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谈刑事诉讼法修改专题（最终定稿）

第一篇：检察官谈刑事诉讼法修改专题

检察官谈刑事诉讼法修改专题

【编者按】 刑事诉讼法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重要的基本法律之一，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草案）》”）已被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此次《修正案（草案）》新增加和拟修改的内容主要涉及七个方面：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和特别程序，共涉及条款达99条，这些条款与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任务息息相关，也与当前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为更好地研析相关内容，推动刑事检察工作在刑事诉讼规律指导下的科学发展，本刊刊发七位检察官对此次《修正案（草案）》的理解，供读者参考。

八个有机统一彰显法治进步

全国检察业务专家、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兼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 熊红文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是1979年制定、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修正的。15年过去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和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日益增长，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正的迫切性日益凸显。经过理论界的多年研究和立法机关的深入调研，《修正案（草案）》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该草案公布以后，笔者对《修正案（草案）》进行了认真研读，认为其是一个具有较高质量的基本法修正草案。具体地说，《修正案（草案）》的有关规定充分体现了以下八个方面的有机统一：

一是体现了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的有机统一。刑事诉讼法作为国家基本大法，既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大宪章，又是国家打击犯罪的利器。因此，如何实现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的平衡，是考量刑事诉讼法立法是否完善的重要指标。这次《修正案（草案）》较好地体现了二者的平衡和有机统一。

二是体现了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的有机统一。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是刑事诉讼法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也是司法实践的永恒主题。《修正案（草案）》也力争实现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兼顾，如增加规定了检察人员在审查批准逮捕中应当讯问嫌疑人的几种情形，这无疑有利于提高检察人员审查批捕的准确性和公正性，与此同时，《修正案（草案）》亦考虑到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上提一级”，适当延长了批捕时限。再如，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重大案件缺乏正义，轻微案件缺乏效率”的平均用力现象，《修正案（草案）》将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扩大到基层法院管辖的认罪案件，大大提高了诉讼效率，同时又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均由公诉人出庭进行量刑公诉，以尽量防止法官滥用量刑自由裁量权。

三是体现了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有机统一。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程序公正时常让位于实体公正，为了追求实体公正而牺牲程序公正的现象时有发生。《修正案（草案）》更加体现了对程序公正之独立价值的重视，如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正式入法，并明确了公、检、法均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再如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并通过增加在拘留、逮捕后应当立即将嫌疑人送看守所羁押等规定，强有力地遏制刑讯逼供现象发生。

四是体现了监督制约与支持配合的有机统一。司法实践中，有的地方公、检、法、司常常重支持配合而轻监督制约，这必定损害司法公正。《修正案（草案）》充分注意到这一问题，进一步加强了公、检、法、司之间的监督制约，如增加规定：“对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故意杀人等重大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对侦查取证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一规定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的重大案件提前介入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今后检察机关可以加强主动介入，深入侦查过程监督违法取证行为。

五是体现了宽宥保护与严惩不贷的有机统一。《修正案（草案）》进一步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对贪污贿赂等重大犯罪加大惩处力度，一方面对未成年人等特殊犯罪人群给予宽宥保护和人文关怀。如《修正案（草案）》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等重大犯罪案件，嫌疑人、被告人潜逃或死亡的，可以经过法定审理程序，依法没收其违法所得，大大增强了对腐败分子的经济惩处力度。同时，《修正案（草案）》又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避免未成年人“一朝是罪犯，终生受惩罚”，还规定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避免未成年人因短期自由刑而遭受犯罪交叉感染，充分体现了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挽救、感化和教育方针。

六是体现了司法需求与诉讼规律的有机统一。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和作出有罪判决均规定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带来的后果可能造成实质上证明标准不明确。对此，《修正案（草案）》充分注意遵循司法规律，依据诉讼原理作出相应规定，如明确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证据充分的具体标准，这不仅有利于司法机关实践操作，而且体现了一种法律真实的诉讼观念。

七是体现了侦控权力与律师权利的有机统一。实践当中，侦查人员与公诉人员相互支持配合，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而辩护律师则从辩护角度与侦控人员形成对抗。这种控辩对抗的平衡有利于居间裁判的法院兼听则明，作出公正裁判，相反，没有律师的有效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将难以充分实现。《修正案（草案）》充分注意到这一问题，在强化侦控权力的同时，实现了与律师法的衔接，规定了律师无障碍会见权、审查起诉阶段阅卷权及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权等权利，并扩大了法律援助范围，进一步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辩护的权利。

八是体现了人伦情理与刚性法理的有机统一。目前我国刑事案件庭审中证人出庭率极低，使庭审一定程度上成为对侦查案卷的“确认程序”，庭审功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修正案（草案）》针对这一司法痼疾，对证人出庭作出了硬性规定，明确了证人应当出庭的具体情形，并规定了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制裁措施，体现了立法刚性的一面。但是，立法机关考虑到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到庭指证被告人犯罪有悖我国传统家庭伦理，《修正案（草案）》同时规定不得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又体现了立法柔性的人文关怀。

当然，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是堪称完美无缺的，目前发布的《修正案（草案）》也同样存在一些需完善之处，如审查起诉中公诉人员对非法证据可以采取哪些调查措施和制裁措施、最高法院在死刑复核中如何听取辩护人及高检院的意见、追缴腐败分子违法所得程序中如何对嫌疑人违法财产与其家人的合法财产进行分割析产等还需进一步明确。鉴于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正面较大，立法机关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和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还将对《修正案（草案）》作进一步修改完善，明年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全国人大会议审议。让我们共同期待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正工作取得圆满成功，并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制文明进程中的又一座里程碑。

第二篇：陈光中：谈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陈光中：谈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刑事诉讼法修改酝酿的时间很长，我今天要讲的，既有一定的根据，又有个人的看法。

一、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概况

大家知道，刑事诉讼法公布在1979年7月1日，80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今年是刑事诉讼法制定30周年。前几天，中央电视台还采访我，让我谈谈对刑事诉讼法30年发展的看法。刑事诉讼法是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制定的，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使我们办案从长期没有法律规范到有了法律规范，使我们办理刑事案件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了。刑事诉讼法制定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个重大成就，但也有不足。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九二年、九三年，全国人大就决定修改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前期，人大法工委委托我主持草拟一个修改建议稿供他们参考。1996年3月17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相当成功的，总的来说，我们是更加法制化、科学化、民主化了，在打击犯罪的同时，更加注重人权保障。现在我们的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介入，尽管不是以辩护人的身份。我们做到这一点就是一个大进步。这一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国际上反映也相当好。当然也存在不足，比如讲，刑诉讼法修改中增加一些当事人主义的因素，特别在审判阶段当事人主义的成份增加更多，但是，有些配套的东西没有跟上去，如保证证人出庭等。尽管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九六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是刑事诉讼法制建设的一个新里程碑，我与崔敏教授都亲身经历。

但是，我们社会在发展，改革开放在深化，我国还新加入了一些国际刑事公约。所以，到了2002年，上一届人大感觉到刑事诉讼法不适应国内外形势的需要，准备第二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在2003年列入上届人大常委会修法议程，上一届人大常委会准备在任期内完成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立法部门也做了一些努力，推出修改方案，方案也是征求过公、检、法、司等部门和学者、律师的意见。我与崔老师都参与了，会议上不少问题意见分歧比较大，立法部门感到拍板难度大。加之，十七大召开在即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就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向后推了，推延到十一届人大完成。在2008年10月正式明确刑事诉讼法修改再次列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的五年立法计划。

大家知道，十七大以后，中央加强司法改革工作，200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了“中央政法委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意见”的一个重要文件。这个文件涉及到许多问题，特别是具体的工作机制。在这以后，在中央政法委领导下，对文件中的任务进一步分工落实，哪些问题由最高法院牵头，哪些问题由检察机关牵头等等做了明确分工。其中不少问题涉及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刑事诉讼法修改与刑法不一样，比刑法修改的难度大。刑法修改主要是罪名、量刑方面的修改，对实务部门影响不大，容易取得一致意见。但刑事诉讼法修改涉及到权力的再分配，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等方面，实务部门往往各有自己想法。现在正在搞调研，在调研的基础上，各个部门提出自己的意见。全国人大法工委准备对“三大诉讼法”进行修改，想把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时间向后放一放，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可能快一点。据我所知，明年启动对刑事诉讼法做修改，2011年能否通过刑事诉讼的修改？不好说，到2012年，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可能性比较大，但不是以全国人大的名义通过，而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通过。现在的一些试点工作都在开展，但在试点工作中也有一些不同的做法与看法，现

在展望一下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未来走向，公安机关应及早地做好应对准备。

二、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指导思想

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指导思想没有什么文件上的规定，但是根据十七大的会议精神，以及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精神，结合个人体会，我认为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遵守以下指导思想：首先，要落实十七大的精神，按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我们要把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作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实现目标。其次，要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的指导思想。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在公安机关颁布的文件中看不到，但是***同志讲话中提到要正确处理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再次，要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以上内容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坚持的基本精神，我想对个别问题，做一些解释。我们要贯彻“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对这个问题应该正确理解。在九六、九七年的刑诉法、刑法中的规定都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但是，现在中央政法部门文件的提法是“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人民”与“人权”仅仅是一字之差，内涵有很大的不同。

“保护人民”，在我国通常是指保护被害人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是，保障人权的内涵就不限于此，保障人权，当然包括保护人民。被害人的权利也是人权，人民晚上不敢出去，走路的时候都害怕，所有这些被犯罪分子干扰、影响的权利都是人权。人权的概念，简单地说作为一个自然人就应该享有的权利，只要你是人，你就应该享有的权利。“保护人权”不仅包括保护人民的权利，还包括保护人民敌人的权利，犯罪分子的权利、正在被追诉的人的权利、审判中被告人的权利、在监狱中被执行人的权利，死刑犯在执行死刑过程中，他们也是享有人格尊严。

按照西方的人权理念，“保护人权”在刑诉中主要是指保护那些在被追诉犯罪过程中可能受到逮捕，受到非法侵害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西方重点关注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有的人直截了当讲人权就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当然，人权还应该包括被害人的权利，这也是很重要的。但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在刑事诉讼中最容易受到侵犯。我们究竟要不要加强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就我来看，我们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还是有缺陷的，如，证人没有出庭作证，辩护权保障不力，死刑复核中对辩护人没有规定。我们现有的刑事诉讼制度，在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方面还是不够到位的。这一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我们应该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改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权”，这是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刑诉法修改中的落实，是刑事诉讼法修改中一个理念性的、核心性的改变。

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另一个变化是程序与实体并重，我们公安机关办案，一般是重视怎么将案件侦破，至于破案的程序是否合法，证据收集是否符合法律的要求，我们关注是不够的。在新形势下，在一个民主法治国家，程序正义在政治生活中要有所反映，在选举中，你一票之差，你就落选，这就是一个规则，一个程序正义。

没有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很难保证。程序的价值也不限于保护实体的实行，程序并不一定要服从破案，我们应该尽量使程序服务侦查破案，但是有些程序是要保护民主的核心价值，保护公民的隐私权，有些程序甚至不利于破案，但也要规定，程序有他的独立价值，我们现在的理念要转化。

有些学者主张程序优先，程序本位，实务部门是不太认同这种观点的，我个人也是不认同的。我的观点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立足国情，适当超前。”因为国情是不断变化的，大家想想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变化有多大，经济上变化有多大，理念变化有多大，你能单纯地说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立足当前，不需要有前瞻的眼光？刑事诉讼法不能老修改，应当适当超前，不超前不行，但不立足现实也不行。刑事诉讼法不能照搬西方，但是，不超前必将走向保守。

十七大讲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我现在想顺便讲什么叫司法？西方国家基于三权分立，司法就是审判，检察机关是行政机关，检察机关的起诉是行政机关的起诉。公安机关是执法机关，侦查是行政性还是司法性的？还是准司法性？我个人的观点，主要是根据中国情况，至少要考虑中国的现有法律和文件，我个人的结论：中国的司法机关包括法院和检察院。在现有体制下，司法的概念不限于法院、检察，包括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侦查活动不同于公安机关其他的执法活动，公安机关的其他活动是行政活动，侦查活动是一种诉讼活动，也是司法活动。当然也有人说，侦查活动是准司法的，但是，现有的文件包括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文件都是认为侦查活动属于司法活动。国务院一个文件明确规定公安机关既有执法活动，同时也行使部分的刑事司法权，这就是指刑事侦查这一部分。许多学者认为司法应该被动，中立，这是就审判而言的。但是，侦查就不是被动的。

三、讯问合法性问题

下面我想讲一些具体问题：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间问题。对被拘传的犯罪嫌疑人，法律规定是12小时，但是，公安，检察都反映12小时太短，刑事诉讼法修改可能延长到24小时，主要是侦查部门的强烈反映和考虑中国的国情。如果法律规定是24小时，就应该严格地执行法律的规定，而不是把24变成36小时。实际上，有些地方是搞疲劳讯问的。搞疲劳讯问，侦查人员问什么，犯罪嫌疑人就会回答什么，不要变相的超过24小时搞疲劳讯问。

其次，讯问场所的问题。现在讯问并不是在真正合法的场所进行，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检察机关，变相的在办公室讯问或在自己设定的特殊场所讯问。在哪个地方讯问，与讯问是否合法的关系很直接。如果是在看守所讯问，看守所的管理又比较正规，讯问行为的合法性就比较有保障。如果在其他地方讯问，问题就可能多一些，甚至问题很大。

再次，要不要录音录像。这个问题争论很多，检察机关，特别是反贪部门是推行全程录音录像的。公安机关过去不太赞成录音录像，理由是不具备条件。我个人认为对犯罪嫌疑人讯问应该录音录像，尽管全面推开对公安机关有点难度，但对重案、大案，应该全程录音录像，特别是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团伙案件应录音录像。录音录像可先从重罪开始。如果说全程录音录像有困难，可以对重罪先搞录音。总之，这个问题上，应该积极推进。凡是在看守中讯问，在合法场所讯问，应尽量推进录音录像。像南通这样的地方，录音录像不发生财力上问题，西部可能有问题。作为学者讲自己该讲的话，我觉得录音录像的问题应该解决。

四、有关律师法的问题

现在有关新修改的《律师法》是一个争论的焦点，相互辩论很热闹。我个人看法，《律师法》所规定的内容尽管对刑事诉讼法有所突破，有所不同，但是《律师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律师法》的通过是合法的，法律是有效的。尽管全国人大通过的是基本法律，其重要性超过普通法，但在适用上没有一个位阶高低的区别。也就是说，刑诉法、律师法是一个位阶，应按旧法服从新法对待。

《律师法》涉及到的一些问题的规定，不是没有缺陷的，有的地方不够务实，规定太原则。比如说不能监听，不能监听是不能搞录音录像监听，还是不允许警察在场？但是，监听原义是指技术监听。又如，是不是不分案件类型，律师凭“三证”就都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如此规定对恐怖犯罪是否合适？

法律已经规定了，是不是可以不理睬？什么叫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就是对通过法律要执行，你不是立法机关，法律规定了你就必须执行。不能认为法律有问题，就作为一个理由，对《律师法》的规定置之不理，哪怕是打一点折扣执行也可理解，但不能不执行《律师法》。

五、非法证据排除问题

在司法体制改革的文件中已经规定非法证据排除，九六年刑事诉讼修改中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争论是比较激烈的，学者几乎都是赞成的，实务部门是反对的，最后立法机关没有赞成非法证据排除。

对刑讯逼供的口供怎么办？立法没有明确规定，实际就是认同。最高法院有一个司法解释文件，主要是关于言词证据，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如果确实存在非法行为，应当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包括手段、场所、主体等方面，重点是讲通过不合法手段收集的证据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全世界有关非法证据排除有各种各样的规定，一般来说对言词证据是排除的，对实物证据大多搞相对排除。全国人大法工委认为非法言词证据应该排除，对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是否排除，没有定下来。

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立法应该没有问题。这对实务部门办案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立法上是肯定要规定的。实物证据包括赃物、赃款、毒品、凶器等，如果是非法取得的，如何处理？甚至西方讲的“毒树之果”要不要排除？在这些问题上，实务部门是不愿意排除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我个人的态度：“实物证据，酌量排除”。如果获取实物证据的手段实在搞得不象话，不是指一般违法，不是像美国敲门后没有停留几分钟，就进去取证也叫非法取证，我们中国不能搞得那么严格。但是，如果获取实物证据的手段搞得太不像话，既没有搜查证，也没有扣押证就提取、扣押物证。对严重违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是不是一概采纳？我认为应该搞自由裁量。自由裁量要考虑以下因素：违法程度如何，案件性质如何；证据在案件中地位如何？全面衡量应不应该排除。有时即使排除非法证据放纵了犯罪，如果能够警示一批人，即使放纵了犯罪，但能使我们执法水平上了一个台阶，为什么不能排除呢？个案的牺牲，提高了整体水平，又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呢。我要争取在刑事诉讼修改中增加实物证据自由裁量排除的规定。

当然还有一个证明问题。你搞刑讯逼供，外部人怎么知道，现在，大家普遍意见是举证责任要倒置，由侦查部门、检察部门举证。最高法院规定查证属实的非法证据才能排除，谁来查证排除？现在就是要由实务部门举证，就是要搞录音录像来出示证明，所以，非法证据排除又与录音录像结合在一起。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联合国文件的一项规则，如果强迫取证，获得的证据可能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外国对口供是作为证人中的一种，没有说口供就不是一种证据。我们不是不要口供，而是不要以口供为主，但是，在有些案件中，特别是在反腐败的案件中，其他证据抓不住，主要是通过“双规”获得口供。在一般的刑事案件中，口供作用是在逐渐减少，口供是证据，但不是最主要的证据。

六、强制措施问题

我国的强制措施，从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到拘留、逮捕是比较完善的，我们国家强制措施的未来走向应是逐渐减少逮捕羁押的比例，我说的是逐渐减少，而不是一下子减少。我们的逮捕率是相当高的。实际工作中不将犯罪嫌疑人抓起来，心里就不踏实，所以，目前，逮捕率居高不下，包括未成年人逮捕率也是比较高的。今后要采取各种措施降低逮捕率，西方也在试验，怎么让犯罪嫌疑人在保释期间跑不了，犯罪嫌疑人跑到那里，侦查部门大体上知道。

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监视居住也是修改的重点。监视居住实际是逮捕化了，不是在犯罪嫌疑人家中对他监视居住，而是放在我们指定的地点。我认为减少逮捕是个趋势，特别是对未成年犯罪应当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尽量减少逮捕，这不仅是世界潮流，也是我们宽严相济政策的重要内容。

有些人担心犯罪嫌疑人会跑了，我们并不是说对未成年人不能逮捕。我们国家的逮捕条件是不严的，门槛不是高而是低，现在是徒刑以上都可以逮捕。

检察日报上宣传一家检察机关降低逮捕率的经验，我们应该注重打击犯罪，但是，我们也不能将打击犯罪放在绝对的地位，不应该忽略对人权的保护。

第三篇：谈基层检察工作如何应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改进制度 创新机制 全面执行新刑事诉讼法

--谈基层检察工作如何应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批捕条件、羁押审查、诉讼程序、审问方式、辩护制度等诸多方面都提出新规定，也对基层检察院行使公诉、批捕、法律监督、反贪污贿赂、反侵权渎职等职能做出了新要求。牵一发而动全身，新法律产生了连锁反应，对

基层检察的队伍建设、业务建设、制度与机制建设都提出了新挑战。基层检察工作如何应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呢？我简要谈几点看法。

一加强学习培训，提高基层检察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执行意识。

针对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可以从四个方面重点开展培训：首先，重点培训新法律条文。组织法律专家、业务骨干等开展新法条文学习活动，全面把握新新刑事诉讼法的内容与规定，特别突出修改部分的内容，指导干警全面掌握法律条款。可开展新法专题考试活动，可开展新法知识竞赛活动，可开展新法适用理论研讨活动，引导干警加强自学，积累新法规知识，把握尺度，学会依新法办事。其次，重点培训新法精神。以培训方式指导干警把握新法规的立法背景、立法精神和立法意图，明确新法对于司法公正、促进和谐的重要意义，增强基层检察队伍的执行意识。可开展“我与新法关系”的大讨论、大辩论活动，重点明确新法给基层检察员、各科室、各岗位带来的新任务、新责任，引导检察队伍转变旧思维，树立新观念，自觉执行新法律。三可开展模拟演练活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精神，客观上给检察工作增加了难度。可充分预见执行新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突发情况、高难度审讯情况、媒体炒作等，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开展应对各种情况的模拟训练活动，提升攻坚能力。四可强化职业操守与职业形象培训。新法对文明执法提出更高要求，比如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无疑增加了检察工作的透明度，这就需要强化对干警职业操守与职业形象教育，以便展示检察队伍依法办案、公正执法、专业能力强的整体形象。

二主动对接新法规，改进检察业务管理制度。

按照新法规依法行使检察机关各项工作职责，必须突出建章立制，规范业务管理。一要全面梳理检察业务流程，建立健全程序性制度。对照新法精神和具体内容，全面梳理检察业务流程，该简化的简化，该增加工作的程序的增加工作程序，确保执法程序合法、规范。比如，过去的审查逮捕工作程序相对简单，主要采取“构罪即捕”、“一押到底”的作法；新法要求“确有必要逮捕方可逮捕”、“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可结合这一转变，建立健全有关“必要逮捕”的条件性规定和捕后羁押的审查规定，明确什么条件进入审查，审查的程序是什么等，适当增加执法程序与工作环节，落实新法的规定。二要全面梳理业务制度，补充改进业务管理制度。有些不符合新法的制度，该废除的要废除，需补充的要补充，该新建的要新建。要特别注意完善业务部门管理制度，视情增加部门的新职责；比如审查起诉工作要从单纯的指控犯罪向同时承担指控犯罪的举证责任和收集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转变，相关职责要增加；要特别注意完善岗位职责制，将落实新法各条款的责任落实到具体岗位，防止出现走老路、违规执法现象。比如，针对新刑事诉讼法延长了传唤、拘传时间和职务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时间的相关规定，可建立相关岗位职责和部门管理制度，落实好相关执法环节在时间上的规定。当然，亦可针对“案情特别重大、复杂，拘留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的时间才可以从14日延长至17日”这一规定，明确什么情况属于“案情特别重大、复杂”，建立相关执法标准。三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创新业务制度。新法的实施必然会使检察工作面临一些新情况，包括检察队伍、法律监督对象及罪犯嫌疑人都会出现一些新问题，在实践中中要及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细化工作流程和相关制度，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三适应新法律环境，完善基层检察工作机制。

为了适应新法律环境，还需要完善相关工作机制。一是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健全新的考核制度和评价体系，把各部门、各岗位落实新法的情况作为重点考核事项，除联合其他执法工作进行综合考核外，还可以针对新法的执行开展专项考核，高度关注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工作策略。二是完善组织机构机制。新法给一些部门一些岗位增加了工作难度和工作量，基层检察机关原有的组织机构不一定适应新的工作形势，可适当结合实际情况适当调整人员岗位，给相关部门充实人员，人员配置上向业务一线适当倾斜。三要完善物质保障和科技保障机制。新法的实施给侦破、取证、调查、审问等环节增大难度，加大了某些部门的的执法成本，因此亦应强化物质保障机制建设，在资金、设备、办案交通工具等方面予以保障；结合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从传统的人力密集向信息密集、技术密集转变，以及审问办案过程对现场录像的要求，坚持科技强检，适当引进运行效率高、投资成本的信息技术新设备，加强技术保障。

总之，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给基层检察工作带来的深远的影响和新挑战，关键要需要基层检察班子转变思想，提升观念，以制度建设、机制建设、队伍建设为抓手提高业务及队伍管理水平，积极适应新法律营造的新环境，促进检察工作再上新水平。

第四篇：听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的心得体会

学习《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的心得体会

摘要：《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由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于2012年3月14日通过，并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此次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具有很多的亮点，通过对新刑诉法的学习，将会对今后的执法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此次刑诉法修改的最大亮点在于将尊重和保障人权首次写入刑诉法当中。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人权工作的重视。刑诉法号称小宪法，在对人权的保障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绝不仅仅是提出一个口号，而是将这一思想落到实处，通过新刑诉法的具体规定予以明确，从而切实加强对人权的保护。如在新刑诉法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同时在分则的具体法条中，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就可以委托辩护人的制度、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制度、对法院发回重审的次数的限定制度及扩大法律援助范围的制度等一系列的制度，都是对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指导思想的具体体现。

二、将非法证据排除及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明确写入刑诉法，防止刑讯逼供。在新刑诉法中，明确规定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就从制度层面上遏制了刑讯逼供的发生，进一步规范了执法机关的行为，确保案件质量，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这也体现了人权精神，也使证据更加准确和科学，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提供了保障。

三、明确了刑事案件的和解制度，有利于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在新刑诉法当中，明确规定了对特定范围的刑事案件可以进行和解，如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以及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这一程序。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这一规定对和解的范围作了明确规定，有利于司法机关的掌握，这一规定对于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在最短时间内将矛盾及时处理，维护当事双方的合法权益。

四、规定了对于特殊案件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手段，进一步加大打击犯罪的力度。在新刑诉法中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以及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这一规定对于打击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活动具有重大意义，但同时对于技术侦察的适用范围也做出了明确的限定，这也是为了防止执法机关随意扩大技侦手段的使用而设定的。

五、扩大了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权利范围，有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在新刑诉法中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这一规定将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的范围扩大到全部卷宗材料，从而使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可以接触全部案件材料，有利于其行使辩护权利，同时也有利于公诉机关全面审查证据，取保案件的质量。

六、规定了特别程序，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在新刑诉法中既规定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诉讼阶段应当享有的权利，又规定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同时还规定了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这有利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回归社会。以上这些规定进一步体现了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未成年人的权益有了切实的保障。

综上，新刑法修改的地方很多，亮点很多，只有认真学习，贯彻领会，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其内涵，了解其实质，从而为新刑诉法的实施做好准备，打好基础，更好的处理案件。

第五篇：刑事诉讼法修改新动向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经修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在此背景下，2004年全国诉讼法年会在广州举行，与会代表重点讨论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问题。代表们对刑事诉讼法改还是不改、大改还是中改、小改，以及改革的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刑事程序问题，基本理论问题以及证据问题进行深入、广泛、热烈的讨论。

司法实务部门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出如下建议：

（一）人民法院的与会代表建议：

世界各国都把完善诉讼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96年刑事诉讼法制定，在我国司法制度上有重要义意，目前刑事诉讼法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修改的基本原则上应坚持

1、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

2、公正与效率兼顾。公正与效率有时相互影响，要正确处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3、立足中国国情，同时借鉴各国成功的经验。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有助于我国法制发展和完善。

在审判的具体措施上，首先是重视简易程序的作用，简易程序对提高诉讼效率有一定意义，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建议扩大简易程序的受案范围。目前简易程序只适用三年以下案件，建议对三年以上也可以适用简易。对应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也可以适用简易程。

要对证人出庭作出明确的规定，证人没有出庭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同时要加强对证人保护，国家应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对证人的补助；对证人出庭作证应规定宣誓制度。实行庭前证据展示制度，这样做一是对被告方保护，二是防止证据突袭。

在强制措施方面和审理案件期限方面：对超期羁押要进行整顿；建立保释为主，羁押为的强制措施制度；建议办案期限与羁押期限相分离。目前对法院办案期限规定不具有合理性，侦察期限是算在审限中的，应根据案件具体案件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国外对法院的审限是不作规定的。在案件的受理方面要设定合理的诉讼程序程序，使符合条件的案件进入审判程序。

死刑核准程序应该加以完善，不应简单规定为法律审和程序审。改革现行的审判监督程序的问题，对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应该规定条件。

（二）人民检察院的与会代表建议：

正确客观评价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是进行刑事法修改的前题。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十分必要：诉讼理论有重大发展；在司法实践中制定了相当一部分规定，这些规定经过检验，已经成熟，可上升为法律；目前我们的法律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制定新的规定去完善它；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修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有利于促进司法机关转变观念。

对现行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坚持的原则：

1、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目前我们打击犯罪任务还是很重的，在一定地区人们还没有安全感，要重视对犯罪的打击，在打击犯罪中也重视对人权的保护。

2、立足国情和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相结合。国情的内容很复杂，整个国民受法治教育的水平以及党政机关受法治教育的水平及政法机关人员水平都有待提高，在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都不能脱离这个具体国情。

3、在现行宪政体制的体制下进行修改刑事诉讼法，只能在现行宪政的框架下修改一刑事诉讼法。包括不实行三权分立，有一些宪法的原则必需坚持。

4、尊重和保护人权作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重要来对待问题。人权是一个重要问题，我国已经把人权问题列入宪法，并且在人权问题上有了很大进。保护人权就是要加强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现行的刑诉法对律师作用的规定比以前有进步，至少在规定上是这样，但是规定得还不够，再修改刑事诉法对，在这方面要有进步。

检察机关的角色如何界定：检察机关的作用在世界各国都不样，在我国的四个地方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对检察机关规定就不一样。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的问题，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检察机关的地位是宪法规定的，目前的规定总的来说是利大于不利。检察机关地位不是凌驾于法官之上的，检察机关实际上就是对其它司法机关提意见和启动新程序，而当事人也有这样的权力；同时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不可能再赋予检察机关更大的权力。

检察机关的侦察权的问题：现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侦察权是有限的，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有较大的权力，英国等家检察官有一定的权力。而我国检察官没有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那么大的权力。检察机关的侦察权，主要限于职务犯罪方面。侦察机关在侦察中是要接受多方面监督的：党的监督、人大的监督、同时还要接受法院的监督。从去年开始试行人民监督员的制度，检察工作在许多重要环节上实行人民监督员监督。这种监督是与人大监督有区别，主要是对检察机关决策起影响作用。

检察机关是不是司法机关？检察机关应该是司法机关，这是有法律规定的。我国的法律就没有把司法权赋予某一个机关。从国外看，也同样没有把司法权单独地赋予法院，我国的法律也没有把司法权单独地赋予法院。如果把决定逮捕的权力全部赋予法院，再由法院对自己决定逮捕的人进行审判是不符合法院中立性原则的。如果设立预审法官，这样做是可以，但我们没有设立预审法官。

检察机关对审判监督的问题，要不要淡化？检察机关内部也有争议。法律要不要把检察机关规定为当事人？目前检察机关在诉讼中的地位是与当事人平等的，有人认为检察机关对法院的监督会减少法院的权威，事实与此相反、检察机关监督有利于维护法律权威。

刑诉法的修改要通盘考虑，有些学者建议设置一些程序，在为刑事诉讼设置程序时要全面考虑，因为程序的设置涉及到许多问题。如证据展示：由誰主持？如果由法官主持，又难以防止法官形成先见。在法律没有授权的情况，不能突破现行法律。

检察机关侦察权，基本是个立法问题。我们立法有缺陷，造成目前法律适用上的问题。如何处理检察院组织法和诉讼法的关系的关系？从特别法优先普通的关系上，组织法应该优先于诉讼法，同时组织法在实际中也没有执行。不少人认为检察机关权力大，其实检察机关不大。国外检察机关权力很大，有指挥警察的权力。国外侦察法官审查羁押的办公室就设在检察院里，设立法官审查的目的就是为保障程序上的公正，仅仅是程序上的审查，法官对检察官的申请还没有不批准的。

有关检察院的监督问题：作为理论上检察机关是公诉机关，这是没有问题。但在法律没有修改之前，首先是考虑执行法律。美国之所以强大，是与法律稳定有关。在不改宪法的体制上，检察机关仍然是法律监督机关。权力不受监督极易造成腐败，如果我们不监督，法官腐败之后怎么办？检察机关就多次强调要接受监督。如检察机关试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还是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同时，检察机关对自身的监督有许多都是刚性的规定。

理论界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刑事诉讼法究竟是改还是不改，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主张，目前对刑事诉法不宜修改。理由是：96年的刑事诉讼法总的来说是好的，基本上能满足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需要，96年的刑事诉讼法中有许多好的制度和原则还没有得到落实，同时从保持法律的稳定性的角度看，也不宜在短短的几年内就修改刑事诉讼法。这部分观点不是主流观点，因为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经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修改刑事诉讼法从逻辑上看是势在必行的。还有个别同志认为，刑事诉讼法修不修改，关健是采取何种指导思想的问题？是以自然法学还是以实证法学作为指导思想？如果以自然法学就应改，反之就不应修改

二、在修改的力度方面：有大改、中改、和小改之别。持这些观点的同志都认为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应修改，但对修改的力度有不同的主张，其主要区别在于能否突破现行的宪法框架。凡是主张在现行宪政框架内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都属于中改或小改，反之则属于大改。大多数学者主张在现行的宪政框架内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小部分同志主张改革就应一步到位，在人权保护和司法机关权力分工方面可以突破现行的宪政框架。

三、还有的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出自己的看法：学者仅是推动力，不是动力本身，从某种角度看仅是助动力。我们首选应促进执法人员司法理念的提升，来执行法律。做点实践性调查来解决问题；调整科研目标，找出司法实践中最关健的问题是什么？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要使好我们的力气，搞好实证调查。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讨论问题，可以搞点逆向思维？可以从具体问题开始，从具体问题进行突破，然后取得大的突破。目前宪政体制还是不容突破。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在现行宪政体制下进行改革，问题是我们的现行的宪政是否建立？与我们民主法治目标是否有差距？目前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还没有统一，很难落实。以上的问题不解决，修改刑事诉讼法很难。再比如什么叫司法机关，目前还不统一，公安、安全是不是国家司法机关？有许多基本问题，还有不同的看法。

四、在修改刑诉法时应坚持何种原则：

1、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原则。大多数学者主张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立足点必须是对人权保护和打击犯罪两者兼顾，这两个方面是有机的统一，不能单纯地强调某一方面。有的学者又主张，并重并不等于平均使用力量。比如英国就是不断对控制犯罪进行调整，对沉默权的限制，对错案的纠正；大陆法系国家都加强对人权的保护；我国对控制犯罪方面，要加强对侦察措施的改进。

2、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结合原则。有学者注张程序优先，也有学者反对这种观点。理由是强调程序优先有可能会能伤害实体；绝对强调程序优先也影响实体公正。实际上如果实体上对被告人不正确，还是应该纠正。在立法方面应该建立程序的性制裁机制，我们的处理通常是实体上处理，而没有程序性的制裁机制。

3、公正优先兼顾效率原则。公正优先，兼顾效率，当事人选择诉讼，就是为了公正，如果没有公正，效率也就没有意义，当然也要兼顾效率。

4、权利平衡原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的权利应平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服刑之后，要回归社会。在处理案件时候，应更多地主张和解、调解，有关机关应尽可能地用调解、和解方式结案，以及用经济手段来制裁犯罪。

5、借鉴外国经验和我国国情相结合原则。结合我国国情，不等于照顾我国落后的做法。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要考虑宪法的规定：对人权保护；对公、检、法机关关系的规定；关于逮捕的规定，目前争论比较大，有几个方案。如果把逮捕决定权归法院，是与目前宪法的规定有矛盾的。如果把自侦案件的批逮权上提一级，其效率如何？是值得推敲的。在防止刑讯逼供，要尽可能与国际接轨。

6、坚持解决重点问题与全面修改相结合原则。首选要解决实践中突击的问题，但同时又要注重配套措施相结合。我国刑诉法条文过于简单，导致大量司法解释出现，从这个方面出发，主张全面修改。

有个别学者主张基本原则不应在刑事诉讼中加以规定，基本原则应作为具体中操着规则。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基本原则不一定要单列专章，国际上一些通行的原则可以吸纳，对我国的一些带有政治性方面色彩的原则可以去掉。诸如人民法院之类的规定，人民是有色彩，那么敌人到什么地方打官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生导师崔敏教授认为；目前有些法律规定并不平等：如果外国人犯罪，官民犯罪等方面都有不平等的规定。基本原则不能不要，关健是如何写好。有些不属于基本原则的，要把它去掉。

五、在证据方面讨论

有关证据法基本原则；应包括举证责任，证据交换，证据展示，证明标准。有部分学者认为刑事诉讼应确立证据采信规则：一是证明标准有无的问题；二是设立那些证据规则。刑事诉讼中有关证据存在的问题是：当事人和法官对证据的当庭认定重视不够；当事人对鉴定结论有意见时，缺少救济途径；证人出庭是老大难问题，证人出庭率普遍偏底。如何对证人进行有效保护，也是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文化传统、法律义务、经济补偿、免证等方面问题，在实践中都影响证人出庭作证。

有关证据展示问题，学者们从证据展示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检察机关隐瞒证据有什么办法加以控制？提出自己的看法。到会的同志普遍认为律师取证证据能力不强，在这方面应该加强。被告人方面没有什么取证能力，辨方基本上掌握不了什么材枓。在此种情况控方不拿出全部证据，或者对被告人有利证据怎么办？目前我们在证据展示方面有比较大的缺陷，证据开示问题比较多。在制度设置上如何使控方把全部证据拿出来？如何判断他是否全部拿出？都是在今后立法有待解决的问题。

在举证责任上，通常是控方举主，但有些证据，控方很难举证，是否可以在特定情况下，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加以改变？

六、有关诉讼理论方面的讨论

1、侦察权是行政权还是司法权？在这方面，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认为，把侦察权界定为行政权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但有的学者主张：如果明确侦察权是行政权，有许多问题就可以顺带解决。有些根本问题很难解决一下解决，但可以从具体问题上着手。如纪委的强制措施就不受法律规制，可以抛开一些根本问题，从具体问题着手，这就容易解决得多。

2、在理论和实践关系上，有的学者认为：理论应高于实践，但不应反对实践。用理论突破实践是有难度的，但可以用实践来突破理论。如先把理论框架固定死，就很难解决问题。从本质来看，法律就是一个经验的东西。谈改革就不应受现行的法律的限制，如果受限制就不是改革。从国外来看，也注重对具体行为的规范。对抽象的东西规定得太多，就可能脱离实际。如，法律都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实际中却广泛存在。应该在程序上设置一些什么样的规范？才能使法律变成现实；使没有争议的东西，变成现实东西；才能使现实的法律规定变成真实的法律规定。

3、有关司法解释和法院内部规定规定太多，冲击了法律的权威性。出台司法解释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困境，弥补法律的空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富成博士认为：目前司法解释出台过多、过滥，不仅最高司法机关出台司法解释，而且省级司法机关、巿级司法机关、甚至县级司法机关都出台相关的办理案件规定、指导意见。并且这些规定、指导意见在司法实践中都在起作用，这种做法严重冲击了法律的权威和稳定。

七、有关程序方面的讨论

1、对死刑案件的程序要单列。目前我国的死刑是普通程序，应该建立独立程序。把死刑程序从普通程序中分离出来，应实行三审终审？对一些重大案件也可以纳入死刑程序，对死刑程序可以设立陪审团，对死刑的审理期限可以适当地延长，目的是保证死刑判决的正确性，准确地适用法律。在程序上把死刑作为一个特别程序来对待，对其它的一些普通程序可以实行二审终审。如果所有案件都实行三审终审，会影响办案效率。不赞成普通程序简易化，这种提法不科学。一审程序是基本程序，对一审程序可以适当地进行改革。但我国也有难题：在于没有审前程序。容易出现暗箱操着，不能当庭认定证据、不能当庭定罪量刑。

2、对死刑的复核权，大家都主张应该收回最高人民法院。陈光中教授一语中的地说：死刑核准权不收回错误的理由只有一个：违法。对死刑核准权的收回都没有争议，关健是如何落实的问题。

3、扩大简易程序的范围，但也不能太大。一般以五年以下为宜；在当事人认罪情况下，也可以超过五年。

4、有关超期羁押的问题。超期羁押在某种程度上是单位行为，同时也有期限方面规定不合理所致。在立法上可以规定一个出口，国外在这方面有规定。在审限上，对死刑案件的审理期限规定就可以长于普通程序。

5、刑罚的执行监督的问题、变更执行的问题；减刑、假释、的问题。检察院在这些程序中，如何行使权力没有法律规定。变更执行的主体，从法理上看应该由检察院来行使。

6、关于审判监督问题，提起再审期限限制的问题：无罪的人被错判了，能不能上诉？要不要给他平反？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全世界有利被告是没有限制，我国对发生的错案再审能不能限制？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还当事人一个清白，不能受违法性限制，也不能受案件性质上的限制。

7、刑事诉讼中有关例外的规定。法律是整齐划一的，在立法中要不要搞例外？一事不再理在中国要不要搞？有没有例外？中国怎样搞？英国对一事不再理也有例外，中国不搞例外对不对？关健是对一事不再理的口子开得有多大。陈光中教授认为：对十年以上的判决，在一事不再上可以搞例外，可以进行再审，关健是卡到一个什么的线。在审级的问题要不要搞例外？作为一个审级制度在不同的诉讼中，应该统一。在举证责任上要不要搞例外？例外有没有一个标准的问题？这些都是会议讨论的重点问题。

8、有关辨护、法律援助的问题，特别是在死刑辩护上的效果问题。与会同代表普遍认为：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关健是如何把法律援助做到理有实效。对执行中的法律援助，要加以延伸；律师的援助应该延伸到法律的执行方面。为了使律师援助落到实处，应设立国家公职律师制度。

9、对搜查应规定条件：被搜查的案件当事人，至少是应判处有期处刑以上。对一此技术侦察手段，要限制，目前侦察阶段缺少必要监督。对此可实行法官令状主义，也要有例外的规定。如果搜查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应给当事人一个说法。同时对违法搜查也应有制裁措施，在诉讼中应保证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生部·李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