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法学论坛上贺卫方的精彩演讲

第一篇：成都法学论坛上贺卫方的精彩演讲

成都法学论坛上贺卫方的精彩演讲

非常非常的高兴，我是打酱油的，没有任何计划说要参加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论坛。

刘桂明先生当年离开中国律师杂志，自己就在想可能以后就不会再有这样类似的论坛了，经过长达四年的蛰伏，现在重新出山，又在成都，我想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纪念地，能够重新开始民主与法治这样的一个循环讲坛，我个人觉得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也一如既往原意参与。

这次刑事辩护有钱列阳律师，许兰亭律师在这个地方，我们这种人怎么说话，冀祥德教授是这领域的专家。

所以我个人上午在乌鲁木齐刘贵明先生跟我通短信说协调一下讲什么，我想，就讲讲最近我们涉及到一些重要的或者说有巨大重要影响的刑事案件。

刑事辩护中间，学者与律师之间的互动，学者之间能做怎样的贡献。

可以说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中国的刑事辩护律师处在一个惊心动魄的状态中，主要让人担忧的就是重庆打黑活动给中国律师提出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困难。

前不久，6月11号的凌晨3点钟，一个著名人物走出了监狱，李庄先生离开了重庆的某监狱，凌晨3点钟这是个好时间因为没有记者不会有任何人在监狱门口围观然后就匆匆忙忙送到机场旁边的一个宾馆，然后第二天订最早的一趟航班，李庄有他的太太，儿子陪同回到了北京。

那天早晨我不知道怎么醒那么早，大概6点多种就醒了。醒来以后脸都没有洗就上，突然发现李庄的儿子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在读学生吧，今年毕业,他儿子发了一个微博把自己跟母亲父亲的在飞机上的照片发到微博上，我接着就马上转了这篇微博，说的非常简单“李庄获得自由”。

紧接着那天上午这篇围脖转载的频率非常非常的高。

到了13号我们终于在北京可以有一次非常好的聚会，许兰亭律师也参加了聚会，德高望重的江平教授也参加了聚会，还有陈有西律师了，杨学林律师等等，斯伟江律师好像没有参加。

这次聚会上我吃惊的发现其实李庄的确他很爱眨眼睛。平常聊天的时候他的眼睛都是下意识的眨眼。

其实我跟李庄一点都不熟，过去好像有一次律师文摘，陈国栋先生主持的会议上，我好像和李庄律师见过一面，没有任何交往，他的那种面部表情，我问李庄你的眼睛是那一刻开始落下病了，还是后来长的病？李庄说我这是老毛病了，我说这个习惯很不好，作为一个刑事律师更危险。

你们也知道李庄这个案件在第二期的审判过程中间，学者和优秀的律师组成一个观察团，反正就是提供一点咨询，学术界主要有江平老师何兵教授还有我，除了三个人外好像其他都是律师界的知名律师组成观察团，这个观察团一宣布成立，网上一发布，国内外都关注，一些国外的媒体打来电话要采访。

在这之前大家知道，对于李庄案件的审判及重庆的打黑，那么中国的法律学术界可以说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暴，到底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自己看的情况是绝大多数的言论，绝大多数的学者提出了是善的批评，当然西南政法大学的学者例外。

我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在李庄第一审判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由重庆市政法委召开的会议。这个会议是凌晨1点多钟开始的，就在李庄案审理那个法院，重庆市法院审判庭的楼上且带有视频直播的会议室里边。当时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西南政法大学的几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在会议上的讲话好像被歪曲了，第二天早上重庆日报刊登的四位学者或者五位学者力挺重庆，认为李庄案相关的程序方面没有可质疑的，也就是说力挺重庆这样的做法结果在网络上一起了相当大的非议。

这次中国政法大学的王永教授在研究生毕业典礼致辞上面也捎带把西南政法大学给骂了一句：我不希望你们将来做付鸣剑一样的法官，在这点上我们绝不想和红旗飘飘的西南政法大学一决高下。

我的研究生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的，本科是在西南政法大学，当然对本科大学感情比较深一些，自己的母校受到这样言损，这样的伤害，心里面气不过，然后就说这句话很不妥当，我说王勇的致辞这句话简直是在西南政法大学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我们这个学校现在伤不起啊。西南政法大学的一些校友看了之后都是怒不可遏。当时就跟批评网友一样的讲话。

其实对重庆的打黑甚至对重庆的唱红提出善意的质疑。某些学者以外，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占居非常重要的地位。除了江平老师这样的中国政法大学的前校长，他明确批评认为这是法制的倒退。那么除了象何兵先生，华东政法大学的童志伟教授。我觉得童志伟教授写的文章也是非常有力量的。其他的一些学者都是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像我们的80级的范中信教授，长期在中南财经大学任教的教授，他从历史的角度，社会建构角度对于唱红打黑，尤其是打黑提出了非常激烈的攻击。

范中信教授在学理上他过去研究包括中国的西方刑事法律方面有关原理的东西，其实他认为这些是可以相互沟通的。比方说亲亲可相隐，过去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糟粕，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东西。但是范中信教授说西方国家也要糟粕。这样的东西比方说绝对不可以让一个人的亲人出庭为他做不利的证据，西方国家特别重视保护这些。比方说神父跟他的教徒，医生跟他的病人，律师和客户之间信息的保密。这是不允许取证的，那么这样一种社会时序的建构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都大公无私我们都大义灭亲，这种建构有一种良好的社会。那么范中信教授的文章发表的非常早，可以说在去年发表了这一篇揭露重庆这种用黑打的方式打黑的这种做法。那么另外一位是**教授现在在清华大学任教，他是西南政法大学79级得毕业生，**教授也是说要保卫我们的社会，我们要建设法治同时我们必须要保卫我们的社会。龚钢模检举律师李庄 这样的一种做法简直就是没有一个合理的社会，带一点点人情味的社会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这篇文章在网站发布出来，我还专门在我的博客上转载一下。我非常意外的是跟我一样是西南政法大学78级的同学，现在在苏州大学担任副校长和法学院院长的殷爱荪教授，这是非常意外的，殷爱荪教授居然写了一篇文章说回顾文革期间的红卫兵的表现，来去揭示重庆现在跟文革时期越来越相似的状况。那么他这个副校长他过去和范中信教授一起在苏州大学工作过，这哥们平时很保守的。但这次为什么会冲将出来，里面还引用了我的文章的话，表达对我的观点的声援。

另外我写的一封公开信，4月2号吴邦国访重庆刚刚回去。我就发表<至重庆法律人士的公开信>.题目叫《为了法治在我们心目中那份理想》。那么这封公开信从一个校友的角度去写作，我相信我们那届同学重庆也好成都也好，西南政法的毕业生比例很高，加上重庆，原告在西南政法毕业生，被告在西南政法的毕业生，然后法官也是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生，这样就不用回避了，大家反正都是一锅的一伙的。那么我们那届同届的同学在重庆法律界差不多退休了吧，我的同学好像现在60以上的人不少吧。没有退的都抓起来了。我现在以所谓的78级毕业的我们西南政法文革恢复以后第一界毕业生以大学生的身份向校友们喊话，唤起这个为目前状况的认识，或者说他们内心的某种抵抗。我觉的当然这样的公开信影响很大，我开头自己想在南方周末发表的，如果在评论媒体上发表，在网络就可以大规模转载，如果只是在我的博客上发表其他的媒体就不大敢转，比方说门户网站，门户网站它的来源必须是正规的，南方周末说哎呦不敢发，我们现在南方系已经被重庆定义为汉奸报纸，南方周末不错，我还觉得财经杂志也不错，在上面发表点文章，财经说刚接到指令不允许炒作这个事，后来都不能发，后来就算了就在自己的博客上发了，反正我的博客点击量一千多万了，虽然比不上陈有西的学术网，但是点击量，影响还可以，我特意在下面注明一条本文放弃版权欢迎媒体转载尤其欢迎重庆的媒体转载。我在里面认真的说一些道理，分析李庄案法律程序上到底存在哪些缺陷和问题，那么我分析其实所谓的打黑过程中，为什么某些做法确实是违反法治的，可以说践踏法律的底线，我有自己特意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现在升入副市长了王立军先生说了一些话 王立军先生也被西南政法在2010年1月份聘为博导跟我一样，我都准备把它辞了算了。跟王立军非常诚恳的谈一些为什么法治社会是法院控制警察的社会，而不是警察控制法院的社会。为什么某些践踏律师的做法其实最终导致整个国家法制的倒退，我们谁都不会有好果子吃。我谈到了文强在他炙手可热的时候，他何曾想到司法独立？当他沦为阶下囚的时候或许他就认识到这样的一种道理，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最后我甚至想到处一片红颜色的重庆，红歌红旗的红和血液的红的某些相似性，我写这封信的时候甚至想到死亡，重庆自打黑以来到底死了多少人我们也不知道，有些人很神秘的自杀了。象重庆市执行局局长乌小青很神秘的自杀了。在一个羁押十几个人的房间说其他人都睡死了，他自己用鞋带勒脖子自杀了。那么多人的死亡，回头想想都有一死，大家从出生开始奔向死亡的过程，被判决死刑的人那不过是死的早一点而已，留下很可怕的伤痛，就是用枪决这种方法，比方说伤口很可怕，这个伤口是无需再治疗的伤口，我最后引了古希腊的戏剧家索福克勒斯对死亡的一段话作为终结，最后祝福大家幸福，祝福我们的法治能够顺利的发展。

也许自通过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十多年间，没有一个事件将李庄案以及重庆审判的案件可以说勾起了学术界跟律师界之间的这样一种更加密切的一种互动。没有一次事件这么强烈。大家真的是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在北京的一些聚会上面，甚至在我个人经常到外地去，当然我现在去不了重庆，我现在是围绕着重庆乱飞，前不久还来到成都，到成都商做个讲座，但是重庆我是去不了，许多同学校友在我的微博博客上留言欢迎我回去，我说我真的回不去。我不敢回去，李庄作为一个律师都不安全，我作为一个学者以嫖娼被抓起来了……

我觉得中国的法律界法学界现在可以说观点发生很多分歧，现在的刑事诉讼法学界现在越来越强调中国的国情越来越强调解决近前的问题而不是解决将来性的问题。大的体制性问题。有一些学者鼓吹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比方说中特论，马克思主义法理学。马克思主义宪法学现在已经出来了。听说所有学校都要用这套马氏教材。我想今后会有马克思主义犯罪学，马克思主义司法精神病学，我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民法学你们是怎么编出来的，这样东西看起来有一种蔓延的趋势。也就是说改革开放经历三十多年的时间社会问题积累了很多，有许多问题似乎改革开放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有一些人都在想象是否可以回到老年人的那个时代有不少人在主张说我们过去那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廉洁的社会是一个平等的社会，这当然是一种荒唐的说法。

那么学术界当然还有象我母校的一些学者居然可以说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办法守住自己的名洁。我唯一欣慰的是到第二季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出来。重庆市委其实在第一期审判李庄案件时候，他们召开两次关于打黑与法制方面的会议。邀请国内学者，民法方面，刑诉方面的一流学者，我听说什么会长，副会长都有病，他们会议开的层次不高，据说书记很不满意，后果也不大严重。

我们现在如果结合一些案件去强化学术界实务界与律师界之间的互动，我觉得最近这些事件越来越揭示出制度方面的缺陷和问题，这个缺陷和问题是我们律师，尤其是作为刑事律师最痛苦，在这个国家从事这个行业是最恐怖的问题。那么首先通过几个案件我们可以观察，案件事实真相方面可以说是极其不靠谱，接下来就是在法庭上严重的依赖，比如说证人出庭，良好的证据规则。李庄案一审的时候8个证人出庭，当时陈有西律师跟高子程律师合作说要求证人出庭的时候，居然审判长的回答是证人不愿意出庭，8个证人有7个证人被控制在检方或者公安局手里面，但是他们说不愿意出庭，不愿意出庭就不出庭吧。非常有意思的是审判长叫付剑鸣，他本身是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生，他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论证人出庭的重要性》，在刑事诉讼法中间的条文中没有说证人不愿意出庭就不出庭，证人不出庭的理由只是说证人身体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或者你要证明的事实是非常不重要的，对整个案件不构成实质性质的影响，这样的证人可以不出庭，其他的证人都必须出庭。但是重庆市方面有一些水军、五毛出来说全国出庭率都很低，所以我们就好像是正当合理的，但是书记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信誓旦旦的这次对案件的审判完全符合法律程序，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你如此高调的张扬自己的这次审判说为什么不把事情做的漂亮一些。而且到了二审的时候证人出庭，人们吃惊的发现他不回答问题，什么都不记得了，还说听不懂对方的话。但是人们马上回忆说前不久中央电视台采访这个龚钢模，龚钢模说普通话侃侃而谈在电视上。但是到了二审的时候就不懂了，不回答问题。这样的证人出庭就等于没有出庭，因为你不回答问题。

我们都知道事实真相在一个案件里面很重要，可以说许多案件都是涉及到事实争议问题，像邓玉娇案件在2009年5月10日晚9时许在湖北省恩施州巴豆县安管镇一个22岁的姑娘拿着水果刀首任招商引资办公室主任邓贵大同志，邓贵大同志连中三刀，当场躺在血泊中不治身亡，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让邓玉娇如此气恼，让邓玉娇挥刀，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他们虽然都姓邓但他们根本互相不认识。据说两个醉醺醺的人一个邓贵大，一个黄德志，招商引资办公室工作人员，他们一个劲的要求邓玉娇做什么，邓玉娇一直拒绝做，于是就发生了推搡，邓玉娇被按在沙发上，然后黄德智手里还拿着一碟百元大钞，五千块钱的，然后就打邓玉娇的脑袋，还说看你干不干。我觉得百元大钞上面都印毛主席的头像，他就用毛主席打人，太有学者的风范了。你知道如果他们要求说你必须和我发生性关系的时候我觉得邓玉娇享有一个无限正当防卫的权利。我们的刑法明确规定如果妇女面对的是一种强奸的要求那她就有无限正当防卫权，这些东西你必须要说，你要站在一个女性的角度尤其是一个22岁的姑娘她的角度去设身处地的想。两个喝着醉醺醺的大汉，然后一个劲说，你必须如何如何，按到她，打她。那这个时候你不能说等到事情已经开始你才发现他原来要强奸我，那样就不行了。那你要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去合理的想象，也许他们，西南政法大学一位学者高--飞教授说：这是公开场所，洗浴场所是公开场所，不大可能发生强奸，我说高--飞你真的没有强奸经验。公共场所发生的事多了，强奸历史上公共场所发生的多了，他说怕留下罪证，我说怕留下罪证就不犯罪，那世界上没有犯罪，怎么可能有犯罪，高--飞教授无非就是想说，当时他们就是想拉邓玉娇一块洗浴。那两个大老爷们你洗澡你洗你自己的，你们拉个姑娘在旁边，这姑娘也脱光了，你们三个一起洗浴，洗啊洗啊洗，相濡以沫，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谈，就是不谈性事，我说你骗鬼去吧，我才不相信。

这事情扑朔迷离到底当时是怎么回事，我们多么渴望当地法院能够成为一个澄清案件的平台，如果邓玉娇根本是无端的杀人，比方说她们说邓玉娇和我们一起玩玩扑克好不，你拿起刀一刀把人捅死了，我觉得这个人不是说防卫过当，故意伤害那简直就是故意杀人罪，但如果是要求的是强奸或者发生性行为，那么邓玉娇干脆就是无罪，所以我说这根本就是个假案。这案件可以说是邓贵大，黄德智强奸案的一个结果，为什么变成了邓玉娇的案件，我觉得真是可恶。我们曾经在湖北省政府武汉1995年开始开办了一个系列持续六年的基础法官培训班，可能全国没有哪个省份有这么好的条件，又有基金会资助，请了世界级的著名学者家来给湖北的基层法官讲课，我们觉得是太奢侈了。其实基层法院的法官到底知道这些人到底怎么样，我作为一个项目协调人在下面听，他们中间还有人再打电话，那时候95年手机刚刚的很得意，拿着手机说行啊 我中午一块吃饭。但是六年下来每个基层法院都有我们培训的法官，国内学者像梁桂新教授，黄一明教授等等都到这班上给大家讲课。兄弟我也简略给他们讲课，我都希望说法院这次露脸的机会来了，老子就把这样的法庭开的好好，我审他两天该传的证人一定传到法庭上，让他们作证，让他们讲实话，律师的权利得到很好的保障，然后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让邓玉娇的案件成为司法公正的里程碑，我多希望是这样的结果，有一篇文说巴东县法院就看你的了，最后案件的审理不到两个小时，匆匆忙忙按照有关部门提前定好的罪名，量刑幅度进行了量刑，我们知道邓玉娇有罪但不用到监狱里面去，这种的司法制度是何等的可怕，因为它没有真正的质证，一张一张的纸在法庭上。

我们都了解英美法院的审判，律师大放异彩的地方就是在对证人质疑过程中，美国法官退休后写了一本书叫偏见性司法，美国的制度太过分了，一个优秀的律师简直把一个诚实的证人搞成骗子摸样的人，为什么一些律师特别有名，为什么丹奴律师特别厉害，揭示案件事实，在法庭上质证，这方面我们看来距离非常非常的遥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质证，而且越是受到关注的案件，情况变得非常糟糕，但是我们学术界能推动的方面，就是我们实务界可以强化的方面，第二个我觉得是法律解释问题，我觉得法律解释存在一个相当大的可怕的随意性。

有一些案件我在着说成功有点不合适，我还是愿意提到因为我已经在公开文章写到了，醉酒驾车撞死1人4人重伤的案件，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审的时候不是适用交通肇事罪，而是适用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微妙，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是从一个条文中间截取了一节，以爆炸，放火，投毒，决水等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你们知道这样一种后面等字当然包含着也可能我们补充其他类型，我们法律没有列举的，但是所有以这罪名非前面四种必须要跟前面四种行为的危害性相当，而不可以说根本不想当的，像孙伟铭一个人驾车送他父母亲去火车站，成都火车站，然后他没有驾照，如果他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那他把父母亲也携带在车上危害公共安全，你知道他是不可能的，你推断他的内心心理状况这是不对的，但是看起来社会的压力比较大，院长说判不判死刑有三个因素：第一看法律的规定，第二治安形势，第三人民群众的感觉。人民群众感觉不高兴我们法院就是抗不住，抗不住最后就错误的适用法律，错误的解释法律，最后的结果一个人其实最高刑是7年就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幸亏不是马上出来个警察给打死，还有个上诉期，上诉后家人变卖了房产给被害人补偿，最后才改为无期徒刑，而且这已经变成了一个先例，最高法院黄xx大法官说以后类似的事情都应该这么判。这完全是我觉得法解释上的混乱。你可以发现一个法律条文可以写成洋洋洒洒很长的论文，就是说要形成这样主流的解释，对法律本身的主流解释在我们大陆法系中间也应该是主流的一部分。一个法官居然违反了法律主流解释去另外适用法律，那么它就会引发一个警报系统，引发国家的关注，这个主流解释也许需要更新了，也许法官本身是错误解释了法律，最后我想怎样的一个法律机制能使我们的法律变得不再那么随意，这是我们需要联手，需要互动，需要改进的。

另外一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觉得特别可怕的是上下级法院关系在今天好像变得越来越行政化，就像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有个关于法院上下级关系的一个司法解释，主持这个解释的年轻人何帆博士和我是好朋友，他一直在想法设法的说不允许请示上级法院，上级法院不允许对案件如何判决作出指令，但是最后出台之前，经过最高院审委会研究的时候，原来所追求的目标被大大降低，最后又变成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东西，我们都知道，上下级法院经常就一些案件像孙伟铭案件，从四川省高院在宣判二审的时候几乎同时在北京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最高法院的委员黄xx女士也是法官.。在那次新闻发布会上直截了当的说四川省高院判决是合理的，今后会成为先例，我说你都不会装，等两天自己了解高院是怎么审理的，然后再去发布结论更好。这样做的太明显，让大家觉得都是最高院的指令，四川省高院怎么判其实已经决定了。

药家鑫案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似乎是，至少开始的时候是说不判死刑，最高人民法院主管刑事案件的张军先生，我觉的是个非常卓越的学者，也是个很好的法官。他现在好像主管这片的工作以后，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尽可能的减少死刑的适用。大规模的减少，那么，这个案件的他本来好像透露出来的信息说，存在着自首的情节，尤其是父母和孩子一块去自首，必须要考虑，否则的话以后父母都不带着孩子去自首，父母都不带着孩子去自首，孩子被送到海南岛去藏起来更可怕。那么，同时又说这是不是预谋的杀人，毕竟他是临时起意的杀人，所以，恶性不应该这么大。于是，最高人民法院似乎在悄悄的告诉下边说可以不判死刑立即执行，改判死期缓刑两年执行。但是，坏就坏在这个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他们真的是疯了。他们居然在现场发放问卷，发下问卷问大家这个案件怎么判。然后，现场听众中有许多是学生，是大学生，有传说是大多数是来自药家鑫的那个学校，西安音乐学院。他们这种做法引发了人民的满腹狐疑。然后，巧的是，中央电视台也少有的说报道说：哎呦，药家鑫是个好孩子，药家鑫这个孩子哎呀真是心理呀可能也受压抑，呀受压抑，老是练钢琴，他还得了很多的奖状，也乐于助人呀如何如何。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玫瑾教授，他本来是一个心理专家，他不是一个精神病专家，他经常越界讲话，我记得当年陕西的那个邱新华案，邱新华案我们当时呼吁说给邱新华做一个司法精神病鉴定嘛，因邱新华实在是让人觉的莫名其妙。他到庙里面去，把十个香客给杀了，那香客根本没惹他，问为什么会杀他们的原因，他说那庙里的和尚摸过他老婆的屁股。杀完了人以后，又把人的心肝给割出来，然后在锅里面炒，炒完了以后，喂狗吃，然后，一审被判了死刑。记者问他说你被判了死刑怎么样，他说（他是个农民）死不死倒无所谓，最可气的是我写的书没人读了。哎呀，记者说天哪你在写书，写什么书呀，他说主要是解决海峡两岸关系方面的书。而且，邱新华的夫人说这个家族真的有精神病的历史。但是，我们呼吁做鉴定，李玫瑾教授当时站出来说，根据我的观察他根本没有精神病，于是邱新华急急忙忙的就给杀掉了。那时候，他是站在那个角度说他没有精神病。哎！到了药家鑫案的时候他站出来说，开始的时候他连捅了8刀，法院查证说是捅了6刀，其中有两刀是反抗过程中形成的刀口。然后连捅6刀，连捅6刀李玫瑾教授说这可能跟他弹钢琴有关系，弹钢琴他弹了一个健就噗噗的弹下去了，所以，有一种强制。哎呀，大家都觉的奇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说这样的话。

然后有媒体，南都周刊，南方系的媒体请我写篇文章，然后，我来写了个书信体的文章，基本的观点是，药家鑫这个人其实用一个成语来说叫不可救药！我个人一直在推崇死刑，推行死刑是个立法行为，不是一个执法行为，我们不可以西安这个地方哦，明明根据现行的立法和现行的这样一种死法实践，这个人是应该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的，但是，由于大家都关注了，大家都呼吁了，这个年轻人还不错，于是大家就说哦不判死刑。其他的地方可能类似的情况，没有得到关注的就被判死刑，那么我觉的是法律面前不平等的。所以，我觉的药家鑫是不可救药的，但是我觉的现在有一些媒体，有一些人就表现出那种戾气、那种张扬、那种暴力的倾向，觉的另人忧虑的。哦，比方说北京大学的孔庆宗教授，孔庆宗教授最近特别活跃的，陈有西律师在孔庆宗那就是汉奸律师，哦，我就是汉奸法学家。他评药家鑫的那个视频，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弄得那个第一视频，每天晚上都请孔庆宗出来对社会问题发表讲话，大家都知道孔庆宗是研究文学的，研究╳╳，研究鲁迅的，每天都讲，讲到药家鑫案，然后先放一段短片，那个短片小伙子看着在法庭上泪流满面，忏悔不已。然后女主持人说，哎看上去呀他一点也不象个杀人犯。孔庆宗说杀人犯写在脸上啊，你看哪个杀人犯在脸上能看出来呀，杀人犯都长的像我这个样子就杀人犯了啊。他当时斜着眼神看着，有点像哈。然后，接着马上就说我告诉你，这就是个杀人犯的脸，典型的杀人犯的脸。杀人犯长的都是这样文文静静的哈，长的不错，样子很温柔的样子，这就是典型的杀人犯，而且他的名字，药家鑫的那个鑫三个金字那就是指三把刀的意思，他的名字就是个杀人犯的名字。哇!接下来说，女主持人说他好像有自首情节，他马上就说自首，我告诉你，有些犯罪，自首是没有用的，你也可以不自首，你跑，我叫你跑，我把你全家都给杀了，灭你九族！哎呀，公然这么说，然后，说现在到底是哪出了问题，一个年轻人就这么被杀人，到底哪出了问题，我告诉你，孔庆宗说都是这些改革开放以来就学西方，学美国，学德国，学欧洲和其他国家，都不跟着共产党走，都不听共产党的话，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我告诉你。接着他马上又说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在德国绝对不可能发生这么黑的事情。我都搞不清楚这个逻辑都乱了，后来我的文章把孔庆宗的逻辑错误不客气的都给一一分析了一下，结果哎呀真的把他气坏了可能，所以，我这个最近经常被他在网络上抨击。我最近对一些红歌写了一系列的东西，分析红歌的价值追求是什么，回忆我们自己小的时候唱红歌，唱的歌曲啊，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啊，我觉的其实后来改革开放以后也有些歌曲是红色歌曲，像殷秀梅爱唱的那个“党啊党啊爱亲爱的妈妈”“你用什么乳汁什么的把握养大”-----我觉得是黄色歌曲哎。

我觉得完全颠倒了，人民是更高的，党是人民的儿子，怎么能换了呀，党哪有乳房嘛，真是……无性繁殖吗这呵呵。我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其实我也分析，包括你像我分析纳粹时期德国唱的歌，呜啊这根我们现在唱的红歌都很相似，高举我们的旗帜，鲜血染红的旗帜，啊如何跟着元首前进，都是这一类的歌曲。分析这些东西，其实是有点某种相似性，我自己觉得某种时候，你会发现有种纳粹倾向，纳粹决定他的兴起，不是说你开始做的事都是让人民很反感，不！他让人民很喜欢。比方说把社会中的那些小混混都该抓的就抓，该判的就判。啊，根本不讲什么程序，哎呦老百姓高兴，你看这个地痞流氓应该把他们抓起来，砍砍杀杀的整天，啊这帮人抓起来特别好。意大利的黑手党，几百年意大利政府没办法，墨索里尼一上台解决了！解决了，三拳两脚，铜拳铁掌，那真是……最后意大利人民一片欢呼啊，真的是这么强硬的领导人多好。最后，慢慢的发现这个铁拳头打向了所有的对他提出质疑的任何人，逐渐的开始说，法西斯化，也就是纳粹化，我觉得就是特别的让人忧虑的一件事情。那么我对红歌提出了一些批评，结果那天第一视频的主题就是重庆市到北京唱红歌的那个团，1300人到北京，后来我有一个朋友算了一下这个钱，1300多人到北京唱红歌要花重庆的纳税人多少钱。哎哟，感慨呀，相当的多，每个人可能得有2万块钱是那拿不下来的，前前后后。那1300人到北京，结果也没有多少人关注他们到北京唱，那出席的最高领导人就***本人，那就在重庆唱就算了。

哎哟，孔庆东非常的愤怒，北京大学的那汉奸法学家指责我们如何如何…….哦，我觉得现在整个的除了我们说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这种直接指令啊，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常常使我们的律师的辩护没有意义。没有比这个更可悲的事情，就是律师在法庭上辩护的案件其实就是早就定下来了，而且不仅一审定下了，二审也定下了，啊真是…..这个做律师做到这个地步，大家都自杀了算了，呵呵在这种体制下做律师。

所以，我觉的必须想法设法的推动这种法院审级之间的这种独立性，我觉的这一点是要努力追求的方向，那么最后我觉得那就是整个司法的独立性，法官的独立性。由于确认法官的独立性所带来的一种制度性的良性循环，那就是说，让法官拥有完整的司法权，由于拥有完整的司法权，司法决策权，而承担完整的责任。我们将来会知道，比方说李庄案的第一次审判，第一期审判，我自己的一审判决结果下来以后，我发表了一篇社论，我的博客现在基本办的像一份报纸，遇到重大事件的时候，我会发表社论。本博客社论，我那社论当然很简单就四个字“痛心疾首”！因为审理判决案件的法院时，兄弟当年读大学时实习的法院。我们实习时就在重庆市江北区法院实习，哦，这样的法院居然做出这样的判决，让我觉的痛心疾首。让我下面写了一行字：让我们记住主持这次审理的三个法官的名字吧，然后，把付鸣剑和两位法官的名字写在上面。

当然，有的人说贺老师啊，我现在又时候经常调侃，说我是主管在中国法学界的主管法院工作的教授，说你还主管法院工作，难道说你还不知道这个案子是谁判的你不知道吗，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人是说薄书记会查清楚这个来源，薄书记说有人说我们在迫害律师，我告诉你们我们非常的慎重!李庄这个案件，怎么判，我们四位研究开会开了一个通宵。

那么，到底是不是他们三个判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用膝盖思考都能思考的出来，这三个人根本不是这个案件的决策者。包括有一些像聂树斌案这样的长期得不到纠正的死刑案件，我们也去追问说当年是谁判案件，但大家都知道这样的案件不是这几个法官判的，我们最后的结果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去追究谁的责任，所有的责任都弥散化了，河南的那个赵作海，赵作海案判完了，哦纠正了，最后河南高院的院长张立勇说你要追究当时法官的责任，检察院也说要追究当时检察官的责任。我说这个案件是政法委研究的，焦作市政法委研究的，政法委书记，十年前的那个政法委书记现在已经移民美国了，记者辗转找到他，他说哎呀我是学水利的，我哪里懂那些东西呀。那么，这样一种不独立的体制，使得我们的司法体制会越来越恶化，因为他不透明，我们不知道是谁再决策，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在努力的去追求这样一种更加独立的司法体制，也就是更加能让我们问责的司法体制。那么，总体来说我觉的，可以说最近这几年的我们的情况变的不大好，哦，桂名兄好像一开始就说好像最近请我做讲座的少了，其实，可能也有点原因就是，我有一点点的敏感。走到哪讲话，尽管好像自己对党也是一片冰心在玉壶。我也是党员，1984年入党的，到现在也有点年头了，哦，特别热爱我们党，90周年，我也觉的这是党的一个重要时刻，我们不知道百年以后怎么办，这个90年离100年快了。那么党下一步怎么做，我今天在飞机上翻的华西都市报，我看了一下胡总书记的讲话，我看了一下，好像那讲话也没有太多的去在政治制度、法治的司法改革方面着多少墨，没提多少，那种说法都很稳健，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没有说比方说重庆为代表的这样的一种思潮，似乎他也没有提一句说要向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所以，我觉得还是一如既往的体现了我们总书记的稳健的，缺乏表情的那样一种风格。

那么下一步怎么做，怎么走，我觉的可能呢，至少我觉的李庄案的第二季啊，陈有西律师写的文章也特别好，法治的胜利！至少我们可以说，这是我们法律界的一堂小胜。尽管我们严格的依照法律标准，实施的李庄的第一次审判，本身也是荒唐的和无忌的。那么，第二次审判居然没有办法去进行下去，最后不得不以撤诉而告终。我觉的律师在法庭上的表现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哦，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我自己有时候非常庆幸我，在坐的许多我很熟悉的律师，生活在一个时代，我们能够作为他们伟大执业风采的见证人。同时呢，我想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出来打酱油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大家都在网络上面不断发表我们的看法，不断的去跟一些邪恶的东西、违法法律精神的东西进行一种直率的批评。大家看一些大的论坛，比如说一些接触西方的朋友每每对中国一种悲观的时候，我就说你们一定要找一家懂中文的朋友看一下像猫眼看人呀，像天涯，观天茶社这些公共论坛上面所显示的那样的一种非常好的精神。绝大多数情况，在我看来，这些公共论坛上显示的一种舆论的导向，人民的一种对问题的态度，可以说让我们知道改革开放30年，绝对不是说白过的30年人。人民的观念不一样了，人民对民主对法治的追求不一样了。

那么我觉的现在律师这样的行业，尽管最近有点时运多舛，好像不是特别的，状态不是特别好，个别律师好像甚至处境更加为难。但是，我相信，其实，律师没有比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更受全社会的关注，现在像陈有西律师的网站，点击量都能达到3000多万，好家伙，一些东西，你现在可不得了，我看比胡锦涛的点击量还多。影响力越来越大，我希望有更多的律师能够，因为律师经常和一些重大案件相关联，如果这些案件得到了国人的关注，律师往往也得到国人的关注。那么，重大的案件能得到公正的解决，那么，律师的努力，律师就会成为越来越多的这个国家的英雄。所以，我今天特别高兴能够跟各位在座得英雄们在一起，哦，那么也分享，希望有机会能更多的分享大家的智慧、大家的勇气。好，谢谢大家！

第二篇：北大教授贺卫方关于反腐败的精彩演讲

北大教授贺卫方关于反腐败的精彩演讲[转贴]

文章提交者：41国中由自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犯罪这么严重，而一些民主国家、一些法治国家没有那么多的经济犯罪？因为我们在前期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以使官员们在前期不敢犯罪。而后来老百姓看到了，于是就愤怒，政府就拿那些官员出气。有人说：“我们把他杀了怎么样？”老百姓说：“杀了好啊！”政府就开始杀。但是如果前面制度好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经济犯罪？美国的官员也不少，为什么很少听说美国的官员因贪污受贿而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贪污受贿，他们的政治制度中有三个因素使官员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去工作而不敢贪污腐败。

第一个是他们的议会制度。

议会是干什么的呢？民选代表组成这样一个机构天天监控政府官员，他们只要有一点不符合法律的行为就可能被弹劾。比如英国议会——最典型的议会制度，这边站着执政党，那边坐着反对党，执政党的问题还能逃过那帮议员们的眼睛？议员的眼睛是贼亮的，他们会将你的所做所为全部揭露。因为他们的政治是竞争性的，他们不仅是市场化的经济，而且是市场化的政治。你如果做不好的话，你就下来，我就上去——反对党的目标就是：随时准备着，为上台而努力。有时候执政党一个经济上的丑闻，就可能引发人们的不信任，就可能下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正是这样一种竞争性的政治，使得官员们必须谨慎行事，绝对不能干那些错事和坏事。议会的监督使得官员们不得不俯首贴耳。

第二个是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体系构成了官员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巨大的震慑。

美国专门为总统设置了特别检查官，前特别检查官斯塔尔先生，对于总统来说是小官，但是这个小官的权力可了得！因为他可以不经司法部长的批准，启动对总统的调查程序。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之间那点事，说老实话，对于我们国家的好多官员其实算不了什么，在我们这儿，不过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浪漫情怀”而已（笑声）。斯塔尔先生不惜动用联邦经费5000万元，来调查总统性丑闻，搞得总统颜面尽失，没有任何办法，因为特别检查官这一职不得被任何人罢免，他手下有一帮得力人马。那个总统好当吗？总统尚且受到如此严厉的监督，更不用说下面的那些官员了。天天被司法监控着，一旦有犯罪情况，司法绝不手软啊。尼克松在其担任总统时发生了水门事件，有证据显示尼克松总统也许知道水门事件发生以后的情况。但是尼克松总统说他不了解，法院命令尼克松必须交出他的录音带。尼克松总统有一点僻好，就是天天在他的办公室里边放一个录音机——即使没人也要放这个东西，只要有人谈话，录音机就会把它全部录下来，他办公室所有的谈话都有录音记录。当法院命令他交出有关事件的三盘录音带时，他拒绝了，他说：“不，我不能交出，这是总统的特权，我不能交给你。”法院问：“你交，还是不交？（笑声）如果你不交出来，就犯防碍司法罪。”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尼克松不得不交出所有的录音带。第二天，他就宣布辞职。所以说美国的行政首脑要服从司法的命令，这些官员都要受到司法的监控。

另外一个监控手段是新闻媒体，自由的媒体是官员们廉洁最重要的制度性的保障之一。

美国全部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是私人办的，还有电台也是私人办的，除了一个电台——美国之音是美国国务院办的之外。美国之音在播音的时候，有时会说现在播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美国之音是政府办的，但是它不允许在美国本土发布信号，所以在美国是听不到美国之音的，要听美国之音还要跑到中国来听（笑声）。之所以他们不允许政府办媒体，是因为政府办媒体就会向人民批发对政府有利的信息，于是整天在造假，说我们的形势一片大好。

我写过一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发表过，叫《善待官员》。我说，我常常想，监狱里面服刑的手扶铁窗的陈希同先生面对国内外人们的挖苦与讽刺，心里是怎么想的。前几天，网上突然出现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胡长清临死前谈新闻自由》（笑声）。胡长清说，如果江西省和全国的报纸能像美国记者揭露克林顿丑闻那样揭露我的话，我何至于落到今天这样一个下场啊？何至于面对死刑？我痛苦啊。你们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是前倨而后恭。那些现在的省委书记，他们就一点错误都没有吗？报纸每天都在报道他们又在会议上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要牢记“八荣八耻”，天天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但是只有到了被打倒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天啦，这个人这么腐败啊！（笑声）你可以发现，这样的媒体环境对于官员来说是何等的残酷！这让一个人只有成了神以后才能抵御这种诱惑，一般人那有钱还不得拿着啊？

大家想想看，突然听说一个人贪污了800万，觉得数额巨大，挺可怕的，其实在中国做一个县委书记，这钱就哗哗地来，你不能不接受，你要不接受你就干不下去，你就不尽情理，你就不体谅群众的心情（笑声）。你得病了，好家伙，人们都去看。人都走了，突然发现床底下全部是钱！（笑声）官员一到中央党校去学习，下面人就知道要升迁了，急忙提着东西去看。800万，太容易了，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以他们不知不觉就走到死的边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不去贪啊？谁不喜欢钱啊？“钱是催笑草”，一数钱的时候，嘴都笑成这样了（示意，笑声）。钱是多好的东西，谁不需要钱啊？一些领导人小孩出国留学，那钱都是别人包了。谁不喜欢好的车，房子越住越大、车子越坐越小，谁不喜欢美色啊？——像蒋艳萍，一个女官员，她也喜欢男的啊！（笑声）这是人性使然。

人性这个东西你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只要一有问题就被揭露，那个媒体就盯着你不放，使得你不敢做坏事，使得你不可能成为王宝森。当你第一次把一套房子送给你的情人时，报纸上就吵得沸沸扬扬，你还敢做另外的坏事吗？如果有这样的媒体的话，你连这套房子都不敢送！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老对自己的官员实行死刑问题还这么严重，而别的国家不是呢？前面的制度没有好好建立，后面就发狠，就像一个不争气的父亲，从小不知道好好教育孩子，长大后犯了错误就打孩子，往死里打，甚至把他打死——当然我这个比方不太恰当，政府应该是我们的儿子，我说倒了（笑声）。

前面不建立良好的制度，后面只是震慑，没有用的！你就看这几年来涉案的金额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涉案官员级别越来越高。坦率地说现在不敢彻底地去追究，如果彻底追究，如果我们国家司法真换独立了，那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官员都将面临死刑——要知道贪污受贿判处死刑的起征点很低啊，十几万就可以判死刑了，如果这样的话，恐怕计划生育也不用搞了，（笑声）几千万官员瞬间就没有了。这倒好，但是我们更应当加强制度建设，而不是迷信死刑，或者用死弄来敷衍塞责，敷衍我们的老百姓。

第三篇：北大教授贺卫方关于官员犯罪的精彩演讲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犯罪这么严重，而一些民主国家、一些法治国家没有那么多的经济犯罪？因为我们在前期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以使官员们在前期不敢犯罪。而后来老百姓看到了，于是就愤怒，政府就拿那些官员出气。有人说：“我们把他杀了怎么样？”老百姓说：“杀了好啊！”政府就开始杀。但是如果前面制度好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经济犯罪？美国的官员也不少，为什么很少听说美国的官员因贪污受贿而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贪污受贿，他们的政治制度中有三个因素使官员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去工作而不敢贪污腐败。

第一个是他们的议会制度。议会是干什么的呢？民选代表组成这样一个机构天天监控政府官员，他们只要有一点不符合法律的行为就可能被弹劾。比如英国议会——最典型的议会制度，这边站着执政党，那边坐着反对党，执政党的问题还能逃过那帮议员们的眼睛？议员的眼睛是贼亮的，他们会将你的所做所为全部揭露。因为他们的政治是竞争性的，他们不仅是市场化的经济，而且是市场化的政治。你如果做不好的话，你就下来，我就上去——反对党的目标就是：随时准备着，为上台而努力。有时候执政党一个经济上的丑闻，就可能引发人们的不信任，就可能下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正是这样一种竞争性的政治，使得官员们必须谨慎行事，绝对不能干那些错事和坏事。议会的监督使得官员们不得不俯首贴耳。

第二个是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体系构成了官员们

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巨大的震慑。美国专门为总统设置了特别检查官，前特别检查官斯塔尔先生，对于总统来说是小官，但是这个小官的权力可了得！因为他可以不经司法部长的批准，启动对总统的调查程序。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之间那点事，说老实话，对于我们国家的好多官员其实算不了什么，在我们这儿，不过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浪漫情怀而已（笑声）。斯塔尔先生不惜动用联邦经费5000万元，来调查总统性丑闻，搞得总统颜面尽失，没有任何办法，因为特别检查官这一职不得被任何人罢免，他手下有一帮得力人马。那个总统好当吗？总统尚且受到如此严厉的监督，更不用说下面的那些官员了。天天被司法监控着，一旦有犯罪情况，司法绝不手软啊。尼克松在其担任总统时发生了水门事件，有证据显示尼克松总统也许知道水门事件发生以后的情况。但是尼克松总统说他不了解，法院命令尼克松必须交出他的录音带。尼克松总统有一点僻好，就是天天在他的办公室里边放一个录音机——即使没人也要放这个东西，只要有人谈话，录音机就会把它全部录下来，他办公室所有的谈话都有录音记录。当法院命令他交出有关事件的三盘录音带时，他拒绝了，他说：“不，我不能交出，这是总统的特权，我不能交给你。”法院问:“你交，还是不交？（笑声）如果你不交出来，就犯防碍司法罪。”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尼克松不得不交出所有的录音带。第二天，他就宣布辞职。所以说美国的行政首脑要服从司法的命令，这些官员都要受到司法的监控。

另外一个监控手段是新闻媒体，自由的媒体是官员们廉洁最重要的制度性的保障之一。美国全部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是私人办的，还有电台

也是私人办的，除了一个电台——美国之音是美国国务院办的之外。美国之音在播音的时候，有时会说现在播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美国之音是政府办的，但是它不允许在美国本土发布信号，所以在美国是听不到美国之音的，要听美国之音还要跑到中国来听（笑声）。之所以他们不允许政府办媒体，是因为政府办媒体就会向人民批发对政府有利的信息，于是整天在造假，说我们的形势一片大好。

我写过一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发表过，叫《善待官员》。我说，我常常想，监狱里面服刑的手扶铁窗的陈希同先生面对国内外人们的挖苦与讽刺，心里是怎么想的。前几天，网上突然出现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胡长清临死前谈新闻自由》（笑声）。胡长清说，如果江西省和全国的报纸能像美国记者揭露克林顿丑闻那样揭露我的话，我何至于落到今天这样一个下场啊？何至于面对死刑？我痛苦啊。你们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是前倨而后恭。那些现在的省委书记，他们就一点错误都没有吗？报纸每天都在报道他们又在会议上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要牢记“八荣八耻”，天天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但是只有到了被打倒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天啦，这个人这么腐败啊！（笑声）你可以发现，这样的媒体环境对于官员来说是何等的残酷！这让一个人只有成了神以后才能抵御这种诱惑，因为你做的坏事不会被人揭露，那有钱还不得拿着啊？大家想想看，突然听说一个人贪污了800万，觉得数额巨大，挺可怕的，其实在中国做一个县委书记，这钱就哗哗地来，你不能不接受，你要不接受你就干不下去，你就不尽情理，你就不体谅革命群众的心情（笑声）。你得病了，好家伙，人们都去看。人都走了，突然发现床底下全部是钱！（笑声）官员一到中央党校去学习，下面人就知道要升迁了，急忙提着东西去看。800万，太容易了，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以他们不知不觉就走到死的边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不去贪啊？谁不喜欢钱啊？“钱是催笑草 ”，一数钱的时候，嘴都笑成这样了（示意，笑声）。钱是多好的东西，谁不需要钱啊？一些领导人小孩出国留学，那钱都是别人包了。谁不喜欢好的车，房子越住越大、车子越坐越小，谁不喜欢美色啊？——像蒋艳萍，一个女官员，她也喜欢男的啊！（笑声）这是人性使然。人性这个东西你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只要一有问题就被揭露，那个媒体就盯着你不放，使得你不敢做坏事，使得你不由自主地就成了孔繁森，你不可能成为王宝森。当你第一次把一套房子送给你的情人时，报纸上就吵得沸沸扬扬，你还敢做另一件坏事吗？如果有这样的媒体的话，你连这套房子都不敢送！一点坏事都做不了，你说做雷锋多容易，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老对自己的官员实行死刑问题还这么严重，而别的国家不是呢？前面的制度没有好好建立，后面就发狠，就像一个不争气的父亲，从小不知道好好教育孩子，长大后犯了错误就打孩子，往死里打，甚至把他打死——当然我这个比方不太恰当，政府应该是我们的儿子，我说倒了（笑声），邓小平都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儿子（笑声）。

你前面不建立良好的制度，后面只是震慑，没有用的！你就看这几年来涉案的金额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涉案官员级别越来越高。坦率地说现在不敢彻底地去追究，如果彻底追究，如果我们国家司法真变成独立了，那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官员都将面临死刑——要知道贪污受贿判处死刑的起征点很低啊，十几万就可以判死刑了，如果这样的话，恐怕计划生育也不用搞了，（笑声）几千万官员瞬间就没有了。这倒好，但是我们更应当加强制度建设，而不是迷信死刑，或者用死弄来敷衍塞责，敷衍我们的老百姓。

第四篇：贺卫方贺卫方演讲实录-在首届中国青年律师论坛上的演讲

贺卫方：在“首届中国青年律师论坛”上的演讲

标签： 律师

● 贺卫方（进入专栏）

今天与律师的交流非常特殊，这是“中国律师论坛”旗下的“中国青年律师论坛”。咱们中国人喜欢讲“第一次”，往往都是针对非常古怪的“第一次”，但对我来讲，今天的“第一次”是非常激动的第一次，能够在本届中国青年律师论坛上与大家交流最近的想法，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一个学者来说是非常荣耀的事情。为了这一点我要特别感谢论坛的组织者，感谢每个参与论坛的律师。(http://www.xiexiebang.com)

法官老的好，律师少的俏

“中国青年律师论坛”在中国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律师本色是青年。看中国律师发展的历史，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年。所以说“中国青年律师论坛”实际上就是中国律师论坛，因为大家都是青年，都是怀着一颗年轻的心参与中间，参与到中国法治建设的中间。刘桂明总编也特别指出，律师应当是青年人组成的群体，法官老的好，律师少的俏。(http://www.xiexiebang.com)

我们都知道对律师这个职业来说知名度非常重要，为了获得知名度律师要想法设法地为客户做好工作。对中国律师来说，一个非常大的障碍是我们的庭审过程不能让律师完全发挥他们的才华。在西方国家，律师不是坐着陈述、质证和辩护，而是溜达着讲话，那样的场景带有相当大的表演性。在美国、英国这些国家最伟大的律师是参与庭审的律师，检察官也是政府雇佣的律师。对抗式的庭审模式很容易让一个律师通过一个案件获得广泛的声誉，这样的声誉对律师至关重要，声誉使律师不断保持一种自律的风范。但是我们国家目前这样的司法程序还是让律师显得有点呆板。(http://www.xiexiebang.com)

为什么说法官老的好？律师年龄特别大的时候，他就不愿意从事非常艰难的庭审工作，实际上律师的职业是不是干得太久以后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呢？我最近听说有几个律师中途转业，比如田文昌老师也有点想，但我希望他能够为中国的法制建设继续作出贡献（掌声）。当然，有些律师朋友的懈怠是因为钱赚足了。“法官老的好”这个道理比较很容易理解，司法裁判工作是判断人间是非的职业，是操生杀予夺大权的职业。为什么要从优秀的律师中间选任法官？对此，我有一个很大的考虑，在这个行业中获得很高声望的律师通常年龄已经偏大，所有的被任命为法官的人都在40岁以上。法官的年龄比较大其实意味着法官对于当事人的说服力的强化，在今天这样的社会中，社会利益、观念多元化，许多案件无法判断是非，我们甚至要求法官调解时要明辨是非，事实上有多少案件是可以明辨是非的呢？我通常举出一些案子：妇女是否有权堕胎？女权主义者认为我的身体我的自由，你们管得着我吗？保守主义认为这样的行为与杀人没有区别，既然要惩罚那些在大街上杀人的人，为什么我们不惩罚那些在医院里杀人的人，两者有区别吗？按照一些法学家的说法，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认为生命应当从出生之时开始。那么生命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生命是从受孕那个时候开始，到底法律上应不应当允许医生和孕妇合作起来去堕胎，这是一个不大容易分清的是非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官的职业要有一种超越事物本身的权威性，有权威地裁判案件可以使败诉的当事人总是觉得法官既然这么判了自己就接受了。(http://www.xiexiebang.com)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经常被称为几个老男人组成的机构，现在是七个老男人和两个上年纪女士，他们从来不推行年轻化，因为年轻化对法官这个职业并不合理。法官之所以老一些，是司法裁判这个职业在“三权分立”的情况下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角色。“三权分立”学说是一种分工，让不同的人行使不同国家的权力。一种权力如果一味地只关注人民的评价、只关注人民喜好的时候，只能是短期行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三种权力都按照这样的逻辑去建设，便容易出现国家治理严重的问题。我观察美国的政治制度，与其说他们是简单的民主政体，不如说他们是混合政体。我们看到美国政体中间的构思恰好是一种混合政体。比如说法官的选任并不是让人民选举产生，而是由总统来任命，也就是意味着总统必须在精英中挑选合适的人来做法官，这样的精英化也体现在背景的限制，他要得到总统的关注，背后要有一个参议院，每一个进入候选名单的候选人都被进行选查。这样的选择过程就说明美国不是一个民主的司法界。英国的司法界人士的精英化倾向非常严重，他们读大学的时候只在两所大学里面读书，但英国的中学实际上是贵族学校，仍然体现浓厚的阶级机构，这样一种贵族倾向或者精英倾向使得司法界跟民意有着相当明显的距离，他们考虑的问题并不是老百姓所希望的。更重要的是，一旦一个人被任命为法官即为终身任职。法官职业吸引人是因为他是终身的，终身任职也就意味着年龄会越来越老。大家知道，年轻人与老年人的区别在于，年轻人勇于创新，老年人不喜欢向前，老年人不喜欢改变现状，这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法官最不应该喊口号，否则就意味着法官的标准在变化，那么法律的可预期性就不存在了。(http://www.xiexiebang.com)

律师要保持一颗年轻的心

经济环境和法制环境的好坏，是一个地方法律能否保持稳定性，而不是与时俱进，法律必须保持稳定性，而且这种法律的稳定性不仅要保持在立法的环节上，还必须保持在司法的环节上，也就是说司法的准则必须尊重从前所做的解释。一个人昨天被判决10年有期徒刑，第二天，一个犯同样罪行的人却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而原因就是昨天晚上传达了一个文件要“严打”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不能够让一个有钱人在法律面前得到优待，所以我们要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只是肤浅的层次，我们要在保持空间和时间的纬度方面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要让一个公民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都必须适用同样法律的准则，法官必须要在今天判案时考虑到昨天是如何判案。法官老的好就意味着法官天天在保持法官的效率，他们天天在想如何维护过去的法律，他们不断用看上去过时的法律来调整今天的规范，这三种权力中总有一种权力趋于保守。(http://www.xiexiebang.com)

但是律师不是这样，律师要保持一颗年轻的心。我们是说中国律师都是青年，相对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来说，律师的职业还太年轻，律师的职业简直就是个婴儿。唯一的一个职业找不到合理的前辈，那就是律师。其实中国古代也有律师，比如说讼师。日本一位学者专门研究明代的讼师，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明朝时我们官方的话语永远是对讼师的贬低，对讼师的评价永远很糟糕。即使如此，我们还应该说讼师这种职业是律师的前身。(http://www.xiexiebang.com)

《刺杀肯尼迪》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检察官发现刺杀肯尼迪背后的事情，电影最后有一场法庭戏，那个检察官一个人的独白长达20分钟，在这个演讲中他非常地激昂，他展示一个会拐弯的子弹如何击中肯尼迪，法庭上经常会出现用图画的形式来展现，最后他要求陪审员相信自己的主张。他的言词真的是非常非常地激动人心，他让我们感觉到律师的职业不仅仅是谋生的职业，他是一个追求正义的职业，具有伟大理想的职业。这样一个职业在今天即使在美国，也有人哀叹律师职业的影响正在衰落。有一本翻译书《迷失的律师》，翻译者认为美国的律师职业正在丧失初期律师的理想，美国大陆会议的出席者几乎有一半是律师，他们热心国务活动，热心领导美国的革命，可以说他们塑造了美国一个法制国家。(http://www.xiexiebang.com)

如果按照西方的概念来去检验中国古代的讼师，早在春秋时代，有一些人曾经想试图推出律师职业，他们不断到法庭去辩论，他们不断地在逻辑方面分析，甚至办学校进行辩论的培训，但后来中国的社会让他们不再走这条路。儒家也好，道家也好，都使得中国的历史没有律师发展的空间。(http://www.xiexiebang.com)

律师的未来不是梦

上面我们讲了中国青年律师论坛非常重要的三个方面的考量，法官老的好，律师少的俏，律师就应该是一个年轻的职业。接下来我们稍微展望一下我们的未来，在座的各位大部分都应该是中国过去25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目击证人，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逐渐演变，对过去历史的了解也许有助于我们判断未来的发展。未来的发展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解说。(http://www.xiexiebang.com)

首先，从社会角度的发展分析。可以说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过去的25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已经走到了一个沧海桑田变化的程度。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http://www.xiexiebang.com)

第一个是我们的社会结构正在趋向适合法制社会的结构。现在人的流动已经变成了主旋律，火车、飞机天天在载着人跑，律师可能都向城市里面走，律师的职业不适合在农村里面呆，农村有赤脚医生，但赤脚律师不大可能，总体来说，律师这种职业适合在大城市，我们知道人的流动性是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一种表征。大家还记得费孝通先生分析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国的乡土社会就是一个不流动的社会。不可能有法律，更不可能有律师，律师就是挑拨离间的人，在这样的社会，有各种各样的规矩，法律在现代社会中有明确的制定者，但规定像我们手机里传来的段子一样。法律往往是书面的，规矩往往是口头的；规矩因地而宜，法律是普遍的，这样一种乡土社会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会大大改变。大家都学过西方的法律史，其诞生的重要条件便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比如，我们说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的战争和后来的融合，这种融合打破了家族，后来基督教的传播使得宗教之下人人平等的确立，同样是对家族制度相当大的破坏；美国更不用说，是一个移民组成的国家。陌生人在一块时，没有血缘关系，要建立规则、法制社会是必然的。我们越来越趋向陌生化，会导致我们越来越走向法制化，而法制化的社会不可能没有律师。社会的发展会增加对律师的需要。(http://www.xiexiebang.com)

第二是经济制度的发展。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我也可以更加极端化地说市场经济就是律师来调整的经济（掌声）。我们现在放眼世界市场经济发展最好的地方就是律师发展最好的地方。我们放眼世界的时候，会发现律师在市场化的里面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职业，企业上市、企业兼并都离不开律师。因此，可以说如果有复杂规则的话我们就离不开律师这个职业。(http://www.xiexiebang.com)

第三，政治体制的发展也会给律师职业的发展带来很大的机遇。整体来说，我们的政治体制越来越脱离于传统的模式。法制最根本的前提是我们对政府的不信赖，我们“防火、防贼、防政府”。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过去那套政府的基本运行的方式已经不再有效，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地需要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行政许可法》就是为了防政府，这是社会最先进的发展。以法律来限制政府权力的观念就是我们律师发展的机遇，因为有了防范政府的法制就有了具体操作法律的律师这样群体的需要。我们还要呼吁律师能够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律师不仅仅要成为法律家，也要有更多的人成为政治家，法律政治家。我们今后也可能有非常大的机遇，政治生活会越来越走向开明，如人大的代表不能再做哑巴代表，在人大进行辩论，我们的律师是何等的轻车熟路，这不就是法庭上表现的吗？（掌声）为什么西方国家政坛有那么多律师职业出身的人，就是他们知识的结构特别适合做国会的议员，做政治家。一个律师做了政治家，比如说做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即便知道违法也知道有个界限。钻法律的空子是一个法制意识，而不是人治意识。(http://www.xiexiebang.com)

我越来越强烈地期盼着我们政治体制得到改变，大家知道宪政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法学界关注的问题，没有一个良好的宪政，这个国家就不是法治的国家，这对于我们律师来说，简直可以说是生存的空间不大好了。(http://www.xiexiebang.com)

其次，从司法改革的角度分析中国律师发展的命运。总体来说，我认为，司法改革需要更多地引进对抗式的模式，更多地去平衡诉讼双方的地位，尤其是要严格地限制在刑事司法中国家的权力。这样的改革能够使我们的律师大有用武之地。现在很多人对从律师中间选任法官并不表示乐观。优秀的律师去做一个普通的法官，他看重的可能主要是一个级别，而不是法官的职务。什么时候我们吸收最优秀的律师和学者去做法官，我们司法改革的境界就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境界了。(http://www.xiexiebang.com)

展望未来我觉得还是过去常用的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自己感觉到还是可以乐观，因为这个社会已经走上了法治的不归路，即使某些时段有曲折，局部的曲折在建设法治社会过程中是完全正常的，一帆风顺却是不正常的。(

第五篇：律师与正义：贺卫方在人民大学律师学院论坛上的点评

今天我们的论坛上午、下午总共两个半天，上午的日程安排不少官方发言，因此，我靠近中午的时候才过来。在下午的这一场，我们实实在在的听到了来自一线的几位非常卓越的、富于见地的律师们的一些精彩的言论。

赵霄洛律师曾经在政府机关工作过，在律师业又有很深厚的经验积累。我今天非常意外他是从回归马克思主义的话题说起，从马克思的著作里找到了不少有利于律师职业的话语和理论，以此证明，今天的某些官方做法是违反我们的“洋祖宗”教导的。这是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这样的一个角度当然是非常的精妙。我也觉得我们的某些政府行为存在着对于律师的防范甚至仇恨倾向，急需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加以分析。比如说去年的李庄律师被重庆法院判刑以后，司法部赶紧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全国律师从中汲取教训。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按说文强是比李庄更严重的事件，文强作为司法行政部门的官员出了事，作为重庆司法局的顶头上司，司法部不发文，不进行自我检讨，反而律师出了问题，手伸老长，去对全国律师说三道四，岂非咄咄怪事？

不过，赵律师的批评也值得做出进一步的分析。事实上，各位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朋友都会记得，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有许多关于改革开放措施的论证是从马克思主义开始的。人们不断的要论证改革开放是没有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印象很深的是李洪林教授的几篇雄辩滔滔的文章。这当然是一种非常好的策略。不过，其中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赵律师引用马克思坚决反对律师的国家化，这个说法没有问题，但是马克思所说的是反对资产阶级国家化，是否也包括反对律师的无产阶级国家化呢？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构想出有法律、有律师的共产主义国家，共产主义时代是没有国家，没有法律，在座的各位都失业的时代是我们最美好时代的到来。但是，后来共产主义却在俄国这样的地方首先建立，消灭国家和法律的预言难以实现，于是就有了社会主义与法律以及律师之间关系的特殊困难。社会主义国家律师是否可以以民间力量的方式存在，是否可以成为制约政府的一种私人权力，至少在传统社会主义学说里，我们难以得出肯定律师这种作用的结论。

不仅如此，因为消解了阶级斗争和利益多元的正当性，传统社会主义政治哲学实际上是反律师的学说。我们今天制度中的种种缺陷和困难，包括律师处境的艰难，在一定程度上要由马克思主义来承担责任。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因为它建立了那样一种学说体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本上是把法律作为一种专业性的力量和法律作为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存在，给釜底抽薪了，因为是被经济基础决定的，是派生物，要服务于经济基础。还有，它的存在是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律师的存在是为了消灭律师，法律的存在是为了消灭法律，都消灭了，那个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就降临人间了。这一条怎么说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间非常核心的一些内容。这个也多多少少呼应了孔夫子当年的思想，“刑期去刑”，之所以有法律，是因为要通过法律的运用最终消灭法律。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成为主流学说的原因之一也是这种儒马暗合。

钱列阳律师是我多年的朋友。这些年来，他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刑事辩护，在社会上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他提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无罪判决在中国的法律界是非常少的？中国的一审判决中，有罪判决占到了99%以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既然没有可能出现无罪判决，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就会怀疑，心想我这个案件请不请律师有什么差别？这对律师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曾经旁听过一些案件的审理，甚至有最后判多年徒刑的案件居然没有律师的代理。

我们这个论坛有英国的朋友参与，有一次陈卫东教授组织和中国律师和学者与英国的律师在一块儿进行讨论刑事辩护。我们问英国的同行们，英国律师在刑事程序中的作用是什么？英国律师说，律师代理是所有刑事程序启动的前提条件，没有律师，刑事程序是不可以启动的。我们也反思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呢？

话说回来，有罪判决率高也未必一定说明人权保护状况的低下。法国比较法学家达维（R.David）曾比较法国和英美的刑事司法，说法国有罪判决率要远高过英美。这是因为法国的前置程序，就是预审法官的程序是非常重要的，它使得绝大多数的实际上无罪的人提前被筛选出去，不必再经历最后公开法庭的审判。在英美国家，司法过程更具有戏剧性。这有律师的原因，也跟陪审团的存在有关。在一个有陪审团审理的案件当中，就因为陪审团当中两个老年成员坚决不相信指纹的证据效率，最后就没有办法定罪。老人问这个指纹科学吗？指纹都不一样吗？老人说你有比较过天下所有的人的指纹都是一样的吗？难怪我见过的一位美国司机说，他们的法律制度是处处为坏人着想。但是，我要说，我们国家的情况跟法国的情况还是不一样；我们无辜被冤枉的人不少，这些年来不断被揭露的冤案说明了这一点。根源在哪儿呢？钱列阳律师给大家提出了一些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不合理的考绩制度，法官职业没有保障，律师在法庭上发言也没有豁免，这样就使得法官在写判决书的手是颤抖着的，很难做到真正的公正。我觉得更根本的原因是司法的独立性问题。如果法院不能够独立的决策，你怎么能够指望法官能够在无罪的情况下，坚决的作出无罪判决？李庄案，最后检察官撤诉了，为什么不是法官直接宣布李庄无罪？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司法的配置方面，检察权甚至公安机关的强势。

在李庄案件发生以后，王才亮律师因为发表了质疑某些律师品行的文章，在网络上受到了很多的批评，我知道他有非常强大的抗打击能力。但是，我也要批评王才亮律师，我主要的问题是，你提出了律师要赢得这个国家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我非常赞成，你提出来了律师要追求某种让社会理解的公正的目标，我也非常赞成，律师应该追求这个东西。但是，实际上律师的执业目标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刘志强教授的观点非常对，是对公权力进行制约和抗衡，这是一种力的角逐。如果说律师追求的是公正，那是从结果而非过程而言的。

哈佛法学院的德肖维茨教授曾经实话实说：检察官都倾向于把无罪的人说成是有罪的，律师则相反，倾向于把有罪的人说成是无罪的。律师必须要最大限度地维护客户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力的抗衡和平衡。如果律师说我要实事求是，这个实事求是是做不了的，在法律领域中间，大概也像进了人民大学，虽然那块大石头上标榜着实事求是，但你只能或者左倾，就是往左走，或者右倾，如果硬要实事求是，就要撞在石头上头破血流。我希望我们律师要去逐渐获得一个社会对这个独特行业的同情理解，我们至少在外表上看，似乎总在给“坏人”说话，帮助他们逃脱制裁。但是，正是这种与控方之间力的制衡，才能够减少冤枉和司法权的恣意。

律师以及法律人群体追求某些利益也可能对整个社会有益。例如，有一种普遍的偏见，就是律师收费高昂。但是，跟其他行业一样，有时候收费高下跟产品质量是有关联的。为什么英国的律师行会一直在通过执照严格限制律师的规模，因为他们知道限制规模意味着律师的品质得到了保障，而律师的品质得到保障，就是产品的质量和价格得到保障。大家知道，法律产品跟通常我们买西瓜不一样，买西瓜你可以拍一拍，但是对于未受过法律训练的人，法律意见书的品质怎么去判断？在大多数人无法判断品质的情况下，假如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结

果就是人们都倾向于去买便宜货。这样，用心费力去提供高品质法律服务的律师就只能也偷工减料，最后受到伤害的是整个社会。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律师的职业伦理。某些伦理规则看起来经常与高尚有距离，与忠诚倒结合得很紧密。例如律师在执业中间为客户保密，律师遇到的难堪情形是什么？你的客户跟你说，他们只知道我抢了银行的钱，不知道我去年杀了两个人。你怎么办呢？你作为道德那么美好的律师，是不是要去揭发呢？不，绝对不能揭发，因为揭发会动摇律师职业的根基，那就是国民对律师的信赖。根基不存，法治大厦也就毁于一旦了。其实，即便在法治国家，一般民众对律师职业也常有贬损之辞，流传着许多挖苦律师的笑话。有一则是这样的：一个律师的墓碑上刻着两行字：这是某某律师之墓，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某人看到，不解地问：怎么可能一个墓地里埋两个人呢？

蒋勇律师的问题我听起来非常技术化，但是他揭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司法判决、司法过程中间的非常值得解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个司法制度非常重要的是如何做到司法判决本身的审慎性和司法决策的稳定性。这两者之间经常存在着矛盾，必须要保证它的严谨、公正和准确。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也不能不容忍某些错误，也许没有一个人可以保证所有的司法决策都是正确的，更不能保证有错必究，发现错误都要纠正，这是没有办法实现的目标。

蒋律师提出，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制度里面，出现了一个非常怪异的，像潜规则一样的再审模式，似乎是由二审终审变成了准三审制。这里面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我想提一个，就是最高法院在不断的染指这样一种再审，对于案件事实问题做出裁判，如果当事人对最高法院最终的决策仍然是质疑的，司法救济是什么？最高法院再审的判决仍然可以翻过来的时候，司法权威又怎样维护？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一个国家最高法院的职能，它不可以轻易的去处理大量的事实问题，应该把事实问题放到下级法院判断，自己更多的工作是促成法律的统一，甚至在国家宪政中作出制约权力和立法权力的工作。

李晓斌律师的六点建议我大多赞成，但是你说为了提升律师的地位，建议让律师协会的会长参加政法委，这个恐怕不好吧？清清白白的律协去那个地方干什么？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面，你会发现权力的大小跟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呈正比的。不过，你律协会长进政法委，政治地位固然提高了，但是你自己却没了。

刘志强先生提出了六个方面的观点。我跟大家稍微推荐一下刘先生，志强教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他对于人权理论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自己的人权学说的展开有非常精湛的研究，他的一本关于罗隆基的著作已经出版了。在国内做这样的研究很不容易，因为是非常敏感。所以我在这儿向您表达敬意，我对您说的任何观点都持赞成的态度。

最后，我想补充四点想法，中心是我们如何让这个社会更加理解律师职业的价值。

首先，律师是市民社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欧洲市民社会发展的历史来说，律师起的作用至关重要。我们说市民社会，英文叫做Civil Society，其中civil的含义是文明的，它要告别野蛮。一个社会用什么东西标志着走向了文明？文明的最重要的标志是这个社会的冲突能够在法庭里面通过理性的方式获得解决，律师与检察官用专业的话语交锋，大家都遵循严格的程序规则，法院保持中立，判决得到尊重，这是最文明的方式。相反，一个社

会如果没有理性公正的法庭，人们只能诉诸私力或暴力，那就不是一个文明社会。所以，律师是否得到尊重和发挥其职业的功能，是区分文明与野蛮的一个标尺。

第二，律师在分割着司法权的同时，也在塑造着一个国家的司法程序，包括庭审模式。我想这里面非常重要的方面，比如说在英国，法庭程序中的律师，因为有陪审团，早期的陪审员大多不认字，所以必须要律师通过口头的程序进行表达，质疑证人，提出法律理由，而且证人必须到法庭，在法官和陪审团面前接受律师的质询，由此产生了复杂而严格的证据法体系。英美司法模式的许多特色，律师是十分重要的形成因素。

第三，律师其实也改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形态。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和法治程度，衡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是观察律师和军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军队在政治生活中，地位越高的国家越野蛮，越低的国家越文明。与之相反，律师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地位，越高的越文明，越低的越野蛮。

第四，律师与民意之间的关系。其实律师对整个民族文明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个职业跟民众联系最密切，一国文化传统往往会要左右民意对律师的想象，制约律师的行为，也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律师管理模式。我特别同意王才亮先生的说法，我们要努力让老百姓理解，但是理解不完全是迁就，而是主动的反向去塑造有利于我们律师执业同时也有利于这个国家国民权利保障的舆论环境。

我从22号开始一直沉浸在某种喜悦之中，用重庆话说“老子好开心噢！”重庆目前的形势，尽管整体来说还不特别乐观，我也不知道后续有什么东西，但是，我相信，改革开放三十年已经奠定了法治包括律师职业得以发展的坚实基础，包括观念和制度，包括法律业内和更广泛的社会。我坚信，这是一条不归路，重庆很难例外。我想起一个说成都人的笑话，飞机驾驶员到了成都上空，如果找不到机场，听听下面有没有麻将声就知道是不是成都。我不希望以后关于重庆出现另一种说法——飞机驾驶员找不到重庆了，找不到江北机场了，最好的办法是听听下面有没有高亢嘹亮的“红歌”声，以及律师无可奈何的叹息和呻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