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在中国古典文学中

第一篇：诗词在中国古典文学中

诗词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其地位很重要.至唐宋诗词已登峰造极.后历代词人难望其相背.唐宋诗词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写景优美无比,其二是写情舒畅细腻.每每有身临其境而产生共鸣之感.又因当时词人的心境环境之不同,于是出现了风格各异的词风,譬如苏词白诗,等等.后世之诗词虽然极力模仿,也出现了不少在格调比较可读的诗词,但毕竟时代不同,处境各异,很难看见有同样韵味的上好佳词.故此,如果要用现当代或某一代去比较唐宋诗词,就有削足就履之困难.唐宋诗词作品,不会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其往往是用词来个人抒发情感的.这些作品,因为有阅读审美励志等功能和价值,就传承下来,成为后学者模仿之典范.古人无意中留下的诗词规格，使后人穷其一生去追求，而终不能脱离其规矩。随着时代的发展，诗词越来越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沦陷为现在被人讥讽的“老干体”。然而，诗词传承到现在是有其生命力的。现在所谓的新一代诗人不霄仰或不敢“旧瓶装新酒”，妄自菲薄，写一些连自己都不知道的意象，读者不知所云，自然不会买帐。这是导致现在诗歌缺乏读者的真正原因。

窃以为唐代伟大诗人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观点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其“老妪能解”我非常认同，正是因为他强调诗歌的政治功能，并力求通俗，才使得白诗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宋代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所以，作为一个当代的歌者，一定要像白诗那样强调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之态度。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用华夏文学最古老最唯美的格律诗词去倾情呕歌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毛润之，鲁迅，郁达夫等先贤当年做到了。那么，现在还在痴迷于拉帮结派占山为王，以中国所谓著名诗人自居媚俗西方，肤浅地“对牛弹琴”，整天无病呻吟无趣下流的那些自以为伟大的诗人们呢？你们的作品敢放在阳光下像白居易一样谦卑吗？能“老妪能解”吗？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吗？】，这是作为一个真正诗人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啊！！

现从以下几方面谈谈自己粗浅的认识。

一、丰富语言积累，注重熏陶感染。

古代诗词是我国民族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千百年来，它陶冶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小学生诵读古诗词，不但可以积累，感悟语言，丰富语言积累，享受审美情趣，而且会从中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取民族文化的营养，激起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应该说，沈老师的这节语文课，展示的不是一节课的内容，而是一段时间里学生对古诗的积累学习。从课堂学生的表现看，学生课下主动背诵了许多古诗，有的同学多达40首。我想，这和沈老师课下扎实的语文活动密不可分。开学初，沈老师便有目的、有计划地在班级实施好诗推荐活动。由教师推荐到学生自荐，同时配合诗文诵读考级活动，使诗文的背诵深入孩子心中，学生兴味盎然地推荐、背诵，不知不觉积累了那么多故事。这种做法也给了我们每一位语文教师启发：只有扎扎实实创造性地开展各类活动，才能真正达到实效，而不流于形式，学生的语文素养才会循序渐进得以提高。

二、形式灵活多样，学生兴味盎然。

兴趣是学习的巨大动力。学生有了兴趣，才会兴致勃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我们在课堂中越来越关注学生学习语文的情感态度。学生是否全面地、有深度的参与到学习中直接影响一节课的学习质量。参与面越广，参与程度越深，学习效果越佳。这节课中，沈老师在形式上可谓灵活多样。共设四轮比赛：诗情画意大闯关——心有灵犀一点通——数字诗句大比拼——好词佳句大家唱。这四轮比赛设计精巧，环环相扣，极大调动了学生学习兴趣，大家一直处于动的状态：动手画诗，动脑背诗，动口唱诗，各种方式演诗，学生在画、背、演、唱中充分展示了自己对诗的理解与感悟。

三、注重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

《语文课程标准》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为此，教师要善于营造一个能够让每个学生都愿积极参与，都能自主选择的开放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在自由而充分的合作学习中生成智慧，生成能力，提高素质。古诗大擂台是男队与女队的较量。课堂中，学生的合作意识很强。在第一轮的巧演妙猜中，女生配合默契，三人演，两人猜，演的同学各尽所能，猜的同学全力投入。在他们的齐心协力中，猜出了好几首诗。而在最后一轮的好词佳句大家唱中，男生则发挥了他们的创造性，为诗配上曲子唱得有滋有味。这一定是学生集体智慧的结晶。

四、体现学科沟通，注意综合性。

语文的学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语文课程标准》倡导语文的综合性学习，应注重学科间地整合，充分调动各种感官参与到学习中来。在这堂课中，我们不难发现教师在多个环节中注意了学科间的联系。如第二关诗中有画，九十八语文与绘画相结合，鼓励学生根据诗意画诗。学生在画、评中加深了对诗的理解。好词佳句大家唱，把诗配乐演唱，有赋予了诗以旋律，学生又参与了演唱，应该说，多种感官的参与夜市学生更积极地投入到学习中来。

当然，教学是一门永远值得探究的艺术。这节课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点不足。诗文本身是有音韵之美的，背诗本身也是一种熏陶与感染。而学生的背诵似乎只求快，忽略了诗文本身的音乐美。当然并不是要求三年级的孩子怎样声情并茂地背诗，而是说老师应引导学生在背诵中有意识地放慢一点速度，尽可能地把诗背出一点韵味来。我想，这是不难做到的。另外，在合作中，大部分同学都动起来，有个别学生发言次数很少，我想这与他们的依赖思想有关。他认为在合作中不必自己出头，所以，如果下次再举行类似的比赛，可以为学生编号，有的题目可以指定个人回答，一对一。这样，学生的依赖性会减少，为小组争光的意识会使学生参与的面更大，真正让每个孩子都动起来!

以上是我粗浅的认识，很少评这种课，所以难免会有不当之处，望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第二篇：古典文学中的诗词美对中国画的影响

古典文学中的诗词美对中国画的影响

摘要：苏轼评王摩诘的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中国古典诗歌和绘画艺术两者并不能决然分开，而是要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细细体会。正所谓“画是无言诗”，古典诗歌中的“意境美”“含蓄美”“萧散美”在中国古典绘画中的各画科皆有体现。

关键词：诗情画意；意境美；含蓄美；萧散美

在文人画运动之后，“诗书画印”四绝已成为中国传统艺术一枝独秀的审美形态。“丹青吟咏，妙处相资”，独特的文学情味，书法的意兴，空白处予以印章的点缀，融多种艺术于一炉，相互生辉，全面体现了文人画的特征。“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古典文学中的诗歌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与题材为许多画家提出了一条足不出户的创作途径，画家多从历朝历代的诗歌中寻求精神的源泉、创作的素材，把诗情画意乃至书法、绘画融为一体。苏轼在《书摩诘》中论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①这表明文人画家在艺术创作时，在表现画中景时，亦能传达画外之情。从画中我们能感受到画家所要传达的高情雅思，同时，诗歌中的题材亦成为文人画家艺术创作时发掘的宝藏。

诸如此类诗句：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出自韦应物《滁州西涧》：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终南别业》）；夕阳远树烟生成，秋雨残荷水绕成（高启《送何明府之秦邮》）；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王维《山中》），等等，俨然一幅幅绝妙的中国画，诗情画意表现得淋漓尽致。诗中有读不完的画意，画中亦有道不尽的诗意。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索苏轼提出的“诗情画意”在中国画中的延伸与传达，我们会发现诗歌中的“意境美”“含蓄美”“萧散美”在绘画中的影响已经渗入到中国画科的各个方面，诸如：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等。

一、意境美对绘画的影响

宗白华先生讲：“生命的主观情调和客观的自然景物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②；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的“意境”所以说诗歌中的“情景美”是画家营造画境的根本所在，情、景二者成为画境的两足。进而，在画中追求一种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以达到一种情景交融，以小见大，以刹那见永恒的境界。也就是古人所追求的“胸罗宇宙，思接千古”状态，从而达到一种凝神遐思、离形去智、物我两忘的境界。

诗歌中的“水流心不惊，云在意俱迟”“卷帘惟白水，隐几亦青山”“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等都是一幅幅动人无际的山水画，后世画家无不从古典文学诗词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和养料。山水画追求的是一种“万里之遥”皆可在方寸之间去表现，如沈括所说，“大体源及巨然画，皆宜远观，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灿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③。这就是所谓的意境，让我们进入一个通透的世界，看似不是，实则为一个“五彩”的世界。所以山水画中美的意境与山水诗中美的意境并无本质的区别，两者相互渗透，相互滋养，都可以让欣赏者“读之恍神游其间”，二者表现的都是“造法自然”。

二、诗歌中含蓄美对绘画的影响

古语云：“金刚怒目，不如菩萨低眉”，我们看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低眉含笑不语的佛菩萨像往往能给人带来更加深刻地内涵，在他们的眼神中让人感到一种慈悲、喜舍与智慧。同样在诗歌创作中，鲜有诗人直接咏唱某景、某物、某人，从而让欣赏者赞叹的奇文妙句，大都是借助夸张、比喻、拟人、联想、想象等各种思维、创作方式或者艺术手法来完成诗歌创作。正如赋比兴中的“兴”“比”，何为“比”托物起兴，先言他物，以引所咏之事物，托物言志是也。诸如，柳永《八声甘州》所云：“想佳人，妆楼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栏杆处，正恁凝愁！”周汝昌先生说：“然下阙妙处，全在摹拟‘对想’：本是词人自家登楼，极目天际，却偏想故园之中人，应也是登楼望远，伫盼游子归来！”④作者利用时间上的接近，抒发自己的怀乡思念之情，联想到此时此刻家乡的“佳人”同样苦苦等待自己。这样就使思念之情具备了双向流动的意蕴，从而加重了这份“凝愁”的分量，产生了柔肠寸断的艺术效果。

同样，在中国画的创作过程中，画家自身也不直接流露自己的情感，总是要借助一定的“对象”或者“媒介”。比如，徐渭《墨葡萄》中的“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下明珠无人买，闲抛闲掷野藤中”。通过写葡萄的“无人买”“无人识”，把自己幻化成葡萄，来暗示自己的怀才不遇。《黄甲图》⑤中“横行霸道”的螃蟹不正是表现对当时官场“董卓”之辈的鄙视吗？在花鸟画中，我们讲“岁寒三友”“四君子”，其实是一种人格化精神的象征，来隐喻自己某种高洁、超逸的品行和节操。在人物画中，表现的更是一种神情、神态上的写难受照。“手挥五弦易，目送挥鸿难”，外在的东西我们很好表现，内在的神情，内在的感觉则需要更加巧妙的艺术语言，这一点我们在五代梁楷《泼墨仙人图》《太白行吟图》中可以看出来。如果画家将画意尽数表现给世人，便毫无“画外之意”“画中有诗”的美境。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言有尽而意无穷，以有尽之言达无穷之意，定有很多美在无言中。

所以说，中国传统绘画的美在于它自身的含蓄美，很多妙笔不是直接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欣赏者自己品味、感悟得到。诗歌也是，不同的欣赏者在面对同一首诗时，心境不同，感受也不同。他们得到的都是在自己的经验，阅历，智慧的影响下，与艺术作品产生共鸣，与艺术家的思想发生碰撞，证得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感悟。

三、萧散之美对山水画的影响

宋人张抡《踏莎行》词下片云：“云飞片片，花枝朵朵，光阴且向闲中过。世间萧散更何人，除非明月清风我。”晁补之《满庭芳》词中说：“闲说秋来，乘槎心懒，梦回三岛波间。便思黄帽，同我老山颜。上界仙人官府，何似我、萧散尘寰。云无止，流泉自急，此意本来闲。”这两首词中所描绘的真是闲心似水，随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一种极致的萧散。萧散是出世的、闲适的、无所羁绊的。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如若诗人为各种枷锁、秩序、外事所羁绊、束缚，怎能会有流水行云般，潇潇洒洒，洒洒脱脱，赢得从容淡定的心灵呢？当然文学家们会顾及诗词格律，只是他们在诗词格律的基础上寻求更为闲情、自在、散淡的美，追求一种更为自然的美，“道法自然”，自然都回归到“自然”的本体上。明代陈淳有首题画诗写得很好：“野竹自萧散，幽兰亦错杂，清风一披拂，雅韵互相答。”这种散淡之美不知征服了多少艺术家的心灵。

山水画自唐以后，大致有两种发展脉络，一为李思训父子，赵?帧⒄圆?驹、伯?X以至马、夏辈等着色较为工稳的山水画，二为王摩诘开始用渲淡，改变钩斫之法。及至后来的荆、关、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四大家的那种水墨写意山水画。例如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追求一种苍秀雅逸、萧散自在、忘我于自然的境界，给后人，尤其是明清两代的画家以重大影响。全卷峰峦坡石，多有起伏变化，云树苍郁，疏密有致。图中平坡、亭台、小桥、渔舟穿插其间，做到“景随人迁，人随景移”，达到了“可游”“可观”“可掬”的艺术效果。笔墨多为湿笔与干笔皴擦兼用，墨色浓淡洗练，极富表现力地再现江南山川的温润感，其刻画意境平和空灵，笔意简远、神采烂漫的格调，被后人誉为“画中兰亭”。

倪云林的山水画可谓是表现一种萧散意境，达到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山水画中有一境界，叫做“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的境界。倪瓒的山水多是一河两岸的构图，几株疏树，一湾瘦水，一痕远山，疏林下再有一个小亭子，这就是他的当家面目。他好画竹石，多是瘦石嶙峋，几枝疏竹，疏朗之至。门生王达评其画：“寂寞云林堂下路，一峰残雨映孤村”――这是一个“寂寞的云林”。例如今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渔庄秋霁图》正面近景坡陀上画疏树五株，木叶尽脱，中间是一湾静静的瘦水，再上是一痕远山。树上没有绿叶，尽是枯叶，山中没有飞鸟，路上没有人迹，水中没有帆影，没有渔船，构图极简练，用干笔皴擦，略加渲染，似幻似真。所有繁华落尽，一切的喧嚣都远去，一切的执着和躁动都归于无影无踪。而这种萧散之美尽与诗词中的萧散、自在之美不谋而合。

中国的诗人大都追求一种“不扫”的境界，画家追求一种自然流露的创作状态，忌讳刻意表现。徐渭的泼墨写意画，梁楷的人物画，黄公望、倪云林的山水画，其中韵味细揣摩别具味道，这与中国古典哲学追求一种天人合一、冥契于自然的美学追求相一致。“门前红叶地，不扫待知音”，这其中的不扫意味者一种保护自然萧散的原生态美，自然天成。绘画中，艺术家的才情尽情在宣纸上倾泻，毫无造作。

四、结语

中国文化中的诗歌，其意境美、含蓄美、萧散美、自然美无不深深影响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各个方面。相比散文、小说、戏剧，诗歌是较为短小的，而它更为精炼，每个字都蕴含诗人的才思情逸，都是其他文学体裁所不能比拟的，其背后蕴藏的丰富的文化内涵，足以令每一位艺术家用毕生之力去发掘。尤其在文人画运动之后，“诗书画印”四绝已成为中国画中尤其传统山水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美学特点。重内美是在内外美和谐中，侧重内美，重气韵、意境、趣味，更加注重怡阅性情，陶冶情操，所谓“畅神”（《画山水序》）、“快人意，达我心”（《林泉高致》）就是指山水画的审美作用。

注释：

[1]转引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3][宋]沈括.梦溪笔谈[M].北京：中华书局，2009.[4]周汝昌.千秋一寸心――唐宋诗词鉴赏讲座[M].北京：华艺出版社，2000.[5]徐渭作品，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参考文献：

[1]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2]石理俊.中国古今题画诗全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3]周积寅.中国画论辑要[M].南京：江苏美术教育出版社，2005.[4]黄廷海.中国画派研究丛书?南方山水画派[M].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2002.[5]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6]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7]葛路.中国画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8]葛路.中国绘画美学范畴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9][宋]沈括.梦溪笔谈[M].北京：中华书局，2009.[10]周汝昌.千秋一寸心――唐宋诗词鉴赏讲座[M].北京：华艺出版社，2000.作者简介：

随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研究方向：文人画

第三篇：高中必读中国古典文学

中国古典文学:

程千帆、沈祖棻《古诗今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葛兆光《唐诗先注》（浙江文艺出版社）葛兆光《唐人七绝诗浅释》（上海古籍、河北教育）

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三联）俞平伯《唐宋词选释》（人民文学）张友鹤《聊斋志异选》（人民文学）张友鹤《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顾学颉《元人杂剧选》（人民文学）王伯祥《史记选》（人民文学）

《世说新语译注》（上海古籍、贵州人民）《唐宋八大家文选》 灿烂的文化：

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古讲》（清华大学）

葛兆光《中国经典十种》（上海书店）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林语堂《中国人》（学林）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春风文艺）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思想的天空、精神的家园：

南怀瑾《论语别裁》（复旦大学）流沙河《庄子现代版》（上海古籍）周绍良《百喻经今译》（中华书局）傅雷《傅雷家书》（三联）

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威尔·杜兰特《哲学的故事》（三联）培根《培根论人生》（上海人民、湖南文艺）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三联）房龙《宽容》（三联）

亚米契斯《爱的教育》（译林、人民文学）人生的足迹、人物传记：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三联）林语堂《苏东坡传》（百花文艺、上海书店）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书店）

钱理群《话说周氏兄弟》（山东画报）傅雷译《名人传》（安徽文艺、译林）《傅译传记五种》（三联）

茨威格《六大师》（漓江、人民文学）欧文·斯通《凡高传》（北京）人类的故事：

顾颉刚《中国史学入门》（中国青年、北京）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中华书局）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潘旭澜《太平杂说》（百花文艺）房龙《人类的故事》（三联、北京）文艺美学：

朱光潜《谈美书简》（上海文艺）《谈美·谈文学》（人民文学）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艺境》（北京大学）李泽厚《美的历程》（安徽文艺、中国社科）爱克曼《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文艺欣赏与批评：

林庚《中国文学简史》（北京大学）

林东海《诗法举隅》《诗词审美》（上海文艺）

周振甫《诗词例话》（中国青年）闻一多《唐诗杂谈》（上海古籍、人民文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人民文学）

王国维·腾德咸《人间词话新注》（齐鲁书社）

陈从周《说园·书带集》（三联、花城）傅雷《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三联）肖复兴《音乐笔记》（学林）

丰子恺《丰子恺漫画品读》（江苏教育）《护生画集选》（中华书局）

几米《地下铁》《听几米唱歌》（三联）科学：

德博洛《发明的故事》（三联）王梓坤《科学发现纵横谈》

《晓梦莺啼：科研方法与成才》（上海教育）

霍金《时间简史》《果壳里的宇宙》（湖南科技）

第四篇：中国古典文学欣赏-边塞诗

目录

摘要..................................................................................................................................................2

一、初唐...........................................................................................................................................2

二、盛唐...........................................................................................................................................4

三、晚唐...........................................................................................................................................5

四、研究发轫期(20年代初至40年代末).....................................................................................8

五、研究发展期(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9

六、研究成熟期(80年代初以后).................................................................................................11 参考文献：.....................................................................................................................................16

浅谈唐代边塞诗欣赏

摘要：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到隋唐五代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繁荣局面，唐代诗歌的发展进入一个黄金时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顶峰。而边塞诗则是构成盛唐之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唐诗当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边塞诗参与人数之多，诗作数量之大，为前代所未见，成为唐朝诗歌百花园中一支永不凋零的奇葩，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唐朝、边塞、雄浑豪迈、出军远征、阴郁悲苦

法国著名文学史家丹纳说：“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去解释它，那么我们在这部作品中所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时常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个民族的心理。”俄国美学家普列汉诺夫也说：“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有它的境况所造成的。”边塞诗最能体现唐代国运兴衰，从初唐国力雄劲到晚唐穷兵黩武，边塞诗也经历了从初唐、盛唐的雄浑豪迈到晚唐的阴郁悲苦。

今天，当我读起这一首首或高昂、或低沉，或豪迈、或悠远的边塞诗，当时的一幕幕场景又跃然浮现眼前。我仿佛穿越了时空，神游于苍茫豪迈的塞外，重温唐代光辉的历史。

一、初唐

我骑着一匹壮马，离开了繁华而富庶的杭州，随着达达的马蹄声，我离中原越来越远，夹杂着沙石的北风、连绵起伏的沙丘和悠长的胡笳声告诉我：这里就是塞外了。刚离开三月桃红与五月梅雨的的天境，雕楼画栋、小桥流水的江南，我瞬间被大漠雄浑壮阔的景色震惊了。面对西北，我心中涌动出了王维的诗：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王维《使至塞上》

浩渺的大漠，天际一缕云彩，落日隐于长河，寥寥数笔，就勾勒除了大漠苍凉壮美的景象。王维的诗被称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当诗人的浪漫情怀与唯美的诗句相结合，描绘出的五彩斑斓的色调，与苍山、广漠、冰雪、长河纠缠

在一起，展现出了一幅美丽的画卷。人在画中寻觅，画在心中痴迷。我蹲下身，抚摩大地，抓一捧沙粒飘逸风中，缓缓地从指缝间滑落，闭上眼睛，听那车轮碾碎历史的嘈杂，听那风中传来的羌笛，思绪飘向远方„„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说过：“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边塞诗中壮丽瑰奇的边塞风光正是边塞诗人心理情感的外化和折射。此时天下甫定，人民安居乐业，然而东突厥恃强骄纵，屡屡向中原侵扰，曾一度兵至长安附近的渭水便桥，边关人民频频受到骚扰，激起了人民的愤怒，“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愿为腰下剑，直为斩楼兰”，“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誓不还”等诗句都体现了诗人们对胡人的愤恨和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情。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当然不会坐视突厥侵扰边关人民，于是派兵部尚书李靖统帅五道大军，北击突厥，仅用三个月时间，便一举平定了东突厥，体现了唐朝之初的强盛国力。李世民所写的《饮马长城窟行》“塞外悲风切，交河冲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 诗境界广阔，语言顿挫有力，风格峻拔，气势高昂。贞观重臣虞世南继承了隋唐边塞的优秀传统，写出了一些拜托尘俗的边塞诗，为唐代边塞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之后的边塞诗以初唐四杰为代表，杨炯的《从军行》写道：“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烽火照西京”一句，用夸张手法外患严重、情势危急，“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将反侵略的军事行动写得迅猛凌历，声势逼人，尽管风雪苦寒，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宁为百夫长”，不愿再把青春年华消磨在笔砚之间。寥寥数笔，有力地突现出作者强烈的爱国激情和唐军将士气壮山河的精神面貌。

烽火发金微，连营出武威。（虞世南）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卢照邻）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骆宾王）

表达了诗人强烈的爱国激情和报效祖国，建功立业的心情。

初唐是唐代边塞诗歌的发轫时期，它对盛唐及晚唐的诗歌做出了很好的典范和铺垫，为盛唐时期边塞诗歌的发展揭开了序幕。

二、盛唐

时间转向了盛唐期间，我继续向西，看到一队人马呼啸而过，转眼间变消失在视线中，但强壮的军马，严整的军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胡笳声咽、柳笛悠扬、旌旗翻卷，继续向西，很可能意味着要爆发一场战斗；而向东，则是一片和平。那里是自己的家乡，那里有父母，有朋友，还有自己的爱人。没有多少人天生愿意打仗，但为了免除捐税，为了获得军功，当然，也是为了千里之外的安定，“愿为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哪怕即将变成白骨，他们也必须向前，再向前。

贞观之治的沉淀，开元盛世的到来，唐朝迎来了鼎盛，它的经济实力正如杜甫《忆昔》中说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物质生活的富足，使唐朝社会安定繁荣，人们对生活，对理想充满着希望和自信，一种盛世的民族心理逐渐在心中形成。“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描绘出了万事万物生机盎然的风采。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形成了我们后世所称的“盛唐气象”。“盛唐气象”又是培育盛唐人们豪迈，进取精神的土壤，国力的强大，使唐代士人普遍持有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强烈的抱负，他们强烈追求“济苍生”、“安社稷”、“致君尧舜”的理想，充满积极向上、乐观自信的精神品质，热情地向往建功立业，形成一种“遍观百家”、“好语王霸大略”、“喜纵横任侠”的文学格调。

盛唐边塞诗人崇尚意气，崇尚豪放“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酒”，“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种豪爽，富有意气的诗句在边塞诗中比比皆是。盛唐边塞诗体现了一种阳刚之美。在边塞诗中，一方面以夸张对比衬托的手法对战争残酷，环境恶劣进行展示，如“战士军前半生死”，“黄金百战穿金甲”，“孤城落日斗兵稀”。但另一方面，边塞诗作更凸显人面对战争时奔涌出的巨大精神力量。其中既有：不屈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心，保家卫国的豪情，还有在战场上建立功名的壮志。如“不破楼兰终不还”；“愿为腰下剑，只为斩楼兰”；“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这两方面使诗句具有永不泯灭的魅力，诗句中洋溢着的崇高感，成为中华民族的最强音，千载悠悠。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誓不还。（王昌龄）

豪迈，勇敢，一往无前！即使是艰苦战争，也壮丽无比； 即使是出征远戍，也爽朗明快； 即使是壮烈牺牲，也死而无悔。

我们因汉得族名，因唐而举世闻名。汉武帝北逐匈奴，威震西域；唐玄宗亦北攻突厥、西击吐蕃。生活在盛唐无疑是自豪的，品读盛唐边塞诗，不仅能从中体会到我们祖先血管中流淌过的骁勇尚武的血液，还能使我们在了解西北风土人情的同时，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汉民族。

三、晚唐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代明君唐太宗已然成为历史，唐玄宗晚年昏庸，唐朝开始走下坡路了。晚唐国势日渐衰微，各种社会危机日趋严重，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边患频仍，统治者忙于自救，已完全失去了盛唐、中唐时期开疆拓土、成就帝王大业的气魄。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我看到一位年长的老人在官兵的催促下与家人依依惜别，他心里明白，此去大半是不会再回来了，现场如生离死别般使人肝肠寸断，我不忍直视，默默的将视线转向西北，然而此时我看到不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而是“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层峦叠嶂的山峦阻隔了将士们望乡的目光，“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夜风送来了凄凉幽怨的芦笛声，更加唤起了征人望乡之情，铺天盖地的风沙鞭笞在身躯，阵阵寒冷的空气凝滞血液，一路参差不齐的人马从我身边路过，溅起的是枕骸遍野、尸骨纵横。走过古战场，我仿佛看到了黄沙缝里渗出一滴滴血泪，听到铁骑席卷大地的声音，弯刀与剑戟刺穿躯体的声音，战车颓然倒下的声音„„

晚唐由于时局的江河日下，不可挽回，文人士子因时运艰难，失去了往日立功边塞、从军幕府的豪情，边塞诗的创作主体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极力描绘边塞

战争的血腥肃杀之气，以抨击朝廷的平戎失策给士卒带来的沉重灾难，表达了诗人对战争的强烈反感和对生命的深沉呼唤。“战士辞营不道归”再也不是“欲饮琵琶马上催”那样的浪漫与洒脱，而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和苍凉。

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李益）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陈陶）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离别情。

缭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王昌龄）

色彩阴郁，景象悲苦，感情压抑，意绪低沉，诗人心态已堕入消沉与绝望的深渊，边塞诗也就一变而为反战、休战的呼声而显得异常的凄厉与沉痛。

边塞诗的主题发展，走过了从初、盛唐的颂战、尚战，中唐的怨战、厌战而至晚唐的休战、反战的全过程，其格调也由盛唐的明朗壮大、中唐的哀婉幽怨而变为晚唐的凄厉和沉痛。无论是唐代的哪个阶段，边塞诗始终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唐代的诗歌的丰富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给后世文学充当着典范，与此同时，唐代的边塞诗歌也给后人留些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历史的沉淀，给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以历经沧桑的稳重和团结。

边塞诗是唐诗的骄傲，千百年来，它或奇丽峻峭，雄浑挺拔；或清新幽雅，缠绵悱恻；或慷慨高歌，响遏云天，或低徊浅唱，感慨万端；或令人热血沸腾，欲跃马横戈，或使人愁肠寸断，想折戟断刀„„以昂扬雄浑、悲壮崇高的动人巨响，回荡在我们的心头，成为了一个时代璀璨的亮点，耀眼光辉的存在。

我紧裹披在肩上的衾裘，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大西北。历史的帷幕在西北这片古老土地上，铁蹄与弓矢交错，野蛮与文明冲击，一幅幅历史画卷展现在我面前。在这里，盘马弯弓射大雕的英雄踏着塞外的落日走过，勒马回首看到的是的是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在这里，万里觅封侯的猛士迎着关外的阵阵朔风走过，回首就是“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的无比心恸，在这里，慷慨豪放的诗人徘徊在这浩瀚而博大的地域，从袖中抖落出那些平添了铁骨脊梁的诗句，留传千年。

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诗歌是其“一代文学”的标志。唐诗的发展存在不同的段落，历来有四唐说或五唐说，就是将唐诗历程大致划分为四段或五段，四唐说包括初、盛、中、晚，五唐说是在盛、中唐之间增加一个转折过渡阶段。初唐诗歌创作是一直延续着六朝宫廷诗风，以宫廷帝王为中心，讲究诗歌技巧，完成了近体诗的诗体建设，而宫廷斗争一部分文人抛离歌功颂德的创作惯性，“文章四友”和沈、宋才创作出他们最好的作品，同时，科举制度的实行调动了寒士的参政热情和希望，初唐四杰和陈子昂都是在此背景下走向历史的前台，他们自觉地批判宫廷诗风，将北朝文学的刚健之气和南朝文学的清新明丽、汉魏风骨与六朝绮丽结合起来，迎来新的诗歌时代。开元十五年前后，盛唐诗歌群体出现，创作《春江花月夜》的张若虚等“吴中四士”是盛唐之音的先声，他们风流潇洒，浪漫不羁；王维、孟浩然等表现了山水田园的静谧明秀之美，高适、岑参等表现了边塞生活的瑰奇壮伟、豪情慷慨，这两类题材分别代表了盛唐诗人人格追求的两个层面――既追求精神的自由、人格的高洁，也追求建功立业。“诗仙”李白以其天纵之姿挥洒笔墨，信笔琳琅，喷玉吐珠，呼风唤雨，追求个人实现，展示了盛唐人特有的豪放飘逸、自由奔放，其诗如行云流水又变化万千，如出水芙蓉。盛唐诗歌唱理想，精神浪漫，激情洋溢，气象高华，骨气端详，清新自然。天宝后期，社会矛盾激化，终于引发了安史之乱，盛世如落叶飘零，使用如椽巨笔反映这场历史转折的是“诗圣”杜甫，他带着盛唐人的热情和责任直面惨淡的人生，忧国忧民，将律诗内涵丰富的长处充分开掘出来，创作出《春望》、《蜀相》、《登楼》、《登高》、《秋兴八首》等名作；直接表现战火中涂炭的生灵，创作出以“三吏三别”为代表的“诗史”作品。稍后活跃于京城的大历诗人群，因社会衰败而心绪彷徨，气骨顿衰，偏爱夕阳秋风。中唐中兴，与此呼应诗坛上出现了追求新变的风气：韩愈、孟郊、李贺等，师承杜甫奇崛、散文化的创作经验，崇尚奇怪，甚至以丑为美，形成了韩孟诗派；白居易、元稹以及张籍等，则学习民间乐府，追求通俗甚至世俗，形成元白诗派，怪与俗构成了中唐诗风相反相成的两极。最终牛李党争、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这三大矛盾彻底消耗了王朝元气，长庆以后，中兴成梦，诗人不得不无奈地放弃追求，放逐自我，自甘沉沦，在男女之情中寻找寄托，在苦吟雕琢中打发时间，在歌咏黄昏中消耗生命，最终迎来了唐王朝的终场，李商隐、杜牧就是这个时代的精神代言人。

四、研究发轫期(20年代初至40年代末)

1、概念的提出和初步界定

早在1924年，徐嘉瑞先生在《中古文学概论》一书中就已明确提出了“边塞派”这一概念。该书第五编第二章《唐代文学之分类》，对唐诗进行了主观与客观的“实质分类”；客观类即包括社会派、田园派和边塞派；其中边塞派以高岑、王昌龄、王翰、李颀诸人为代表；心理分类高岑属“情绪”类之“激情”小目。徐氏虽未加详论，但由此已能窥测到他对边塞诗的初步界定。1927年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一文也提到了“边塞派”的范畴，1930年在《唐诗研究·唐诗的分期》中，他进一步归纳了边塞派的特征，指出：“很多的闺情、闺怨的描写，就其意义讲还是边塞诗意义。”此后，贺昌群于1934年在《文学》二卷六号上发表《论唐代的边塞诗》一文称：边塞诗是“对异族征伐的反映”，其因西域文化的参和而更显“雄伟瑰丽”；唐代诗人“几乎都有几首边塞诗”，统计数量“有千余首之余”。该文还对边塞诗在初、盛、中、晚四个时期的发展，作了粗线条的勾勒。贺氏是现代学术史上第一个统计边塞诗的人，虽然其统计结果与今人所统计的约两千首不同，其论述对盛唐肯定也不足，但它仍须重视。1935年刘经庵也试图对“边塞诗”作出界定，他在《中国纯文学史纲》第一编第五章中说：“古无所谓边塞诗，到了盛唐，岑高辈大概受了北朝民歌的影响，乃用北地的风物、边塞的状况，咏为边塞诗。”他的界定中也包括一部分闺怨诗。此外，杨启高《唐代诗学》中亦将唐代诗歌分为山水、田园、玄理、边塞诸派。

总之，现代意义上的边塞诗研究，肇端于这一时期。论者或从文学流派的角度，或从题材描写的范围，对“边塞诗”提出了界定。界定虽显粗略，但创始之功实不可没。

2、战争性质与诗人的倾向性

边塞诗研究史一以贯之的主线乃是对战争性质的分析，及以此为基础对诗歌价值作出的判断。三十年代贺昌群谓边塞诗是武功极盛的唐帝国征伐的反映。胡云翼及罗根泽《乐府文学史》直接称边塞诗为“征战文学”，四十年代中后期苏雪林《唐诗概论》持论略同而论述稍细，她说：边塞诗乃是“唐民族势力向外发展的结果”，战争不必赞美，然异族杀戮人民、占据土地、抢劫财货，“所以唐代

对外用兵，实都是可赞美的民族自卫战争，而不是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的侵略战争了。”她认为：“文学家心灵鼓荡于这荼火般胜利空气里，则其产生大批壮快兴奋的战争歌颂”亦属当然。

3、对边塞诗的评价

建国前，论者对边塞诗评价极高，几无异议。胡云翼说边塞诗人“替诗坛 开辟一块新的描写境界”；刘经庵则说边塞诗“给诗坛开了一条新的出路”。罗根泽称，诗至边塞始洗萎靡，开始走向振拔、质直、伉爽，盖“此受建安及北朝之影响也”。宗白华称初盛唐“出塞诗”为“鼓吹民族精神”的“民族诗歌的结晶”，“一洗六朝靡靡的风气„„成为壮美的文学”(《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1935年)；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赞美高岑诸人是“放怀高唱的一派”，盛誉岑诗万籁怒号、虎虎有生气，开辟了诗坛新路。苏雪林则说边塞诗“具有一种异国情调”，诗至开元始涤除齐梁余习，由女性变为男性，岑参即是“更充分表现男性的一个”。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将高岑归为浪漫派，称其痛饮狂歌，无暮年之消沉，无隐士高人之味，有现实的人生观，其诗亦跳动、活跃。这些评价充分肯定了边塞诗的创造性及为唐诗开辟新路的功绩。

作为边塞诗研究的发轫期，从二十年代到建国前夕，其成绩主要表现在对“边塞诗派”概念的初步界定，及对其艺术特征和意义的归纳和评说。苏雪林关于战争性质与诗人倾向性的论述，开启了贯穿边塞诗研究史的一大主线。徐嘉瑞《岑参》一文(1927年)从“崇高”理论的角度，对岑参诗作了精辟的论述，他罗列并分析了岑诗中系列意象共两组十八种，成为现代史上第一个用美学理论分析岑参诗歌的学者。可惜他开辟的道路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一直罕有人至，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开始改观。

五、研究发展期(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建国后研究者们运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重新观照、审视包括边塞诗在内的文学遗产。学者们用阶级观点分析诗歌，并与民族矛盾结合起来研究边塞诗，他们往往从诗人与统治阶级、人民的关系上切入，对诗人、诗作进行价值评判，人民性成为测试诗人思想倾向的含金指标。这是本时期边塞诗研究的指导原则。对

战争性质的探讨仍是本期研究的主线。研究者用毛泽东正义非正义的战争哲学观武装自己，以战争性质来检验诗人的倾向性，判断作品的价值。影响深广的“战争性质决定诗歌价值”的批评模式开始形成。本期边塞诗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富；相对而言，研究工作显露出一些明显的偏颇和不足。一是战争性质探讨日益占据龙头地位，探讨角度和方法也愈来愈远离文艺特性；以致唐代边战的论辩代替了对具有丰富内容的边塞诗的深入研究。二是阶级性、人民性有时被强调到不适宜的地步，作品分析往往简单化。三是片面理解古为今用，突出表现在从当时国际国内局势出发，夸大主战诗的意义而否定反战诗。

1、关于诗人对战争态度的论争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首先提出：天宝战争属侵略性质，高适诸人歌颂侵略之作应予否定；但他并未全面否定边塞诗。1957年，沈玉成《论盛唐边塞诗》(《文学遗产》增刊三辑)一文，论证了自唐初迄玄宗百年边战的主流属正义战争，否定了范说。他注意从保护商路上看唐代边战，是八十年代大讨论中一些观点的滥觞。同年，赖寒吹、林楠在《岑参诗是歌颂武功吗》(《文史哲》1957年第2期)一文中对两年前黄兰坡论岑参诗“歌颂武功”的观点提出异议；其分歧也集中在诗人对战争的态度。黄文以为岑参歌颂帝国武功隆盛并非鼓吹战争；赖氏以为“歌颂武功”会引申到美化战争上面，故驳之甚力。1961年1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易朝志执笔的华东师大57级学生讨论成果《试论边塞诗与战争的评价问题》，表面上既批判黩武主义，也不姑息无原则非战思想，但全文明显抬高主战诗，集中批判“否定战争的倾向”，对即使“有原则非战”的诗作也抱持不满。到了3月15日，《光明日报》刊发了《唐代边塞诗的评价问题》学术简报。文中援引《扬州师院学报》1960年第9期上李廷先和赵继武的文章，开始大力挞伐反战诗，以为“反战诗都是腐朽没落的世界观的集中体现”，这类诗“以虚伪的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假象出现，而实际上是害怕战争的思想感情的流露”。此前易文提到边塞诗“鼓舞我们去为当前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和平而进行坚决斗争”，就已透露出一些不正常气息，到了《学术简报》则完全明朗化，并以官方舆论形式肯定下来。

由于受当时国际局势及国内备战思想的影响，从服务现实政策的需要出发，此时许多文章盲目批判反战诗，策应了政治气候而脱离了古代文学实际。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就被文革所打断。十年文苑一片萧条，边塞诗研究几乎停止。本期一篇有份量的文章是赵镇平、赵慎修的《论高适和岑参的边塞诗》(《北京师大学报》1961年第2期)。该文肯定了唐代边战，并对高岑边塞诗中抵御外侮、杀敌报国的内容作了恰当评价，对高岑谀颂征南诏和取石堡这类诗歌给予否定。文章虽从战争入手，但立论公允，论述深刻。

2、具体诗人评价

主要集中在高岑身上。五十年代前期论者多能恰当肯定高岑诗作，后期因受现实政治影响出现盲目否定岑诗的倾向。黄兰坡详析岑诗艺术，倍极赞誉；赖寒吹虽反黄氏而鸣，却不否定岑其诗，尤其对众矢之的的《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深为辩护，用心良多。赵镇平文从多侧面论析高诗的爱国精神；指出爱国精神是岑参作品的中心，也注意到怀乡之作占二分之一的岑诗“另一特色”；论高岑异同亦可为人接受。后来赵继武对岑诗提出价值异议，以为岑诗反映都护而不及士卒，且害怕战争，有反战思想，故否定之。该文被《光明日报》的“学术简报”转引而倍受重视。

3、关于盛唐边塞诗作为文学流派的存在及边塞诗繁荣的原因

部分论著也作了初步探讨，然多从社会条件之表层着眼，强调了边战频繁，交通发达，文人赴边获得边塞生活的体验诸方面的原因；其代表性成果便是产生于六十年代初期的两部著名文学史，即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中国文学史》中的有关论述。由于它们作为高校教材被普遍使用，影响极广，以至其后很长一个时期内，有关唐代边塞诗繁荣的理论探讨，大抵被规范在同一个口径内，少有突破。

六、研究成熟期(80年代初以后)本阶段以吴学恒、王绶青《边塞诗派评价质疑》(《文学评论》80年第3期)为起点。此文发表犹如飞石击水，沉寂多年的学苑骤然涌起大波。该文对唐代边战作了一次总的定性：是压迫侵凌少数民族的不义的罪恶战争。颂美边战的诗自然也成了侵略者的赞歌，只有少数反战诗幸免于难。这种对边塞诗的全面否定，立即引起古典文学界强烈反应。短期内争论文章纷纷发表，涉及问题方面颇广而焦点则集中在战争性质判定上。争论持续到八1984四年中国唐第二届年会及其

后的十几年间。

1、关于战争性质的争论

《质疑》否定开天边战，并“顺理成章”否定边塞诗，吴、王反对者反击也集中在战争性质的重估上，借以捍卫边塞诗价值。于是争论便迁移到史学领域。大多数论文倾力于战争正义性论证，以是否先施武力、先涉入对方领土为判定战争性质原则；并据以判断边塞诗的价值。这种讨论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但与诗歌研究终隔一层。周祖譔等对这种“三十年来惯见不疑的正统研究方法”作了批判，指出“撇开艺术形式只从政治角度对文艺作品进行评价显然是片面的，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一文艺批评原则在实际批评中的具体应用。”呼吁注重艺术反映现实的特殊品性，重视边塞诗美学价值，重视文本，正确看待“诗本事”。胡大浚则侧重于从边塞诗内容的丰富性入手，通过对全部近2000首边塞诗的考察指出边塞诗虽围绕边战而发，然绝非战争所能范围。“举凡从军出塞，保土卫边，民族交往，塞上风情；或抒报国之志，或发反战呼声，或借咏史以寄意，或记现实之事件；上自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下及朋友之情、夫妇之爱、生离之痛、死别之悲，只要与边塞生活相关，统统都可归入边塞诗之列”。对蕴含如此丰富的诗歌作品，简单地以战争性质来判断其价值，自然难得其义。由此战争性质与诗歌价值之间人为的简单逻辑关系被斩断，僵化的批评模式逐渐被人们屏弃。论者在重视艺术文本的同时，尝试运用各种批评方法以阐发边塞诗的文学价值和蕴义，研究工作由点上的深入过渡到整体进步。

2、关于爱国主义和民族问题的讨论

建国以来论者一直认为，爱国主义是边塞诗的灵魂，战争性质是判定有无爱国主义的前提，讴歌正义战争，揭露不义之战就表现了爱国主义，反之则无。吴、王《质疑》以开天边战为不义而一笔抹倒边塞诗；反对者则多着力论证开天战争的正义性一面来辩驳。对此，周祖譔指出：论者对爱国主义的理解过于促狭，仅限于讴歌正义战争和揭露不义之战；而且用爱国主义概括内涵丰富的文艺作品，会抹杀不同文艺的特殊性，用词亦滥。胡大浚则认为“边塞诗不等于爱国诗”，“边塞诗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关系，既有统一的方面，又有不一致的方面”。边塞诗人对战争、异族的态度千差万别，不同诗人、诗作对同一战争持绝然相反的态度亦比见层出。况且，边塞诗内容万象竞呈，仅以爱国主义、民族精神评之

不符合文学实际。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用今天所认为的爱国诗来范围唐代的边塞诗，或把边塞诗的美学价值局限于今天所理解的爱国主义精神，都是不全面、不科学的。诸多学者更从多侧面阐释了爱国精神的丰富内涵，体现出对“爱国主义”理解的逐渐深入。

在民族问题上，吴、王《质疑》误把唐蕃矛盾划归国内民族矛盾；《质疑》的反对者中也有一部分人以目前的政治统一比附、齐同唐朝的统一，把唐蕃战争视为“中央与地方政权之间的矛盾”以为立论的基础。这些都是从“今人”出发，而非“从唐人”出发，结果以今例古，背弃了历史条件，对史事作了不恰当的论述。郑文等学者指出，唐与吐蕃、南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矛盾属“国与国”的矛盾，当兵戎相见时属敌我关系。故以今日国内各族比附唐时边塞民族如同以今日疆域范围唐代疆域一样显然不妥。不少研究文章还侧重论析边塞诗所描绘的唐代边塞多民族聚居区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虽有刀兵相见之仇怨，更有敦睦和谐的感人场面；“异域”的自然风光，塞上民族奇异的人文景观，民族音乐、舞蹈、服饰等文化花果，绚丽多姿。故边塞诗的内容绝非“民族战争”所能隐括，边塞诗不能仅仅视为民族矛盾的产物。

3、关于边塞诗本身的讨论(一)何谓边塞诗

历览边塞诗研究史，歧见纷出，原因之一就是对边塞诗的涵义缺乏界定。从二十年代以来研究者主要从征战、边塞风光等题材角度泛泛言说，至五六十年代未见多大进展。直到1984年年会上产生了一些为人瞩目的定义。论者主要从题材限制、时间限制、地域限制、生活经验诸方面来规定边塞诗。题材上须以与边战相涉的生活为内容，对此人们持见大同小异。时限有人远溯《三百篇》；有人以为始于汉乐府古题；有人则框定于盛唐。地域上多数人主张限于长城沿线及河西陇右等地，一些人则以为凡反映唐代边防地区(如川滇等地)征战生活的诗篇均应笼括在内。有人认为边塞诗有“生活限制”，即诗人须亲历边塞，有人则对此持异议。兼澄宇指出，反映安史之乱的诗歌不应归入边塞诗之列。胡大浚认为：边塞诗产生于隋季唐初，极盛于开天年间，流响于唐之中晚叶，因此边塞诗有“史的规定性”；但这只是一种约定俗成，而不排斥其它朝代有性质相类的诗歌。边塞诗有题材内容的规定性，即与边塞生活相关，但“其中既有描写战争的‘军歌’，又有大量不直接写战争的抒情诗、咏物诗、山水诗、朋友赠答、夫妇情爱之类的作品”，只有建立一种综合的认识，才可能对一代边塞生活的背景、内容、影响，给予完整的把握，作出正确的评价”。

(二)关于边塞诗人、边塞诗派的异议

近代文学理论介入边塞诗研究以后，一些人从文学流派的概念出发，指出边塞诗并无共同的思想倾向、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亦无以专写边塞为己任的诗人，不宜名之“边塞诗人”，圈以“边塞诗派”尤其不当。然而多数人不同意此论，认为应以创作主要成就和代表作作为判断边塞诗人的根据，用数量统计来确定是否边塞诗人是不科学的；盛唐边塞诗派作为自具风格、题材独特并区别于田园诗派的诗歌流派而存在，在唐诗史上成就巨大，影响深远，本属客观事实。

4、关于边塞诗繁荣的原因

三十年代初胡云翼就试图从创作群体的心理来解释它，他引岑诗“早知时世乱，少小谩读书。悔不学弯弓，向东射狂胡”说明当时文人的普遍心态。而多数论者集中从社会因素上稽索其成因，分别从国家强盛、国威远播、交通畅达、民族交流、政治制度、文人入幕诸方面作了探讨。八十年代以来探讨逐步深化。二届年会上诸多论者指出：边塞诗是“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唐帝国文治武功极盛与古典诗歌高度繁荣成熟这样的历史条件相结合的产物，舍唐而外，中国历史上确乎没有第二个朝代全面具备这种条件，因而必然不可能出现第二个边塞诗创作的高潮”。从文学艺术本身的原因讲，则建安以来军旅文学对唐边塞诗的影响尤为深刻。其后，胡大浚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对边塞诗繁荣作了分析，指出“深沉的历史意识和特定现实条件造就的时代精神、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是唐代边塞诗盛极一时的根本原因，也是边塞诗的基本内容和深刻美学价值所在”。此论标志着对边塞诗繁荣原因由外在、零星的因素探讨，深入到社会创作主体的美学趣味、艺术情感这些与作品题材、内容、风格更直接相关的层面，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5、新研究热点的增长

边塞诗无疑在盛唐达到极致，但初、中、晚唐亦各有成绩。可是历来研究者囿于“诗必盛唐”以至于成了“诗唯盛唐”，漠视中晚唐边塞诗。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及通行的文学史教科书肯定边塞诗只存于盛唐，至中唐绝响，也是中晚唐边

塞诗研究难以发育起来的重要原因。八十年代以来这种局面开始改观。1984年年会上中晚唐边塞诗已成探讨热点，研究论文中，有六篇入选《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占全书四分之一；标志着研究者开始拓宽视野，结束以盛唐为唯一目标的研究格局。论者发现中晚唐边塞诗不但没有衰竭，反而愈趋兴盛，数量超过初盛唐。中晚唐国力式微，边土沦丧，边民沦为异族奴隶，诗人由此切入生活肌体，抨击黑暗，放射出批判主义光芒。董乃斌、王昌猷等紧扣时代变迁，揭示了中晚唐边塞诗内容的新变，并缘此考究了本期诗歌多议论说理、多忧伤感愤、格调多苍凉沉郁的艺术特质；从宏观上抓住了中晚唐边塞诗的基本特点。与此相呼应，一些人对中晚唐诗人诗作作了微观分析，以期更加逼真地揭示这一阶段边塞诗的特质风貌。如马承五对李益边塞诗抒情特色的美学分析，梁超然对于濆诗冷峻刻画现实特点的分析等。虽然如此，中晚唐边塞诗研究仍有不少薄弱乃至空白点，尚待开掘。

6、九十年代边塞诗研究概述

1990—1995年仍有百余篇论文发表，内容广泛；其中美学批评是一道鲜明风景，研究方法也较新颖。诗歌本体研究倍受重视，社会学批评文章比重下降，美学批评大受青睐。诸多文章着眼诗歌本体，通过对边塞诗美学品质的审视，总结了边塞诗取得的艺术成就。曹立波集中分析了富有西北边地特色的诗歌意象，对凝结其中的文化美学涵义作了阐释；倪培翔从时代精神、民族心理、创作审美标准、美学风格等因素入手，勾勒出边塞诗元气浑然的“盛唐气象”、独异的风骨美、阳刚之气的悲壮美、崇高美等美学特征。佘正松、张敬邻也分析了盛唐边塞诗“雄壮浑厚”的“崇高”美特征。韩玉珠专就西部风情美作了研究。刘真伦则从文艺社会学入手，汲取丹纳艺术理论的积极成分，分析了构成边塞诗的地理、社会、时代三种元素，关注了“边塞”这一地理特征在文化地理学上的意义。开辟了研究新视野，意义颇大，可待后人继续耕耘。

总览边塞诗研究七十余年的历史，成果颇多，而教训亦夥。这种教训表现在对古为今用、政治与文学研究关系的理解以及批评方法的选择运用等诸多方面。1)如何正确处理古今关系、正确理解古为今用，是边塞诗研究史上始终很突出的问题。古代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是为今日所用，这并没有错。但以某种现实功利为目的，狭隘地将古代文化遗产的价值理解为服务于特定时期政治需要，则势必

肢解、贬低前代文化的价值功能，导致随心所欲地加以阐释而陷入伪科学的泥沼。政治意识影响古典文学研究自是不可避免，但以实现政治任务为出发点的研究，从来都是将政治阴翳带给历史，以至扭曲历史。借古鉴今最基本的前提是尊重历史；边塞诗研究中曾长期出现以现实政策图解、框范一千年前唐代社会的偏颇，正是由于古今关系处理失当，古为今用把握欠妥所导致。2)文学与史学研究，诗歌与史事间的关系，也是边塞诗研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传统批评中“证之本事”的方法自有其合理性，但将诗歌视为史事的图解、以边战性质判定边塞诗价值则显然偏颇，暴露出对文学理解的诸多盲点。艺术与史事虽钩连却有殊别，故不可简单以后者而勘定前者。这二者之间仍有许多问题需要在深化研究时切实予以解决。3)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自有其先进性和科学性。但长时期中我们看到的是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以阶级论定一切，以政治标准裁决文艺所有价值，遗弃美学标准，漠视文艺特性。这在边塞诗研究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可喜的是，边塞诗研究在经历长期彷徨之后，现已走上正轨。美学批评渐成主流，各种批评方法相继进入研究领域。研究视角的更新清晰可见。对以前未能良好运用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的反省，已促使研究者力图正确完美地使用。同时我们也看到，边塞诗研究领域尚有很大潜存蕴义需要挖掘，边塞诗繁荣原因、诗歌意象以及中晚唐边塞诗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边塞诗人诗作的整理、出版，相关资料的钩沉考索汇编等，都需要深入下去。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乃至空白点，都为后来者留下了开掘的巨大潜能。

参考文献：

[1]《论盛唐边塞诗及其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唐代文学论丛》第四辑。[2]诸文均见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3]《唐代社会文化心理与唐代边塞诗》《唐代文学研究》第三辑。[4]曹立波：《盛唐文人的从军热与诗歌意象之开拓》，《北方论丛》1991年第3期 [5]倪培翔：《略说盛唐边塞诗美学特征》，《唐代文学研究》第三辑 [6]佘正松：《具备万物，横绝太空——略论盛唐边塞诗的雄浑美》，《四川师院学报》1991年第4期 [7]张敬邻：《论“边塞诗”的崇高美》，《淮北煤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 [8]韩玉珠：《琵琶起舞换新声：评唐代边塞诗中的西部风情美》，《西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9]《论边塞诗的本质属性》，《江海学刊》1992年第4期。

第五篇：浅析探析楚辞渊源及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传承

浅析探析楚辞渊源及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传承

论文关键词：楚辞；古典文学；浪漫主义

论文摘要： 楚辞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楚辞的伟大作家屈原，他的作品爱国主义感情深厚而执着。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两千年来一直给后世以巨大的启发和鼓舞。楚辞卓越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楚辞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开端，它的出现，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创作的艺术表现力，尤其是对诗歌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它是《诗经》三百篇后的一种新诗。汉武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楚辞》，从此，“楚辞”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纵观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无论是春秋的《诗经》、秦汉的辞赋，还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它们都是时代的产物，都以时代标名。这说明它不是某一地区特有的文化现象。而“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则独树一帜，恰恰是以产地命名的。楚辞是楚地的歌辞，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在楚地民歌和巫歌乐舞的直接哺育下，借鉴神话的表现手法而形成的。

楚辞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楚民族在殷商时代已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国的强大、兼并战争的日益加剧和列国间交往聘问之事的增多，它进一步吸收了中原文化，儒、法、墨、名、阴阳等思想及经典都传入楚国并产生影响。屈原曾多次使齐，身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他诗中“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的思想和大量的比兴手法，就是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儒法思想与《诗经》的传统。但对《楚辞》产生最直接影响的还是楚文化。楚地民歌渊源甚古，相沿不断，其句子参差灵活，多用“兮”字来加强节奏、舒缓语气，有的还用了兴句和双关语，已开楚辞体格。巫风文化的熏陶。楚国一直盛行着殷商时代一种迷信色彩浓厚的巫风文化，在郢都以南的沅、湘之间，老百姓有崇信鬼神的风俗，喜欢举行祭祀活动。祭祀时要奏乐、歌唱、跳舞以娱神。这种巫术风俗的熏陶，培养了人们丰富的幻想力，滋长着美丽的歌辞和舞蹈，给楚辞提供了养料。其他如楚国的地理风物、方言声调等也给楚辞提供了直接营养。

屈原与楚辞的出现，开始了我国诗歌史上《诗经》以后的第二个重要时期。屈原以前的文学作品，譬如《诗经》在流传过程中虽然经过诸多修订，但大体上仍保留着那种纯朴、自然的本来面目，从中可以看出集体生活的情景，群众创作的智慧。而楚辞则基本上是由伟大屈原一个人所创造的，它开创了我国诗歌史上诗人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并把楚地原有民歌从内容到形式都提高了一步，创造出一种崭新文学体裁——骚体。

《楚辞》收诗25篇左右，其中绝大部分为屈原所作，如《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对楚辞的评论研究，实际上就是对其代表作《离骚》的评论和研究。“骚体”就是由此而得名的。

离骚是屈原爱国主义思想的结晶，其内容包含对理想的追求、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以及坚持理想、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在艺术上有极高的造诣和独特的风格：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纯洁高大、血肉丰满、具有鲜明个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在诗歌形式和语言上有很大的突破，既选取了当时楚地民歌的形式，又借鉴了当时蓬勃发展的新体散文笔法，强化了诗的表现力。同时又采用了大量方言口语，使诗的语言生动、形式活泼；比兴夸饰与神话传说的广泛运用，使其具有了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1]，从此以后“骚”与“诗”并称，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两座艺术丰碑。

楚辞及其作者因思想内容的深刻和艺术表现上的显赫成就，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文心雕龙·辨骚篇》概括楚辞对后代的影响：“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2]是颇能说明典范作品的多方面影响的。

首先，楚辞的伟大作家屈原爱国主义感情深厚而执着。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虽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两千年来一直给后世以巨大的启发和鼓舞，屈原也因此成了一个不朽的爱国典范。汉初，遭遇和屈原极相似的贾谊，在赴长安任太傅途中经过湘水，凭吊屈原自沉殉国的地方，怀古伤今，写下了《吊屈原赋》，对屈原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无尽哀思。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引刘安语称誉屈原“与日月争光，可也”，并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精神自勉，“就极刑而无愠色”在身心受到巨大摧残的情况下，隐忍苟活，发愤著书，几十年的心血终于结晶成为传世名作《史记》，被鲁迅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司马迁艰辛的写作过程和苦难的生活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屈原灵魂的再现、精神的闪光。另外，还有多少离谗忧国、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仁人志士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屈原的精神，表达了对屈原无限敬仰之情。李白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他认为屈原是永远不朽、流芳百代的。杜甫作诗有“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的主张，他的诗歌渗透着爱国主义思想。“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诗人的喜怒哀乐全系于祖国命运的盛衰起伏。著名的“三吏”、“三别”也是爱国主义诗篇。杜甫是屈原精神的真正继承者。以陆游、辛弃疾为代表的宋代爱国主义文学，继承和发扬了由屈原到杜甫的爱国主义传统，他们的作品慷慨激昂，感天动地，是时代的最强音。从汉唐到明清，悼骚、感骚、拟骚之作不胜枚举，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屈原其人其作的影响。明末清初的爱国诗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也借注解楚辞作品表达他对明代覆亡的悲痛心情。现代文学巨匠鲁迅、郭沫若对屈原也是无比钦慕、推崇备至的。鲁迅认为屈赋“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文章，乃甚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他甚至将屈原的辞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自己作品题记。郭老写过十多篇屈原研究论文，对屈原评骘极高，其剧作《屈原》更是体现了对屈原的崇高敬意。

其次，楚辞卓越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楚辞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开端，它的出现，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创作的艺术表现力，尤其是对诗歌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风”、“骚”成为古人对诗歌提出的两个最高标准，两千多年来一直体现着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和流派。文学史上凡有成就的作家几乎无不受到楚辞作品的影响。王逸说：“自孔丘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也”，“屈赋宏博雅丽，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

从形式上看，楚辞打破了《诗经》古朴的四言格式，运用楚国的民间语言和南方歌谣的形式与韵律，创造了一套句法参差灵活的新诗体，是诗歌形体上的一次解放。楚辞作为一种新兴文学体裁在屈原手中圆熟并达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地步。“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长。”宋玉的《九辨》就是刻意学习屈原、继承屈原衣钵的突出例证。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等以下作赋者凡66家，771篇，又杂赋12家，233篇，其后经东汉、三国、六朝、唐、宋，楚辞屈赋的直接影响的对象是在汉代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特定的文化氛围中应运而生的汉赋。

汉代的赋不论是抒发作者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的骚体赋，还是以描写都邑繁华、宫苑富丽、物产丰饶、汉天子的声色犬马来歌颂在国威势、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为能事的散体大赋，以及反映现实、讥讽时事、咏物述怀的抒情小赋，从内容到形式以及表现手法都是上承楚辞衣钵的拟骚之作。如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杨雄的《羽猎赋》、《长杨赋》、班固的《两都赋》、《幽通赋》、张衡的《二京赋》、《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张衡的《鹦鹉赋》以及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等等，无不与楚辞一脉相袭，而且有的赋文对后世宫怨诗的创作也有启发作用。

楚辞不仅对汉赋影响深刻，对建安诗赋也有一定影响。位居“七子”之首的王粲，他的《登楼赋》情景交融，具有浓郁诗意。在表现手法和语言特色上都颇具楚、汉辞赋之遗风。朱熹引晁补之说“盖魏赋极此矣！”堪与“三曹”、“七子”相比肩的女作家蔡琰的《悲愤诗》、《胡笳十八拍》就是仿离骚之作，字字血声声泪，对不幸命运发出了呼天抢地的控诉，诗情汹涌，感人至深。

在赋的体制外，楚辞的比兴手法对后世诗歌有极大的影响。借用香草、虫鱼、鸟兽、风云、雷电等物来寄托诗人的思想感情，形成了“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表现手法。如曹植的《美女篇》、杜甫的《佳人》等，无不通过对女性的描写来寄托诗人的情怀，深受屈辞作派的影响。楚辞的民歌因素对后人的创作也大有裨益。中唐诗人刘禹锡在《“竹枝词”引言》里说“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风联歌„竹枝‟，聆其言……有淇澳之艳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则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之附于末……”刘氏的诗歌创作能够从民间文学里发现新的源泉并获得巨大成就，是不折不扣受益于屈原的。

实际上，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更多的是以浪漫主义手法“衣被词人”的，其大胆而绮丽的幻想与夸张对后来许多浪漫主义的名篇佳作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如李白、李贺以及今人郭沫若的诗歌，《西游记》、《牡丹亭》等小说、戏曲更是和屈原的作品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就连楚汉相争的“垓下之战”时楚霸王项羽听到四面楚歌而发出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呐喊也不例外，古风犹存。

楚辞宗教色彩浓厚，神话传说特多，更由于诗人善于幻想，使作品充满新鮮怪异的题材。这給后来的作家指出了创作上一个明确的方向，取材于民间文学加工而成的作品，成为文学的新发展，小说在这方面得到很大的成就。

总之，楚辞和它的伟大作家屈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是巨大的。它所开创的浪漫主义创作道路，千百年来一直是一切优秀作家通往理想境界的成功之路。

参考文献：

[1]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20。

[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罗宗强 陈洪 《中国古代文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