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历史中的哲学

第一篇：浙大历史中的哲学

浙大历史中的哲学

浙江大学的渊源—— 求是书院创建于189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效法西方学制最早创办的几所新式高等学校之一。1901年起曾几度易名并一度停办；1927年在原校址成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由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和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改组为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和劳农学院）；1928年4月1日改名为浙江大学，1928年7月1日起，冠以“国立”二字，称国立浙江大学，下设工、农、文理三个学院。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被迫辗转西迁贵州。在中国著名气象、地理学家、校长竺可桢先生领导下，浙江大学历经艰辛，筚路蓝缕，崛起为当时国内有影响的几所著名大学之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誉为“东方剑桥”。1946年秋学校迁返杭州。至1948年3月底，浙江大学已发展为拥有文、理、工、农、师范、法、医７个学院、25个系、9个研究所、1个研究室的综合性大学。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进行调整，浙江大学的学科和院系设置发生了很大变动。其部分系科调整到省外兄弟院校，部分院系或独立成校，或与之江大学、浙江省立医学院等院校组合重新建校。之江大学前身为建于1897年的育英书院；浙江省立医学院前身为建于1912年的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浙江大学文学院、理学院的一部分、之江大学的文理学院和浙江师范专科学校合并，建立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又与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杭州大学；浙江大学的农学院单独分出成立浙江农学院，1960年更名为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大学的医学院与浙江省立医学院合并，成立浙江医学院，1960年更名为浙江医科大学。调整后的浙江大学成为一所多科性的工业大学。1998年9月15日，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为新的浙江大学

浙大在四个时期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动，第一个时期时遭遇多次更名停办改组；第二个时期内被迫“长征”，历经艰辛；第三个时期遭到毁灭性调整；第四个时期时我浙光复。

这些充分说明了 事物的发展是曲折的也是前进的，而且事物的曲折性与前进性是统一的。曲折迫使我们不断前行，也正是这些曲折促使那时的莘莘学子咬紧牙关挺过困苦，磨砺出坚毅的品格，创造出刚毅的校风，从而培养出一代代优秀的人才！

若不是西迁，浙大很可能还只是一所仅设工、农、文理三科的普通大学，正是在慢慢西征路上，在竺可桢老校长的坚持下，我浙才会在短时间内人才济济、成果显著，被誉为“东方剑桥”！

但也是因为前行，我浙才会遭到院系调整，才会被分割殆尽。使浙大在短短十年内，从国际一流掉落深渊。

不过，应当相信，当未来交付到我们手上，浙大的明天一定是光明的。

第二篇：浙大的辛酸历史

浙大的辛酸历史

序： 1948年，英国牛津大学致函国民政府教育部，确认包括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武汉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以及协和医学院的文理科学士毕业生成绩平均在八十分以上者，享有“牛津之高级生地位”（即今之大学四年级学生）（百度百科）

1936年，时任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因长期对学校进行军事化管理，招致全校师生不满（纪录片《文军长征》）。在学生会主席施而宜的带领下，全体浙大学生开始“罢课、驱郭”，以表达对校长的不满。此事逐步扩展上至中央，以致逼迫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亲自莅临浙大对学生训话：“校长不是你们说驱逐就能驱逐的，以前的事情就这么算了，你们都赶紧给我复课。。”。学生没有理会最高领导的指示，场面僵持而对立。一个月后，行政院召开最高会议宣布免去尽失民心的郭任远校长的职务。在蒋介石文胆陈布雷胞弟以及地质学家翁文灏以及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联合推荐下，竺可桢走马上任，接管浙大，开始大刀阔斧对浙大进行改革，引进大批优秀教授，自此，竺校长开始了自己和浙大的一段历史。

尔后没几年，浙江大学被英国学者在《自然》杂志称为“东方剑桥”，就是因为有一批优秀教授做出了一流成果，在极其艰苦的日子里，在《自然》《科学》等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10余篇高质量文章。到1945-1952年时期毕业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国院士的学者最多也出自这几所学校，如中科院院士前五名为清华25人、浙大22人、中央大学（解放后分解为南京大学和南京工学院即东南大学）21人、北京大学14人、武汉大学12人。

浙大自从1927年定名国立浙江大学以来，就再也没有改过名字，这在中国高校中是不多的。研读历史，你会发现这个貌似不显眼的“成绩”实在来之不易。从R.C到P.R.C，浙大历史上遭遇三次亡校危机，而当时的政府是阻挠浙大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浙大不等、不靠、不要政府政策，发扬了浙江人的“四千精神”，在多次时代变革中顽强的生存了下来，并和一些政府大力支持的学校一起屹立与中国高校之林。

浙大第一次亡校危机出现在1939年。当时日寇全面入侵，高校纷纷西迁。浙大在西迁途中，得到党国密令，就地解散，师生并入中央大学。平心而论，在特殊时期，这个政策不能说完全不对。但竺可桢校长经与浙大师生商议，拒绝了电令，最后迁至遵义湄潭坚持办学，并把浙大带到了最高峰，至今尚不能超越。在那个时候，清华、北大和南开都放弃了自己的招牌，但浙大始终坚持独立办学，并且取得了不逊于西南联大的成绩。

浙大第二次面临亡校是在1952年。当年中国仿造苏联进行全国高校的院系大调整。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有14个学院的浙大被肢解为只剩4个系，学校也由综合性大学成为工科大学。在这次调整中，中央大学、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等著名大学覆灭，浙大虽然遭受重创，但毕竟存活了下来。

第三次面临亡校是在80年代初。当时浙大归属中科院管辖，中科院有意将浙大改名为“中国第二科技大学”。如果接受，浙大不但要丢掉自己的品牌，而且气势上永远受制于中科大。刘丹校长坚决拒绝了这个要求，结果被中科院扔给国家教委（教育部）管辖。在当时，中科院比教委提供的经费多，但现在看来，或许归教育部管还是件好事。

无论是1939年还是1980年的浙大，在国内都算不上顶级名校，中央政府完全可以依靠行政权力将浙大解散或者更名，但浙大人道遍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最后都有惊无险。在两次亡校危机后，浙大可以说把政府完全得罪了，哪来的什么政策支持，但亡校危机后皆是浙大发展最快的时期。当然，现在浙大和浙江一样，在国家有地位了，政府的态度才好了一点，这有利于浙大和浙江的进一步发展。不过，身为浙大人，还是能感受到中央政府对浙大不冷不热的态度，我们常常在论坛抱怨“浙大是后娘养的”，抱怨“我们在中央没有人”。在中国，朝中无人确实不好做事，但我们也不要因此而气馁，有政策当然好，没有靠自己也能发展；国家给的钱少，有成就的校友同心同德、积沙成塔也能把学校建设起来。我们没有培养官员的传统，但我们可以培养出可以影响官员的科学家和商人。

1998年9月15日，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浙大从此由工科大学转变为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齐全，拥有除军事指挥类之外的所有专业。正是这次合并后，在某些机构的大学排名中，浙大的名次迅速上升，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近年来，浙大的排名长期位列第三，这和人们的传统思维发生了冲突，于是很多人自然就跳出来指责排名的公正性，指责浙大凭借规模而不是质量获得高排名的。

传统的人们维护旧秩序的心态可以理解，但是中国高校的新秩序已经建立，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一直支持四校合并的李岚清同志曾经说：即使中国其他所有的高校合并都是失败的，浙大的四校合并也是成功的。我认为，四校合并不能说没有副作用，但积极作用绝对是主要的。

李岚清同志的那句话看似费解，实际上研读浙大历史，你就会发现它的道理。四所高校合并，并不是浙大想盲目扩大自己的规模，更不是想获得高排名，而是同根同源的大学在人为分离46年后的自然回归。

由于浙江大学的国民党背景，成为1952年院系调整的重点整治对象，原来的综合性大学被拆得七零八落，最后归在“浙江大学”旗下的只剩电机、机械、化工和土木四个系，其他学科要么合并到其他大学，要么独立出来成立新大学。其时，浙大数学、物理、农学等学科的实力早已闻名全国，却被其他学校“免费”拿走，作为自己的成绩进行炫耀。院系调整对浙大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使昔日的“东方剑桥”长期无缘中国的重点大学名单。1956高教部杨秀峰部长到浙大做中国高等教育的报告时，也不得不说，1952年的院系调整，把综合性的浙江大学拆散了，变成单纯的工科大学，对浙大，对浙江来说，是很大的损失。杨说对于一所学校，校风至关重要。而好校风的形成，决非一朝一夕之功。浙大有很良好的求是校风，是国内不多的知名学府，如果当时不将她拆散，而是完整地保留下来，也许意义更大。下面是具体的院系调整情况：

浙江大学理学院化学系、数学系、生物系、物理系并入复旦大学。

浙江大学理学院地理系并入华东师大和南京大学地理系。

浙江大学理学院药学系并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后被复旦大学吞并）。

浙江大学医学院与浙江省立医学院合并名为浙江医学院（后改名浙江医科大学）。

浙江大学文学院人类学系等部分系科并入复旦大学。

浙江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和理学院等部分教师和之江大学合并为浙江师范学院。

浙江大学法学院停办。

浙江大学农学院独立成为浙江农学院（后改名为浙江农业大学）。

浙江大学农学院农化系与其他院校合并组成南工食品工业系，1958年东迁无锡独立成锡轻工业学院，后改名为无锡轻工大学。

浙江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与其他院校合并组成东北林学院（现东北林业大学）。

浙江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学系等与其他院校合并组成南京农学院（现南京农业大学）。

此外，浙江大学有关学科是师生还被分别调至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工学院、山东大学等。

浙江大学工学院航空系在南京与其他院校合并成立华东航空学院。后成为西北工业大学。

浙江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的水利组调至在南京的华东水利学院，后更名为河海大学。

浙江大学工学院电机系无线电组师生及设备全部并入南工电信系而建成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后为东南大学。

航空系主任梁守槃则奉调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任系主任

土木系主任钱令希调至大连工学院，后任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副院长

机械系主任程孝刚调至上海交通大学，后出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

工学院院长、化工系主任李寿恒也调至浙江省化工研究所任副所长，后任浙江化工学院院长

由此可见，四校合并只是对院系调整这一错误决策的部分恢复，浙大只是把当时分出去的学科中留在杭州的部分——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重新收回来而已，和其他那些毫无渊源的学校合并是有本质区别的，更不同于那些几所中专合并成为大专的行为。事实上，合并前的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在相关领域也是很优秀的学校，合并它们是单科性大学发展受阻的必然反映，也是广大老浙大校友的夙愿。如果纯粹为了排名，浙大应该合并中国美院或者浙工大，而不是浙医大，有人说“如果浙大把杭州所有高校合并就排名第一”云云，是不了解历史的荒谬言论。我们再看，包括清华兼并中央美院、协和医大在内的其他高校合并，就是为了增加学科齐全程度的合并，高校在合并前没有渊源。浙大华家池校区就是40年代后期老浙大的校区，1952年后归浙江农业大学，四校合并后又成为浙大的校区；著名心理学家陈立教授解放前就是浙大教授，1952年后成为杭大教授，四校合并后又成为浙大教授。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四校合并是对错误决策的纠正，是失散多年的兄弟的回归，而不是拼规模、拼排名。

事实上，院系调整对浙大造成的损失是不可能恢复的，因为很多学科被调整到外省，经过50多年发展已经和其他学校融为一体，不可能再收回。研究一下上面的院系调整的具体情况就可以发现，复旦大学、河海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至今自豪的专业的根基都来自浙大。苏步青教授被人强行拖上车前往上海，感叹“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后成为复旦大学校长，现任浙大校长杨卫的父亲也在那时从浙大调往西北工大。

四校合并是浙大近年来的最重大事件，四校合并后，浙大成为综合性大学，多学科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学校发展速度也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学生的性别比也趋于正常，可以认为是正确的决策。

浙江大学的师生也有很大的变动，比较著名的校友变动如下：

中国科学院

1945年，罗宗洛被派到台湾接收台北帝国大学（现为台湾大学），1946年接收完毕后任代理校长，同时兼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1949年离开浙大，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所所长。

1949年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调出浙江大学，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1949年，陈述彭奉调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后任中国科学院遥感所名誉所长。1950年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贝时璋离开浙江大学到上海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任所长。

1950年姚錱调至上海中国科学院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后任室主任、副所长。

1950年浙江大学物理系主任王淦昌调至中国科学院物理所、苏联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宇宙线及高能物理研究。

1951年浙江大学教务长王葆仁调至上海任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所副所长。

1951年钱人元调至中国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后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1952年沈善炯调至上海中国科学院抗生素工作委员会,现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

1952年邹元燨调至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前身）任研究员和室主任，后出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 副所长兼室主任。

1954年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蔡邦华调至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任副所长。

北京大学

1951年浙江大学校长马寅初出任北大校长。

复旦大学

1950年浙江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谭其骧出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

1952年浙江大学教务长苏步青调至复旦大学，历任任教务长、副校长、校长等。1952年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吴定良调至复旦大学，任复旦大学人类学教研室主任。1952年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陈建功调至复旦大学复旦大学任教。

1952年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谈家桢调至复旦大学，历任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遗传研究所主任、副校长、生命科学院院长。

1952年吴浩青调至复旦大学，历任复旦大学化学系副主任、主任。

1952年吴征铠调至复旦大学，历任复旦大学化学系主任，原子能系主任。

1952年石钟慈转到复旦大学就学，此后历任复旦大学数学系主任、数学研究所所长、副校长。

1952年于同隐调至复旦大学，历任复旦大学高分子研究所副所长，材料科学研究所所长。1952年卢鹤绂调至复旦大学，曾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1953年谷超豪调至复旦大学，历任复旦大学副校长和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杭州大学（之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

1948年，私立之江大学向浙江大学商借朱福炘去数理系任教，并兼任系主任。

1952年，院系调整，在之江大学原址筹建浙江师范学院。朱福炘被任命为筹备委员，嗣后历任该院物理系主任、教务长和副院长。

1958浙江师范学院与新办的杭州大学合并，总称杭州大学。朱福炘担任杭州大学物理系主任、副校长等职。

1952年，陈立调至浙江师范学院，后为杭州大学校长。

1952年，浙江大学教育系主任，龙泉分校主任，师范学院院长、教务长、研究院院长以及代理校长郑晓沧调至浙江师范学院，后任院长。

浙江农业大学

1952年，浙江大学农学院独立成立浙江农学院，随后，浙江农学院撤销农化系，但浙江大学农化系主任朱祖祥仍留在浙江农学院，此后，历任副校长、校长。

浙江医科大学

1952年，王季午随浙江大学医学院调出，任浙江医学院副院长，后任校长。

南京大学

1952年，周志炎随浙江大学地质地理系到南京大学地质系就读，后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大连理工大学

1952年浙江大学力学系主任钱令希调至大连工学院，历任研究部主任，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副院长，院长。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1952年浙江大学航空系系主任梁守槃奉调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任系主任，先后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研究室主任、设计部主 任、研究所所长、分院副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研究院副院长、七机部总工程师，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兼第三研究院科技委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

1952年浙江大学机械系主任程孝刚调至上海交通大学，后出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

东南大学

1953年，刘盛纲随浙江大学电机系相关系科转入南京工学院(即东南大学)就读,后出任电子科技大学校长。

厦门大学

1948年，卢嘉锡任厦门大学化学系主任,不再兼任浙江大学化学系主任。

唐山交通大学、北洋大学、南开大学

1950年，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应茅以升之聘去唐山交通大学和北洋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至南开大学。

山东大学

1952年，因院系调整，束星北到青岛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并转向大气动力学研究。当年，山东大学成立海洋系，物理系气象组转入海 洋系，束星北任海洋系气象研究室主任。

上海医科大学

1952年，洪孟民随浙江大学医学院药学系调整到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就学，后为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

哈尔滨工业大学

1950年，冯纯伯应国家建设需要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班学习，后任东南大学自动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生院副院长。

东北林学院

1952年院系调整，阳含熙被调到东北农学院林学系任教，1954年被调到林业部中央林业研究所，后任中国林业科学院林学研究所室主 任，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其他

1949年，汪胡桢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水利部北京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

1952年，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李浩培调至外交部担任顾问，后出任国际大法官。

逝世

1947年，浙江大学物理系主任，教务长张绍忠在杭州逝世。

1949年，浙江大学地理系系主任，兼地理研究所主任叶良辅在杭州逝世。

第三篇：《历史哲学》读后感

《历史哲学》读后感

关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书，由于各种原因，我只阅读了黑格尔所著的绪论部分和正文部分的中国篇。

黑格尔（1770-1831）是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他的历史哲学思想在《精神现象学》中已经有了初步的萌芽，在《历史哲学》中则构成了明确的体系。柯林伍德认为《历史哲学》是一部具有深刻独创性和革命性的著作，在书中历史学第一次充分成熟地走上哲学思想的舞台。

在历史的研究方法上，黑格尔提倡一种批判的态度，他认为，历史哲学的功能就是要从具体的历史经验中去探索理性的行为。黑格尔在绪论中将观察历史的方法分为三种：

一、原始的历史。这就是像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写的历史。他认为，这样的历史只是把史学家所熟悉的行动、事件和情况，改变成一种观念的作品，只是将生动的描述留给后人。

二、反省的历史。这种历史能超越现时代的限制，是作者用自己的精神来从事这种整理工作，是一种历史重构，是普遍的内在的东西和事变的唯一的联系。当人们阅读它时会有一种“现在”的意兴在他的心头，会给人以道德的教训，成为达到哲学的世界历史的过渡。

三、哲学的历史。由于哲学观察历史的唯一思想就是理性，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对历史的思想的考察。哲学所关心的只是理念在世界历史的明镜中照射出来的光辉。因此世界历史是一种合理性的过程。在黑格尔看来，个人的一切热情、个性、兴趣、和才能都只是绝对精神实现其自身价值的工具和手段。伟大人物也不例外，他们的伟大只是因为他们体现了绝对精神的意志，成为绝对精神的代理人。就连国家也不过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的形态。在国家中自由获得了客观性，表现为法律。总之，历史上的一切都是绝对精神在其自我实现的过程中的外化。世界历史就是绝对精神朝着他的终极的目标不断地实现。历史哲学的作用就是要在一个特殊的经验中追踪理性的轨迹。世界历史展现了精神的自由意识的以及那种自由随之而实现的发展过程。所谓批判的历史并不是真正的历史，而是一种历史的历史。

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是理性支配着世界，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上帝便是这种理性、这种善的具体形式，世界历史不过是上帝计划的实施。理性是人们用来领会上帝这项神圣计划的手段。而且历史是一个从不自由到自由的发展过程。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而这种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他强调历史的重大变迁不能看作是偶然的机会，而是必然的。发展的原则是一个内在决定了的必然的过程。黑格尔把历史看作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他不同意把人类历史上的更替比喻为不死鸟从余烬中再生出的循环论的观点。

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看作是历史的基础。黑格尔的一切哲学领域都渗透着一种浓厚的历史感，甚至可以说，全部黑格尔的哲学本质上都是历史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真正的历史是思想发展的历史，只有绝对精神的发展过程才是真正的历史。这样，生动的历史被抽象化和逻辑化，成为概念和范畴的辩证发展。虽然黑格尔并不否认经验历史存在的价值，但经验历史只是精神历史的验证。柯林伍德认为，历史哲学对于黑格尔来说并不是历史的反思，而是把历史本身上升为一种更高的势力，也就是说历史不仅仅是作为事实而加以肯定，并且还由于领会那些事实何以是那样发生的原因而加以了解。

按黑格尔的观点，家庭、社会、国家和民族都是绝对精神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外化。世界史就是民族史，是一个有规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历史动力的展开代表着自由意识的进步，历史的辩证过程寓于国家的对历史中，每一个国家表现着一个民族精神和世界精神自己的集体意识，每一个民族精神代表着世界精神的发展中的某一个历史时期，而各民族精神之间的相互作用代表着历史中的辩证法。

不仅国家和民族是绝对精神的体现，就是个别人物也是如此。他把个人分为再生产的个人和世界历史个人，宣扬英雄史观。历史人物的作用就是在于在历史的决定时刻作为世界精神的代理人而出现，这些人物会将国家提高到一个发展和完善的新水平。这些人物的价值在于他们对自由理念的发展做出创造性的反应。黑格尔认为历史动力来自人的热情和人的意志。没有热情，世界上的一切重要事情和事业都是不会成功的，而所谓的热情就是人从利己的企图而产生的人类活动。黑格尔看到了恶的作用，在历史朝着理性的方向前进时，饿成了历史的杠杆。理性是在利用热情作为实现他的工具的目的的工具。

发展、运动的辩证法思想贯穿于黑格尔的历史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最为宝贵的就是他的辩证法思想。正如恩格斯所说：黑格尔的巨大功绩就在于他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于不断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解释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正是依靠这种辩证法的思想，他克服了康德在使用“理性”和“知性”时所造成的矛盾。他所应用的是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他把事物看作是许多环节相联系的整体，每个环节都与构成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特性的其他特点相互联系。

黑格尔虽然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辨证的，但是黑格尔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的，是他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组成部分。对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哲学有许多人提出批判。比如柯林伍德认为，黑格尔的刻板的历史发展模式不过是“为一种僵硬的和明智的保守主义政策提供一种伪哲学的辩解。”

黑格尔依据自由意识的发展程度将世界历史分为四个阶段：东方世界代表的“历史的少年时代”、希腊代表的“青年时代”、罗马代表的“壮年时代”和日耳曼代表的“老年时代”。在少年时代，“精神”汩没于“自然”之中，只有一个人的自由，即个人被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围绕着一个中心——君主。在青年时代，精神进展到了它的自由意识，一部分人是自由的。在壮年时代，精神的自由是普遍的，个人“已经混合在人的抽象观念里”。在老年时代，是精神的老年时代，是完满的力量与成熟，精神回到统一，是“现实精神的帝国”，精神的自由提高到纯粹的普遍性，提高到了精神本质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一切人都绝对自由了。整个世界在这种连续性的发展中，展现出精神自我认识，从不自由到自由，再到绝对自由的过程。

以上是对《历史哲学》绪论部分的总结，由于这部分理论性很强，我对之很难理解，又看了两本关于西方史学理论的书籍，才得出这样认识。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对于中国的某些精神、文化发展做出了解释，比如：经书礼乐、法律刑罚、道德观念、文化传承、天子至尊、科学发展等多方面。黑格尔在这些论述中，有很多精辟的见解，符合事实，也能承认中国历史之源远流长。但是有许多也仅仅是根据一些故事和他的想当然而得出的结论。

我一直认为，如果是一个没有经受过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外国人所写的中国历史必定不伦不类。事实上在阅读了部分《历史哲学》后，这种感觉更为强烈。在这部书中，黑格尔对于中国认识实在称不上深刻，甚至一些认识根本是

错误的（或者可以这样看——在这样一部以精神发展史为内容的作品中，可以不认真对待史实？）。

我实不知，他究竟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得出“在黄河和长江上，都有亿万的人民居住在竹筏上面”这一认识的。当然有可能是译者在翻译中的失误，毕竟我所看的不是原著；但也有可能是黑格尔本身的夸大，借以证明“中国本部呈现人口过剩的现象”，但是在历史作品中，这样的夸大显然是不合适的。在对于科举制的叙述当中，他所引证的居然是在中国本土被看作是一本三流的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关于《玉娇梨》我也曾简略读过，只觉其题材、内容、文笔均无突出之处。而该书之所以能在当时欧洲产生影响，是因为有法文译本。而在当时没有流传至欧洲的能显现中国博大文化的上流之作却完全被忽略了。在对于宗教问题上，黑格尔也因为不理解中国的文化而产生了很大的误解，竟然提出“天子是一国的元首，也是宗教的教主”，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皇帝对于中国人是某种精神的象征与偶像，但我认为皇帝绝不是政教合一的首脑。在对于语言与文字方面，黑格尔的想法尤其可以称为错误，他在根本不了解中国语言与文字的情况下，简单地将之与西方语言及文字进行比较，并且认为中国的语言和文字是不合理的。在其他科学方面，虽然正确指出中国的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没有长远的发展和具有局限性。但是在这里他仍然有许多错误，比如：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火药的“发明权”问题，更比如他在提到的天文学时，更令我感到惊诧，难道他不知道中国在夏朝已有历法？难道他不知道《太初历》？难道他不知道《授时历》？这部伟大的历法与现在的公历精确程度相当，却要早问世300年。如果他知道，为何忽略这部历法？如果他不知，为何这样草率就认为中国没有大天文家？难道郭守敬不能称为大天文家？这难道是一位学者应有的态度？ 这样的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在这一篇的最后，黑格尔最终给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民族性的显著特色就是属于“精神”上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究竟是因为这样的内容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是为了这样的结论而采用这些内容？难道他仅仅是想证明中国在古代的愚昧落后？于是我重回目录，看到黑格尔对他的祖国和他的民族——日耳曼，给予了无上的评价与赞美——日耳曼精神是现代世界的精神„„日耳曼民族注定是基督教原则的担负者„„

也许，学习历史的过程中不能掺杂太多的个人情感，但面对此书，尤其是中国篇，我无法不加入个人情感。在我的精神没有到达老年时代，没有完全成熟时，此书不再读。

【参考书目】

1.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1—

128页。

2.章士嵘著，《西方历史理论的进化》，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3.张广智等，《西方史学史（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第四篇：《历史哲学》读后感

黑格尔《历史哲学》读书笔记

《历史哲学》是黑格尔课堂讲义经编订整理后出版的。此书不仅富于思辨的获利，也适当注意于经验的事物和现象的事物，同时由于年轻人是对历史先为熟悉，黑格尔便从听者已知道的资料中表明出“观念”的动作，这也是我选取《历史哲学》来读的原因之一。本书包含着一个思想体系，即使细微之处也符合逻辑。本书著者无意自己去创造历史，而只是一个凡人从事探讨那已经创造出来的历史，那孕育理性而且富于“观念”的历史。

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认为人类在某种意义上乃是束缚于他自己的信仰、理性，或者说某种本质的存在。这种自相矛盾的状况背认为是一切生存界内表现的一种对峙的状态，那就是“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之间的对峙，而构成宇宙生命的那些自然和智慧的过程便是要取消这种对峙，而使之归合为一种绝对的生存。而这部讲义的主题便是人类从原始的束缚状态到“合理的自由”状态所经过的诸多连续的阶段行相。

在绪论中，黑格尔将观察历史的方法分为三种，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并对于哲学的历史予以具体阐述。探讨了：精神本性上抽象的特质，精神用什么方法或者手段来实现它的“观念”，最后考察了，‘精神’在有限存在中全部实现的形态——国家。黑格尔将世界历史的发展归为“精神”本质的发展，把“自由的观念”当做是精神的本性和历史的最终目的，将观念和热情作为交织成世界历史的经纬线。“观念一方面是事物的充满，另一方面又是自由的、任性的、抽象的东西”。观念是普遍存在的，她在精神的内部，通过活动这个中心过渡到“客观性”的领域。

另外说明个人行为除了出自预先的“热情”、私欲本身或者其他因素外，还在不自觉地符合着，推动着另一深入层面的发展。这种推动本身并未被意识到。继而过渡到“世界历史个人”的目的中间包含着普遍的原则。举凯撒为例，起初他出于取得罗马帝国的独裁权（一个属消极性质的目的），同时他的行为又是罗马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一种必要的使命，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胜利，同时也是一种不自觉完成世界历史使命的本能。他们出于自身目的而行动，但他们的行动却是根源于潜伏的内在的“精神”。历史这个向前进展的精神从不自觉的内在性由伟大人物带到自觉。英雄（伟大人物）即“世界精神的代理人”。

“自由”是黑格尔历史哲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第34页说明“人类自身具有理性，又从它的活动和自决的力量，称作自由”。并提出两个因素：一，自由的观念是绝对的、最后的目的。

二、实现自由的手段，就是知识和意志的主观方面。国家是道德的全体和自由的现实，同时也是这两个因素客观的统一。历史各个过程所应当达到的目标——就是客观的意志和主观的意志在国家内的结合。说明世界历史的进程，世界历史原则发展的阶程，那个原则的内容就是“自由”的意识。第一个阶段就是“精神”淹没于自然之中。第二个阶段就是他进展到了他的自由意识。第三个阶段是从这个仍然是特殊的自由的形式提高到了纯粹的普遍性，提高到了精神性本质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

接着说明了历史的地理基础。把特殊方面的地理上的差别看做思想本质上的差别，“这种特殊的差别有如下三种：

1、干燥的高迪。

2、平原刘御——是巨川、大江所流过的地方。

3、和海相连的海岸流域。这三种地理上的因素是主要的，我们在地球各部都可以看到这三种差别。第一种是实体的高起的领域，闭关自守，不易达到。第二种是文明的中心，而且还没有开发的独立性。第三种表现和维持世界的联系。”“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东方国家是历史的幼年时期，没有进展成为主观的自由。希腊人的世界为历史的“青年时代”，这里逐渐有了个性的形成。第三是罗马国家也就历史的壮年时期。以反省为根据。这是个主观性的帝国。然后是日耳曼世界的出现，也就是老年时代。精神的老年时代是完满的成熟的力量。这时期他自己又重新回到完满的统一。

接下来便是以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的顺序展开具体论述世界历史的进程和发展的最终目的。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不过是“自由的概念”的发展。景象万千、事态纷纭的世界历史，是“精神”的发展和实践的过程。同时也说明了哲学超越社会表象，从事深刻观察，认识“观念”在实现他自己时所经历的发展过程，即自由意识的发展过程。

在我看来，由于黑格尔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仅仅到上世纪初，主要把中国归列为封闭性的、原始性的过度。而对于中国对当时英国最初访问**的拒斥直接持以否定的态度。而对于西方世界的过多肯定。与历史环境意识形态有一定关联。但是黑格尔的思想之系统性以及思辨性十分强大。对于世界历史系统性的反思归纳以及深入探讨对于我们探究历史的真谛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五篇：历史哲学书目

历史哲学读本

1、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英）沃尔什著，何兆武、张文杰翻译：《历史哲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新中国书局，1949年版。

4、朱谦之：《历史哲学大纲》，民智书局，1933年4月。

5、胡秋原：《历史哲学概论》，民智书局，民国时期。

6、常乃惠：《历史哲学论丛》，商务印书馆，1947年7月。

7、佘树声：《历史哲学——关于过去、现在及未来的思考》陕西人民出版社。

8、黑格尔，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三联书店。

9、韩震：《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10、[英]格鲁内尔 ：《历史哲学——批判的论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1、牟宗三：《历史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2、赵家祥等著：《历史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3、（美）威廉·德雷，王炜（山东大学）等译,:《历史哲学》,三联书店。

14、蒋荣昌：《历史哲学——关于历史生成的原则》，巴蜀书社。

15、陈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复旦大学出版社。

16、张文杰等编：《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

17、庄国雄（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等：《历史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历史哲学读本

1、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英）沃尔什著，何兆武、张文杰翻译：《历史哲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新中国书局，1949年版。

4、朱谦之：《历史哲学大纲》，民智书局，1933年4月。

5、胡秋原：《历史哲学概论》，民智书局，民国时期。

6、常乃惠：《历史哲学论丛》，商务印书馆，1947年7月。

7、佘树声：《历史哲学——关于过去、现在及未来的思考》陕西人民出版社。

8、黑格尔，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三联书店。

9、韩震：《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10、[英]格鲁内尔 ：《历史哲学——批判的论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1、牟宗三：《历史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2、赵家祥等著：《历史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3、（美）威廉·德雷，王炜（山东大学）等译,:《历史哲学》,三联书店。

14、蒋荣昌：《历史哲学——关于历史生成的原则》，巴蜀书社。

15、陈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复旦大学出版社。

16、张文杰等编：《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

17、庄国雄（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等：《历史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