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圣弗朗西斯的祷告（共）
圣弗朗西斯的祷告
圣弗朗西斯，1181年生于意大利翁布里亚地区的阿西西，所以又叫圣弗朗西斯·阿西西或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卒于1226年。其父皮埃特罗·伯纳东，是个成功的布匹商，给儿子取名为弗朗西斯以表现他对法兰西的热爱。
由于父亲的财富和溺爱，弗朗西斯自然而然成长为一个花花公子加纨绔子弟。因为他天生的领导才能和招人喜爱的天性，他变成了一伙年轻人的领袖，经常通宵达旦寻欢作乐。而且很遂他父亲的愿，他也爱上了法国。他爱法国的歌曲，法国的浪漫，还喜欢行吟诗人的冒险。
不但如此，他还会做生意。但财富不能使他满足，他还要博取功名，也就是想成为贵族，加官进爵。在战场上是他能够实现此一愿望的最好地方。刚好阿西西向临近的世仇佩鲁基亚城宣战，于是他参战了。
阿西西的军队大败，大部被杀，只有家里有背景的兵士被俘虏以期换取赎金。弗朗西斯被关进了地牢。所有的信息都表明，即使处于这样的逆境他也没有失去他一贯的乐观性格。一年以后，弗朗西斯被赎回。他好似一点也没有受这次经历的影响，继续他原先的寻欢逍遥的生活。
他还是持之以恒地追求功名。机会又被他等到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开始，需要征召骑士。成为骑士的条件是自备盔甲和马匹，这对富商儿子的他不是一个问题。而且他的盔甲是镶金的，并配有一袭美轮美奂的斗篷。临行前他宣称得不到爵位绝不回家。
但是他离开阿西西的距离没有超过一天的路程。他晚上做了个梦，在梦里上帝告诉他，他所追求的一切都错了，并要他回家。他回家了。没有到达战场就回来了，他受到了乡亲们无情的嘲笑、羞辱，被骂胆小鬼。最气愤的是他的父亲，他要他归还他花在他身上的所有钱物，还要断绝父子关系。
二十五岁的弗朗西斯从此全身心地奉献给上帝。他利用一个破败的教堂，自己凿石重建教会。他成为了方济各（应该是弗朗西斯的另一个译法，且很有历史，已为人们耳熟能详。“济”字很妙，但不知为什么让我想起了“济公”）会的创始人。会士们恪行苦修，麻衣赤脚，到各地宣传“清贫福音”。他四十五岁去世后，于1228年被追谥为圣徒。
下面是他一段有名的祷告词，流传直到今日： “主啊，让我成为你平安的器皿;
在仇恨的地方，播种爱;在伤害的地方，播种宽恕； 在疑惑的地方，播种信仰； 在绝望的地方，播种希望； 在黑暗的地方，播种光； 在悲伤的地方，播种喜乐.请让我寻求安慰多过被安慰；寻求理解多过被理解；寻求爱人多过被人爱。因为在给予里我们收获，在宽恕里我们被宽恕。只有在死亡里我们重生得到永远的生命。阿门。”
第二篇：关于弗朗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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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弗朗西斯·高尔顿的文化研究
弗朗西斯·高尔顿 [Francis Galton 1822.02.16－1911.01.17]，英国探险家、优生学家、心理学家，差异心理学之父，也是心理测量学上生理计量法的创始人。
天才高尔顿
他的父亲是银行家，其母亲和达尔文的父亲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所以高尔顿是达尔文的表弟。他是家中 9 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比他大 12 岁的姐姐阿黛尔（Adele）是幼年高尔顿的启蒙老师，他从小就聪颖过人（美国心理学家特尔曼（L.M.Terman）曾根据有关文献的记载，用他自己设计的斯坦福“特殊能力”也是遗传的。他发现，遗传亲属关系程度的降低，杰出亲属的比例也显著地下降。他还用 80 对双生子的资料，以双生子比其他亲兄弟、亲姐妹在心理特点上更为相像的事例，证明人的心理完全是遗传的。由此也使他第一个注意到同卵双生和异卵双生在估计遗传和环境因素在人的变异方面的相对作用的方法论的重要性。高尔顿根据遗传与个体差异的关系倡导善择配偶，改良人种，并再 1883 年《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的研究》一书中首创“优生学”这一术语。
2.心理学研究之量化，始自高尔顿。他发明了许多感官和运动的测试，并以数量代表所测得的心理特质之差异。他认为人的所有特质，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最终都可以定量叙述，这是实现人类科学的必要条件，故最先应用统计法处理心理学研究资料，重视数据的平均数与高中差数。他收集了大量资料证明人的心理特质在人口中的分布如同身高、体重那样符合正态分布曲线。他在论及遗传对个体差异的影响时，为相关系数的概念作了初步提示。如他研究了“居间亲”和其成年子女的身高关系，发现居间亲和其子女的身高有正相关，即父母的身材较高，其子女的身材也有较高的趋势。反之，父母的身材较低，其子女也有较矮的趋势。同时发现子女的身高常与其父母略有差别，而呈现“回中”趋势，即离开其父母的身高数，而回到一般人身高的平均数。
3.1883 年，高尔顿出版了《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的研究》，书中概括地表述了两项在实验心理学中极为重要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第一个是关于自由联想的实验：他事先在 75 张纸条上各写一个单词，每次只让受试者看一张纸条，再用一个精密的计时器测出由此引出的两个即兴到来的联想所需的时间，然后对这些联想在受试者的经验中的可能起源加以分析，他发现最经常的联想往往来自遥远的童年。在这项实验中，他还证实人类具有一种看到或听到某一数字就能联想到某一特定形状的能力，他称这种现象为“数目形”。第二个是关于心理意象的广泛调查：他要求受试者先想一件确定的东西，然后尽量注意自己的“心视”画面，并回答如明亮度，清晰度、色彩等一系列问题，并按其强度记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研究中，他首先在心理学中引进了调查表和评分办法。他对实验心理学的贡献还包括一系列他所发明的心理测验仪器和测验方法。有些仪器后来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例如测量听觉阈的高尔顿笛和测量视觉范围的高尔顿棒，这些仪器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都是心理实验室的标准仪器。他还用盛有不同物质的瓶子来测验嗅觉，这一方法被后人沿用至今。除此之外，他又设计了测量肌肉感觉、反应力、触觉的仪器和方法。
高尔顿虽非出身于心理学，但一般公认，他对心理学早期发展的影响力，比同时期任何一位心理学家都要巨大而深远。由于他在多个领域所作出的巨大成就，使其得到世界公认并获得许多奖励与荣誉，1909 年受爵士封号。
法兰西斯·高尔顿
法兰西斯·高尔顿是查尔斯·达尔文的的表兄，是一名英格兰维多利亚时代的文艺复兴人、人类学家、优生学家、热带探险家、地理学家、发明家、气象学家、统计学家、心理学家和遗传学家。
高尔顿一生中发表了超过340篇的报告和书籍，他在1909年被授与爵士。他在1883年率先使用“优生学”（eugenics）一词。在他于1869年的著作《遗传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中，高尔顿主张人类的才能是能够透过遗传延续的。
他在统计学方面也有贡献，高尔顿在1877年发表关于种子的研究结果，指出回归到平均值（regression toward the mean）现象的存在，这个概念与现代统计学中的“回归”并不相同，但是却是回归一词的起源。在此后的研究中，高尔顿第一次使用了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的概念。他使用字母“r”来表示相关系数，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同时他也发表了关于指纹的论文和书籍，被认为对于现代利用指纹进行犯罪搜查方面有很大的贡献。
从遗传学史的观点来看，高尔顿的主要贡献是人类遗传学。然而，他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优生学的创始人，这使他成为科学史上毁誉参半的著名人物。
高尔顿虽然最早是以地理学家的名义而进入科学界，但在1859年表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之后高尔顿立即成了达尔文学说的信奉者，其科学兴趣也很快转到与生命有关的科学——遗传学领域中来。但是，他并没有跟在达尔文后面亦步亦趋。虽然他赞成达尔文关于生物体内“有许多有机单位，每一单位都有其自身的属性”这一说法，但对达尔文的泛生子学说是反对的。为了证明达尔文的“芽球”是不是在血液之间流通，高尔顿做了许多不同毛色兔子之间的输血试验，结果是否定的：输血并不影响下一代的性状。虽然如此，他还是相信“芽球”的存在，但他把它们——这些遗传颗粒统称之为“血统”（strip）.他认为血统是保存在生殖细胞里并通过生殖细胞传递给后代的。这一遗传学说是高尔顿于1876年建立的。人们认为高尔顿的这一思想乃是魏思曼的“种质”连续见解（1892）的先驱。
1885年，高尔顿又提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遗传理论——祖先遗传律。他认为，每一个体从其父方接受了大约一半的遗传组成，从其母方接受了另一半。同样的推理应用到祖亲代：一个个体从其祖亲接受了大约1/4的遗传物质，从其曾祖亲那里接受了1/8的遗传物质，依此类推。于是，一个祖先的恩赐，每一代中都得以分享。
高尔顿曾对英国历史上的法官、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科学家、诗人、画家、牧师等类人物的家族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力图证明智力是遗传的。例如，他考察了 1660-1868年间286名英国法官和他们的亲族情况，经过统计，得出平均每100个英国法官的亲属中共有38.3个名人，而全英国平均4000人中才有1个名人。由此证明天才在法官中是遗传的。
在人类遗传学的研究中，高尔顿最先注意到“先天与后天”的区别和联系，并于1875年首创双生儿法。一般认为，同卵双生或一卵双生子其基因型都是一样的，同卵双生子间的差异归之于在子宫内或出生后环境的影响；异卵双生或二卵双生子间其基因型本来就不同，双生子间的差异既有遗传的也有环境的影响。通过双生儿之间的异同对比，研究遗传和环境对个体表型的影响，双生儿法成为人类遗传研究中的经典方法。
高尔顿。从动植物育种工作者塑造未来世代体质构造的工作得到启发，提出了一个改造人类体质结构乃至精神特性的计划。尽管优生学的思想在很多古代文明中都可以找到，但是这一名称的正式提出却是1883年高尔顿的《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研究》。他创造了“优生学”（Eugenics）这个新词，用以表述一个以人类自觉选择来代替自然选择的社会计划。他对这门学科所下的定义是：“对于社会控制下的能从体力方面或智力方面改造或损害后代的种族素质的各种动因的研究”。高尔顿先后写了很多论文和专著阐述他的思想，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建议对古今各国不同社会阶层的生育情况进行广泛调查，寻找某些家庭所以昌盛的原因，深入研究影响人类婚姻状况的各种因素，普及遗传知识，向全民宣传优生学的重要意义。1904年，高尔顿出资在伦敦大学设立优生学讲座，1908年，高尔顿发起成立英国优生学教育会
并出版《优生学评论》，使优生学在国际范围内得到传播。1912年，在高尔顿去世后的第一年，第一届国际优生学会议在伦敦召开，高尔顿的理想终于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性的科学和社会活动。
高尔顿无论是在进行人类学测量、实验心理学研究还是进行遗传优生的研究中，都充分依赖于数据分析，进行了大量的计算和统计工作。用他最得意的话说就是“无论何时，能算就算。”因此，把统计学方法引入到生命和社会现象有关的领域中来，是他另一项重要的科学贡献。
高尔顿对统计学的最大贡献是相关性概念的提出和回归分析方法的建立。所有有关这方面的结果后来都总结在《自然遗传》（1889）一书中。
高尔顿的生物统计学思想经过他的学生皮尔逊、韦尔登的参与和发挥，一个颇有影响的生物统计学派在英国形成。1901年，高尔顿、皮尔逊、韦尔登创办《生物统计》杂志，成为生物统计学派的一面旗帜。对高尔顿的科学评价一直存在着争议，但主要是围绕优生学而展开的。应当说，高尔顿的优生学理论，其出发点并不坏。恰恰相反，他不过是追求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完美。因为“优生”一词，通俗地讲就是“生一个健康的孩子”，这是保证人类种族和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条件。当然，高尔顿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低估了人与社会的复杂性，过分夸大了生物学原理的适用范围，他本人也带有一定的阶级偏见和种族意识的影响。但是，高尔顿的优生学尽管存在这样那样不足，仍不失为科学史上的一个正确理论。至于后来德国的法西斯分子滥用优生学来推行其反动的种族政策，在优生的名义下屠杀数百万犹太人，自有其政治、历史、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原因，这个账只能算在希特勒和纳粹党徒们的头上，不应当去过多责怪早已逝世多年的高尔顿。正如，诺贝尔发明了炸药，许多战争狂人用以摧毁了无数人的生命，不能因此否定诺贝尔一样。尽管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鉴于“优生学”这一名词的诸多岐义，在科学文献中不再提这个词，但是优生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从历史的角度还优生学本来面目，十分必要，因为真正的历史是不可以随意改写的。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高尔顿仍然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在人类遗传学、生统遗传学等方面奠基性工作是值得称道的。他也是一位伟大的社会改造的理想主义者，是一位多才多艺十分博学的人，他是上个世纪许多新思想新成就的源泉，他在科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是无庸置疑的。
统计学之父
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1857.3.27-1936.4.27），生于伦敦，英国数学家、哲学家，现代统计学的创始人之一。被尊称为统计学之父。K.Pearson 1879年毕业于剑桥大学数学系；曾参与激进的政治活动。出版过几部文学作品，并且作了三年的律师实习。1881年留学德国海德堡大学、柏林大学，1882年后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1884年进入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教授数学与力学。
K.Pearson最重要的学术成就，是为现代统计学打下基础。自从达尔文演化论问世后，关于演化的本质争论不断，在这方面他深受高尔顿(Francis.Galton1822-1911)（达尔文表哥，「优生学」一词的发明者）与 Weldon 影响。Weldon1893年提出「所谓变异，遗传与天择事实上只是『算术』」的想法。这促使 K.Pearson 在1893-1912年间写出18篇〈在演化论上的数学贡献〉的文章，而这门「算术」，也就是今日的统计。许多熟悉的统计名词如标准差，成分分析，卡方检验都是他提出的。
文天祥（1236.6.6－1283.1.9），汉族，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人，南宋民族英雄，初名云孙，字履善，又字宋瑞，自号文山、浮休道人。选中贡士后，换以天祥为名，改字履善。宝祐四年（1256年）中状元后再改字宋瑞，后因住过文山，而号文山，又有号浮休道人。文天祥以忠烈名传后世，受俘期间，元世祖以高官厚禄劝降，文天祥宁死不屈，从容赴义，生平事迹被后世称许，与陆秀夫、张世杰被称为“宋末三杰”。
出生与成长
文天祥，中国杰出的民族英雄，生活在一个汉民族危机阴影笼罩的时代。13世纪初，蒙古诸部在塞外强大起来，部落首领铁木真建立了蒙古汗国。几十年间，蒙古铁骑席卷欧亚，攻城略地，基本统一了欧亚大陆。次子窝阔台继位后，相继灭掉金国，随即挥鞭南指，进军南宋。从西元1235-1279年，南宋顽强抵抗了40多年，君臣军民蹈海殉天下。文天祥的一生，与这场壮烈的民族存亡抗击战争相始终。他是一个永远被载入历史的爱国将领和著名诗人。他在强敌入侵，国土沦陷，生灵涂炭的危急时刻，他自卖家产，组织义军，举兵抗击蒙古铁骑。战败被俘后，他义正辞严，痛斥汉奸和蒙古汗国，慷慨殉国。
状元及第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到京师临安（今浙江杭州）参加科举考试。会试放榜，—《扬子江》摘句(刘庚三书)
通过了初选。殿试时，文天祥患病，但仍勉强带着病躯，赶到考场。进门时一阵拥挤，出了一身汗，顿时感到身体舒服多了，头脑也明晰了。看到题目，略加思考，草稿也没打，一挥而就。宋理宗到集英殿亲定名次，把文天祥取为一甲第一名，时年文天祥才二十一岁。
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上京赴考，殿试时，考官把他的卷子列为第七名，理宗亲临集英殿阅读考生的卷子，把文天祥的卷子提为第一名。当时参与复审的著名学者王应麟在旁称赞道：“这份卷子，议论卓绝，合乎古圣先贤之大道。文中表现出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铁石。我为陛下得到这样的人才致贺！”卷子是密封的，拆开一看，考生姓名是文天祥。理宗觉得很吉利，高兴地说：「天祥，天祥，这是天降的吉祥，是宋朝有瑞气的预兆。」此后，人们就以「宋瑞」为天祥的字。
作品
蒙元的元帅汉奸张弘范率水陆两路军队直下广东，要彻底消灭南宋流亡政府。文天祥被他们用战船押解到珠江口外的伶仃洋（今属广东省）。张弘范派人请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当然坚拒写招降书，但写了一首七言律诗，表明自己的心迹。
这首诗就是留芳千古的《过零丁洋》，其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高尚品格，成为千百年来汉族人的楷模。
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是一首永垂千古的述志诗。诗的开头，回顾身世。意在暗示自己是久经磨炼，无论什么艰难困苦都无所畏惧。接着追述战斗生涯：在荒凉残酷的战争环境里，我度过了四年。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了。三四句承上从国家和个人两个方面，继续抒写事态的发展和深沉的忧愤。这一联对仗工整，比喻贴切，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诗人的遭遇。国家民族的灾难，个人坎坷的经历，万般痛苦煎熬着诗人的情怀，使其言辞倍增凄楚。五六句喟叹更深，以遭遇中的典型事件，再度展示诗人因国家覆灭和己遭危难而颤栗的痛苦心灵。结尾两句以磅礴的气势收敛全篇，写出了宁死不屈的壮烈誓词，意思是，自古以来，人生那有不死的呢？蒙元定会被消灭，只要能留得这颗爱国忠心照耀在汉家史册上就行了。这句千古传诵的名言，是诗人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的一曲理想人生的赞歌。全诗格调沉郁悲壮，浩然正气贯长虹，确是一首动天地、泣鬼神的伟大民族主义诗篇。[1]
王维
王维，唐朝诗人，生于公元701年，开元九年（721年）中进士，任太乐丞，因伶人舞黄狮子受累，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执政，擢为右拾遗，次年迁监察御史，后奉命出塞，为凉州河西节度幕判官。此后半官半隐居。安史之乱被捕后被迫出任伪职，战乱平息后下狱。因被俘时曾作《凝碧池》抒发亡国之痛和思念朝廷之情，又因其弟王缙平反有功请求削籍为兄赎罪，得宽宥，降为太子中允，后兼迁中书舍人，终尚书右丞。
王维的大多数诗都是山水田园之作，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流露出闲居生活中闲逸萧散的情趣。王维的写景诗篇，常用五律和五绝的形式，篇幅短小，语言精美，音节较为舒缓，用以表现幽静的山水和诗人恬适的心情，尤为相宜。王维从中年以后日益消沉，在佛理和山水中寻求寄托，他自称“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饭覆釜山僧》）。这种心情充分反映于他的诗歌创作之中。
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这是山水诗的代表作之一，它唱出了隐居者的恋歌。全诗描绘了秋雨初晴后傍晚时分山村的旖旎风光和山居村民的淳朴风尚，表现了诗人寄情山水田园，对隐居生活怡然自得的满足心情。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第三篇：弗朗西斯·培根的名言
弗朗西斯·培根的名言
1．只知哲学一些皮毛的人，思想会导向无神论。但是，深入了解哲学，会把人带回宗教。类别：人生
2．一个机敏谨慎的人，一定会交一个好运。类别：人生
3．一切真正伟大的人物（无论是古人、今人，只要是其英名永铭于人类记忆中的），没有一个因爱情而发狂的人：因为伟大的事业抑制了这种软弱的感情。类别：事业、爱情
4．礼节要举动自然才显得高贵。假如表面上过于做作，那就丢失了应有的价值。类别：修养
5．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类别：科学、人生、读书
6．内容丰富的言辞就像闪闪发光的珠子。真正聪明睿智的却是言辞简短的。类别：道德
7．美的至高无上的部分，无法以彩笔描出来。类别：人生
8．一般来说，青年人富于“直觉”，而老年人则长于“深思”。类别：青年
9．因结婚而产生的爱，造出儿女；因友情而产生的爱，造就一个人。类别：友情
10．机会先把前额的头发给你捉而你不捉之后，就要把秃头给你捉了；或者至少它先把瓶子的把儿给你拿，如果你不拿，它就要把瓶子滚圆的身子给你，而那是很难捉住的。
11．在开端起始时善用时机，再没有比这种智慧更大的了。类别：智慧
12．时间是衡量事业的标准 类别：时间、事业
13．炫耀于外表的才干陡然令人赞羡，而深藏未露的才干则能带来幸运。类别：人生
14．书籍是在时代的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贵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 类别：思想
15．在一切大事业上，人在开始做事前要像千眼神那样察看时机，而在进行时要像千手神那样抓住时机。类别：事业
16．美貌倘若生于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身上，当然是很光彩的；品行不端的人在它面前，便要自惭形秽，远自遁避了。类别：人生
17．青年人比较适合发明，而不适合判断；适合执行，而不适合磋商；适合新的计划，而不适合固定的职业。类别：人生&青年
18．由智慧所养成的习惯能成为第二本性。类别：智慧、道德、修养、人生
19．除了知识和学问之外，世上没有任何其他力量能在人的精神和心灵中，在人的思想想象见解和信仰中建立起统治和权威。类别：思想
20．残疾人的成功通常不易招致嫉妒。因为他们有缺陷，使人乐于宽忍他们的成功。也常使潜在的对手忽视了他们的竞争和挑战 类别：成功
21．合理的安排时间，就等于节约时间。类别：节约、时间
22．.既然习惯是人生的主宰，人们就应当努力求得好的习惯。习惯如果是在幼年就起始的，那就是最完美的习惯，这是一定的，这个我们叫做教育。教育其实是一种从早年就起始的习惯。类别：教育.修养
23．我认为善的定义就是有利于人类。类别：人生
24．真正迅速的人，并非事情仅仅做得快，而是做得成功而有效的人 类别：成功
25．实践中的失败主要由于不知道原因而发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两种企望：对知识和力量的企望真正相和在一起了。类别：失败
26．金钱是品德的行李，是走向美德的一大障碍；因财富之于品德，正如军队与辎重一样，没有它不行，有了它又妨碍前进，有时甚至因为照顾它反而丧失了胜利。类别：人生
27．幸运的时机好比市场上的交易，只要你稍有延误，它就将掉价了。类别：人生
28．最好的办法是把青年的特点与老年的特点在事业上结合在一起。从现在的角度说，青年可以从老年身上学到他们所不具有的优点，而从社会影响角度来说，有经验的老人执事令人放心，而年青人的干劲则鼓舞人心，如果说，老人的经验是可贵的，那么青年人的纯真是崇高的。类别：事业
29．集体的习惯，其力量更大于个人的习惯。因此如果有一个有良好道德风气的社会环境，是最有利于培训好的社会公民的。类别：修养
30．状貌之美胜于颜色之美，而适宜并优雅的行为之美又胜于状貌之美。美中之最上者就是图画所不能表现，初睹所不能见及者。类别：人生
31．使人们宁愿相信谬误，而不愿热爱真理的原因，不仅由于探索真理是艰苦的，而且是由于谬误更能迎合人类某些恶劣的天性。类别：真理
32．习惯真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的一生，因此，人从幼年起就应该通过教育培养一种良好的习惯。类别：教育
33．人们的举止应当象他们的衣服，不可太紧或过于讲究，应当宽舒一点，以便于工作和运动 类别：工作
34．当你遭遇挫折而感到愤闷抑郁的时候，向知心挚友的一度倾诉可以使你得到疏导。否则这种积郁使人致病。俗语说：“人总是乐于把最大的奉承留给自己”，而友人的*逆耳忠言却可以治疗这个毛病。朋友之间可以从两个方面提出忠告：一是关于品行的，二是关于事业的。类别：友谊、事业
35．美德有如名香，经燃烧或压抑而其香愈烈：盖幸运最难显露恶德而厄运最能显露美德也。类别：道德、修养、人生
36．只有美貌而缺乏修养的人是不值得赞美的。类别：修养、人生
37．人的天性虽然是隐而不露的，但却很难被压抑，更很少能完全根绝。即使勉强施压抑，只会使它在压力消除后更加猛烈。只有长期养成的习惯才能多少改变人的天生气质和性格。类别：人生
38．人们大半是依据他的意向而思想，依据他的学问与见识而谈话，而其行为却是依据他们的习惯。类别：人生
39．缺乏真正的朋友乃是最纯粹最可怜的孤独；没有友谊则斯世不过是一片荒野；我们还可以用这个意义来论“孤独”说，凡是天性不配交友的人其性情可说是来自禽兽而不是来自人类。类别：友谊
40．凡过于把幸运之事归功于自己的聪明和智慧的人多半结局是不幸的。类别：智慧
41．人们说得好，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女儿。类别：真理
42．读书给人以乐趣，给人以光彩，给人以才干。类别：读书
43．青年人比较适合发明，而不适合判断；适合执行，而不适合磋商；适合新的计划，而不适合固定的职业。类别：青年
44．爱情就像银行里存一笔钱，能欣赏对方的优点，就像补充收入；容忍对方缺点，这是节制支出。所谓永恒的爱，是从红颜爱到白发，从花开爱到花残。类别：爱情
45．要追求真理，认识真理，更要依赖真理，这是人性中的最高品德。类别：真理、人生
46．相貌的美高于色泽的美，而秀雅合适的动作的美，又高于相貌的美，这是美的精华。类别：人生
47．好的运气令人羡慕，而战胜厄运则更令人惊叹。类别：人生
48．没有可倾心相谈的知交的人们，是个吃自己和自己心的食人鬼。类别：友谊
49．时间乃是最大的革新家 类别：时间
50.真理之川从它的错误之沟渠中流过；像萌芽一般，在一个真理之下又生一个疑问，真理疑问互为滋养。类别：真理
51．天赋如同自然花木，要用学习来修剪 类别：学习
52．当命运微笑时，我也笑着在想，她很快又要蹙眉了。类别：人生
53．友谊的一大奇特作用是：如果你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你将得到两个快乐；而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你将被分掉一半忧愁。秘以友谊对于人世间生，真像*炼金术所要找的那种“点金石”。它能使黄金加倍，又能使黑铁成金。类别：人生、友情
54．求知的目的不是为了吹嘘炫耀，而应该是为了寻找真理，启迪智慧。类别：科学、智慧
55．爱情和智慧，二者不可兼得 类别：智慧
56．谚语可以体现一个民族的创造力，智慧和精神 类别：智慧
57．严厉生畏，但是粗暴生恨，即使公事上的谴责，也应当庄重而不应当侮辱嘲弄。类别：人生
58．使人们宁愿相信谬误，而不愿热爱真理的原因，不仅由于探索真理是艰苦的，而且是由于谬误更能迎合人类某些恶劣的天性。类别：科学
59．就是神，在爱情中也难保持聪明。类别：爱情
60．美德好比宝石，它在朴素背景的衬托下反而更华丽。同样，一个打扮并不华贵，却端庄严肃而有美德的人，是令人肃然起敬的。类别：人生
61．誓言是否有效，必须视发誓的目的而定；不是任何的目的都可以使誓言发生力量。类别：人生
62．顺境的美德是节制，逆境的美德是坚忍，这后一种是较为伟大的德行。类别：道德
63．同情是一切道德中最高的美德。类别：道德.人生
64．一个人从另一个人的诤言中所得来的光明，比从他自己的理解力、判断力所得出的光明更是干净纯粹。类别：友谊
65．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真理因为像黄金一样重，总是沉于河底而很难被人发现，相反地，那些牛粪一样轻的谬误倒漂浮在上面到处泛滥。类别：真理
66．幸运并非没有许多的恐惧与烦恼，厄运也并非没有许多的安慰与希望。类别：人生
67．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也不是为了轻信和盲从，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类别：读书
68．科学的真正的与合理的目的在于造福于人类生活，用新的发明和财富丰富人类生活。类别：科学
69．在富人的想像里，财富是一座坚强的堡垒。类别：人生
70．读书补天然之不足，经验又补读书之不足。类别：读书
71．人生如同道路。最近的捷径通常是最坏的路。类别：人生
72．金钱好比肥料，如不撒入田中，本身并无用处。类别：人生
73．如果你考虑两遍以后再说，那你说得一定比原来好一倍。类别：人生
74．与智慧相伴的是真理，智慧只存在于真理中。类别：真理
75．如果问在人生中最重要的才能是什么？那么回答则是：第一，无所畏惧；第二，无所畏惧；第三，还是无所畏惧。类别：人生
76．世上友谊本罕见，平等友情更难求 类别:友情
77．书籍是横渡时间大海的航船 类别：时间
78．只要你想想一个人一生中有多少事务是不能仅靠自己去做的，就可以知道友谊有多少益处了。类别：友情
79．对一个人的评价，不可视其财富出身，更不可视其学问的高下，而是要看他真实的品德。类别：人生
80．我们的语言，不妨直爽，但不可粗暴骄傲；有时也应当说几句婉转的话，但切忌虚伪轻浮与油滑。类别：人生
81．友谊的主要效用之一就在于使人心中的愤懑抑郁得以宣泄、弛放。„„对一个真正的朋友，你可以传达你的忧愁、欢悦、恐惧、希望、疑忌、谏诤，以及任何压在你身上的事情。类别：友谊
82．从错误中比从混乱中易于发现真理。类别：真理
83．除了一个知心挚友以外，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治疗心病。类别：友谊
84．有些老人显得很可爱，因为他们的作风优雅而美。„„而尽管有的年轻人具有美貌，却由于缺乏优美的修养而不配得到赞美。类别：修养
85．时间是不可占有的公有财产，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理会愈益显露 类别：时间
86．友谊使欢乐倍增，悲痛锐减。类别：友情
87．只有对于朋友，你才可以尽情倾诉你的忧愁与欢乐，恐惧与希望，猜疑与欢慰。类别：友谊
88．最快乐的事莫过于无拘无束。类别：人生
89．用书之智不在书中，而在书外。类别：智慧
90．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十次犯罪所造成的危害还要尤烈，因为犯罪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败坏了水的源头。
91.欣赏者心中有朝霞、露珠和常年盛开的花朵；漠视者冰结心城，四海枯竭，丛山荒芜。
92.由智慧所养成的习惯能成为第二本性。
第四篇：弗朗西斯 · 福山：何谓“治理”？如何研究？
译者王匡夫（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刊于《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6期。【内容提要】尽管“治理“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然而，它至少包括三种主要含义。“治理”的第一种含义指各种在国家体系之外的非主权国家主体的国际合作。这个意义上的“治理“概念源于有关全球化的文献，它强调主权国家的治理权责正在向非正式的横向合作和欧盟这样的超国家主体让渡。“治理”的第二种含义是将治理等同于公共管理，即有效地履行国家政策。这种解释的出现是由于人们意识到全球贫困的根源在于腐败和国家能力孱弱。“治理“的第三种含义是通过社会网络和其他非等级制的机制来规范社会行为。第一种和第三种“治理”的含义淡化了传统的国家权威，它们更多地支持新兴的、跨国的或市民社会的行动者。这些潮流也引发了人们对现代政府运作的透明程度和问责机制等问题的担忧。
【关键词】治理；跨国合作；社会网络；公共管理；非政府组织
如果我们不对“治理“概念做出界定，就不可能对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文献进行评述。然而，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治理”概念的界定莫衷一是。这也表明了该研究领域的混乱程度。
“治理”一词源于希腊语中的动词“kubernan”，其本意是指“驾驭一条船”（steer a ship）一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曾运用此种含义。拉丁文动词“ gubernare“也是由此衍生的，它是法语“gouverner”的来源，并由此派生出英语单词“ government”和“governance”。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商业和法律领域，公司治理的含义是固定的。直到1990年代初，非形容词形式的“治理”（govemance)一词才被用于否定传统的“管理“(government)概念。今天，“治理”被任意地用来指代所有指导或规范社会活动的行为。由于“治理“概念在被人们广泛运用的同时没有受到严格界定，因而某些学者指责它已经变成了一种“空洞的能指”。
国际治理
作为有意区别于“管理”这一术语的概念，“治理“一词最初出现在1990年代早期大量关于全球化研究的新文献中。许多学者开始注意到，主权国家控制其自称所管辖的领土内的活动能力正在减弱。依据这类新文献，国家能力的减弱是由于技术变革和不断增长的资本、人员、知识的跨国流动导致的一尽管克莱斯勒（StephenD.Krasner）认为，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只是一种假想。罗西瑙（James N.Rosenau）和泽姆佩〈Ernst一Otto Czempiel）的著作《没有政府的治理》描述了许多处于传统国家之外的组织所实施的国际合作的途径和方式。
如果那些传统的国际合作被视为中央集权的、等级制的国家通过像国际法这样的正式机制相互协调的产物，那么新文献则强调了新的合作途径。在新文献中，第一种大潮流着眼于超国家治理。它主要以欧盟为例：欧盟是唯一成功地由主权国家让渡权力而产生的国际组织，越来越被认为正在取代国家的权威。第二种潮流强调一种经常被称为“政府间主义”的观点，即尽管国家仍然是主要的参与者，但实际的合作却通常是由等级制控制下的从属机构通过非正式的、横向的联系方式自主完成的。第三种潮流指出，“刚性“的国际法被一种不那么强硬的“柔性”版本取代了——这种“柔性“版本虽然没有像国际法那样的法律权威，但是它更加灵活，也更容易实现。
然而，在相关的国际治理文献中，最受关注的是各种“新”类型的跨国非政府主体，包括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会和其他各种被认为取代了传统的民族国家间合作的组织。
最近，许多国际治理文献都集中在一些具体的领域，尤其是关于非国家主体影响的领域有很多研究涉及非政府组织自发形成的合作标准的创制，通常包括环境规制标准、产品标准、健康标准、劳工标准和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有些学者指出，尽管这些新标准完全是由私人主体来执行的，然而还是在“等级制的阴影下“运行的，或者直接与国家监管机构合作。最后，还有文献将注意力集中在更明显的政治性的治理形式。在后冲突社会或“有限度的国家”（limited statehood）中,联合国和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参与者实际上已经取代了当地政府成为治理主体。
善治
“治理“概念的第二种用法同样出现在1990年代的文献中，它完全不同于上述第一种用法。这个词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传统的公共行政的同义词（或者是其委婉的表达），其区别在于政策的实施依靠新的非国家主体，而不是传统的政府。
这类文献的意义需要放在全世界范围内国家发展政策潮流变化的背景下去理解。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西方国家及其支持的发展机构给贫穷国家提出的发展建议都是以新自由主义的放松监管和私有化为中心的。这种方式被非正式地称为“华盛顿共识”。它与里根和撒切尔更加广泛地国内经济改革政策是一致的，将政府视为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但是，根据1990年代苏联私有化改革失败和非洲国家结构调整的经验，经济学家认识到了国家作为市场交易基础的重要性。道格拉斯·诺斯及其追随者在理论层面上强化了这种观点，他们指出了财产权之类的制度安排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随着世界银行1992年题为《治理与发展》的研究报告和1997年题为《变革世界中的政府》的发展报告的出版，有效国家的作用也被政策制定者普遍认可。上述两份报告都通过强调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重要性来“找回国家”。1995年，世界银行新任总裁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在其发表的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讲中提到了“腐败之癌”，他认为，腐败是经济发展的障碍，并且将成为世界银行未来10年关注的焦点。自此以后，公共部门改革、反腐败以及更广泛的以“善治”为主题的研究得以复兴。
虽然这种意义上的“治理”显然是指传统的国家行为，但是其确切的含义仍然具有相当大的模糊性。“善治“中的“善” 究竟是指政府应当追求的政治目标，还是适用于有效实现政治系统所要达成的一切目标？具体而言，“善治“是否必须包括民主问责制和保护个人自由？它在威权国家是否也能存在？
对于这种理论问题，经济学文献目前还没有形成共识。诺斯最初关注的焦点是包括财产权和契约履行在内的法律制度，但是他后来似乎扩大了概念的定义，将政治体系的民主也纳人其中。同样，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罗宾逊（James A.Robinson）在他们对经济长期增长所必需的“包容性”因素的界定中，也提到了民主参与和政治多元化。经验研究的文献显示，稳固的民主制度与高水平的人均收人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但是其因果链条的方向并不能确定。然而那些快速发展的威权国家和地区（例如“亚洲四小龙“）的存在表明，民主并不是促进经济增长所必要的制度组成部分。罗斯坦（Bo Rothstein）和霍姆伯格〈Sören Holmberg）指出，发展成果（包括但不限于人均GDP的增长）与国家服务质量的相关性要强于它与民主的相关性。达尔伯格(Stefan Dahlberg)和霍姆伯格（Sören Holmberg）使用罗斯坦的数据所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作为衡量治理的指标之一，公民的满意程度它可能是公民对合法性的认知与官僚系统的质量的相关性要强于它与程序性民主的相关性。巴克(Hanna Bäck)和哈德纽斯（Axel Hadenius)的研究表明，在低水平的发展阶段，民主与国家能力之间呈负相关，但是在高水平的发展阶段，民主与国家能力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在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如果国家能力比民主更能促进经济增长，那么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快速发展的威权国家和富裕的民主国家可以同时存在。
许多学术文献倾向于将“善治”理解为国家的执行力，即国家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在这个领域，大量的理论是建立在经济学家的研究基础上的，或是吸收了将私人部门引人公共领域的经济学观念。其中一种观点是将选择与退出引人过去一直由国家垄断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这种观点导致教育补助金券和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s）在世界范围内激增。另一种观点则是在政府部门中应用委托代理理论。在这种理论框架下，腐败现象和执行问题被认为是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动机不一致的结果，其解决方案是改变代理人的激励结构和节约代理成本。
基于上述一般性的方法，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胡德（Christopher Hood)和波利特（Christopher Pollitt）等公共行政学专家提出了新公共管理理论（NPM）。新公共管理理论体现了一些彼此联系较为松散的思想，它试图将公民比作公共部门的消费者，将诸如标杆管理、绩效评估、绩效薪酬和服务外包之类的企业实践运用于公民与公共机构之间的活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公共部门将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同时也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尽管最近有关治理的文章中仍然出现了许多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概念，然而这些理论的全盛时期早已过去。新公共管理理论最开始是在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美国提出并付诸实施的。然而，那种在公共部门中引人类似市场机制的尝试并未在欧洲大陆国家中起到良好的效果。这些国家拥有更深厚的国家中心主义传统，它们并不喜欢将市场机制和商业实践引人公共部门。但是，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差异被夸大了。特别是在1990年代，新公共管理理论是与政府缩减规模和私有化相关联的，许多人认为这类实践削弱了国家能力。一些研究指出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具有文化嵌人性（例如，它是以韦伯式的国家作为前提条件的），并且它们表明其有效性在不同国家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绩效测评的方法备受诟病，首要原因在于，它缺乏准确的标准来衡量政府所提供的许多服务（参见下文，治理的测量），并且测量行为本身会扭曲政府的行为（“应试教育“）。许多新公共管理理论所倡导的政府服务外包本身也存在着很多预料不到的后果。
新公共管理理论存在的某些问题是委托一代理模型本身所固有的。例如，委托一代理模型认为，在很多组织中，权威应当从代理人流向委托人，而不是相反。西蒙(Herbert A.Simon）很早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新公共管理理论存在的其他一些问题是政府部门所特有的，例如，政府行为的动机应当是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追求物质性的自利，或者许多公共代理人具有多个目标相互冲突的委托人。
最近，为了回应诸如开放政府伙伴关系（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和《采掘业透明度倡议》〈The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等政策许多学术研究运用透明度和参与作为改善政府治理绩效的机制。在这样的研究中，最基本的观点来自委托一代理理论，即立法者和官僚系统（代理人）不会对选民（委托人）负责，除非后者充分掌握了有关前者行为的信息。这种理论假设，普通选民——尤其是穷人——不喜欢腐败，想要获得无差别的公共服务，他们会根据渎职行为的信息采取行动以矫正这种状态。大量的实证研究已经验证了信息的可获取程度与各种不同行为结果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腐败、选举问责和服务供给。许多研究已经发现，信息的可获取程度与减少腐败、提供更好的服务、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之间存在着预期中的正相关关系。然而，另外一些人却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弱相关或者负相关的关系。还有一些研究者警告说，信息的可获取程度需要具备下列某些特定的外部机制才能产生积极影响，例如，政府强制力、健全的市民社会。2004年，世界银行在一系列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通过正式选举制度所构建的“长效”问责制需要以地方参与机制的“短期“问责制度作为补充。例如，在地方政府中，参与式预算通过将预算过程直接向公众团体和普通公民开放，从而可以替代正常的选举渠道或者作为其补充途径。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衰落是与公共行政领域一特别是美国公共行政领域一的学科危机相对应的。20世纪中期，公共行政是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所认可的四大基础性研究领域之一，许多学校都将它作为政治科学下设的分支领域或单独的学位点。这个时期的经典研究往往是关于单一行动者的案例研究。像这样的案例研究具有非常丰富的细节，但在理论层面或者在外部应用上却非常有限。这种做法后来逐渐失势，许多大学要么取消了公共行政专业或将其降级，要么将其合并到公共政策专业。在某种意义上，新公共管理理论是最后一种产生于公共行政领域的重要理论。现在，公共行政领域内的大部分工作都由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技术或最近出现的随机试验研究微观行为的方法来完成。在这个过渡阶段，尚不清楚这些研究方法今后能否形成一种类似于一般性治理理论的东西，或者能否超越项目评估层面而成为实际的政策。
国内治理
与国际治理研究的新文献相对应的是国内治理方面的文献。这种研究取向强调国家之外的参与者也能提供以前由政府所提供的服务，它们有时候是作为传统国家的补充，有时候则代替传统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罗西瑙和泽姆佩的著作《没有政府的治理》是关于国际关系领域的，与之对应的是，罗兹（R．A.w.Rhodes)的文章《新治理：没有政府的治理》则是涉及国内政治领域的（他在1997年后继续进行了该项研究）。罗兹强调，近年来兴起的新治理模式认为“治理涉及各种自发组织起来的、组织间的网络”。罗兹指出，撒切尔时代的缩减政府规模和私有化已经掏空了英国政府，进而在这种政府缺位的状态下产生了新的社会网络。在接下来的10年内，大量关于没有政府的治理的新文献不断产生，其作者主要来自欧洲和英国。
这种将治理当作由社会网络提供的物品的思想起源于企业经济学理论，它最早由科斯（Rond H.coe）提出，后来由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进一步阐述。科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高效的，那么为什么公司会存在等级制呢？他认为这是由于等级制能够节约交易成本。然而，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相信点对点的交流将会降低横向组织内部的交易成本，并且通过减少层级而有利于市场化发展。1990年代，随着互联网的商业化和普及，这种观点变得尤为普遍。许多新技术的支持者认为，等级制组织（包括大公司和政府）本身已经过时，它们很快就会被自我组织的社会网络所取代。复杂性理论和像圣达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这样的研究机构开始风行一时，它们为自组织的社会网络可以取代等级制这种观念提供了理论依据。社会学家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描述了那种正在取代旧的等级制秩序的“网络社会“的兴起。
当然，在这个阶段，无论是国家还是公司都没有消失。尽管自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人们对自组织的热情有所减弱，然而那种认为社会网络是一种存在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组织形式的观念得以幸存，并且成为了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思想。社会网络被界定为以熟人、友情或其他形式的非正式义务维系在一起的对等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市场中买卖双方所具有的通过公平交易和谋取利益而形成的关系。这种相当宽泛的定义使社会网络与市民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有些作者确实混淆了两者的差异。在柏林墙倒塌后的那段时期，人们对市民社会的兴趣大为增加，将其视为现代民主的重要基础；而且，在这个论题的学术旨趣是与“社会资本”研究的新文献相互契合的。
在传统的民主理论中，有组织的公民能够通过行使选举权来监督并追究政府责任。托克维尔认为，“结社的艺术“〈即公民乐于参与志愿组织的倾向）对美国民主的成功至关重要，即使那些结社而成的团体并不具有政治性亦是如此。这种结社行动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公民学校”，造就了更多的公开参与政治的形式。尽管如此，结社的成员仍是治理的对象，而不是治理的主体。
那种关于治理的新文献在某种程度上是运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非国家行为主体的角色。无论是社会网络、市民社会，还是任何一种处于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组织，都不仅可以监督政府的行为，而且可以与政府积极合作，从而提供以前由国家所垄断的公共服务。依据赫尔特〈Michael Howlett）和拉梅什〈Michael Ramesh）的观点，“统治“就是政府的所作所为，“治理'是指在治理过程中建立、促进和支持政府与非政府行为主体之间的某种特定关系”。同样，私营企业不仅可以通过行业自律来发挥治理的作用，而且也可以与政府或者民间社会组织合作提供类似于公共产品的物品（例如，它们可以通过让企业遵守社会责任所要求的环保或劳动标准，从而提供公共产品）。斯图尔(Reinhard Steurer）将整个治理空间设想成为一个维恩图(Venn diagram)。他用三个存在重叠的圆圈分别代表政府、私营部门和市民社会，其中每个圆圈都具有自己的独立领域，并且在其领域中拥有自身的权威——政府具有刚性或柔性监管的权威，非政府组织具有民间监督的权威，私营部门则具有行业自律的权威。并且，在这些圆圈中的重叠领域，政府治理、私营部门的行业规制、市民社会的共同规制以及三方的共同监管是同时存在的。这就意味着，在这种重叠的领域中，任何一个主体都可以是现代治理的主体。科尼尔(Chnstoph Knill)和莱姆库尔〈Drik hmkuhl)认为，现代治理主体的具体组合取决于“潜在问题的范围与相关行动者的组织结构、问题类型和制度背景之间的一致性”。
这类文献提出的首要问题是：为什么治理主体已经从国家转移到私人或者非政府机构？至少存在下述三种被广泛引用的解释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在右翼人士看来，现代政府臃肿、效率低下、规模太大（这种观点在里根一撒切尔时代就已经是老生常谈的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早期就与缩减政府规模（或者使之合理化）、将部分政府职能外包和私有化相关。在这种传统中，私营部门被视为代替国家行使治理职能的首要选择，因为它在本质上讲更有效率。那种将政策制定者与执行机构分开的做法会使政策制定者促进服务提供者的竞争，从而提高效率。在美国，那种针对政府的敌意直到今天仍然给政府带来很大的压力，迫使政府尽可能多地将很多活动从公共部门中转移出去。在其他民主社会，这些压力也同样存在。在这一时期，伴随着政府服务外包的趋势，私营部门中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这是因为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降低了服务外包的交易成本。
第二种促使传统政府转变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左翼意识形态。这与左翼人士对等级制固有的不信任相关。对很多学者而言，通过社会网络进行治理一即通过非政府组织或者其他非国家、非市场的行为主体进行治理一一构成了一种在规范层面被认可的民主参与形式。在传统观念中，正式的民主治理是通过选举、政党、大型媒体和其他类似的方式进行的，但是现在很多人认为，通过这些方式，政府会被企业或者其他精英群体的利益所俘获。非营利部门可能是唯一能够改变这种现状的，它们共同代表了一种民主的公共利益。
第三，一些非意识形态的功能主义者会支持新的合作治理形式。现代社会管理中的各项事务已经变得非常复杂，而公民们却期望得到从医疗保障、公共交通到救灾活动等传统政府既没有专业技能、也没有能力完成的一系列公共服务。私人或民间社会组织更接近他们所服务的人群，更了解当地的情况，可以更灵活地提供服务。这些组织通常不会受到僵化的公务员制度影响，可以比政府机构更加灵活地雇佣和提拔员工。
基于上述这些原因，很多早期研究者对政府以外的行为主体的治理功能抱着积极肯定的态度。然而随后出现了一波新的批评热潮。私有化和缩减政府规模自一开始就遭到诟病，被认为损害了公共利益，削弱了国家能力。冯克尔（Paul R.Verkuil)提出了一种框架来说明哪些方面的国家权力可以被合理地外包。他认为，在像雇佣黑水保安公司保护身处中东战区的美国外交官这样的案例中，这种授权就成为非常严重的问题。其原因在于，暴力运用应当是由政府垄断的职能。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框架，以区分在哪些情况下作为政府替代者的新政策工具被不完美或不适当使用了。雷福德(Gail Radford)描述了最近几十年美国“公共机构“（public authonties)（即私人或准公共事业单位行使公共职能）的兴起。她认为，当公共部门剥离了这些职能以后，民主问责的途径就不可避免地混乱不堪。凯特尔（Donald F.Ketd)指出，在美国的公共服务中，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增长意味着公共政策执行复杂性的提升和政府机构影响力的全面下降。尽管公共生活的某些领域仍然被等级制的命令和控制权威所支配，然而，在某些其他领域，政府官员只能靠建议、花言巧语、游说或者其他方式间接地影响其他社会行动者。
另一个涉及没有政府的治理的重要学术领域是关于这种现象究竟在多大范围内存在的实证问题。目前存在一种广为流传的断言，即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一个由国家以外的行为主体提供政府服务的时代。然而很少有证据表明，这种变化发生在哪里、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以及对公民产生了什么影响。梅特勒（Suzanne Mettler)指出，在美国，大量的公共政策一一例如，对低收人家庭的财政补贴和对房屋产权的激励一并不是通过政府的肯定性行为实现的，而是通过免税实现的。这种税收优惠政策相当于产生了一种巨大的“隐形的国家”(submerged state)，而数量庞大的选民却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狄卢里奥(John D.Dilulio)认为，由于美国选民不喜欢政府官僚机构，联邦政府的规模已经被限制了几十年。今天的官僚人数与1960 年相当，但是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开支却增长了近5倍。这导致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承包商数量爆炸式增长，以及许多联邦政府职能向各州政府和市政府转移。他强调，尽管联邦政府在雇佣和支出方面相对透明，然而其他组织却并非如此。在一座美国大城市中，试图估算政府服务外包的规模几乎是不可能的。狄卢里奥进一步指出，这些组织经常为了自身利益而成为活題跃的游说者，因而扭曲了公共利益。
总之，现有的文献指出，实际上缺乏基本数据来测量被称为“没有政府的治理“ 的现象的总体规模。当谈到如何评估这些服务的质量或者这种形式的治理是否最终实现了“善治”的效果时，数据不透明的问题则更为明显。
治理的测评
在过去20年中，有大量的学术活动致力于测量治理质量的问题，它们与有关 `善治“的学术研究都是由同一股力量所引起和推动的。
这个领域的引领者并不是学者，而是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去评估他们项目成果的政策机构。长期以来，世界银行一直从事一项独有的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CPIA）指数研究。这项研究是以其雇员对会员国的排名为基础来衡量政府表现的。由于具有敏感性，世界银行多年来做出的针对所有国家的CIPA指数评级并未公开，因而也无法用于学术研究。1990年代，世界银行在这种内部测评之外增加了一个对外放开的数据库，即全球治理指标（WGls）。这个数据库现在每年更新一次。全球治理指标在下列六个方面测评政府治理：话语权与问责制，政局稳定和减少暴力，政府的有效性，监管质量，法治，腐败的控制。世界银行研究所并没有为全球治理指标搜集新的数据，而是使用了其他的现有测量数据，其中大部分都是来自专家的主观评估。
全球治理指标不断发展，并且获得了其他组织提供的多种有关治理测量数据的补充。自1970年代以来，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和马里兰大学第四代政体数据库（University of Maryland ' s Polity IV）一直在追踪分析民主、公民和政治权力的质量，并且这些数据最近也由民主多样性项目（Vaneues of Democracy Project）进行了补充。全球廉政调查（Global Integnty）提出了一种衡量理想情况与实际表现之间差距的指数。透明国际的腐败感知指数〈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被广泛用于测量腐败，而贝塔斯曼转型指数（Bertelsmann Transformation Index)和专项数据库则被用于追踪分析一般性的政府质量，例如，政治风险服务集团〈Political Risk Services Group）提出的世界国家风险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Cuide)o哥德堡的政府治理质量研究所（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 Institute）提出了一套针对全球136个国家治理质量的测量措施，它在考虑到政府公正性的情况下，并且在专家调研的基础上，对欧盟内部172个地区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调查。由于其调查的空间范围广以及可用数据的时间跨度长，因而其全球治理指标可能仍然是使用最广泛的综合性指标。
然而，也存在许多对全球治理指标的批评。这些批评促使人们力图提出更有价值的测量方法。批评意见之一是与全球治理指标的非理论特性有关的。全球治理指标致力于测评政府质量，但并没有建立在一种明确的关于何为善治的理论基础上。人们并不清楚，上述六个方面的指标是如何被选择的，例如，监管质量是不是政府效率的一部分？控制腐败难道不应当是法治的一部分吗？全球治理指标中还包含很多价值假设，它首先就将话语权和问责看作善治的固有方面。就方法而言，全球治理指标主要依赖专家调查，然而这些调查中包含着系统性的偏见。安德鲁(Matt Andrews)指出，外部的专家往往会对改革的口号而不是实际的实施效果印象深刻。最后，有证据表明，同一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治理质量差异比在不同政府的同一部门之间的差异更大。这表明对国家治理质量需要进行分类测量。
如果要提出一套能够获得普遍接受的关于政府质量的测评方法，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就非常巨大。政府职能可以通过对投人（公务人员的数量、资源、程序等）、产出（政府行为的直接产物）和结果（政府政策对公民的影响）来测评。上述每一种测评路径都有其拥护者。罗特伯格（Robert l.Rotberg）对以结果为测量指标的观点提出了强有力的支持理由。他认为，结果是公共政策的最终目标。然而这种测评路径的问题在于，很多领域一例如教育和医疗一一的结果都受到各自政府外因素的强烈干扰，它们与政府行为的后果关系不大。例如，在很大程度上，教育的结果受邻居、收人、家庭结构的影响要大于学校质量的影响。产出当然是衡量政府行为的更好的指标，但是它对最终成果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所处的环境。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投人对于计算潜在的而非实际的结果更加有用，然而投人对结果的影响却更弱。对于传统的国家而言，政府治理测评存在的问题已经够多了，在应用于国家以外的治理主体时，这些问题更会成倍增加。但是也有一些例外。在教育领域，已经有研究仔细地比较了公立学校与特许学校或私立学校的表现。在微观层面，测评承包商或那些类似于政府运作的社会组织的表现是可能的。越来越多的实验研究测评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各项政策干预和制度效果的影响。然而很多被外包出去的公共政策领域都没有这种细致的统计。如上所述，即使是数据统计最精细的发达国家，也不可能了解政府授权和服务外包的全部范围。
结论：现有研究的差异与缺陷
正如本文开始所指出的，目前还没有关于治理的明确定义。一些学者将治理视为传统的政府活动，另一些学者则将重点放在政府之外的行为主体上。而且人们在这个术语的使用范围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治理究竟是指这些不同的社会行为主体实现规制行为的手段，还是包括他们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本文囊括了在三种不同定义上使用“治理”术语的大量文献，但是，即便如此，仍然没有涵盖到一些领域（例如公司治理）。本文同意奥菲（Claus Offe)的观点，即在使用“治理“的术语时需要为其设定“概念边界”。
尽管如此，研究者对“治理“这一术语的不同使用已经激起了许多重要的争论。这意味着需要对其作进一步的研究。第一个问题是：是否应当将国家治理质量或能力与民主、人权保护予以区别分析？如上所述，许多学者将民主和人权保护看作善治的内在组成部分，就像我们经常习惯使用“民主治理”一词一样。全球治理指标和其他测量治理的指标体系都将民主问责作为测量指标的组成部分，而诸如民主多样性项目之类的民主测量又包含了国家治理质量测评。当前很多旨在提高治理质量和打击腐败的政策倡议都认为，上述两种努力是相互支持的。例如，开放政府伙伴关系和采掘业透明度倡议假设，更高的透明度（即通过开放各种不同的媒体实现信息自由）和问责制（即公民在掌握信息的基础上通过选举过程监督政府的能力）将会同时减少政府腐败，提升治理质量。然而，新加坡和其他一些威权国家的崛起也增加了下面这种可能性，即将民主与国家治理质量混为一谈可能会掩盖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另外一些文献表明，民主和国家治理质量可以各自发展，甚至民主参与有可能会损害官僚系统的治理效果。在历史上，非人格化的、韦伯主义式的国家往往会通过激烈的军事竞争和民族存亡斗争从许多威权社会中产生。继夏福特（Martin Shefter）之后，我认为在现代国家构建之前，选举权的扩张经常会导致庇护制和国家治理质量的下降，这种现象在包括希腊、意大利和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曾出现。当前有很多学者认为，新加坡在保持威权国家的情况下可以实现良好的治理，产生积极的发展成果。当然，如果将治理的含义仅仅局限于有效的公共管理，这种情况是可以存在的。在这一点上，那种关于民主与国家治理质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远远没有关于民主与经济增长、发展成果和其他类似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丰富。
“治理“所具有的另一种被广泛运用的含义是指，现在由传统国家以外的组织来提供以前由政府所提供的服务。在运用这种含义时，存在两种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缺陷。第一，我们需要更好的经验数据去证实这种变化确实发生了。如上所述，尽管大量的定性研究文献描述了“没有政府的治理”这一现象的兴起，然而总体上还是缺乏关于这种变化的程度及其对公众生活影响的数据。在国际治理研究层面，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糟糕，我们实际上找不到任何可靠的关于政府服务外包的跨国数据。第二，我们如何看待传统民主政府转型的规范性问题。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民主理论阐述了一套问责制度。这种问责制度是建立在公民选举立法者和总统的正式制度之上的，它通过官僚机构和各级政府将政府职能层层下放。然而这种等级制多年以来一直受到相当多的怀疑和批评。如上所述，右翼人士倾向于支持私有化或将政府服务外包给私营部门，而左翼人士则赞成非政府组织更多地参与政府事务。
但是，在“没有政府的治理“这种情况下，民主问责制真的会得到发展吗？在传统的等级制政府中，如果某位官员发生了腐败行为，或者某个行动者要为政策失败负责，那么将会有一种明晰的、正式的责任追究机制来确保解决问题。然而，在一种由许多平行（甚至相互交叉）的社会网络化的、不明确的行为主体实施公共政策的世界中，尚不清楚问责机制将如何发挥作用。政府官员至少在理论上需要明确地对上负责。与之相反的是，大多数以营利为目标的组织或非营利组织具有不同于政府问责机制的规则，例如，私营企业仅向股东负责，非政府组织也只向其他利益相关者负责。事实上，关于非政府组织的问责制还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人们如何知道一个自称代表其他群体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实际上是否真的会履行他们的承诺？尽管利益集团有时候更有可能通过像选举之类的更为传统的机制追求其目标，然而，那种完全由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一无论是私人性的还是非营利性的一所组成的领域就能等同于那些民主政府需要负责的、具有民主性的公共领域吗？或者，这些利益集团实际上会由于偏向某些特定的、组织良好的精英团体而偏离他们原来所代表的群体利益呢？如果某个组织不接受通过政党或其他传统机制来聚合利益的合法性，那么还有什么更合法的渠道呢？难道通过像脸书和推特之类的社交媒体表达公众意见的方式应当取代传统的问责制度吗？所有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论分析。“治理”所具有的两种完全相反的含义——一种是“没有政府的治理“，另一种是传统的、基于国家的公共管理——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政府职责向非国家行为主体转移的部分原因在于，那种为了“提供公共物品”的传统的公共行政被认为失败了。目前尚不清楚的是，这种失败是现代政府不可避免的特征，还是一种短暂的潮流，因而必将被更多的、更好的、更有效的公共行政研究加以矫正，从而实现公共部门的改革。鉴于国家仍然在履行很多核心的职能，并且还没有出现适当的非国家行为体作为其替代者，我们应当相信，像这样的失败不是现代政府的必然特征。否则，那种认为政府无可救药的信念将会使我们陷人一种困境一在这种困境中，政府治理质量低下将会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第五篇：《西绪弗斯神话》读后感
《西绪弗斯神话》读后感
不知怎么地，打从那天读了加缪的这篇《西绪弗斯神话》，心里久久无法平静。只要一闭上眼，仿佛就看见了以个肌肉紧绷，气喘吁吁的男人在没日没夜地推着一块巨石，往上顶，往上顶，步履维艰。
他是被神明所“囚禁”在这里。
其实更是他自己的“抉择”。
尽管他是多么的心甘情愿，多么的快乐······ 可是这是一种不被理解的快乐！
或许只有那些真正经历过地狱的黑暗，恐惧和冰冷的人才会有如此坚定的决心和信念与死神作战，与诸神奋战！但他毕竟是凡人，也就注定了他在此次的反抗中的失败。神惩罚他，让他做着徒劳而无望的劳作。
石头又滚落了下来，重重地往地下砸出了大坑。西绪弗斯笑了笑，蹬脚奋力地地往山下奔去！
他其实在这无尽的轮回中幸福地存在！
换做一般人，同样的境遇恐怕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了。估计没人能承受如此折磨。要不他就软软地倚在巨石旁，一动不动地瘫在那，或傻傻地盯着某处······哎，这其实都是在向神屈服!西绪弗斯显然不是这种人，他周而复始地滚动着巨石，哪怕只能挪动那么一毫米，都在证明他的存在，他不后悔他之前所做的那些！
他的眼里充满了蔑视！对神的蔑视！
他反抗！
反抗！
今天的我们，还有多少人能有西绪弗斯的精神！
难道神犯错了我就不该揭露他？神能有不死的权利，为什么我就不能？！
他其实在拷问每一个屈服于“神”的人！
其实生活本身就是一无所有，美好的一切都是靠我们的双手一点一滴地在对苦难的斗争中所积累来的。
命运给了西绪弗斯一个悲惨的轮回！
也许生活本来就像一个无穷的循环，如西绪弗斯般，我们总要解决无尽的苦恼，在看似解决了的背后，其实下一个烦恼正在逼近。幸福总要靠自己来感受，要学会品味“吧巨石推到山顶”的那一刻，即使太过短暂！
面对绝境，我们不得不乐观，坚持！如西绪弗斯！
命运不是我们所选择的，好比一次一次地推石！
大地的温暖，微风的柔软，空气的清爽以及那一碰就快碎的阳光，无不牵扯着西绪弗斯的神经，美的召唤，教他怎不留恋，教他怎舍得回到地狱？！
他敢反抗！
勇敢地反抗！
神算什么？！在他眼里一文不值！因为他自己就是命运的主
宰！
他比谁都要清楚这是一个没有结果的死循环，可他也比谁到要清楚，也会就只有他才有与神抗战的勇气！
不屈服！
永不屈服！
他就这么倔强！
他就这么有胆！
“他对死亡的仇恨，他对生命的激情，”难道这样就该处罚他？
可笑！神算什么？！
他是追求幸福！他也正幸福着！
你看看他：硕壮的躯体沾满泥尘，一道道伤痕，渗着血，紧绷着的肌肉，颤抖着，承受那巨石的压力，脸也紧贴着······
别以为他在受煎熬······
说不定他心里在偷乐着呢······
生活有多痛苦，我们就要有多坚强!这是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我们竟然存在了就不能轻易地被打败。哪怕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点力，也要坚强地搏斗到最后一刻······
哎！别再嘲笑自己无能！因为谁都是从无到有的！也别总说“要是给我重来的机会，我会怎样怎样······”其实生命只有一次，一个过程，一个结果，选择了那就义无反顾！
就像西绪弗斯，既然崇拜大地和阳光，就幸福地笑着走下去！
哪怕在外人看来是毫无意义的荒谬!只要你是正确的！
其实生活就是反抗，反抗，再反抗！
你可以毁灭我，但不能打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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