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台湾的“日本情结”产生发展和启示
【摘要】台湾的日本情结深入台湾的政治文化和普通民众中，其根本既有“日据”时期日本实行皇民化政策的原因，也有两岸长期的隔离和台湾政治人物的推动导致对日本情结的加深。由于日本情结一定程度上成为“台独”分子的思想的形成渊源，解读和分析台湾的日本情结对大陆实行有效的对台政策有深刻的影响的作用。【关键词】台湾 日本情结 中日关系 对台政策
不久前的一部台湾电影《海角七号》引起了一定范围的争议，原因是电影中反映的许多日据时期台湾人和日本人之间的深厚而真挚的感情令许多人感到反感。尤其是电影的最后一幕，台湾人民依依送别战败回日的日本军民的画面令许多台湾人和从小接受台湾在日本水深火热统治五十年的大陆人感到不解，直呼导演“媚日”。虽然这种指责导演“媚日”的说法有极端民族主义的嫌疑，但不可否认的是，能否真正抛开民族主义情感看待台湾人心中的日本情结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台湾日据的历史，也为我们正确处理台湾问题，正确实行对台政策提供了一个正确的参考。
一.台湾日本情结的表现
“情结是一心理学术语，指的是一群重要的无意识组合，或是一种藏在一个人神秘的心理状态中，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情结极可能是先天性的血缘遗传，也可能是后天性的文化熏陶，显然台湾人民的日本情结是由后天性文化熏陶而致。
台湾情结首先在战后台湾的政治人物中可以看出一斑，尤其值得一说的是中华民国的第八、九任“总统”李登辉在88年接替蒋经国上台后便迫不及待地展现出发展对日关系的态度。94年他在接待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时，更公然提出“自己在22岁以前是日本人”。2000年在臭名昭著的《台湾的主张》一书中对日本占领台湾充满了溢美之情。甚至不顾中日两国人民的反对，参拜了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其他历任领导人也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亲日表现，蒋介石时期出于“反共”的需要和日本建立了亲密的外交关系，和日本吉田政府签订了非法的日蒋条约，在抗日战争硝烟还没散尽之时就暴露了他的媚日情结，接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点问候的演说中充满了“不念旧恶”、“与人为善”、“以德报怨”的怨道。陈水扁上台后积极推动日台的实质发展。建立了“对日工作小组”、“台日友好协会”等一系列机构。由此可以看出战后的台湾或出于领导人个人情感因素，或出于所谓“国家利益”都对日本有着不同程度的好感，这也是大众日本情感在政治人物身上的投影。
其次在大量台湾的文化作品中可以看出或隐晦的日本情结。《经过》中岛的父亲是文物管理人，《练习曲》中沙鸳送走的日本人是教师，《海角七号》中写信的日本人同样是教师。他们的特殊职业似乎在暗示日本人来台湾似乎只为教化本地民众，殖民者的身份被披上了启蒙者的外衣。台湾电影中亲日的情结多是略显隐晦，多缅怀已逝的殖民时代，或歌颂当下台日的亲密关系，或推崇日本文化。
再者当今台湾的社会生活中广泛充斥着日本元素，比如大量使用的欧巴桑（老太太）、欧吉桑（老先生）等词，散落在台湾的大量日本建筑（包括原总督府改造的总统府）等。另外备受台湾人喜欢的棒球运动也是日本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当代大量年轻人喜欢日本流行文化、穿日本流行服饰、听日本流行歌曲，有调查显示，大量日本女生的心中首选旅游地为日本。在当今台湾社会不难看出日本情结已经深入人心，从上一代人因长期殖民后历经国民党统治所遗留的对日本眷恋性质的“日本情结”发展为现代年青人的对日本文化的推崇性质的“日本情结”。因而“日本情结”也已经不仅是阶段性的历史情感，而是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台湾社会的某种程度上的常态，这种令人不解的感情又是如何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产生和发展的？
二.台湾日本情结的产生和发展
无疑对日本的台湾情结的产生具有根源性和决定性的原因就是日本在台五十年所推动的皇民化运动（不少人把皇民化运动的时期定义为抗战爆发后奴化运动，本文所认为的皇民化运动指的是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所进行的一系列将台湾人改造成对日本天皇和日本国家保有高度忠诚的运动的总称）。1895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从此开始了台湾的日据时代。为了巩固在台统治基础以及配合所谓的“大东亚圣战”，日本在台湾推行所谓皇民化运动。其内容包括：奴化教育；强化台湾学生进行日本的国民训练，丑化中国，消除学生对故国之情，提倡敬仰天皇，服从日本性的国民性格；使用日本姓名，从1940年起，将祖先留传的姓氏和父母定下的名字一律改为日本式的姓名；改变台湾人的宗教信仰，强制台湾人信仰日本的“天照大神”，鼓励参拜日本的神社等；生活的日本化，例如吃日本料理，穿日本和服，过日本节日等。在台湾人民的不屈抗争下，皇民化运动遭到了失败，但仍然造成了巨大的思想破坏，尤其是这阶段出生的台湾人，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日本的殖民文化，政治价值和政治观念也遭到了永久性的改变，造成了对台湾社会难以估量的损失。这种皇民化教育也成为了后来台湾挥之不去的日本情结的罪魁祸首。
其次是国民党在台的治理导致了台湾人民的“选择性遗忘”。台湾著名的作家吴浊流所写的《亚细亚孤儿》中描写了一位台湾知识分子在台湾被日本人欺负，在中国又被歧视的故事。这正恰恰反映了当时台湾人的“弃儿”心态，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归还台湾，台湾社会箪食壶浆以迎梦想中的“国军”接台，由于国民党正酝酿与共产党的内战，接收台湾的军队让台湾人感到失望甚至称之为“乞丐兵”。台湾人民沉浸在重回祖国的喜悦之中，但他们看到的却是一批倒行逆施、搜刮台湾人民的贪官污吏，他们逐渐对国民党的部队由希望转为失望甚至绝望。岛内秩序混乱，物价飞涨，粮食奇缺，失业严重，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在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终于造成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加剧了台湾人和国民政府的矛盾，也埋下了日后台湾人和外省人心结的祸根。蒋介石来台后实行高压统治和白色恐怖，延续在大陆统治时所建立的密集的情治系统，实行党禁、报禁，也愈发加深了台湾人对外省人的排斥以及寻求台湾所谓的主体意识。在这种生活下，台湾人出现了所谓的“选择性遗忘”，他们将国民党接台后的种种不满转化为对于过去日本殖民时期生活的怀念，而有选择性地忘记了日本殖民时代所给他们带来的殖民化的痛苦，加之日本长期殖民思想的教育，在国民党来台后台湾人的这种“选择性遗忘”的情感在无形中加深了对日本的好感，加固了原有的日本情结。
第三是领导人的个人日本情结助长了台湾的日本情结。蒋介石本人是清代留学生中的一员，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在日本度过了黄金岁月，对日本的土地和文化有着切身的体会和认识，对日本自然有自己的一份情感。二战后国民党当局与日本关系很快就得到恢复和发展。“蒋介石作为台湾独裁的第一政要人物，其身所有的日本情结，不但影响台湾的主导文化，也进而影响其主流和主题文化，上行下效，当权利支配的文化掺入亲日情绪后，社会流行的文化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继而日本在心中的优越性得以凸显。”
三.台湾日本情结在当代的影响
台湾的日本情结对两岸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台独”分子都有一个共性，那便是强烈的“日本情结”，值得一提的是陈水扁的“恩师”“台独”头目之一的黄信介，只因崇拜日本右翼首相岸信介甚至将名字改为黄信介，另外“台独”教父李登辉更是自称“二十岁以前是日本人”，云云，不甚可数。“台独”分子的日本情结也不难解释据上文所述，日本在割取台湾和澎湖列岛后，设总督府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实行皇民政策，造成了台湾一代人的日本情结进而加深了和祖国文化的分离。另外“台独”势力出于自身“独立”的需要急需与台湾渊源较深的日本右翼势力的支持，这是“台独”分子日本情结另一重要原因。可以看出，台湾大众的日本情结在某种程度上是削弱了大陆文化的影响，也影响了两岸人民思想上的共识和统一，其极端表现浓缩于“台独”分子身上。可以说，台湾的日本情结尽管是出于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但从思想于根本上上严重影响了两岸关系。
台湾的日本情结一定程度上影响中日关系。由于日台历史上的特殊关系，两蒋时期，台日之间互动频繁，相互利用，制衡红色中国，目前在日本政界依然有着一群“台湾帮”支持民进党的相关立场影响岛内政局的稳定。中国反对外国干涉内政，尤其是台湾问题，亲台议员建议日本对华打“台湾民主”牌，支持台湾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包括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增添了不稳定的因素。
四.台湾日本情结对大陆对台政策的启示
首先必须充分理解台湾人民的亲日情结，灵活处理对台关系。台湾在日本殖民下五十年，客观上促进了台湾的经济，打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现代人接触的不少文献或出于广为流传的自传或回忆录，缺乏历史的严谨的考察，出于个人缅怀过去的原因，对于殖民时代的记载可能存在见树不见林的缺陷，有非本意上的亲日倾向。大陆无论是官方人员还是民众都需正确充分理解台湾人民的亲日情结，过分主观强调日本殖民对台湾的思想社会的残害不能正确把握台湾的社会心态，因而无法正确根据现实情况制定对台的政策。
其次紧跟时代大力弘扬中华文化，重新对年轻人建构台湾对日观念。蒋介石在战后出于反攻大陆以及个人日本情结的影响，对日本采取宽大的政策，建立起和日本特别亲密的外交关系。作为回报，日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给予台湾许多帮助，尤其是经济上的帮助更为突出，从1952年到2008年，日本对台湾的直接投资项目占外国对台湾直接投资项目的27.53%，位居第一；不仅在经济上促进了台湾的发展，也一步加强了台湾的日本情结。由于日本年轻文化产业发展迅猛，在台湾有巨大的受众面。据统计，台湾民众对日本感到亲近的年龄有很大一部分是四十岁以下的族群，拥有大专学历的比例对日本感到亲近的比例愈高，而对日亲近和对大陆亲近在短时间内呈现此消彼长的现象，这也不难解释台湾新生代年轻人中亲大陆比例的缺少。因此，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在对台工作中显然是迫在眼前之事，台湾作为文化产业发展发达的地区，对台文宣显然与对国内宣传有很大不同，因而应发展动漫等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新兴文化，加强新兴文化竞争力，有针对性提升软实力，重新建构台湾年轻人对日和对大陆观念，实现中华民族统一大业。
第二篇：中日关系问题
中日关系问题
（1）古代唐朝与日本的友好往来。
从唐太宗贞观年间开始，日本有十多批遣唐使来唐朝：唐玄宗时，鉴真六次东渡日本，设计了唐招提寺。
（2）明政府派戚继光到东南沿海抗倭寇（日本侵略者）。戚继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遥知夷岛浮天际，未敢忘危负年华”。
（3）列举20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华史实；抗战中中国人民的斗争。
A、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局部抗战开始）；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开始）； 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事变（进攻上海）； 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
B、国民党：台儿庄战役（李宗仁）；共产党：平型关大捷（第一次大捷），百团大战（抗战以来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日军的最大规模战役）。
（4）近代历史上两次中日战争的结果及原因。
A、1894—194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原因：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日本侵华蓄谋已久（客观）；清政府政治腐败，妥协投降，军纪败坏（主观）。B、1931—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原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合作（主要）；特别是敌后战场，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英勇作战；国际进步人士和爱国华侨支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各个战场的相互配合。
（5）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根本问题？
如何正确对待日本侵华问题（日本是否承认侵华罪行）。
（6）如何才能发展健康的中日关系？（或：日本应怎么做？）
①正视历史；②以史为鉴，反省战争罪行；③信守和平承诺；④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⑤与周边地区、国家友好相处，开创中日关系美好未来。
（7）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等事件说明什么？
日本不能正视历史，军国主义势力有复活、抬头的危险。
（8）你认为近年来中日政治关系结“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促进中日之间的世代友好？
日本前政府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文部省通过美化侵略战争的新教科书等。（或：日本政要不能正视侵华历史。）日本政府应教育国民正视历史，反思历史；中日之间应建立互信机制，加强经济、军事、文化和人员间的交流、对话和协商等。
（9）近代历史上日本发动和参与的侵华战争
发动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1900—1901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发动1931—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
（10）日本古代学习中国进行的改革是：
大化改新（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近代学习西方进行的改革是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启示：一个国家或民族要想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应善于学习吸收世界先进文化，与时俱进，改革创新。
（11）青少年应怎么做？
A、牢记历史，珍爱和平。B、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报效祖国，使祖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C、呼吁日本右翼势力，面对历史，深刻反省，不能再把日本人民和世界人民拖入战争泥潭。
第三篇：钓鱼岛问题与中日关系
钓鱼岛问题与中日关系
摘要: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也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整个中日关系是矛盾与协调、斗争与合作并存的对立统一关系, 是“ 中日矛盾”与“ 中日友好”的对立统一关系。任何一个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矛盾，也没有永远的利益，都是在互相的矛盾与利益中穿插，但是矛盾对于各自国家的影响却很大，处理不好，往往带来不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对中日矛盾需要理性地去解决, 注意避免不必要地激化矛盾而被极度希望将中日矛盾推向对抗性矛盾的日本右翼所利用。
关键词: 中日关系;利益；矛盾;理性
通常所说的钓鱼岛其实是一个群岛，位于中国福建正东、台湾东北的东海海域，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及几个岩礁组成，总面积约6.5平方公里。其中，钓鱼岛面积最大，约4。3平方公里，该群岛即因钓鱼岛而得名。
钓鱼岛历来是中国的领土，可是至今为止，该岛仍然在日本国的实际控制之下。面对日本政府的顽固与纵容的立场，全中国的人民和世界各地的华人用不同的形式自发地掀起了保钓运动。
对于钓鱼岛问题引发的争端，有部分民众上街游行并进入商店打砸日货，导致交通阻塞，社会治安的稳定难以维持，影响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这种不理智的“爱国”行为并不能真正的起到明显的作用，游行示威只会让国家治安陷入混乱，打砸日货只会使中国蒙受不必要的损失，让日本不费一兵一卒就让中国损失上亿，如此一来，岂不是“亲者痛仇者快”，这些民众的强烈爱国之心是可以理解的，日本为侵占钓鱼岛所做出的一连串卑鄙行径的确令人发指，可是爱国有许多的方式，不一定非要选择游行，打砸日货这一严重扰乱中国社会秩序的方式，一切不理智的爱国行为，都不能称其为爱国只有理性爱国才能真正实现爱国的目的。
其实日本一直以钓鱼岛的问题向中国挑衅，有着种种的原因，这使着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较量就会有着不小的劣势。不可否认，日本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大国，它的经济发展比我们国家的要好，带动它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高新技术产业发达，创新能力很高，还有文化产业在市场上占的比重也很高。反观中国，中国的经济虽然发展得很快，但总有着一种急功近利与不平衡的状态，这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是不利的。在文化产业上，轻易可见日本动漫对中国影响之大，对于什么海贼王，火影忍者之类等等，在青少年中可谓很熟悉，而我国动漫产业发展还很不成熟，创新还不够，文化统治比政治统治更容易，文化的侵蚀带来的后果比政治斗争会更为严重，这也是日本的一个依仗。在幕后推动日本引发钓鱼岛争端的美国，是日本最大的一个依仗，日本可以说在依赖着美国，对于支持日本抢夺钓鱼岛，美国是默认的，因为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这就使得日本没那么多的顾忌。美国一直喜欢充当渔翁得利的角色，所以美国一直以种种手段给它设计的对手与附庸制造矛盾与事端，然后从中获利，很明显，钓鱼岛问题只是美国的其中一个手段。
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既有密切的现实联系，又有历史的恩怨，两国关系中的曲折变迁对各自国运兴衰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也都证明了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对于钓鱼岛问题而导致的中日关系处理要理性分析，理性解决。
一、矛盾分析
对于中日两国来说，无论是在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时期，还是在近代日本侵略中国、占领中国大半国土的时期，都存在矛盾，只是矛盾的程度及其表现形式不同罢了。由于中日两国对历史熟悉的差异、社会制度的不同、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美国、台湾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中日政治关系的发展将可能长期滞后于两国在经贸等其他领域关系的发展。而“发展滞后、甚至时而倒退的中日政治关系与两国、两国人民发展互利友好的合作交流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之间的矛盾”已经是、并仍将继续是中日关系的基本矛盾[1]。在这个基本矛盾之上，中日关系与任何事物一样，会同时存在着许多矛盾。在许多矛盾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对于近期来说，以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冲撞我国渔船并非法抓扣我国船长詹其雄为主要表现的中日钓鱼岛冲突，无疑成为了当前的主要矛盾。当然，钓鱼岛问题不是当前中日之间的“唯一矛盾”，中日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矛盾。但是，作为“主要矛盾”的钓鱼岛问题起到了制约其他非主要矛盾解决的、主导性的和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钓鱼岛问题这个主要矛盾得到解决，并不意味着其他矛盾也都会迎刃而解，但是却可以为解决其他矛盾找到切入点，创造一种相对和谐的对话气氛和条件。对此我国政府可谓是煞费苦心，但其行动的软弱性让我不敢恭维。一味的口头抗议并不能解决问题，但当然也不能轻易走到另一个极端——直接诉诸武力。很多人要求向钓鱼岛派出军事力量，甚至直接向日本开战。但是如新闻中所说，中国南海周边国家蠢蠢欲动，中印关系紧张，如果发动战争，一面是日美的强强联手，一面是南海诸国的不断骚扰，中国处境不容乐观。而且无论战争是否胜利，势必会造成经济和军事上的损失，是中国发展滞步甚至倒退，更严重的话，战争会导致革命。战争激化了国内矛盾，可能像一战二战后一样，战后国内政治会出现大的变革。这是当今各国政治领导人都不希望看见的结果
二、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日关系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既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需要。两国政府及各界人士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都应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
一切事物总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的，联系和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因此我们要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也就是说，要更好地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就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日关系，积极寻求两国间的共同利益，采用合宜的外交策略，打造新的外交局面。邓小平曾经说过，在国际事务中无所作为不可能。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国家大国地位和大国威望。在处理我们所面临的边疆主权问题时更加不能无所作为。中国没有必要像六、七十年代那样四面出击，空耗国力，但是属于自己的权利一定要毫不犹豫的争取。这也不是说我们就不可以做让步，只是让步必须是公平的、合理的。就拿“搁置争议”这一点来说，中国可以说已经做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和容忍，可是如果有的国家阳奉阴违，或者公然挑衅的话，那么我们就只可以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宣示我们的决心。因为单方面的长期搁置、任人控制会被意味自动放弃了主权要求。
这就是我们推行的温和的外交政策，毫无疑问的，这是当前的世界格局的要求。我们发展自身的国力永远是第一要务。综合国力的竞争是长期的，综合国力的增强是确保我们权利的根本。我们现在所采取的对美的温和政策，我们所采取的全方位的和平友好外交政策，是理性的外交政策。我们所采取的对日柔中有刚的外交方略，也是完全正确的。关键在于坚持这些国际战略的前提下，我们的外交中要多一些就事论事的策略。我们期待并努力寻求中日的长期友好合作，但是在具体的关系到中国长远利益的个案问题上，必须有坚决的维护自己主权与尊严的决心和行动。最近的钓鱼岛冲突事件，我国渔船在本国领海捕鱼的正常活动，居然遭到了日本舰船的抓扣，船长居然遭到日本政府的羁押，并声称将按日本的相关法律法令进行惩罚，这是让人无法容忍的欺凌和侮辱，这是对中国人民人权何其严重的侵犯，这是对中国领海和领土主权重大而严峻的侵略和挑衅。对于这种公然挑衅，我们长期奉行的“韬光养晦”外交政策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国际环境在改变，中日关系在发展，我们采取的策略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
三、充满信心，同时做好迎接困难的充分心理准备
当然，要使钓鱼岛问题得到解决，要使中日关系步入良好发展的正轨，还有许多路要走。事物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过程。我们应正确分析事物，既要看到前途是光明的，要充满信心，促进新事物的成长；同时也要看到道路是曲折的，要做好迎接困难的各种思想准备。中日关系整体是往前发展的，我们应该建立起充分的信心，采取正确的外交策略促进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事实上，中日双方关系在钓鱼岛冲突前一直展现出健康发展的势头，中日双方在现实利益中互惠的大背景，即中日关系通过十几年政冷经热的发展，中日双方，特别是日本，逐渐认识到，双方实际上处于一种“双赢”和互惠的状态，而并没有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中国比以前更强大了，日本却没有如预期的真的受到多少“挤压”。相反，中国的利益与在华有着巨大市场和外资规模的日本息息相关，中国的经济发展带动了日本，逐渐成为了日本的“景气杠杆”，双方的GDP增长率对比明显呈正比例，并不是中国发展，就意味着日本吃亏。中国的资源、人力，日本的技术、资金，形成了双方互补互利的格局。日本自1979年至2001年，连续向中国提供26679亿9百万日元低息贷款，帮助中国建设了北京地铁二期、首都机场扩建、北京污水处理厂、武汉天河机场、五强溪水利发电、重庆长江第二大桥、秦皇岛码头、稀阳至广州铁路扩建、朔黄铁路、南昆铁路等150个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年利率仅为0.79%~3.5%，偿还期为30年或40年[2]，这也表达了日本方面的诚意。但同时也要看到诸如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可能造成中日关系紧张的各种困难，提前做好迎接这些困难的充分心理准备。在历史问题上我们绝不退让，坚决要求日本对其侵华罪行道歉，不要歪曲历史；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钓鱼岛问题上，我们只接受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些与日本截然相对的立场必然会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大碍，但我们的国家在发展，我们应相信我们有能力解决这一切问题。
四、加强交流与合作，化解冲突，求同存异
事物发展是一个经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要做好量的积累，积极促进事物往好的方向发生质变。要让中日关系不断发展就必须加强两国间的交流与合作，化解冲突，求同存异，不断积累有利于双方关系发展的内容，促进中日关系的不断升温，达到质的飞跃。当前中日关系的特点是经济联系密切，政治、安全互信不足，这是双边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矛盾结果，但主流是合作。中日关系前景有三：经济关系密切，安全信任不足；经济关系密切，安全互信增加；经济关系萎缩，安全形势对立。近期将保持现状。中国对日目标是发展与日本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当前应推动中日关系向建立密切的经济合作和政治、安全互信方向发展。但考虑到长期以来“政冷经热”的中日外交现状，我国在领土主权上是绝不能退缩的，对此可以通过经济合作得到一定的补偿，政治上也可以在民间交流方面做更多的尝试，但不要妄想中日关系一日之间得到改善，主权问题一日之间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1] 冯昭奎.如何分析中日矛盾[M].中国外交, 2006.08.[2] 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M].战略与管理, 2002.6.[3] 邓小平.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M].邓小平文选(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第四篇：中特论文环境问题中日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课后作业
作业
1中国环境问题及应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付出了过大的资源环境代价。目前，中国每年能源消耗量占全球19.5%，石油消费量一半多依靠进口，煤炭消费量相当于其他国家的总和，高能耗产生了仅占世界
8.6%的GDP，却留下许多受污染的城市、全世界1/3的垃圾和频繁发生的环境事件。
我们必须从对子孙后代生存发展负责的高度，唤起对保护资源环境的高度自觉和警醒；中国决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的老路，而要积极探索中国环保新道路，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
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环境保护要求把环境承载力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促使经济行为主体努力进行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尽量利用循环再生资源，激励其通过发展绿色产业获得新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环境保护制约的是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不会阻碍经济发展。同时，环境保护的要求改变了市场准入条件，使那些落后的技术和产业被淘汰出局，从而使先进生产力得到更大的发展机会。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我们不可能用停止发展的办法来解决环境问题。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所在。这就要
求中国努力做到在发展中保护。
发展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祉，环境问题已成为重大民生问题，绝不能为了发展而宽容污染。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下，加强环境保护是稳增长的重要引擎，是转方式的重要推动力量，可以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努力推进在保护中发展。
同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但是由于人口众多、资源禀赋差、生态环境脆弱，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随着环保实践的不断深入，积极探索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保新道路，不仅成为环保系统的普遍共识和自觉行动，而且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成为全社会共同推进环保工作的旗帜。
探索环保新道路的根本要求，是大力推进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融合。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始终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一大难题，两者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
当前，国际形势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进一步显现，世界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结构调整、创新发展的时期，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资源环境问题将是国际社会长期面对的重大挑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大势所趋。绿色发展已成为时代潮流，以绿色经济、低碳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和科技变革正在孕育繁衍。
中国将推进能源多元清洁发展，提高能源资源利用率，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消耗。按照循环经济要求规划、建设和改造各类产业园区，构筑链接循环的产业体系。健全资源循环利用回收体系，推进再生资源规模化利用。鼓
励使用绿色产品，推行绿色采购，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目前，中国正在实施经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这个规划体现了中国政府的坚强决心：绝不靠牺牲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来换取经济增长，一定要走出一条生产发达、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作业2
中日关系的未来
——真正和解
中日关系从去年以来持续恶化，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提出不少建议，包括签订海上条约或新的法律文件来实现关系再次正常化。然而，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东北亚国际关系问题，最终症结还在于历史问题上的真正和解，仅仅依靠法律方式不能实现。通过法律无法实现和解的历史问题
和解与法律解决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双方对过去达成了共识，在此基础上面向未来构筑新关系，更多指的是双方相互的接受。战后在美国主导下，日本与东南亚国家通过较小数额的战争赔偿，从法律上解决了历史问题，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日之间则是通过中国主动放弃战争赔偿，谈判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与亚洲已经从法律上解决了历史问题。
战后，日本在接受《波茨坦宣言》，接受东京审判结果基础上回归国际社会，实现了同亚洲国家关系正常化，但这都是外力主导下进行的“被动的历史总结”。而对历史问题，日本一直没展现出“主动总结历史”的勇气。现在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很多根源于此。有人可能会认为，战后日本决心成为和平国家，反战和绝对和平主义的思潮不正是总结历史的结果吗？需要指出的是，这只不过是对过去的简单否定而非真正的总结。日本政府应当主导总结日本从开战到战败过程的原因。正因为一直没有做这项工作，现在才会出现对宪法不满意，对胜者强加的东京审判感到不公平的情绪。历史问题上的“经济账”和“道义账”
对于中国来说，在历史问题上算经济账，很多时候并非明智的战略选择，因为这里存在一个更为重要的“道义账”问题。如果过度强调所有问题已在法律框架内解决，就会在国际社会造成逃避道义责任的印象，在道义上失分。
对日本来说，明智的做法应当是向国际社会表明，日本与亚洲国家已经在法律上解决了历史问题，但为了真正的地区和解，日本愿意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告别过去面向未来。
作为侵略战争受害者，中国无疑在道义上有制高点，但要实现东北亚的真正和解，需要弱化受害者心态，在批评日本行为的同时也要对日本为和解作出的努力予以积极回应。
第五篇：中日关系之我见
中日关系之我见
分析中日关系，需要对中日之间的矛盾做出理性的思考。理性的思考，即理智的思考、哲学的思考，这涉及到如何研究和处理中日关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通过理性的思考，树立正确的“中日矛盾观”，对维护和发展中日关系将大有裨益。
毛泽东的《矛盾论》就是帮助我们打开理性思考中日关系大门的一把钥匙。“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矛盾论》。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中日关系，要尽量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全面。
中日矛盾的普遍性
矛盾的普遍性有方面的意义：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矛盾论》 中日关系的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事物是在矛盾中发展的，并由其规律与波动周期。
1、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日本领导人更迭及其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与中日关系密切相关。
2、每当4月21日（春季大祭）、8月15日、10月17日（秋季大祭）前后，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都会引起中日关系紧张。
3、每当“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逢“五”逢“十”周年的纪念之年重合。如果日本出现美化侵略历史的动向，势将刺激和伤害中国民众的感情，并波及两国关系。
4、每当中日邦交正常化或《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逢 “五”或逢“十” 的周年纪念之年，大都是两国政府和民间推 动友好交往的高潮之年、机遇之年。
中日矛盾的特殊性
人们“不但要研究每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矛盾论》。研究中日矛盾的特殊性，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用不同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是至关重要的。
1、事物发展进程中的特殊性，构成事物发展的特殊阶段。例如“政冷经热”是1995年至2006年10月中日关系出现的客观现象，构成了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主要特点。
2、每届日本首相及内阁的对华政策不尽相同。中日关系有时出现倒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从长远看，决定中日关系发展的前进动力将来源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3、日本社会是复杂的，不宜将日本少数军国主义分子的极端言行误认为是日本整个国家正在复活军国主义。日本大多数国民是爱好和平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日本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极右势力的破坏性和危险性。
4、日本民族有自己的特殊性，日本人之间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在和日本人打交道的时候，除了注意日本社会的一般行为规范和礼节外，也要注意对方的具体情况。
中日关系中的主要矛盾
在若干矛盾存在的情况下，“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而“矛盾中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矛盾论》。所谓主要矛盾，就是对中日关系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矛盾，这一矛盾能否得到解决，将决定双方关系的基本走向。只要这一矛盾得到解决，其他的矛盾将迎刃而解。
（一）近年来，历史认知问题成为中日关系“政冷”的主要矛盾。关键在于日本领导人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侵华历史问题。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曾经是改善中日政治关系的主要障碍。2004年3月14日，中国总理温家宝指出：“现在中日两国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日本的有些领导人多次参拜供有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亚洲人民的感情。
（二）台湾问题与历史问题相互交织。台湾曾因中日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从1895年起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1943年12月1日发表的《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规定：“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得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中、美、英三国1945年7月26日发表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日本政府在1945年8月15日公布的《日本无条件投降书》中接受了《波茨坦公告》，承诺“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其继承者忠实执行波茨坦公告的各项条文”。这等于承认将台湾归还中国。1972年9月29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1972年10月28日，大平正芳外相在第70届日本国会发表外交演说中明确表示：“关于台湾的地位，正如过去政府反复表明的，作为根据旧金山和约放弃了台湾的我国，不处于独自认定台湾法律地位的立场。但与此同时，在另一方面，如果对照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经纬，根据这两个宣言的意向，台湾应该归还中国，这是接受了波茨坦公告的政府不变的见解。联合声明阐明的 ‘坚持波茨坦公报第八条的立场”这一政府的立场，正是表明了这样的见解”。1978年8月12日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强调：“确认上述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1978年8月12日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强调：“确认上述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
中日矛盾变化的法则
“矛盾着的双方可以根据一定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
——《矛盾论》。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均可能相互发生转化。在处理中日关系中复杂的矛盾过程中，我们就是要创造条件，使事物向对中日长期友好合作的方向转化，而不是相反。情绪化的极端言行可能是得其反。
（一）事物的变化是从量变到质变。“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因此，针对日本国内右翼反华势力必须保持警惕，坚持原则，展开说理斗争。这有利于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和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决定事物变化的主要因素及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内部，即内因，而外因则是其发生变化的必要条件。中日之间从不信任到相互信任也要有一个日积月累的量变过程。需要在长期交往中，增进相互了解，加强互利合作。
（二）中日矛盾的局部对抗性与全局的非对抗性。“对抗是矛盾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一切形式”。根据事物的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非对抗性的，而发展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 的，而发展为非对抗性的”——《矛盾论》。矛盾的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多样性表现为“差异”、“不同”、“对立”、“对抗”、“激化”、“冲突”等矛盾的不同的性质、程度及表现形式。在中日两国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今天，总的看，中日之间的矛盾并不具有必然的对抗性或全面的对抗的可能性。但是，在局部问题上则不然。例如，在钓鱼岛主权归属争议问题上，中日各自的主张便具有内在的对抗性。另外，日美安全条约适用范围仍包括台湾，势必与中国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及实现统一大业的进程形成对抗性矛盾。
（三）对抗性的矛盾并不一定非要通过公开对抗的方式加以解决。首先，这是因为中日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与矛盾。中日关系中局部潜在的对抗性矛盾只能服从于中日关系全局的非对抗性，要防止局部对抗性矛盾干扰两国关系大局。其次，正如没有导火线，炸弹不会爆炸一样，没有一定的条件，潜在的对抗性矛盾不一定会发展为公开对抗。因而即便从维护中日关系的角度看，铲除隐患，抑制“台独”，也是至关重要的。
中日矛盾的化解之道 理解矛盾的多样性、相关性和复杂性，采取多种方法化解中日矛盾。
求同存异，趋利弊害；求同尊异，增进理解； 求同纳异，互帮互学；求同化异，共创未来。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携邻共富，睦邻同安。邻厌我避，邻困我帮，邻好我学，邻恶我防。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多一点对社会的理性思考。我们学习不是为了我们自已，是为了我们民族的将来。在未来的挑战与艰辛中，我们的民族不缺少冲锋在前的士兵，但缺少深沉、睿智而忠诚的将军。我们不仅要有一马奔腾，射雕引弓的气慨，还要有运筹帷幄，天地都在心胸中的才能，为民族担起沉甸甸的道义。我们不要怀疑别人怎么样，也不要期待别人的落后或是毁灭，而是要看到自身如何的强大和进步，这才是一个大国国民的正常心态！我们不能老是沉迷于 150年的屈辱史，我们还必须正视我们现在的现实，一个正在强大的中国如何面对世界？如果还是抱着那种报仇的心态，对刚刚成为大国的中国来说，是危险的，我们将被世界所抛弃。我们的强大不仅应该是经济的强大，也应该是文化的，文明的强大，一种心态的强大！让我们正视中日关系，以大局为重，携手共创祖国未来美好的明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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