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家族宗谱编修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

第一篇：当代家族宗谱编修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

当代家族宗谱编修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

四川内江 蒋伯英

家族历史就是由世世代代敢于创造、勇于探索、无私奉献的祖辈们烘抚与髙擎而起的，他们的聪明与智慧，勤耕与泪水浇灌整个大地，创造辉煌家族的历史。本文以《关于当代家族宗谱编修理论与实践题的探讨》为题，对如何以“作示范或供寻检的图书、样本”编纂蒋氏宗谱，让谱籍成为“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教课书书问题谈些看法，供讨论参考。

一、为何要修谱

当代修谱有三方面考量：大势推动修谱、历史促成修谱、族人期盼修谱。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讲话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他说，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抓住了这次修谱机遇，我们将得到一部“故族递衍而不乱，祖德常佳而不杇” 谱叙荣光家族史籍。

二、修些什么

总的纲要是：家谱，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严守尊祖必尊族，尊族必尊谱，尊谱必重辈分（字派）这一世系繁衍定律，本着分支（房系）家谱与省市区域性宗谱有别，努力编纂岀版一部“脉祖根支叶”五要素齐备，世系清晰、传承有序、史料可徵、团结族人的谱籍为纲要。

三、怎样去修

家谱也残留着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封建专制思想，也隐含着攀附假托、书善隐恶的缺陷，所以看待家谱要有正确的角度。当今纂修重点是：

第一、以“与时俱进”为先导，打破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生不立传的封建专制思想禁区和攀附假托、书善隐恶的缺陷，进一步推动理念和观念更新；

第二，以“继承修治，填补空白，少留隐患”为重点。分支家谱应着力抓好“谱牒归宗、寻根溯源、求是锤炼”修撰；省（市）或区域性宗谱应着力以“作示范或供寻检的图书、样本””编纂蒋氏宗谱汇编为重点；

第三，以“寻根溯源”为核心，以“脉祖根支叶”五要素为主脉寻根溯源，理顺家族繁衍変化历程，实现万流归宗联谊总目标；

第四，以“谱牒归宗”为基础，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传承为载体，坚守“四性”（文献性、知识性、可读性、收藏性）原则，切实抓好家谱宗谱史料的考证与編纂，为后裔留下一部可供咀嚼、揣摩、学习和膜拜传承家风，宣传正能量的新谱籍。

四、修纂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一，以“与时俱进”为先导，进一步推动理念更新。

开展史族研究，服务改革开放，应重视加强谱学理论宣传，加强编纂知识辅导，提高撰写实践自信心。从我近十年撰写家谱的实践认为：与时俱进必须坚持正确的修纂方法路径，推动理念更新。即在盛世家族谱籍编纂中，要防止有些宗亲脫离宗谱本真的趋向，即宗谱研究和表述的自由化趋向，误导族人弃祖，影响实现尊祖敬宗睦族续谱基本准则。从家族谱籍编纂的角度岀发看，当前我们应该特别强调家谱是记载同宗同祖血缘集团历史图籍，为尊祖敬宗睦族的功用。需要当代家族谱籍编纂者，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姓氏文化的基础上，破除古谱文体旧观念,选用大众化文体撰写方式，循“谱牒归宗（古称收族）、寻根溯源、求是锤炼”编撰程序，着重表述谱籍的文献性、知识性、可读性、收藏性，为凝聚家族成员的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

第二，以“继承修治，填补空白，少留隐患”为重点，着力千锤百炼岀版一部新谱籍。

编族谱最忌讳的就是乱写祖先，乱写祖先既没什么意义，也会使后人信以为真。当代修谱人必须遵守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是纂修家谱族的基本准則，认真履行“继承修治、填补空白，少留隐患”编辑人的职责与义务。从辞义上讲:继承。即承接；接续。韩愈《念奴娇》词:“而况君家，风流遗世，犹寄山阴曲。继承才业，算来真是名族。”而修治。主要指对古谱中存疑、漏记、填补新史料、增添家族新成员的撰写方法。今天我们修纂家族谱必须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而继承修治。首先坚持“继承”，其次认真“修治”原则（注：修字的定义为修饰、装饰。如修辞。）切勿主次颠倒，另起炉灶进行编纂。在编纂过程中注意处理好五个关系：一是正确处理政史和家族谱史的关系。因为政史是时代历史的记叙，家谱是血缘关系的继承。政史与谱史发生矛盾，坚持谱载史料为主；二是正确处理“继承”和“修治”的关系。首先坚持“继承”，其次认真“修治”；三是正确处理主干谱记载和分支谱记载史料关系。以我的祖先我的根为主干，把分枝视为枝叶；四是正确处理家谱世系和族（宗）谱谱系內容既统一、又各有侧重的关系，以《宗谱》谱系为导向；五是正确处理学术研究胆子要大和尊重文献史料记载的关系。以尊重文献史料记载为侧重，学术研究文稿原则上不为谱载。为家族尊祖敬宗睦族、传承文化尽编辑者应尽的职责与义务。

第三，以“寻根溯源”为内容，理顺家族繁衍変化历程

宗法式家族是一种血缘组织，内部的血缘关系必须十分清楚，这种组织才能维持和发展。即使旧的家族裂变成许多新家族后，以及新家族再裂变之后，各家族之间的血缘关系也必须十分清楚。如何去寻根溯？我在《蒋氏文化网》发表的《论家族谱史资料形成的历史背景及运用规范》一文中认为：从现有谱牒资料形成的历史背景看，寻根的方式可划分为三大类型处理：

一是皇族谱背景。简单地说，是过去皇家世系的发展事实的官方记载，所载范围小，世系应该是可信的。但遗憾的是：据《辞海》载“原书约在宋代散佚。清代有钱大昭---等辑本”。其辑本可信度是十分有限的。毛泽东在《贺新郎·读史》一词中指岀：“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即使不涉及政治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史书上的记载和当代国家断代工程的结论编制的古代年谱均属学术著作，也未必都符合事实。对此我认为在编纂家谱时，对古谱资料的录入应坚持：（1）正确对待国史与家谱的关系。关于国史与谱牒记述不同发生矛盾时应如何处理的问题，我们认为还是应按“诸说并存”原则办，但“诸说”之中应当具体分析，有主有从，家谱与国史发生矛盾时不能一律“以国史为准”、“家谱服从国史”的原则处理。（2）恪守家谱编纂（辑）职责。其职责是：继承修治。《国语.周语上》：“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具体讲：汇集编排谱籍，要与学术著作有所区别，更不能别有用心地改动或曲解历史凌辱祖先。对有争议的史实认定可按以下原则处理：

有人认为：编修西周时期的10代人生平业绩，应根据国家断代工程的结论，即国史保持一致，才符合科学。须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确定，是近代我国工程专家组研究的学术成果，而非原始记载。学术著作具有二重性，即学术问题只有错误与正确的差别，难分正误。对此矛盾的处理，以谱载为主。

一些谱牒对琬公世系记载不一致，认为琬公为蒋氏49、53、58世。是曜公后代而非澄公之后裔。我认为这可能因同宗族人依拊门阀豪族同宗合谱产生，鉴于我国长期处于人的文化知识低下，信息交流渠道缺乏，不少族人有史无谱可考，当代纂修蒋氏总谱要想查明世系，在未经专门权威部门考察认证前，对蒋国祖根、伯龄公行次、琬公世系源流三大疑点，展开学术讨论是必要的，但入谱只能遵循古谱实名宜粗不宜细进行溯源定流为妥。

对蒋氏郡望争辩不休。蒋氏郡望就存在三种说法：曰乐安、曰汝南、曰晋陵。据蒋远举主编的《蒋氏通谱》载：30世祖庚蟾徙居乐安（今山东惠民地区一带），立祖庙祭祀先祖，树有周公及伯龄始祖等祖像,东周赧王亲视之，亲笔书写“尊重祖本”四个大字，并于门前封乐安郡，始为蒋氏一大望族的标志定论相一致。至此可作定论。

二是庶民谱背景。现存家谱主要是宋代以后尤其是清代的民间私修家谱，其体例主要是融合欧阳修、苏洵二体而形成的规范化的谱式。民间私修家谱的撰稿特点：深藏民间,秘不示人的“井蛙观”历史背景。井底之蛙只看到井口的一块天，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由此导致一些史料不系统、不全面、甚至不真实。类似的谱料，需进行溯源链接求是，方可作为通谱史料。我认为对庶民谱(家谱)的编纂与应用，必须坚持：（1）开展广泛的谱学知识教育，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走岀视编修民间谱牒是“封建宗族活动”时代阴影，争取更多的族人关心、参与、支持。（2）以尊祖、敬宗、睦族为宗旨，寻找我的祖先我的根，传承姓氏优秀传统文化为内容，消除因为家里穷、没有地位的族人入谱条件限制，着重抓好“谱牒归宗、寻根溯源、求是锤炼”三个环节，编纂符合家谱是记载同宗共祖的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新谱籍，增强家族的凝聚力。（3）重视编修内容规范。就总体情况而论，大致包含以下内容：谱序、谱例、谱论和目录、恩纶录、传记、族规、家训、典制、墓图、墓志、派语、捐款、领谱名目、世系图、世系表。(4)组织开展蒋氏九侯寻根求是世表工程研究，为族人修谱提供确立世系表的依据。从现在公开的谱籍看，多数存在世系不清，昭穆混乱，失去修谱的真实意义。据此建议组织开展蒋氏九侯寻根工程研究,广泛征集谱籍资料，设立若干专题组，分别对九侯及其它支系的齿录世系表以实名(最好不缺代列表)作出定论，其作用在于更好地尊祖敬宗睦族；同时对《总谱》、《联谱》的编纂可暂缓印制发行，以免再次出现新的误传。

三是当代修谱的求是背景。求是。即寻取；探索。蒋氏的第一本族谱撰于秦始皇34年（前231年）,具有两千多年历史世系传统文化。由于时代的价值观不同，家谱也残留着一些封建专制思想和“生不立传”禁固，也隐含着攀附假托、书善隐恶的缺陷，精华与糟粕并存，给谱籍的编纂留下难题。所以看待家谱要有“求是”的态度，在继承的基础上，认真进行修治，填补空白。在当前对谱史研究求是背景凸显四大时机。即：一是有国家明文指出：“家谱与方志、政史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份”。给谱史研究有宽松的政治环境；二是有全国蒋氏宗亲友谊会作组织保证，统筹《宗谱》编纂提供指导；三是有现代化网络交流平台，聚全国蒋氏有识之士参与共同探讨；四是有以网络互相交换谱料，可大量减少时间经费投入好时机。当前的关键是：以寻找我的祖先我的根理念，发掘凝聚纯洁传承蒋氏传统文化为主脉,进行寻根“求是”。具体讲“求是”的方法可概括为：

1、对入谱有争议的史料，应坚持以分析继承文献谱史产生的历史背景，谱料的系统性（齿录要素）和完整性(血缘流程主体与分枝的统一)为研究对象,在作出相对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相统一的史料认证后，方可载入；

2、对已断代半个世纪的谱史，可聚全国蒋氏有识之士之力，依靠本族耄耋之年长者，时不我殆地抢救写入谱册；

3、对编纂区域性联谱、全国性总谱，其作用为“作示范或供寻检的图书、样本””，尤其需要坚持“求是” 原则，以免发生更大范围内让史实发生新的以讹传讹，误导子孙。

4、由于多种原因，我国约百分之七八十家庭有史无谱可考，对新编家谱者宜以谱牒归宗为主，消除因为家里穷、没有地位的族人入谱条件限制和突破“生不立传”的禁固，着重抓好谱牒归宗，为寻根、求是打好基础，努力做到世系清晰、传承有序、史料可徵、团结族人为目的。在修谱过程中，强调“求是”绝不是对袓先遗留的谱籍妄加簒改，而是对古谱中的疵点进行修治完善。对某一事物或某一问题出现意见分歧，这是正常现象。可采用以“求同存异，诸说并存”的方式解决。这种作法应是客观公正的，也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历史上许多问题，由于种种原因，而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各有各的看法，这是正常现象，各方都应相互尊重，切勿用“族人论战”方式解决分歧与争议。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告诫说，切忌“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凡历史、井蛙两背景中撰写中存有疑点的史料，都应在网上公开征集原始资料佐证进行科学论证，对未经链接证实而有争议的史料应加以注释或严禁入谱，不然会导致新的以讹传讹史实发生。

第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发掘凝聚纯洁传承姓氏传统文化。谱牒源于何时？大概可以上溯到先秦时代。司马迁说的《谱牒》、《牒记》，都是周以后的东西，周代的《世本》，曾对司马迁创作纪传体通史有过参考作用，学术界公认为为中国家谱的开山之祖。战国时代的《春秋公子血脉谱》，启我国家族史籍以“谱”为名之先河。周代的《世本》，在于“尊系世，辨昭穆”，它所尊的系世，是周宗室的帝王世系；所辨的昭穆，是尊卑贵贱的亲疏。完全是为推行宗法分封，巩固周王朝统治服务的。周代的宗法分封制度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已经“礼崩乐坏”，趋于瓦解。到了汉高祖刘邦“徒步有天下”，宗族组织由兴到衰，由破坏到重建，至东汉时已由世族宗族代替了，君统与宗统开始分离。两汉的家谱功能是为恢复、重建宗族和形成、巩固世族的统治服务。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势力极度膨胀，选用官吏实行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家”，官之任用，“不考人才行业，空辨姓氏高下”，“有司选举，必稽谱牒”，“家之婚姻，必由谱系”，此时的家谱，成了政府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依据。与之适应的是修家谱之风极为盛行，国家设谱局，置谱官，“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同时，伪造世系门第的造假现象应运而生，由“尚官”、“尚姓”至于“尚诈”。唐朝初年，修谱继续为官府垄断。为了打击旧有的门阀势力，抬高李氏皇族社会地位，唐太宗李世民组织力量编纂《氏族志》，“以今日官爵为等级高下”，旧有门阀势力受到重大打击。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庶族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出仕；“婚姻不问门阀”，新兴的庶族地主、商人在社会上获得了应有的地位。以至宋代，家谱编纂方式由过去主要是官府修谱发展成私家修谱。家谱功能上也由过去主要是出仕、联姻的政治功能转变为“尊祖、敬宗、收族”"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教化功能。明清时代，私修家谱之风盛行不衰，目前存世家谱、族谱绝大多数是清代以后撰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家谱被认为是封建宗族制度的产物，作为一种特有的封建文化自然在荡涤之列，民间的修谱活动几于绝迹。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环境的日渐宽松，政府对纂修家谱采取不支持、不制止的宽容态度，将长达半过世纪被禁止的“封建宗族活动”解禁，给我们启示是：迎来了大势推动修谱、历史促成修谱、族人期盼修谱的时机。我们将在习近平主席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讲话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他说，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抓住谱写“故族递衍而不乱，祖德常佳而不杇”的历史机遇，认真履行“谱牒归宗、寻根溯源、求是锤炼”撰写职责，发掘凝聚纯洁传承姓氏传统文化，为谱史科学的大发展，为国家文化的大繁荣，为家族兴旺的大事业，尽我们应尽的谱写谱叙荣光职责。

第五、把好编校史料应用关，不为历史撒谎留隐患 家谱是一家之史，是留芳千秋惠及子孙的大事。家史与国史的区别在于时代政治历史性，家谱记载的时间、地址、人和事迹都是真实的，是尊世系，辨昭穆、传文化（原为别贵贱）的载体。目前存世的家谱、族谱，绝大多数是清代以后撰修的。谱牒归宗的范围不广，且错记漏记不少；其次内容相对单一，传承文化史料记载，既不准确，且用语不当，精华与糟粕并存，一些谱载的传世年代更难以置信。作为编纂者应该具有崇高的敬业精神，认真钻研前辈的修谱经验，虚心向人请教，提高修谱水平和艺术，要实事求是书写；修谱是件苦差事，不能有名利畏缩情绪，怕得罪人，更不能纂改历史，要“据事秉笔直书”。当代修谱人的主要职责是：把沒有中断的血脉伸延下去，把中断了的血脉连接起来，把家族中的优秀文化凝聚到谱籍里，这是修纂家谱的神圣职责。具体要求是：续编的家谱要与社会精神与风貌相吻合，即鮮明的时代性（要与时俱进，宣传正能量、把封建落后的东西搬到家谱中来视为一个罪过）；丰富的科学性（要对存疑人的世系、事迹、典故等，在继承的同时要依据《辞海》进行必要的注释）；创新的进步性（要破除家谱中残留着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封建专制思想，别贵贱、“生不立传” 的禁固，续写新篇章）；文献的传承性（朱熹注：“文，典籍也；献贤也。）专指具有价值或与某学的图书文物资料。家谱的文献价值应为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增强族人自豪感和责任感，为培育尊世系、辨昭穆、传文化明确方向和增添力量。

把好编校史料应用关，不为历史撒谎留隐患，编辑的地位很重要。家谱的编辑特别是主编，在文稿审读、加工、整理直到出版的过程中，其主要职责是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原则，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鉴别、判断文稿的价值，千锤百炼认真进行语言文字加工，恪尽职守执行谱籍出版标准和文责共负，不为历史撤谎留隐患的务实原则，方能保证谱籍的出版质量，实现编辑权利的有效性、实践性和权威性和岀版谱籍史料的文献性、知识性、可读性、收藏性。

以上论述，系作者浅见，盼有识之士写岀新的文稿，共同探讨。

迟复四川蒋伯英先生关于家谱通谱相关问题的探讨

蒋伯英先生：

您好，关于您的《当代家族宗谱编修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一文，我于去年9月已经在群内看到过。在群中也曾对大家关于编修家谱的相关问题，做过讨论。10月中旬，您又做了修改，重新传阅。11月23日您又发邮件于我的邮箱。这篇文章我多次仔细品读，写的的确够详细。

一直忙于《家谱与寻根——以柳姓为例》的写作，今日才算暂时告一段落。一晃半年，我依然记得此事。深夜重读此文，觉得有必要做一细致回复。

您文中所说，不建议条件不成熟的条件下搞通谱、联谱。这点，我非常赞同。何谓通谱，既然是通谱，那就是上下谱系是经过考证，相连吻合的。但就目前我所见过的家谱，伪谱太多。以我们柳氏为例，清代所修家谱许多世系和谱系是谱匠之作。如柳宗元、柳永家谱，犯了一些不该错的常识性错误。众所周知，古代家谱为了弘扬门楣，随意杜撰，又多藏于密阁，无人知晓。现在志书，我们可以随便查阅。家谱里的真伪，终究是纸里包不住火的。柳宗元、柳玭谱序是经过专家学者考证后，伪作谱序，但大多新修家谱都予以收录。并且我发现，这种现象还在扩大化，大多家谱都会以有此谱序为荣。虽然，我多次提出此序万不可收录，但是除了遭到宗亲鄙夷和漠视外，并无其他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冒昧的修通谱，只会把错误扩大化。目前，许多氏族修通谱，并非是弘扬祖宗遗德，而是为了给自己贴金。修通谱的多为企业家牵头，但是他们之中懂家谱的人很少，一副谁出钱谁就是大爷的样子。这种现象在多个姓氏中存在，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尽快完善制度，组织合适的人去编修通谱。

去年我顶着巨大的压力去书写《家谱与寻根——以柳姓为例》系列书籍，该书第一部就有48.7万字，完全超越了我的原先想象。之所以个人独撰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减少错误，并且我对每部书存放位置及售卖人员做了登记。该书只做少量印刷，其中梳理了从始祖得姓以来至柳宗元、柳公权的谱系。是截止目前，较为完全和准确的谱系。在书中，我对每一世系下面都有脚注，做了提示。而控制，书籍的印刷量，更是为了避免错误的扩大化，一旦发现错误及时通知。但是，我面临的压力一是资金，二是众人的不解。大多人不解的是，为何写完此书不能上传网上，供所有人下载。可以试想，旧的错误还未改正，新的错误不断产生，通谱何时才能修成？只有控制源头，才能根本解决。

对于修撰通谱，其实有两个很好的方法可以借鉴。一是，迅速普及修谱基本知识，省—市—县—镇—村，一级一级的提供资料。可以据此先搜集家谱，复制原件存档供有识之士查阅研究，让无谱的支系修谱变有谱。对于新修家谱要求，以知为上限，且不可妄自上接黄帝及得姓始祖，以免产生新的错误，造成笑话。二是可根据该姓氏现有家谱现状，整理《通谱源流卷》。梳理出源流，大致便有了方向。第二步，编撰《通谱谱序卷》。第三步，编撰《通谱谱系卷》。通谱不是一朝一夕能开展起来的，编撰了前面相对较为简单的两卷，全国通谱大势便形成了。此时再编撰《通谱谱系卷》就相对容易多了，以能知及名人谱为主。五年一卷的形式进行梳理研究归类，余则根据资料多少适当时候进行编撰。但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注意家谱辨伪。

对您认为琬公为蒋氏49、53、58世，是曜公后代而非澄公之后裔记载不一的现象，我在我们姓氏家谱中也发现此类现象，最大可差十余世。最好的办法是以始修谱为准，对照墓志及相关史书记载进行梳理。必须承认的是，史书不一定真实，如今的专著研究也不一定准确，但是在现有资料下，我们对家谱质疑之时，不得不更倾向于此。能查证最好，如不能查证可以以每代20—25年进行推断，大致推断相差几代做必要的考释文字。即使不能解决，也要做好心中有数，谱中附录详载。或者专门形成必要的书籍，进行收录。

其实，就目前所见到的姓氏通谱，《中华丘（邱）氏通谱》编撰的质量是最好的，建议有条件可以去了解一下。但是，通谱不可能等到我们把所有的疑惑完全解决之后再修，旧的错误解决了，还有新的错误出现。修家谱很容易，但是修一部高质量的家谱其实很难。只要有人去做，就会有错误。我们要做的是，尽可能的少的减少错误，而不能延缓通谱的编撰。尤其是文革以来，家谱毁灭性的焚毁。如今只能靠记忆去做抢救性的整理，毕竟跨过半个世纪的知情者实在太少。鉴于此，我冒昧提醒，建议现在就开始普及通谱，以免造成更大的遗憾。

以上意见，匆忙回复。言不由衷，欢迎交流。

注：写此文时，由于过于关注，水壶水烧干而不知，先到这里吧。2017年2月13日夜半。

作者简介：柳育龙（1998—？），陕西蓝田人，铁路工人。唐代著名书法家、诗人柳公权后裔。撰有文化专著《焦岱史话》《蓝田柳氏生甲公家谱》《家谱与寻根》《柳姓史略》《历代柳氏家训集释》《文化视域中的辋川图景》《历代蓝田作家群体研究与综述》等10余部。系中国诗歌学会、陕西省作家协会、陕西省诗词学会、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蓝田县作家协会、帝王陵文化研究会等会员。

第二篇：《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考试所选系列问题

《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系列问题

1、简单比较听说法与交际法的主要特征。

2、简单分析传统课堂教学模式（PPP模式）与任务型教学模式（PTP模式）之间的差别。

3、怎样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错误？

4、简单分析造成学习者错误的主要原因。

5、母语习得与外语学习有什么不同？

6、简述外语课堂教学的基本功能。

7、英语教学的兴趣性和积极性特点如何在教学环节上反映出来？

8、为什么说任务型教学法深受当代中学英语教师的青睐？

9、任务型教学的理论基础有哪些？它们分别是如何影响语言教学的？

10、交际教学法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修共同体成员国，并逐渐成为全世界影响较大的外语教学法流派之一，谈谈你的看法。

11、为什么说课堂教学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是最重要的环节？

12、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即PPP模式）有哪些缺点？

13、如何通过对某些相关因素的调控达到激发和保持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呢？

14、结合任务型教学遵循的原则阐述其主要特征。

15、系统功能语言学是如何影响语言教学的？请从它的主要特征方面进行分析。

第三篇：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八大问题

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八大问题

编辑:admin 时间:2011-4-24 16:14:00

生态文明是以尊重自然规律和保护自然为前提，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以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为主要内容，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的文明发展形态。如何从理论上深化认识、在实践中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十二五”发展我们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A 生态文明的文化渊源

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调谐思想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文化渊源。所谓天人调谐思想，即强调天人相统一，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在一种积极的调谐关系上，不主张征服自然；强调人既不是大自然的主宰，也不是大自然的奴隶，而是大自然的朋友。

儒家：仁者要热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把融入大自然视为最大的快乐、人生追求的最高志趣。儒家认为，天是包括四时运行、万物生长在内的自然界，天即自然界的功能，自然界是有生命的自然界，它本身就是生命整体。儒家倡导“畏天命”，要求人们敬畏自然，对自然界不能随心所欲，对自身的行为要保持警觉。自然界有其自身的规律，人类应按这些规律办事，如果违反这些规律，就会受到惩罚。儒家倡导“知天命”，要求人们去认识、掌握自然的规律，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只有认识了天人关系，才能倾听自然界的呼声，从而达到“不逾矩”的境界。儒家还倡导“制天命”，就是人类可以在掌握自然的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利用它为人类谋福利，使天地万物为人类发挥好的作用。

道家：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敬畏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皈依。道家认为，天、地、人“本是同根生”，要“知常”、“知和”、“知止”、“知足”。“知常”，就是说认识了天地运动变化的“规律”，才能明智。“知和”，就是说和谐是自然的根本规律。“知止”，就是说要认识、把握天地万物的极限和限度，以限制或禁止自己的行为。“知足”，就是说人们要走出自己的不符合实际的欲望。道家关于天人关系有一段精彩的论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它指出了天与人或者天地万物的同源性、同律性，天与人在演化过程中虽有很大的差异，但天与人还是遵循着同样的规律。

佛教：只有公平地对待所有生命及其权利，才能建立真正合理的生态平衡观，才能彻底有效地改善生态环境。佛教主张佛性平等，把自然万物看成与人类一样有感情、有觉悟、有灵性，一样有生存权利和生命尊严；肆无忌惮地伤害自然，破坏生物间和谐共处，是不公平、不理智的。佛教主张因果相依，人类与自然万物之间互为因果、相互依存、共生共荣，共同构成一个生命的网络；人类征服自然的企图，通常只会破坏自然环境；一旦环境恶化，人类文明也就随之衰落。佛教主张报众生恩，任何生命都是其生存环境的产物，人的身体是由他周围的物质有机关系演化中而形成的，人受到了万物的恩惠，人类要正确地认识自己所受到的恩惠，努力为环境和其他生物作出贡献。佛教主张戒禁杀戮，人类不仅要珍惜自己的生命，而且要珍惜众生的生命；人类要想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就必须与自己生存环境里其它生命体共生。佛教还主张和谐相生，认识自然的目的是在揭示世界，寻求人类以及人类与众生之间和谐生存方式，实现共生共荣。

B 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

生态文明是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现代化理论等生态思想的升华与发展，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成果。

生态哲学是用生态系统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普遍规律的科学。当代主客观一体化的生态哲学启始于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十分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其主题是人与自然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

生态伦理学是以“生态伦理”或“生态道德”为研究对象的应用伦理学。生态伦理学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要求人类将其道德关怀从社会延伸到自然存在物或自然环境。生态伦理学认为，当代人不能为自己的发展与需求而损害人类世世代代满足需求的条件。

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运动规律的学科。生态经济学认为，相对于生态系统，经济规模发展得越大，施加给地球自然的压力越多。生态经济学提出，把处理污染物的费用包括在产品成本之中，经济政策的形成必须以生态原理建立的框架为基础。

生态现代化理论是研究利用生态优势推进现代化进程，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的理论。建设生态现代化，必须把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综合起来考虑，加快推进发展模式由先污染后治理型向生态亲和型转变，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发展。

C 生态文明的历史演进

人类文明发展史是人与自然相互关系演进的历史，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发展阶段，目前正迈向生态文明的发展阶段。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重大进步。

原始文明时期，人类的生态观是“自然生态观”，其主要特点是从敬畏自然逐步转向顺从自然，人类与自然相处展现的是人的本能，以淳朴的态度对待自然，但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由于当时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但这种和谐更多地表现为人对自然的敬畏和被动服从，和谐关系的主导因素是自然。

农业文明时期，人类的生态观是“天定胜人观”，其主要特点是从顺从自然逐步转向利用自然，人类与自然相处展现的是人的体能，以勤勉的态度对待自然，但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在长达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关系在整体上保持和谐的同时，也出现了阶段性的、区域性的不和谐。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人类开始试图改造和改变自然，而这种改造和改变往往伴随着一定的随意性和破坏性。

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的生态观是“人定胜天观”，其主要特点是从利用自然逐步转向征服自然，人类与自然相处展现的是人的技能，以进取的态度对待自然，但具有明显的掠夺性。由于“人是自然的主宰”的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人类借科学技术之器具，利用自我创造的优势，对自然的利用变成了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最终造成自然资源枯竭和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生态文明时期，人类的生态观是“天人和谐观”，其主要特点是从征服自然逐步转向呵护自然，人类与自然相处展现的是人的智能，以高度自觉的态度对待自然，充分体现了和谐性。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系列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文件相继问世，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逐步成为全球共识。生

态文明作为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有别于工业文明：一是在生产方式上，它追求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二是在生活方式上，它倡导生活的质量而不是简单的需求满足；三是在社会价值上，它的归宿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而不是以人为中心；四是在社会结构上，它强调社会公平正义，并保障多样性。

D 生态文明的外在关系

从当今社会看，人类现代文明体系主要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四大文明共同构成，其之间既相互区别、相对独立、相互制约，又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比较而言，生态文明更具基础性、普遍性。

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物质文明体现的是人类在改造自然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实质上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对立统一关系。从对立关系看，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会带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从统一关系看，环境保护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的基础，物质文明发展必须与生态文明相适应，发达的物质文明有助于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精神文明体现的是人类在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中处理的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没有生态文明，就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更不可能有人类对美好事物的真实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讲，生态文明是精神文明的题中之义，精神文明是生态文明的精神体现；没有生态文明的精神文明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精神文明。

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关系。政治文明体现的是人类在改造社会过程中处理的人与人的关系。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是由人类在特定制度框架下进行的社会活动引起的。与生态文明相融的政治文明，强调避免由于资源分配不公、权力的滥用而造成对生态的破坏。可见，政治文明是生态文明的重要保障和前提，建设生态文明也会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

E 生态文明的浙江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实践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突出的是加强水利建设和荒山绿化。80年代到90年代初，突出的是强调环境保护。9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突出的是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特别是2002年以来，最为突出的是全面开展生态省建设。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浙江生态省建设取得了可喜成绩。

一是节能减排成效明显。“十一五”期间，全省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下降20%，化学需氧量下降16.2%，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20.9%，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节能减排目标，能源利用水平和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居全国前列。

二是城乡环境持续改善。2010年，全省八大水系、运河和主要湖库地表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73.7%，全省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满足功能要求比例达到61.1%，超过90%的县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县以上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78%，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6%。

三是生态经济加快发展。创建国家级生态农业试点示范县3个、省级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县30个，建成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基地910万亩、涌现出19个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已建成省级生态

旅游示范区6个，创建旅游强镇89个、特色旅游村206个。

四是生态文明创建活动活跃。到2010年底，全省累计建成1个国家生态县、43个国家级生态示范区、7个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238个全国环境优美乡镇。现有全国绿色学校49所、国家级绿色社区27个、全国绿色家庭22户、国家园林城市（县城、镇）21个。

五是生态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十一五”期间，省级财政安排生态环保专项资金超过100亿元；落实政府外债资金2亿美元左右，开工建设一批生态环保项目。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省级财政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力度持续加大。

F 生态文明的浙江目标

根据生态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结合浙江实际，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明确提出，我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总的目标要求是：坚持生态省建设方略、走生态立省之路，打造“富饶秀美、和谐安康”的生态浙江，努力把浙江建设成为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

“十二五”时期，我们要围绕实现“四个主要目标”，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经济加快发展。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十二五”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下降指标，高附加值、低消耗、低排放的产业结构加快形成，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清洁生产普遍实行，生态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生态环境质量保持领先。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十二五”主要污染物减排任务，大气环境、水环境持续改善，土壤环境得到治理，森林覆盖率、林木蓄积量、平原绿化面积稳步提高，生态安全保障体系基本形成，城乡环境不断优化，宜居水平不断提高。

——生态文化日益繁荣。生态文化研究和生态文明教育不断加强，绿色创建活动广泛开展，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初步形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支撑更加有力。

——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法规体系进一步完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评机制、生态补偿机制、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制度得到全面有效实施。

G 生态文明的浙江路径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今后一个时期，浙江生态文明建设主要通过以下四条路径推进：

路径一：大力发展生态经济。生态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和必然选择，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心任务。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实施全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加快建设产业集聚区，打造现代产业集群。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排放的落后产能。要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大力发展低碳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努力打造全国清洁能源基地示范省。全面推进节水、节地、节材。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大力发展工业循环经济，形成循环经济产业链。要积极发展绿色产品。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产品，加快发展绿色工业产品，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绿色品牌。要强化人才科技支撑。

大力推进产学研合作，研发推广清洁生产技术，研发推广节约资源、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技术，发展节能减排和循环利用关键技术。

路径二：不断优化生态环境。浙江人多地少、经济密集，生态环境承载力基本达到饱和，必须在“减排、治理、建设、保障”上狠下功夫。要加大污染物减排力度。扎实做好主要污染物的减排工作，加强污染物限排总量控制，全面推进污染源达标排放。要加强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全面推进环境污染治理，实施水环境治理和修复工程，积极开展土壤和湿地生态修复。要加强环保设施和生态屏障建设。积极推进“绿色城镇”、“美丽乡村”创建活动，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推行农村生活垃圾“户集、村收、镇中转、县处理”。加强山区绿色生态屏障和海洋蓝色生态屏障建设。要健全生态安全保障体系。加快形成省市县三级联网、全天候实时监控的现代化环境监测体系，加强气象、地质和海洋灾害预警服务体系建设。

路径三：注重建设生态文化。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灵魂，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必须在全社会倡导和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切实推动生态文化健康发展。要加强生态文化研究，注重挖掘浙江山水、海洋、森林等文化中丰富的生态思想。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研究制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道德规范，提高全民生态文明素养。要建设生态文化载体，充分发挥博物馆、科技馆等重要阵地在传播生态文化方面的作用，加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建设和管理。要广泛开展生态文明创建活动，扎实搞好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市、试点县工作，深入推进生态市县（市、区）创建活动，设立“浙江生态日”。要推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大力开展“节能减排家庭社区行动”，抓紧开展垃圾分类处理试点并逐步在全省推广，积极引导鼓励绿色消费。

路径四：加快推进制度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必须通过体制完善和制度创新，建立完善有利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运行和保障机制。要建立健全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评机制。按照各市县（市、区）主体功能定位，实施分类考核评价。要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完善生态环保财力转移支付制度，完善跨界断面河流水量水质目标考核与生态补偿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提高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探索建立饮用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机制，健全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考评奖惩机制。要建立健全市场化要素配置机制。积极探索农村宅基地空间置换和工业存量用地盘活机制，开展水权制度改革试点，完善分类水价、分类电价制度，开展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试点，加快建立全省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探索省内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建立省内森林代保机制和林业碳汇交易机制。要建立健全投融资体制和财税金融扶持机制。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生态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清洁生产企业的信贷支持和保险服务，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通过资本运作筹措发展资金。

H 生态文明的评价体系

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研究和建立，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要研究制定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根据省委要求，省委政研室与省直有关部门正在联合开展评价体系研究。

1、制定评价体系既具现实意义、又具理论价值。

——可以为评价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提供量化依据。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和水平如何，需要有一个客观真实的评价工具。研究制定一套体现我省省情特点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有利于增强工作的可操作性，使人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看得见、摸得着。

——可以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提供舆论导向。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定期将评价结果向社会发布，有利于各级党委政府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进一步增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和紧迫感，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可以为党委政府谋划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决策参考。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指标评价，有利于检验各级党委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决策部署是否正确、是否真正落到了实处，有利于各级党委政府不断创新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路和举措，为考核各级领导班子绩效状况提供客观真实的评价依据。

——可以为全社会监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效途径。定期向社会发布我省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结果，是对全体公民进行生态文明理念宣传教育的有效形式，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全体公民投身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和监督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

2、制定评价体系既要明确总体要求、又要把握基本原则。

制定评价体系，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符合浙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充分体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现状与进度相结合、功能与贡献相结合，更好地发挥引导、督促、激励和约束的作用。具体来说，要把握好以下“四条基本原则”：

——整体性原则。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系统工程，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将围绕省委提出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全面系统地反映我省建设生态文明的现状。

——定量化原则。侧重选择可度量的统计指标，力求把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进行任务化、具体化、指标化，使目标更加明确，操作更加到位。

——代表性原则。既要尽可能地覆盖生态文明建设各个方面，从多角度全面反映我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情况，更要有所侧重，宜少不宜多、宜粗不宜细，尽量选择各个方面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核心指标。

——可操作性原则。选取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实际工作中已经开展，能够从统计和相关职能部门现有统计监测资料中取得数据，便于采集和计算、具有可操作性的指标进行评价。

3、评价体系的框架内容既要全面系统、又要突出重点。

我们初步考虑，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分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文化机制3大领域，9个关注方向，28项指标。一是生态经济方面，主要分产业结构、循环经济、节能减排等3个关注方向，设置9项指标，总权数为35%。二是生态环境方面，主要分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土壤质量、绿化、环境基础设施等5个关注方向，设置10项指标，总权数为35%。三是生态文化机制方面，主要从环保意识、生态创建和政策保障等角度反映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建设的情况，设置9项指标，总权数为30%。

作者：陈一新

来源：《浙江日报》

第四篇：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

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

一、教育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实表现

我们把教育活动中各种概念及其内在联系所构成的教育原理的研究称为教育理论研究,这种研究的成果往往形成一些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潮。从事这种研究的人员被称为主流教育学家,他们极力创设一种学科规范和方法论规范,并试图发现一些反映教育活动基本规律的普遍原理。他们大多集中在国内一流,拥有硕士、博士授予权的高等学校或科研院所。教育实践研究则是以问题为中心,着力解决教育实践中遇到的各种现实问题的研究,这种研究可能形成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推广的方法或技术。从事这种研究的人员大多是一般高等学校的教师、中小学校长和教师,抑或是地方性教研机构的教研人员。他们的研究立足于学校实际,以提高自身的教学质量为目的,并不曾设想发现教育的基本规律,而且这种研究多半是研究学科教育学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教育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研究应该是统一的、互相依托和互相促进的。但是在我国,二者往往是脱节的,就像是两条铁轨,离得很近,但难以相交。其现实表现是:主流的教育学理论家忙于制造思潮,推出新概念,构建理论模型,争论概念的科学性、逻辑合理性,批评教育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讨论教育与其它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关注人的理想的发展,提倡教育公平,呼吁教育的人性化,研究教育学的理论体系等等。然而理论家们最大的问题是难以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一切科学都应该有一个应用分支,比如应用心理学、应用数学等,但是教育科学中却没有应用教育学之说。理论家可能认为,理论指导下的改革策略研究应当是教育家们的责任,因而他们对改革策略研究有些不屑乃至鄙视。很多教育学家的论文都是以一段又一段的理论推导或者现实问题的描述以及这些问题不合理性的论证为文本,当谈到解决问题的对策时则一带而过或者失于空泛。究其原因,可能是理论家们缺乏在教育工作第一线的实践体验,不太了解教育实践的复杂现实,他们所批评的那些不科学的教育理念或方法,只是得自于记者朋友们夸大其辞的报道或者亲朋好友谈到自己孩子时带有情绪色彩的描述。因而,学院派的这些理论家便很难根据自己的正确理论提出对教育实践有直接操作性的可行性政策。

与此同时,一大批的政府官员、大学校长乃至一些思想教育工作者也涉及教育学研究。他们以自己的工作经验为底色,套用一些教育学、心理学的名词概念,发表论文,出版专著,其结果便是从根本上打破了教育学体系的完整性。他们所使用的概念完全是自我理解的,而不是辞典和教科书里所定义的。他们自称为教育家而不是教育学家,做这种研究的目的无疑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所发表的文字性材料也确实是对工作经验的总结和描述。他们可能担心,如果纯粹以工作经验的形式写出来,得不到学术界的承认,因此只好对教育学概念进行生搬硬套。这样做的结果,便导致了教育学的崩溃。主流教育学家为此苦恼不已,以致发出了论教育学日益成为他人地盘的现象的感叹。

纯实践的研究主要由大中小学的教师们来承担,他们所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学科教学研究,二是德育工作研究,三是班主任工作研究。这些研究绝大多数没有研究方案,可以说是边工作边研究的。工作中遇到了问题,尝试解决一下,而且解决的方案多数也不是预设的,缺乏理论指导。如果某种方法有效果,解决了问题,他们便将这种方法或几种方法用文字形式表达出来,写成教研论文以发表。这些教研论文的题目往往很动听、很时髦,一些反映当代教育思潮的概念和术语频繁出现,但是其内容却十分具体,多半是在总结教学工作经验。

理论界的主流教育学家往往对这种成果视而不见或者从潜意识中不屑一顾,他们认为这种研究不是规范的科学研究,因而这种成果也不应视为科研成果,这样做的结果便是主流教育学家的论著从来不愿引用这些成果。也正是因为这种意识的影响,主流教育学家们总是高高在上,希望通过著作被阅读或到中小学演讲,以普及和宣传自己的思想。然而,因为主流教育学家多半是纯粹的理论家,既缺乏某一学科的知识以及这一学科的教学体验,又缺乏对基础教育教学中各种复杂问题的全面了解,致使演讲成为无的放矢。尽管工作在教育第一线的教师们每次都是怀着景仰的心情来听专家的报告,然而每次总是迷惘地回到学校,久而久之,专家们自身也开始反思: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二、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原因

我们认为,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原因有三:第一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传统问题,即重学术、轻技术,重理论、轻实践。第二是中国的教育学家和教育家的知识结构问题,即教育学家缺乏某一学科的知识,教育家缺乏系统的教育理论知识。第三是中国当前的学术人事体制问题,即教育学家因其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其学术地位有较好的社会认可度;教育家则因其较低的社会地位,其实践的学术地位缺乏社会认可度,其后果是二者之间具有实际的社会分层,难以找到结合点。在这三个原因当中,第三个是根本原因。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沿袭至当代,即重视理论而轻视实践、重视知而轻视行这一状况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变,脑力劳动者总是高于体力劳动者,做学术的总是轻视搞技术的。因为这种民族潜意识的客观存在,主流教育学家总是自视清高,看不起工作在第一线的教师所做的实践研究(或者所谓的教学研究)。这使处在第一线的教学实践者不自觉地产生了自卑自贱情绪。其后果是主流教育学家不愿读第一线教师的教研论文,而第一线教师又读不懂主流教育学家的理论研究著作,甚至一些一线教师还认为主流教育学家的论著是面目可憎、望而生畏的。同时,主流教育学家又认为一线教师的论文是经验的、浮浅的、缺乏普遍性的。这样一来,理论和实践的隔阂就不仅仅是思想认识问题,还包含了情感态度问题。

主流教育学家和第一线的教育实践者知识结构的缺陷是影响理论与实践对接的重要因素。我国的主流教育学家大多是高中毕业后直接读教育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没有接受过中小学某一学科(专业)教学的训练,更没有中小学教学的经验。因此,大多数只能从事纯教育学理论研究,一旦进入某一学科的例证,便捉襟见肘,无所适从。而第一线的教师虽然大多毕业于高等师范院校,但因在校时所学教育理论课程太少,且又不重视,便造成了教育理论知识的缺乏。这就使主流教育学家和第一线的教师之间出现了知识结构上的错位。错位的结果是从事理论的主流教育学家不愿正视自己知识的缺乏或对学习某一学科知识存在畏难情绪,进而一味强调理论体系的构建或者倡导某种思潮;而第一线的教师则对学习理论知识存在焦虑情绪,逃避理论知识的学习。

然而,根本的问题是体制性原因造成的地位差异问题。我国的学术人事体制赋于不同的专业技术人员以不同的学术和经济社会地位,进而形成了岗位学术地位。比如高等院校的教授和科研院所的研究员,他们被法定地享有较高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其社会认可度很高,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和尊重;而中小学教师的最高职务则是高级教师(特级教师是一个称号,不是一个专业技术职务),在社会公众的心目中,高级教师的地位远远比不上教授、研究员的地位。由于社会认可度较低,使中小学教师成为学术技术上的弱势群体。扮演的角色不同,造成了主流教育学家和第一线教师角色行为的不同。主流教育学家忙于建构高深的理论学问,第一线教师则努力把自己造就成教学技术能手。然而,事实是第一线教师的学科教学理论有着更直接的教育效益,如果不是角色定位,他们完全可以由教育家提升为教育学家;同样,如果不是体制的约束和担心既得利益的丧失,教育学家也完全可以走出学院派的泥潭,深入教育实践第一线,成为像孔子、陶行知等一样的实践理论家。

三、教育理论与实践紧密衔接的重要性

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是为了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各类问题。作为科学的教育学,其研究过程与实践之间本不应该脱节,否则就没有存在的理由。然而,偏偏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除了分析其现实的原因之外,尚须强调其重要性。

考察人类教育史,凡是获得伟大成就并为历史所大书特书的教育家和教育思想,无不是从实践中来的。从孔子到朱熹,从夸美纽斯到赞科夫,都是从事民办教育或者社会教育或者制度化教育的实践者。孔子率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游学四方,躬身实践,于是有了反映其光辉思想的论语;朱熹开办白鹿洞书院,躬身施教,制定院规,实施管理,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夸美纽斯施教于捷克兄弟会学校,为解决师少生多的问题,创立了班级上课制,并在自己的实践中形成了自然主义教育思想;赞科夫从小学到中学,在实践中改革,在改革中实践,于是才有了教学与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实践作为基础,没有着眼于解决实践问题的科研,当然会被束之高阁。所以,主流教育学家深入中小学教学实践第一线,研究教学实践中的各类现实问题,是解决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的必然要求。

四、解决教育理论与实践相脱节问题的对策

对教育学理论的实践起点和逻辑起点问题的讨论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讨论的症结在于当前教育学理论的实践性过强,缺乏逻辑性。笔者认为,逻辑性与实践性并不矛盾,实际上教育学的研究内容实践性不足,而理论研究成果总结的形式

教育学体系逻辑性太差。目前要解决教育学研究内容的实践性问题可能还比较容易,但解决教育学体系的逻辑性问题实在太难,且留以后再论。

有的学者希望在理论(界)和实践(界)之间形成一种媒介(中介)或桥梁,以便把理论家和实践者结合起来。实际上,这种桥梁从体制上讲原本就有,比如各省市的教研机构和许多较大的中小学教研室。但是如前所述,因为知识结构和体制上的原因,桥梁作用难以发挥。近几年实行的教育硕士培养制度,目的是培养学者型、研究型、教育家型教师,希望通过对有一定教学经验的教师开展教育理论和教研方法的培训,达到为第一线教师提供理论服务、提高理论水平的目的,同时也为教育学家和教育家的理论和实践交流提供了平台。然而我们担心的是,各学科的中小学教师在读教育硕士课程并开展研究的过程中,能否真正将自己的学科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因为在高等院校任教的主流教育学家自己并未真正地研究中小学的实际问题,因此教育硕士得到的也许只是教育理论和宏观研究方法上的改变。

教育科研部门提倡行动研究法的目的是把培训与研究结合起来,立足于解决教育实践中的现实问题,组织主流教育学家、政府官员、第一线教师联合研究工作,进行循环的粗放式实验。实践证明,这种形式和方法的成效高于单纯的理论家所做的调查和实验研究,也优于单纯的实践者所做的观察研究、个案追踪以及经验总结。但是,从近几年的一些报道可以发现,研究存在两种倾向使得行动研究法的作用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一种是理论家顾上了就问,顾不上就不问;一种是理论家问了才顾,不问就不顾。理论家还是不能真正深入到中小学第一线去开展指导和研究工作,还是没有形成教学改革的感性认识。

因此,除了上述两种策略以外,还必须从体制性改革入手。不仅要提倡主流教育学家深入教育工作基层,而且要在人事考核和学术考评方面设计对策。最好规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教育学教授、研究人员下基层的时间、地点,在其研究成果中应当有一定比例的基层实践研究,同时要大力宣传一线教师的研究成果。鼓励教授、研究人员开展学科教学研究,提高学科教授研究的体制性学术地位,在科研选题上向教学研究倾斜,同时在成果鉴定中要实地考察科研对教学工作的实际成效。

第五篇：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

党建思考题

1、中国当前的政党制度是什么？为什么要实行这一制度？它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和功能？ 答：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原因：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盲目照搬别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实行专制独裁统治，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意志，也必然要归于失败。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智慧的结晶，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项制度，既合乎时代发展潮流，又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价值和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

2、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先锋队性质？这对于党员的教育和管理会提出什么样的新要求？

答：看待：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认定“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涵义有两方面，即鲜明的阶级性和突出的先进性，二者构成了共产党质的规定性，呈现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其阶级性和先进性不可分割。政党的阶级性的基本涵义有两层，一是利益属性，即该党代表谁的利益，为哪个阶级说话；二是本阶级固有的特征。无产阶级固有的突出特征体现为其本身是大工业的产物，始终与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这个根本特征被揭示和概括，升华为党的先进性。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是与其他政党比较中凸现出来的进步性。与资产阶级政党比较，共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共产党代表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的利益；与一般工人政党比较，共产党先进性体现在党代表的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并按照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实践彻底消灭阶级和私有制的历史使命。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特地强调了后一层含义。共产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的基本含义表明，党的阶级性是其先进性的基础，否认或抹煞阶级性，党就会从根本上丧失先进性；党的先进性是其阶级性的集中体现和升华，没有党的先进性，党就会局限于一般工人政党政治水平，无法领导工人阶级完成伟大历史使命。阶级性和先进性不可分割，并统一在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之中。其二，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贯穿于自己存在的整个历史过程。作为无产阶级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工具，共产党从诞生的那天起就鲜明地表示自己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在革命斗争时期，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集中表现为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国家；在漫长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进程中，党的先进性突出体现为不断的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党的阶级性并没有消失，而且在党的历史使命完成之前不会消失。从表层原因上看，我们国内的剥削阶级虽然被消灭了，阶级斗争却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的范围内仍然存在，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以新的形式出现，有时候还很激烈。从深层原因上讲，彻底消灭阶级和私有制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赋予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使命，只有坚持工人阶级基础，我们党才可能坚持共产主义目标不动摇，因此，党的阶级性贯穿于党存在的历史全过程。那种认为剥削阶级被消灭了，工人阶级政党阶级性也就消失了，党也就变成了“全民党”，是一种曲解，至少是对我们党阶级性的浅薄认识。其三，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总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复杂的，共产党人对党的性质的认识也是随着实践的曲折发展而不断深化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执政党，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改革开放后，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比如出现了依靠新知识和新技术在经济上先富裕起来的阶层，其中的一部分人因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剥削行为而不能归于工人阶级队伍，却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归于人民的范围。执政党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有效整合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力量，由此，我们党以工人阶级为执政的最坚强最可靠的基石，同时必须把属于人民范围的社会群体作为自己的执政基础。执政党重视扩大执政的社会基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讲，党在自己“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旗帜上，应该明确写上党同时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第二，从党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和面临的形势看，党必须以“中国人民的先锋队”这个旗帜来凝聚全社会各方面力量。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共产主义最终目标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任务，是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所在。尽管现阶段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存在利益差别甚至是利益分歧，但“全面实现小康”民富国强的执政目标将使人民中的所有成员受益，党有资格成为“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宏伟的历史事业，不仅需要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还需要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加上我们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是在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中进行的，社会利益的多元化，社会阶层的复杂化，执政党的协调和整合作用愈加迫切，现实迫切我们党担当人民先锋队角色；我们党有50多年的执政经历，有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成就，特别是从1989年来我们党成功地应对了国内外政治经济风险，积累了丰富经验，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我们党，党有条件和能力成为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这是十六大修改的党章中最有新意的地方，表明我们党已经有了明确的执政意识。以执政意识解读“中国人民先锋队”，至少知晓其三方面的含义。其一，“中国人民先锋队”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其二，“中国人民先锋队”意味着我们党重新确立划分政治上先进与否的标准。

三、以全球化的视野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一，“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意味着中华百年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出现在党章中，充分体现我们党的历史责任感。第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表明我们党领导现代化事业开阔的思路和胸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国内人民的积极参与，还需要海外华人华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第三，“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内涵我们党根据世界局势变化对国际战略的重新调整。我们中华民族是文化多元化的民族，增强民族凝聚力，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自己是“中华民族先锋队”，既体现形势发展的必然，又内涵了我们党的民族责任。第四，“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暗含了我们党对台湾问题的坚定立场。我们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根本代表，解决台湾问题，“一国”是“底线”，共产党在国家中的执政地位也是“底线”，这是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先锋队”时不可忽视的因素。“两个先锋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第一个先锋队是基础，只有具有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才可能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后一个先锋队是第一个先锋队在我们党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后的发展，是形势发展对我们党的要求。两个先锋队体现了党的阶级性、先进性，群众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展现了我们对党的性质认识的深化。

3、论述中国共产党进行思想理论建设的基本经验。

答：基本经验：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首要任务是理论武装和理论创新。当前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这是党的十七大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项战略任务。

一、重视理论武装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法宝 在八十多年的历史上，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这既是一个优良的传统，也是保证党的事业不断胜利前进的一个重要法宝。第一，思想理论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理论武装。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来自于理论上的清醒和坚定。理论武装工作搞好了，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提高了，党的事业的胜利发展才有了根本的保证。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之一。

第二，理论武装全党首先是要武装党的领导干部。为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党历来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从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远发展中，认识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加强理论武装的重要性。为此，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专门创立了培训干部的中共中央党校、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等。第三，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都首先提出理论武装的重大任务。延安时期，毛泽东发动了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全党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达到了思想和行动的高度一致，为取得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把进城比做进京赶考，要求全党进一步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习马列著作，学习经济和城市管理，为建立新中国创造了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再次发动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端正思想路线，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党的十五大部署全党兴起学习邓小平理论新高潮，为新世纪新阶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理论基础。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理论武装，不仅推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而且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理论保证。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入学习贯彻包括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这对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排除各种思想干扰、统一认识，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更为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可以说，建党86年来，党的事业所取得的每一个发展和每一个胜利，都是同全党不断加强理论武装密不可分的。

二、理论武装最重要的是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来武装头脑

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高度重视理论武装，最基本的任务，是坚持不懈地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来武装党员和干部。

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为主要内容搞好理论武装，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政治结论。党一成立，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同时，也就提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怎样学习、实践马克思主义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教条主义态度只注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而忽视了作出结论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过程。他们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观点，是根据当时当地的实践经验总结而来的，生搬硬套地将它用到中国，看起来很尊重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与之相对立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就是用马列主义这根“矢”，去射中国革命实践这个“的”，叫做“有的放矢”。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充分证明，解决中国的问题，脱离中国具体国情是死路一条。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不行;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照抄照搬别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模式,同样不行。这就决定了对待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确的态度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断结合新的实际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用创新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去指导中国的实践，就会做到无往而不胜，这是我们付出沉重历史代价而得出的深刻经验和结论。因此，党的理论武装工作必须随着党的理论创新的发展而发展，正如胡锦涛总书记说过的，“理论创新每推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为主要内容搞好理论武装，必须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是理论武装必须注意的根本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就要学会运用理论去认识和分析实际，用理论去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发展理论。历史经验表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既能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解决遇到的实际问题，又能在总结这些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创新理论，使马克思主义不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所以，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领导干部，必须大力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学风，要坚持把理论学习和研究同推动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用不断发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

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领导干部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是解决各种矛盾、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强大思想武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理论武装的新任务就是学习十七大精神，按照十七大的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

（一）加强对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教育。理论武装首要的是以解决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提高他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为重点，使他们能够站在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二）加强对领导干部的世情、国情、民情、党情的教育。

（三）充分发挥党校在干部理论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

（四）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作为干部教育的中心内容。干部教育一定要把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课的中心内容

（五）建设学习型政党，指定干部必读书目，编写适合干部学习的教材，开展全党学习运动。

（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队伍建设。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干部、教育党员和人民，需要一大批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骨干人才。

（七）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

4、如何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答：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一是提高思想认识。各级党组织要发挥好创建示范点的带动引领作用，运用创建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突出成效，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到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的重要性、紧迫性，牢固树立党组织全员学习、党员终身学习的理念，自觉地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行动准则，把创新作为促进事业科学发展的推动力量。通过基层调研、理论阐释、政策解读等方式开展理论研究，进一步明确概念的内涵特征、各部门的职责要求、具体工作要点等内容，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提高创建工作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二是推进制度建设。通过制度建设使学习、服务、创新成为常态。有了制度，还要认真贯彻执行，坚决按制度办事，避免形式主义。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机制和制度安排上要有长远规划。

三是强化考核评价。考核评价具有检验、督促、规范和引导创建工作的作用。没有科学的量化标准、明确的工作要求，创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就缺少有效抓手。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之后，各地探索并积累了不少好做法、好经验，其中有一条就是根据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党组织实际，研制考核办法及评价指标体系。要突出可操作性，处理好定性指标和 定量指标的关系，避免繁琐和形式主义；对相关指标的设定要有一定的拔高，使建设目标要求与党组织实际保持必要的距离，发挥出评价指标体系的引导作用。

5、在当前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党员流动性增强的情况下，如何创新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答：更新观念,拓宽领域,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3.1建设新的基层党建工作载体,使党的群众工作与时俱进 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开展党的群众工作,增强工作实效性。随着现代社会生活和经济的多样性,基层党组织的建设面临的形势也在发生变化,作为党的基层干部必须时刻保持党建思想的先进性,更新观念,才能不断的增强政治敏锐性,创新工作。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基本物质利益,积极组织群众开展内容活泼、形式丰富的活动,充分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使广大的党员、群众在参与活动的同时受到教育,丰富精神生活,进一步密切党和群众的血肉之情。坚持把服务群众、为群众谋利益作为党员全部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把满足群众愿望,迫切解决群众的困难作为开展工作的重点,把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赢得群众满意和拥护作为检验工作的基本标准。

3.2加强基层干部的党建思想和与时俱进 不断探索建立促进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政务公开的载体,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政治权利。通过创新推进产业化、调整结构,让群众在发展中得实惠。这点体现在在具体工作里面,就是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党要管党的意识,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当做事关党的执政地位的大事来对待,集中精力进行理论探讨和工作实践。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积极探索开展群众工作的新方法。相互信任、相互理解,以情凝聚人,以理折服人。团结和带领广大群众为现代化建设拼搏奋斗。以创新的思想和发展的眼光,正确把握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时代性。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积极地应对各种挑战,确保我们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只有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搞上去了,才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较好地发挥出战斗堡垒作用,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党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力、吸引力、凝聚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基层党组织的活力。因此,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起到了让党的领导机关了解群众的意愿和要求,以及充分让群众认识党、了解党、拥护党的作用。

6、谈谈如何加强党的制度建设？

答：推进党的制度建设,要坚持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

党的制度建设，关系到党的正确路线的制定、巩固和发展，关系到党的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关系到全党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关系到依法治国战略的实现，一句话，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党的制度建设是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深刻总结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深刻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了依靠改革和制度建设党的重大决策，逐步建立起一套与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相配套、与国家制度相衔接的党的制度体系，推进了党的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制度化。但是，从整体上看，党的制度建设在有些方面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我们要从“讲政治”的高度认真对待，下大力气解决好党的制度建设问题，进一步提高党的制度建设的总体水平和成效。

统一思想，以身作则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强化制度意识，自觉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必须加大思想教育力度。要在党内深入细致地开展反封建教育，帮助党员干部认清封建主义的表现形式、内容及其严重危害，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增强党员干部的民主意识、民主习惯和民主知识。要深入开展党规党纪的宣传教育，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形成自觉遵章守纪的良好习惯，引导他们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尽职尽责地履行应尽的义务。要特别注重提高党员干部的制度意识和制度水平。广大干部要认真带头学好、牢记各种条例、法规，把依章依法行政提到讲政治的高度认真对待，努力改造主观世界，提高政策水平。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带领广大党员群众，形成学好用好制度、严格遵守制度、自觉依章依规办事的学习风气。

深化制度，细化原则

加强制度建设，仅提出一般性的原则规定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制度建设的“深化”、“细化”上下功夫。一是在“深化”上下功夫，增强制度的系统性。要充分考虑制度建设的后续措施和配套措施，针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断延伸完善规章制度，使其形成严密的有机体系，力求做到严丝合缝，无可乘之机，无钻营之洞。二要在“细化”上狠下功夫，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很明显，制度越具体、越完备，在实际工作中参照性就越强，就越容易把握，可操作性也就越强。要注意把某些原则性的规章制度，“分化”、“细化”成便于操作的实施细则，并对实施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和要求。

加强监督，严肃党纪

首先，要建立完整配套的监督制度，逐步实现党内监督工作的制度化、法律化。要完善党内监督体系，拓宽监督渠道，把党组织监督、党员群众监督、党员干部之间的监督和专职机关的监督接合起来，形成党内完善的监督体系，使党内监督既有制度上又有体系上的保证。要完善党内监督责任制和检查制度，做到责任明确，功过分明，提高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之上，要按照江总书记“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的指示，加大对干部的监督力度，增强领导干部接受监督和相互监督的自觉性。在权力授与过程中，要加强对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工作的监督指导，同时对权力的行使过程实行严格监督。要健全对领导干部的任免、奖惩制度，防止滥用权力。同时，要加大处理力度，维护制度的严肃性。要增强制度的权威性，对于那些无视制度，有章不循，有法不依，知法犯法者要按照制度规定严惩。要加大纪检部门的监督功能，加大查处、处罚力度，切实保证制度的贯彻执行。

大胆吸收，善于借鉴

在党的制度建设上，我们要处理好发挥自身政治优势和吸收、借鉴他人经验的关系，不能固步自封、盲目排外。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像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同志也曾深刻指出，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其他制度，“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针和措施”。这些观点和论述都充分肯定和强调吸收、借鉴外国经验加强我党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在这方面，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大胆吸收、借鉴外国政党制度建设经验中那些反映政党建设普遍性和共性规律，体现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政治成果，特别是在一些具体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只有这样，才能从更高、更远、更深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拓宽党的制度建设的思路，丰富党的制度建设的内容。应当注意的是，吸收、借鉴不等于照搬照用，决不能借吸收借鉴之名行“西化”之实。我们应从我国政治、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地吸收和借鉴西方政党制度建设的精华，积极稳妥地推进党的制度建设。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的制度是否健全和完善，是衡量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关系到我们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健全和完善党内制度，是我们党在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后换取的教训，值得我们牢记。尽管党的制度建设面临一些困难，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我们坚信，只要全党都能从全局认识和把握制度建设，都来重视、关心制度建设，聚精会神地加强制度建设，党的建设就一定能取得新的成效。

7、联系实际谈谈腐败生成的原因以及新形势下如何系统构建教育、制度、监督、惩治的反腐倡廉体系？

答：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依然存在，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的形势还比较严峻。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的违纪违法案件不断发生，特别是少数高级干部的腐败案件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弄虚作假、铺张浪费现象仍然突出；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屡禁不止。从实践看，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健全，监督不得力，仍然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反对和防止腐败的正确方向。必须坚持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实践

必须紧紧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政治保证。

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制度，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必须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反腐败斗争的整体合力 思想道德防线

制约和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充分发挥惩治的重要作用

8、如何理解“整体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答：党的十八大确立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五位一体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正式载入党章。在这个总体布局中，党的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为党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提供思想基础；党的组织建设为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提供组织保证；党的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事关党的形象和肌体健康，既为党的建设提供纪律和作风保障，又反映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的成效；党的制度建设为党内生活提供运行机制，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我们要按照这个总体布局，着眼于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统筹兼顾党的各方面建设，使之相互配套、相互促进；根据各个不同时期党的建设实际，既突出重点，又整体推进，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9、结合近几年的重大事件说明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基本要求？

答：

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共产党在取得执政地位以后始终要面对和不断解决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

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完成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需要

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适应国际国内新形势所引发的执政环境变化的需要

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借鉴世界政党执政韵经验教训，把握执政规律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需要 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