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日经济合作及其对东亚一体化前景的影响
摘要: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国间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加强,不同类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纷纷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关键词:日本中国 经济合作 东亚区域一体化
当前,世界232个国家和地区中有近200多个处于区域经济中。在号称世界经济三大板块的西欧、北美和东亚三大地区中,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相继成立,而作为世界经济近年发展最快、最有活力的东亚地区则呈现出一种松散的组织形式,合作较多的是在双边、次多边基础上进行,或是通过一些区域性经济论坛和政府间承诺来促进相互间的经济合作。这使得东亚各国共同面临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在WTO多边谈判中各自承担压力,无法形成整合力量,这必然会使东亚地区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对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东亚各地区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应该首先解决自身的一体化问题。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综合各方面客观现实,中日两国理应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共同发挥主导作用。
作为世界第三和第二号经济大国,中日经济合作有极大的互补性。日本有大量资金、先进的技术、高质量的设备、成熟的治理模式和先进经验;中国有庞大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惠的待遇、蓬勃发展的经济和世界加工基地。近年来中日贸易以每年100亿美元左右的涨幅、平均20%以上的速度快速发展。日本成了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了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因此,随着中日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化必将给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带来更明朗的前景
11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东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挫折。加之危机前日本经济的十年不景气、危机后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衰退以及日元对美元汇率的下跌为东亚经济的重振投下了长长的阴影。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的兴起则使东亚经济的发展前景增加了几分不确定性。面对21世纪的挑战,东亚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东亚国家的重要课题。日本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中国是亚洲第二经济强国,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同时也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经济有着高度的互补性。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合作则两利,不合作则两败俱伤。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是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关键。
一、日中两国的经济合作
(一)中日经济合作的概述和比较
在东亚经济合作问题上,日中经济合作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事实上,在过去二十几年中,日本始终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日中贸易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途径。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进口来源国和第二大出口对象国。在过去十年中,这种关系进一步得到了加强。1999 年,日本在中国的出口份额中由1990 年的14.5% 上升到20.5%。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在日本的出口份额中也由1990 年的2.1% 上升到1999 年的5.6 %。从1990 年到1999年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增长了33%。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在中国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18.1% 上升到1999 年的23.3%。中国在日本进口总额中的比重也由1990 年的5.4%上升到1999 年的14.6%。在2000 年,日中贸易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势头①。与此同时,日本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国之一。在过去10 年中,日本对华投资一直名列中国投资来源国的第二位或第三位。
表1.中国 主 要 贸 易 对 象 2000年($US)总贸易额
中国出口额 中国进口额
Total
474.249.2 225.1
Japan
83.41.7
41.5
US 75.52.122.4
EU
69.0
38.2
30.9
HK
54.0
44.5 9.4
ASEAN
39.5
17.3
22.2
Korea
34.5
11.3
23.2
Taiwan
30.5
5.0
25.2
Australia
8.5
3.5.0
Russia
8.0
2.2
5.8
Canada
6.9
3.2
3.8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中国海关统计,2001 年。
同战后初期的日本一样,中国经济的发展方针是在国民收入水平上逐步赶上发达国家。不仅如此,经过50 年~100 年的努力,中国还要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尽快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必须提高技术装备。而在技术装备程度给定的条件下,中国则必须加快索罗意义上的技术进步速度。为实现这一目标,除通过各种手段直接推动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之外,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通过体制改革建立各种激励机制来提高生产效率。后来,在继续推行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又大力推行外向型的发展战略。
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中国始终把实现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升级放在中心地位。在执行开放方针的初期,由外国企业提供订单、原材料和技术的加工贸易对中国创造就业机会、换取外汇做出了重要贡献。大量进口的各种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使中国的传统产业加强了竞争力。而后,从外国引入成套设备和生产线的政策则有力推进了中国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升级。虽然大量生产线的重复引进造成了资源浪费,但是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激烈的竞争使企业不得不努力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随着国内市场的饱和,企业逐渐把目光转向国际市场。在开放的前期,进入中国的外资大部分是香港特区和其他东亚地区的中小型企业。在90 年代中后期,跨国公司,特别是名列福布斯五百家的跨国公司开始大举进入中国。中国希望,跨国公司的进入不但能带来资本而且能带来最新的技术。事实上,许多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建了研究和开发R&D 部门。
(二)中日经济合作走过的历程
在中日经济合作的发展初期。中国进口日本的资本品和技术含量较高的耐用消费品。中国则向日本出口技术含量和资本含量很低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两国经济合作的基本特征是互通有无、互惠互利。两国之间也不存在什么贸易摩擦。日本作为中国资本品(生产线)的提供国,为中国实现产业结构的转移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在70 年代末,中国从日本引进了整套炼钢设备,建立了先进的宝山钢铁公司。在80 年代和90 年代,中国又从日本引进了生产彩电、收录机、洗衣机、空调等生产线。这些生产线的引入不但使中国实现了产业升级,而且使中国机电产品成为世界市场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作为中间产品或原材料的提供国,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也是十分重要的。例如,中国缺乏生产高质量服装面料的能力,从日本和其他国家进口的服装面料对中国服装出口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日两国的贸易中,日本的商社和中小企业在提供原材料、技术指导和寻找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它们的努力中日两国的贸易是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的。
由于中国在提升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方面的努力,中国对日出口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制造品的出口的比重由1990 年的40% 上升到1999 年的80%。其中,办公设备和通讯设备出口的比重由1990 年0.5% 上升到1999 年的11%。其他重要制造品如机电产品、交通设备和其他自动化设备的出口都有了很大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初级产品和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有了明显下降。在2000 年中国对日出口中,最重要的商品为成衣(27%)、机械、运输设备(22%)、办公设备和运输设备(5%)、纺织品(4.9%)、化工产品(3.6 2%)。②
事实说明,日中两国的贸易联系,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高度化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中国也并非是日中贸易的唯一受益方。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也增长很快。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经济要恢复活力就必须提高企业竞争能力。我认为,日本企业缺乏竞争力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劳动成本过高。而后者的原因又是日本人的生活费用过高(当然,日本的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制度也是导致劳动成本过高的重要原因)。为降低生活费用,日本政府必须通过财政或其他手段,减轻日本民众的各种生活负担。事实上,中国为日本市场提供廉价消费品和中间产品,有助于日本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认为从中国的廉价进口加重了日本的通货收缩的看法是荒谬的。
应该说,尽管出现过农产品争端,但日中两国的贸易关系仍然是良好的。中国方面应该体谅日本在进行结构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避免由于对日出口的过度增长而引起贸易摩擦。日本方面则应加速结构调整,而不要大谈“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比日本经济落后30~40 年,日中两国经济是高度互补性的而不是竞争性的。中国对日本经济构成不了什么威胁。真正对日本经济构成威胁的是缺乏进行改革决心的日本人自己和那些曾经并且现在仍在试图“变卖日本”的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香港特区始终是大陆中国的最重要投资来源地。在从1979 到2000年的20 年时间中,在对中国大陆的累计协议投资和实际投资中,来自香港特区的投资比重分别为48.50% 和48.89%。其他的重要投资来源为美国、日本、中国台湾省和新加坡。它们在累计协议投资和实际投资中的比重分别为:8.96%, 5.74%, 7.07%, 5.23% 和8.62%,7.98%, 7.51%, 4.88%。整个东亚地区对中国大陆的累计协议投资和实际投资中的比重都超过了65%③,日本对中国的FDI 在1998 年到达高峰④,此后逐年下降。在2000 年,日本对中国的FDI 占中国所吸引FDI 总额的8.22%, 其比重远远低于香港特区和美国。1998 年,美国对中国的FDI 就超过了日本,成为香港特区之后的中国的第二大投资来源。根据中国的最新官方报道,在从1999 年到2001 年的三年中,美国对中国的FDI 正在赶超香港特区,不久将成为中国第一大投资来源。2001 年美国对中国的FDI 达到了680 亿美元⑤。90 年代后期日本对华FDI 的减少,同90 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海外投资普遍减少的基本趋势是一致的。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华FDI 在日本全部FDI 中所占的比重也明显下降了。根据日本方面的统计,在1995 年日本对中国的FDI 为US$ 4.47 billion,占日本全部FDI 的8.8%。但是,在1999 年日本对华FDI 仅为US$751 million, 只相当于当年日本全部FDI 的1.1%⑥。应指出,关于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的统计可能是不准确的。一些日本企业并不报告本企业的海外投资数额。但是,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90 年代后期无论是在绝对数量还是在比重上都明显减少,则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情况可能同日本企业对中国投资环境和前景的判断有关,也可能同日本企业的投资战略有关。由于担心国内失业问题加重,害怕培养竞争对手,日本国内舆论表现出对“产业空洞化”的强烈担心。所谓“产业空洞化”实际上是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一种重要方式,明明是“产业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却要将其称之为具有贬义的“空洞化”,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年代后半期日本企业对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消极态度同日中两国作为最重要贸易伙伴的关系是十分不相称的。如果日本对华投资得不到加强,日中两国的贸易关系必然会受到严重影响。当然,日本对华投资的减少并非日本单方面的问题。中国许多企业和地方政府在信守合同、提供良好投资环境方面确实存在严重问题。这是中国方面应该检讨的。中国加入WTO 表达了中国根据国际准则和国际惯例行事的决心。谨慎是无可指责的,但对于中国投资环境和前景的看法过度悲观可能会使日本企业贻误商机。值得庆幸的是,在最近
一、两年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形势出现明显好转。例如,近年来中国对日本的电子产品和设备有了很快增长。其中的最重要原因是日本企业大大增加了在这一部门的FDI。在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生产出产品后再返销日本。只有增加在华投资,特别是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投资,日中两国的经济关系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总之,增加在中国的投资,有利于日本的结构调整,有利于日本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从长远来看,增加在中国的投资绝对是有利于日本经济增长的。
二、东亚经济合作的传统模式与当前所面临的挑战
(一)雁行模式的奇迹
在过去几十年中,“亚洲奇迹”除了应归功于东亚各经济体的对内社会和经济发展政策(世界银行,1993)外,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也功不可没。这种合作是以日本主导的“雁行模式”为主要特征的。“雁行模式”的基本要素是:各国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按收入水平由高到低排列,不同国家按产品的高度化程度,分别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形成高度化不等的产业和出口结构。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为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提供资本和技术,而后者则为前者提供劳动密集型产品。另一种重要的合作形式是:高收入国家提供资本和技术密集较高的中间产品而低收入水平国家则从事劳动密集的来料加工或组装和装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比较优势的转移有关国家将相应实现本国产业和出口结构的提升。(1)
(二)雁行模式难以为继的原因
“雁行模式”的维持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其中包括:
1、对于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国家所出口的不同产品有足够的需求;
2、后进国家对资本品和技术转让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
3、在贸易伙伴之间存在适当且相对稳定的汇率安排;
4、相关各国都能维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
5、相关国家之间能够维持国际收支的大体平衡(在短期内是国际收支平衡,在长期内是经常项目的平衡)。
但是,由于东亚地区自90 年代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前述条件已经难以维持。
(三)东亚经济合作所面临的挑战
首先,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不景气,至今仍看不出恢复增长的希望。东亚地区其他国家希望日本能够继续吸纳本国生产的劳动密集产品(如纺织品、成衣等),以及某些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较低的产品(如彩电、冰箱和洗衣机等)。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不景气状态,使东亚其他国家很难实现对日出口的增长。为了保持“雁行模式”的队形,日本除应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外,还应该使国内产业结构不断得到调整。但是,在过去十年中,日本产业结构调整十分缓慢。在对东亚其它国家出口的吸收能力明显削弱的同时,日本对东亚其它国家的资本输出也明显减少。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使东亚通过垂直分工,作为一个整体维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模式遭到致命打击。“头雁”的停飞使整个雁队形成“失速”落地。
其次,自1985年广场协议以来,日元对美元的持续升值,大大推动了日本企业对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同时也使实行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的东亚其他国家在保持货币和金融稳定的同时,增加了对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出口。但是,自90 年代中期以来,局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先是,由于日本国内发生金融危机,日本银行资金大幅度回流。而后,特别是1998 年以后,日元对美元持续贬值(有时是大幅度贬值)。东亚其他国家的出口,特别是对日本的出口受到严重不利影响。日元的贬值加速了“雁行模式”的解体。日元贬值大大削弱了日元在东亚地区的地位,而日元地位削弱所造成的金融不稳定不但严重影响了东亚其他国家的经济稳定,而且也严重影响了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再次,中国作为一个出口大国兴起很可能成为使“雁行模式”解体的最后一根稻草。首先,中国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上的优势是难有其匹的。其次,中国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庞大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队伍。在某些高科技领域甚至可以同世界最发达国家一争高下。再次,由于地域广大,经济发展水平从沿海到内陆呈现出由高到低的明显的发展梯度。东部沿海城市,如上海,其发达程度在许多方面已不让香港特区、台北。而西部内陆地区的落后程度则不让东亚最落后的国家。当东南沿海地区因工资水平上升而丧失生产劳动密集产品的比较优势后,中、西部地区(或来自这些地区的劳工)将能很快弥补东南沿海地区因产业升级留出的空间。因而,在已经进入某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之后,中国仍将能长时间保持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优势。最后,虽然人均收入很低,但由于人口众多,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广大的市场,对外国投资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兴起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巨大的出口潜力和对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引起东亚其他国家的严重忧虑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面对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日元的不断贬值和中国的崛起,传统的“雁行模式”受到严重冲击。东亚国家确实需要对东亚地区未来经济合作的道路做出选择。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东亚重新寻找发展和合作道路的种种趋向。中国加入WTO 表明,中国支持多边的和全球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积极参与APEC 这一事实表明,中国也支持跨地区的经济合作进程。但是,作为东亚国家,中国最为重视的是发展同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合作并最终实现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中国支持建立东亚FTA 和参与建立东盟10加中国FTA,表明了中国的这种意愿。中国希望,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一个东亚经济共同体或亚洲经济共同体将能够在世界东方崛起,同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美国(或未来的“美洲经济共同体”)一起成为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
三、中日经济合作中的东亚区域一体化
(一)中日共同参与下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良好基础
首先,东亚各国之间在资源方面有极强的互补性,存在着明显的阶梯性产业转移,区域内贸易投资增长迅速。在东亚地区,日本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韩国、新加坡和我国的香港、台湾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经济实力也迅速上升。相比于东亚其他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这些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具有很高的科学技术、生产力水平和大量资金,但在自然资源、矿产和劳动力资源方面不占优势,这必然会成为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而中国大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家,则具有较丰富的自然资源及劳动力资源,尤其在制造业领域具有极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缺少的正是开发其优势资源的资金和技术。这种互补性很强的产业供需关系,为国家间阶梯性产业转移提供了必然而又必需的基础。
其次,近些年东亚各国及地区之间的阶梯产业转移,大体上通过以日本为雁头,亚洲四小龙为雁身,东盟以及中国大陆为雁翅的“雁形模式”得以实现。以“雁形模式”为鲜明特点的东亚经济发展奇迹,正是利用了东亚各国间存在的产业转移优势,从而带动了整个东亚地区经济的腾飞。通过资金流和物流的交替循环,东亚各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再次,尽管“雁形模式”自身有一定缺陷,例如容易导致产业结构趋同和单一化等,但这种模式仍是东亚各国短期内调整产业结构比较有效的重要方式。最重要的是,区域内产业转移的存在为东亚国家将来的进一步合作提供了深厚的经济基础和背景。东亚国家(地区)间FDI的增加,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使得该区域内贸易和投资迅速增长。近十年来,东亚国家和地区间贸易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9.3%。以中、日为例,两国间的贸易额从1990-1997年就一直以19.5%的速度递增,目前,日本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再以往日的“亚洲四小龙”为例,1996年底,其相互间投资为80.21亿美元,占其吸收外国FDI总量的8.5%;对东盟的投资为412.51亿美元,占东盟吸收FDI总量的20.1%;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占大陆吸收FDI总量的75%。1997年后,东亚国家间贸易虽因金融危机而下降,但仍占东亚各国外贸总额的50.4%。区域内贸易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和投资的持续增加,使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市场的向心力进一步加强。
(二)日本的回归亚洲
日本近些年采取的回归亚洲的政策,以及国内经济的衰退,使得这个东亚经济强国加强了与东亚各国的合作。
由于日本与东亚各国间产业转移的存在和在机电产品方面的竞争优势,使得东亚一直是日本对外投资的重点及重要的产品生产和原料供应基地。日本早在1994年对以东亚为主的亚洲投资就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23.7%,超过对北美地区的16%,而居第一位。尤其是对中国的贷款和投资逐年递增,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国。近十年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连续多年经济增长率为零,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欧美市场进一步萎缩。不少日本企业为利润所驱使,更加重视东亚市场,加大了对东亚地区的投资和贸易往来。尤其是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近几年虽发生过贸易摩擦,但几乎未受金融危机影响,投资与贸易额逐年稳步增加,两国作为东亚地区经济领头羊的地位更加明显,其对东亚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的影响不言而喻。
(三)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与壮大
中国的发展壮大及与东亚各国、地区的紧密经济联系,必将是成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的中坚力量。
东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国作用的增强。1996年,中国对东亚的进出口额增长率、出口额增长率和进口额增长率分别占对世界的总增长率的67.3%,62.1%和61.43%。到2000年,东亚对中国的投资已占到中国吸引外资的80%以上,中国已成为东亚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富有吸引力的投资市场。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了WTO,保持了7%的经济增长率,2002年经济增长率更高达7.8%,在世界各国中一枝独秀。中国作为贯通亚洲东、南、西、北、中的地区,正凭借其经济实力对区域经济起着核心作用,中国大陆与港、澳、台构成的大中华区经济圈与日本一起已经成为东亚的经济核心。所以,中国、日本和东亚其他国家、地区间存在的市场拉动和投资推动因素必将继续拉动东亚经济的整体增长。
五、结束语
日中两国的经济关系从总体上看是很好的,最近,日中两国在发展经济关系方面更是出现了新的良好势头。日中两国经济有高度的互补性,只要建立起相互信任的政治基础,日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必将能得到全面加强。日中两国应该而且能够为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做出决定性贡献。注 释
(1)2002 年2 月14 日CCTV 晚间新闻
(2)Urata: Toward North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p3.Conference Proceeding, 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and North Asian Economic Cooperation forum Conference.Hawaii, Aug,(3)Pingyao Lai: Recent Trend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a unpublished paper, 2001,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4)According to other studies, Japan’s FDI to China peaked in 1995.(5)关志雄博士对雁行模式作了非常清楚的描述。见Kwan.C.H..2001.Yen block,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6
(6)ASEAN-China Expert Group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Forging Closer ASEAN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October 2001, p4 参考文献
[1] 刘昌黎:通向一体化的过渡,国际贸易,2001 年第5 期。
[2] 王洛林等:《日本金融考察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2001 年。
[3] 余永定等(ed): 《21 世纪世界经济新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2005年。
[4] 张锡镇: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与有关各方的态度和立场,东亚研究,2001 年第5 期。
[5] 张蕴岭:《东亚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与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
第二篇:中日文化认同与东亚共同体
中日政治文化认同与东亚共同体
姓名:郑家迎
学号:2008010122
班级:08国际政治
指导老师:许吉教授
中日政治文化认同与东亚共同体
08国际政治 郑家迎
2008010122 【摘要】在当今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的形势下,特别是欧洲一体化的成功,使得东亚地区的一休化渐渐被东亚各国重视起来,然而相对于欧洲一体化,东亚一体化的道路要艰难的多,主要原因是东亚各国之间缺乏政治层面的互信,当然相对于欧洲东亚各国发展水平差异更大也是重要的原因,然而从政治互信的角度来讲,东亚各国间缺乏必要的政治文化认同则是东亚各国政治互信一直打不开局面的深层次原因。中日作为东亚地区两个大国,两国间的政治认同程度不但对两国政治互信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整个东亚共同体的未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 日本 文化认同 东亚共同体
东亚共同体(又称亚洲共同体)是地理邻近的东亚各国希望通过长期的相互合作和一体化进程而形成一个紧密整体。它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地区认同的基础上,并非一个排他性的集团,也不
[1]针对任何区域外国家。在全球性的区域合作不断加深和扩大的趋势下,特别是欧共同体的成功,12月1号《里斯本条约》正式生效,明年1月,“欧盟总统”范龙佩和“欧盟外长”阿什顿就将走马上任。种种迹象显示欧洲一体化不断得到加强,未来欧洲极有可能以一统一的国家姿态在国际社会上出现,而反观东亚这一个具有很大合作潜力的区域,共同体的建设仍旧停留在设想和尝试的初级阶段。当然这其中原因种种,东亚各国特别是中日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巨大,政治认同度较低使得中日之间相互制定对外政策时总是相互堤防,难以形成突破性进展。而中日又是东亚两个最大的国家,日本是东亚最大的发达国家,而中国是东亚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个国家在东亚地区都具有很大的地区政治影响力,从某种程度上讲中日两国的合作进程甚至决定东亚共同体的发展进程。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执政后,首相鸠山由纪夫在与中、韩领导人接触时多次提及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中、韩领导人也予以积极回应,东亚共同体的概念迅速升温。鸠山把东亚共同体定位为在亚洲与美国和欧盟并驾齐驱的世界第三极。东亚共同体发展状态如何从意识形态上讲取决于东亚各国人民是否具有东亚共同体意识。而这是要有一定的共同的政治文化为基础的。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文明形态 [1]http://baike.baidu.com/view/1364516.htm?fr=ala0
辉煌而独特,价值认同一致或类似。但问题是现在东亚各国是否依然具有一致的价值认同和文化理念?如果有,为什么东亚各国会在众多问题上产生分歧、摩擦.会存在如此严重的不信任?我们认为,目前东亚各国并不存在文化认同,这也是导致东亚共同体构建举步维艰的一个主要原因。[2]结合欧洲一体化成功的经验与东亚历史上的文化认同分析。是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政治认识文化认同在东亚共同体构建中的作用。
一、中日之间的政治文化同源性
仅管中日之间现行不同的政治体制,但是在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背后是中日两国共同的政治文化同源性,而政治文化是深受本国的文化性质所影响的,这也会从根本上影响一国的政治制度。中日同属于东亚文明圈,在历史上中日之间的文化交频繁密切。公元前3世纪到3世纪,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儒道融合而成的华夏文明,先传入朝鲜半岛,而后又传到日本列岛和越南等地。被传入国依照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哲学观念来理解、诠释、接受、改造华夏文明,建构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和哲学。东亚文明形成早期的这种交流和合作。在其后得到了延续。日本对中华文明的吸引和融合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13世纪初,宋学著作也已渐传人日本,朱子学又由日本学者群体的解释和发展。形成诸多学派。在德川幕府时代也成为官方意识形态。[3]这种融合与创造,使东亚哲学呈现出内涵相同、形态多样的景观。汉字和汉文、儒学、佛教、律令制度和生产技术都是日本学习和借鉴的主要内容。3世纪末期,中国的儒学思想和佛教文化先后传入日本,对日本以后的文化的启蒙有有着重要的作用。日本的也在国的影响下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儒学特色的政治文化特色,日本也从此建立了与中国类似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在唐朝时,中华帝国进入了强盛时期,日本朝野上下对中华文明更加仰慕,出现全面学习模仿中国的热潮。据记载,公元630-894年,大约在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共向唐派遣了十几次的遣唐使,多数人回国后都被委以重任,尽其所学,对日本的政治制、法律、教育、文学、艺术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到了宋代,儒学经经程颐、朱熹的发展逐渐成为宋学,并影响到 [2][3]邵亚楼.文化认同与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12月第4期 罗纳德·1·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了日本。由于宋学侧重伦理道德的“大义名分”之说,符合刚刚建立的日本幕府统治的政治需要,因而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并上升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一时间日本国内出现了众多指定教授宋学的藩校机构,使程朱理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于稳定幕府时代的封建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了明清时期由于中国相对于世界上的强国相对落后,日本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但是但是自清朝建立以来,大清帝国治下的中国逐渐在世界上落伍,这在喜欢与强者为伍,向强者学习的日本人眼中也成为蛮夷。“东亚共同体”自那时已经渐渐崩溃。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的东亚三国在文化上已经分道扬镳,逐渐没有了在政治文化上共同的认同。日本的文化是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当过去认同的汉唐文化在日本成为记忆中的中国,并与现实中的中国分离以后,日本人也觉得,纯正的中华文化在中国已经消失。却在日本延续下来。他们通过衣服、音乐、礼拜之制、万世一系的皇族与政治合法性延续,以及知识阶层对中国经典与朱子之学的理解等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批判.这滋长了明治之后他们作为亚洲文化盟主的信心。在文化上,对于“华夏”和“夷狄”也不按照地理空间来划分了。那个在汉唐时代可能曾经是文化共同体的 “东亚共同体”已经渐渐崩溃。但是中国政治文化特别是在文化思想层面对日本的影响仍然存在。
二、中日两国政治文化差异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道家、儒家、法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政治思想主张。道家提倡顺乎自然,“ 无为而治”;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主张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儒家、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着很大的互补性。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糅合各家学派的观点,提出以儒家思想为主,法家严刑峻法为辅,兼容道家合理思想的“大一统”的新儒家思想体系,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与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德治政治文化相适应,和为贵、中庸之道、和而不同的政治思想,大一统、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厚德载物、兼容天下的政治价值取向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要内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是国际主义思想。国际主义体现在外交上,是把外交政策放在对国际事务理解的基础上。从
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中国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包含了深刻的国际主义思想,是国际主义精神与和平理想的完美统一。和平外交意味着中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将首先考虑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体现了中国希望通过国际合作,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主义主张。
日本主义作为日本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特征,与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国际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日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实质是强调大和民族的优越性,主张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认为“日本是世界之神国的最优秀国家和民族。”[4]与日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相适应的是日本排外的政治传统。日本人将世界划为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区,内外分界线十分清楚。对内,日本人可以相互协调以取得各方平衡,对外,则以日本为中心,为日本的“国家利益”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包括武力侵略他国。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家、民族、集体至上观念始终占主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的政治价值取向,本质上是对中国传统集体主义的继承和超越。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核心,以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为最高价值评判标准,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集体主义原则作为当代中国的政治行为准则,同植根于私有制、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利益的日本式集团主义有着本质区别,是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有机融合。
日本政治文化重要的特征是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这在二战前更为明显。“神道思想是日本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实践以及支撑它的生活态度和理念” [5]但日本近代历史告诉我们,作为一把“双刃剑”,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如果被过分推崇并走向极端化、沙文化,会极大的影响国家的正常的政治生活和理性的政策理念。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也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实行扩张主义政策、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基础和政治理念,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在国内蒙蔽、欺骗国民,驱使国民为其侵略战争卖命的意识形态工具。仅管在二战以后的在民主改革中,日本的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的被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天皇集权、军部擅权的法西斯专政体制被废除,政教分离,神道与国家政治分离,西方政治民主、和平思想的传播,议会内阁制的政权体制的建立,普选制的推行,这一切都有助于民主和平的政治文化在日本的形成。至少在国家政治外交的层面,神道思想 [4][5]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日]松村明.大辞林,三省堂,1988.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已经大为削弱,不再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思潮、民族心理的深层,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仍然存在并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存在着积极与消极、正面与负面的多方面作用,不应、也不可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以偏概全。不能不注意的是,冷战后在日本政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似乎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在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发展步伐放缓,经济进入泡沫阶段后日本的这种神道主义和民族思想逐渐发展成为新的民族主义,而这种新的民族主义是以继承日本历史上的集团义主义为重要特色的。
集团主义在历史上是大和民族精神的核心。日本人历来习惯以集团的原则行事,具有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日本集团主义重视协调,强调个人在处理与集体之间的关系时,个人以集团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日本的这种集团主义思想根源于日本的地理空间狭小,各地域在古代又相对封闭各有其界。加之日本是个岛国,自然灾难多发这就要求在集团内的人们加强合作共同面对灾难。集团主义使人们注重内部团结,有时甚至需要压抑个性来迎合集体的“和谐”。集团主义是日本民族力量的核心。[6]所以日本的这种集团主义相互协调只是集团内的协调,对集团外并不存在协调关系,所以实质是以集团形式表现的利己主义。日本式集团主义表现在各个领域,家族国家观是其中之一。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各届政府强化了天皇制家族国家观,从而使得日本人对天皇的极度崇拜,把天皇看作是神而不是人,及至二战后天皇制的保留,万世一系的天皇制仍然是日本国民的精神支柱,对于集团所作的决定,如果导致不良后果,只有集体才能承担责任,这就削弱了每个有承担后果的责任感。在日本战争责任问题上,集团主义的表现就是无人负责任。由于集团主义强调集团高于个人,个人的能力被无限放大,个人的责任被无限缩小,导致日本“一亿人总忏悔”以推卸责任的错误战争责任观能够出现。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礼、中庸,主张厚德载物、兼容天下,由此铸就出中华民族兼容并包的民族价值观。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很好了体现了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而在国内中国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逐渐合为一体,成为激发中华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凝聚中华民族力量实现民族复兴的纽带。这种民族主义不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是 [6][美]埃德温.奥.赖肖尔.当代日本人—_传统与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追求国家独立、自由、发展,与其他它民族和平共处的民族主义。
相比之下,当代日本以日本主义为核心的新民族主义则是狭隘的过度的民族主义。新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排外主义、种族优劣论等联系在一起,认为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其他民族都应拜倒在日本大和民族脚下。日本文化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应把日本文化推向全世界,使日本精神适用于全世界,使天皇方式适用于一切国家。新民族主义认为日本应成为主导全球事务的政治大国,日本应确立对世界的霸权,一句话,日本的新民族主义具有明显的民族优越感,鄙视其他的民族,不愿与其他民族平等和睦相处。热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早在春秋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就积极倡导和谐思想,天下一家,和为贵的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追求的美好境界。在“和为贵”的理念和价值观的影响下,中国人民形成了崇尚和平、反对暴力和战争的历史传统。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进一步继承了传统政治文化中重“ 和谐”的价值理念,在国际关系处理中,倡导不同国家和民族和平共处,反对动辄使用武力,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冲突,建立国家间的相互信任关系。
日本的传统思想中也强调“和”的精神 [7],日本人自称为“ 大和”民族,就是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为贵”思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和”,反映在政治价值观上是一种“ 中庸之道”,强调各民族和谐共存、维系现状;而日本政治文化中的“ 和”中纳入了竞争,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西方达尔文主义规则。在内政上,日本是求“和”的,为各方的利益平衡,派阀间可以相互协调。而在处理与他国的关系上,“和”被排除在外交政策取向之外,崇尚的是以武力为手段的尚武精神,尚武精神不但在战败前的日本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当今日本欲迈向军事大国的企图上同样是表露无遗。
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现代先进科学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核心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符合时代和历史要求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政治文化日趋理性。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集中表现如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维护社会主义事业并与国际主义相联系等等,主导着未来中国政治文化的前进方向。
[7]]赵宝煦“和为贵”.、“中庸之道”“武士道”精神——关于日本政治文化的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19949,(4).三、中日政治文化认同是东亚共同体发展的基础
在目前全球性的区域合作不断加深和扩大的趋势下。具有相同或类似的价值观的东亚地区的合作现状却并不令人满意。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这一地区外忧内患,恩怨沧桑,历史问题也一直影响着中日之间的正常关系,新的问题又频频产生。只有秉承和弘扬东亚价值观,强化“东亚意识”。才有助于东亚各国走出困境;否则,在错综复杂的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将失去机遇。进一步说,东亚各国家要在这方面历史感情方面相互理解,在地缘利益方面相互密切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60年。但是应该成为“东亚共同体”核心的中、日二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依然存在严重分歧。并直接导致了中、日国家间持续的政治冷淡。仅管新一任日本首相鸠山对外宣称不会参加靖国神社,但是以往各届政府持续参加靖国神社,窜改历史教科书,无视历史事实的做法,深深地伤害了深受日本侵略过国家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这也导致东亚各国人民对“大东亚战争”负有责任的日本失去信任。日本要想真正回到亚洲,就必需正视历史事实,承担其战争责任。此外。在相互交往中还必须注意到基于地缘关系的差异所导致的各国民众不同的心理状态。此外东亚各国需要进一步培育和强化“共同体意识”。有着共同的文明基础的东亚两个大国,相信中日之间差异和分歧终究是可以克服的,共同的利益需求当然是一个重要素。但基于对未来利益的认知和勇于迎接全球化挑战的、有着敢于面对历史事实的勇气则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区域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潮流,处于起步阶段的东亚合作面临一些问题实属正常。尽管在建立怎样一个“东亚共同体”和如何建设的问题上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分歧,但重要的是。各国业已就建立“东亚共同体”达成共识。它表明东亚共同体已不再是一个梦想.而是正在由理想变为现实。
目前东亚在建立“共同意识”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一方面东亚各国发展程度差异较大。历史问题的存在也对这种共同意识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如前所述,由于从十七世纪后半叶开始东亚地区的中日朝三国已经在文化认同上分道扬镳了。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这几个国家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物质文化方面还是社会文化方面都出现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这正是导致东亚地区各国之间的合作一直难于真正有效开展.因为大家相互之间的信任度太低,从而导致这一地区成为潜在的冲突地区。而要打破这种局面。恰
恰是需要东亚各国努力建立“共同意识”,从而加强合作,消除各自内心的芥蒂。才能保证这一地区的长期和平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http://baike.baidu.com/view/1364516.htm?fr=ala0 [2] 邵亚楼.文化认同与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12月第4期.[3] 罗纳德·1·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 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日]松村明.大辞林,三省堂,1988.[6] [美]埃德温.奥.赖肖尔.当代日本人—_传统与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7] 赵宝煦.“和为贵”、“中庸之道”“武士道”精神——关于日本政治文化的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19949,(4).
第三篇: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对世界经济地理的影响
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对世界经济地理的影响
内容摘要:无论是一体化采取的形式,还是包含的成员国数量,欧盟都是目前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欧盟还与其他国家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经济和贸易合作安排。未来,欧盟一体化将在继续消除内部市场要素流动障碍、扩大外部影响、增加新成员和进一步开放服务部门等方面得以深化。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和贸易合作安排欧盟
一、统一大市场和货币联盟的成立进一步加深了欧盟一体化的深度
欧洲一体化进程始于20世纪50年代。近半个世纪以来,欧共体通过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货币同盟(综合目前的一些区域一体化分类方法,区域一体化主要分为7种形式,分别是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FTA),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货币同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这7种形式之间存在着递进的关系。优惠贸易安排是成员国之间通过协定或其他形式,对成员国之间贸易往来的全部商品或部分商品相互给予特别关税优惠,是一种松散的、初级的一体化形式;自由贸易区是成员国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废除相互间的关税或非关税壁垒,允许成员国之间商品可自由流动;关税同盟的成员国之间不但要实现自由贸易区的目标,还要对非成员国实行统一的关税和贸易政策;共同市场则是区域内实现了除商品自由流动外,劳动力、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关税同盟;经济同盟的成员国之间不但实现了商品、人员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还在一定程度上制定并实行统一的经济政策;货币同盟是在成员国之间实行统一货币的共同市场或经济联盟;完全经济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的最高阶段,成员国之间实现了经济、财政和金融等方面的完全统一。)的建立,内部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成为目前世界上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1968年7月,欧共体实现了内部取消工业品关税、对外实行统一关税的目标,建立了关税同盟;从1985年开始欧盟机构和成员国采取了数百项措施,以消除区域内商品、人员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技术、法律法规、行政、文化等障碍;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欧洲中央银行的成立、申根协议的出台进一步扫除了欧盟内部资金与人员流动的障碍。在共同的反垄断政策、反倾销政策、农业政策、进出口制度、渔业政策等的实施过程中,各成员国向欧盟让渡政策自主权,欧盟开始向经济同盟转变。
与此同时,欧元诞生了。欧元自问世以来已经走过了5个年头,从最初的备受质疑,到现在的平稳运行,已成为加深欧盟一体化程度的重要因素。欧元区内的贸易、投资因扫除了汇率风险而更加活跃,市场要素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
总体而言,欧盟目前是经济同盟和货币同盟的结合,一些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也开始统一,如为协调各地区发展实施的“缓冲基金”政策,但离完全经济一体化尚有一段距离。
二、新成员的加入极大地拓宽了欧盟一体化的广度
欧盟的成员国一直在不断地增加。欧盟的前身欧共体,成立之初,只有6个国家,到1995年随着芬兰、瑞典和奥地利的加入,欧盟共有15个成员国。从2004年5月1日开始,欧盟成员由15个增加到25个,领土面积约由315.4万平方公里扩大至389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从3.8亿左右增至4.6亿,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1.4万亿美元(2002)。
新成员对欧盟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新成员的加入对增加欧盟整体经济、贸易实力的作用并不明显。与以往欧盟扩大不同的是,新成员经济和贸易发展水平较低。从5页表中的数据显示,新成员GNP仅相当于欧盟总体水平的5%,人均GNP相当于欧盟人均GNP的14%,远远低于以往任何扩张的水平。而且,新成员的贸易总额只有3500多亿欧元。二是新成员
加入之后,欧盟将不再是水平一体化的典范,而是融合水平分工与垂直分工特点的区域集团。为平衡和协调成员国的发展水平,欧盟将继续通过基金等方式进行财政转移支付,与对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较不发达国家提供的支持相比,此次欧盟面临着更大的调整成本。三是新成员的加入,扩大了市场规模,对新老成员均带来好处。通过贸易转移和创造,新老成员之间的贸易将增加,但由于新成员与欧盟之间存在不对称的相互依赖的贸易关系,新成员对外贸易中约62%是与欧盟进行的,而欧盟与新成员的贸易只占欧盟对外贸易的5%左右,这种贸易的扩大对新成员产生的好处将更加明显。四是新成员的经济发展将获得欧盟的资金支持。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欧盟对新成员的各种支持相当大的部分被欧盟老成员,尤其是发达成员在新成员的投资企业获得,因此老成员间接地分享了欧盟对落后地区的支持,从而获益。
三、欧盟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存在多种形式的经济贸易合作安排
欧盟在不断推进内部一体化的深度和广度的同时,还通过自由贸易协议、战略伙伴关系、互惠贸易安排、单方面给予经济贸易优惠安排等形式,与地中海国家、独联体国家、ACP(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以及其他国家与地区建立了多层次的经济贸易合作安排。
(一)欧盟—地中海协议
欧盟一直寻求通过双边协议加强与南部地中海近邻的关系。1995年11月,通过签署巴塞罗纳宣言,欧盟—地中海(包括欧盟的成员国,阿尔及利亚,塞浦路斯,埃及,黎巴嫩,马耳他,摩洛哥,叙利亚,突尼斯,土耳其和巴勒斯坦地区。)伙伴关系正式确立。继而签订了欧盟—地中海联盟协议(Euro-Mediterranean Association agreements, EMAs),其目标是到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在双边层次上,欧盟已与突尼斯、以色列和摩洛哥签订了EMAs,并与埃及、约旦、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当局洽商相似的协议。
(二)与独联体国家签订伙伴与合作协议(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s, PCA)
前苏联解体以后,欧盟与前苏联国家签订了PCA,以替换1989年欧共体与苏联签署的贸易与合作协议。PCA主要包括:政治对话;以最惠国待遇为基础的货物贸易;与商业和投资有关的条款;跨境服务贸易;支付与资金;知识、产业与商业产权保护;多领域的经济合作。PCA协议的有效期为10年。
(三)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双边协议
除上述的经济合作安排外,欧盟还与冰岛、瑞士、挪威、土耳其、列支敦士登、以色列等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FTA),以加强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
最近,欧盟与美洲国家之间的一体化进程也在快速发展。1997年12月,欧盟与墨西哥签署了经济伙伴、政治协调与合作协议(Economic Partnership, Political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2000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从2003年起墨西哥出口欧盟的产品将被免征关税,而墨西哥对欧盟出口加征的所有关税最迟将于2007年全部取消。2002年欧盟与智利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立即向智利开放95%的市场,3年内开放100%;智利到2007年将向欧盟开放制造业市场;10年内双方都将取消贸易壁垒,尤其是农产品贸易壁垒。
(四)洛美协定
洛美协定最初是欧共体与ACP(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签订的非互惠的贸易和经济协定。到目前为止,欧共体共签署了4个洛美协定。洛美协定进一步加深了欧盟与ACP国家之间的联系,使得ACP国家的经济发展继续依赖于欧盟。
四、欧盟一体化进程的主要特点
与NAFTA等其他区域经济贸易集团相比,欧盟的一体化进程无论从深度和广度都处于领先地位。欧盟一体化进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区域内部开放程度非常高,但仍存在一些阻碍因素
欧盟内部已经实现了商品、资金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商品、人员的自由流动和欧元的问世使得欧元区内部的消费市场完全实现统一。申根协定、欧洲健康卡等制度实施以来,欧盟已从法律上取消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限制,但由于各国存在不同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专业和任职资格制度,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在欧盟内部尚未实现真正的自由流动。
就服务部门而言,欧盟除能源、通信、运输、租赁、法律、会计和邮政业的开放程度不等外,其余行业的贸易壁垒全部取消。另外,欧盟已经在成员之间初步实现了政府采购自由化。
(二)区域内政策协调力度日趋增强
欧盟在一些经济政策上已经实现了统一,如反倾销政策、反垄断政策和补贴政策。欧盟的各成员取消了本国的反倾销和反垄断政策,在欧盟内部实行统一的反倾销和反垄断政策,即该政策对欧盟任一成员都适用,任一成员对来自欧盟以外商品发起的反倾销诉讼,同样适用于欧盟的其他成员,这意味着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商在出口欧盟时面临反倾销的可能性和范围都大大增加了。欧盟对区域内较不发达地区和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的行业实行补贴。对区域内较不发达地区的补贴主要通过基金的形式,如结构基金、协调基金等;对行业的补贴最突出的是对农业的补贴,为了保护和支持欧盟农业的发展,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规定,某些过剩农产品(如谷物、奶制品等)在出口时可以向共同农业基金申请补贴。
欧盟在法规与标准的统一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关系到健康、安全和环保等公共领域的法规与标准,由欧盟统一制定和实施,其他的法规和标准虽然没有统一,但在成员国之间建立了相互认可制度。欧盟内部还取消了海关手续,这些都促进了商品在欧盟内部的自由流动。
(三)超国家机构设置完备,成为区域一体化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目前,欧盟有5个机构:欧洲议会,由成员国的公民选举产生;欧盟理事会,代表成员国的政府;欧洲委员会,是执行机构;欧洲法院,保证法律的实施;欧洲审计署,控制欧盟预算的良好运行和合法性。另外,还有5个其他的重要机构:欧洲经济社会委员会,表达有组织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公民社团的观点;地区委员会,传递地区和当地政府的观点;欧洲中央银行,负责货币政策和欧元的管理;欧盟调查员,处理公民对欧盟任何机构管理不当的投诉;欧洲投资银行,对投资项目进行融资,以帮助实现欧盟的目标。
五、欧盟深化一体化的重点
(一)继续消除内部市场要素流动的障碍
理论上,欧盟内部已经实现了商品、劳动力、资金的自由流动,但实际上,仍存在一些阻
碍这些要素流动的因素,如技术标准问题、劳动力就业资格问题等。在成为一体化成员之前,欧盟各国都制定自己的技术标准和劳动力就业资格,虽然在加入后,签订了相互认证协议,但由于执行方面存在问题,相互认证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些障碍。目前,欧盟正致力于继续消除市场要素流动中的各种障碍。
在内部技术标准化方面,欧盟比世界上其他区域集团走得更远。自成立以来,欧共体用了20多年的时间,力图用欧洲规则来代替国家规则,以促进成员国规章的协调。但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无效的,因为新的国家法规的累计速度大大快于欧共体能够协调的速度。据统计(BANDWAGON OR BARRIERS? The Role of Standards in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Marketplace,Michelle Eg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 at America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1997.),1981~1986年,欧共体内部的非关税壁垒平均增加了24%,其中德国和法国的非关税壁垒分别增加了36%和30%。为了促进统一大市场的发展,欧盟不得不从根本上改变其在技术标准化方面的战略,放弃了试图自己确立技术标准的做法,将规则分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欧盟主要集中制定公共部门范畴的规则,如健康标准,环境标准等;与行业有关的特定标准则被归入私人部门,由各自的标准制定机构制定。这种新的做法从1985年开始实施,其主要目的是确保那些实质的、真正必要的规则能够保证健康和公平交易,为消费者提供充足的信息。经过近20年的发展,欧洲标准化已经成为欧洲统一大市场的主要内容,大量的标准被确立。今后随着技术的发展变化,需要制定新的标准或对原有的标准进行修改,因此欧洲标准化的发展仍将对欧洲市场的紧密结合发挥重要作用。
(二)扩大一体化成果对外部市场的影响
在消除内部市场要素流动障碍的同时,欧盟还通过将欧盟标准向区域外扩散等手段,增加其一体化成果对外部市场的影响,为欧盟商品和服务出口提供便利。欧盟在促进出口方面,除了将减少海外市场的技术贸易壁垒(TBT)作为重点之一外,还大力鼓励贸易伙伴采用国际、欧洲标准或与之相融的标准与法规。为此,欧盟推行四层次的战略:一是在多边和双边框架下,推动技术贸易壁垒的减少和市场开放,多边框架主要是WTO的技术贸易壁垒协议;二是与贸易伙伴进行磋商,建立互相认证协议,以降低欧盟商品在对方市场上的检验和认证成本;三是对一些国家进行技术支持,以保证该国规章制度的透明度,并对欧盟有利;四是在规章制定方面进行合作,以加强与其他贸易伙伴标准和法规的协调。其中技术支持和规章制定合作项目的开展已经使欧盟的标准和惯例渗透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我国也是欧盟提供技术支持的主要对象国之一,1997~2000年间欧盟对我国提供了521万欧洲货币单位(ECU),在认证标准化、质量保证和度量标准方面提供技术支持。
由于欧盟在内部技术标准化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因此在推动欧盟标准国际化方面,快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欧盟的这种做法在为其产品出口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提高了欧盟标准成为国际标准的可能性,从而对其他经济体在标准制度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
(三)扩大新成员的步伐将不会停止
目前,保加利亚、土耳其、罗马尼亚和马其顿正在申请加入欧盟。随着欧盟扩大对新成员的好处逐渐体现,新的申请者将继续增加。
从欧盟的扩张趋势来看,欧盟在完成了对整个东欧地区的扩张之后,地中海国家和地区将是下一个目标。欧盟与地中海国家和地区之间一直存在经济合作协议。地中海国家和地区中,塞浦路斯和马耳他已于2004年5月加入欧盟,土耳其正在申请加入。可以看出,欧盟向地中海地区的扩展正在进行。
成员国数量的不断增加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直接影响是新成员的加入将对其他国家或地区产生贸易、投资替代效应的压力,尤其是对
那些与新成员有很强竞争关系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往的经验表明,欧盟扩张导致了内部贸易和投资的大量增加。由于此次和今后加入欧盟的新成员的经济不很发达,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因此新成员加入的贸易替代主要替代的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向欧盟老成员出口的商品。而且,由于欧盟实施统一的反倾销政策,新成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争端在新成员加入后,会成为面对欧盟所有的成员的争端,因此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欧盟的贸易将面临更严峻的局面。
欧盟对新成员投资的增加也意味着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投资的相对放缓。但是,新成员加入对非欧盟资本输出国的影响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由于新成员在加入欧盟后,将取消现有的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从而导致非欧盟资本输出国对这些新成员投资的减少,另一方面新成员有可能成为非欧盟资本输出国通过投资进入欧盟市场的途径,因而增加了对外资的吸引力。如果前者的作用更明显,那么非欧盟资本输出国将会将对这些新成员的投资转移到其他国家,如中国;如果后者的作用更明显,则非欧盟资本输出国将增加对新成员的投资。从目前国际资本流动的情况来看,前者的作用比较大。
间接影响主要是通过新成员加入对欧盟本身经济发展的影响来影响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经济大国的一举一动都影响至远。不管是即将加入欧盟的新成员,还是未来有可能成为欧盟一部分的地中海国家和地区,其经济与贸易发展水平不高,且与欧盟之间存在不对称的依赖关系。为了实现区域内的协调发展,欧盟必将付出比现在更大的代价,支持新成员的发展,这将放缓欧盟经济整体的发展速度。因此未来欧盟不但可能无法带领和支持世界经济的发展,甚至有可能在短期内成为造成世界经济发展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四)服务部门开放程度将进一步扩大
欧盟内部服务部门的开放程度很高,但一些领域仍没有开放或开放程度很低。这些领域包括能源、通信、运输、租赁、法律、会计和邮政。由于相对封闭,这些领域无法实现欧盟一体化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经营效率偏低,经营成本高,造成社会福利降低。如在能源领域,为维持垄断,欧盟每年要付出1500亿欧元的成本,这些成本最终由消费者和企业承担。今后,扩大服务部门开放程度将是欧盟一体化进一步深化的主要内容之一。根据欧盟决议,欧盟的金融市场将于2005年实现完全一体化;邮政市场将实现有步骤的、渐进式的开放,自2003年1月起,开放所有重量大于100克的信函(或普通信函资费3倍的信函)业务。
欧盟服务部门的对内开放使欧盟现有的服务提供者面临着更激烈的竞争。在竞争中,通过市场选择,一些竞争力弱的企业将被并购或淘汰,欧盟服务提供者的整体竞争能力将会提高。
欧盟服务部门对内开放对第三方的影响主要视其是否已进入欧盟市场而定。对于已经在欧盟建立商业存在的第三方,因其已经成为当地企业,也将面临对内开放带来的激烈竞争;对于尚未进入欧盟市场的第三方,对内开放也许是其进入欧盟市场的最后的有利时机,一旦欧盟服务业的整合完成,新进入者将面临更具竞争力的对手的竞争,在开拓市场方面遇到的困难可能更多。但第三方是否能够进入欧盟市场,最终取决于欧盟对外开放服务业的力度。就目前趋势来看,欧盟在对内开放服务业的同时,也在逐步放松对外市场准入的限制。2003年2月初, 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一项由贸易主管委员拉米提出的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磋商框架下开放部分服务业市场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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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机电一体化对传统机械的影响及发展趋势
机电一体化对传统机械的影响及发展趋势
摘要:随着计算机、微电子技术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的机械行业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智能化、模块化、网络化的机械逐渐发展并引领经济的发展。本文主要就机电一体化技术对传统
机械的影响及发展趋势展开讨论。
关键词:传统机械 机电一体化 影响 发展趋势
1.机电一体化的基本概念
1.1机电一体化的定义
机电一体化又称机械电子学,日本企业界在1970年左右最早提出“机电一体化技术”这一概念[1]。机电一体化结合了机械、电子技术、计算机科学、数控技术、信号处理等多门学科,是一门由多门学科相互渗透与结合而发展起来的新兴科学。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机电一体化正被应用在各方各面,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1.2.机电一体化的主要技术 1.2.1机械技术
机械部分主要从从提高精度、减轻质量、提高材料质量等几方面考虑。为了减轻以钢铁材料为主的现代机械产品的质量,可以考虑结构的改进、采用具有同等性能的非金属材料等,以便减小机械惯性,加快响应速度,减少能量损耗。材料质量包括材料自身的强韧性、表面质量等。提高质量可以提高材料的力学性能,降低在高强度负荷下断裂、屈服等的可能性。此外,还可以改善加工工艺或机械结构,降低加工过程中的磨损、温度升高等方面影响,保证产品的精度和正常运行。1.2.2接口技术
接口技术是传输外部信号到计算机的重要部分,是实现系统各部分连接的保证。为了与计算机进行通信,必须使数据传递的格式标准化、规格化。接口采用同一标准规格有利于信息传递和维修,方便交流。目前,接口技术正向着低成本、高速串行接口的方向发展,来解决光电藕器的大容量化、小型化、标准化等问题。
1.2.3传感技术
传感检测技术是系统的感受部分。其功能越强,系统的自动化程序就越高。机电一体化要求传感器能快速、精确地获取信息并不受外部环境所扰,它是机电一体化系统达到高水平的保证。1.2.4信号处理技术
为进一步发展机电一体化,需要提高信息处理设备的可靠性,包括A/D、D/A转换设备的可靠性、输入输出的可靠性,以及对指令处理的速度、信号处理时的抗干扰问题等。1.2.5驱动技术
驱动技术包括电动、气动、液压等各种类型的传动装置。伺服系统是实现电信号到机械动作的转换装置与部件,对系统的动态性能、控制质量和功能有决定性的影响。电机作为驱动机构已被广泛采用,但在快速响应和效率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目前,正在积极发展内部装有编码器的电机以及控制专用组件-传感器-电机三位一体的伺服驱动单元[2]。
2.机电一体化对传统机械的影响
2.1.对传统机床的影响
传统机床虽然解放了劳动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效率,但在很多方面都无法满足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例如CA6140型卧式车床,通过工件的圆周运动以及车刀的进给运动,只能实现简单表面的切削与加工,而这些已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工业对复杂曲面与形状、高精度的要求。而现代机床(如数控机床)的出现,使得机床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数控机床有以下特点:
(1)高柔性。(2)高精度化。(3)高效率。
2.对传统包装机械的影响
传统的包装机构多采用机械式控制,如凸轮分配轴式,后来又出现了电子控制、光电控制、气动控制等控制形式[3]。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网上交易平台的出现,包装参数多变,传统包装机械已很难满足需求。随着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发展,包装机械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高产品质量。(2)增加功能,提高可靠性。(3)简化机械结构。3.对农业机械的影响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农业机械化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机械化的应用程度在全国范围内各不相同,一些偏远地区仍以人工为主,或者机械化程度较低,对人工的替代作用仍有很大的限度。而随着机电一体化的发展,农业向着农业机械化、农机设备自动化、农机设备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机电一体化技术与传统的农业机械,优势明显:
(1)安全性和低故障性。(2)良好的操作性。(3)便于安装调试和维护。
3.机电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3.1智能化
智能化是未来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在机械方面,智能化的发展可使机械具有自主判断、推理、决策等能力,减少对机械的人工控制,使其自主完成一些基本任务,使得产品更加人性化。3.2模块化
模块化可以促进各生产厂家产品的标准化,快速开发新的产品,同时采用模块化
也有利于模块之间的更换与替代,方便检测与维修。模块化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3.3网络化
在机电一体化技术发展中,机械工程中涉及到的精密仪器和检测设备可通过网络化的设置,实现对设备的远程监控,以减少人力,提高工作效率。未来这将成为主要的发展趋势。3.4微型化
微型化主要是为了适应分散的、中小型的工业场合。微型化主要向着体积小、功能全、能耗低、性价比高的方向发展,使其具有灵活的组态特性。3.5个性化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了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产品须实现个性化的发展。特别是在当前的信息时代,机电一体化产品也必须根据自身的发展目标转向个性化的发展方向,提高产品的质量。3.6绿色化
可持续发展战略与规划将对企业在合理开采和利用自然资源、从源头杜绝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开创更多就业机会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4.结束语
总之,随着电子信息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机电一体化系统必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同时,机电一体化也将改变传统的机械结构,促进传统机械的经一步发展,使结合了机电一体化的现代机械成为21世纪机械制造工业中的主力军。
参考文献
[1] 张海樵.机电一体化专业发展前景及课程改革[J].时代教育,2013(6).[2] 赵志强,卢昕,林甦君.机电一体化技术对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影响[J].农业机械,2012(10).[3] 罗志明.机电一体化是包装机械发展的方向[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4(06).
第五篇:论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及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
一、什么是国际金融一体化
国际金融一体化是指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的国内和国外金融市场在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及科技进步的促进下联系日益密切、影响逐步加深,逐步形成统一的金融市场的一种过程和趋势。国际金融一体化包含三层含义:
第一,各国银行和金融机构跨国经营而形成的各国金融市场的相互关联。这种相互关联体现在金融市场交易的地理障碍消除,国际金融市场中出现了较完备的资金清算系统。
第二,由于各国金融市场之间关联链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各国金融市场之间金融交易量的增长。
第三,基于以上两个方面,各国金融市场的利率决定机制相互影响,导致相同金融工具在不同金融市场的价格趋于一致。
二、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趋势
(一)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趋势
由于电子计算机技术与卫星通讯的应用,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全球性资金调拨和资金融通可在几秒钟之内迅速完成。另外,随着跨国银行的空前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已不限于少数发达国家金融市场,而是向全世界扩展。这样,各个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便形成了一个全时区、全方位的一体化国际金融市场。这是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重要表现。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另一个表现是金融资产交易的国际化。金融资产交易的国际化,是指交易的参加者不受国籍的限制,表明金融资产面值的货币也不受任何限制。
(二)国际金融市场的证券化趋势
形成金融市场证券化趋势的主要原因是:①在债务危机的影响下,国际银行贷款收缩了,促使筹资者纷纷转向证券市场;②发达国家从70年代末以来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开放证券市场并鼓励其发展;③金融市场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和通讯技术,使市场能处理更大量的交易,更迅速、广泛地传送信息,对新情况迅速作出反应,设计新的交易程序,并把不同时区的市场连续起来,这为证券市场的繁荣提供了技术基础;④一系列新金融工具的出现,也促进了证券市场的繁荣。
(三)金融创新的趋势
金融创新(Financial Innovation)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金融创新是指金融工具和金融业务的创新;广义的金融创新则指涉及金融各个方面(金融工具、金融业务、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全面的创新。
三、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
金融开放已经使我国在吸引外资及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获得了巨大收益。从长期看,逐步扩大金融开放,并最终融人全球金融体系不仅可以使我国继续获得这些收益,也有助于加快国内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不过同时也应看到,由于一体化是以全方位的高度开放为前提的,这一过程必然会使我国的银行、保险及证券等相关行业在国内金融市场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并将进一步对我国的宏观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提出新的挑战。因此,对我国的金融业而言,全球金融一体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一)对银行业的影响
从长期看,我国银行业将从逐渐融入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获得多种收益。融人全球一体化一方面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将要面对资金实力充足、管理先进、服务高效的国际大银行的有力竞争;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必须与国际标准接轨,有利于推进我国银行业改革的规范化。但是,我国银行业虽然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银行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最终目标还远未实现,许多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差距悬殊
下的市场竞争必然会给国有银行带来负面影响。
(二)对保险业的影响
尽管我国保险业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但与具有几百年发展历史的外国保险业相比仍显得十分稚嫩。此外,我国的保险业缺乏一个完整的包括代理人、经纪人、公估行在内的中介体系以及以“松散监管”为特征的现代保险监管体系。国内各保险公司在经营机制、风险处理技术、科技运用水平、资金运用能力、产品创新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国际知名的保险公司。这种差距固然意味着国内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融人国际保险市场,通过与国际大型保险公司展开竞争与合作而不断增强竞争力,但同时也意味着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
(三)对中国证券业的影响
与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证券市场相比,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差距是相当明显的。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1、市场规模较小,资本市场的深度不够;
2、市场结构不合理。
3、市场分割严重。
4、市场流通性不够。
5、各市场主体行为的高投机性。
6、中外证券中介机构在竞争实力上差距悬殊等几个方面。
(四)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全球金融一体化将促使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多地依赖于市场手段,加快实现宏观调控方式从直接向间接的转变。但从近期看,鉴于我国的经济转轨仍要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金融一体化将对我国既有体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国际金融机构的介入,将使货币政策的对外依赖程度有所增加。这样,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情况,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取向,采取相应对策,以便将外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五)对金融监管的影响
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的发展会更加迅速,金融创新也更加活跃,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是一个严峻挑战:首先、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不断对其金融产品进行分拆组合,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其次、混业经营的程度越来越深,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相互交叉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彼此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第三、一些传统的注重隔离风险的“防火墙”措施已逐渐失去作用,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不仅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转移和传播,同时还具有倍数放大作用,破坏力更大。考虑到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还不够深入,金融监管仍然出于从计划到市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之中,高效的监管体制尚未形成,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还相当有限,挑战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