，实际就是认同。最高法院有一个司法解释文件，主要是关于言词证据，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如果确实存在非法行为，应当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包括手段、场所、主体等方面，重点是讲通过不合法手段收集的证据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全世界有关非法证据排除有各种各样的规定，一般来说对言词证据是排除的，对实物证据大多搞相对排除。全国人大法工委认为非法言词证据应该排除，对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是否排除，没有定下来。

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立法应该没有问题。这对实务部门办案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立法上是肯定要规定的。实物证据包括赃物、赃款、毒品、凶器等，如果是非法取得的，如何处理？甚至西方讲的“毒树之果”要不要排除？在这些问题上，实务部门是不愿意排除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我个人的态度：“实物证据，酌量排除”。如果获取实物证据的手段实在搞得不象话，不是指一般违法，不是像美国敲门后没有停留几分钟，就进去取证也叫非法取证，我们中国不能搞得那么严格。但是，如果获取实物证据的手段搞得太不像话，既没有搜查证，也没有扣押证就提取、扣押物证。对严重违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是不是一概采纳？我认为应该搞自由裁量。自由裁量要考虑以下因素：违法程度如何，案件性质如何；证据在案件中地位如何？全面衡量应不应该排除。有时即使排除非法证据放纵了犯罪，如果能够警示一批人，即使放纵了犯罪，但能使我们执法水平上了一个台阶，为什么不能排除呢？个案的牺牲，提高了整体水平，又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呢。我要争取在刑事诉讼修改中增加实物证据自由裁量排除的规定。

当然还有一个证明问题。你搞刑讯逼供，外部人怎么知道，现在，大家普遍意见是举证责任要倒置，由侦查部门、检察部门举证。最高法院规定查证属实的非法证据才能排除，谁来查证排除？现在就是要由实务部门举证，就是要搞录音录像来出示证明，所以，非法证据排除又与录音录像结合在一起。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联合国文件的一项规则，如果强迫取证，获得的证据可能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外国对口供是作为证人中的一种，没有说口供就不是一种证据。我们不是不要口供，而是不要以口供为主，但是，在有些案件中，特别是在反腐败的案件中，其他证据抓不住，主要是通过“双规”获得口供。在一般的刑事案件中，口供作用是在逐渐减少，口供是证据，但不是最主要的证据。

六、强制措施问题

我国的强制措施，从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到拘留、逮捕是比较完善的，我们国家强制措施的未来走向应是逐渐减少逮捕羁押的比例，我说的是逐渐减少，而不是一下子减少。我们的逮捕率是相当高的。实际工作中不将犯罪嫌疑人抓起来，心里就不踏实，所以，目前，逮捕率居高不下，包括未成年人逮捕率也是比较高的。今后要采取各种措施降低逮捕率，西方也在试验，怎么让犯罪嫌疑人在保释期间跑不了，犯罪嫌疑人跑到那里，侦查部门大体上知道。

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监视居住也是修改的重点。监视居住实际是逮捕化了，不是在犯罪嫌疑人家中对他监视居住，而是放在我们指定的地点。我认为减少逮捕是个趋势，特别是对未成年犯罪应当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尽量减少逮捕，这不仅是世界潮流，也是我们宽严相济政策的重要内容。

有些人担心犯罪嫌疑人会跑了，我们并不是说对未成年人不能逮捕。我们国家的逮捕条件是不严的，门槛不是高而是低，现在是徒刑以上都可以逮捕。

检察日报上宣传一家检察机关降低逮捕率的经验，我们应该注重打击犯罪，但是，我们也不能将打击犯罪放在绝对的地位，不应该忽略对人权的保护。

第五篇：新《刑事诉讼法》主要修改内容全面分析

新《刑事诉讼法》主要修改内容解读

2012年3月14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获得人大通过。这部施行了16年的刑诉法，完成了第二次“大修”，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指导思想方面把握了以下几点:一是坚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二是坚持统筹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三是坚持着力解决在惩治犯罪与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本次刑诉法修改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适应新形势下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的需要，着力解决当前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符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际，有很多亮点和创新之处，是一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发展和健全完善。

这次修改内容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

本次刑诉法修改一个最突出的亮点，就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刑事诉讼法总则，并在多项具体规定和制度完善中加以贯彻和体现。这是宪法有规定以来，我国部门法第一次有了人权规定。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刑事诉讼活动是国家追究犯罪、惩罚犯罪的活动，其诉讼过程与诉讼结果均与公民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等基本权利息息相关。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坚持统筹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既要有利于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又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公民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为此，本次刑诉法修改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总则第2条，既有利于彰显我国司法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更好地遵循和贯彻这一宪法原则。

本次刑诉法修改在很多具体诉讼制度和程序规定中都注意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例如，在完善证据制度中，明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完善强制措施制度中，完善了逮捕条件和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强调检察机关在批准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严格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在完善辩护制度中，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完善辩护律师会见和阅卷的程序，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在完善侦查程序中，完善了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强化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在完善审判程序中，明确第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完善上诉不加刑原则，规范发回重审制度;在完善执行程序中，增加社区矫正的规定;在增设的特别程序中，设置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等。

二、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得到有效保障

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行使辩护权的重要制度。新刑事诉讼法重点完善了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和作用的规定。

考虑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享有辩护权,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这意味着在侦查阶段，律师的身份由“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转为“辩护人”。

犯罪嫌疑人可在侦查阶段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这实质上是把过去法律上规定的审查起诉中在检察院阶段能请辩护人，推进到在侦查阶段也可请，加强了被告人、嫌疑人的权利保护，增强辩控双方的对抗性，为律师在诉讼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法律根据。

同时增加一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

这样修改，进一步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地位，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律师的作用。

二、修改完善了律师会见阅卷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修充分吸收了《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完善了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加强了对律师依法履行职责的保障。

新刑事诉讼法吸收律师法的有关内容,并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这就解决了刑诉法与律师法的衔接问题,保证了法律和司法的统一,同时,也解决了侦查工作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把律师会见要经过批准的案件只限于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和特别重大的贿赂犯罪这3种案件上，用列举方式明确了律师会见当事人需批准的情况，增强了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修改有助于公安、检察机关调整和转换侦查重点，变“由供到证”为“由证到供”，提高侦破水平。

新刑事诉讼法吸收律师法的有关内容,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均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修订后的律师法扩大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阅卷的范围。

这些规定有利于解决刑事诉讼中律师所面临的会见犯罪嫌疑人难、查阅案卷材料难、收集调取证据难“三难”问 2

题。

四、改革侦查程序，健全强制措施

（一）侦查措施等规定

本次刑诉法修改，着重完善了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和必要的侦查措施，同时强化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和监督，防止滥用。其主要内容为:根据侦查取证工作的实际需要，增加规定了口头传唤犯罪嫌疑人的程序，适当延长了特别重大复杂案件传唤、拘传的时间，增加规定了询问证人的地点，完善人身检查的程序，在查询、冻结的范围中增加规定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并根据侦查犯罪的实际需要，增加了严格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一是规定了采取技术侦查技术的情况和严格适用程序，二是规定为秘密侦查的使用和注意事项。三是明确控制下交付手段的规定。

这些规定，为司法机关准确、及时惩治犯罪提供了必要的手段，同时，注意了防止有关侦查措施的滥用。

（二）关于强制措施的修改

强制措施对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作用。本次刑诉法修改重点完善了逮捕、监视居住的条件和程序，以及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的规定。

1、关于逮捕的规定。

针对司法实践中对逮捕条件理解不一致的问题，本次刑诉法修改将刑诉法关于逮捕条件中“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规定细化为以下情形:可能实施新的犯罪;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企图自杀或者逃跑。为保证检察院正确行使批准逮捕权，防止错误逮捕，本次刑诉法修改增加规定了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时讯问犯罪嫌疑人和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程序，以及在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继续审查的程序。

这些修改有利于执法机关准确掌握逮捕条件，正确行使批准逮捕权，发挥逮捕措施在惩治犯罪中的作用，也有利于防止错误逮捕，强化人民检察院对羁押措施的监督，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必要的关押，加强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

2、关于监视居住的规定

本次刑诉法修改还将监视居住定位于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规定了与取保候审不同的适用条件，增加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方式，并明确检察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

3、严格限制不通知家属

综合考虑惩治犯罪和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需要，有必要对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作出 3

严格限制。为此，新刑诉法明确规定，采取逮捕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逮捕或者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家属。同时，缩小了拘留后因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范围，仅限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并规定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这些修改综合考虑了惩治犯罪和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需要，对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况作出严格限制，是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

（三）强化了对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

为了进一步发挥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职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新刑事诉讼法强化了对侦查措施的监督。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一)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释放、解除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

（二）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退还的；

（三）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

（四）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不解除的；

（五）贪污、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受理申诉或者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处理。对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五、证据制度

（一）修正了证据的概念和证据种类

一是将刑事证据的概念由原来的“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修改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二是将原来七种法定证据修改为八种以上；三是增加了“电子数据”这一新的证据形式；四是增加了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五是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

（二）明确了刑事证明标准

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规定了认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满足的条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且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证明标准首次出现。这个标准要求对犯罪事实的存在和犯罪行为的认定达到确定无疑、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从正面（肯定）的角度要做到内心确信无疑，从反面（否定）的角度要做到排除合理怀疑得出唯一结论。从以下四个方面理解把握这个标准：

1、突出强调合理的怀疑。

2、强调排除有正当理由的怀疑，而非任意妄想的怀疑。

3、要求确信指控的犯罪事实存在。

4、不要求达到绝对确信的程度，不要求百分之百的确定无疑。

这一修改,有利于公检法机关在办案中准确把握证明标准,正确办理案件,防止错案发生。

（三）增加了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和“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

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对于保证案件质量，正确定罪量刑具有关键作用。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补充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和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同时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针对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行为多发生于将犯罪嫌疑人送交看守所之前的情况，本次刑诉法修改明确规定，在拘留、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并规定对讯问过程实行录音录像的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并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程序。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

新刑诉法对非法证据排除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都进行了明确规定,是很大的进步。从制度上防止和遏制刑讯逼供及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提供保障。

原刑诉法因没有明确非法收集的证据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足以阻止有的司法人员受破案压力或利益驱动，铤而走险，采用非法手段获取证据，由此造成了一些冤错案件，社会反映强烈，司法公信力受到严重影响。新刑诉法修改，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要求处理好物证和口供的关系，可能改变完全依赖口供而忽视物证来定罪的倾向。有利于遏制刑讯逼供的情形的发生，减少冤假错案。

（四）规范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证人出庭作证对于核实证据、查明案情、正确判决具有重要意义。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证人、鉴定人应当出庭作 5

证而不出庭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审判的公正性,需要进一步予以具体的规范。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的, 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 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规定强制出庭制度,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因此,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新刑事诉讼法还规定,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司法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在实践中,对证人、鉴定人的保护,一方面可以通过对打击报复行为追究责任来实现,另一方面也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一些严重犯罪案件中证人、鉴定人的保护力度。为此,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增加规定,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在现场进行，也可以到证人所在单位、住所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

上述规定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一些严重犯罪案件中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的保护力度，不仅是保护公民权利的需要，对于打击犯罪也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现行刑诉法缺乏有效的证人保护机制，导致证人出庭率低，严重影响了刑事案件的调查和开展。如果大多数人为避免高风险代价而“失语”，会对诉讼中的证据制度产生冲击，进而危及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新刑诉法从法律层 6

面给予证人特殊保护，打消出庭证人的种种顾虑，提高证人出庭率，能有效化解证人出庭难的问题。

六、扩大了法律援助适用范围

为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新刑事诉讼法扩大了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范围。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聋、哑、盲人的，因经济困难等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法律援助机构应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而新刑事诉讼法完善了法律援助的规定，首先，将法律援助的范围扩大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要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第二，提前了法律援助的适用时间。现行法律规定，法律援助只发生在审判阶段，只适用于具有法定情形的被告人。伴随着立法允许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本次刑诉法修改同时将法律援助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明确当犯罪嫌疑人具有法律规定适用法律援助的各项情形时，有权得到法律援助。第三，明确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一样，均有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法律援助对象提供辩护的义务和责任。

这项规定将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这些修改为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和其他权利，发挥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提供了法律根据。

七、健全审判程序，提高诉讼效率

（一）适当调整了简易程序适用范围

为更好地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实行案件的繁简分流，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区别案件的不同情况,适当调整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一是明确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和排除适用的范围。新刑事诉讼法将简易程序审判的案件范围修改为：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候，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还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简易程序：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适用简易程序有异议的；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

二是赋予被告人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选择权，更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有利于庭审程序的顺利进行。

三是要求，“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这将对检察机关的公诉工作提出新的 7

要求。

刑事诉讼法对于简易程序的修改，有利于更合理的利用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

（二）修改完善了二审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同时，对发回重审作出限制性规定。

对于第二审程序,为保证案件的公正处理,新刑事诉讼法明确了二审开庭的案件范围,增加规定,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其他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同时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的，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为避免反复发回重审,新刑事诉讼法完善发回重审制度,增加规定,原审人民法院对于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这一规定有利于解决重复发回重审造成当事人羁押期限延长，侵犯当事人权利，使案件久拖不决的问题。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上诉不加刑是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原则。但实践中存在通过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由下级人民法院在重审中加刑,规避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情况,为此，新刑事诉讼法对发回重审不得加重刑罚作出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这一规定有利于保护被告人行使上诉权。

专家认为,这些修改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审判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完善了审判程序,使审判制度更加科学化,更加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这对于推进司法公正,保证案件正确判决,具有重要意义。

（三）完善附带民事诉讼程序

本次刑诉法修改对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作了补充修改，主要是增加规定: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

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对于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保证被害人及时得到赔偿,具有重要作用。

（四）对死刑复核程序作出具体规定

为体现适用死刑的慎重，保证死刑复核案件质量，加强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法律监督，本次刑诉法修改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作出核准或者不核准死刑的裁定。对于不核准死刑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发回重新审 8

判或者予以改判。同时增加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在复核死刑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从立法规定上看，死刑复核程序过去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诉讼程序，带有一定行政化色彩，缺乏公开性、透明性，本次刑诉法的修改，有利于保证这类案件的质量，避免错杀，落实“少杀、慎杀”的原则，完善了死刑复核程序，体现了国家对适用死刑的慎重，为进一步保证死刑复核案件质量，加强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法律监督提供了保障。

（五）对审判监督程序进行补充完善

本次刑诉法修改对现行审判监督程序作了必要的修改补充，主要涉及对申诉案件决定重审的条件，指令原审法院以外的法院审理，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再审案件强制措施的决定，原判决、裁定的中止执行等内容。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确有错误的生效判决、裁定予以纠正，有利于确保案件质量，维护司法公正。

八、增加规定了特别程序

（一）“少年犯罪”专列程序

新刑诉法专门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对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方针、原则、各个诉讼环节均设计了特别程序。设置了附条件不起诉应用于未成年人制度和对未成年犯罪的犯罪记录设置封存制度，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的一面。还规定，对犯罪比较轻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进行封存，除法律规定外，除司法机关办案外一律不可查询。

由于未成年人罪犯一般主观恶性小，尚未形成反社会人格，且未成年人可塑性强，极易回归社会，这就要求社会要为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提供宽松的环境和继续发展的空间。“罪犯”的称呼在未成年罪犯的改造过程中，时常会成为他们心中的阴影，使未成年罪犯重新入学、就业的愿望很难实现。对未成年犯罪的犯罪记录设置封存制度，这对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有着积极作用。

新刑诉法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程序设计上给予特别关注，有利于进一步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未成年人的特点进行刑事诉讼的规定，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提供了程序保障。

（二）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新刑诉法增加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 9

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应当提供与犯罪事实、违法所得相关的证据材料，并列明财产的种类、数量、所在地及查封、扣押、冻结的情况。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申请没收的财产。

这一程序的设置，有利于严厉惩治腐败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挽回国家损失，消除犯罪的经济条件，并与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有关反恐怖问题的决议的要求相衔接。

（三）对暴力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了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为保障公众安全、维护社会和谐有序，新刑诉法在此基础上增加规定，对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公安机关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或者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的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直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

同时规定，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有权申请解除强制医疗。还在审理程序中设置了法律援助和法律救济程序。规定，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

新刑诉法关于暴力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规定，一方面保护了被害人和社会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充分保障了精神病人的权利。

（四）规定了刑事和解程序

新刑诉法将“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的犯罪，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以 10

及一些过失性犯罪”，列入特定范围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修正案草案规定的适用范围很窄，比较严格，而且必须出于双方自愿。这个制度入法可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被害人判决执行难的问题，有利于被害人权利的实现。

此外，刑事和解能保证被害人获得加害人给予的及时有效赔偿，这个制度入法可为当事人节省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同时，鼓励犯罪人道歉赔偿，可以更好地保障被害人权益，使其得到更多赔偿。这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九、完善了刑罚执行程序

刑罚执行程序是惩罚和改造罪犯的重要规范。新刑事诉讼法重点完善了暂予监外执行规定，强化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

严格规范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暂予监外执行，是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在监狱外执行刑罚的制度。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严格规范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批准和及时收监的程序，为防止罪犯利用这一制度逃避刑罚，并增加规定：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通过贿赂等非法手段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其在监外执行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脱逃的，脱逃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

上述修改进一步明确了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执行程序，有利于规范执法，防止罪犯利用这一制度逃避刑罚，从而严格这一程序的执行。同时，将暂予监外执行的对象扩大到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中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也体现了人道主义原则。

强化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监狱、看守所提出减刑、假释建议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书面意见的，应当同时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批准机关提出书面意见。这一修改强化了检察机关对于刑罚执行活动进行监督的职责，有利于执行机关严格执法。

结语：

《刑事诉讼法》以惩罚犯罪和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为目的，不仅涉及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和谐，更关系到公民基本人权如自由、荣誉、财产甚至生命等重大权益。

修改刑事诉讼法是进一步加强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的需要。当前，在惩罚犯罪工作中面临许多新的情况，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和人民群众法制观念的增强，对维护司法公正和保护公民权利提出了更高要求。

通过刑事诉讼准确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适时修改刑 11

事诉讼法，着力保障公共安全，着力化解社会矛盾，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对于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安居乐业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