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所模块化与非模块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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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律所模块化与非模块化比较

律所模块化与非模块化比较研究

——谈聆听金鹰律师谈论律所模块化后的感想

主要内容:浙江省第四届青年律师论坛上听金鹰律师谈到了其律所的模块化结构方式,本人受益良多,现通过对比模块化律所与非模块化律所在培训青年律师的不同方式,分析何种培训模式更适合青年律师的进步及成长,以逐步提高律所竞争力。

关键字:模块化,青年律师,培训方式。

金鹰律师系浙江腾飞金鹰律所主任,在2012年5月18日-2012年5月20日,浙江省第四届青年律师论坛上,金鹰律师谈到了其律所的模块化结构方式,尤其在分论坛中,着重谈到了模块化律所该如何培养青年律师,通过聆听和学习,本人深感收益良多,并就模块化律所与非模块化律所在培训青年律师方面进行了比较,并写下此文,以供各位参考。

所谓的模块化律师事务所,也有说是专业化的公司制律师事务所,对于其具体概念,并不明确,仅从“模块”二字理解,新华词典解释为,程序单位;或指大型软件系统的一部分。就模块化律所而言,个人认为是更加强调律所每个人在律所中重要性以及必要性,更加体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与非模块化事务所主要区别,在于其管理机制更偏向于公司化,团队合作性更强,就培训青年律师而言,有一整套的培

训机制。

分析模块化律师事务所与非模块化律所在培训青年律师的区别(举金鹰律所为例):

一、就培养青年律师的目的而言,模块化律优于非模块化律所。

一直以来,律届都有“教了徒弟,饿死师傅”的传言,因而,这也成为律师界,许多律师带徒弟时基于上述的理由,带人的时候并不用心,甚而为了防止徒弟抢了师傅的饭碗,导致师傅与徒弟关系名存实亡。而反观模块化律所其理念就不同与非模块化律师,其培养徒弟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一支律师团队,通过培养团队以获得更大的蛋糕,因而其理念与非模式化相反,因为根据他们理念,其培养出的徒弟并非与之争饭碗,而是为了共同创造新的蛋糕,是为自身谋利益,因而在教导徒弟上就不宜余力。

此其一,其二,就培训机制而言,模块化律所有一整套完善的,并且是所有律师成员经过讨论或者共同经历过的培训模式,其培训的方法都是经过探究所得,并且其培训模式都是,为了促使被培训人向团队化发展,因而,更有利于律所走向团结。

其三,模块化律所有一整套完备的管理模式,其管理模式的理念,必然是为了促使所有律师趋向团队化及集中化,有利于促使律师之间的团结合作及互助,有利于律所的安定

团结。

综上,就培养青年律师的目的而言,模块化律更有利于青年律师的成长,并且有利于青年律师以律所为家的团队理念,有助于律所规模化,扩大化及团队化。

二、就培养机制而言,模块化律所更有利于青年律师的成长提高。

这里要声明的是,并非意味着非模块化律所就比不上模块化律所,因为,此次本人所举的模块化律师是金鹰律所,其在培训方面有一整套完善培训机制,而并非所有的其他非模块化律所就没有上述机制,仅是为了通过本文,描述或者说明一种相对合适及恰当的培训机制,供大家讨论及参考。

非模块化律所的培训机制,大多数是由指导老师全权确定,并且决定的,不同的指导老师有不同的培训模式。

就大多数律所而言,在律师助理(律师助理、实习律师,执业律师)期间的主要培训方式为:指导老师在你进律所时,会与你作一番深入的交谈,并了解青年律师的初步情况,然后,告知或建议在律所期间应当确定好发展方向,并初步介绍如何确定自己发展方向。其次,要求学会归档,(包括本人律师助理期间的心得体会中的归档方式),并在归档过程中初步了解办案的流程及方式,再次,组织一部分有名的律师进行培训或交流,以初步学习办案方法以及防范相应的执业风险。最后,带着律师助理或青年律师,去接触当事人,并让律师助理协助指导老师办理或处理一些案件中的小问题,以及教导律师助理如何分析案情及归纳争议焦点等。这已经是我了解到的较好的一种培训方式。但这样的培训方式依赖于你幸运的遇到了一个好的指导老师,并且,该指导老师不遗余力的指导并且帮助你。

据我所知,丽水大部分律所都没有该种培训方式,更多的是一种放任自由的培训方法,没有一整套经过推敲的培训方案。因而,很多实习律师的实习期间都是在迷茫及无所事事中恍然度过。

反观模块化律所(主要以金鹰律所为例):

以下所了解到的是在分论坛时,金鹰律师以口头方式向我们青年律师谈到得一些他们所里的培训模式,现供大家一起参考。

1、模块化律所有一整套的比较合理、全面的,甚而已经成文的培养青年律师体系,该培训方法在该所作为一级管理秘密保留。

2、有一个较全面的知识库以及经典案例库。这个在相应的论文中都多次提到,并且在浙江省第四届青年律师论坛上,无论是金鹰律所还是越光律师事务所,还是其他的几个律师事务所,无论是律师,还是律师助理都对知识库及经典案例库予以肯定。

因此,对于该库的重要性此处不在重复,但在该库的归

纳方法上,分歧颇多,留待以后在行探讨。

3、在论坛会议上,金鹰律师明确提到了,年轻律师该如何寻找自己的发展方向。金鹰律师曾提到,作为一个青年律师,很多律师刚开始都并不知道自己将如何发展或走向什么样的路,但其也提到,在其律所里,经过一年的训练和培训后,青年律师都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而其寻找方向的方法,与要求青年律师构建自己发展方向的经典案例库和多达每年30篇论文相挂钩,并且金鹰律师会选取每个人自己编写的案例库增加到所里的经典案例库中,并作为律所的的经典案例予以归档。

4、律所每年组织6次以上培训。

对于这个培训方式,并未详谈,但仅从培训次数而言,多于大部分律所。

5、律师助理设立了一个比较高和细致的达标准则。如:旁听次数需超过6次,每年论文要求30篇,装订案卷要求20本,必须构建符合自己发展方向的经典案例库。

6、培养律师的思维习惯。

这是本人一直想了解到的一个问题,何种思维习惯才符合律师的思维习惯,何种思维方法,才能构建同事、同事与当事人之间的基本信任。鉴于该思维方法属于该律师的秘密,未能了解。

三、模块化律所更着重于让青年律师经历一个痛并快

乐着的过程。

孟子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句话,一直是许多律师或青年律师所自勉的。并且,在省第四届青年律师论坛会议时,金鹰律师也明确提到了让青年律师经历一个痛并快乐着的过程。

非模块化律所要求青年律师在实习或者助理间断,要忍受的住心灵及身体上的双重折磨。从身体上而言,非模块化律所的工资及待遇基本处于生活需求,而从心灵上,非模块化的导师常常教育他们的学生,一方面要努力认真的看书,另一方面要认真的学习其他律师的办案经验,然后学会如何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话语本身并无任何错误,但是,一方面刚毕业的学生,刚通过司法考试的青年律师就考试能力而言,并不会比相应的指导老师差多少,他们最需要提高的是第一看书,应该看什么样的书,是看司法考试的书籍还是看司法解释,其次,看完书之后,该如何运用相应的法律知识去分析以及解决实践中遇到的相应的问题。其次,如何学习办案经验及整理自己的发展方向,如果恰巧碰到合适或者相应的指导老师,那么他将很快的寻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否则每天只能忙碌着无所作为。

反观模块化律所:

模块化律所给律师助理的工资待遇与大部分律所一样,都只能满足一个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但是,模块化律师能给青年律师规划一个丰富的学习流程,及相对丰满的培训机制,让青年律师一直处于忙碌并且能够每日进步的过程当中,并且能看到其光明的前景,并且能够找到适应自己发展方向的道路。而非模块化的律所,虽然偶尔也会让青年律师们处于一个辛苦的工作过程当中,但是,在该过程中,青年律师没有一个相对明确以及具体的目标,不知道如何去寻找自己的路,找对自己的方向,今天忙了就是忙了,回想起来却无任何所得,反而要为未来的前途担忧。使得身无论是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其结果就是,让青年律师长期处于一个痛苦的忙碌却无所得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就无法产生所谓的团队及合作精神,也不得不让其低下眼光仅着重于眼前利益,以解决身体或心灵上的部分需求。

两项比较,虽然模块化律师与非模块化律所都让律师经历了一个痛的过程,但模块化律所让青年律师更有归属感,更有团队合作精神,更享受痛并快乐着的过程,更珍惜以后所拥有的一切。

模块化律师与非模块化律所在培养青年律师方面虽然各有各的优点,但从普遍性的角度来看,模块化律所有

一整套规范且成文的值得推敲培训青年律师机制,而非模块化律所的青年律师发展结果如何,完全依赖于指导老师的理念,并且,从团队性来看,模块化律所其培养青年律师的目的首先是在树人,其次是培养青年律师的团队性,而非模块化律所,青年律师的团队性完全在于指导老师对该律所是否认同,并且是否尽心尽力去教导青年律师,两者任何一样不具备,就可能导致青年律师对该所无法产生归属感,而心生跳槽之念。

结语:

通过对模块化律所与非模块化律所在培训青年律师的方式及方法、理念等多方面的比较,本人认为,模块化律所不仅有利于青年律师的成长及产生归属感,更有利于律所本身逐步完善及成长为远近知名的大所。

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 应相业 2012-5-26 注释: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出自《孟子·告子下》

《法治研究》2011年第三期,浙江腾飞律师事务所宣言。因选自于网络,无法明确到第几页。本文因大多为别人说的话,且大多选自网络文学,较少尾注。

第二篇:公司化律所与传统律所的区别及优势

公司化律所与传统律所的区别及优势

[作者] 谢会生 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

公司化律所与传统律所最核心的区别在于公司化律所采取了一整套管理措施,改变了传统律所的粗犷管理模式,加强了对律所合伙人和律师的管理,使律所成为既有专业分工又能团队协作的整体,从而实现律所的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和国际化。

一、管理模式不同

传统律所在管理上比较松散,其模式主要有两类:一是律所主要由合伙人组成,没有提成律师。在这种模式下,合伙人各自带若干名律师或律师助理组成一个团队开展律师业务。对于这个团队的律师或律师助理的薪资主要由合伙人承担,故相关的聘任、薪资、解聘、奖惩事项等,主要由该合伙人个人决定和管理,律所一般不参与;而对于合伙人,则主要由合伙人会议进行管理。但现实中合伙人会议往往只对律所的成本分摊和收入分成等几项重大事项进行处理,对于合伙人的管理、业务开拓、合伙人分工协作等往往是空白。二是提成制律所,即执业律师挂靠在律所名下,挂靠律师办理案件,按照一定比例向律所交纳管理费,剩下的收入归律师自己所有。律所只是向提成律师提供办公场地和办公条件,并收取一定比例的律师费提成,而对于提成律师如何拓展业务、如何办理业务等几乎不进行管理。

传统律所在管理架构上主要采取“律所主任—合伙人—律师”或“律所主任—提成律师”的管理方式。这种方式下,律所主任成为管理的关键。但在现实中由于律所主任既要开拓案源、办理案件,又要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往往没有精力进行管理。故这种方式往往会造成两种极端,要么是律所主任大权独揽,律所成为“一言堂”,要么是律所主任无法管住,导致合伙人各自为政,管理较为混乱。

公司化律所借鉴现代公司治理制度,采取了一整套管理制度。基本管理模式为:律所合伙人会议为律所最高权力机构(类似公司的股东会),在合伙人会议下设律所管理委员会(类似公司的董事会),在管理委员会下设各个业务管理委员会,并根据律所情况设立诸如财务委员会、人力资源部门、考评委员会等部门。设立专门的管理委员会,可以克服律所主任一人管理律所的弊端,依据类似民主集中制的议事规则对律所进行统一管理。律所的所有人员,包括合伙人都应当接受管理。统一进行人员招聘、统一对人员进行考评、统一进行财务核算和分配。

二、业务模式不同

传统律所在业务模式上往往采取单打独斗的方式,即一个合伙人往往要靠个人资源获得案源,在进行营销时也只能靠自身,做业务则主要是带着自己的团队进行,提成律师则更是靠自己进行。大多数律师由于生存压力,只要是案件大都会接手做,导致一个团队在有刑事案件时做刑事案件,有劳动法业务时做劳动法业务,有公司业务时做公司业务。由于传统律所与律师之间仅仅是分担成本和分成的关系,律所对于合伙人或提成律师在业务开拓、业务办理方面很少提供帮助。

但公司化律所则有两个方面存在显著不同:

一是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公司化律所强调专业分工,具有从事管理能力的合伙人经选举担任管理委员会委员,专门从事律所相关事务管理,而不再从事具体律师业务办理;具有社会活动和市场开拓能力的合伙人则专门从事市场开拓和社会活动;在律所内部按照业务领域不同划分不同的业务部门。这种方式能够让律师专心钻研自己业务范围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使其成为专业化律师,可以极大地提高业务部门及其律师的执业水准。而对于重大复杂的跨专业法律事务,则可根据该法律事务所涉及的专业部门不同,让所有相关业务部门共同参与,从而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

二是律所整体进行品牌建设。公司化律所能够统一调配律所资源进行品牌建设,这种律所整体品牌建设让众多高端客户认可其专业能力和品牌,从而带来大量的案源。

三、分配模式不同

传统律所的分配体系相对比较简单。对于提成制律所,主要是收取提成律师的一定费用,用于办公成本支出,剩下的收入归提成律师所有。这是一种“高分配、低积累”的方式。由于律所本身资金有限,很难从整体层面进行律所管理和品牌建设。

公司化律所与传统律所不同,其采取的是“低分配、高积累”的方式。公司化律所一般杜绝提成或提成比例非常低,主要以合伙人和律师的贡献为标准进行分配。由于不实行提成或提成比例很低,公司化律所一般都给合伙人和律师发放工资、提供社会保障,并在年终按照其贡献再进行分红或资金分配等。为了衡量其贡献,公司化律师一般都建立了一整套考评制度,并通过设立考评委员会负责具体考评。考评所依据的标准主要是业务创收、案件办理效果、品牌建设等,不同的公司化律所还会根据该所具体情况设置不同的考评标准。

四、律所文化建设不同

传统律所在文化建设方面一般不太重视,但公司化律所则通常十分重视文化建设。这是因为打造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律师团队,打造世界一流的律师事务所,没有大家认同的律所文化是不可想象的。公司化律所往往合伙人、律师人数众多,彼此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差异,甚至产生矛盾。而律所文化建设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将合伙人和律师凝聚起来,增强律所认同感和归属感,吸引更多人才加入,最终提升律所的整体软实力和品牌。在律所文化建设方面,目前公司化律所都做了大量工作,如创办律所刊物、定期进行体育活动、举办新年晚会等等。

与传统的提成制律所相比,公司化律所的优势十分明显。从目前一些成功的公司化律所经验来看,通过公司化管理、专业分工、考评和分配制度以及文化建设,公司化律所可以吸引数量众多的优秀合伙人、律师,激发其工作热情,在提升各自专业能力的前提下,极大提升公司化律所的客户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律所的品牌效应,从而在激烈竞争中取得明显优势。可以说,公司化是目前律所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和国际化的必由之路,代表了未来中国律所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第三篇:网格化经典模式比较

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研究与实践,始于 2004 年北京东城区网格化管理的探索。在此基础之上,从 2005 年至 2007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又连续确立了三批试点城区。到目前为止,建设部先后遴选了上海长宁区、卢湾区、普陀区、南京鼓楼区、武汉江汉区、重庆高新区、天津河西区、西宁市城西区,以及深圳特区、江苏省杭州市和扬州市、浙江省舟山市、湖北宜昌市、河南郑州市、云南昆明市、贵州省毕节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等 51 个城区进行试点,已经有 33 个试点通过验收。试点工作的陆续展开,为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的进一步推广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中,最具特点和代表性的发展模式有北京东城区模式、上海华阳模式、湖北宜昌模式和浙江舟山四种模式。

一、北京东城模式

(一)基本情况

2004 年,在国家建设部“创新城市管理模式”的积极引导之下,北京市东城 区以《依托数字城市技术创建城市管理新模式》为课题成立了创新城市管理模式 课题组,由区委书记亲自担任组长,并组织大量专家学者对此反复进行了调研和 探讨。在此基础上,北京东城区依托目前已经比较成熟的信息技术,并结合东城 区的实际提出了“精细化、网格化、信息化、人性化”的城市管理理念。按照这 一构想,北京东城区开始进行网格化管理试点。北京东城区是由原东城区和崇文 区合并形成的新首都功能核心区,面积 41.8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86.5 万人,流动人口 26.5 万人,管辖 17 个街道办事处、205 个社区。作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区,北京东城区立足首都功能核心区定位,积极探索“精细化管理、人性化服务、多元化参与、信息化支撑”的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模式。目前,北京市东城区已成功运行社区网格化管理,社区管理水平与效率大幅提高,该模式已在市内其他 7 个城区试运行。

(二)具体做法

第一,科学划分网格。东城区运用“万米单元网格化”的设计理念和技术成果,以每万平方米作为基准设置网格单元,以“责任制”为依托,按照完整、便利、均衡和差异性的原则,并综合考虑“人、地、物、情、事、组织”等因素,将全区 17 个街道、205 个社区被划分为 589 个社会管理网格,每一社区划分 2~5个网格。建立了网格化框架体系的“四个层级”,即区级、街道、社区和网格,也可称为网纲、网目、网结和网格。

第二,信息平台建设。信息化平台建设是网格化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旨在将孤立、零散、无序的信息整合为有序、系统、可以共享的信息,从而使得在一个较大区域内实现精细化管理与提供全方位服务成为可能。东城区通过整合信息资源,推出了我国第一个覆盖大部分城区范围的“网格化城市管理信息平台及应用系统”。信息平台拥有 9 大类、64 小类、170 项信息、2043 项指标,并在 21个行政执法部门,6 个政府职能部门和 10 个街道的保洁队、绿化队之间实现信息共享。

第三,“双轴化”管理模式。东城区通过整合多个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能,在区一级创建了监管分离而又协调一致的“双轴心”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变了职能部门集监管于一体的现状。监督轴即新成立的城市管理监督评价中心,下设 3个中队、10 个分队,招聘了 400 多名监督员(平均每个监督员需要巡查 12 个网格单元),主要负责甄别立案、及时报告及评价反馈;指挥轴即城市管理指挥中心,将按照部件或事件的责任归属派遣任务、督察及协调指挥,并规定处置时间。两者在空间安排和人员配置上截然分开,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并在街道和社区设立分中心及工作站。

第四,建立闭环式工作流程。东城区配备 350 名网格监督员,通过“城管通”以及相应的无线传输、集成系统,实现对其管辖的网格单元全时段的动态监控。与一般手机不同,“城管通”集手机、无线网络和 GPS 全球定位系统等多项技术于一体,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将现场情况及地理位置定位等综合信息以照片或语音的形式发送到监督中心(除此以外,监督中心还可以通过特服电话或者网站来获取信息)。监督中心接收到相关信息后,进行甄别立案,并转批至指挥中心,由指挥中心根据问题归属派遣相关部门及专业人员进行处理。处理完毕后,指挥中心通过呼叫中心指派监督员现场核查、结案,并将处理结果上报监督中心作为评价系统的重要基础数据。

第五,建立主、客观相结合的监督评价体系。东城区针对区、街道、社区和网格四级责任主体建立了主客观相结合,以客观为主的监督评价体系,客观评价也可称之为内评价,主要依赖于信息平台针对整个问题处理流程自动生成的记录数据,减少了人为的随意性;主观评价则可称之为外评价,即通过定期征求社区居民及相关主体意见等方式获取的反馈信息,以补充客观指标无法反应的情况和信息,从而进一步加强评价体系的科学性。

(三)主要特点

第一,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东城区在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中承担着十分重要 的责任。因此,东城区社区网格化管理在发展初期,对于综治维稳的考虑比较多 一些。此外,东城区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出现是作为“数字化城市”技术平台在制 度上的配套设施,而后才逐渐演变为一种治理方式被纳入到体制改革的轨道上来。由于其在社会控制和公共服务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制度潜力,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逐渐为政府所推动和完善,最终其应用范围几乎扩展到党建、治安、社保、卫生、工会等所有的城市社区管理和服务领域。

第二,对于技术以及硬件建设的要求比较高。以现代科技为依托的信息化平台建设是关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北京东城区模式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强大的信息通信技术平台。东城区网格化信息控制平台的搭建依托其完善的、全 方位的管理监管系统,集高速网络、计算机、大型数据库、地理信息系统和无线 通信设备于一体,充分利用了现代信息编码技术和立面视频定位系统。

第三,投入成本比较大。北京东城模式无论是前期建设还是后期维护都需要 投入大量资金、人力和物力,因此,其某些经验也比较局限于人口集中的省级或 省级以上大城市,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小城市可能难以适用。

第四,比较侧重于静态的“部件”管理。北京东城模式是“部件”管理精细 化的代表,东城区将所有部件分为 6 大类、56 种、168339 个,小到井盖、路灯、邮筒、垃圾箱,大到电话亭、公厕、停车场,全部拥有特定的编码,只要输入编码就可以在信息平台的大屏幕上显示出部件的名称、数量、位置、所属社区及管理部门。一旦发生诸如下水道堵塞、井盖缺失、水管爆裂等突发状况,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精确定位和快速处理。

二、上海长宁模式

(一)基本情况

从 2005 年底开始,上海率先在长宁区的华阳街道(社区)和卢湾区的五里桥街道(社区)开展试点工作,在原有的“二三四级”管理基础之上,将网格单元定位在街道层面上。长宁区位于上海中心城区西部,总面积37.1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1万余人。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的“凝聚力工程”就起源于长宁区的华阳社区。历经近20年的积极探索,“凝聚力工程”取得了丰富经验,并在整个上海市推广,成为长宁区的标志性工程。长期以来,长宁区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大力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凝聚了人心,巩固和夯实了党的执政基础,为长宁区开展社区网格化管理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长宁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最大的特色是依靠社区党建来推进社区网格化,其总体思路是在完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体制中做到优化第三级和创新做实第四级。具体来说,优化第三级,即加强街道党工委的领导核心地位,拓展党参与基层社区的实践空间,构建区域性大党建格局;创新做实第四级,即 不断探索完善治理结构,使行政力量、政党力量、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等各种资 源力量在“网格”这个新的载体和平台上形成有效的整合。

(二)具体做法

第一,社区管理网格化。相较而言,长宁的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比较强调“布 网”,而非“划格”,相对来说“网格化管理”的特征不是十分明显。

第二,社区建设实体化。完善《街道居民委员会居民自治章程》,制定《街道居委会行政性事务剥离项目及分步实施一览表》,明确居委会作为社区自治组织的性质和功能。建立社工工作站,将居委会承接的行政职能逐步向社工站转移,政府通过向社工站购买服务的方式投入资金、提供支持,推动社区服务市场化;完善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产生社区治理委员会,落实重大事项的民主讨论和决策机制,并对其他各类主体实行民主监督;扶持民间组织和群众团体的发展,鼓励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通过社工加义工的形式,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参与社区帮困助贫,形成充满活力的新型社区治理结构。

第三,社区党建社会化。将街道党工委改建为社区党工委,以此作为社区网 格化管理的核心领导力量。社区党建全覆盖包括组织覆盖、工作覆盖和和制度覆 盖三个方面,重视党建工作载体的建设,既通过党建载体来提供服务,也通过党 建载体来增强党组织在社区网格化管理中的影响;网格化管理加强了社区(街道)党工委与行政组织党委(包括政府职能部门派出机构党组织和办事处机关事业单 位党组织)、居民区党委(包括居民区党支部、社工站党支部和群众团体党支部)以及社会综合党委(包括“两新”组织党组织、驻区单位党组织和流动党员党支 部)的联系;完善社区党组织和党员代表大会,凸显党组织和党员的主导性作用; 选举产生社区党建委员会,形成制度化的联系机制,充分整合网格内各类党建资 源,构建区域性社区党建新格局。

(三)主要特点

第一,依靠社区党建来推进网格化。基层党建工作的创新是上海华阳网格化 管理模式最大的特色,社区党工委在居委会辖区设置的基层党支部是社区网格化 发展的领导核心和决策机构。华阳社区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干部的核心作用,将各 级党委、组织部门和社区党组织划分至基本的网格单元,充实网格服务团队的力 量,使网格党小组成为主要领导力量和组织保障。

第二,重构新型社区治理结构。相较北京东城区模式而言,上海华阳模式更 加注重在推行网格化管理的过程中培育社区自治力量,以及推动社区服务的市场 化。通过社工加义工的方式承接社区居委会的行政职能,努力使居委会回归自治 本质,从而进一步推动社区治理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第三,将社区部件管理与事件管理有机结合。尽管北京东城区的网格化管理 模式在管理精细化和高效率方面已经跨出了一大步,但更多的是侧重于静态的“部件”管理。上海华阳社区在吸取北京东城区部件精细化管理的基础上,将城市“部件”管理与“事件”管理有机的结合起来。

第四,更加注重建章立制。在效仿北京东城区基本做法的情况下,华阳社区 网格化管理更加注重对制度规范和各项措施细则的建立。华阳社区针对网格化管 理专门制定了操作手册、管理标准、岗位职责等各项工作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实 施细则、处理流程、时间限定,以及工作人员的权限职责等等。

三、湖北宜昌模式

(一)基本情况

湖北省宜昌市位于三峡工程所在地,作为湖北省唯一的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 合试点城市,宜昌模式的整体思路是在城市社区先行试点,逐步向县城重点镇拓 展,最终在全市范围内形成城乡区域全覆盖的网格化管理体系。宜昌网格化管理 体系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一本三化”,“一本”即坚持“以人为本”,“三化” 即坚持“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和“全程化服务”。这一模式运行仅仅三年多就在全国形成重大影响,充分证明了社区网格化管理重在民意,而非创意,重在实效,而非形式,其重要的实践价值和鲜活经验,对其他试点城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具体做法

第一,按照“街巷定界、规模适度、无缝覆盖、动态调整”的原则,宜昌将城区 121 个社区划分为 1110 个网格,并为每个网格配备了一名网格管理员。每个网格管理员平均负责 250 户左右,大约 300~500 人的服务与管理,需要履行信息采集、综合治理、劳动保障、民政服务、计划生育、城市管理、食品安全七大职责。

第二,通过公开考试选聘社区网格管理员。宜昌按照公开、公平、自愿、择 优的原则,通过社会公开招录网格管理员,组成了一个由 1000 多名网格管理员组成的社区工作队伍。此外,建立社区公共服务事项准入和政府购买服务机制,通过财政支付的方式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实现社区服务的有效传递。此外,市委、市政府专门制定了《宜昌市城区社区网格管理员招录培训方案》,从考试录用、人员配置、工作职责、纪律要求、工资薪酬、交流培训、考核奖惩、社会保障、解约续约等各方面对社区网格管理员及其工作进行规范。

第三,建立组织系统。通过精简机构、资源整合,在街道层面成立便民服务、综治信访维稳和网格管理“三个中心”,并在社区层面建立相应“三个站”,并同 时拥有社区专职工作者、1110 个网格管理员和 10.8 万社区志愿者“三支队伍”。搭建“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网的“社区综合信息服务管理平台”,将电子政府专网延伸至基层社区,形成每个社区网格上连职能部门,下接“三支队伍”,力量层层倍增的服务管理新格局。

第四,按照“走进矛盾、扁平操作、联动化解、限时办结、反馈评价、监督考核”的方针,以社会调节为主导创新矛盾联动化解机制。为每个网格配备 1~2名义务调解员,与网格管理员和社区工作者一起构成基层矛盾调处队伍,以非政府身份从源头上及时排查纠纷,能及时化解的矛盾就地解决,网格无法解决的问题依次上报,启动相应的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以及重大社会矛盾集中调处的综合、联动调解机制。此外,建立专业调解人才库,进一步规范聘任条件、报酬计算以及评价标准,为各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参与调解提供人才储备和便利条件。

第五,以网格化管理为契机,不断辐射至社区管理服务的其他领域,包括创新法务网格工作机制,开展基层法务工作者进社区活动,根据居民的实际需要提供援助性服务;治安防控网格化,组建义务巡逻队,消除社区治安死角。将网格作为一种新的地缘结构,在网格平台内推行邻里守望、门栋关照、楼道互助、单元联防,以及建立基于网格化管理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等等;将特殊人群作为网格化管理的重点服务对象,既包括流动人口、特困家庭、孤残人群、流浪乞讨人员在内的重点人群,又包括社区矫正人员、刑释解教人员、吸毒人员和神 病人在内的特殊人群,以网格为基本单位为其提供物质上的救助、精神上的关爱 以及心理上的疏导。

(三)主要特点

第一,宜昌模式最大的亮点在于其人性化的服务。宜昌在推行社区网格化管 理的过程中切实做到了行政资源向社区下沉,公共服务深入基层群众。宜昌模式 着眼于许多社区管理的空白地带和薄弱环节,并通过千名网格管理员的零距离服 务来倒逼政府和基层干部围着群众转、围着问题转。

第二,公开选聘网格管理员。作为一种机制创新,宜昌通过公开招聘、择优 录取的形式确保了网格管理员队伍的专业能力和工作素质。网格管理员采用政府 雇员制,只需按照合同履行责任和义务即可,基层政府相关部门则主要承担培训、监督、考核等责任。由于没有任何行政职务或者其他身份,网格管理员可以全心 全意的投入本职工作。目前,这些网格管理员被当地人亲切的称为“宜昌格格”,而这一做法也成为全国其他“一格一员”式网格化管理社区仿效的榜样。

第三,辐射性强。宜昌模式以推行社区网格化管理为契机,不断延伸至社区 管理服务的其他方面,诸如将网格化管理运用于公安、人社管理、信访工作、食 品监管、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社会调查等方方面面,注重各职能部门与网格管理员 和社区志愿者的对接,形成管理服务领域全覆盖的社区网格化管理格局。

四、浙江舟山模式

(一)基本情况

浙江省舟山市是一个地级市,其实践模式经历了从渔农村社区逐步向城市社 区拓展,从以乡镇街道为主到所有职能局办全面对接的过程。2007 年下半年开始,舟山市普陀区率先在桃花镇、勾山街道等地进行了“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改革试点,并在试点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于 2008 年 8 月在舟山全市进行推广。目前,“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已经成为舟山基层社会管理的新平台,党员干部联系群众的新载体以及化解基层矛盾的总抓手,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普遍关注和反响。

(二)具体做法

第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规章制度。作为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的体制创新,“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有效运行离不开领导与组织保障。如果将网格看 作是第一层级,那么舟山在网格之上还建立了4 个层级,依次为社区(居委会或村)级、街镇级、区县级和市级,从而构成了由五个层级构成的管理服务系统。“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在最高层级,即市级,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或市长担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并统领五个专项组,分别为综治平安组,由市委政法委负责;团队管理组,由市委组织部负责;城区工作组,由市民政局负责;渔农村工作组,由市渔农办负责,技术保障组,由市信息中心负责。除此之外,舟山还通过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来确保“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有章可循,规范有序,包括信息安全管理制度、绩效考核制度、工作例会制度、相关人员岗位职责及培训制度等等。

第二,合理划分网格,明确管辖范围。网格按照有利于将管理和服务职能覆 盖到社区、延伸到网格,以及有利于组团成员包干负责、上门调查和面对面服务 为原则进行划分。在此基础上,舟山市结合各地区人口数量、居住集散程度、群 众生活习惯等实际情况,将全市划分成 2428 个网格,网格范围大小不搞一刀切,渔农村一般以 100~150 户组成一个网格,城市社区则适当扩大。与此同时,舟山市还出台了《“两代表一委员”融入“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工作意见》,要求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与网格对接,进一步畅通体制内民意表达 的渠道。舟山号召“两代表一委员”融入网格,倾听民声,并将网格内人民群众 的要求和意愿直接向各级党委政府反映。

第三,打造服务团队,完善联系服务方式。网格仅仅是组织载体,网格服务 团队才是为网格内居民提供全方位管理与服务的第一责任主体,承担着了解民情、反映民意、化解民忧的责任。舟山市为每个网格配备了一支由 6~8 人组成的管理服务团队,原则上由 1~2 名乡镇(街道)机关干部、1~2 名社区干部、1 名医护人员、1 名教师和 1 名民警组成。此外,还注重吸收老党员、老干部及社区骨干力量加入,力求通过团队成员能力素质的复合化来满足群众需求的多元化。为全面掌握网格内居民的各种信息资料,网格团队与格内所有群众(户)一一联系对应,每年至少要进行 4 次走访,并对入户走访的时间和内容进行妥善具体的安排。除此以外,团队成员还通过多种方电话联系、蹲点调查、短信互动等,实现了民意表达经常化、全覆盖。除了第一时间掌握社情民意,网格服务团队还要根据不同网格内居民的不同需求提供菜单式、个性化服务,特别是要把那些居民最需要、最关心的问题作为联系服务的重中之重。式开展经常性的联系服务活动,如发放联系卡、第四,开展信息导录,建立网格库源。舟山市成立了“网格化管理,组团式 服务”工作信息服务中心,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开发了一个动态化、全覆盖的 信息管理系统,扎实了“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基础。信息服务中心主要 负责整合全市电子政务网络资源,并在已有信息资源的基础上不断丰富新的数据 导录内容,建立起集服务对象的基础信息(户籍资料、就业状况、健康档案、优 抚救助、党建群团、计生信息、房产资料等)与思想状况、利益诉求等于一体的 数据库。与此同时,在区、街道(乡镇)建立二级信息中心,社区设立信息站,由专人专职负责管理,实施覆盖区、街道乡镇和社区的三级联网基础工程,相关 各局办及职能部门只需要一个专网账号就可以获取其归口管理的所有信息。

第五,及时分析研判,分级化解矛盾。舟山网格化管理要求对收集到的信息 进行分类汇总,对重大的社情民意及时分析研判,主动帮助协调解决居民反映的 各种问题和困难。规定社区每月一次、街道(乡镇)两个月一次、区(县)每季 度一次、市里每半年一次召开网格化管理民情分析会,并由市、区(县)网格办

编制每月一期的群众诉求情况分析报告。此外,还不定期召开专题会和工作碰头 会交流经验以及通报重大事项。舟山市建立了五个层级统一的问题协调和解决机 制,并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促进共性问题或集体协商问题的妥善解决,形成统 一的政策导向。分析和化解矛盾的基本原则是:时效性强且比较紧迫的事项,第 一时间做出处理;网格管理服务团队能够自行解决的问题及时处理,难以解决的 问题由社区网格处理中心依次逐级上报,并要求上级各相关职能部门在规定时间 内予以解决,超过期限还未解决的问题必须给予明确的答复和解释。

第六,强化激励机制,实施定期考核。为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有落实、有反 馈,舟山市通过意见处理反馈卡的形式对问题处理结果进行评价,并在区、街、社区三层设立大屏幕,加大公示力度。各街道(乡镇)网格办按照区级考评标准、结合自身实际,制订了以公民满意为导向的考核办法。考核采用百分制,通过定 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利用多元化考核主体以及多样化的考核手段,对社 区网格化管理工作完成情况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考核分为对责任部门的考核 以及对网格的考核,责任部门的考核主要包括事件处置的数量、时效、质量和群 众满意度等几个方面。网格考核采用信息平台计分、日常工作监督检查、社区内 部排名以及群众评议等考核方式,对网格服务办事、联系走访、收集民情以及矛 盾排查等网格综合情况进行考核评价。各区网格办分别在每年的年中和年末进行 考核,考评结果由行政主管部门或第三方定期在各类媒体上公布,并作为年终评 选优秀街道(乡镇)、网格团队及个人的依据,以及干部提拔任用的重要条件。

(三)主要特点

第一,浙江舟山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经历了从渔农村社区进而推广至整个城市社区的实践过程,其应用的范围更广泛一些。舟山在网格化管理实践过程中摸索出了许多值得我国其他中小城市借鉴的经验,例如,通过使用超图软件(super Map)等软件来代替 GIS平台,从而极大的降低了网格化管理的投入成本。当然,通过降低成本来解决现阶段网格化管理在城市社区的应用问题只是权宜之计。从长远角度来看,必须以实用性和通用性为前提加大对 GIS、GPS、RS的开发,使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真正做到与国际水平接轨。

第二,重视网格服务团队的组建。为了确保服务的高质高效,浙江舟山模式 最大限度地整合资源构建网格服务团队,其网格服务人员的来源十分广泛,并不 仅限于相关职能部门,而是充分整合了街道和社区的党员干部、专业人才、志愿 者、优秀骨干人员等各类人才资源,通过面对面的交流为辖区网格内的居民提供 全方位、高标准、专业化且有针对性的服务,第三,管理与服务并重。相较北京东城模式而言,舟山将“网格化管理”与 “组团式服务”相结合,旨在形成一套综合管理服务系统,体现出一种“寓管理 于服务中,在服务中实现管理”的理念,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建立起服务于民的长 效机制,为社区居民排忧解难,提高服务的质量与效率。

第四,重视“硬件”与“软件”的结合。浙江舟山网格化管理模式虽然在信 息技术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主要是为了掌握管理服务对象的信息,以便 全面、及时地回应群众要求,对技术层面的要求与北京东城模式还有很大的差距。与此同时,舟山模式更加注重网格化管理的软件建设,并逐渐从“事”的管理上 升为对“人”的管理。

成绩

(一)从管理成本角度分析

首先,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大大提高了精细化管理水平,实现了问题定位的 精确性和及时性,明确了管理责任,使得组织人员的集约化分工配置成为可能,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其次,城市社区网格化模式的另一个功能优势便是体现在管理和服务的提供 方式上。

最后,传统城市社区管理中,由于每个职能部门都需要针对整个区域负责,巡视和处置成本的负担沉重。

(二)从处置效率角度分析

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大社区格局,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社 区管理中信息滞后和工作被动的弊端,使信息收集、反馈的间隔时间大大缩短,加快了问题处置的速度和效率。一方面,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在部件管理的精细 化和高效率方面跨出了一大步,部件受损、丢失或者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能够在 第一时间被锁定和上报。另一方面,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根据任务性质详细规定了信息收集、问题处理、结果反馈等环节的处置时限,做到了问题处置的即时化和方案预设的程序化。此外,问题的处置结果必须经过网格监督员现场核实后方可结案,监督中心和指挥中心需要对问题处置情况进行全程跟踪,并通过系统自动生成的数据对处置结果形成直观、透明的反映,既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干扰,又能够有效督促问题处置效率的提高。

(三)从服务效果角度分析

在各地推行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过程中,居民身边的琐事成为政府案头的大事,社区管理的工作重点开始着眼于服务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社区工作者为居民 服务的内容更宽泛、方式更主动、质量更精细,为构建和谐社区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外,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各地还在具体工作实践中摸索出许多成 功的做法,诸如居民议事、居民恳谈会、民情日记、干部联系包干制度、网络巡 查、志愿服务等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对这些服务群众的创新做法、经验和智 慧进行了总结提炼,将这些方式方法制度化、网状化、普遍化,并且利用现代化 信息网络技术加以改造,全面提升了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服务工作的技术含量。

第四篇:幼儿园非游戏活动游戏化

幼儿园非游戏活动游戏化

1996年正式实施的《幼儿园工作规程》和2001年试行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都明确规定: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这一命题确定了游戏在幼儿园教育活动中的地位,对幼儿园课程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也是我们开展游戏化幼儿园课程的重要依据。

目前幼儿园里幼儿的游戏活动存在有多种形式,特别是非游戏活动游戏化,是目前教师比较关注的问题之一。在我们的幼儿园教学理念中有这么几条,“一日活动皆教育”“一日活动皆游戏”“把课当游戏上”,通俗的语言表达出了对非游戏活动游戏化的思考。

非游戏活动与游戏活动不同的地方是它以一门或多门学科为基础,具有更强的系统性,丰富和扩展幼儿的知识经验。但这种非游戏活动对于幼儿来说缺乏吸引力,因此,这种非游戏活动就必须由教师设计、加入游戏活动的因素(操作、动机与体验、人际关系、外部条件等)使之游戏化。

非游戏活动游戏化的根本目的是调动作为学习活动的主体的幼儿参与教师组织的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使学习活动主体化。因此,非游戏活动游戏化成功的关键不在于外部的游戏形式,不在于选取多少数量的游戏因素,而在于能否使幼儿在学习活动中处于主体地位,能否使他们真正产生以兴趣性体验、自主性体验、胜任感体验为主要成分的游戏性体验,是来自于外部的教学要求转化为幼儿自身的学习需要。

(一)在设置活动时,教师应注重引导幼儿参与,充分发挥幼儿的主体作用。时时做到“幼儿在前,教师在后”。

(1)“生成”内容。根据幼儿的认识特点、兴趣及教育目标,通过与幼儿共同探讨来“生成”活动区域。如我在开展小班主题活动《真好吃》的活动中教育目标中有观察多种常见水果的要求,利用社区周围的水果店,带领幼儿认识多种水果,而且还买回了几种有代表性的水果回教室,一起品尝,吃吃玩玩看看的活动,是幼儿最喜欢,也是最容易留下深刻印象的。如此之外,还可引导幼儿制作水果娃娃、开展水果店游戏、按季节对“水果”分类等等活动。

(2)利用幼儿游戏“再造”出来的活动内容。幼儿从众心理使孩子们喜欢模仿别人,如我班在进行《丰富的信息》这一主题活动的时候,建构区中有人做了个手机,就有许多孩子模仿,我通过扮演顾客去欣赏、挑选,引发幼儿对自己的手机进行改进、创造,而且还通过开设“手机店”让制作者推销自己的手机,以此深化、拓展活动内容。

(3)让幼儿、家长直接参与活动的设置。在活动创设过程中,要注重发挥幼儿的主体作用,如:让幼儿出主意、想办法,搜集材料和布置环境等,增强幼儿的主人翁意识,使区角更具吸引力。另外,要发动家长、幼儿齐动手,收集废旧物品及半成品和复合材料,制作一些活动中所需要的,丰富的、有吸引力的活动材料,还能让幼儿、家长知道废旧物品还有使用价值。

(二)非游戏活动游戏化要以环境材料为中介,促进幼儿积极主动的建构经验。要使游戏能深入、高质量的开展起来,使幼儿的创造能力、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合作能力等在游戏中得到全面的锻炼和提高,必须为幼儿创造适宜他们自主活动和自我表现的游戏环境,充分体现“以幼儿为本”的教育理念。

(1)为幼儿提供足够的游戏材料。材料是游戏的物质支柱,是幼儿游戏的工具,幼儿是通过使用玩具材料在游戏中学习的。不同的玩具、材料有不同的功能和特点。如果教师提供的材料单一,幼儿游戏情节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因此,在游戏中为幼儿提供多种材料,有利于幼儿通过探索接受丰富的感官刺激,利用不同的材料去替代和想象,在与材料的互动中促进发散性思维的发展。比如在活动区中我为幼儿准备了许多半成品的材料,有各种质地不同的纸类材料(白纸、腊光纸、皱纹纸、信封),白纸可以画画、折纸。腊光纸色泽艳丽,可以折各种小动物,也可以作为剪纸的材料。皱纹纸可以做小花、拉花、还可以搓成纸球等。信封可以装饰、制作指偶、动物头饰等。大小不一的布类材料(纱巾、大花布、小方布),可以做装饰品、也可做粘贴画。形状各异的纸盒(包装盒、药盒、化妆盒),可以做家具、汽车、玩具等。插塑玩具,木制玩具,美工材料(笔、油泥、剪刀等),可以让幼儿动手捏、搓、团、揉做成各种小动物和各种形状物品。用剪刀可以剪窗花、动物轮廓等等。还有蛋糕底盘、点菜单等可进行再创造的材料。游戏材料具有开放性、可替代性,幼儿想象创造的机会大大增加,游戏也更加丰富。

(2)提供的游戏材料要不断变化,以便创设的游戏环境具有可变性、新颖性,不断地吸引幼儿,引起幼儿的游戏兴趣。材料的不同,幼儿的操作方法不同,幼儿在活动过程中所获得知识经验也就不同。因此教师应考虑材料的多用性、安全性和开放性。要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最近教育目标及幼儿的实际发展水平投放材料。对材料的投入要有计划、有目的,不要把材料一下子投入进去,应分期分批的不断更新,由易到难,不断吸引孩子主动参与活动的趣,使他们有新鲜感。

以玩磁铁为例幼儿是由随意玩——哪些磁铁能吸,哪些不能吸——磁铁怎样吸东西——怎样使磁铁动起来——磁铁能做哪些玩具等等发展的,教师可以从提供各种质材料,让孩子根据自己的发展水平去玩材料,使每个孩子在不断地成功后向高层发展。

(3)为幼儿提供丰富的游戏材料的同时还应为幼儿创设充足的游戏空间和时间。例如“娃娃家”的活动就应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娃娃家”里应能容纳5、6名幼儿参加游戏活动,活动时间应在半小时左右,如果时间太短幼儿游戏不能尽兴,时间太长幼儿会对游戏失去兴趣。所以教师一定要掌握游戏时间的度。

“一日生活皆教育”,“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让非游戏活动真正游戏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幼儿主体性的发展也有着促进作用,我们要让幼儿在游戏中学习,在游戏中快乐成长。

第五篇:食化所简介范文

宽甸满族自治县食品化妆品监督所简介

按照国家、省、市机构改革工作要求,县编制部门于2012年4月23日下文批准成立食品化妆品监督所。

2012年7月13日,宽甸满族自治县卫生监督所与食品药监督管理局相继开展餐饮业、化妆品、保健品等职能移交工作,拉开了宽甸满族自治县餐饮监管职能交接工作的序幕。

从今年起,原来由县卫生局卫生监督所承担的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和保健食品、化妆品监督管理职责划转给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来监管。宽甸县卫生局和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要负责人相互签署了备忘录,这标志着县卫生局正式将餐饮食品行政许可和保健食品、化妆品监管职能移交给食品药品监管局,食品药品监管局将食品安全综合监管、组织协调和依法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的职责移交给卫生局。两部门于7月14日按照各自新职能开展相关工作。

2012年 9月18日上午,宽甸满族自治县食品化妆品监督所成立揭牌仪式。宽甸满族自治县政府副县长王瑞利出席仪式并为新成立的食品化妆品监督所揭牌,并作了重要讲话,对职能交接后的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希望相关部门尽快进入角色,要从维护人民群众的饮食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高度出发,履行好自身的职责,以更有力的措施、更扎实的工 作,为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和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县卫生局和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要负责人分别作了表态发言。出席仪式的还有县人大、县政府办、县委组织部、县财政局的有关领导。

从2012年7月23日起宽甸满族自治县食品化妆品监督所向全县948户餐饮服务单位下达了《餐饮服务告知书》,说明了监管主体的转换。

9月25日至10月25 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文件的规定,宽甸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食品化妆品监管所对镇内餐饮单位、保健品经营单位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进行了三期的专门培训。此次参加培训餐饮服务单位459家,保健食品经营单位118家,系统讲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规章12部,针对餐饮服务过程中原料采购、索证、食品加工、消毒、食物中毒预防等餐饮服务关键环节和保健食品的采购、索证索票等进行了详细讲解。

现期工作为加强加快对餐饮服务单位进行量化分级工作。为进一步加强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落实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提高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效能和水平,根据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工作的要求,宽甸满族自治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化妆品监督 所以诚信经营和规范操作为重点,坚持日常监管与量化分级相结合,动态考评与考评相结合,全面加强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已完成餐饮服务单位量化分级总数207家,其中大中型餐饮单位28户,小型餐饮单位74户,其他类餐饮单位68家,学校食堂及托幼机构食堂37家。

今后我们将继续加强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保障全县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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