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NGO的变化与发展趋势[合集]

第一篇：我国NGO的变化与发展趋势

我国NGO的变化与发展趋势--邓国胜博士在清华大学的讲演（节选）

本讲演分析了1995年以来中国NGO（非政府公共部门）出现的新变化。指出这一变化具体表现在：中国NGO的自主性有所增强，NGO的社会影响力也有所增加。随后，依据中国NGO变化的原因，提出了中国自上而下NGO发展的供需理论和自上而下NGO变革的推拉理论。最后，预测了我国未来NGO发展的趋势。讲演指出，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中国自上而下的NGO将会有选择性地发展，如行业协会、公益性组织等，自上而下的NGO仍将占据主流模式。

1949年以后，中国NGO（非政府公共部门，下同-编者注）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1966年的初始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出于政治吸纳的需要，建立了青联、妇联、工商联、科协等大型的人民团体和大量学术性、文艺类社会团体。第二阶段是从1966年到1978年的停滞期。这一阶段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已成立的社团几乎停止了活动，也没有成立新的社团；第三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5年的恢复发展时期。这一阶段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求，社会团体大量涌现，特别是行业协会、基金会发展非常迅速；第四阶段从1995年至今。与前几个阶段相比，这一阶段中国NGO有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NGO在社会经济乃至政治发展中扮演了新的角色。

NGO的自主性有所增强 1、1995年之后自下而上的NGO大量涌现

1995年之后，中国自下而上的NGO开始渐趋活跃，数量也日益增多。早期这类自下而上的NGO主要集中在北京、云南等地，活动领域集中在妇女、环保、扶贫等领域。而近年来，这类组织开始扩散到上海、天津、重庆等直辖市和河北、陕西、四川等许多省份的城市，甚至部分农村地区，活动领域也由传统的妇女、环保、扶贫等领域扩展到流动人口、艾滋病、法律援助、残障儿童、孤儿与罪犯子女的教养、民间智库等。中国NGO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一批自下而上的自主性NGO的兴起。那么，这种自下而上NGO的兴起的原因在哪里？

从需求的角度看，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以后，中国开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财政不堪重负，无力解决众多的社会问题，需要借助民间的力量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从供给的角度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民间拥有的资源越来越多，民间自由活动的空间也越来越大；1995年之后，除联合国体系增大对自下而上NGO的资助力度外，发达国家的海外开发援助机构（ODA）和国际金融组织也开始关注中国自下而上NGO在援助项目中的作用，并为NGO提供了资金方面的支持；而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则为自下而上的NGO提供了人才资源。

然而，虽然从相对数来看，近年来中国自下而上的NGO发展很快，但是从绝对量来看，自下而上NGO的数量和规模还非常有限。根据《中国发展简报》和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等有关资料的估算，目前中国稍微有点知名度的民间自发公益类NGO仅有300家左右，其中主要集中在环保、热线、扶贫和残障儿童教养领域。显然，这与双重管理体制的限制有很大关系。另外一个限制来源于缺乏信息沟通的渠道。很多自下而上的NGO不清楚可以从哪里获得资源、如何获得。其结果是少数知名的NGO拥有的资源过多，而一些真正需要资助的自下而上NGO又因为信息渠道不畅通而无法获取资源。

2、自上而下的NGO自主性有所增强

1995年之后，中国自上而下的NGO也发生了一些变革。其中，变革幅度相对较大的是那些原本为了争取境外资助或便于与境外开展合作而由政府建立的NGO。这些组织的领导人最初大多是政府的官员，领导人的职务也是经由政府任命的。成立伊始，这些机构往往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对外是NGO的身份，对内则是政府机构的身份。然而，在与境外组织合作的过程中，组织的领导人获得了很多对外交流与培训的机会，接触到许多国外的资助机构，并看到一些自下而上NGO成功运作的范例，特别是组织在运作过程中逐渐产生了自己独立的利益。因此，当“小政府、大社会”政策逐渐明晰化和政府机构不断裁员以后，这些领导人便开始对组织进行变革。由于这些机构在成立之时为了合作需要，大多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而且组织的资金来源不是政府拨款，因此很容易赢得组织独立的人事任免权、财权和决策权。再加上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在国内外已经有了一定知名度，并且政府要依靠他们为地方争取到更多的资金援助，因此组织的NGO身份逐步由虚变实，而官方的身份便逐步由实到虚。

基金会是所有政府办NGO中最具有独立基础和独立需求的组织。中国的基金会与发达国家的基金会并不完全相同，通常它们都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建立的筹款机构，其资金来源较为广泛，既有政府间接的政策扶持，也有直接来源于公众、企业和境外的资金支持。同时，它们也利用募集的资金直接运作项目。由于资金方面的优势，基金会在财政方面对政府的依赖较小，因此在组织的项目活动和日常事务的决策方面有较大的自主性。然而，同样由于资金方面的原因，基金会的业务主管部门对基金会的控制相对也更严格一些。大多数基金会并没有人事自主权，组织的理事长、秘书长通常由业务主管部门委派，而组织的重大活动一般也需征得业务主管部门的同意。1995年之后，中国的基金会也有一定程度的变革，一些运作较好、资金较为充裕的基金会开始通过媒体的报道和扩大组织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来谋求组织更大的自主性。

行业协会是近来变革呼声较高的一类NGO。例如，2002年初，上海市提出了“要把推进政会分开作为发展、改革行业协会的重要切入点”、“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要在机构、人事等方面与行业协会分开，行业协会办事机构不得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机构合署。行业协会的领导经选举产生，一般由企业经营者担任。政府工作人员不得担任行业协会的领导职务”。而其他一些省市自治区也在积极探索行业协会的变革。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实行政会分开，促进行业协会的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发展。

1995年之后，还有一类特殊的“NGO”也在开始探讨组织的民间性、自主性问题，这就是中国独特的人民团体。人民团体是指那些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群众团体，如工会、妇联、共青团、科协等。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人民团体不必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有意思的是，1995年为了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妇联主动提出要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而科协系统也在开始讨论如何减少对政府的依赖性、加强与会员的联系和为会员服务等问题。

可见，1995年之后，中国自上而下的NGO也在酝酿变革。那么这类NGO变革的原因与动力是什么呢？首先，变革的推力来自于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长期以来，政府办NGO的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相当一部分政府办NGO形同虚设，没有发挥任何实际的功效。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同时也为了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了“政社分开”、“1985年以后新建的各类社会组织均实行„经费自筹、人员自聘、活动自定‟”的方针。虽然这一政策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但改革的方向已经较为明确，在此推动下，一些政府办NGO开始探寻新的发展模式；其次，实行市场经济和加入WTO也是政府办NGO变革的又一推力。特别是入世以后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也推动了政府办NGO自主性的增强。

而变革的拉力首先来自于政府职能的部分转移，组织职能变迁的结果是国家让渡了部分公共空间，这是政府办NGO得以自主行动的基础；其次，实行市场经济以后，NGO从社会、市场获取资源的可能性大幅度增加，这也吸引了部分有能力募集资金或通过服务收费的政府办NGO的变革；最后，境外NGO先进的管理模式与丰富的资源也是吸引政府办NGO变革的拉力之一。

然而，在政府办NGO变革的过程中，政府既希望通过改革减轻财政负担，通过分权激活NGO的活力；又希望这一改革不会导致失序的局面，不会影响到社会、政治的稳定。而一些业务主管部门出于利益方面的原因也不愿意放弃对NGO的控制权。因此在改革的过程中，政策的推行非常缓慢，NGO变革的推力不大。另一方面，当前，中国还没有形成良好的捐赠环境和志愿文化，再加上NGO的整体公信度不高，因此在政府削减财政支持后，NGO并不容易从国内企业和公众那里筹集资金、招聘志愿人员。再加上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尚没有完成，所以，政府办NGO改革的拉力也不大。

NGO的能力和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1、NGO实力不断增强

1995年之后，中国NGO的整体实力有了明显提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单级到多元。1995年之前，中国NGO中运作得较为成功、有些实力与影响的组织可谓凤毛麟角。比较而言，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自然之友”算得上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NGO中的佼佼者。然而，1995年之后，中国NGO出现了群雄并起的局面。在自上而下的NGO中，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组织迅速崛起，一些组织的年筹款额度已经由1995年前的不到一千万迅速增长到五千万以上；而自下而上的NGO中，“地球村”、“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农家女百事通”等一大批民间组织活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媒体的宣传和国内外成功NGO的示范作用是分不开的。

第二，由单独发展到策略联盟。1995年之前，中国NGO之间的联系与合作相对较少，而1995年之后NGO之间的沟通与合作迅速增多。当前，NGO之间沟通的形式主要有：会议的形式。例如“地球村”每年举办一些会议邀请全国各地的环保NGO参加；妇女类NGO每年举办一次全国性的性别与发展年会；另外学术研究机构也举办一些有关NGO的会议邀请各类NGO参加。沙龙的形式。例如，“绿色家园志愿者”每月举办一次环保方面的沙龙；社会性别与发展协作者小组每月举办一次性别与发展沙龙；一些在NGO工作的年轻人发起的NGO沙龙等。网络的形式。例如，“绿网”通过网络的形式将全国各地的环保志愿者有机联系起来；基金会与非营利机构网络和清华大学的公益信息网为NGO提供了一个沟通与信息交流的平台等。

NGO之间合作的形式主要有：一是同行之间的合作。例如，“自然之友”与天津“绿色之友”合作开展美境行动项目。二是跨领域NGO之间的合作。例如，中华慈善总会与中国民促会等几家单位联合召开国际会议。三是自上而下NGO与自下而上NGO开展合作。例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自然之友”合作的绿色学校项目等。

第三，由组织的无序和活动的琐碎到组织能力的全面提升。1995年之后中国少数发展起来的NGO，其组织能力的提高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95年前的盲目无序、活动琐碎到加强项目管理。第二阶段大约从2000年开始，NGO由注重项目管理到注重组织的能力建设。近年来，中国针对NGO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日益增多。既有长期的学位教育，也有短期的培训；既有大学举办的培训，也有一些中介机构举办的培训。这些新的动向意味着中国NGO能力的提升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NGO组织能力的提升与境外机构的推动有关，近年来一些INGO（国际非政府公共部门）和世界银行都非常关注中国NGO的能力建设，并给予了大力资助。而中国NGO之间的竞争，中国NGO与某些境外NGO之间的竞争也迫使一些NGO不得不尽快提升组织的核心竞争能力。

第四，NGO的领导人由年老化到年轻化。1995年之前，中国自下而上的NGO中，领导人年龄普遍偏大，有的甚至在70岁左右，而30岁以下的领导人几乎没有。然而，近年来，中国涌现了一批非常年轻的NGO领导人，他们大多大学毕业不久，年龄普遍在3O岁以下，对NGO事业充满热清，富有创新与活力。这些新生代领导人有的以往在学生社团工作过，并或多或少参与过一些知名NGO的活动。掌握较多的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有的甚至有社会工作专业的背景。

中国NGO新生代的崛起与近年来中国学生社团的活跃是分不开的。这些学生社团不仅在校内开展活动，也参加一些知名NGO开展的活动。例如，自然之友的16家团体会员中就有14家是学生环保组织。这些学生通过参加NGO的活动得到了锻炼、受到了熏陶，这为他们日后在NGO从事管理工作奠定了基础。而中国这几年就业形势的严峻也是一些年轻人选择NGO事业的原因之一。

2、NGO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1995年以前，中国人对NGO的概念是非常陌生的，甚至有人认为NGO就是妇女组织。可以说，那时NGO在社会上的影响极其有限，甚至学术界也鲜有人去研究它。然而，1995年之后这一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

首先，NGO频频举办各类国际、国内会议，从宏观上营造NGO发展的新环境。1999年7月清华大学首次举办“非营利部门与中国发展”国际会议后，中国每年举办的有关NGO的大型国际会议不下两次，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NGO举办的中小型国际会议或国内会议则不胜枚举。

第二，通过各种渠道影响政府政策。近年来，NGO对政府政策的影响有所增强。一些自上而下的NGO往往依靠其与业务主管部门的关系，直接向有关政府部门提出建议，而一些自下而上的NGO则往往通过媒体影响政府的政策。例如，1998年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通过中央电视台对川西森林砍伐的报道，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最终使四川省紧急做出了全面禁伐天然林的决定。另外，自下而上NGO影响政府决策的另一个途径是依靠组织领导人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在每年的“两会”期间提出议案，或以民主党派的身份提出政策建议。一些政府部门现在也开始委托NGO讨论相关的法律法规。

第三，通过媒体扩大NGO的社会影响。在1995年之前，中国媒体对NGO，特别是自下而上的NGO报道较少，而1995年之后，媒体对NGO的报道频率急剧增加。特别是一些发行量很大、很有影响的媒体频频报道NGO及其开展的活动，《人民日报》甚至在头版头条对民间环保组织进行了报道。媒体对NGO的报道对NGO的帮助极大。一方面一些自下而上的NGO通过媒体的频频报道而获得了社会合法性，获得了组织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志愿者资源、物资资源和其他资源；另一方面，媒体的报道为NGO知识的普及和NGO在中国的迅速扩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四，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开始重视NGO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1995年之前，中国学术界对NGO的研究相对较少，也没有专门研究NGO的机构和专门研究NGO的学者。1995年之后，不仅清华大学成立了专门的NGO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研究机构，NGO也由冷门学科逐渐变成了热门学科，有关NGO研究的书籍和论文也越来越丰富。而一些政府部门特别是在环保、扶贫、行业管理、社区建设等领域也开始重视NGO的作用。

中国NGO的发展趋势

从1995年以来中国NGO的变化可以看出，当前中国NGO正沿着两种不同的路径在发展。第一种路径是自下而上NGO的发展。在这种模式中，国家没有给予资金支持，而NGO通过在非政治性公益领域的活动和媒体的报道获得社会合法性和国家的默许。从以往的情况看，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自下而上NGO的自主性较强，能够反映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但其局限在于过多照搬西方的价值观念、过多依赖少数的精英人物，较少利用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较少扎根于基层社区。

第二种路径是自上而下NGO的发展。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一方面试图通过政府办NGO“经费自筹、人员自聘、活动自定”来推动NGO自主性的增强；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转移政府职能、赋予NGO在某一领域内的垄断地位来获取NGO的支持与配合。从以往的情况看，这一模式有利于形成国家与社会的广泛联盟、社会的团结和稳定，但其不足之处在于大多数自上而下的NGO离不开国家的扶持，只能依靠国家的权威动员社会资源，其自主性不够。

总的来看，虽然近年来中国自下而上的NGO发展较快，影响也在不断增强，但是其数量与规模、作用与影响还非常有限。无论是第一种发展模式，还是第二种发展模式目前都还处于起步阶段。

1、未来自下而上NGO的发展趋势

从1995年以来自下而上NGO的发展情况看，影响中国自下而上NGO发展的因素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政策法规环境、民间结社的需求和资源的供给等三个方面。因此，通过对这三个自变量的预测，可以大致推测中国未来自下而上NGO的发展趋势。从需求的角度看，由于中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社会转型将持续较长的时间。未来若干年内，中国老的社会问题，如农村扶贫、环保、妇女权益、失学儿童教育、少数民族等问题仍将存在，而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如流动人口、下岗、艾滋病等问题将日趋严重。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弱势群体，都需要自下而上的NGO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从供给的角度看，中国加入WTO之后，将更加开放和与国际接轨。在这一背景下，境外NGO在中国登记注册的问题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目前，政府正在加紧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以适应形势的需要。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海外开发援助（ODA）、国际金融组织、联合国体系在未来几年内也会不断加大对自下而上NGO的资助与合作。而从近年来青年一代NGO领导人的成长和就业形势的严峻中也可以看出，未来自下而上NGO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基础也初步具备。

从政府的政策法规看，在近期内完全取消双重管理体制是不太可能和不太现实的。但是，面对需求和供给的膨胀，政府会采取一些措施予以回应。从近年来一些沿海发达城市的地方政府改革举措来看，一个可能的方式是在政策层面“松小口、堵大口”。即在双重管理体制的原则下，在某些特殊的领域优先放松管制。例如放松对某些自下而上的地域性行业协会、社区服务类NGO、特定的公益性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限制。可以预计，未来这些领域内的自下而上NGO会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2、未来自上而下NGO发展的趋势

我国政府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政社分设”的思路和社团的“三自方针”，但从近年来自上而下NGO的变革效果看，这种推力并不大。然而，1998年中国开始了第七次政府机构改革，与前六次改革相比，这次改革的力度明显加大，改革的效果也较为明显。在2001年政府机构改革深入到市县乡之后，中国又于2002年开始加快事业单位改革的步伐。可以预计，再下一步的改革就是对政府办NGO的改革。因此，未来若干年之后，自上而下NGO改革的推力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和加入WTO以后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也会进一步推动自上而下NGO的改革。

从拉力方面看，未来若干年内，中国将初步完成城市地区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在解决了医疗、保险、失业和住房等后顾之忧后，人才的流动性将会大大增强，这可能将是自上而下NGO改革的最大拉力；另外一个拉力可能来源于正在推行的政府采购制度，包括政府逐渐向企业、NGO购买社会服务。这一政策的推行将为独立之后的政府办NGO提供一个经费来源的制度化渠道；最后，与国际交流的机会可能也是未来吸引自上而下NGO变革的拉力之一。

可以预计，在这种推力与拉力的作用下，未来中国自上而下的NGO自主性将逐步增强。正如学术界普遍认为的那样，中国政府办NGO未来的发展将会是这样一种模式：一方面政府通过赋予NGO某一社会部门的垄断地位来换取NGO的合作，另一方面NGO又享有较大的自主性。而这可能就是未来较长时期内中国NGO发展的主流模式。

讲演者小传 邓国胜

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先后获法学学士（1990）、硕士（1996）和博士学位（1999），研究方向为人口统计学。现为清华大学讲师，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发表的论文、论著包括：《非营利组织评估》（专著）、《计划生育协会评估手册》（主编）、《中国NGO研究－以个案为中心》（副主编）、《中国NGO研究－以个案为中心（2001）》（副主编）、《非营利组织评估体系研究》等。

第二篇：我国电梯现状与发展趋势

我 国 电 梯 现 状 与 发 展 趋 势

电梯是垂直运行的电梯（通常简称电梯）、倾斜方向的自动扶梯、倾斜或水平方向运行的自动人行道的总称。我国电梯行业历经30年的发展，已成为现代社 会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建筑设备，对于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生活质量，实现 我国建筑业“节能省地”的国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同时电梯又因其功 能与广大人民群众安全与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多年来一直被国家列为特种设备，其发展状况也一直为政府和人民群众所关注。

第一部分：我国电梯行业发展现状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最早的行业,中国电梯业受到外资各种“蚕食”措施影响,原有的各大国企电梯品牌全军覆没,外资品牌垄断的市场份额曾经高达95%以上。近年来,一批民族电梯企业苦练内功,绝地反击,出现四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梯劲旅竞争的主战场,中国电梯业目前面临行业的重新“洗牌”,民族自主品牌应利用国家政策支持、资本市场支持等多方面有利因素,逐鹿天下,加快赢得更多市场。

外资品牌超强垄断 自主品牌借力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鉴于当时我国资金和技术双重匮乏的情况,国家决定引进外资,电梯业成为我国最早引进外资的行业。自1980年起,天津电梯厂、上海电梯厂、沈阳电梯厂等国内较大的电梯企业,全部与美国奥的斯、瑞士迅达、日本三菱等外资品牌合资合作,外资或合资品牌由此全面进入我国市场。

目前国际电梯市场基本由美国奥的斯、芬兰通力、瑞士迅达、德国蒂森、日 本三菱、东芝、日立、富士达等八大名牌垄断，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点遍布世界各 地广大中心城市，合计销量占到全球总销量的90%以上。

我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电梯消费市场，巨大的需求吸引了全世界所有知名 电梯企业来华投资，我国电梯市场也给这些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电梯企业提供了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外资电梯知名品牌或者挑选国内知名的电梯企业作为合作伙 伴，或者独资建设世界一流的工厂，配置顶尖的设备，引进最新的技术，培训一流的管理人才，纷纷把自己的生产重心和研发中心转移到了中国。这些国外电梯 知名企业因此长期以来垄断了中国市场70%以上份额，我国电梯行业也成为了引 进的外资先进技术最多最全的行业之一。

据中国电梯协会统计，截至2010年，以奥的斯、上海三菱为代表的大型外商 独资或合资企业占据了我国电梯市场70%的市场份额，进口电梯占据了1%的市场 份额，民族企业占据了29%的市场份额

外资品牌在初期进入的时候,确实有其自身的技术、品牌优势和在我国所享有的税收优惠等超国民待遇,迅速垄断了国内市场,在合资初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民族品牌的发展。但外资品牌的进入对于促进我国电梯业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也加速了民族品牌企业的发展。比如在整机生产企业中,外资品牌的技术与管理理念让民族品牌提速发展;在电梯配套件企业中,从为外资品牌配套的过程中,也提高了配套水平。由于整机和配套技术的全面发展,使得电梯自主品牌全面发展。

业内人士也认为,电梯行业的特性,也形成一定的进入壁垒。整机制造商需要掌握的行业技术众多,对产品设计和制造、机电集成技术以及产品的售后安装维保的要求高。进入电梯行业特别是整机制造领域,对产品开发、设计、管理和安装维保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都较高,需要一定时间的技术积累,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进入该行业的技术和人才壁垒。

同时,电梯作为终端消费品,品牌在市场竞争中的作用明显。品牌往往成为人们在选择电梯产品时的重要考虑因素,电梯生产企业要想建立良好的品牌并获得市场的认可,也必须经过市场一定时间的不断检验。

中国成为全球电梯制造中心和最大的电梯市场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城镇化建设的加速和房地产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城市轨道交通、机场、大型商场等城市建设投入的增加,电梯市场需求量因多方面需求得到迅速增长。目前市场份额中,外资品牌占国内电梯市场的75%左右的份额,民族自主品牌约占25%的市场份额。但我国民族自主品牌与外资品牌在资金和品牌上仍存在一定差距,自主品牌企业的发展还任重道远。产业集群效应初显 自主品牌加速崛起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大量民营企业开始介入电梯行业,从为外资企业做配套或者与外资企业合资开始,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学习和消化技术,借鉴外资企业带来的国际化技术标准、安装维保体系、管理模式等,自主品牌电梯在技术、质量、管理、服务上快速步入了国际化行列,逐步发展到目前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开始打破了外资品牌的垄断地位,涌现出如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申龙电梯有限公司等自主品牌企业。从产业布局上看,我国电梯整机及零部件的制造基本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其中长三角地区电梯生产总量占全国的60%以上。

江苏省吴江市地处沪、苏、浙交汇中心,是我国电梯生产的重要核心区域,全市拥有电梯整机生产企业30家、配件企业150家,形成了一个以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为中心的电梯、扶梯及零部件产业集群,该产业集群已经列入江苏省100个重点培育产业集群。

制约我国电梯行业发展有以下几方面因素： 1）技术因素

电梯整机制造行业是一个集机械、电气系统于一身的技术密集性行业。在核 心技术的取得、资金的准备、技术人员的储备、技术开发规范化管理机制的建立 等方面都存在比较大的障碍。部分大型电梯整机生产企业能够掌握电梯整合设计 技术、驱动技术、控制技术等核心技术，从而最大程度保证产品的性能。掌握这 些核心技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保持技术的先进性更需要靠长期的研发过程中建 立的系统化的研发机制、储备的研发人员及不断更新研发与试验设备。新进企业 很难短时间内掌握电梯的核心技术，研发中心及研发团队的建设也很难达到现有 大中型电梯整机生产企业的水平。2）资金因素

电梯行业的生产制造方式是依据产品销售合同订单生产制造。在80年代，就有专家考证电梯生产企业的生产数量达到1,500台以上时才能明显降低成本，从 而具备生产规模效应，各地区电梯销售机构销售数量超过200台时才能达到营销 规模效益。因此电梯生产企业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到生产设施和营销网络的建设才 能有效控制成本。同时因为电梯行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到 电梯产品的研发当中，才能保证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先进性，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不会被淘汰。3）销售与服务网络因素

电梯产品通用性较差，电梯生产企业需要全面利用其整合技术，根据客户的 需求设计、采购、组织生产，满足客户个性化的需求，这就需要与客户保持频繁 的沟通，建立起体贴的驻点服务，及时了解客户的需求。同时，电梯销售以后的 安装、维保等服务也需要及时、高效、高质的进行。因此庞大的销售服务网络建 设是企业保证其产品销路顺畅、保持竞争优势的有效保证。目前国内大中型电梯 整机制造企业都已经经过多年的积累，建立起了覆盖全国乃至海外的销售服务体 系，新进企业很难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广泛的销售服务网络。4）资质许可因素

电梯生产企业需强制执行《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GB7588-2003)及《自 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GB16899－2011）等行业标准。同时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第二批行政审批项目和改变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管理方 式的决定》，电梯生产企业需具备国家质检总局颁发的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这 些因素使得只有具备执行国家强制要求的电梯行业规范标准并取得资质许可的 企业才能生产电梯。

第二部分：我国电梯行业发展趋势

2009年，面对外需趋弱、内需不足的整体市场条件，电梯行业和其他行业一样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房地产成交量一路萎缩，直接导致了各大电梯厂商的销售业绩大幅下滑，随着企业订单量的锐减，多数电梯企业库存积压严重，更有一些外资品牌电梯巨头甚至考虑改变在华投资策略。进入2009年下半年后，中国经济V 型复苏，收益最大的房地市场回暖带动了电梯产销量的逐步上升，但电梯产业形势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巨大变化。

奥运会、世博会等一系列国际盛会以来，在国内掀起一场以“节能化，环保化，科技化”为导向的电梯革命。这预示着，新一代绿色节能电梯和高科技智能电梯将逐渐成为市场主流。另外，政府采购项目已成为电梯市场一个新的增长点，此类项目主要集中在公共交通和基础建设领域，且投资力度不小，将为电梯行业打开新的局面。

我国未来电梯行业发展的有利因素： 1）国家产业政策

根据国家颁发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7年）》、《促进产业结构调 整暂行规定》、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等文 件，装备制造业均属于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领域之一。根据《中国名牌产品“十 一五”培育规划》，电梯行业所属的通用设备制造业被列为重点培育行业之一。根据国家公布的《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首购和订购管理办法》，政府将优先采购国 内自主创新产品。

在国家一系列政策促进装备制造业做大做强，加快发展速度和产业升级，提 高自主创新和国产化水平的大环境下，具备较强的研发实力、产品质量较高、生 产工艺较先进的大型本土电梯生产企业面临良好的发展契机。2）电梯市场发展前景良好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城镇化建设的加速、人口的老龄化、建筑行业的进 一步发展、现有电梯的不断更新改造、既有旧楼加装电梯的大量需求，电梯市场 需求量未来若干年内仍将快速增长。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仍将是全球最 大的电梯生产基地和消费市场。

出口方面，2001年-2010年我国电梯的出口年均增长率保持在30％以上，2008 年以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量受到一定影响。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步复苏，我国电梯出口也将逐渐回暖，其中以博林特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品牌在很多电梯产 品的技术和质量上具备了和外资大型电梯制造企业抗衡的实力，因此在我国未来 电梯出口市场逐步回升的情况下将面临良好的发展前景。3）本土电梯企业的技术不断进步

我国电梯行业虽然起步较晚，但经历了20多年从无到有，从有到多，从多到 精的发展历程后，我国本土电梯企业生产的中低速电梯产品已在技术上全面赶上 了外资大型电梯企业；而对于电梯下游消费的主要行业普通住宅和基础设施来 说，中低速电梯已能够满足其使用要求。

中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随着楼盘不断“拔高”，公共实施不断升级，电梯行业便成为其最迫切的需求，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准不平衡、人口密度差别大、城市化水平不一致等因素，中国国内电梯业发展水平严重不平衡，无论从在用电梯分布还是新增电梯分布均出现严重不平衡。特别是人口众多的省市，如山东、四川、重庆和河南等人口大省份的电梯拥有和增加均处于较低水准，因此借助区域振兴，此类二、三线城市的升级电梯需求会出现更大幅度增长。

目前,电梯行业中应用的控制系统主要是微机控制与PLC控制，其中微机控制仍是主流的控制方案。尤其在垂直电梯中，超过90%使用微机控制。这主要得因于微机控制的高灵敏性与低成本、CPU的高运算能力与高抗干扰能力。PLC则在简单的逻辑控制与可靠性方面比较占优势，因此在自动扶梯上应用比直梯更为广泛。

未来高速电梯也会是一个发展方向。乘梯的舒适感及电梯的启动与停止时的平滑过度也会变得更加突出。因此在未来几年内微机控制仍会是主流，但PLC的高可靠性及容易维护的优势也会让PLC有更多的应用。微机控制与PLC控制结合能更好地实现人性化设计。

电梯的驱动方式包括变频驱动、直流驱动、液压驱动、双速电机等，目前变频器已经成为应用最广泛的电梯驱动。变频器应用在电梯的提升与门机上。垂直电梯与自动扶梯等都会使用变频器来提升，直梯的门机上还会用到小功率的变频器。用于提升的变频器规模是22.8万台，应用于门机上的变频器规模是13.2万台。

低压电气在电梯上的应用主要是接触器与继电器。继电器是用于控制回路中电气设备的转换开关，在传统的电梯中也用来进行整个系统的电气控制。但应用起来逻辑关系比较繁琐，现在已经逐渐被淘汰。接触器是用于远程闭合与切断电力回路的电器，它的电力触点利用电磁系统予以闭合。

09年电梯行业的继电器市场容量是4400万，接触器的市场容量1.36亿。继电器作为电梯的控制系统已经成为过去式，随着电梯数量的增加，继电器与接触器在电梯的市场中正在逐渐饱合，未来几年里继电器与接触器的增长趋势会放缓。

作为经济复苏的受益产业之一，2009年我国电梯行业表现不凡,成为全球电梯生产量及出口量最大的国家。中国电梯协会预测，未来五年内我国垂直电梯和扶梯市场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将分别占整个全球市场的一半和三分之一，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仍将是全球最大的电梯市场，年产值超千亿元，电梯市场可谓前景广阔。

2009年我国电梯年产量比2008年的25万台约增长5%，出口减少30%左右，国内市场增长13%。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国际市场出口减少30%，约1万台。国内市场需求较大，仍然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但上升的幅度有所减缓。

我国电梯市场仍将保持每年20%的递增速度，年平均销售额至少为500亿美元。未来50年我国新增住房面积将达到200亿平方米。目前国家规定20米以上高楼就应安装电梯，未来住宅市场的电梯需求量会非常大。此外，机场、商场、地铁等大型公共设施建设对自动扶梯、观光电梯等电梯的需求也十分可观。

第三篇：我国酒店发展趋势

二、目前供需基本平衡根据奥组委的要求，到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时星级酒店应达到800家，客房数应达到13万间。2007年，北京有超过4500间客房总量作为新增供给进入市场，2008年该供给量预计为7，000间。而截至目前，北京已经拥有853家星级酒店，客房数量已达到17万余间，从静态角度来看，北京的酒店业市场已经达到奥运的接待要求，供需总量基本平衡。从动态的角度分析，强劲经济增长推动的商务活动和旅游是北京酒店市场未来增长的主要原因，特别是新兴的会议、展览、奖励旅游预计将接替奥运成为酒店业的主要需求来源。同时加速的基础设施改造建设将在长期内支持旅游业的增长。北京将不会导致雅典、悉尼、亚特兰大、巴塞罗那各地高档酒店都在奥运会后两三年出现大面积空置现象。

三、结构性不平衡或在奥运后显现

北京现有的853家星级酒店中五星56家,四星133家，三星265家,二星340家,一星59家。现有的56家五星级酒店中23家属于新建酒店，新建酒店的增长速度达到41%;四星级酒店新建16家，增长11%;新增三星级酒店数增长1.3%。由此可见，五星级酒店市场的增量远超过酒店市场的平均增量，可以预计的是，随着奥运会后国际游客的减少，五星级酒店市场的竞争程度将进一步加剧，受此影响包括四星在内的高星级酒店市场的宽幅格局调整在所难免。

我们的观点：

一、部分一线城市的酒店业发展接近或超过了发展高峰期自2000年开始，酒店业的景气周期已经持续7年，在此期间高星级酒店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仅2007年，在年底前开工全国待评、在建、待建四、五星级饭店就达到1107家，其中相当于五星级的554家，是2007年全国五星级饭店总量的1.9倍。根据浩华数据分析过去五年，中国5星级酒店市场的房价增长速度快于4星和3星。2002年至2006年期间，5星级酒店平均房价的年增长率为6%，同比4星和3星酒店分别为5%和4%，因此5星与其他星级酒店的房价差距进一步拉大。

我们认为，高星级酒店的兴建与开业仍将保持惯性的增长趋势，并在部分二线城市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但从整体发展来看高星级酒店已经或即将进入高峰期。而除了国家旅游局颁布并于2007年率先批准三家白金五星酒店外，一大批的国际精品酒店也将出现，将极大的丰富高端酒店市场。朱美拉(Jumeirah)宣布其在亚太区的首家酒店、位于上海新天地、2008年8月1日开业的朱美拉汉唐新天地酒店平均房价将在400美元左右。新加坡悦榕控股有限公司也于近日宣布将首次进军中国城市高端酒店市场，首家城市酒店将于明年在北京开业。

第四篇：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趋势

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历程

组名：308会所

组员：陈培 周小兵 张乐乐

李哲 吴自祥 施泉隆

韩锋 组长：周小兵 分工：

资料搜集：李哲 吴自祥 施泉隆

文字截图：陈培 张乐乐

观点阐述：韩锋 Word编辑：周小兵

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历程

导语：中国电子商务始于1997年。如果说美国电子商务是“商务推动型”，那么中国电子商务则更多的是“技术拉动型”，这是在发展模式上中国电子商务与美国电子商务的最大不同。了解这一不同点是很重要的，这是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的一大特点，也是理解中国电子商务应用与发展的一把钥匙。在1997年和1998年，中国电子商务的主体正是一些IT厂商和媒体，它们以各种方式进行电子商务的“启蒙教育”，激发和引导人们对电子商务的认识、兴趣和需求。经过这一阶段，在1999年和2000年，以网站为主要特征的电子商务服务商在风险资本的介入下成为中国电子商务最早的应用者，成为这一阶段中国电子商务的主体。

一、萌芽与起步期(1997-1999年)：

特征：业内公认的说法是，国内第一批电子商务网站的创办时期始于1997年起步的三年。当时互联网全新的引入概念鼓舞了第一批新经济的创业者，他们认为传统的贸易信息会借助互联网进行交流和传播，商机无限。于是，从1997年到1999年，美商网、中国化工网、8848、阿里巴巴、易趣网、当当网等知名电子商务网站先后涌现。

数据：据中国B2B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在目前已经成立的电子商务网站当中，有5.2%创办于20世纪90年代。该阶段无疑是我国电子商务的萌芽与起步时期。

二、冰冻与调整期(2000-2002年)：

特征：2000-2002年，在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大背景下，电子商务的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创业者的信心经受了严峻的挑战，尤其是部分严重依靠外来投资“输血”，而自身尚未找到盈利模式具备“造血”功能的企业，经历了冰与火的严峻考验。于是，包括8848、美商网、阿里巴巴在内的知名电子商务网站进入残酷的寒冬阶段，而依靠“会员+广告”模式的行业网站集群，则大都实现了集体盈利，安然度过了互联网最为艰难的“寒潮”时期。

三、复苏与回暖期(2003-2005年)：

特征：电子商务经历低谷后，在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后，出现了快速复苏回暖，部分电子商务网站也在经历过泡沫破裂后，更加谨慎务实地对待盈利模式和低成本经营。

数据：据中国B2B研究中心调查显示：目前现有电子商务网站总数占现有网站总数30.1%，应用电子商务的企业会员数量开始明显增加，2003年成为不少电子商务网站尤其是B2B网站的“营收平衡年”，该阶段无疑是我国电子商务的冰冻与调整期。

四、崛起与高速发展期(2006-2007年)：

特征：互联网环境的改善、理念的普及给电子商务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各类电子商务平台会员数量迅速增加，大部分B2B行业电子商务网站开始实现盈利。而专注B2B的网盛生意宝与阿里巴巴的先后上市成功引发的“财富效应”，更是大大激发了创业者与投资者对电子商务的热情。IPO的梦想、行业良性竞争和创业投资热情高涨这“三架马车”，大大推动了我国行业电子商务进入新一轮高速发展与商业模式创新阶段，衍生出更为丰富的服务形式与盈利模式，而电子商务网站数量也快速增加。

数据：据中国B2B研究中心调查显示：仅2007年，国内各类电子商务网站的创办数量就超过了现有网站总数的30.3%。该阶段正是我国电子商务的崛起与高速发展阶段。

五、转型与升级期(2008-2009年)：

特征：全球金融海啸的不期而至，全球经济环境迅速恶化，致使我国相当多的中小企业举步维艰，尤其是外贸出口企业随之受到极大阻碍。作为互联网产业中与传统产业关联度最高的电子商务，也难免独善其身。受产业链波及，外贸在线B2B首当其冲，以沱沱网、万国商业网、慧聪宁波网、阿里巴巴为代表的出口导向型电子商务服务商，纷纷或关闭、或裁员重组、或增长放缓。

而与此同时，在外贸转内销与扩大内需、降低销售成本的指引下，内贸在线B2B与垂直细分B2C却获得了新一轮高速发展，不少B2C服务商获得了数目可观的VC的资本青睐，传统厂商也纷纷涉水，B2C由此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繁荣。而C2C领域，随着搜索引擎巨头百度的进入，使得网购用户获得了更多的选择空间，行业竞争更加激烈化。

数据：据中国B2B研究中心调查显示：仅在此二年不到时间内创建的电子商务网站占现有网站总数的22.3%，且有75.4%的电子商务网站专注于细分行业的B2C。该时期电子商务行业优胜劣汰步伐加快，模式、产品、服务等创新层出不穷。无疑，该阶段是我国电子商务的转型与升级时期。

六、中国电子商务行业增速迅猛

从中国整体经济状况来看，网络经济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实体经济，网络经济中的电子商务增速远高于品牌广告等行业增速。据艾瑞咨询公布数据显示，2007年到2009年，中国电子商务行业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54%，高于移动互联网的35.8%、品牌网络广告33.8%，以及网络游戏的40.8%。艾瑞预测2010年到2013年，电子商务行业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达74.3%，低于移动互联网的91.8%，但高于品牌网络广告41.7%、网络游戏的20.1%，电子商务将继续担当网络经济增长主力。

从网络经济各部分构成来看，2007年电子商务在网络经济市场中占比为22%，到2009年已提升至25.7%，预期这一比例在2013年将上涨至40.8%。与此同时，网络游戏、品牌网络广告所占份额逐渐下滑，占比越来越小。具体如下图所示： 电子商务行业快速增长背后是中国网购人群的增加。艾瑞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网购用户约5500万人，2009年这一数据已增长到1.09亿人，预期2013年将达2.45亿人。具体如下图所示：

网购用户数量的持续增长，便捷支付通道的打通，物流仓储快递发展，客观环境的改善成为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新动力。DCCI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网络购物市场交易规模达462.6亿元，占网络消费比例为11.6%，2010年占比上升至37.6%，预期2013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78.1%。具体如下图所示：

（一）中国电子商务第三波热潮

在中国电商发展历史上，总共经历三波热潮：第一波始于1999年，主要代表电商为易趣网、8848、卓越网、当当网等，随互联网泡沫破裂进入低谷；第二波始于2007年，在阿里巴巴上市示范效应下，众多风险资本进入电商领域，服装、3C、母婴等门类均出现垂直B2C，此波在2008经济危机期间进入调整期；第三波始于2010年，以京东等电商巨额融资为标志，B2C、团购两大领域新公司不断涌现。

a.B2C模式。在传统品牌商对电子商务比较陌生年代，电商需要用户自身去贡献内容，无论是淘宝还是易趣，都采用C2C模式吸引买家，积累丰富商品种类，再借此吸引更广泛消费人群。随着电子商务发展，越来越多传统品牌商开始尝试线上零售模式，同时淘宝等C2C平台客观培养出细分市场用户群，B2C逐渐成为主流。与C2C相比，B2C卖家更正规、产品质量更好、服务更有保障。

据艾瑞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网络购物市场中B2C占比为6.8%，预期2013年占比至少上涨至30%。具体如下图：

B2C包括综合类B2C（或称平台类B2C）与垂直类B2C。综合类B2C包括淘宝商城、京东商城、卓越亚马逊及当当网等，其共同特征是大而全（部分正在努力向大而全转型），试图在同一个平台上纳入尽可能多的品类。据艾瑞最新公布数据，此四家综合类B2C占据2010年中国B2C交易额排行榜前4位。具体如下图：

作为B2C领域里的重量级选手，综合类B2C增长极其迅速。2008年京东商城交易额仅13.2亿元，2010年就超过100亿；凡客2010年增长300%，2011年销售目标再增长100%；淘宝商城销售额在2010年增幅则超400%。

垂直B2C共同特点为：专注于某一特定领域，例如3C、服装、母婴、奢侈品等，迅速扩充商品品类，并以做成细分领域第一名为目标，争夺综合类B2C的具体门类生意。在过去的1-2年时间中，垂直B2C成为创业者首选，切入领域越来越细，比如鞋类B2C、袜子B2C、运动服饰B2C。举例来看垂直B2C的增幅：鞋类B2C乐淘2010年销售额为1亿元，2011年预期销售额翻5倍，达到5亿元；奢侈品B2C走秀网2009年销售额4000万元，2010年2亿元，2011年预期销售额翻5倍，达10亿元。

b.团购模式。2010年是中国的“团购元年”，首家团购网站满座网于2010年1月成立，此后美团网、拉手网、糯米网等纷纷上线，到下半年形成“千团大战”格局。简单说，团购网站充当着网上消费信息集散中心功能，它将线下市场（购物中心、餐馆等等）搬上网络，再组织线上用户集体砍价，取得消费优惠。团购网站收入模式主要依靠收取提成。团购模式在中国的迅速兴起，与其简单可模仿的模式有关，也与团购盈利时间短特点有关。以下为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统计数据：

（二）电子商务的内容和实践

电子商务直接涉及到国家法律、贸易、金融、物资、流通、信息交流、基础设施等诸方面。因此，电子商务的推进需要建立良好的电子商务环境。

电子商务实际上是把人们在传统办公室、商场、银行以及管理部门等地地方进行的商务活动搬到一个公共媒体上，即计算机互连网络上进行。电子商务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网上管理、网上银行、网上订货、网上交易、网上营销、市场、广告、直至末端家庭银行、购物及远程办公。电子商务的应用可分为业务到业务、业务到消费者和信息发布三个方面。

1、业务到业务：

业务到业务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商务活动。包括定货、合同、结算、协作、管理等内容。电子商务可直接进行网上订货、结算和交货，从而缩短商务运行周期、提高业务效率。密切厂商、市场与批发商之间的联系。有益于提供一体化商业服务，特别是连锁经营服务。

2、业务到消费者：

业务到消费者是直接面对最终消费者的形式。电子商务是一种基于信息的商业进程，它通过网络广告、市场开发、网络订货和网络客户服务加强与客户的联系。节省时间和劳动及商业服务。目前这种服务主要涉及诸如机票顶订、旅店注册、网上书店、网上商场等服务。

3、信息发布：

在电子商务中，新型的基于信息的产品既方便查询又非常实用，如电子书籍、应用软件和应用信息等。电子商务和媒体相互结合起来，共同开发市场与服务。基于信息的电子商务新模型开创了电子商务营销、网上广告和网上消费的新型社会市场活动。

4、网上管理：通过互连网络的通信基础，人们可以进行远程事务管理，例如网上理财、网上咨询、网上教学、网上医疗、网上投资、网上娱乐、网上生活等。电子商务产生一种新型的市场，它表现为：

1、提供网络上的在线浏览、产品选择与电子货币支护的新方式;

2、创造公共网络上的新产品与新服务;

3、提供公共网络上安全传输信息;

4、创造数字经济环境和生活环境;

5、形成网上数字消费市场。

现在许多网上银行、网上商场、网上书店已经开业，网上营销、网上广告正在发展。人们正逐步进入电子商务时代，进行远程办公、网上购物、网上交易和网上消费等活动。

七、电子商务展望

21世纪将进入电子商务时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我们将别无选择地生活在电子商务时代。如何面对电子商务方式、如何适应数字化生存并积极参与电子商务时代的国际竞争，是涉及到每个人、每个企业、部门及国家发展与生存的重大问题，也是国家管理部门现在应该规划、并促进其发展的战略问题。

目前电子商务在国际上已经得到迅速发展和实践，将在国际商贸和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估计到2000年电子化贸易额将有上千亿美圆的交易量，并形成世界性电子商务环境。国内电子商务的研究逐渐深入，实践上已经有所行动。我国的管理部门应密切国际合作、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及时营造良好的电子商务环境;商务部门和应充分认识到电子商务的社会、经济和生活等方面的特点、电子商务活动的方式方法、以及电子商务的发展和应用表现，促使管理人员熟悉电子商务环境、逐步进入电子商务的活动方式、进行电子商务管理、最终能参与电子商务时代的国际竞争。

第五篇：我国NGO发展的法律困境分析

我国NGO发展的法律困境分析

□ 山西省委党校 陈艳珍

NGO（非政府组织）一般是指那些非政府的、非营利的、志愿的、致力于公益事业的民间社会组织，亦被称之为在政府——国家体系（治理的第一部门）和企业——市场体系（营利的第二部门）之外的“第三部门”或“非营利组织”(NPO)的社会组织体系。近十多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渐趋成熟和社会转型的全面展开，社会各阶层公民的结社热情以各种方式、在各个层面和领域越来越充分地表达出来，中国的NGO已经逐步走出发展的起步阶段，开始步入更加多层面、多体系、多样化、多影响的新的发展阶段，无论在数量上、体系上、活动上和影响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现代国际上通行意义的NGO由于在我国发展历史不长，社会资源不足，社会公益文化氛围不浓，政策环境尚有欠缺，相关法制建设滞后，现行法规和管理体制在总体上不利于NGO，导致NGO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法律困境。

一、“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的社团管理体制不适合中国NGO发展

我国现行的社会团体管理体制是“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归口登记，指的是社会团体统一由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地方县级以上各级民政部门负责登记，颁发《社会团体法人登记书》，其他任何部门无权登记社会团体。双重管理，指的是每一个社会团体都要接受两个机关：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登记主管机关的职能是负责社会团体的成立、变更、注销登记或者备案；对社会团体实施年检；对社会团体违反《条例》的问题进行监督检查，并给予行政处分。业务主管机关的职责是负责社会团体上述行为前的审查；监督、指导社会团体的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依据其章程开展活动；负责社会团体检查的初审；协助登记管理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查处社会团体的违法行为等事宜。分级管理，指的是全国性社会团体由民政部登记，地方性社会团体由县级以上各级地方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由相应的部门做业务主管单位。

双重管理体制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被简化成为一种政治把关和共担责任的分权机制。无论登记管理机关还是业务主管单位,首要的目标都是如何减低政治风

险和规避责任, NGO的发展则被置于次要的目标上。由于相关法规只是划定了业务主管单位的范围却并未明确规定其义务,所以对NGO来说,找到愿意承担责任的业务主管单位就成为能否获准登记的首要条件。而业务主管单位批准NGO合法登记的条件,不仅要看其业务范围是否相关,更重要的则是要看NGO能否被置于其有效的控制范围内,要看NGO的发展会不会带来过大的政治风险和责任,以及NGO的发展能否增大业务主管单位所在的部门利益。要满足这样的条件,业务主管单位对NGO的行政干预就在所难免。

二、NGO成立的法律和政策门槛过高，致使其发展受到制约

西方国家对NGO的管理一般实行注册制或登记制管理，只要NGO符合政府规定的关于组织资产、会员数量、发展规模等一系列标准，就可以到相应的政府部门注册，经审查即获得合法地位，此后NGO的一系列活动由本组织自行负责，出现问题则视情况提交司法部门解决。西方的注册制或登记制将NGO的生存权交给了社会，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社会自主性；而我国的审批登记制本质上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制式，政府牢牢掌握着NGO的生存包办权，其严厉的准入制度很大程度上制约了NGO成立及发展，公民成立社会团体的权利受到限制，公民根据自身的目标与愿望成立社会团体的难度较大。

首先，对NGO的成立规定了比较苛刻的条件。如《社团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成立社团在会员方面，必须要有50人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30人以上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单位会员组成的会员总数不得少于50个；在物质条件方面，要有合法的经费来源，全国性社团有10万元以上的活动资金，地方性的社团要有3万元以上的活动资金。关于会员数量和物质条件方面的上述标准，显然，对于一些特殊领域的NGO来说，完全达到上述标准可能有些困难。

其次，在审批和年检方面也显得过于严格。一般而言，一旦法律对社会组织和公民的行为做出了某种规定后，政府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应当受到该法律法规的约束，不能任意扩大或缩小。但是政府在对社会团体管理实践活动中，往往考虑政治的需要，审批上体现从严的精神，有疑问的不批，明显有问题的坚决予以制止，对一些特殊的社会团体如下岗女工再就业协会、外地人口就业协会、股民协会等不予登记。这样，社会团体的登记机关就拥有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社会团体审批中可能会存在过多偏重于管理机关对该组织成立主观意图的认识，使审

批活动有较强的随意性。由于获得合法身份的门槛太高,越来越多的NGO转而采取工商注册的形式，或者在其他党政部门的支持下取得各种变相的合法形式，或者甘冒不登记注册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中国NGO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合法体系之外的原因。大量涌现的NGO纷纷绕开现行法规的结果，使得现行法规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不仅对于各种形式的NGO起不到应有的约束和监管作用，而且降低了法律应有的尊严并激励了公民不守法的群体行为,这在法治社会是一种危害性的现象。同时,在法律给定的合法性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各种形式的社会合法性便大行其道,部门挂靠、媒体报道、领导出席、名人挂帅等，都成为一些组织获得合法性支持的重要渠道。

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所确立的限制分支和非竞争性原则，阻碍了NGO的充分发展

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所确立的限制分支和非竞争性原则看，中国对NGO的管理策略上总体上呈现限制竞争、抑制发展的基本导向。其目的是为了便于政府的控制与管理，防止由于竞争导致各个NGO为了生存和发展主动采取各种措施，进而偏离政府所希望的方向。从政府的角度考虑有一定道理。然而，从NGO的长期发展来看，这种人为造成NGO的垄断局面，具有极大的消极影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13条规定，在同一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相似的民间组织，没有必要成立的，对于民间组织的成立申请不予批准。第19条规定，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而且社团不得设立地域性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设立和分支机构的设立一般也应当限制在其登记地或会址所在地。不仅如此，有关机关还主动将其认为业务上有重复或没有必要存在的社团要实行撤销和合并。这些法律和政策的规定，从管理的角度看有正面作用，因为限制民间组织的竞争，一方面可以消解由此所引起的各种社会不安定因素，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民间组织的数量过大，也会给政府的控制增加难度，同时竞争会导致民间组织之间为了生存和获取资源采取各种措施，容易偏离政府为民间组织所设定的方向。但从管理的消极角度看，解决一个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从源头上连问题本身都给消灭掉，但是这种做法对于社团开展活动和发展则是不利的。限制组织的扩张直接影响了社团开展活动，社团活动范围和能力的扩大与社团组织的扩大密切相关。

“限制分支原则和非竞争性原则”的确立，意味着在NGO成立上存在着明显的“先发优势”，谁先在法律上取得合法地位，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本领域的合法代言人，进而使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得到体现。并要求后加入的会员遵守这些规章制度，从而在无形中与市场自由竞争的原则相左。NGO自身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但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强有力的竞争。由于缺乏竞争，不少NGO疏于改进管理，得过且过，影响力自然降低，造成社会公信度差等。应该承认，缺乏竞争是NGO进入这种不良循环状态的源头。NGO向社会提供的是非垄断性公共物品，这意味着它不应该居于垄断地位。然而，限制竞争必然导致垄断发生，而垄断对NGO的生存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将是巨大的，这必将会不利于NGO的充分发展。

四、现行有关NGO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不健全，成为制约NGO发展的又一瓶颈

NGO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政府税收政策上的优惠。按照国际惯例，NGO具有非营利性、志愿性和公益性，所以税收上一般体现“减免”政策，强调对NGO的积极方面进行鼓励和促进，以此更好地发挥其提供公共物品、保障社会公益的“替代效应”。

但至今为止，我国民政部门与税务部门由于对NGO在认识上存在分歧，因此未能在税收政策上形成统一的规定，没有出台一部系统的NGO税法，也没有一套适用于NGO的独特制度，甚而对于NGO的纳税主体地位的界定都含糊不清。

具体来讲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税收立法的层次性不高。目前，我国对于NGO的税收问题并不重视，并未确立一套适用于NGO的独特制度，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收优惠主要是依据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的几个文件，对于捐赠方的优惠主要见于1999年颁布的《公益事业捐赠法》。总体来说，立法的层次性不高，也不够系统、具体、明确。

第二，NGO的税收主体地位不突出。在现行的有关税收法律、法规中，并没有象许多国家一样，突出NGO的特有地位，仍然是将NGO按照营利性组织来定性进行征税，这种纳税主体的地位是不妥当的。在财产税、商品税中，也缺乏对NGO的专门规定，尤其缺乏对民间成立的NGO的优惠措施。同时，对于一些借非营利之名行营利之实的行为，没有在税法上给予准确的鉴别。

第三，对捐赠人的法律制度性鼓励不足。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捐赠行为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一些原则性规定，有待具体落实和细化。同时对捐赠人的税收优惠标准还不够统一、规范，就我国税法的规定而言，并非所有捐赠支出都可以从应税所得额中扣除，而往往是限定捐赠的性质和数额的。例如，捐赠必须是公益、救济性的，并且，在内资企业所得税中还要求必须是间接捐赠，才能限额扣除。比如企业所得税对捐赠有免税的规定，实际上不管捐多少，只能免应纳税款的3%。如果企业收入100万元，捐款了50万元，也只能免3万元的税。对于个人捐款的减税鼓励，《公益事业捐赠法》中规定比较含糊，在实际操作中就算拿着个人捐助的证明，税务部门也不会承认。捐赠减免税的许多优惠政策仍然有待明晰，如现在物资捐赠的比重很大，几乎占到总捐助额的1/3，对此能否减免税收，以什么标准进行折价，政策上尚没有明确规定；不通过中介组织进行的直接捐赠也大多得不到税收优惠。

由此可见，我国对于NGO的税收法规相当模糊和分散，可操作性差，这样使得一些具有政府背景的NGO能够开展“游说”活动寻求税收优惠。相对于政府来说，NGO处于弱势地位。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当前我国关于NGO发展的“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审批核准的登记成立制度、限制分支和非竞争性原则的确立以及相关的现行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我国NGO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在市场经济体制渐趋完善的今天，我国NGO发展所面临的法律困境，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在充分借鉴国外成功发展NGO经验的基础上，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NGO法律制度框架，促进NGO的发展，发挥其和谐社会“稳定器”作用。

〔责任编辑 王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