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性研究论文 老乡会的研究

第一篇：定性研究论文 老乡会的研究

东北电力大学“老乡会”现象及其影响的调查研究

内容摘要：“老乡会”是当今所有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本文作者作为一名在校大二学生，从学生的角度出发，运用访谈法、文献资料收集法、观察法等质的研究方法对东北电力大学“老乡会”进行调查研究。文章认为，东北电力大学“老乡会”数量众多，分布又有显著地域性特点；共同的思想基础，相同的年龄结构，和长久的利益关系是“老乡会”存在的基础；“老乡会”对于学生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因其消极作用，学校对其采取反对态度。文章同时对学校提出合理措施，以促进“老乡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东北电力大学 老乡会现象 影响 调查研究

一、质的研究对象的确立

“老乡会”作为大学中一个民间的，自发性学生组织，是各个高校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可以说每个在外求学的人，身上多多少少都会留下些“老乡会”的印记。“老乡会”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它的存在又需要什么条件，它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这里我以东北电力大学为例，通过质的研究方法对高校“老乡会”进行了一些调查与研究，希望对上述疑问做出回答。

根据我对本校“老乡会”的观察与研究，我自己对“老乡会”做了如下概括（这里所说的“老乡会”是特指“大学生老乡会”）。“老乡会”，又称“同乡会”，它是由在校或离校的大学生以地缘关系为纽带自发结成的学生组织，是大学中感情色彩最为浓厚的非正式群体。其主要功能是将一个高校或一个地区的数所高校的学生按地缘做划分，将其组织起来，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活动互帮互助并以此来强化地缘观念的组织。

二、对于“老乡会”研究的过程

本次调查研究我主要采取访谈法、观察法、收集实物法相结合的方式，对于东北电力大学“老乡会”现象进行了调查研究。确定研究对象以后，首先，我确定了访谈的对象：在各个院系抽取40名加入老乡会的同学，由他们推荐出两名在任“老乡会”会长，同时选取一名学工部的老师在他们空闲时对他们进行了一对一的访谈，获取大量信息，取得第一手的资料。与此同时，通过对学校内“老乡会”活动的观察和查阅相关文献，在加以加工整理完成了此次调查研究。

三、研究成果

（一）、东北电力大学“老乡会”概况

1、发展历史

“老乡会”这一概念由何时而产生，在哪里首先出现，这以无从考证，这也是它的自发性与非正式性的特点所决定的。东北电力大学中出现的第一个“老乡会”也无从查找。但是，在我校，“老乡会”成员一般对自己所在的老乡会的历史有较为清楚的了解。我所访谈的40名同学中，有31个人能准确地说出自己所在的“老乡会”成立的年份，由哪一届的学长、学姐所创建，其中在这32个人中有12个人能准确而迅速的说出自己所在“老乡会”第一任会长的名字，甚至有个别的同学说起自己的“老乡会”可以用“滔滔不绝”来形容。

2、分布特点

东北电力大学现在有多少个地方性“老乡会” ？由于其非正式性的特点，我难以给出确切的数字。但是，据我的调查与了解，我认为，现如今本校至少存在着成百个各个地方的大大小小的“老乡会”。东北电力大学中“老乡会”的地区分布有较为明显的特点。东北三省“老乡会”数量较少，即使存在在成型的“老乡会”，组织也较为松散，成员数量较少。西北、西南以及南方地区“老乡会”出现分散与集中并存的的现象，也就是说他们大多会以省为单位组织一个“老乡会”除此之外还会以市或县为单位组成更紧密的一级“老乡会”。山东，河北，河南的“老乡会”数量相对较多，组织较为完善。而东南沿海省份，特别是江浙一带是“老乡会”划分最细的地方。

东电“老乡会”之所以会出现上面所描述的分布状况，我认为与一个地区的地理位置，生源状况，文化风俗和经济发展状况有密切的关系。“老乡会”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且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自发性组织。东北三省之所以“老乡会”数量较少，或者即使有“老乡会”的存在，也鲜有人加入的原因就在于地理位置。东北电力大学位于东三省中部地区，距东三省大部分地区都不过十小时车程，这些省份的学生回家方便，不会也不愿通过“老乡会”这种方式解决思乡之苦，东北三省“老乡会”在本校中也似乎失去存在的意义。对于大部分西北、西南和南方省区来说，由于总体生源较少，一般没有条件按市、县组织“老乡会”，所以他们一般会以省为单位组织老乡会。但对于具有个别具有较多生源的市、县，他们也会以市、县为单位组织一级更为紧密的“老乡会”。山东、河北、河南等省区由于受齐鲁文化影响较大，较为重视礼节、宗族观念较为强烈（现在山东各地依然有很多祠堂，农村“续家谱”的现象依然普遍）有较强的乡土情结，因而这些地区的“老乡会”数量较多，组织也较为严密。而作为东南沿海的江浙地区一方面生源较丰富，另一方面经济发达，这些都为“老乡会”的细密划分创造了条件。

3、运作情况

较为正规的“老乡会”一般会有一个高年级或较有权威的人担任会长，负责组织各项工作。“老乡会”一般每年都会开展几次活动，如迎接大一老乡和欢送大四老乡，郊游等活动。活动花费一般采取集资的方式，有些“老乡会”迎大一时，大一新生不用出钱，有些“老乡会”送大四时，大四学生不用花钱，不同地方的“老乡会”活动出资方式不尽相同。

“老乡会”和学校的学生会、社团相似，也会在每年新生入学时组织“招新”。开学初也是每个“老乡会”负责人最为忙碌的时候，他们会在在此时撰写寻找老乡的启示，张贴于学校的各个角落。“我们在学校迎新的那几天尽可能多张贴一些寻老乡启示，因为那几天都有送学生的家长。家长比较注意观察学校的环境，看到有自己家乡的老乡会，他们一般会代学生与我们联系，然后视情况加入老乡会”一位受访老乡会笑着说。“那几天课真够累得，天气又热，我们不但要在新、老校区各个食堂和寝室楼底下张贴启示，还要随时观察哪里的告示被撕了或是盖住了，然后再贴上新的寻老乡启示，这样的工作得一直持续到大一新生军训结束，这段时间也是最容易找到老乡的时候”他回想那时辛苦的情形依然唏嘘不已。“不过，我们的工作也得到了收获，我们今年“老乡会”找到了18个老乡。看到大家开开心心的在一起用家乡话聊天，互相交流感情，我觉得我们的辛苦值得”他一脸幸福的对我说。

访谈期间，我从一位某地区现任“老乡会”会长手中拿到一份他所在“老乡会”寻老乡时贴的告示，全文如下：

寻找山东XX老乡

远离家乡数千里，来到这陌生的城市，带着喜悦和未知踏入大学校门。作为新生，你们是否会感到孤独、无助。来这里吧，这里有你亲爱的老乡，能给你家的温暖，帮你驱赶孤独；这里有优秀的，经验丰富的学长、学姐帮你解决生活、学习中的难题。亲爱的XX老乡们，如果想加入这个大家庭，请联系：

陈同学：158xxxx8175 王同学：152xxxx0717 QQ群：115xxx237 当然，各个地区“老乡会”所张贴的启示内容不尽相同，但不难看出，情真意切是所有寻老乡告示共有的特点。大部分同学都是通过看到“老乡会”所张贴的告示，然后根据电话联系并加入“老乡会”的。还有一部分同学，在没来学校前就已经加入所在地区的“老乡会”，这一部分同学大都在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就积极地通过亲戚朋友或在网上寻找“老乡会”，然后通过互留联系方式加入老乡会。受访的40名同学中有6人是在入学之前加入的“老乡会”，其中有3个同学告诉我他们开学报到时是被老乡接到的学校。“人生地不熟的，看到热情的老乡，听到熟悉的家乡话，感觉特亲切”一个受访同学如此形容。

（二）、东电“老乡会”存在基础

“老乡会”之所以在各个高校能够长期存在并具有普遍影响力，究其原因，它有存在的基础和适宜它生长、生存的土壤。

首先，“家”的诱惑，是“老乡会”存在的最为重要的思想基础。入学初，那些刚刚入学的大一新生，面对不同地区，说着不同方言有着不同习俗的同学和周围完全陌生的环境，总会感到与周围有些格格不入，难免会心生惆怅，多少会有些想家的感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无论以前相识于否，熟悉的乡音一下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只有家乡的人才会给自己带来家的感觉，能安慰一下思乡之苦。乡情不设防，相同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他们相似的生活经历，他们更容易融入到该群体中。而一旦融入到了这个群体中，他们聊得最多的事，也是关于家乡的，满口浓重的乡音叙说着自己的往事、现在和未来。

其次，独特的年龄结构，是“老乡会”存在的另一重要基础。对于多数学生而言，都是独自走出家门，是他们独立生活的开始，也是他们心理转型的重要时期。他们的心智尚未发育成熟，独处异乡，远离父母，面对全新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他们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急需有人为他们指点迷津。虽然学校中会有生活辅导员、带班可以给他们应有的关怀。但毫无疑问，他们对于来自师长的教导很难产生共鸣。在他们看来，只有乡音才是最佳的良药，只有老乡会中的同学才与他们有共同的语言，他们对于老乡有一种异常的信任感。

最后，相对长久的利益关系，是“老乡会”存在的最现实的基础。在受访的40名同学中，有近30人明确表示要回家乡，最起码回所在的省工作。回乡后，老乡们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相比于普通同学，在同一地区的老乡更有优势，因为老乡在你踏上社会后便可直接成为生活和工作中的伙伴。相比其它组织，“老乡会”或许是最为松散的，但毕业后或许是联系最为紧密的。

（三）、“老乡会”对于东电学生的影响

老乡会作为校园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学生组织，其存在对于本校的大学生特别是大一新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作用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

1、“老乡会”的积极作用

第一，满足情感需要，缓解“乡思”之苦，稳定学生情绪。从一个生活二十年的环境中，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生活、学习，每个学生心中或多或少多会产生思想波动。同时，由于处于向成年人过度的关键的后青春期阶段，心中有时会产生一些不良情绪。而大学生中很多郁闷心情的产生又直接或间接地与周围同学有关，因而不便向周围人诉说。以地缘关系为基础，以情感关系为纽带的“老乡会”便向他们提供了一个发议论，谈感慨的场所，他们可以毫无顾忌的抒发自己快乐或痛苦。一位受访的女生对我说：“老乡会只要一有活动，我都特别积极，也特别兴奋，每次都憋了一肚子的话对老乡们说。我发现自己在大学中很难像中学那样在找到真正的友谊。我不敢，也不想将自己的心里话向周围同学诉说，感觉周围人都太假了。”

第二，沟通信息，思想交流，资源共享。“老乡会”的成员一般包括学校中各个院系，各个专业，各个年级的同学，可以说在信息沟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老乡会”在信息传播中具有信息渠道广、信息量大等特点。虽然大一新生入学时，从辅导员、带班那里能得到不少信息，但那些信息一般都局限于本学院、本专业。而对于跨院系的信息，尤其是在正式群体中少传播或不传播的信息，在老乡之间则能通畅传递，凡是关于老乡的信息会很块在群体内传开。1老乡会能快速而又准确的传播有效信息，这对于大一新生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大清，《在校大学生同乡会的利弊思考》，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年6月第1期 一名受访同学在谈及“老乡会”对他的积极影响时他感慨颇多，他说“老乡会改变了我的大学生活，往远了说，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是被调剂咱们学校会计专业的，来这所学校的理科生大部分都是冲着电和动专业来的，说实话，当时的感觉就是特失望。因为我在家的时候就联系上了我所在地区的老乡会，我报到时是老乡会的学长去接的我，当我把心中的想法说出来后。一位学长对我说，学校开设了实验班，只要能通过该班的考试，大三时就有机会转到学校任意的专业。当天，我就去报了名，第二天就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考试，并顺利的通过。现在我在学校的实验班学习，如果不出意外，两年后我能在学校里任选专业。假如不是老乡会的话，我对学习对生活或许就失去了希望，我现在可能还在原专业浑浑噩噩的混日子。”除了这位同学通过老乡会顺利考上实验班外，其他受访的同学还告诉我在学生管理规定，二学历考试，计算机二级，英语四六级等考试中老乡会也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因为老乡们会在第一时间为你提供十分有效的“内部资料”，当然这也为考试作弊等不正之风滋生了土壤。同时，每年的寒暑假放假时的车票，也都是“老乡会”统一购买然后发放给各位同学的，这极大方便了同学，同时老乡在一起结伴回家，又增加了彼此的了解，加深了彼此的感情。

2、“老乡会”的消极作用

第一，频繁不必要的交际，加大了学生的经济、精神压力。老乡会是以成员的感情投入、经济投入和时间投入为基础和保证的。大学生一般没有收入来源，花费一般来自家庭，少数学生还有奖学金和贷款。老乡会中盛行的请客，赠礼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大学生的经济压力。囊中羞涩，却又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否则在其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过度频繁的活动会给学生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的同时会给学生造成心理压力。同时，大学生将很大一部分本该用来学习的时间用来参加老乡会的各种活动，势必影响学生的成绩，对学生的学业造成负面影响。

第二，“老乡会”中所传递的某些不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对于大学生特别是大一新生具有消极作用。初进大学的大一新生在得到学长、学姐有益的启示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一些不良信息的影响。比如，某些老乡会“教导”新生不要把学校的规章制度放在眼里，教他们如何应付考试，如何与老师“处好关系”等。这些，对于那些刚入学，信服老乡学长、学姐如神明的大一新生来说消极影响是巨大，难以弥补的。校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秩序。有些时候甚至出现个别学生不通过正常的组织与程

同时，“老乡会”的存在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学序反映和解决问题,而借助于老乡的力量去处理的情况，从而扰乱学校正常活动。在校园内发生的很多群体冲突中,往往都有老乡会在起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极其有害的。

（四）、学校对于“老乡会”的态度

“老乡会”是学生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的非正式群体，学校很难对其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并且，“老乡会”在运行过程中还存在上述一系列的弊端，严重时甚至会干扰学校正常活动秩序，不利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学校正常活动的开展。所以，本校领导和老师对于老乡会是持反对意见的，学校每年到“老乡会”活动频繁的时候，都会予以不同形式的干预。一位受访的学校学工部老师说：近几年学校中发生了几起用“老乡会”名义对同学进行诈骗的事情，所以现在我校对老乡会采取了一些措施。“每年招新时，我们都是小心谨慎的张贴告示，怕被学校逮到，老乡会的活动也大部分在地下进行。”一位受访的老乡会会长无奈的说。

四、总结与讨论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老乡会”亦然。我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和对此问题的调查与研究者，我认为：学校不应对老乡会一棒子打死，而应该做一些工作，充分发挥“老乡会”的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影响。具体来说，学校可以从以下来几方面入手。

首先，深人到学生中去，掌握学生思想动态、及时化解其心理困惑。学校要防患于未然，及时了解大学生特别是大一新生的思想动态，努力帮助他们解决所面对的困难，排解他们心中的不良情绪，使他们及早适应新的环境和大学的学习、生活方式。争取做到，学生遇到问题和困难，首先想到的是老师和组织，而不是老乡会，避免他们过度依赖老乡会的情况。

其次，正面教育、积极疏导。这就要求学校、老师必须坚持说理，循循善诱，以理服人，指明方向。使学生明了真善美与假丑恶以及是非观，自觉提高认识，打破狭隘的老乡观念，提倡五湖四海的广泛团结和友谊。2

刘志军，《对大学生老乡会的引导与管理》，金筑大学学报，综合版2000年第1期总第三十七期 最后，针对老乡会存在的弊端，学校应该主动加强对它的管理与引导，但绝对不是强加控制。学校通过对“老乡会”的管理能及时地掌握学生中出现的情况，从而能尽快处理学生中出现的矛盾，做好疏导和解释工作，使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同样，合理的规范与引导，也会使“老乡会”逐渐步入正轨，逐步成为大学校园中的正式群体，为构建“和谐东电”做出一份贡献！

参考文献：

[1] 王大清，《关于在校大学生同乡会的利弊思考》，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年6月第1期

[2] 刘志军，《对大学生老乡会的引导与管理》，金筑大学学报，综合版2000年第1期总第三十七期

[3] 王效仿，《大学生同乡会的社会学思考》，武汉教育学院学报 [4]陈贵虎，邱菊《大学生同乡会的社会学思考》，新世纪论丛

第二篇：老乡会论文

高校老乡会现象浅析以及引导策略

【论文摘要】：高校老乡会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敏感部分。因此,应引导老乡会健康发展,发挥其对学生沟通交流的实际作用。

【论文关键词】：高校老乡会 非正式群体 引导策略 健康发展 沟通交流 延边 大学生活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 新生 社团组织

所谓老乡会,顾名思义,就是来自同一片热土的人,为了联络感情,加强交流,互相照顾而组织的聚会。高校老乡会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敏感部分,对于高校整体管理工作同样是不容忽视的一股民间力量。因此,只有把握高校老乡会的特征,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会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

在大学里，我们每个人都会被编入相应的系、班、寝室进行学习和生活。这里的系、班、学习小组、宿舍（寝室）等都是有正式文件明文规定所建立的有固定的大学生成员的组织，其大学生成员都有确定的权利和义务，有明确的职责和分工，我们把它们叫做大学生正式群体。而与之相对应的大学生非正式群体，是指大学生们在不断交往过程中，由于在各自的兴趣、爱好、特长、观点、信念、需要等诸多方面具有共同一致性或相似、相近性而自发形成的大学生集合体。这种群体一般没有明确的目标和固定的成员，没有规范的组织结构，没有严格的群体准则，也不承担明确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并且带有极强的感情色彩，靠感情和对某种事物的趋同性认识来维持，其成员在心理、动机、倾向等方面是一致的。高校老乡会就是一种典型的大学生非正式群体。所谓高校同乡会，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高校老乡会是指在大学生中以地缘（即同乡、老乡）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乡土型非正式群体。

我们大多来自全国不同的地区，因此我们对故乡的认同感、对团体的归属感、对友情的渴望，很容易以同乡为纽带结成同乡会。这些团体超越了班级、年级、系别，甚至是跨越了校际。有的公开打出旗号，选出领导人——会长，制定一些规章制度，并缴纳一定的会费，定期不定期地开展活动；有的则在学校限制成立此类团体的情况下，在同学中自发、秘密地组建和活动。同乡会有积极的一面，亦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一面看，同乡（老乡）之间互相帮助、紧密合作，使得同乡会具有相当强的凝聚力；由于以同乡（老乡）为联系纽带，当同乡会中某一人有不顺心或不如意的事情发生时，同伴会主动地热心帮助，其帮助作用和效果有时会超过老师；而极少数情况下当同乡会中某一人若受到他人谩骂、侮辱等不良行为侵害时，成员们会群起而攻之，产生打群架等事。缘于地域背景而兴起，由乡土情结而连结。具有浓厚的地域性 不言而喻，同乡会一般是按大学生的来源地即按不同的行政区域来划分。形形色色的同类组织多以地区名称以示区别，乡土、乡情是同乡会形成的“粘合剂”。由于我们时求学往往远离家门，学生来自天南海北，一旦当他们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彼此处于陌生之时，“亲不亲，故乡人”便是同乡会形成的直接原因。这种组织缘于一种共同的区域文化背景，因而存在着沟通的天然性。同乡会是以同乡关系为纽带而结成的乡土型群体。因此，地域性是同乡会自身的根本性特征。

地域性特征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中学时光是在同一所中学度过；二是家庭所在地是同一个地区，这里的地区含义要根据该高校在该地区招生人数多少而定：招生越少，其所包含的地域就越广，反之则窄；三是籍贯相同，这里的籍贯是指祖居或出生的地方。同乡会的地域性还表现为，生源所在地离学校越远的地区的学生越容易建立同乡会，并且其群体凝聚力就越强。

2、开放性与封闭性和排他性，盲目性和极不稳定性 老乡会以老乡感情维系，对内是一种比较亲密的人际关系，它热忱欢迎和邀请老乡们参与其中，具有开放性，它体现了同在异乡为异客的老乡们精诚团结的精神，显示了同乡会温情而积极的一面；但是，同乡会对外则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它一般不吸收非老乡的学生加入他们的群体和活动，它决不允许其它同乡会的人侮辱或欺压本群体的成员，这体现出学生封闭而传统的心态，显示出了同乡会的世俗的一面。同乡会成员之间重感情而轻理智，没有自己的宗旨、发展目标和规划，没有长远的打算，它只有也只可能有当前利益的考虑，因此，同乡会本身具有盲目性。大一新生在没有弄清同乡会为何物、是否有消极作用的情况下，就跟随潮流加入了同乡会，他们的行为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冲动性、盲目性；

参加同乡会的人员虽然目的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一个自由挥洒的空间使他们得到了广阔的沟通余地。同乡会开展活动，无论是联欢、座谈、郊游，还是欢迎新生、欢送新老成员，乃至人数较少的零星聚会，其目的多以交流思想情感、传递各种信息作为出发点，从生活到学习以至人生，凡是有助于其宣泄思想，寻找慰藉的内容，都可能成为他们活动的主题。

参加老乡会是一种结识老乡的方式，老乡会的作用在于团结老乡，让老乡有一个相互结识的机会，使他们在异地找到家的感觉，毕竟他们有更趋同的文化背景，有趋同的行为方式，因而更容易交往。而且万一真遇到什么事，老乡往往能帮你（我的切身感受），而且通过老乡会结识的恋人也挺多的，也许老乡会会成为你缘分开始的地方。总之，出来乍到，多认识点人，尤其是老乡，总是没错的。

高校的老乡会应该引导它走向积极的一面，发挥它的积极性。第一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领导，一位好的领导是老乡会的凝聚力。当然我们也要尽量开展积极向上的活动。做到“联络感情、服务家乡，共谋福利、建设家乡”。为加强同乡间的联系和团结，建立互相信任的基础，加深乡亲之间的感情,帮助解决同乡遇到的种种困难，共同努力。

“他乡飘泊故友情，岁月风雨心连心。”不管工作多忙，老乡们都要抽出时间，加强沟通、联系及信息交流，传递乡情乡音。它是我们的：乡情平台、人脉平台、信息平台、资金平台、合作平台、发展平台。同乡会是你我他走向成功和转机的桥梁；同乡会是市场、信息、资金、人脉为一体的完整经济平台，使会员相互走向人脉关系提升,资源对接,广泛交友,深度合作的道路上来

总之高校老乡会是一个自由组织的团体，有很大的自由性，我们应该积极引导，发挥它积极的一面。

第三篇：卫生服务研究 第7章 定性研究方法

卫生服务研究第七章 定性研究方法

第七章定性研究方法

1、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是研究社会现象的一种广泛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定性研究以问题开始，不管什么形式，最终目的是应用于改善人类环境。为了获得问题的答案，研究人员需要收集大量资料。定性资料通常是以文字、声音、图象形式表示，而不是数字形式。当定性资料归纳成一定形式便成为信息，这些信息付之应用便成为知识。

2、定性研究有两个独特的性质，即：

1）研究人员本身是研究的手段或方法，通过他们进行调查研究；

2）研究目的是了解社会的某些方面。

3、定性研究有以下特征：

①定性研究人员面向自然世界，收集有关感官经历的资料，包括：人们看到、感觉到、听到、尝到和闻到的一切。定性研究不是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实验或通过邮寄问卷进行，研究人员深入到社会，接触人们的日常生活，系统理解人们的生活经历。

②定性研究人员工作在现场，与人面对面接触。他们通过交互的、人文主义的多种方法如：听、说、看、读等试图理解人们怎样认识他们的世界。这些就是人们所知的的访谈、观察和收集文件的基本技术。研究人员与人交谈、就象人们的亲属一样深入其日常生活聆听人们的谈话、阅读文件、观察人们的居住空间、服饰、工具和装饰等。

③定性研究人员评价人们生活世界的一切，包括凌乱的东西。他们持续关心构成上下文所需要他们的工作，设想通过探索复杂的事物，获得对人们经历的详细理解。研究人员整体地、全面地将社会世界作为一个综合的系统来观察，而不是以可测量和统计处理的离散变量来观察，并通常进行详细描述和解释而不是测量和预测。

④定性研究的研究人员本身在定性调查研究中非常重要。研究人员系统地反映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因为他们进入到被调查者的世界，他们可能将被调查-1-

者的世界以某种方式定型。

⑤定性研究对于个人经历非常敏感。研究人员的世界观可能使整个项目定型。从最早的好奇到最后的报告，研究人员的个人经历是一面透镜，凭它来观察世界。研究人员的性别、种族、年龄、政治、信仰等都影响定性研究的结果。⑥定性研究人员试图不对社会世界提出一个刚硬的、先验的框架。他们想了解哪些是组成被访谈者生活的重要问题。在研究之前，往往没有正式的假释，但定性研究人员提出一些引导性问题。这种概念框架可以且常常被改变、修改和精练，或许更重要的是问题被发现。另外，根据对研究的场所、被访谈者的认识和研究者对于项目不断增长的知识，这种资料收集活动可以改变。

⑦定性研究依靠多方面和反复的复杂推理，它在部分和整体之间移动，如：从理论到经验的演绎推理和从经验到理论的归纳推理。定性研究人员传统上是进行从特殊到一般陈述的推理，归纳多于演绎。

最后，定性研究是解释性的。

4、定性研究的几种主要方法：

（1）个别访谈/深入访谈

（2）专题小组或小组访谈

（3）家庭访谈

（4）观察

（5）问卷调查

（6）叙述的收集

（7）案例调查

5、定性研究的用途：

（1）定性研究可以作为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的工具

（2）定性研究可以提高理解能力，对形成知识有启迪作用

（3）定性研究提供解释现象的新途径，明确信仰和价值

（4）定性研究提供转变社会的途径

6、深入访谈（in-depthinterviewing）是定性研究的一种基本技术。谈话是理解人们对某些问题的想法、感觉和行为的基本手段。深入访谈通过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个别谈话了解研究对象的经历、态度和行为等。通常，深入的理解通过长谈产生。通过访谈把访谈者带入被访谈者的世界，至少可了解能用语言表达的被访谈者的内心世界。一个熟练的访谈者询问详细的、具体的情况，引出丰富的详细描述。

7、访谈的类型：

（1）非正式访谈（谈话是访谈）

（2）引导性访谈

（3）标准化的开放式访谈

8、访谈的步骤：

（1）策划访谈

（2）确定访谈对象

（3）提出问题提纲

（4）选择和培训访谈人员

（5）准备和开展访谈

（6）资料整理、分析和报告写作

9、专题小组讨论（focus group discussion）是通过召集一小组同类人员对某一研究议题进行讨论得出深入结论的定性研究方法。它是根据研究目的和预先确定研究主题的讨论提纲，在一个主持人的带领下，一小组研究对象，用1~2个小时的时间，围绕主题根据讨论提纲进行充分和自由的讨论，讨论有记录员或观察员进行现场记录和帮助安排录音。

专题小组讨论的目的是利用小组的社会动力，在主持人的协调下，鼓励参加讨论者揭示他们行为的潜在原因。主持人最好富有经验，小组以6-12人为宜，讨论是主持人用准备好的提纲向小组所有人员询问全部问题，为保证调查的覆盖面，通常需要几个组。

专题小组讨论使研究集中在某个焦点上并发展相关的研究假设，允许你更深入地探讨要调查的问题和其可能的原因；可以用来为结构式的调查形成适当的问题，因为设计一个好的问卷需要对当地语言和观念有一些初步的理解；可以对已经获得、但可能不完全或不清楚的有关知识、信仰、态度和行为信息作补充或确认，可以为健康教育程序开发适当的消息，可以探索有争议的或敏感的话题。

10、专题小组讨论的步骤：

（1）制定计划

（2）决定小组的类型和选择被访谈者

（3）拟定讨论提纲

（4）选择和培训主持人和记录员

（5）进行专题小组讨论

（6）结果的分析和报告

第四篇：德育研究论文

德育研究论文

班主任德育工作之我见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赵长磊 0721010021 摘要：德育教育工作，是班主任工作的基本内容，也是班主任工作的重要保证，在实际工作中，我主要采取了下列措施：

一、与科任老师配合二、知人善用

三、疏通引导第一：每次谈话前我都作好了充分的准备。第二：要对学生有深厚的感情，善于同他们交知心朋友。第三：我注意选择适当的地址和时机谈话。第四：我注意了谈话的合理程序和委婉的语言艺术。第五：重视心理健康，做学生的心理“医生”。

四、精心策划主题班会。

关键词：德育；班级管理;工作方法

班主任作为学校教育中的骨干力量，班主任是班级工作的舵手，是学生成才的导师，是学生灵魂的塑造者，其地位和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班主任在日常生活中和学生接触最多，是学生效仿、学习的直接对象，班主任的一言一行，都会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对学生的思想、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人们都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我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幸福的职业，因为我们不再是蜡炬成灰泪始干的那种凄凉悲惨的形象，事业的辉煌不断激发了我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我和孩子共同成长，创造超越的热情与日俱增，人性、人情和人道的爱心日长日旺。”（《中国著名班主任德育思想录》，朱永新选编，2000年版。）

德育教育工作，是班主任工作的基本内容，也是班主任工作的重要保证，在实际工作中，我主要采取了下列措施：

一、与科任老师配合

“班务工作是繁杂的、突发性很强, 仅仅靠班主任单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做好班务工作的。因而我们班主任要能够团结协调好所有任课教师的关系, 齐抓共管, 经常与科任教师联系互通情况, 共同研究, 制定措施, 分工合作, 指导学生开展各项有益的活动。班主任还要及时了解各科的教学情况反馈信息, 以便搞好本班的教学。”（《班务工作必须处理好的几种关系》，郭俊绒，《陕西教育》，2008/7-8）学生的大量时间是在课堂学习，学生大量的问题产生于学习过程中。为了做好工作，班主任必须与科任老师进行密切的交往，从他们那里了解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等情况，还要经常与之共同研究，介绍自己的工作计划和安排，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实行统一组织和管理，协调教育学生，并防止造成互相推诿、埋怨等不利于工作顺利开展等情况。班主任要在学生中正确地树立科任教师的形象和威信，有意识地介绍各科任老师的优点和长处；当学生对教师的教育或教学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时，必须诚意、及时地向科任老师个别反映，同时也必须向其介绍学生群体及个体的基础与特点，帮助他们互相正确认识，改进教学或学习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既教书又育人，同时又能形成学生、科任教师、班主任三位一体，取得较好的教育、教学效果。

二、知人善用

用人，重在扬长避短，知人善用。战国时齐国君的门客鲁仲连曾说：“让猿猴离开树木跳入水中，当然不如鳖；要论钻墙跳房，骏马不如狐狸；让勇士抛掉宝剑去拿锄头，当然不如农夫。因此，如果对人去之所长，用其所短，就连尧舜那样的圣人也一无成就！”用人所长，就是着眼于人的长处和优点。对于任何人，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则成人才；用其所短，弃其所长，则成庸才。用人所长，核心是量才任用，宜帅则帅，宜将则将。量才录用，切忌大才小用和小才大用。“众所周知,班干部是班级中的核心力量,对班级它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观察、选择、培养出来的良好的班干部队伍,就要 敢于放手、充分信任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助手作用。“（《怎样做好一个班主任》，杨丽，《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9年，NO.18）

“班主任和学生接触比较多, 要善于细致地观察学生。学生的言行举止到面部表情;学生的守纪情况到他所接触的同学;学生参与集体活动的积极性到课上的表现;学生的衣着打扮到所携带物品等, 无不是教师应细心观察的内容。”（《素质教育下普通中学班主任工作方法浅谈》，胡建忠，《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 年6 月，第14 卷第2 期）我在选才和用才时，注意对潜在人才的开发，细心观察、了解学生的个性特点、优点和缺点、特长与爱好。应根据特长看其能否担任干部或者能担任某一方面的干部，使他们担任最能施展出自己本事和才能的职务。

我在班主任工作中，注重开发和培养学生干部的独立工作能力。班级工作让学生干部自己去干，班委会议、班会等大型活动都让学生干部主持进行，对班级工作也要征求他们的意见，鼓励支持学生干部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创造地、独立地去设想和主持工作。让学生干部在班级舞台上充分展示自己的智慧、才能，表现其创新精神，使他们在沉思和探索中增长见识和胆识，增强自觉性和主动性。

三、疏通引导

引导教育即说理教育。它主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循循善诱，分清是非，指明方向，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进行思想教育要以理服人，因为学生中的思想问题，大量属于认识问题，只能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因此，无论是对学生进行激励，还是帮助他们克服缺点、错误，都必须使他们内心深处明晰道理。这并不是说说理教育可以放纵、容忍学生的错误言行存在，而是要对错误的东西剖析得有力，说得学生心服口服。如果班主任不用说理方法，而是对学生采用体罚、变相体罚、罚款或训斥的方法，其结果只能是让错误的思想伪装起来不敢暴露，或者只用钱代教使学生“中毒”而不知“毒”，这都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因此，对学生一方面要让他们敢于暴露思想，一方面要给以精神武装，对讲了错话的学生不抓辫子，而要引导他们通过认真学习、比较、反思，经过独立的思考去接受正确的思想。

说服引导法就其形式而言，有课堂讲授、专题讲座、讨论会、个别谈话和写评论文章等。不管采用哪种形式，都要贯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的原则。例如：当我进行个别谈话时，注意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每次谈话前我都作好了充分的准备。这种准备包括认真地思考个别谈心的缘由是什么？谈心的时机是否成熟？谈话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学生的个性如何？他有什么兴趣爱好？谈话从何处着手？在谈话中如果出现僵局怎么办？有哪些事例易于被这个学生理解和接受？

第二：要对学生有深厚的感情，善于同他们交知心朋友。古人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爱就是教育，教育就是爱。如果说母爱的本能激发了我生命中潜在的同情和爱的圣心，那么教师职业的天性，又给我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就是要给孩子一颗美好的同情心。没有对人的同情关怀，就不能有仁爱精神和博大的爱心。”（《中国著名班主任德育思想录》，朱永新选编，2000年版。）只有与学生建立起融洽的感情，心心相印，推心置腹，才能使学生无保留地倾吐自己的全部真实思想，心悦诚服地接受所讲的道理乃至忠告和批评。

第三：我注意选择适当的地址和时机谈话。例如：当我发现学生思想政治上要求进步时；或是遇到问题、困难而情绪低落、波动时；或受到批评、处分思想不通时；或受到奖励、表扬而骄傲、自满时；或与别人发生纠纷而影响团结时，就要不失时机地进行个别谈心。个别谈心可在僻静处，也可在公共场所进行；可在教室、办公室，也可以在校外进行。可以使学生感到严肃，用安静、肃穆的气氛使对方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从而认真地思考，也可以有意识地让学生感到很轻松，在漫步闲聊中，摸清学生的心理活动和思想状况。

第四：我注意了谈话的合理程序和委婉的语言艺术。个别谈心，十分注意由浅入深、由远及近、由异及同的循序渐进的方式。要讲究语言艺术，力求做到鲜明、生动、准确，有逻辑性、知识性和感染力。

第五：重视心理健康，做学生的心理“医生”。“教师应当是心理医生”是现代教育对教师的新要求。现代教育的发展要求教师“不仅仅是人类文化的传递者，也应当是学生心理的塑造者，是学生心理健康的维护者”。作为一名心理保健工作者，也许不是一个班主任的主要任务，然而作为一班之“主”的班主任，能否以科学而有效的方法把握学生的心理，因势利导地促进各种类型学生的健康成长，将对教育工作成败有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部分学生心理素质脆弱，导致了各种心理障碍的存在：表现在学习上的紧张、焦虑乃至恐惧；表现在人际关系上的怀疑、孤僻、嫉妒；表现在社会关系上的自卑、失落、冷漠乃至失去生活乐趣，学习、生活等遇到挫折时，就心灰意冷，苦闷不安甚至消极态度等等。针对这些现象，平时我就开展一些有于培养学生心理素质的活动，如“学雷锋、献爱心”社区服务，勤工俭学等社会实践活动，让他们在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中理论联系实际，培养现代意识、竞争意识，培养开拓精神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提高社交能力、创新能力和承受挫折的能力，使他们在集体交往中保持一种融洽、正常的心境，促进学生个性心理的健康发展。

四、精心策划主题班会

“传统的德育工作中，班主任是教育的主体，学生是容器，班主任将各项德育内容灌输给学生，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而新课程标准要求学生的学习方式由传统的被动接受式向自主探究式转变，学生应该是教育的主体，教育过程只有让学生参与连锁的反应才是有效的。班级活动中，教育要重视学生个体的积极作用，无论是讨论交流式、游戏互动式、竞赛式等等，从方案的设计到活动的组织，都应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每一个学生参与到活动中来。班主任老师可以扮演导演的角色，对专题的提出、方案的设计、材料的准备等过程进行科学指导，特别是在查找资料、处理信息方面主动为学生提供帮助，当好学生的参谋，唤醒学生的自我意识，努力成为学生发展的促进者、合作者、指导者，为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服务，而不是包办代替者或实际控制者。”（《顺应课改大潮 完成“五个转变”——课改背景下的班主任工作》，李银华，《教育研究》，2009－6）主题班会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艺术性、参与性于一体，寓教于乐，陶治学生的情操，转变和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我注意主题班会内容的系列化，内容丰富，又符合学生实际，各种类型的主题班会课对学生的思想道德、艺术审美能力、心理素质的提高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学期我策划了许多主题班队活动。如《爱护我们可爱的家——地球》，通过本次活动，了解我们可爱的家园——地球的生态环境正遭受破坏，危及人类的生存，激发学生热爱地球的情感，培养学生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文明意识，让学生从小树立环保意识，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行动。

总之，学生德育教育工作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繁复。以上是我在工作中的一些不很成熟的认识。谨献给大家斧正。

参考文献：

《中国著名班主任德育思想录》，朱永新选编，2000年版。《班务工作必须处理好的几种关系》，郭俊绒，《陕西教育》，2008/7-8 《怎样做好一个班主任》，杨丽，《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9年，NO.18 《素质教育下普通中学班主任工作方法浅谈》，胡建忠，《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 年6 月，第14 卷第2 期

《顺应课改大潮 完成“五个转变”——课改背景下的班主任工作》，李银华，《教育研究》，2009－6

第五篇：切分音研究论文

摇滚、庞克、重金属、迪斯科、饶舌、嘻哈、迷幻浩室、青少年叛逆文化、流行音乐、唱片工业，近年的音乐社会学与文化研究已就这些标题产出了相当可观的文献。本文将不在这些标题的层次谈论音乐，而打算以同为感官听觉的两面界分：音乐/语言、音乐/噪音，作为评论的轴线。第I节讨论音乐与语言之间的界分与关系，第II节速描「高雅文化模式」音乐肃静噪音的过程，第III节略评流行乐类噪音的挑衅与被收编，第IV节评论John Cage的噪音实验音乐。

I.比起其它形式的艺术或感官经验，例如绘画或戏剧，关于音乐的谈论显著地稀少，无论是哲学、美学批评、社会理论、或文化理论。在哲学里，或许除了叔本华、尼采与德勒兹，音乐是很边缘的。在美学批评的传统中，音乐很少是独立的主题，通常是与诗(poetry)并类评论，马拉美(S.Mallarme)与梵乐熙(p.Valery)皆不例外。在古典社会学里，韦伯(M.Weber)未完成的「音乐的理性与社会基础」、齐莫尔(G.Simmel)未被接受的博士论文「音乐的心理学与民族学研究」、舒兹(A.Schutz)的「一齐作乐」，或许是仅有的篇章。而当代文化理论，析论音乐的经典仍不出阿多诺(T.W.Adorno)、巴特(R.Barthes)等屈指可数的几位评论家。相较于这几个领域中为数众多的思想人物与庞大的文献，或许能同意我称之为「仅有」。

为什么如此寂寥？傅柯在一次专访中遭遇类似的提问：罗曼罗兰有句常被引述的评语，「法国浪漫派作家都是『视觉派』，音乐对他们而言只是噪音」，这评语显得夸张，近来许多人却同意这看法，而在你的著作中有许多关于绘画的评论，却绝少提及音乐，你也属于那罗曼罗兰指出的法国文化圈特征吗？傅柯回答：是的，当然。法国文化几乎没有给音乐任何位置。然而有趣的是接下来傅柯以自身经验解释「谈论音乐」的困难：我可以说──或许有点自大或冒昧──对于世界上任何绘画，我大都能够谈论出些名堂，然而音乐的美感对我却是个谜。我享受巴哈与韦本的一些作品，然而那音乐体验，却是我不能够理解，也说不出所以然的东西(that I cannot understand, something I cannot say anything about)1。

谈论音乐的困难，不只是傅柯个人的，也不只是法国文化的，而是因为言说与音乐分属两个国度。我且称之为：语境与乐境。之间的模糊边界、距离、摩擦与渗透，不仅是谈论音乐时挥之不去的问题（例如Adorno, Barthes, Schutz），也是探讨语言时屡被提及的问题（例如Rousseau, Saussure, Gadamer, Derrida）。

我们可以在杂志上读到各种「乐评」。但这些用语言来诠释音乐的企图，看起来如何呢？罗兰巴特曾表达他的失望：很糟！非常糟！如果我们对当前的乐评检视一番，会发觉这些作品，几无例外的将音乐转译为最贫乏的语言类别：形容词2。

诠释(interpretation)，对于音乐和语言同样重要，意思却不同，阿多诺提醒：语言的诠释，是理解；而音乐的诠释，却是演奏3。若如Benveniste所说，只有语言符号体系(semiotic system)能够诠释另个语言符号体系4。那么我们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音乐创生语言符号体系吗？音乐是什么样的意符或能指(signifier)？有其语意体系(semantic system)吗？具有沟通意义的意图吗？具有可以概念表达的意义吗？有沟通的作用吗？有再现(representation)的作用吗？有表现(expression)的作用吗？有逻辑吗？可以藉由概念理解吗？我们必须理解(understand)音乐吗？音乐能够被转译为可被解读的言说吗？对于这些问题，有纷纭的假说，这里我只能略为推敲几个立场。

迦德玛认为：即使在聆听不含话语的绝对音乐(absolute music)时，我们也必须「理解」它，唯有当我们理解时，它对我们才算是一件音乐作品。尽管（绝对）音乐不具有可以辨认客观意义的内容，理解它，毕竟意味着与意义进入了某种关系，只是音乐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是模糊不确定的5。在另个脉络里，迦德玛有颇为知名的表达：「语言是理解发生的普遍媒介」，「能够被理解的存有就是语言」6。那么，依据逻辑，则音乐必须是语言。德国诠释学传统的贡献之一，即是将偏重视觉形象的西方知识论，拉回到倾听话语的伦理学。然而同样是倾听，诠释学明显的是以语言为中心。相对处于边缘的音乐，对诠释学仍然构成近乎谜般的困扰。稍后，迦德玛在一篇演讲中承认，不含话语或拟仿语言的「绝对音乐」，不含人、物、景观或任何再现，纯由点、线、色彩等元素构成的现代「绝对绘画」，我们认可/认识那是音乐或是绘画，试图解读它们所表达的意义，却觉得不能解释、不可名状。它们有某种意义，却不可解、说不出，我们像遭遇到令人困惑的谜7。

阿多诺认为：音乐像语言，却不同于语言，相像之处，既重要却又暧昧，将音乐当作语言，会是严重误导。音乐像语言，不单纯是比喻，音乐有惯用语(idiom)、语调(intonation)、乐句(phrase)、段落分节、标点强调、问号、感叹、插句、声调抑扬，所有这些音乐表情的词汇，都借自言说。音符接续有如逻辑，因此诠释可能有对有错。音乐在诉说，说些什么却无法自音乐抽离，音乐幷不创生语言符号体系(creates no semiotic system)。有人认为音乐无关乎概念，然而音乐有些接近「原初概念」的东西，由重复出现的记号与调性，创生语汇，犹如概念在语境作用那样地进入特定乐境，但这所谓的音乐概念却不同于语言概念，它不依赖外部的意义指涉。音乐被认为是不具意图的语言，但此一界分亦非绝对，也有其辩证。诚然，意义明确的意图性，属于语言的国度；在音乐中寻找意义明确的意图，是个误会。然而音乐具有表现力，不可能毫无意图性。音乐的意图性，并非意义清晰的，而是潜流的、间歇的、断续的。音乐并不耽溺于意图的意义，而总是意图的点燃、激发、激活。没有任何音乐是不具有表现成分的，在乐境之中，不表现也成为一种表现（John Cage的《4’33’’》是个好例子，详见IV节）。阿多诺认为，音乐和语言之间的区别，并非逐项对比其特质就可确认，反而唯有拉开音乐和语言的距离，更能展现：音乐如何像语言8。

巴特在〈声音的微晶体〉9这篇评论，将克莉丝蒂娃(J.Kristeva)的符号学分析概念「表型文本」(phenotext)与「基因文本」(genotext)，转借为「表型声」(pheno-sung)与「基因声」(geno-sung)，用来分析歌曲声乐。简单说，「表型声」包括了唱词的语言结构、花腔码式、惯用唱型、作曲与诠释风格，以及所有在演唱中用来沟通、再现、表现的成分，受到文化价值（被认可的品味、流行、批评）与某个时期的意识形态（艺人的性格，主体性、表现性、戏剧感）所结构出来的，表像型态的声音。而「基因声」则是语音歌声之中萌发的表意作用，不为了沟通、不为了再现、不为了表述，而是某种由旋律作用于语言的深度或强度。这个表意的声音，不在于诉说什么，而在于欲力与快感。若说它是语言，那么绝不是语言的符号结构，而是语言的作用力道。然而在声乐歌曲之外呢？器乐演奏的音乐呢？不再有话语的表意，但仍然，我们至少可以从演奏者的身体感觉到乐音「微晶体」的有或无。那种结晶的光泽，焕发在演唱者的声音里、在作家振笔的手中、在演奏者的指尖、舞者的肢体中，这也是巴特觉得他们的声音与身体最情欲的时刻。他强调这时聆听者与演唱者或演奏者之间，是一种情欲的关系，但不是主体之间的情欲。反观在为了大量销售而录制的唱片里，吊诡的，尽管录音技术与演唱技巧都臻于「完美」，听到的却只有彻底的「表型声」，捕捉不到微晶体的光泽。

巴特在另一篇评论〈音乐、声音、语言〉10用了不同的措辞：音乐是语言的素质。不言说、不解明意义，却足以表露快感、温柔、纤细、优雅，所有微妙的价值；同时既是表现的，又是含蓄的，既是超乎意义的，又是非意义的。他对立了两种美学：音乐是发声(pronunciation)的艺术，语言是解明意义(articulation)的艺术。后者经常是伪装前者而渗透的敌人。语言经常不合时宜的侵犯或骚扰音乐。巴特对「发声」与「解明」两个对立项的臧否是一面倒的：解明意义，在他看来，常被滥用来假装意义，即使对语言来说，也可能是致命的拖累。他认为，意义存活于极端暧昧与极端清晰之间。趋于两极端，意义都将死亡。后者尤其严重：无用而过度的清晰，犹如寄生物一般令意义承受不了而毙命。音乐在发声，含蓄表达，而无须解明意义，犹如恋人絮语般，是成功的表意关系。而任何像这般成功的表意关系，我们都可称之为，音乐的。

社会学者舒兹的〈一齐作乐〉11，为音乐/语言关联提出了一个社会关系的参考。音乐不受概念体系的束缚，然而乐境是有意义的，可以沟通的。作曲者与聆听者的沟通经常必须要有中介：一位个别的演奏者或是一小群演奏者。而所有参与者之间，有着结构非常复杂的社会关系。透过音乐过程而关联的社会互动，对演奏者与聆听者当然是有意义的，但这个意义结构无法藉由概念来表现。其间的沟通，基本上并非凭借语意的(semantic)表达或诠释来进行。将音乐转译为视觉符号──乐谱──藉以传递幷解读的能力，预设了一个音乐文化，区别了受过音乐教育的与外行人的音乐经验。乐谱是音乐人沟通的工具之一，但是远不能等同于音乐语言，其语意体系不同于表意文字、数学方程式、或化学分子式。文字、数学与化学的符号都指涉着被表征的概念，乐谱的视觉符号却只是作曲者与乐师之间传递执行演奏的指示与讯息。今日乐谱的作用及其发展的历史，都反映了音乐过程不能藉概念来沟通意义的境况。

舒兹幷不逗留在语言或视觉符号，借着社会学者米德(G.H.Mead)的洞见，他转而在「前语言」(prelinguistic)的互动中找寻「非概念的」面向，而却是任何沟通活动，包括音乐过程，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他称之为「相互调准频率的关系」(mutual tuning-in relationship)，例如投捕手之间、网球、击剑、齐步行进、共舞、做爱、一齐奏乐12。舒兹以音乐经验作进一步的分析，提出了一个颇受重视的说法：音乐是「内在时间」(inner time)的经验。内在时间展开的，是有意义的音符编排，唤起意识流(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的参与。作曲的艺术，即在其编排能将聆赏者的意识导向将其实际听到的、依序出现的音符，参照为期待、浸淫、回味的交感作用。这种时间的内在经验不同于外在时间，也不能以钟表共量。然而音乐的沟通若发生，不同的参与者所经验的内在时间必然和同频率。作曲者、演唱演奏者、聆听者的意识流，分属不同的事件系列，然而音乐过程的流展，却创生了一个「同时渡过」(lived through in simultaneity)，与他人在内在时间里共享的经验之流。这也是「沉浸」(immerse)一词所表达的，沉浸在音乐的内在时间之流。

「相互调准频率」的关系、「同时渡过」的经验，即令是匿名的，也有其强度与亲密性。我想与巴特所谓在聆听者与演唱演奏者之间「非主体的情欲关系」，所要指涉的，多少有些关联。这幷不意味着他们有相同的动作、相同的感觉、相同的强度，但他们一齐感觉、一齐意欲，结合于「我们」的情境中。

Simon Frith曾批评，舒兹所设想的音乐沟通乃以欧洲的室内乐演奏为模式，用在时下的流行音乐可能会有些问题。他举的异例是，即兴演奏(improvisation)与非洲的复节奏音乐(polyrhythmic music)，聆听者必须抗拒将各部音融会的倾向，注意力必须在几个重复模式之间转换，虽然警觉于整体乐团，但互动方式比较像对话中的言说者，而不像专注于作曲者思想的交响乐团，也不可能有个指挥。因此创造出的是内在时间的紧张，或至少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内在时间13。Frith的批评带出了几个与舒兹的例说不同的有趣状况，质疑音乐经验内在时间的同一性。但舒兹所谓的内在时间，并不在于同一的内容（相同的动作、感觉、情绪、强度）14。Frith举的例子丝毫没有松解舒兹所谓「相互调准频率的关系」与「同时渡过的经验」这两个条件的严格。即兴演奏与复节奏音乐，因为有了内在时间的紧张，演奏者与聆听者对于整体音乐情境的警觉与涉入，或许是增强，至少不是减弱。

上述几种假说，彼此间没有交互的评论或对话，各以不同的方式尝试解明音乐与语言的关系，我们没必要将这些不可共量的观点放在一个相互转译的架构中评析。它们看起来如何呢？巴特在谈论音乐之前，先预留后路的说：「谈论音乐非常困难，许多作家对绘画谈论得非常好，我认为，至今仍未有谈音乐谈得好的，普鲁斯特算在内」15。或许至今巴特的评断仍然有效，巴特算在内。然而「音乐/语言之间」始终是我们「谈论」的主题，我们总是寻求概念理解与意义解明。也就是「乐境」与「语境」之间，我们总是企图以其中一国的语法来厘定两境的关系。我好奇，「音乐/语言之间」能否成为「音乐的」主题：发声，含蓄诉说，无须解明意义，像恋人絮语般成功的表意！读过巴特之后，或许这不算奇想。也或许，这还是个巴特语境的狂想曲？

II.乐境和语境，是同盟的文明国度。如迦德玛所说，即令其不可解的意义对我们是个困惑的谜，称其为音乐、语言、或绘画，却已然是一种认识/认可(recognition)。即令我不懂，至少我知道那是幅深奥的抽象画、那是高尚的古典音乐、那是优雅的法语对话（可能搞错，是意大利脏话）。有声世界，在音乐和语言之外，还有许多未受认识或未被认可的声音，噪音。那不算是另个分庭抗礼的文明国度，而像是边荒(frontier)。

「边荒」是个反映文明观点的意识形态，像十七世纪清教徒畏惧的新英格兰森林般不可测知、像昔日北美大西部般危险的法外之境，也像都市边荒(urban frontier)指涉的，衰败旧城区的脱序、犯罪、毒品、堕落。边荒并非单纯的无人/无声/无语之境，然而土著或都市底层的存在，被当作荒野鄙蛮的一部份。边荒相对于文明的注意而存在，又是种召唤，是文明的使命──征服、肃清、驯化、新秩序──传教士与拓荒者的事业。拓荒者(pioneers)是个相当傲慢的词汇，暗示着在其眼中，土著与原居民，都还不是受认可的社会存在。

Jacques Attali将音乐与噪音的关系放在权力与政治的脉络中讨论，他概括的指出，所有音乐，所有声音的组织都是缔造或巩固一个社群的工具（我认为，这个「社群」可以是阶级的、世代的、可以大如国族，乃至超国族的文明认同）。而对于颠覆性的、不顺从律则的、支持差异或边缘的、不正常的噪音，文化压制向来是重要的政治任务。他以十六世纪荷兰画家Bruegel一幅《嘉年华与四旬斋的争吵》(1559)当作噪音的视觉考古，热闹哄哄的市井广场上，批鱼剁肉的、辘轳淘水的、玩耍嬉闹的、奏乐的、欢笑的、猪嗥的、叫卖的、讨钱还价的、牢骚叱喝的、赌博叫嚣的、旁观起哄的；另一边，从背景的教堂、依序行进的僧侣，依稀听见喃喃唱经的和声，以及随宗教音乐而逐渐蔓延的肃穆...16。图中有许多噪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早已消失。与Bruegel同时代的拉伯雷文学呈现了早期现代欧洲嘉年华节庆更为生动的噪音，特别是身体自然声响在开放广场上毫无遮拦的夸张表现：嚼饮、擤鼻、打嗝、放屁、欢笑、调戏，以及相关身体自然功能──尤其是排泄与性的──俗言鄙语，或仿真声响17。而Norbert Elias两卷《文明化过程》却正好叙述的是十六世纪以来「礼仪的历史」，西欧如何在宫廷社会与现代国家形成的脉络中发展出文明礼仪与自我节制的性格，逐渐压制了这些噪音18。可惜Elias没有关注同时期音乐与乐人角色的显著转变。

中世纪的吟游诗人(jongleur)，不仅是音乐人，也是兼具模仿秀、杂耍、滑稽才艺的娱乐人，他们没有固定的雇主，游走各地献艺，可能昨晚在乡村为农民婚宴奏舞曲，今夜在城堡中娱乐贵族，明日在城中广场为工匠、小商人或市民节庆表演。他们将农民舞曲或市民的歌谣带入宫廷，也将宫廷曲目改编为农民歌谣传到乡村。他们使得通俗音乐与宫廷音乐不断流通，也同时流通社会消息与政治耳语。而在早期现代的几个世纪，出现了显著的转变。宗教音乐开始世俗化，运用更多的乐器、收编通俗的旋律，而记谱的技术与复调音乐在宫廷与宫廷之间传播，而不再是宫廷与人民之间流通，贵族开始包养教堂唱诗班训练的乐师，为庆祝凯旋、娱乐、舞宴等不同场合而演奏不同的音乐，乐师成为附属于一位主子的专业。宫廷逐退了吟游诗人，以及人民的声音，只聆听领薪俸的乐师演奏乐谱的音乐。乐师不再游走各方，而定居下来，依附于某个宫廷，成为城市的居民，与工匠商人一样组织行会，有行会的守护神明、有年会聚宴、有退休伤残基金、也有市政立法的酬劳费规，垄断了婚宴节庆的演奏市场，排除了独立的吟游诗人或非专业的乐人。宫廷借着财务赞助而完全控制了乐师，而乐师也服务于特定社会阶级。音乐人在西方社会取得了一个新的社会位置19。

十八世纪公共音乐厅与歌剧院的的出现，及其在十九世纪的发展，不仅更进一步取代了通俗节庆，也取代了宫廷的私人演奏。当贵族的权力及其赞助音乐的财力逐渐衰落之际，具有消费能力的布尔乔亚正在崛起。莫扎特的工作契约见证了这个转型。Attali描述了布尔乔亚聆听音乐的时代，对于音乐人的吊诡关系：从贵族控制的枷锁释放出来，却同时是另个陷阱的收网：成为在布尔乔亚消费者跟前竞争的专业艺人，唯有当其作品卖座的时候，一位音乐家才算诞生。乐人要创作布尔乔亚认可的商业作品，其音乐才可能被听见。他必须要先能求售，才有创作的权利20。音乐的创作、诠释演出与作品出版都制度化成为商品。Attali用「和声经济」(harmonic economy)这个概念将十八、十九世纪音乐的常态化过程与欧洲的政治经济关联。音乐的常态化(normalization of music)表现在对于乐人、演出者与作曲者的监督与训练，以及音乐生产的指导。在市场交换的基础上，将噪音元素收编为秩序井然的和音。聆听音乐，足以诠释欧洲在这两个世纪的经济成长。布尔乔亚令人惊异的价值积累，同时完成了一项巧妙的意识形态生产：创造了必要秩序的美学基础21。

音乐具有肃静噪音、创造秩序的作用，或许最戏剧性的例证，就是布尔乔亚如何收敛起自己的喧哗，逐渐成为音乐厅或歌剧院里肃静的听众。这正是James Johnson《Listening in paris》这部文化史研究的主题。我们常以传统平剧场子里的喧闹、叫卖、走动，对比西方歌剧院或音乐厅里的秩序与肃静，然而今日我们所熟悉的表演场所礼仪，在欧洲与美国都是迟至十九世纪才养成的。十八世纪中叶巴黎的歌剧院或音乐厅，听众可以随意入席与离座，身份高的妇女且认为待到终场是不合宜的，厅院里最大的消遣是聊天，演出若乏味可以到庭园散心，听见隔壁包厢有趣的对话可以随时加入，那也是社交或较劲的场合，可以张望招呼友人，可以在包厢里刻意扬声讥嘲斥骂某人，反倒是专注听音乐会被视为十分古怪22。

到了十九世纪初叶，不仅警察介入维持秩序，禁制场中偶尔发生的叫嚣争吵或微醺听众的忘情高唱；乐评人、报导人与一般听众也都逐渐不能忍受令人分心的迟到或离座，以及令人不悦的喋喋聊天。这些抱怨逐渐形成「正当礼仪」的舆论，在表演当中交谈、呵欠、咳嗽、擤鼻，都被认为是不礼貌的，会遭到旁人叱喝：「安静！」、甚至「离开！」23。作家斯汤达尔(Stendhal)当时已经察觉逐渐蔓延的静默从众，使得听众的口哨与笑声趋于寂静，他担忧未来的听众「只顾了在场他人眼中认可的礼仪」而压抑了对演出的快感与不满24。那表演当中陶醉忘形的引吭附和、受剧情感染而从座椅溜开到后庭的情侣、情不自禁而洴发的感叹欢笑、兴奋的口哨叫好，这么样生动活泼的听众即将消逝，他预见了未来那般行为正确、礼仪谨慎、持续专注、却丧失表现力（除了在正确时间鼓掌）的听众。当然他所先见的，就是我们时代的听众。

布尔乔亚的礼貌，为音乐经验划下了哪些反应不能被接受，哪些反应只能在正确时间表现，这样的教养，将音乐经验导入内向的反应；先前可以公开表现的感觉，被划入了私人领域。Richard Sennett为十九世纪中叶日趋静默的布尔乔亚听众作了心理学的解释：因为怕暴露自己没教养的举止失态，他们退缩成为郁郁消极的从众，静默是自我怀疑的征候，听众只有将他们的情绪投射在台上能动能感觉能表现的表演者。这时纷纷出现的「乐评人」反映了这种信心危机，听众逐渐丧失了自己具有判断能力的信心。静默的根源是害怕，怕出糗、怕丢脸、怕露出蠢态25。静坐在位子上，跟大家一样，没人看得出你是傻瓜，也没人看得出你很无聊。跟大家一样，显得专注和感动的样子，是听众的责任。若偶尔对附近发出噪音的人瞪视一下或嘘声制裁，那就更善尽艺术爱好者的义务了。

同样的戏剧性转变，在美国发生于十九世纪后半叶：交响乐与歌剧的表演场所肃清了噪音，听众收敛起自己的反应，逐渐成为静默的听众。而且这个肃静的模式，持续扩展到戏剧与舞蹈的表演，到了廿世纪初叶，已经形成高雅文化(high culture)表演场所的普遍模式。这整个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区别分化的过程，其历史机制不能局限于Attali政治经济学市场交换的解释。单纯凭借商业机制不足以确立菁英品味的文化权威。商业运作寻求卖座，对于流行品味太过妥协。唯有与商业化表演区隔，高雅文化的品味层级与正当性才能有独立于市场的自主领域。文化社会学者paul DiMaggio研究波士顿的交响乐团与歌剧团的历史，分析这个分化的过程，他指出「高雅/通俗」的区别幷非由作品的艺术品质来界定，也幷非单纯由听众观众的阶级特质而自然区隔，而是肇因于都市上阶层与菁英身份群体积极推动文化机构与文化组织，进而以机构化、组织化的策略来模塑艺术家的生涯，界定创作与表演的性质与正典，也界定了其观众听众的品味与正当礼仪26。到了廿世纪初，非营利性的、董事会管理的交响乐团，已经在美国主要都会创立，到了卅年代，已成为全美各城市的模式，到了四０年代，不仅交响乐，戏剧、歌剧、舞蹈也都普遍形成此一「高雅文化模式」，区隔于商业、娱乐、通俗的表演27。

在「高雅/通俗」结构分化的过程中，大学与学院的专业体制扮演重要角色，它们的音乐分类学、与乐团剧团的网络、与制作者、赞助者的网络、以及将年轻人兴趣导入菁英文化的训练，对于缔造菁英品味的意识形态有不可或缺的贡献。相对的，未经训练的听众，逐渐从音乐的社会性撤出，它们既不能演奏、也无法评论，逐渐丧失了对于音乐经验的自主反应与独立表达能力。

这是音乐肃静噪音、驯化噪音的一个社会史侧描。当然音乐与噪音的关系不止高雅文化模式。下一节将评论流行音乐场域，噪音的反扑、骚扰，以及被收编。

III.流行歌曲原来流行于街头市井，在西方原属于吟游诗人的传统。不再见容于贵族宫廷的吟游诗人，在十七、十八世纪也经历了功能分化。杂耍与身体的特技成为马戏团的专业，流行歌曲的歌手不再从事身体的表演。在Atalli的政治经济学看来，流行歌曲很早就成为市场上竞争的商品。在十八世纪中叶，曲本词稿就已借着沿街叫卖的方式兜售流传。街头歌手与人民打破了音乐的垄断，但那些未获授权的街头歌手，未受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控制的歌声，被认为是制造噪音、颠覆性的、甚至夹带流传当局不愿人民知道的小道消息，与乞丐、流莺同列当时警察监控任务的重点。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了歌手驻唱的小酒馆(cabaret)与音乐咖啡馆(cafe concert, ca’f conç)。这些场所原来都是打算做布尔乔亚生意的，但没多久，波希米亚与学生也聚集在小酒馆，而音乐咖啡厅则成为一般劳工市民最爱的消遣处所。这些场所，入场费低廉、可以吸烟饮酒、气氛不拘束。但在布尔乔亚眼中，那是狂歌纵饮的放荡之处，其歌曲则是堕落而愚蠢。巴黎蒙马特的酒馆咖啡馆，包括今日仍在的「黑猫」(Chat Noir)，已经造就了一些流行歌曲的巨星。他们瞬间获取钜额财富，往往转瞬间又倾荡败光。这也是音乐与金钱的一种市场结合，但在企业资产阶级与智识菁英看来，这样赚钱简直是丑闻28。

廿世纪，科技、声音与市场的结合，为世界带来巨大而奇妙的转变，而我们今日年轻一代，对这个转变却或许已经听之为当然。爱迪生在1877年底取得留声机的专利，他想见这项发明的用处是：我们可以保存一场精彩的演讲、著名歌手的歌声、某人临终的遗言、远方父母或恋人的声音，一听再听。然而市场却没有立即的响应，爱迪生也失去兴趣，转而投入电灯泡。并不意外，最早利用这项科技的是菁英的音乐：1914年首度出现了交响乐演奏的唱片录制（贝多芬的「命运」）。当时留声机仍被当作具有危险性的东西，因为它给予广大听众机会，毫不费力就可消费原来专属菁英品味的音乐。到了1925年，流行歌曲唱片(Let It Rain, Let It pour)才首度获得商业的成功。在那电唱机尚未成为普及家电的时代，唱片的成功销售是借着结合另两项具有公共性的新科技：点唱机与收音机（1920年首度广播音乐演奏）。然而没几年，「无线电台播放唱片」就引起了一片反对声浪，音乐著作人、出版商、演唱者、尤其是唱片公司，开始担心公众会对他们的现场表演与唱片销售失去兴趣，担心他们的市场萎缩29。这项科技、声音与市场之间的三角争议，至今并未完全解决，2000年网站播放音乐的Mp３又重燃了这个七十年历史的三角争议。

战后从经济危机到繁荣，唱片工业的成功故事也同时是音乐商品殖民扩张的故事。Attali指出，爵士乐市场的兴起，是白人资本的唱片公司将黑人劳工与贫民区表达异化的声音商业化，切离其原生脉络，转化为白人青年的消费市场；摇滚乐市场，也是将底层黑人的绝望之声过滤合成，转而表现白人青年的希望，而由广播公司与「美国作曲、作者与出版协会」精确追踪版税。对于底层的边缘声音，这是经济的与文化的双重控制30。在Attali的政治经济观点之下，流行音乐、摇滚、包括「披头士」驯化的假装反叛，都已经历了收编、殖民与净化。它们为年轻人提供了有效的社会化，一个由成人资本与企业为年轻人建构起来的小世界。选购唱片与CD往往是年轻人学习成为消费者的洗礼。流行音乐偶像，永远属于与其听众接近的理想年龄。青少年反叛的暴力，透过音乐而找到了替代的从众仪式。他们在偶像的声音与动作里，发现了他们叛逆的表达、梦想与欲望的喉舌，而所有这些想象都局限于商品的社会关系里。消费流行音乐，为了彼此相像，看似寻求个性，实则寻求群体一致的认同；唯一划异的姿态，是与昨日的流行划异31。将叛逆的噪音转化为流行的商品，是个有力的音乐政治：藉消费而整合、文化的均质化与常态化、推平阶级特殊的文化。

确实的说，每一种新崛起的乐风(style)，甚至任何一种新乐器的使用，在其表现方式还未受到认可的时候，都具有噪音的性质。三０年代的爵士，曾被评为「充满情绪却毫无智性内容的音乐」；代表着「下层本能」、「低劣种族」对欧洲「文明」的反叛；也曾被当作资产阶级超我企图压抑的「欲力冲动」，被白人青年标榜为文化与音乐自由的希望，自我表达的机会。五０年代的摇滚，曾受到学院里音乐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者们的列队挞伐：「野性的」、「官能肉欲的」、「危险的」、「未驯的」、「食人族部落的」、「将青少年拋入无法无天的丛林节奏」、「中世纪的疯癫愚行」、「被毒蜘蛛咬到的传染性舞蹈狂闹」...32。草根性的新乐风每每挑战了菁英音乐严格自主的意识形态，带回音乐的社会性。然而音乐工业往往也随之约制草根自发的噪音，将其包装、收编为「乐风商品」(style-commodity)：爵士或摇滚、民谣或饶舌、雷鬼或hip hop、披头士或罗大佑。以社会学兴趣来看，每种乐风创生特有的社会性形式、塑造阶级或世代的共同感、种族或国族的连带；然而就其商品化的性质、艺人的市场位置、音乐的交换价值与拜物形态而言，这些流行乐风属于同一个类别--市场交换的商品音乐33。

唱片工业用检禁的契约控制了十九世纪无法禁制的歌词与口语表达。Attali列举了长串案例：流行歌手与摇滚歌手因为违反歌词检禁的契约，用了冒犯性语言、不雅的身体暴露、出现“fuck”之类的脏话，而遭到罚锾或监禁34。当然，从反面来看，这也说明了流行乐类(popular genres)以口语挑衅秩序的潜力。事实上，流行乐类常见以「向下层借用」的语言、发音或腔调来挑战语言阶层：民谣歌手故意用乡下的腔调，白人雷鬼歌手学用牙买加黑人小调，欧洲饶舌歌手学用纽约街头的音调，庞克歌手故意用英国南方下阶层的发音、配上不标准的文法，罗大佑与OK男女合唱团的《再会吧！素兰》、猪头皮《笑魁念歌》里都爱用夜市摊贩的吆喝或底层的粗鄙语言，饶舌特别淋漓的发挥了街头俚语、片断的、反应式的、丑陋的、乌托邦的、以及谐谑陈腔滥调的政治语言。值得一问的是：如果流行乐类具有挑衅秩序的力量，造成听觉的警戒与检禁，那么挑衅的媒介与检禁的对象，究竟是歌词的语意还是音乐的意义？似乎公众的耳朵，歌迷谈论的或是检禁者评价的，仍然是歌词的话语（虽然是以音乐方式唱声表达的语艺）。试想，如果剔除肢体动作与歌词的语意，摇滚或流行音乐还能够具有多少挑衅的冲击？

盖希文(G.Gershwin)《波吉与贝斯》于1935年首演，藉一出黑人乞丐的爱情悲剧，不仅将黑人爵士乐带入正统歌剧，剧中坚持用南方黑人的习惯用语、拒绝迎合观众的高雅品味而将粗放的土语对白净化处理，成为当年冲击美国文化的前卫作品。这个例子呈现两个层次的越界挑衅，语言的与音乐形式的。马勒《第一号交响曲》出乎预料的引入喧闹庸俗的乡间舞曲，则是不涉语言的，「向下层借用」的鄙俗音乐形式夹带混入严肃音乐。就如阿多诺形容的，马勒成为「所有布尔乔亚音乐美学的丑闻」35，「毁了安全建构的形式...将艺术的绝对转为被入侵的竞技场，马勒的音乐毁了自我确认的美学秩序」，当然，阿多诺是借着布尔乔亚困惑的贬抑来褒扬马勒的前卫：「知道何时突破、何时崩解，正也就是掌握自主之道」36。的确，唯有在菁英音乐的层级才更能彰显这种逾越层级的混类所造成的怪诞诡态37。原本就来自下阶层的流行乐风，在借用鄙俗的语言腔调与姿态之外，不易以自身的音乐形式彰显越界挑衅，除非，其音乐形式成为被菁英音乐「借用」的元素。

越界借用的极端例子，所借用的不是下层的语言腔调，也不是下层的音乐形式，而是借自语境与乐境的法外，有声世界未受认可的「边荒」：噪音。我最后要评论的是，音乐文明深入「边荒」的拓荒者，实验音乐的约翰韦恩(John Wayne)：John Cage。

IV.《Silence》第一章 “The Future of Music: Credo”38，John Cage表达的第一个句子，由前四个段落的文首拆解合成：

I BELIEVE THAT THE USE OF NOISE

TO MAKE MUSIC

WILL CONTINUE AND INCREASE UNTIL WE REACH A MUSIC pRODUCED THROUGH THE AID OF ELECTRICAL INSTRUMENTS

WHICH WILL MAKE AVAILABLE FOR MUSICAL pURpOSES ANY AND ALL SOUNDS THAT CAN BE HEARD.Cage传达的想象：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听到的大多是噪音。当我们忽略它，它骚扰着我们，当我们倾听，却发觉它真奇妙。时速八十公里的卡车声。电台之间的静电干扰。雨。我们想要捕捉、控制这些声音，不是用来当作声效，而是当作乐器。每个制片场都有个为影片录制的「声效」馆藏。如今用一张电影CD，就可以控制这些声音的振幅与频率，赋予它任何我们可以想象的韵律。用四张电影CD，我们就可创作、演奏一场引擎飙吼、风声、心跳、土石流的四重奏39。

Cage的构想其实是预设了许多现代性条件的后现代感受性。试想，莫扎特的时代，马蹄敲在石砖街道的节奏，壁炉柴火哔啪作响，无法被录制、控制，像乐器般地用于创作。只能够用传统乐器来模仿、给予印象式的表征，例如德布西的《海》、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大黄蜂疾飞》、华格纳《漂泊的荷兰人》里的暴风雨。再试想，莫扎特不曾听过汽机车引擎声、煞车声、飞机声、电台的静电干扰、警笛声、防盗蜂鸣器、冷气冰箱马达声、扩音宣传车、瓦斯喇叭、手机的音调铃声、电动游乐场的交响...。现代科技不仅增加了噪音量，制造了无以计数的噪音形态，也产生了恒常不间断的噪音背景。在莫扎特与我们之间，两个时代绝然不同的音景(soundscape)，难道对于音乐的意义，毫无关连？

电子乐器的科技发明未必造就前卫，Cage指出Novachord、Solovox、Theremin这些电子乐器发明后，许多人用它们来模仿十八、十九世纪的乐器，就像汽车发明后，早期的设计师总是模仿马车的样式。这种模仿过去的欲望，幷不会实现新乐器带来的广泛的新可能性，反倒检禁了新的声音体验40。Cage强调倾听现在、建构未来的感受性，非常接近波特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师》(1863)所表达的敏锐现代感。他指出那些钻研模仿昔日大师风格的画师，却无视于当下那流变不居、瞬息即逝、偶然际会的形象。他邀我们注目于现代生活中的风尚(fashion)，不只在于服装、发式，还在于人们的仪态、姿势、神情与微笑，随着世代而快速蜕变，甚至鼻嘴、眉眼、脸型面貌，即便是猫狗宠物也不例外地呈现着时代的感官印记41。的确，当时画中小酒吧里手拈烟管撩裙慵坐的吧女神情，永恒地捕捉了十九世纪的巴黎风情。那些只知描摹古典仕女的画师可能觉得槟榔西施的样貌低俗煽情不堪入画，然而卅年前不存在的槟榔西施，卅年后仍会以今日的风情而存在吗？不会像昔日的艺阁女郎般一去不返？而我们当下显得喧嚣的音景，不会瞬息走入古董的时代？酒矸倘卖冇、面茶推车的午夜汽笛、补鞋修伞甩着铁片串的招呼，木屐（嘎啦板）的嘈杂，什么时候不都已成了我们子女不能理解的听觉乡愁？

科技不仅创造了噪音背景，从留声机到高传真音响，复制声音的技术也制造了过度丰裕的音乐。美术馆带来的现代性震撼，在廿世纪初叶已经触动了几位敏感的文化评论家。马尔侯(Andre Malraux)以罗浮宫为群众提供的艺术教育，对比一个世纪之前的波特莱尔，终身无缘见到意大利或西班牙的艺术名作，葛雷柯或米开朗基罗、提香或哥雅42。梵莱希(paul Valery)对于罗浮宫的过度丰裕则感到困惑：视觉图像，野蛮的乱葬在一块儿！想象同时聆听十首交响曲的状况！一会儿肖像、一会儿海景、一会儿厨房静物、一会儿凯旋游行，更糟的是风格完全不兼容的绘画摆在一块儿，图画的独特性被扼杀，过度丰裕令我们荒芜贫瘠43。试想音乐的状况，莫扎特的时代，几人有缘听过莫扎特的大部分作品？贝多芬的时代，几人有缘听过贝多芬的《英雄》一次以上？而今日，我们或许不会同时聆听十首交响曲，但建立一个包括许多风格的私人典藏幷不困难，可以随时一听再听，可以泡在浴缸里听《费加洛婚礼》，可以听着马勒进入瞌睡，儿子还好奇地问你在听啥，因为那是他计算机游戏的背景音乐。

有谁曾经计算过一天下来我们收听了多少个播放音乐的「喇叭」：电视的、收音机的、计算机的、音响的，客厅的、卧房床头的、书桌上的、车上的、街上商店的、公园的、餐厅的...44。过度丰裕的音乐改变了音乐经验。Cage的一个标题警句，表达了这个吊诡：

那儿或许会有些音乐，但我们还是能找个可以交谈的安静角落45。

我们发现，音乐成了被回避的位置，音乐具有了噪音的性质。Cage接着论及Erik Satie “furniture music” 的想法：

然而，我们必须开发一种有如家具一般的音乐，考虑到环境中的噪音，与它们融为一体。我认为那是种旋律，柔化用餐刀叉的噪音，不要跋扈支配、不要壮丽堂皇。它会填补共餐友人之间凝重的沉默，它能排遣人们注意到自己陈腐谈话的困扰，同时它能调和街上那些粗率干扰谈话的噪音。制作这种音乐将会符合需求46。

听起来，Cage谈的，不过是所谓的「气氛音乐」(atmosphere music)。然而放在Cage的实验脉络里，那是个基进的策略，企图摧毁考究的音乐(learned music)与拜物的聆听，像他说的静电干扰一样，企图终结音乐作为独立完整的作品，抹除「作品」与「环境」的界分，让音乐不再是抽离日常生活世界的特殊事件。马勒出其不意地将喧闹庸俗的乡间曲调引入严肃音乐，阿多诺比喻那是自毁美学秩序，将安全建构的艺术形式开放为被入侵的竞技场，那么 Cage的实验，却真的在演奏现场打开音乐厅的大门，让大街上的噪音侵入。而且不仅如此。他最受传颂的作品，《4’33’’》，于1952年八月在纽约Woodstock首演，节目单上看起来是三部分钢琴奏鸣曲，John Cage作曲，钢琴师David Tudor演奏。第一部分开始，演奏者放下琴盖，坐在钢琴前，静止不动卅秒，打开琴盖再放下，进入第二部分，静止不动两分廿三秒，打开琴盖再放下，进入第三部分，静止不动一分四十秒，终了。在第一部分的静默里，听见了音乐厅外树林的风声与屋顶的雨声，第二部分，音乐厅里的听众开始困惑不安，交头接耳、喃喃抱怨，台下起了一片骚动的低沉噪音，紧张随着时间而愈升高，有人开始离场，「曲」终，据报导，厅内响起一片愤怒失望的骚动。即使这是场由许多现代艺术家参与的前卫演奏，《4’33’’》仍被认为「太过份了」！47

或许有人认为《4’33’’》是愚弄听众的恶作剧，或认为这样的戏谑作品很容易。但Cage表示他对愚弄听众没有兴趣，而且自1947年构想出现，经历了几年严肃的创作过程。其中出现了两次观念的转折点，1951年他将自己关在哈佛大学的录音室，想要听听寂静，原以为听不到任何声音，结果听到自己血液循环与神经（耳鸣？）的声音。这个经验给予他的作曲哲学很大的启示：寂静(silence)，若定义为没有声音，那么寂静并不存在；而且无论怎么努力，我们无法造成寂静。必须重新定义寂静，幷非与声音的客观二分，而是注意力未转向或已转离、因而未受觉察的声音48。换言之，寂静不是听觉的，而是心灵的转换。另个转折点也在1951年，Cage的朋友Robert Rauschenberg发表了《White painting》以及系列白色（或黑色）单色空白绘画的创作，Cage立即领悟，那不是个对象，而是看的方式，影子的空港(airports for shadows)，这触动了他必须完成「寂静」（声音的空港）的作曲，「否则我就落后了，音乐就落后了！」49

今日，《4’33’’》或许仍令许多人困惑，但在西方音乐史上已据有无前例的特殊位置，被认为是第一个完全解脱于意图性声音的音乐，代表着与美学传统的一个基进断裂，例证了Cage所谓「作品与环境相融合」(interpenetration)，「未受决定」(indeterminacy)的「机缘创作」(chance works)50。Cage的理念，赞颂者认为是开放心灵的音乐，松开作曲者控制的意志，解除自我中心的品味好恶，邀请人们注意珍听环境中的有声世界，无所表现而无所不表现的旷达。本文无法细论Cage的哲学，也无法细评Cage在音乐史的地位，倒是对于《4’33’’》的演奏条件与被认可的条件，有些社会学兴趣的评论。

《4’33’’》的演奏，特别是1952年的首演，很像是执行社会学「俗民方法论」的研究方案：在每个特定情境中，通常有相互的角色期待以及互动的规范，而精确选择违犯某些规范，会带来骚动不安，甚至瓦解这个情境，研究兴趣在于观察这个过程，以及人们在骚动的情境危机之中如何缔建临时规范。《4’33’’》引起骚动，因为违犯了音乐厅演奏的角色期待，然而这些期待与规范，是有其历史与阶级背景的现代状况（见II节）。十九世纪以来「高雅文化模式」音乐厅演奏的角色期待：台上表现的演奏者与台下丧失表现力的静坐听众，被《4’33’’》巧妙的翻转了：台上演奏者毫无表现的静坐，台下肃静了一个多世纪的听众开始疑惑抱怨，而他们被拨弄的情绪表现与噪音却成为这场即兴演奏的内容。试想，若搬到十八世纪原来就喧闹嘈杂的演奏厅，整场随意入席离席、招呼聊天的情境，或是换在一场向来期待噱头震撼的摇滚乐会情境，《4’33’’》构想的效果可能都大大不同。

《4’33’’》仍是一件音乐「作品」，甚至是「名作」。即便是Cage，对其作品的演奏者都仍然要求严格，对差劲的演奏者也有所批评。这是何以我说Cage是音乐文明深入「边荒」的拓荒者，实验音乐的约翰韦恩。他纵横边荒、媒介噪音，但是享有音乐文明授予认可的警徽与枪法。廿世纪作曲家之中，能够像Cage这样同时获得阿多诺、德勒兹、李欧塔几位挑剔的美学哲学家青睐的，恐怕没几人。就如毕加索，大胆借用非洲造形，表现逾越、造成震撼，却被誉为（西方）现代艺术的英雄。我们承认，Cage的实验骚扰了西方菁英音乐与高雅聆听的拜物性格。但恐怕也得承认，Cage在美学与音乐史的前卫地位，或许属于同样的拜物结构。噪音与音乐的遭遇、渗透，有无限可能的声态政略，有些被当作拙劣的模仿，有些被当作疯狂的愚行，有些或许造成一时的困惑，却终于受认可为不朽的前卫「作品」，其间的差别，或许在乐理之外，可以找到一些社会学的解释。

注释：

Michel Foucault(1997)“An Interview with Stephen Riggins,” The Essential Works Vol.1, edited by p.Rabinow,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pp.129-130.Roland Barthes(1985)“The Grain of Voice,” The Responsibility of Forms, translated by R.Howard,New York: Hill and Wang, p.267.Theodor W.Adorno(1992)“Music and Language: A Fragment,” Quasi una fantasia, translated by R.Livingstone, London:Verso, p.3.Cited in Barthes(1985: 267).Hans-Georg Gadamer(1989)Truth and Method, 2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Continuum, p.91.“Language is the universal medium in which understanding occurs”(Gadamer 1989: 389), “Being that can be understood is language”(1989: 474).Gadamer(1986)“Image and Gesture,” The Relevance of the Beautiful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74-75.原发表于1964，Truth and Method出版于1960。

Adorno(1992), p.6.当然，「像」(resemblance)预设了「区别」，同一的东西无所谓相像。

Barthes(1985)“The Grain of Voice,” pp.267-277.Barthes(1985)“Music, Voice, Language,” pp.278-285.Alfred Schutz(1964)“Making Music Together,” Collected papers, vol.2,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p.159-178.舒兹强调「相互调准频率的关系」是一种「我们」的经验，是任何沟通可能的条件。这个概念接近Erving Goffman所谓的「涉入」(involvement)。虽然Goffman认为对「涉入」要求的严格程度视情境而不同，有时候「涉入」的要求是彻底的、完全的，他调皮的点出了个 “all time-in”的例子：做爱。有人若怀疑，可以试试在做爱当中用遥控器打开电视看新闻。当然在现实中这是可能的，我曾听过一位女性的美国朋友抱怨她的中国男友这么做。Goffman(1974)Frame Analysi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260。

Simon Frith(1998)performing Rit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147.舒兹曾以莫扎特《费加洛婚礼》最后一幕多组角色相互呼应又争鸣的复杂性来说明。Alfred Schutz(1964)“Mozart and the philosophers,” Collected papers, vol.2,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199.Barthes(1985)“Music, Voice, Language,” p.279.Jacques Attali,(1985)Nois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usic, translated by B.Massumi,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21-3.Mikhail Bakhtin(1984)Rabelais and His World, translated by H.Iswolsk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Norbert Elias(2000)The Civilizing process, revised edition, translated by E.Jephcott, London: Blackwell.Attali, pp.14-16.Ibid., pp.47-51.Ibid., pp.61-65.James H.Johnson(1995)Liste

ning in paris: A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31-2.Ibid., pp.171-2.Cited in ibid., p.195.Cited in ibid., p.228.paul DiMaggio(1991)“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Boston: The Creation of an Organizational Base for High Culture in America, ” Rethinking popular Cultur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 Cultural Studies, edited by C.Mukerji and M.Schuds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aul DiMaggio(1992)“Cultural Boundaries and Structural Change: The Extension of the High Culture Model to Theater, Opera, and the Dance, 1900-1940,” in M.Lamont and M.Fournier(eds.)Cultivating Differences: Symbolic Boundaries and the Making of Inequalit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Attali, pp.75-77.Ibid., pp.94-96.Ibid.,pp.104-5.Ibid., p.110.Frith, pp.128-9.社会学而言，商品音乐有别于宗教音乐与军事音乐的功能，也有别于「高雅文化模式」菁英音乐相对不受市场支配的自主性（见前节）。

Attali, p.105.T.W.Adorno(1991)“On the Fetish Character in Music and the Regression of Listening,”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p.52.T.W.Adorno(1992)“Mahler,” Quasi una fantasia, p.84.在绘画与音乐，这个不对称逻辑是同样的：毕加索在绘画中夹带非洲假面与雕塑的形式（例如《亚维侬的姑娘》），表现某种逾越、传达某种震撼，被赞誉为现代艺术的前卫英雄。非洲人运用欧洲的形式，那是模仿、被同化、丧失传统；欧洲人运用非洲文化形式，则是创造、进步、包容的现代主义。

John Cage(1973)Silence: Lectures and Writings, Hanover, NH: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p.3。原稿为1937年发表于 “Seattle arts society”的演讲。

Ibid..Ibid., pp.3-4.Charles Baudelaire(1964)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Mayne, New York: Da Capo press, pp.12-15.Andre Malraux(1978)The Voices of Silence, translated by S.Gilber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15.T.W.Adorno(1983)“Valery proust Museum,” prism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pp.176-7.我出了四百元台币请两个儿子帮我作一天的研究记录，他们颇有兴致的一早开始笔记，但到了下午三点半进入东海别墅热闹的商店区，他们放弃了。

Cage, p.76.Ibid..Larry J.Solomon(1998)“The Sounds of Silence: John Cage and 4’33’’,”下载自http://#1.Brief Description and the premiere.Joan Retallack(ed.)(1996)Musicage: Cage Muses, Nanover, NH: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p.193, n.20.Solomon, n.p., Retallack, p.121.Solomon, 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