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失去历史,我们会不会恐慌

第一篇：假如失去历史,我们会不会恐慌

假如失去历史，你会不会恐慌？

2010.10.22《人民日报》

10月11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12个项目名列其中。但是，“游乐园式的遗址公园建设”受到专家的质疑。他们认为，对遗址公园进行商业性开发的行为，违背了遗址保护的初衷；发展文化经济，应该遏制文物保护背后的地产冲动。

如何保护？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

‚大项目、大融资、大投入、大策划‛的模式受到质疑

10月20日，由文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联合主办的2010中国南京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博览会开幕，来自16个国家、44个城市的市长出席了在南京长江之滨、秦淮河口举行的开幕式。在城市建设、城市更新中，历史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然而破坏事件仍时有发生。

曾经被呕心沥血保护的古建筑，却以建设的名义惨遭荼毒。现在，以高楼大厦为标志的新北京拔地而起，牌坊、宫门、城墙没有了，四合院一个接一个‚蒸发‛掉。留下的，只有那些孤零零的纪念碑供人们拼凑零碎的记忆，如元大都城垣遗址、皇城根遗址公园。

在老北京兴高采烈被建设成新北京时，历史文化只剩下不足老城面积１７％的２５片保护区。与此同时，欧美国家旧城保护范围可以达到全城８０％乃至１００％。建设中‚迷失‛的不仅是北京——鸦片战争战场定海古城夷为平地；长沙福源巷３７号‚左公馆‛一夜之间被铲平；襄阳部分宋明城墙一夜之间被推倒；遵义会议会址周围的历史建筑一拆而光；安阳穿城修路严重破坏历史街区；福建的三坊七巷名存实亡；南京老城已经拆迁改造完毕；济南投入２２亿‚巨资‛拆迁了４４万平方米、４３个片区，大量特色街道消失在推土车轮下；开封覆盖着现代化的草坪；郑州以‚一路、一区、一城‛为标志，古城全部翻新……在‚旧城改造‛的名义下，历史文化名城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创伤。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独具特色的‚曲江模式‛令人瞩目。然而，文物保护专家却对这种发展方式提出质疑。他们提出，高速发展的产业园区对文物和遗址保护已经造成相当程度的破坏。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前提下，如何保护好我们的文化遗产，是当下地方官员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学者们的质疑还包括，部分地区利用文物提升景区周边的商业地价。有资料显示，2003年，曲江新区的土地为每亩30万元到50万元，到2009年，出让价格为每亩300万元到600万元。在近年全国抑制房价的大背景下，曲江部分楼盘 的价格甚至高达每平方米4万至6万元。‚2010年，大明宫无疑将成为西安高端地产聚集的核心板块，前五年，看‘曲江’，后五年，看‘大明宫’。住宅作为不动产，其最重要的特征和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地段。大明宫地产板块，随着10月1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面向全球的开放，将成为西安最具投资价值的房地产板块。‛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高调宣称。

‚曲江模式‛在众多大项目的开发建设中逐步形成。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杨书民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中说，‚曲江模式‛的核心内容可以归纳为‚文化＋旅游＋城市‛。在实际操作中，‚曲江模式‛的未来愿景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的设想。‚我们所说的曲江已经不仅仅是曲江40．97平方公里的概念了，它是由一个核心区和五个辐射区构成。我们已经辐射到陕西法门寺文化景区、楼观台道文化展示区、临潼国家旅游休闲度假区、西安城墙景区等，总面积达到126平方公里。未来还要辐射投资到延安、渭南、汉中等多个地方。‛杨书民说。

如何经营？错误观念比战火更具破坏性

文物变相作为资产经营有违法规

‚多少年来，我们为文物保护奔走呼号，可是，违法违规的事情还在屡屡发生。‛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宿白、徐苹芳、张忠培、黄景略等明确表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主要的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基本是由谢辰生等专家主持起草或执笔。如今，89岁的谢辰生依旧在全国各地为了文物保护而奋力奔走。他几次上书国家领导人并获得批示，竭尽全力抢救各地濒危的遗址，7年前，他为保护北京古城而上书温家宝总理，发出‚我已决心以身殉城‛的誓言，今天，‚我一次次面临历史文化遗产遭遇保护性开发的尴尬‛。

8月20日，谢辰生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一则题为《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即将建成》的消息。消息说，‚这是列入国家‘十一五’大遗址的保护的项目，总投资逾1400亿元‛，工程‚旨在打造中国最大的露天古代宫廷文化遗址博物馆‛，谢辰生说。‚尽管不久前西安方面申明投资不是1400亿元，而是120亿元，但对公园的方案内容并未否认。‛

大明宫1300年前曾是唐朝的皇宫，是唐朝200多年的政治、文化中心。它建于唐太宗贞观八年，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宫殿群之一，唐朝21位皇帝中有17位皇帝曾在此处理朝政。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是我国‚十一五‛大遗址保护的重点工程，是‚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实际上，‚120亿元的投资让这个具有重大考古价值的文化遗址变成了迪斯尼式的游乐园。‛谢辰生说，‚这种做法违反了文物保护原则，也违反了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几 十年来，他曾经为增加文物保护经费而不断奔走呼吁。与每年杯水车薪的文物保护经费相比，这个建筑在遗址之上的游乐园的浩大投资令他错愕不已。

正因为这座遗址公园，西安有关部门一度与有关文物单位发生了矛盾。‚在遗址内有十几项工程，其中只有三项经过有关文物单位批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说。谢辰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严格规定，在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动土兴工必须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而此事西安市根本没有向文物部门报批。文物部门数次干涉未果。至7月份楼已全部建成，而且遗址内还种下一千多棵大树。

原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徐苹芳则对大明宫遗址公园用‚考古‛手法‚破坏国家遗址‛——‚地面添平，两层界面，古今分治，上下不一‛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西安在20世纪30年代、70年代曾经分别作过两次地形考察，地形图等高线表明，尽管西安城经历了千余年的变化，但是并未触及大明宫遗址，以遗址的六个高岗（六坡）为例，大明宫的最高点在韩元殿，其余几处制高点都建有庙、观等重要建筑，唐朝人对地形的利用表明了当时已具有科学的城市规划能力。严格说来，大明宫的考古工作，除韩元殿等几处重要遗址，尚未完成。但是现在，大明宫遗址被粗暴填平，特别是在太液池附近建起了地下博物馆，这对国家文 物是一种极大的破坏。未来大明宫考古工作如何进行？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错误观念比战火更具破坏性，目前，西安将几乎所有重要的文物、旅游开发项目都交由曲江新区管委会打理，文物变相作为资产经营,这与有关法规精神相悖。‛谢辰生说。如何获利？地方政府面临GDP考核压力

遗址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应该两全其美

‚罗马人懂得一根柱子倒了，是不能扶起来的，因为这是时间老人和历史巨人的行为。如果扶起来，修补好，历史时间随即消失。谁敢去改动历史？‛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认为遗址公园化的倾向是对历史文化的破坏：‚近年来，一种有害于文化遗存的做法正在相效成风，这就是：遗址公园化。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混同着低俗的审美，正在把一个个遗址变成俗不可耐的公园。一旦文化服从了经济，以经济为目的，则必按照商业规律来改造自己。‛

2009年6月，国家文物局和杭州市在良渚举办‚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中国考古界在此提出‚大遗址保护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良渚共识》。

‚大遗址保护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四有’保护，一种是制定保护规划，纳入城乡建设发展规划。第三种建设国家遗址公园。国家遗址公园尽管不是保护大遗址的最好方式，却是目前最有效的 一种方式。一直以来，各地的考古遗址保护工作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成熟的模式可供借鉴，这也导致很多考古遗址受到保护性破坏。‛张忠培说。‚但是建设遗址公园，不等于将遗址公园化。大明宫建设方式违背了国家遗址公园的初衷，是错误的。‛

‚目前，大多数地方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层面。‛9月6日，‚中国石家庄〃正定古城文化保护论坛‛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严肃指出，珍惜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绝非只是出于文物工作者的个人爱好，更不是因为这是赚钱的品牌和古董，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和珍惜我们民族的历史，保护、珍惜人民群众的心理归属和情感需求。‚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精神层面。丢失了文化遗产，我们就会心无所依，怅然若失，难以找到回家的路。‛

也是在此次论坛上，‚曲江模式‛，再次受到文保专家的‚炮轰‛。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舒乙将‚曲江模式‛形容为：挂着文物的‚羊头‛，卖房地产的‚狗肉‛。‚对地方政府特别是官员来说，‘曲江模式’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地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官员能否抑制追求短期利益的冲动，将是中国文化遗产能否走上科学保护之路的关键之一。‛

应该警惕的是，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建设热潮之后，在发展文化产业园区的大纛下，又一轮大规模破坏历 史文化遗产的浪潮在推进，在这股愈演愈烈的浪潮背后，是终将祸及百姓的地产图谋。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在初期以投入为主，收益可能慢慢才能显现，地方政府可能会因此面临巨大的GDP考核压力。由于一些地方官员任期较短，急于在任期内有所表现，受难以抑制的‚GDP冲动‛驱使，在古城的开发中表现得急于求成。江苏某市一位文物局局长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在当前‚经济城市‛发展模式和政绩考核体系下，为了古城保护，城市的GDP排名落后，市委书记、市长每次到省里开会都很难受。在国际上因古城保护获得最多赞誉的城市，往往是因GDP排名落后而屡屡被批评的城市。一热一冷之间，地方政府的日子很是难过，‚如果领导没有定力，他可能会很彷徨。‛他说。

保护文化遗产要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在国际上，早期由国家组织实施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最先考虑的基本上都是社会效益。政府设立机构，制定法律规章，投入保护资金。开始时阻力很大，但数十年后，人们发现当初对文化遗产保护花力气大的地方，正是今天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好的地方，是生产力发展最有效、最持久的地方。

历史文化遗产在经济建设中被毁坏，曾是许多国家的‚伤心史‛，英国建筑专家委员会统计，英国仅20世纪70年代旧区改造所造成的建筑破坏竟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炮火摧毁的还要多。‚比战争还严重的破坏令全世界痛定思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重蹈着这些国家的覆辙。‛舒乙说。

曾有人问：‚在一个城市中，当你看不到500年前的影子，看不到100年前的影子，甚至连50年前的影子都找不到时，你会不会感到恐慌？‛这些问题或许不难回答。关键在于，遗址在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后，如何平衡考古、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系，如何用刚性的制度来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在鳞次栉比的城市更新浪潮中为历史留下足够的印迹。（记者 李舫）

第二篇：超级演说家第二季演讲稿《假如我们随时会失去光明》

孙浩辰

大家好，我叫孙浩辰，实在这个名字是我一年多前才改的，我的爸爸姓史，我本来叫史浩辰，从小就非常听他的话，但是我想要来中国，可我爸爸却不同意，身为父母一定会想要孩子的人生过得平平安安、幸幸福福。

说真的实在在美国我算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中国人，十八岁考上了伯克利大学学金融投资管理，二十一岁进进大家都羡慕的英特尔公司管三亿美金的投资，我历来没有怀疑过自己人生努力的方向，直到有一天医生告知我我患有先天性的少年眼底黄斑病变，就是在十年以内我就会甚么都看不见了。一开始我的确没有办法接受想不开，很崩溃，我乃至把我所有从小到大的照片翻出来拼命的看，根本不敢闭上眼睛，由于我畏惧十年后就再也看不到了，当我眼睛开始看不清的那一刻，我听到自己的内心最清楚的声音说不，我一定要来中国，由于我不想要等到不能再等的那一天才遗憾的问自己时间都往哪儿了。从小到大我都听我爸爸的话，但这一次我决定听我自己的内心，我的妈妈为了支持我的决心把我的中文名字改了，随着她姓孙，这就是今天的我，孙浩辰。

我来到中国有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超级演说家》这个舞台是给有话要说的人预备的，固然我现在没有办法看清楚大家的面孔，没有办法和你们做眼神的交换，但我想用我的心来告知你们恶运有时候会将我们击垮，但更多时候它让我们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

第三篇：杨雪假如人类失去记忆

杨雪假如人类失去记忆

杨雪

近日因为中国将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相关文献资料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记忆遗产，“世界记忆名录”这一开始于上世纪末90年代的项目受到人们的关注。如果从概念上讲，世界记忆工程应该是世界遗产目录项目的延续。世界遗产关注的是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如具有历史、美学、考古、科学或人类学研究价值的建筑物或遗址，而世界记忆工程关注的则是文献遗产，具体讲就是手稿、图书馆和档案馆保存的任何介质的珍贵文件，以及口述历史的记录等等。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世界记忆名录”时，旨在唤起人们对世界范围内濒危、散失或正在遭受厄运的文献遗产的关注，而现在则成为一个包含了多种人类记忆的大项目。

从无到有，积少成多，全世界目前已有240多项档案文献入选《世界记忆工程名录》，由它们构成的人类记忆无比丰富——比如埃及国家图书馆藏的马穆鲁克的古兰经抄本，黎巴嫩保存的最早的腓尼基字母，土耳其拥有的博阿兹柯伊赫梯楔形文字碑，印度的《梨俱吠陀》及14世纪末期的手抄本，俄罗斯的托尔斯泰私人图书馆及手稿、照片和电影收藏，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原版，尼古拉·哥白尼的杰作《天体运行论》手稿等等。

世界各国对于让自己的重要历史文献成为“世界记忆”还是颇为重视的，以德国为例，我们只需看看他们已经入选的多项名录，就会明白，这些记忆几乎是德国文化最坚实的基础，也是世界文明不可或缺的元素。2013年德国与荷兰共同的文献遗产《共产党宣言》起草手稿页及《资本论》的初版和马克思的自注本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在此之前，有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的第9号交响曲手稿、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手稿中提到的来往信件、受到全世界儿童喜爱的《格林童话》、42行羊皮纸古登堡圣经及同时代背景纪录、柏林墙的兴建与倒塌及1990年《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奔驰1886年专利证书、中世纪欧洲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歌德和席勒档案馆的文学遗产等等。

档案文献遗产是世界记忆的主要组成部分，但也是最容易遭到破坏的部分。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相当一部分世界文献遗产已经遭到破坏或消失。保护这一部分独一无二的文献遗产所需的工作量非常大，需要实施长期的保护计划，同时还要注意它的可利用性，即根据本国档案法可以开放的档案文献，就应该对任何人的利用要求一视同仁，包括外国公民。这就好比一枚硬币的两面，保护的目的是提供利用，而利用则是争取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和获取保护的最有效的手段。

建立数据库是保存记忆最好的方式。目前这个数据库包含了三个子库，一个是失去的记忆，力图恢复由于灾害而损失的无法替代的档案文献，比如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毁或严重受

损的成千上万个档案馆和图书馆的资料；第二个子库是濒危的记忆，主要指正在遭受损失的那些档案文献。第三个子库就是目前正在生成的各种记忆。

中国目前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主要有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主要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收藏的中国50多个民族的传统音乐与民间音乐录音档案，长达7000小时。其中包括家喻户晓的民间艺人阿炳创作的传世名曲）、清代内阁秘本档（主要有关17世纪在华西洋传教士活动的档案，完整地反映了西洋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情况）、东巴古籍文献（纳西族的东巴教祭司使用的宗教典籍《东巴经》，世代传承下来的尚存2万余卷，分别收藏于我国的丽江、昆明、北京、南京、台湾，以及美国、德国、西班牙等十多个国家，被国内外学术界誉为“古代纳西族的百科全书”）。还有具有中国特色的清代科举大金榜、“样式雷”建筑图档、《本草纲目》《黄帝内经》、侨批档案、元代西藏官方档案等。

目前中国各级各类档案馆的馆藏达3.6亿卷之巨，其中全国重点档案有1200万卷以上，但一些更有意义的档案还藏在深闺不为世界所识。比如我们的甲骨文，由它衍生出的文字体系在全世界独一无二。在河南安阳的殷墟，1936年中研院在进行第13次发掘时，考古队员在一处窖穴中发现了形状规整、数量庞大、积叠有序的上万片甲骨，这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学界将这批甲骨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档案文献，它为殷商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材料。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必然会成为世界记忆名录的成员。还有我们的简牍，仅湖南一地，除当年马王堆的大墓出土的简牍外，后来又在里耶古城一号古井中出土了大量的秦简、在长沙走马楼古井中出土了大量的三国吴简，2013年考古学家又在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中发现古井14口，从中出土的简牍总数约为5000枚，年代从战国、秦、汉一直延续到三国孙吴时期。这些写在木与竹上的文字不仅记录了当时帝王将相的生活，而且还记录了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是另一种记忆。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以“假如人类失去记忆”的议题设置，来宣传推广“世界记忆名录”。是啊，人类若失去记忆，我们将如何安放自己不羁的灵魂？这或者也是它获得广泛支持的原因吧。

第四篇：假如历史可以穿越

假如历史可以穿越，我愿意是周恩来

又是一年海棠花开，常有爱花的人前来赏花吟诗，这自然也少不了我对最爱的赞美。也许是出生在海棠花开的季节，我对海棠花情有独钟；也许是祖籍在江浙绍兴，在血统上我自认为是鲁迅先生的本家；也许是上天对可怜者的眷顾，让我这个原本不幸的小孩子却享受着三重母爱；也许是自己青少年是过多不寻常的经历，让我敢于发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呐喊。

我辗转东渡日本求学，回国经历五四浪潮，又赴欧入党，历经北伐革命斗争的洗礼，心智、思想、觉悟以不同往日，变得更加坚定、成熟。从四一二到七一五，无疑让我更清晰看到反动派那副狰狞残酷的嘴脸和那沾满无数革命者鲜血的冰爪，在这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我们意识到必须有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必须与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八月一日南昌的枪声，实如平地一声春雷，震动了敌人反动统治，激励了我们自己，点燃了希望，这时的我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了坚定的信念。

经过了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中国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从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党外敌对势力对我们党虎视眈眈，党内派系斗争也风起云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瞿秋白“左”倾冒动主义、李三立“左”倾冒险主义，以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党带来一次次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濒临亡党之灾。我们党从诞生到这时候还很年轻，好多事情都还没有经历过，都需要我们在实践中经历胜利和失败、经过不断探索，才能逐步认识清楚。我们不得不选择的长征就是这样，我们虽然失败了，但是我得到了经验和教训，我们红军像经过了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历练了我们红军战士，使得我们更加坚强，我们经受住了命运的考验。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整个中华民族危急！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侵略行径，逐步上升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没有比此时更为强烈、响亮。历经西安事变地促成，我们同国民党达成了第二次合作，开启了中华民族共同抗日的新篇章。

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那一刻，我无比自豪，但我已经很疲惫了。新政府开始运转，需要我去做得还有很多，还不是我休息的时候。当我们政治制度这个大的国家机器开始走入正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另一个极端重要而又陌生的课题——外交问题：如何创造性开辟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如何正确处理对外关系中的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是中华民族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大格局中站在恰当的位置。我们为此也经历了很多——失败过也成功过。从一开始，我们新中国的外交就有自己鲜明的特色，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我们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用坦诚和真诚赢得了世界各国的信任和支持。

此外，更加紧迫地是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多年来的战争破坏，使得中国大地满目疮痍、百端待理。恢复国民经济迫在眉睫，我们先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着手，很快第一个一五计划顺利结束，国民经济取得一定恢复与发展。但是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偏离了最初的总路线，盲目冒进性加大，挫伤了人民的积极性的同时，也造成资源浪费和经济下滑。好在，我们及时发现错误，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和接触实际情况，对期间出现的问题果断调整，避免了其影响进一步扩大，使得经济形势实现好转。经济建设问题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困难的，虽说有苏联之鉴，但是中苏两国基本国情不一样，还得我们自己摸索着前进。

命运总喜欢和我开玩笑，但我仍微笑着陪伴着。我们刚刚从严重的经济困难中走出来，却又陷入到“文革”的泥沼中。对于“文革”，我很无奈，我有我的苦衷。我承认我在这期间说过一些违心话，也做了一些违心事。但我有我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在那极端困苦的日子里，我已经不光是我自己，众人皆醉我不能醉，人民期盼地注视着我，被迫害的老干部等着我，各民主党派人士需要我，百万人民军队不能乱，国民经济不能垮，国家不能停滞不前。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1976年，已经过去27年，我一天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个小时，有时在十六个小时以上，确实——我很疲惫了。今天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海棠花快要开了，我现在很想安静地休息会儿，等睡醒后有精神去看海棠；我很累了，让我就这样一直休息会儿吧。

第五篇：假如明天我们毕业

假如明天我们毕业

那年，我们迈着轻快的脚步踏入校门，用那稚气的眼神望着和蔼的老师，显得那么纯洁、天真。那时的我们仿佛还没有从幼儿园的愉快中觉醒。

假如明天我们毕业，你是否会想起那六年往事。友好相处、团结一心、共同学习、共同成长都显得那么美好。

记得有一次，我跟同学闹矛盾，争先恐后地吵，谁也不让谁，谁都不会退后一步。现在看来，如果我当时退后一步不跟她计较可能我们的关系会更加融洽。《友谊地久天长》这首歌曲名字起的好，友谊就该地久天长。

想起六年同窗的同学，我们会依依不舍。想起六年教过我们的老师，我们会感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

我的老师们都很好，我最喜欢的还是我们的班主任。

我们的班主任是个责任心强并且细心的一位老师。老师经常看我哪种题不会，就会耐心的帮我补课，还时常问我会了没有，这样耐心的老师，我能不喜欢吗？我们班主任那亲切的面孔时时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其实，教过我的每一位老师都对我很好，我对她们都感激万分。

老师是那黑暗中的蜡烛，牺牲自我，照亮他人。老师是那园丁，看见哪个花歪了，就把花扶好，见哪棵小树有虫了，就打点儿杀虫药。老师是那……

即使我们离别，但不代表我们永别，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有缘再次相见。

面对离别，有太多的不舍。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校园里的每一位老师，校园里的每一位学生。这一切的一切都值得留念。

假如明天我们毕业，我们会尽全力来回报母校的老师和母校的一切的一切。

老师，感谢您的教诲之恩。

同学，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初二:夏沫da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