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巴菲特给MBA的讲话,受益匪浅
我想先讲几分钟的套话,然后我就主要来接受你们的提问。我想谈的是你们的所思所想。我鼓励你们给我出难题,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原文:我希望你们扔些高难度的球,如果你们的投球带些速度的话,我回答起来会更有兴致)你们几乎可以问任何问题,除了上个礼拜的Texas A&M的大学橄榄球赛,那超出我所能接受的极限了。我们这里来了几个SunTrust(译者注:美国一家大型商业银行)的人。我刚刚参加完Coca Cola的股东大会(译者注:Warren Buffett的投资公司是Coca Cola的长期大股东之一),我坐在吉米*威廉姆斯边上。吉米领导了SunTrust多年。吉米一定让我穿上这件SunTrust的T恤到这来。我一直试着让老年高尔夫联盟给我赞助,但是都无功而返。没想到我在SunTrust这,却做的不错。吉米说,基于SunTrust存款的增长,我会得到一定比例的酬劳。所以我为SunTrust鼓劲。(译者注:巴菲特在开玩笑)
关于你们走出校门后的前程,我在这里只想讲一分钟。你们在这里已经学了很多关于投资方面的知识,你们学会如何做好事情,你们有足够的IQ能做好,你们也有动力和精力来做好,否则你们就不会在这里了。你们中的许多人都将最终实现你们的理想。但是在智能和能量之外,还有更多的东西来决定你是否成功,我想谈谈那些东西。实际上,在我们Omaha(译者注:Berkshire Hathaway公司的总部所在地)有一位先生说,当他雇人时,他会看三个方面:诚信,智能,和精力。雇一个只有智能和精力,却没有诚信的人会毁了雇者。一个没有诚信的人,你只能希望他愚蠢和懒惰,而不是聪明和精力充沛。我想谈的是第一点,因为我知道你们都具备后两点。在考虑这个问题时,请你们和我一起玩玩这个游戏。你们现在都是在MBA的第二年,所以你们对自己的同学也应该都了解了。
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来买进10%的你的一个同学的权利,一直到他的生命结束。你不能选那些有着富有老爸的同学,每个人的成果都要靠他自己的努力。我给你一个小时来想这个问题,你愿意买进哪一个同学余生的10%。你会给他们做一个IQ测试吗,选那个IQ值最高的?我很怀疑。你会挑那个学习成绩最好的吗,我也怀疑。你也不一定会选那个最精力充沛的,因为你自己本身就已经动力十足了。你可能会去寻找那些质化的因素,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很有脑筋的。你想了一个小时之后,当你下赌注时,可能会选择那个你最有认同感的人,那个最有领导才能的人,那个能实现他人利益的人,那个慷慨,诚实,即使是他自己的主意,也会把功劳分予他人的人。所有这些素质,你可以把这些你所钦佩的素质都写下来。
(你会选择)那个你最钦佩的人。然后,我这里再给你们下个跘儿。在你买进10%你的同学时,你还要卖出10%的另外一个人。这不是很有趣吗?你会想我到底卖谁呢?你可能还是不会找IQ最低的。你可能会选那个让你厌恶的同学,以及那些令你讨厌的品质。那个你不愿打交道的人,其他人也不愿意与之打交道的人。是什么品质导致了那一点呢?你能想出一堆来,比如不够诚实,爱占小便宜等等这些,你可以把它们写在纸的右栏。当你端详纸的左栏和右栏时,会发现有意思的一点。能否将橄榄球扔出60码之外并不重要,是否能在9秒3之内跑100码也不重要,是否是班上最好看的也无关大局。真正重要的是那些在纸上左栏里的品质。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拥有所有那些品质。那些行动,脾气,和性格的品质,都是可以做到的。它们不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力所不能及的。再看看那些右栏里那些让你厌恶的品质,没有一项是你不得不要的。如果你有的话,你也可以改掉。在你们这个年纪,改起来比在我这个年纪容易得多,因为大多数这些行为都是逐渐固定下来的。人们都说习惯的枷锁开始轻得让人感受不到,一旦你感觉到的时候,已经是沉重得无法去掉了。我认为说得很对。我见过很多我这个年纪或者比我还年轻10岁,20岁的人,有着自我破坏性习惯而又难以自拔,他们走到哪里都招人厌恶。他们不需要那样,但是他们已经无可救药。但是,在你们这个年纪,任何习惯和行为模式都可以有,只要你们愿意,就只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就象本杰明.格拉姆(上个世纪中叶著名的金融投资家)一样,在他还是十几岁的少年时,他四顾看看那些令人尊敬的人,他想我也要做一个被人尊敬的人,为什么我不象那些人一样行事呢?他发现那样去做并不是不可能的。他对那些令人讨厌的品质采取了与此相反的方式而加以摒弃。所以我说,如果你把那些品质都写下来,好好思量一下,择善而从,你自己可能就是那个你愿意买入10%的人!更好的是你自己本就100%的拥有你自己了。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注: 我非常喜欢这一段,讲的就是integrety高于一切。)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谈谈你们所感兴趣的。我们可以从这儿或那儿举起的手开始。下面是前几天提交的“巴菲特的一次演讲”的第二部分,主要集中于与学生们的问答交流。
问题:你对日本的看法?
巴菲特:我不是一个太宏观的人。现在日本10年期的贷款利息只有1%。我对自己说,45年前,我上了本杰明.格拉姆的课程,然后我就一直勤勤恳恳,努力工作,也许我应该比1%挣的多点吧?看上去那不是不可能的。我不想卷入任何汇率波动的风险,所以我会选择以日元为基准的资产,如地产或企业,必须是日本国内的。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挣得比1%多,因为那是我资金的成本。可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发现一家可以投资的生意。这真的很有趣。日本企业的资产回报率都很低。他们有少数企业会有4%,5%,或6%的回报。如果日本企业本身赚不了多少钱的话,那么其资产投资者是很难获得好的回报的。
当然,有一些人也赚了钱。我有一个同期为本杰明.格拉姆工作过的朋友。那是我第一次买股票的方法,即寻找那些股票价格远低于流动资本的公司,非常便宜但又有一点素质的公司。我管那方法叫雪茄烟蒂投资法。你满地找雪茄烟蒂,终于你找到一个湿透了的,令人讨厌的烟蒂,看上去还能抽上一口。那一口可是免费的。你把它捡起来,抽上最后一口,然后扔了,接着找下一个。这听上去一点都不优雅,但是如果你找的是一口免费的雪茄烟,这方法还值得做。不要做低回报率的生意。时间是好生意的朋友,却是坏生意的敌人。如果你陷在糟糕的生意里太久的话,你的结果也一定会糟糕,即使你的买入价很便宜。
如果你在一桩好生意里,即使你开始多付了一点额外的成本,如果你做的足够久的话,你的回报一定是可观的。我现在从日本没发现什么好生意。也可能日本的文化会作某些改变,比如他们的管理层可能会对公司股票的责任多一些,这样回报率会高些。但目前来看,我看到的都是一些低回报率的公司,即使是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说来也令人惊奇,因为日本这样一个完善巨大的市场却不能产生一些优秀的高回报的公司。日本的优秀只体现在经济总量上,而不是涌现一些优质的公司(译者注:对中国而言,这样的问题何止严重10倍!)。这个问题已经给日本带来麻烦了。我们到现在为止对日本还是没什么兴趣。只要那的利息还是 1%,我们会继续持观望态度。
问题:有传闻说,你成为长期资金管理基金的救场买家?你在那里做了什么?你看到了什么机会?(译者注:长期资金管理基金是一家著名的对冲基金。1994年创立。创立后的头些年盈利可观,年均40%以上。但是,在1998年,这家基金在4个月里损失了46个亿,震惊世界)巴菲特:在最近的一篇财富杂志(封面是鲁本.默多克)上的文章里讲了事情的始末。有点意思。是一个冗长的故事,我这里就不介绍来龙去脉了。我接了一个非常慎重的关于长期资金管理基金的电话。那是4个星期前的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吧。我孙女的生日Party在那个傍晚。在之后的晚上,我会飞到西雅图,参加比尔.盖茨的一个12天的阿拉斯加的私人旅程。所以我那时是一点准备都没有的。于是星期五我接了这个电话,整个事情变得严重起来。在财富的文章发表之前,我还通了其他一些相关电话。我认识他们(译者注:长期资金管理基金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我还很熟。很多人都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工作过。事情很关键。美联储周末派了人过去(译者注:纽约)。在星期五到接下来的周三这段时间里,纽约储备局导演了没有联邦政府资金卷入的长期资金管理基金的救赎行动。我很活跃。但是我那时的身体状况很不好,因为我们那时正在阿拉斯加的一些峡谷里航行,而我对那些峡谷毫无兴趣。船长说我们朝着可以看到北极熊的方向航行,我告诉船长朝着可以稳定接收到卫星信号的方向航行(才是重要的)(译者注:巴菲特在开玩笑,意思是他在船上,却一直心系手边的工作)。星期三的早上,我们出了一个报价。那时,我已经在蒙塔那(译者注:美国西北部的一个州)了。我和纽约储备局的头儿通了话。他们在10点会和一批银行家碰头。我把意向传达过去了。纽约储备局在10点前给在怀俄明(译者注:美国西北部的一个州)的我打了电话。我们做了一个报价。那确实只是一个大概的报价,因为我是在远程(不可能完善细节性的东西)。
最终,我们对2.5亿美元的净资产做了报价,但我们会在那之上追加30到32.5亿左右。Berkshire Hathaway(巴菲特的投资公司)分到30个亿, AIG有7个亿, Goldman Sachs有3个亿。我们把投标交了上去,但是我们的投标时限很短,因为你不可能对价值以亿元计的证券在一段长时间内固定价格,我也担心我们的报价会被用来作待价而沽的筹码。最后,银行家们把合同搞定了。那是一个有意思的时期。
整个长期资金管理基金的历史,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对它有多熟悉,其实是波澜壮阔的。如果你把那16个人,象John Meriwether, Eric Rosenfeld,Larry Hilibrand,Greg Hawkins, Victor Haghani,还有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Myron Scholes和Robert Merton,放在一起,可能很难再从任何你能想像得到的公司中,包括象微软这样的公司,找到另外16个这样高IQ的一个团队。那真的是一个有着难以置信的智商的团队,而且他们所有人在业界都有着大量的实践经验。他们可不是一帮在男装领域赚了钱,然后突然转向证券的人。这16个人加起来的经验可能有350年到400年,而且是一直专精于他们目前所做的。第3个因素,他们所有人在金融界都有着极大的关系网,数以亿计的资金也来自于这个关系网,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的资金。超级智商,在他们内行的领域,结果是他们破产了。这于我而言,是绝对的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我要写本书的话,书名就是“为什么聪明人净干蠢事”。我的合伙人说那本书就是他的自传(笑)(注:这里合伙人指的是芒格。芒格曾经因为用margin出过很大问题。他们现在还经常拿这个开玩笑。)这真的是一个完美的演示。
就我自己而言,我和那16个人没有任何过节。他们都是正经人,我尊敬他们,甚至我自己有问题的时候,也会找他们来帮助解决。他们绝不是坏人。但是,他们为了挣那些不属于他们,他们也不需要的钱,他们竟用属于他们,他们也需要的钱来冒险。这就太愚蠢了。这不是IQ不IQ的问题。用对你重要的东西去冒险赢得对你并不重要的东西,简直无可理喻,即使你成功的概率是100比1,或1000比1。如果你给我一把枪,弹膛里一千个甚至一百万个位置,然后你告诉我,里面只有一发子弹,你问我,要花多少钱,才能让我拉动扳机。我是不会去做的。你可以下任何注,即使我赢了,那些钱对我来说也不值一提。如果我输了,那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我对这样的游戏没有一点兴趣。可是因为头脑不清楚,总有人犯这样的错。有这样一本一般般的书,却有着一个很好的书名,“一生只需富一次 ”。这再正确不过了,不是码?如果你有一个亿开始,每年没有一点风险的可以挣10%,有些风险,但成功率有99%的投资会赚20%。
一年结束,你可能有1.1个亿,也可能有1.2个亿,这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你这时候过世,写亡讯的人可能错把你有的1.2个亿写成1.1个亿了,有区别也变成没区别了(笑)。对你,对你的家庭,对任何事,都没有任何一点点不同。但是万一有点闪失的话,特别是当你管理他人的钱时,你不仅仅损失了你的钱,你朋友的钱,还有你的尊严和脸面。我所不能理解的是,这16个如此高智商的能人怎么就会玩这样一个游戏。简直就是疯了。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决定基本上都依赖于一些事情。他们都有着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背景,他们说一个6或7西格玛的事件(指金融市场的波动幅度)是伤他们不着的。他们错了,历史是不会告诉你将来某一金融事件发生的概率的。他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学统计,他们认为关于股票的(历史)数据揭示了股票的风险。我认为那些数据根本就不会告诉你股票的风险!我认为数据也不会揭示你破产的风险。也许他们现在也这么想了?事实上,我根本不想用他们来作例子,因为他们的经历换一种形式,很可能发生在我们中的每个人身上。我们在某些关键之处存在着盲点,因为我们懂得太多的其他地方。正象Henry Gutman所说的,破产的多是两类人:一是一窍不通者;一是学富五车者。这其实是令人悲哀的。我们是从来不借钱的,即使有保险做担保。即使是在我只有1 万块钱的时候,我也决不借钱。借钱能带来什么不同玛? 我只凭我一己之力时我也乐趣无穷。一万,一百万,和一千万对我都没有什么不同。当然,当我遇到类似紧急医疗事件的情况下会有些例外。基本上,在钱多钱少的情况下,我都会做同样的事情。如果你从生活方式的角度来想想你们和我的不同,我们穿的是同样的衣服,当然我的是SunTrust给的;我们都有机会喝上帝之泉(说这话的时候,巴菲特开了一瓶可乐),我们都去麦当劳,好一点的,奶酪皇后(译者注:即DairyQueen,一家类似于麦当劳的快餐店),我们都住在冬暖夏凉的房子里,我们都在平面大电视上看Nebraska和Texas A&M(美国的两所大学)的橄榄球比赛,我们的生活没什么不同,你能得到不错的医疗,我也一样,唯一的不同可能是我们旅行的方式不同,我有我的私人飞机来周游世界,我很幸运。但是除了这个之外,你们再想想,我能做的你们有什么不能做呢?我热爱我的工作,但是我从来如此,无论我在谈大合同,还是只赚一千块钱的时候。我希望你们也热爱自己的工作。如果你总是为了简历上好看些就不断跳槽,做你不喜欢的工作,我认为你的脑子一定是进了水。我碰到过一个28 岁的哈佛毕业生,他一直以来都做得不错。
我问他,下一步你打算做些什么?他说,可能读个MBA吧,然后去个管理资询的大公司,简历上看着漂亮点。我说,等一下,你才28岁,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你的简历比我看到过的最好的还要强十倍,现在你要再找一个你不喜欢的工作,你不觉得这就好像把你的性生活省下来到晚年的时候再用吗?是时候了,你就要去做的(不能老等着)。(这是一个比喻)但是我想我把我的立场告诉了他。你们走出去,都应该选择那些你热爱的工作,而不是让你的简历看上去风光。当然,你的爱好可能会有变化。(对那些你热爱的工作,)每天早上你是蹦着起床的。当我走出校园的时候,我恨不得马上就给格拉姆干。但是我不可能为他白干,于是他说我要的工资太高了(所以他没有要我)。但我总是不停地bug他,同时我自己也卖了3年的证券,期间从不间断地给他写信,聊我的想法,最终他要了我,我在他那儿工作了几年。那几年是非常有益的经验。我总是做我热爱的工作。抛开其他因素,如果你单纯的高兴做一项工作,那么那就是你应该做的工作。你会学到很多东西,工作起来也会觉得有无穷的乐趣。可能你将来会变。但是(做你热爱的工作),你会从工作中得到很多很多。起薪的多寡无足轻重。
不知怎么,扯得远了些。总之,如果你认为得到两个X比得到一个让你更开心,你可能就要犯错了。重要的是发现生活的真谛,做你喜欢做的。如果你认为得到10个或20个X是你一切生活的答案,那么你就会去借钱,做些短视,以及不可理喻的事情。多年以后,不可避免地,你会为你的所作所为而后悔。至此,巴菲特的演讲终于过半。
问题:讲讲你喜欢的企业吧, 不是企业具体的名字,而是什么素质的企业你喜欢?
巴菲特:我只喜欢我看得懂的生意,这个标准排除了90%的企业。你看,我有太多的东西搞不懂。幸运的是,还是有那么一些东西我还看得懂。
设想一个诺大的世界里,大多数公司都是上市的,所以基本上许多美国公司都是可以买到的。让我们从大家都懂的事情上开始讲吧(巴菲特举起他的可乐瓶),我懂得这个,你懂得这个,每个人都懂这个。这是一瓶樱桃可乐,从1886年起就没什么变化了。很简单,但绝不容易的生意。
我可不想要对竞争者来说很容易的生意,我想要的生意外面得有个城墙,居中是价值不菲的城堡,我要负责的、能干的人才来管理这个城堡。
我要的城墙可以是多样的,举例来说,在汽车保险领域的GEICO(译者注:美国一家保险公司),它的城墙就是低成本。人们是必须买汽车保险的,每人每车都会有,我不能卖20份给一个人,但是至少会有一份。消费者从哪里购买呢?这将基于保险公司的服务和成本。多数人都认为(各家公司的)服务基本上是相同的或接近的,所以成本是他们的决定因素。所以,我就要找低成本的公司,这就是我的城墙。
当我的成本越比竞争对手的低,我会越加注意加固和保护我的城墙。当你有一个漂亮的城堡,肯定会有人对它发起攻击,妄图从你的手中把它抢走,所以我要在城堡周围建起城墙来。
三十年前,柯达公司的城墙和可口可乐的城墙是一样难以逾越的。如果你想给你6个月的小孩子照张像,20年或50年后你再来看那照片,你不会象专业摄影师那样来衡量照片质量随着时间的改变,真正决定购买行为的是胶卷公司在你的心目中的地位。柯达向你保证你今天的照片,20年,50年后看起来仍是栩栩如生,这一点对你而言可能恰恰是最重要的。30 年前的柯达就有那样的魅力,它占据了每个人的心。在地球上每个人的心里,它的那个小黄盒子都在说,柯达是最好的。那真是无价的。
现在的柯达已经不再独占人们的心。它的城墙变薄了,富士用各种手段缩小了差距。柯达让富士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赞助商,一个一直以来由柯达独占的位置。于是在人们的印象里,富士变得和柯达平起平坐起来。
与之相反的是,可口可乐的城墙与30年前比,变得更宽了。你可能看不到城墙一天天的变化。但是,每次你看到可口可乐的工厂扩张到一个目前并不盈利,但20年后一定会的国家,它的城墙就加宽些。企业的城墙每天每年都在变,或厚或窄。10年后,你就会看到不同。
我给那些公司经理人的要求就是,让城墙更厚些,保护好它,拒竞争者于墙外。你可以通过服务,产品质量,价钱,成本,专利,地理位置来达到目的。
我寻找的就是这样的企业。那么这样的企业都在做什么生意呢?我要找到他们,就要从最简单的产品里找到那些(杰出的企业)。因为我没法预料到10年以后,甲骨文,莲花,或微软会发展成什么样。比尔.盖茨是我碰到过的最好的生意人。微软现在所处的位置也很好。但是我还是对他们10年后的状况无从知晓。同样我对他们的竞争对手10年后的情形也一无所知。
虽然我不拥有口香糖的公司,但是我知道10年后他们的发展会怎样。互联网是不会改变我们嚼口香糖的方式的,事实上,没什么能改变我们嚼口香糖的方式。会有很多的(口香糖)新产品不断进入试验期,一些以失败告终。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如果你给我10个亿,让我进入口香糖的生意,打开一个缺口,我无法做到。这就是我考量一个生意的基本原则。给我10个亿,我能对竞争对手有多少打击?给我100个亿,我对全世界的可口可乐的损失会有多大?我做不到,因为,他们的生意稳如磐石。给我些钱,让我去占领其他领域,我却总能找出办法把事情做到。
所以,我要找的生意就是简单,容易理解,经济上行得通,诚实,能干的管理层。这样,我就能看清这个企业10年的大方向。如果我做不到这一点,我是不会买的。基本上来讲,我只会买那些,即使纽约证交所从明天起关门五年,我也很乐于拥有的股票。如果我买个农场,即使五年内我不知道它的价格,但只要农场运转正常,我就高兴。如果我买个公寓群,只要它们能租出去,带来预计的回报,我也一样高兴。
人们买股票,根据第二天早上股票价格的涨跌,决定他们的投资是否正确,这简直是扯淡。正如格拉姆所说的,你要买的是企业的一部分生意。这是格拉姆教给我的最基本最核心的策略。你买的不是股票,你买的是一部分企业生意。企业好,你的投资就好,只要你的买入价格不是太离谱。
这就是投资的精髓所在。你要买你看得懂的生意,你买了农场,是因为你懂农场的经营。就是这么简单。这都是格拉姆的理念。我6、7岁就开始对股票感兴趣,在11岁的时买了第一只股票。我沉迷于对图线,成交量等各种技术指标的研究。然后在我还是19岁的时候,幸运地拿起了格拉姆的书。书里说,你买的不是那整日里上下起伏的股票标记,你买的是公司的一部分生意。自从我开始这么来考虑问题后,所以一切都豁然开朗。就这么简单。
我们只买自己谙熟的生意。在坐的每一个人都懂可口可乐的生意。我却敢说,没人能看懂新兴的一些互联网公司。我在今年的Berkshire Hathaway的股东大会上讲过,如果我在商学院任教,期末考试的题目就是评估互联网公司的价值,如果有人给我一个具体的估价,我会当场晕倒的(笑)。我自己是不知道如何估值的,但是人们每天都在做!
如果你这么做是为了去竞技比赛,还可以理解。但是你是在投资。投资是投入一定的钱,确保将来能恰当幅度地赚进更多的钱。所以你务必要晓得自己在做什么,务必要深入懂得(你投资的)生意。你会懂一些生意模式,但绝不是全部。问题:就如你刚才所说,你已经讲了事情的一半,那就是去寻找企业,试着去理解商业模式,作为一个拥有如此大量资金的投资者,你的积累足以让你过功成身退。回到购买企业的成本,你如何决定一个合适的价格来购买企业? 巴菲特:那是一个很难作出的决定。对一个我不确信(理解)的东西,我是不会买的。如果我对一个东西非常确信,通常它带给我的回报不会是很可观的。为什么对那些你只有一丝感觉会有40%回报的企业来试手气呢?我们的回报不是惊人的高,但是一般来讲,我们也不会有损失。1972年,我们买了See‟s Candy(一家糖果公司)。See‟s Candy每年以每磅1.95美元的价格,卖出1千6百万磅的糖果,产生4百万的税前利润。我们买它花了2千5百万。我和我的合伙人觉得See‟s Candy有一种尚未开发出来的定价魔力,每磅1.95美元的糖果可以很容易地以2.25的价钱卖出去。每磅30分的涨价,1千6百万磅就是额外的4百 80万呀,所以2千5百万的购买价还是划算的。我们从未雇过咨询师。我们知道在加州每个人都有一个想法。每个加州人心中对See‟s Candy都有一些特殊的印象,他们绝对认这个牌子的糖。在情人节,给女孩子送See‟s Candy的糖,她们会高兴地亲它。如果她们把糖扔在一边,爱理不理,那我们的生意就糟糕了。只要女孩子亲吻我们的糖,那就是我们要灌输给加州人脑子里的,女孩子爱亲See‟s Candy的糖。如果我们能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就可以涨价了。
我们在1972年买的See‟s Candy,那之后,我们每年都在12月26日,圣诞节后的第一天,涨价。圣诞节期间我们卖了很多糖。今年,我们卖了3千万磅糖,一磅赚2个美元,总共赚了6千万。十年后,我们会赚得更多。在那6千万里,5千5百万是在圣诞节前3周赚的。耶稣的确是我们的好朋友(笑)。这确实是一桩好生意。如果你再想想,关于这生意的重要一点是,多数人都不买盒装巧克力来自己消费,他们只是用它来做为生日或节日的馈赠礼品。情人节是每年中最重要的一天。圣诞节是迄今为止最最重要的销售季节。女人买糖是为了圣诞节,她们通常在那前后2-3周来买。男人买糖是为了情人节。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开着车,我们在收音机节目里放广告,“内疚,内疚”,男人们纷纷从高速路上出去,没有一盒巧克力在手,他们是不敢回家的。
情人节是销售最火的一天。你能想像,在情人节那天,See‟s Candy的价钱已经是11美元一磅了(译者注:又涨价了)。当然还有别的牌子的糖果是6美元一磅。当你在情人节的时候回家(这些都是关于See‟s Candy深入人心的一幕幕场景,你的那位接受你的礼品,由衷地感谢你,祝福剩下的一年),递给你的那位(6块钱的糖),说,“亲爱的,今年我买的是廉价货”?这绝不可能行得通!
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东西和价格是没关系的,或者说,不是以价格为导向的。这就像迪斯尼。迪斯尼在全世界卖的是16.95或19.95美元的家庭影像制品。人们,更具体的说,那些当妈妈的对迪斯尼有着特殊的感情。在座的每个人在心中对迪斯尼都有着一些情愫。如果我说环球影视,它不会唤起你心中的那种特殊情愫;我说20世纪福克斯公司,你也不会有什么反应。但是迪斯尼就不同。这一点在全世界都如此。当你的年纪变老的时候,那些(迪斯尼的)影像制品,你可以放心让小孩子每天在一边看几个小时。你知道,一个这样的影片,小孩子会看上20遍。当你去音像店时,你会坐在那儿,把十几种片子都看上一遍,然后决定你的孩子会喜欢哪一部?这种可能性很小。别的牌子卖16.95,而迪斯尼的卖17.95,你知道买迪斯尼的不会错,所以你就买了。在某些你没有时间的事情上,你不一定非要做高质量的决定。而作为迪斯尼而言,就可以因此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多得多的影片。多好的生意!而对其他牌子来讲,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梦想家们一直努力打造出类似于迪斯尼概念的品牌,来同它在世界范围内竞争,取代人们心中对迪斯尼的那份特殊情愫。比如,环球影视吧,妈妈们不会在音像店里买他们的片子,而放弃迪斯尼的。那是不可能发生的。可口可乐是在全球范围内和喜悦的情绪关联在一起的。不管你花多少钱,你想让全世界的50亿人更喜欢RC可乐(译者注:巴菲特杜撰出来的饮料牌子),那是做不到的。你可以搞些诡计,做折扣促销,等等,但都是无法得逞的。这就是你要的生意,你要的城墙。
问题:在你购买公司的分析过程里,是否有些数字会告诉你不要买?哪些东西是质化的,哪些东西是量化的?
巴菲特:最好的买卖里,从数字的角度来讲,几乎都要告诉你不要买。你可能对(被购买公司的)产品的印象是非常之深,但是你对那套雪茄烟蒂式的廉价思维已经根深蒂固。我曾经拥有一个风力发电公司。相信我,风力发电公司如同雪茄烟蒂一般廉价。我们买的也很便宜,只相当于公司流动资金的三分之一的价钱。我们却实赚了钱,但是这种收益是不可复制的,更象是一次性的买卖。你可不想做那样的事情,但我经历了那样一个阶段,在那个阶段里,我还买过租车公司等等一些生意。
谈到质化的东西,我可能在接到电话的那一刻就能感受到了。几乎我们买的所有企业,只需要10分钟,15分钟的分析。我今年买了两个企业。General Re(译者注:全球最大的再保险公司之一)是一个180亿的交易。我连它们的总部都没去过。我希望它们的的确确有个总部(译者注:巴菲特在开玩笑)。在那之前,我买了Executive Jet,主要做部分拥有小型飞机的生意(译者注:美国近年来,很流行私人拥有飞机。但毕竟花销很大,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起。所以,买一部分飞机的拥有权,这样你可以有一段你自己的飞行计划和路线,变得很实际)。在我们买之前,我也没去过它的公司总部。四年前,我给我的家庭买了一个飞机计划的四分之一拥有权。我亲身体会了他们的服务,我也看到了这些年它们的迅速发展。(在购买交易发生之前,)我拿到了它们的经营数据。
如果你不能马上足够了解所作的生意,即使你花上一二个月,情况也未见得会有多少改观。你必须对你可能了解的和不能了解的有个切身体会,你必须对你的能力范围有个准确的认知。范围的大小无关大局,重要的是那个范围里的东西。哪怕在那个范围里只有成千上万家上市公司里的30个公司,只要有那30家,你就没问题。你所做的就应当是深入了解这30家公司的业务,你根本不需要去了解和学习其他的东西。在我早年的时候,我做了大量功课来熟悉生意上的事情。我们走出去,采取所谓„抹黄油‟的方式,去与企业的用户谈,与企业以前的雇员谈,与企业的供应商谈,我们能找到的每一个人。每次我看到业界的专业人员,举例来说,我对采煤业有兴趣,我会遍访每一家采煤公司,问每一位CEO,“如果要在业界买一家公司,你认为我该买哪一家?为什么?” 如果你把这些片段的信息串起来,你会学到很多业界的信息。当你问到竞争对手的时候,你会得到非常相似的答案。比如说,如果你有一个解决一切问题的良方,那么你首先要解决的竞争对手是谁?为什么?通过这种手段,你很快会发现谁是业界最好的企业。
做投资的好处是你不用学习日新月异的知识和技能。当然你愿意那么去做,就另当别论了。四十年前你了解的口香糖的生意,现如今依旧适用,没有什么变化。我认识一个人,他的岳父去世了,丢下一间他创建的制鞋公司。这个人托Goldman Sachs来卖掉这家公司。他和我的一个朋友在佛罗里达打高尔夫,提到了这件事。我朋友让他给我打电话。他打了,结果我们用五分钟谈成了这桩生意。我认识这个人,我基本了解制鞋生意,所以我就买了。质化的方面定了后,就是价格了。我的答案只有是或者不是,很简单,谈判的时候没什么圈子可兜。只要价格合适,我就会买。不然的话,谈判之前我很快乐,谈判不成我也一样。
问题:可口可乐最近发布了对未来季度调低盈利预期的消息。你对可口可乐并没有因为在美国之外的许多问题,包括亚洲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而撒谎怎么看? 巴菲特:我很喜欢他们(的诚实)。
事实上,在未来20年,可口可乐在国际上的市场增长要比在美国国内好得多。在美国国内的人均消费量会增长,但在别的国家的增长会快得多。可口可乐可能会有一段3个月,也可能是3年的艰难时期,但不会是未来的20年。人们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高效地工作,他们会发现换取一瓶可乐(巴菲特举起手中的可乐瓶),就占他们每天所获得的劳动报酬的比例而言,实在是一笔很好的买卖。实际上,我是一天五瓶(笑)。在1936年的时候,我第一次用25美分买了6瓶可乐(单卖是5美分一瓶)。那是6.5盎司的瓶子,2美分的瓶子押金,实际上是6.5盎司的可乐只要5美分。现在是12盎司的罐子,如果你在周末去买大瓶装的,减少一些在包装上的费用,你基本上可以花20美分多一点买12盎司。你现在在每盎司上花的钱只是1936年的两倍多一点点。相对于人们不断增长的购买力而言,可乐实际上在年复一年地变得越来越便宜。在全世界的两百多个国家里,这个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产品的人均消费量每年都在增长。它霸占着饮料市场,真的是难以置信。有一件人们可能不懂,但却使这个产品有着数以百亿元的价值的简单事实就是可乐没有味觉记忆。你可以在9点,11点,下午3点,5点喝上一罐,5点时你喝的味道和你一早上9点喝的味道一样好。其他的饮料如甜苏打水,橙汁,根啤都做不到这一点,它们对味道有着累积作用(译者注:累积使味觉麻木),重复的饮用会使你厌烦。我们在See‟s Candy的雇员可以免费享用公司生产糖果。在他们第一天工作的时候,他们渴着劲儿吃。但在那之后,他们再吃起来就跟要花钱买似的。为什么?巧克力一样有着味觉累积。
但是可乐就没有味觉累积。这意味着,全世界的人们可以每天都可以消费很多次可乐,而不是其他的饮料,所以你得到的就是可乐之难以企及的人均消费量。在今天,全世界范围内可乐的日销售量超过800亿盎司。这个数目还在年复一年地增长。增长还体现在无论是以国家计还是人均计的消费量上。20年后,在美国之外的增长讲远远超过美国国内。我分外看好国际市场的前景。(目前可乐的国际危机,)短期来讲对他们确实有消极的影响,但这不是一个大不了的问题。可口可乐公司于1919年上市,那时的价格是40美元左右。一年后,股价降了50%,只有19美元。看起来那是一场灾难。瓶装问题,糖料涨价,你总能发现这样那样的原因让你觉得那不是一个合适的买入时机。一些年之后,又发生了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核武器竞赛等。总是有原因(让你不买)。如果你在一开始40块钱买了一股,然后你把派发的红利进行再投资(买入可口可乐的股票),一直到现在,那股可乐股票的价值是5百万。这个事实压倒了一切。如果你看对了生意模式,你就会赚很多钱。
切入点的时机是很难把握的。所以,如果我拥有的是一个绝佳的生意,我丝毫不会为某一个事件的发生,或者它对未来一年的影响等等而担忧。当然,在过去的某些个时间段,政府施加了价格管制政策。企业因而不能涨价,即使最好的企业有时也会受影响,我们的See‟s Candy糖果不能在12月26日涨价。但是,管制该发生的时候就会发生,它绝不会把一个杰出的企业蜕变成一个平庸的企业。政府是不可能永远实施管制政策的。
一个杰出的企业可以预计到将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但不一定会准确到何时会发生。重心需要放在“什么”上面,而不是“何时”上。如果对“什么”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对“何时”大可不必过虑。问题:谈谈你投资上的失误吧。
巴菲特:你有多少时间?(译者注:巴菲特的幽默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关于失误的有趣的一点是,在投资上,至少对我和我的合伙人而言,最大的失误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没有做什么。对于我们所知甚多的生意,当机会来到时,我们却犹豫了,而不是去做些什么。我们错过了赚取数以十亿元计的大钱的好机会。不谈那些我们不懂的生意,只专注于那些我们懂的。我们确实错过了从微软身上赚大钱的机会,但那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懂微软的生意。但是对于在医疗保健股票上理应赚得的几十亿,我们却错过了。当克林顿政府推出医疗保健计划时,医疗保健公司获益非浅。我们应当在那上面赚得盘满钵满的,因为我懂那里面的因果。80年代中期,我们应当在Fannie Mae(译者注:美国一家受政府支持,专做二级房贷的超大型公司)上获利颇丰,因为我们也算得清个中的究竟。这些都是数以十亿计的超级错误,却不会被 GAAP会计法则抓个现形。
你们所看到的错误,比如我买下了几年前我买的US Air(译者注:巴菲特在这笔交易中几乎损失了全部的投资,3.6个亿)。当我手里有很多现金的时候,我就很容易犯错误。查理(译者注:巴菲特的合伙人)让我去酒吧转转,不要总滞留在办公室里(笑)。但是我一有闲钱,又总在办公室里,我想我是够愚昧的,这种事时有发生。
总之,我买了US Air的股票,虽然没人逼着我买。现在我有一个800的电话号码,每次我打算买航空公司的股票后,我就打这个电话。我跟他们讲我很蠢,老犯错,他们总是劝我别买,不断地和我聊,让我别挂电话,不要仓促地做任何决定。最后,我就会放弃要购买的冲动。(译者注:真有这么回事吗?听起来像是巴菲特在开玩笑)
于是我买了US Air的股票。看上去我们的投资要打水漂了,而且我们的投资也确实几乎全打了水漂,(那笔糟糕的投资)理应全军覆没的。我因为价钱非常诱人而买了那些股票,但是那绝不是个诱人的行业。我对所罗门的股票犯了同样的错误,股票本身价廉诱人没错,但那应该是杜绝涉足的行业。
你可以说那是一种犯错的模式。你中意具体交易的条件,但不感冒交易公司所处的行业。我以前犯过这样的错误,很可能将来我还会犯这样的错误。但更大的错误还是我一开始所讲的因犹豫和迟疑所致。当我只有1万块钱的时候,我投资了两千在汽修厂,而且肉包子打狗,那笔机会成本高达60个亿(笑),是个大错。当Berkshire的股价下降时,我还能感受好些,因为那也降低了汽修厂的购买成本(笑),以及20%的机会成本。
当你聊到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时,我笃信你最好还是从他人的失败中来学习吧,越多越好(笑)。在Berkshire公司里,我们绝不花一点时间来缅怀过去。我和我的合伙人是40年的哥们了,从没有任何的争吵。我们有很多事情上会有不同的见解,但从没有过争吵,我们也从不回顾过去。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希冀,都认为牵绊于„如果我们那样做了。。‟的假设是不可理喻的,那样做不可能改变既成的事实。
你只能活在现在时。你也许可以从你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教训,但最关键的还是坚持做你懂的生意。如果是一个本质上的错误,比如涉足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东西,因为其他人建议的影响等等,所以在一无所知的领域做了一些交易,那倒是你应该好好学习的。你应该坚守在凭自身能力看得透的领域。
当你做出决策时,你应该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扪心自问,“我以一股55元的价格买入100股通用汽车的股票是因为。。”。你对自己所有的购买行为负责,必须时刻充满理性。如果理由不充分,你的决定只能是不买。如果仅仅是有人在鸡尾酒会上提起过,那么这个理由远未充分。也不可能是因为一些成交量或技术指标看上去不错,或盈利等等。必须确实是你想拥有那一部分生意的原因,这一直是我们尽量坚持做到的,也是格拉姆教给我的。
问题:谈谈目前的经济形式和利率,和将来的走向?
巴菲特:我不关心宏观的经济形式。在投资领域,你最希望做到的应该是搞清楚那些重要的,并且是可以搞懂的东西。对那些既不重要,又难以搞懂的东西,你忘了它们就对了。你所讲的,可能是重要的,但是难以拎清。了解可口可乐,Wrigley(译者注:美国一家营销口香糖的公司),或柯达,他们的生意是可以拎得清的。当然你的研究最后是否重要还取决于公司的评估,当前的股价等因素。但是我们从未因对宏观经济的感觉来买或者不买任何一家公司。我们根本就不读那些预估利率,企业利润的文章,因为那些预估真的是无关痛痒。1972年,我们买了See‟s Candy,那之后不久政府实施了价格管制,但那又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因为价格管制的原因没有买)我们就错过了以2千5百万买下一个现如今税前利润6千万的生意!
我们不愿因为自身本就不精通的一些预估而错过买到好生意的机会。我们根本就不听或不读那些涉及宏观经济因素的预估。在通常的投资咨询会上,经济学家们会做出对宏观经济的描述,然后以那为基础展开咨询活动。在我们看来,那样做是毫无道理的。
假想Alan Greenspan(译者注:上一任美联储主席)在我一边,Robert Rubin(译者注:克林顿时期美财长)在我另一边,即使他们都悄悄告诉我未来12个月他们的每一步举措,我是无动于衷的,而且这也不会对我购买 Executive Jets飞机公司或General Re再保险公司,或我做的任何事情有一丝一毫的影响。
巴菲特:我在华尔街上工作了两年多。我在东西海岸都有最好的朋友。能见到他们让我很开心,当我去找他们的时候,总是会得到一些想法。但是最好的能对投资进行深思熟虑的方法就是去一间没有任何人的屋子,只是静静地想。如果那都不能让你想的话,没有什么可以。(身处华尔街的)缺点就是,在任何一个市场环境下,华尔街的情况都太极端了,你会被过度刺激,好像被逼着每天都要去做点什么。钱德勒家族花两千块钱买了可口可乐公司,除此之外,就不要再做其他的事情了。事情的关键是无为而治,即使在1919年也不要卖(钱德勒家族在这一年卖掉了可乐公司)。
所以,你所找寻的出路就是,想出一个好方法,然后持之以恒,尽最大可能,直到把梦想变成现实。在每五分钟就互相叫价一个来回,人们甚至在你的鼻子底下报价的环境里,想做到不为所动是很难的。华尔街靠的是不断的买进卖出来赚钱,你靠的是不去做买进卖出而赚钱。这间屋子里的每个人之间每天互相交易你们所拥有的股票,到最后所有人都会破产,而所有钱财都进了经纪公司的腰包。相反地,如果你们象一般企业那样,50年岿然不动,到最后你赚得不亦乐乎,而你的经纪只好破产。就像一个医生,依赖于你变更所用药品的频率而赚钱。如果一种用药就能包治百病,那么他只能开一次处方,做一次交易,他的赚头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如果他能说服你每天更新处方是一条接往健康的通途,他会很乐于开出处方,你也会烧光你的钱,不但不会更健康,反而处境会更差。
你应该做的是远离那些促使你做出仓促决定的环境。华尔街自有它的功效,在我回Omaha之前,每六个月都有一个长长的单子的事情去做,一大批公司去考察,我会让自己做的事情对得起旅行花的钱。然后,我会(离开华尔街)回Omaha,仔细考量。
问题:投资人如何来给Berkshire或微软这样从来不分红的公司估值?
巴菲特:这是个关于Berkshire从来不分红的问题。Berkshire将来也不会分红,这是一个我可以担保的承诺(笑)。你能从Berkshire得到的是将(红利)放进安全的存款箱,每年你可以拿出来好好地把玩一翻,然后再把它放回原位。这样,你会得到巨大的自我满足感。可别小瞧了这样的自我满足感!(译者:像不像葛朗台数钱?)
当然,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我们能否让截留下来的钱财以可观的幅度升值。这是我们一直孜孜以求的。查理和我的立身之本也在此处。当然,这项任务正变得越来越难。我们管的钱越多,就越难做到(以可观的幅度升值)。如果Berkshire的大小只有现在的百分之一,我们升值的幅度要比现在好得多。如果我们能做到不断地升值,那么派发红利自然是不明智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做到了让截留下来的红利再投资胜过直接派发红利。但是,没有人可以保证在将来还能这样。在某一个阶段,总会有物极必反的时候。
保持持续增长是我们努力的目标。那也是唯一衡量我们公司价值的标尺。公司总部的大小等等都不能用来衡量公司的价值。Berkshire有4万5千名雇员,但在总部只有12人和3千5百平方英尺(译者注:300多平米)的办公室。这一点我们不打算改变。
我们用公司的表现来评估自己,我们也以此来谋生。相信我,比起从前来,(保持持续增长)难得多了。
问题:什么时候你会认为你的投资已经实现了它的增长极限?
巴菲特:理想的情况是当你购买生意的时候,你不希望你买的企业有一个增长极限。我买可口可乐公司的时候,我不希望10年,15年后看到可乐弹尽粮绝。不排除有这个可能,但可能性接近于零。我们想看到的是,当你买一个公司,你会乐于永久地持有那个公司。同样的道理,当人们买Berkshire的股票的时候,我希望他们打算一辈子持有它。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可能行不通。我不想说,这是唯一的购买股票的方式,但是我希望依据那样的方式来购买股票的一群人加入Berkshire,因为我不希望总是看到 一群不同的股东。我实际上对Berkshire股东的变化更替实行跟踪。
举个例子,如果有一个教堂,我是行祷告之人,看到做礼拜的人每个星期都换掉一半,我不会说,这真是太好了,看看我的成员流动性有多强呀(笑)。我宁愿在每个星期天看到教堂里坐满了同样那么一批人。
当我们考量生意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原则。基本上我们寻找那些打算永久持有的生意。那样的企业并不多。在一开始,我的主意比资金多得多,所以我不断地卖出那些我认为吸引力差些的股票以便来购买那些新近发现的好生意。但这已经不是我们现在的问题了。(译者注:我们现在不缺钱,而是缺好生意)购买企业的五年后,我们希望彼时如同此时一般的满意。如果有一些极其庞大的兼并机会,也可能我们需要卖出一些股票(来筹措资金)。当然,我很乐于拥有那样的问题。
我们在购买企业时从来不预先定下一个目标价。比如,如果我们的买入价是30,当股价到达40,50,60,或100时,我们就卖,诸如此类。我们不再如此的行事。当我们花2500万买私有公司See‟s Candy时,我们没有“如果有人出5000万我们就卖”的计划。那不是一个考量生意的正确方式。我们考量生意的方式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否买下的企业会带来越来越多的利润?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任何其他问题都是多余的。
问题:你是如何看待对所罗门的投资的?类似的,长期管理资金的买卖?
巴菲特:我们投资所罗门的原因是,在1987年9月,所罗门公司是一家9%资产被证券化的企业,道指在这一年涨了35%,之前我们卖了很多股票,一下子手里有了很多现金,并且看上去我们暂时不会用得到它们。所以,在这个我通常不会购买股票的行业里,我们采用了这种有吸引力的证券形式,购买了所罗门。这是一个错误。最后结果还不错,但那不是我应该做的。我应该再等等,这样一年后我会多买一些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或者我在当时就该买,即便可乐那时的卖价真的不便宜。
对于长期管理资金,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了对和证券有关的其他生意的了解。其中一个就是套利。套利,我做了45年,格拉姆做了30年。套利是必须靠近电话,我自己也必须东奔西跑地做,因为它要求我跟紧跟大市的脉动。现在我已经不做了,除非出现我自己看得懂,又是极大的套利机会。
我这一辈子可能做了300桩,可能更多,套利的交易。套利本身是很好的生意。长期管理资金有很多套利的头寸,它前10名的头寸可能占据了90%的资金。我对那前10名的头寸有一些了解。我虽然不了解其中所有的细节,但是我已经掌握足够多的信息。同时,交易中我们将得到可观的折扣,我们也有足够的本钱打持久战,所以我们觉得交易可以进行。我们是可能在那样的交易中赔钱的。但是,我们占据了一些有利因素,我们是在我们懂得的领域作战。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头寸,不像长期管理资金那么大,因为像那么大规模的确实不多。那些头寸或涉及到收益曲线的关系(译者注:Yield Curve),或跟不同时期发布的政府债券有关等等(译者注:on the run, off the run)。如果在证券业足够长的话,这些品种都是要接触到的。它们不是我们的核心生意,平均大概占到我们年收益的0.5% 至0.75%,算是额外的一点惊喜吧。问题:谈一谈投资多元化吧。巴菲特:如果你不是一个职业投资者,如果你的目标不是远超大多数人表现的话,那么你就需要做到最大可能的投资多元化。98%,99%,甚至更高比例的人需要尽可能地去多元化,而不是不断地买进卖出。你们面临的选择就是管理成本很低的指数类的共同基金了。(译者注:指数类的基金指用计算机模型来模拟股票指数,如道琼斯指数,纳斯达克指数,所包含的股票,权重,和走势。投资者可以将指数基金当成普通股票来投资)
如果你认为拥有部分美国是值得的话,就去买指数基金。你拥有了一部分美国。对此我没有任何异议,那就是你应该的做法,除非你想给投资游戏带些悬念,并着手对企业做评估。一旦你进入对企业做评估的领域,下定决心要花时间,花精力把事情做好,我会认为投资多元化,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犯了大错。
那天我在SunTrust的时候,有人问了一个问题。如果要做到真正懂生意的话,那么你懂的生意可能不会超过6个。如果你真的懂6个生意的话,那就是你所需要的所有多元化,我保证你会因此而赚很多钱。
把钱放在第七个主意上,而不是选择投更多的钱于最好的主意,绝对是个错误。很少有人会因他们第七好的主意而赚钱,很多人却因为他们最棒的主意而发财。我认为,对任何一个拥有常规资金量的人而言,如果他们真的懂得所投的生意,6个已经绰绰有余了。在我最看好的生意中,我只拥有一半左右。我自己就没有去做所谓的投资多元化。许多我所知晓的做的不错的人都没有多元化他们的投资。唯一的例外是 Walter Schloss(译者注:同巴菲特一样,也是本杰明.格拉姆的门生。他的基金收益50年来一直领先大市),他做到了多元化,投资了方方面面。我管他叫诺亚,因为他在每个行业都投两个企业。(笑)(译者注:诺亚方舟的典故)问题:你如何区分P&G和可口可乐公司?
巴菲特:P&G是一个很好的公司,有着很强的行销网络,旗下有很多名牌,等等。如果你告诉我,我要离开20年,这期间我们家族的资产都放在了P&G上面,我不会感到不高兴的。P&G是我5%的选择之一。20年的时间,它不会消亡的。但是,未来20年,30年的时间里,相对于P&G,我对可口可乐公司的单位增长率,定价能力更看好些。目前可乐的定价能力可能差些。设想以下,数以十亿计的日均消费量,多一分钱,那就是一千万。Berkshire拥有8%的股份,那就是每天80万。看上去不是不可能,不是吗?现在就想涨价,在很多市场是行不通的。但假以时日,二十年后,可乐在单位消费量里一定赚得更多,并且总量上也会卖得更多。我不确信这个涨幅会有多大,但是我确信一定会增长。
我不认为P&G的主要产品有可乐这样的统治力,有这样的消费量增长率,但是P&G依旧是好公司。即使我可能会更中意其他一些公司,但是那样的公司凤毛麟角。
问题:麦当劳的20年前景如何?
巴菲特:麦当劳的情况里,许多因素都起作用,特别是海外的因素。麦当劳在海外的处境比在美国国内要强势一些。这个生意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难。人们,那些等着派发礼物的孩子除外,不愿每天都吃麦当劳。喝可乐的人,今天喝五罐,明天可能还会喝五罐。快餐业比这要艰难得多。但是,如果你一定要在快餐业里,世界范围里这个行业规模是巨大的,选择一家的话,你会选麦当劳。它有着最好的定位。虽然对小孩子虽是美味,对成人而言它却不是最好吃的。近来,它进入了用降价来促销的领域,而不是靠产品本身来销售。我个人更中意那些靠产品本身就卖钱的公司。在这一点上,我更喜欢吉列。人们不是因为还有一些附送的小礼品而买Mark 3。在本质上,吉列的产品更强势些。Berkshire拥有很多吉列的股票。当你想到几十亿的男人脸上每天每夜长出的胡子,更好的是,还有女人的两条腿,你晚上的睡眠一定会很香甜。那才是你要的生意。
如果你想的是下个月我要用什么降价策略来压制汉堡王(译者注:Berger King),如果它们和迪斯尼签了协议,而我却没有。。等等。我偏爱那些独立的产品,不需要做降价促销这些噱头来让它更有吸引力。虽然你可以用那些伎俩来做好生意,比如,麦当劳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但它终究不像可乐那样,像可乐那样的几乎也没有。
如果你一定要在那个领域买一家企业,就买奶酪皇后吧!我是开玩笑的,还是买麦当劳吧。一段时间以前,Berkshire买了奶酪皇后,所以我在这儿给奶酪皇后不知羞耻地做广告(笑)。问题:你对能源基础行业的公司怎么看?
巴菲特:我考虑了很久了,因为这方面的投资要花很多钱的。我甚至考虑过要彻底买下一个公司。我们Omaha公司总部的一个人员通过CalEnergy(译者注:一家位于Omaha的地热能源公司)做了一些投资。
但是,对于能源行业在政府的调控下究竟会如何发展,我还不是太懂。我看到了一些因素对高成本的企业在曾经的垄断地域是如何的具有破坏性。我不确信哪家会因而得益,程度又是如何等等。
当然,不同的能源企业的成本会有高有低。水利发电的成本是每千瓦2分钱,它们的优势就非同小可了。但是在它们所产出的电力里,它们自己能保留多少,它们又可以把多少电力发送到区外,我还没想通。所以,对于这个行业未来十年的情况,我还看不清。(译者注:在美国,发电公司的电力交易和定价并不完全是市场行为,而是有政府做管理调控的)
但这的确是一个我一直以来不断考量的行业。一旦我理出些头绪,我会付诸行动的。我晓得产品的吸引力,各个方面用户需要的确定性,还有现在这些公司的价钱可能很便宜,等等。我只是不确定在未来的十年里,谁会从中赚大钱,所以我还处于观望的态度。
问题:为什么资本市场更青睐大型企业,而不是小型企业?
巴菲特:我们不在乎企业的大小,是巨型,大型,小型,还是微型。企业的大小无所谓。真正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对企业,对生意懂多少;是否是我们看好的人在管理它们;产品的卖价是否具有竞争力。
从我自己管理Berkshire的经验来看,我需要将从General Re带来的750到800个亿的保费进行投资。我只能投资5桩生意,我的投资因而就只局限于那些大公司。如果我只有10万块,我是不会在乎所投资企业的大小的,只要我懂得它们的生意就行。
在我看来,总体而言,大企业过去十年来表现非常杰出,甚至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没人能预计到美国公司的资产收益率能接近于20%。这主要归功于特大型公司。由于较低的利息率,和高得多的资产回报率,对这些公司的评估也必然会显著的上调。如果把美国公司假想成收益率20%的债券,比起收益率13%的债券自然是好得多。这是近些年来确实发生的情况,是否会一直如此,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个人对此表示怀疑。
除了我所管理资金多少的因素,我不会在乎企业的大小。See‟s Candy在我们买它时,还只是一个年收入二千五百万的生意。如果我们现在还能找到一个类似的,即使按照我们公司现在的运作规模,我也乐于买下它。(我认为)是那些令人确信的因素才真正重要。
问题:在过去的五年里,不动产业的主流都是私有的。你对不动产业的证券化有何高见?
巴菲特:巨大的不动产业债务的证券化的确是近来资本市场里的一个疑难症结。以房屋贷款为基础的证券了无生气。我指的是商业房贷,而不是居民房贷。我想你的问题是关于资产(证券化)方面的。
拥有公司是一种很不好的拥有资产的方式。如果你把公司收入税摊派给个人,因而个人就可以只交纳一种税。如果是常规的公司形式,人们被迫两次缴税(译者注:一次公司,一次个人)。在不动产业,你不需要那样做的,(真那样的话)回报上会因缴税而受很大的影响。
REIT(译者注:专门投资不动产业的共同基金,公司税率很低,但主要盈利都要派发给股东), 巧妙避开了法律的规定,因而人们不需要两次缴纳。但是它们的管理费用也很高。如果你进入不动产业,举例讲你如果买最简单的REIT,每年有8%的收益,除去1%或1.5%的费用后,所得也不是那么有吸引力了。对只有千把块钱或5千块钱的投资,可能还可以。但是如果是百万级的投资,直接去买不动产可能更划算些,这样你能避免在中间人上可观的开销。
在不动产领域,我们鲜有令人激动的发现。看到一些特大型的地产公司,有些人可能会有些迷惑,我在这里试着不冒犯在座的各位,这里举一个例子,得克萨斯太平洋土地基金,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公司,在得克萨斯州有着几百万公顷的土地,每年卖掉1%的土地,并以那为基准,得出一个比市场行情高得多的估价。我认为,如果你是土地的拥有者,那样的估价是毫无道理的。你不可能交易50%,甚至是20%的土地,这比流动性很差的股票还要差得多。我认为对许多不动产公司的估价都是愚蠢的,都是那些不曾拥有土地的人或是想卖出大量土地套现的人的伎俩。
REIT基金今年的市场表现很不好,这个你们可能都知道。不难想象它们将会变成没人要的一类,同你的不动产卖价相比,它们会以很大的折扣贱卖。事情会变得很有趣。因为接下来的问题是REIT基金的管理层是否会同你斗争到底,因为(卖出不动产的过程中)他们不得不放弃管理物业的收入。他们的实际利益同股东的正好相反。我总是在想,REIT基金一直在鼓吹他们优秀的不动产和廉价的股票,而管理层却在市场上卖股票,比如他们说28块钱的股票很便宜了,他们却在28元以下卖股票,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但是,我们还是在关注着这一块。我们懂得这个行业,在不同的时段,我们会考虑进行一些特大笔的交易。如果有长期资金管理公司的事件在不动产领域里发生了,我们会敞开胸怀的。问题是其他许多人也会纷至沓来的,所以出现让我们兴奋的价格的可能性并不大。问题:据我的理解,在你的理论里,熊市对抄底买家是很有利的。你是如何预计,在一个走下坡路的市场里,你的长期性盈利状况呢?
巴菲特:对于大市的走势,我一无所知。虽然我的偏好无足轻重,但是我希望它向下调整。市场对我的感情是无暇顾及的(笑)。这是在你学习股票时,首要了解的一点。
如果你买了100股通用汽车之后,对通用一下子充满了感情。当它降价时,你变得暴躁,怨天尤人;当它攀升时,你沾沾自喜,自以为聪明,对通用也是喜爱有加。你变得如此情绪化。但是,股票却不晓得谁买了它。股票只是一个物质存在而已,它并不在乎谁拥有了它,又花了多少钱,等等。我对市场的感情是不会有一丝回报的。我们这里靠的是一个异常冰冷的肩膀(笑)。
未来10年里,在座的每个人可能都是股票的净买家,而不是净卖家,所以每人都应该盼着更低的股价。未来10年里,你们肯定是汉堡包的大吃家,所以你盼着更便宜的汉堡包,除非你是养牛“专业户”。如果你现在还不拥有可口可乐的股票,你又希望买一些,你一定盼着可乐的股价走低。你盼着超市在周末大甩卖,而不是涨价。
纽约证交所就如同公司的超市。你知道自己要买股票,那么你盼着什么好事呢,你恨不得股价都跳水,越深越好,这样你就可以拣到些便宜货了。20年以后,30年以后,当你退休开始要支取养命钱了,或者你的后代支取你的养命钱时(笑),你也许会希望股价能高点。在格拉姆的“智慧的投资者”一书中的第8 章,描述了对待股票市场上下波动的态度,以及第20章中讲到了安全边际效应的问题,我认为是所有描写投资的著述中最好的两篇。因为当我在19岁读到第8章时,我恍然大悟。我领悟到了上面涉及的心得。看上去它们显而易见,但我从前没有体会过。如果不是那文章里的解释,恐怕过了100年,我还在盼着股价节节高呢。
我们希望股票降价,但是我并不晓得股票市场会有如何的走势。恐怕我永远也不会。我甚至想都不去想这些事情。当股市真的走低时,我会很用心的研究我要买些什么,因为我相信到那时我可以更高效地使用手上的资金。
这时主持人插嘴过来,说下面的问题将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巴菲特马上笑着说,好,你就帮我选那个最后的幸运儿吧。你也可以选自己。(笑)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有幸再重新活一次的话,你会去做些什么,让你的生活更快乐?
巴菲特:这听上去有点让人反胃。我也许会从活到120岁的那群人的基因池中做个选择吧(笑)。
我认为我自己是罕见的幸运。让我在这里花上一到二分钟讲个例子,也许值得我们好好想想。让我们做这样一个假设,在你出生的24小时以前,一个先知来到你的身边。他说,“小家伙,你看上去很不错,我这里有个难题,我要设计一个你将要生活的世界。如果是我设计的话,太难了,不如你自己来设计吧。所以,在 24小时以内,你要设计出所有那些社交规范,经济规范,还有管理规范等等。你会生活在那样一个世界里,你的孩子们会生活在那样一个世界里,孩子们的孩子们会生活在那样一个世界里。”你问先知,“是由我来设计一切吗”?先知回答说是。你反问,“那这里肯定有什么陷阱”。先知说,“是的,是有一个陷阱。你不知道自己是黑是白,是富是穷,是男是女,体弱多病还是身体强健,聪明还是愚笨。。你能做的就是从装着65亿球的大篮子里选一个代表你的小球”。
我管这游戏叫子宫里的彩票。这也许是决定你命运的事件,因为这将决定你出生在美国还是阿富汗,有着130的IQ还是70,总之这将决定太多太多的东西。如何设计这个你即将降生到的世界呢?
我认为这是一个思考社会问题的好方法。当你对即将得到的那个球毫不知情时,你会把系统设计得能够提供大量的物品和服务,你会希望人们心态平衡,生活富足,同时系统能源源不绝地产出(物品和服务),这样你的子子孙孙能活得更好。而且对那些不幸选错了球,没有接对线路的人们,这个系统也不会亏待他们。在这个系统里,我绝对是接对了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降生后,人们让我来分配资金。这活本身也并不出彩。假设我们都被仍在了一个荒岛上,谁都走不出来,那么在那个岛上,最有价值的人一定是稻谷收获最多的人。如果我说,我能分配资金,估计不会招什么人待敬。
我是在合适的时间来到了合适的地方。盖茨说如果我出生在几百万年前,权当了那些野兽的鱼肉耳。我跑不快,又不会爬树,我什么事也干不了。他说,出生在当代是你的幸运。我确实是幸运的。
时不时地,你可以自问一下,这里有个装着65亿小球的篮子,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在这里;有人随机取出另外100个小球来,你可以再选一个球,但是你必须把你现有的球放回去,你会放回去吗?100个取出的小球里,大约5个是美国人吧,95个不是。如果你想留在这个国家,你能选的就只有5个球。一半是男生,一半是女生,一半是高智商,一半是低智商。你愿意把你现在的小球放回去吗? 你们中的大多数不会为了那一百个球而把你自己的球放回去。所以,你们是世界上最幸运的1%,至少现在是这样。这正是我的感受。一路走来,我是如此幸运。在我出生的时候,出生在美国的比率只有50比1。我幸运有好的父母,在很多事情上我都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幸运地出生在一个对我报酬如此丰厚的市场经济里,对那些和我一样是好公民的人们,那些领着童子军的人们,周日教书的人们,养育幸福的家庭。它们可能在报酬上未必如我,但也并不需要像我一样呀。我真的非常幸运,所以,我盼着我还能继续幸运下去。如果我幸运的话,那个小球游戏给我带来的只有珍惜,做一些我一生都喜欢做的事情,并和那些我欣赏的人交朋友。我只同那些我欣赏的人做生意。如果同一个令我反胃的人合作能让我赚一个亿,那么我宁愿不做。这就如同为了金钱而结成的婚姻一般,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很荒唐,更何况我已经富有了。我是不会为了金钱而成婚的。所以,(如果我有机会重新来过的话)我可能还会去做我做过的每一件事情,当然,购买USAir除外。谢谢!
第二篇:巴菲特给MBA的讲话佛罗里达大学一次演讲
巴菲特给MBA的讲话佛罗里达大学一次演讲
(2011-11-01 11: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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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恩,同样是对商学院学生的演讲,个人觉得乔布斯的那个有名的斯坦佛演讲根本不值一提,无论从文才还是内容,都是很一般的水平呀,很能装的样子。要说人品也满垃圾的...被捧得那么高,去世时这么多人比死亲爹妈还悲痛,有点理解无能.....巴菲特的这篇就非常隽永,多么真诚,每过几年再仔细读一次,都有不同的体会。以后长大了让tt也看看~~恩,说到偶像我就这么一往情深
。另外还有一个是老毛,一个饱受争议的人。以后也让tt多读读他的书,理解不了的话,先背两首他的词也好~~
我想先讲几分钟的套话,然后我就主要来接受你们的提问。我想谈的是你们的所思所想。我鼓励你们给我出难题,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原文:我希望你们扔些高难度的球,如果你们的投球带些速度的话,我回答起来会更有兴致)你们几乎可以问任何问题,除了上个礼拜的TexasA&M的大学橄榄球赛,那超出我所能接受的极限了。我们这里来了几个SunTrust(译者注:美国一家大型商业银行)的人。我刚刚参加完CocaCola的股东大会(译者注:WarrenBuffett的投资公司是CocaCola的长期大股东之一),我坐在吉米*威廉姆斯边上。吉米领导了SunTrust多年。吉米一定让我穿上这件SunTrust的T恤到这来。我一直试着让老年高尔夫联盟给我赞助,但是都无功而返。没想到我在SunTrust这,却做的不错。吉米说,基于SunTrust存款的增长,我会得到一定比例的酬劳。所以我为SunTrust鼓劲。(译者注:巴菲特在开玩笑)
关于你们走出校门后的前程,我在这里只想讲一分钟。你们在这里已经学了很多关于投资方面的知识,你们学会如何做好事情,你们有足够的IQ能做好,你们也有动力和精力来做好,否则你们就不会在这里了。你们中的许多人都将最终实现你们的理想。但是在智能和能量之外,还有更多的东西来决定你是否成功,我想谈谈那些东西。实际上,在我们Omaha(译者注:BerkshireHathaway公司的总部所在地)有一位先生说,当他雇人时,他会看三个方面:诚信,智能,和精力。雇一个只有智能和精力,却没有诚信的人会毁了雇者。一个没有诚信的人,你只能希望他愚蠢和懒惰,而不是聪明和精力充沛。我想谈的是第一点,因为我知道你们都具备后两点。在考虑这个问题时,请你们和我一起玩玩这个游戏。你们现在都是在MBA的第二年,所以你们对自己的同学也应该都了解了。
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来买进10%的你的一个同学的权利,一直到他的生命结束。你不能选那些有着富有老爸的同学,每个人的成果都要靠他自己的努力。我给你一个小时来想这个问题,你愿意买进哪一个同学余生的10%。你会给他们做一个IQ测试吗,选那个IQ值最高的?我很怀疑。你会挑那个学习成绩最好的吗,我也怀疑。你也不一定会选那个最精力充沛的,因为你自己本身就已经动力十足了。你可能会去寻找那些质化的因素,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很有脑筋的。你想了一个小时之后,当你下赌注时,可能会选择那个你最有认同感的人,那个最有领导才能的人,那个能实现他人利益的人,那个慷慨,诚实,即使是他自己的主意,也会把功劳分予他人的人。所有这些素质,你可以把这些你所钦佩的素质都写下来。
(你会选择)那个你最钦佩的人。然后,我这里再给你们下个跘儿。在你买进10%你的同学时,你还要卖出10%的另外一个人。这不是很有趣吗?你会想我到底卖谁呢?你可能还是不会找IQ最低的。你可能会选那个让你厌恶的同学,以及那些令你讨厌的品质。那个你不愿打交道的人,其他人也不愿意与之打交道的人。是什么品质导致了那一点呢?你能想出一堆来,比如不够诚实,爱占小便宜等等这些,你可以把它们写在纸的右栏。当你端详纸的左栏和右栏时,会发现有意思的一点。能否将橄榄球扔出60码之外并不重要,是否能在9秒3之内跑100码也不重要,是否是班上最好看的也无关大局。真正重要的是那些在纸上左栏里的品质。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拥有所有那些品质。那些行动,脾气,和性格的品质,都是可以做到的。它们不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力所不能及的。
再看看那些右栏里那些让你厌恶的品质,没有一项是你不得不要的。如果你有的话,你也可以改掉。在你们这个年纪,改起来比在我这个年纪容易得多,因为大多数这些行为都是逐渐固定下来的。人们都说习惯的枷锁开始轻得让人感受不到,一旦你感觉到的时候,已经是沉重得无法去掉了。我认为说得很对。我见过很多我这个年纪或者比我还年轻10岁,20岁的人,有着自我破坏性习惯而又难以自拔,他们走到哪里都招人厌恶。他们不需要那样,但是他们已经无可救药。但是,在你们这个年纪,任何习惯和行为模式都可以有,只要你们愿意,就只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就象本杰明.格拉姆(上个世纪中叶著名的金融投资家)一样,在他还是十几岁的少年时,他四顾看看那些令人尊敬的人,他想我也要做一个被人尊敬的人,为什么我不象那些人一样行事呢?他发现那样去做并不是不可能的。他对那些令人讨厌的品质采取了与此相反的方式而加以摒弃。所以我说,如果你把那些品质都写下来,好好思量一下,择善而从,你自己可能就是那个你愿意买入10%的人!更好的是你自己本就100%的拥有你自己了。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注:我非常喜欢这一段,讲的就是integrety高于一切。)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谈谈你们所感兴趣的。我们可以从这儿或那儿举起的手开始。
下面是前几天提交的“巴菲特的一次演讲”的第二部分,主要集中于与学生们的问答交流。
问题:你对日本的看法?
巴菲特:我不是一个太宏观的人。现在日本10年期的贷款利息只有1%。我对自己说,45年前,我上了本杰明.格拉姆的课程,然后我就一直勤勤恳恳,努力工作,也许我应该比1%挣的多点吧?看上去那不是不可能的。我不想卷入任何汇率波动的风险,所以我会选择以日元为基准的资产,如地产或企业,必须是日本国内的。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挣得比1%多,因为那是我资金的成本。可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发现一家可以投资的生意。这真的很有趣。日本企业的资产回报率都很低。他们有少数企业会有4%,5%,或6%的回报。如果日本企业本身赚不了多少钱的话,那么其资产投资者是很难获得好的回报的。
当然,有一些人也赚了钱。我有一个同期为本杰明.格拉姆工作过的朋友。那是我第一次买股票的方法,即寻找那些股票价格远低于流动资本的公司,非常便宜但又有一点素质的公司。我管那方法叫雪茄烟蒂投资法。你满地找雪茄烟蒂,终于你找到一个湿透了的,令人讨厌的烟蒂,看上去还能抽上一口。那一口可是免费的。你把它捡起来,抽上最后一口,然后扔了,接着找下一个。这听上去一点都不优雅,但是如果你找的是一口免费的雪茄烟,这方法还值得做。不要做低回报率的生意。时间是好生意的朋友,却是坏生意的敌人。如果你陷在糟糕的生意里太久的话,你的结果也一定会糟糕,即使你的买入价很便宜。
如果你在一桩好生意里,即使你开始多付了一点额外的成本,如果你做的足够久的话,你的回报一定是可观的。我现在从日本没发现什么好生意。也可能日本的文化会作某些改变,比如他们的管理层可能会对公司股票的责任多一些,这样回报率会高些。但目前来看,我看到的都是一些低回报率的公司,即使是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说来也令人惊奇,因为日本这样一个完善巨大的市场却不能产生一些优秀的高回报的公司。日本的优秀只体现在经济总量上,而不是涌现一些优质的公司(译者注:对中国而言,这样的问题何止严重10倍!)。这个问题已经给日本带来麻烦了。我们到现在为止对日本还是没什么兴趣。只要那的利息还是1%,我们会继续持观望态度。
问题:有传闻说,你成为长期资金管理基金的救场买家?你在那里做了什么?你看到了什么机会?(译者注:长期资金管理基金是一家著名的对冲基金。1994年创立。创立后的头些年盈利可观,年均40%以上。但是,在1998年,这家基金在4个月里损失了46个亿,震惊世界)
巴菲特:在最近的一篇财富杂志(封面是鲁本.默多克)上的文章里讲了事情的始末。有点意思。是一个冗长的故事,我这里就不介绍来龙去脉了。我接了一个非常慎重的关于长期资金管理基金的电话。那是4个星期前的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吧。我孙女的生日Party在那个傍晚。在之后的晚上,我会飞到西雅图,参加比尔.盖茨的一个12天的阿拉斯加的私人旅程。所以我那时是一点准备都没有的。于是星期五我接了这个电话,整个事情变得严重起来。在财富的文章发表之前,我还通了其他一些相关电话。我认识他们(译者注:长期资金管理基金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我还很熟。很多人都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工作过。事情很关键。美联储周末派了人过去(译者注:纽约)。
在星期五到接下来的周三这段时间里,纽约储备局导演了没有联邦政府资金卷入的长期资金管理基金的救赎行动。我很活跃。但是我那时的身体状况很不好,因为我们那时正在阿拉斯加的一些峡谷里航行,而我对那些峡谷毫无兴趣。船长说我们朝着可以看到北极熊的方向航行,我告诉船长朝着可以稳定接收到卫星信号的方向航行(才是重要的)(译者注:巴菲特在开玩笑,意思是他在船上,却一直心系手边的工作)。星期三的早上,我们出了一个报价。那时,我已经在蒙塔那(译者注:美国西北部的一个州)了。我和纽约储备局的头儿通了话。他们在10点会和一批银行家碰头。我把意向传达过去了。纽约储备局在10点前给在怀俄明(译者注:美国西北部的一个州)的我打了电话。我们做了一个报价。那确实只是一个大概的报价,因为我是在远程(不可能完善细节性的东西)。
最终,我们对2.5亿美元的净资产做了报价,但我们会在那之上追加30到32.5亿左右。BerkshireHathaway(巴菲特的投资公司)分到30个亿,AIG有7个亿,GoldmanSachs有3个亿。我们把投标交了上去,但是我们的投标时限很短,因为你不可能对价值以亿元计的证券在一段长时间内固定价格,我也担心我们的报价会被用来作待价而沽的筹码。最后,银行家们把合同搞定了。那是一个有意思的时期。
整个长期资金管理基金的历史,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对它有多熟悉,其实是波澜壮阔的。如果你把那16个人,象JohnMeriwether,EricRosenfeld,LarryHilibrand,GregHawkins,VictorHaghani,还有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MyronScholes和RobertMerton,放在一起,可能很难再从任何你能想像得到的公司中,包括象微软这样的公司,找到另外16个这样高IQ的一个团队。那真的是一个有着难以置信的智商的团队,而且他们所有人在业界都有着大量的实践经验。他们可不是一帮在男装领域赚了钱,然后突然转向证券的人。这16个人加起来的经验可能有350年到400年,而且是一直专精于他们目前所做的。第3个因素,他们所有人在金融界都有着极大的关系网,数以亿计的资金也来自于这个关系网,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的资金。超级智商,在他们内行的领域,结果是他们破产了。这于我而言,是绝对的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我要写本书的话,书名就是“为什么聪明人净干蠢事”。我的合伙人说那本书就是他的自传(笑)(注:这里合伙人指的是芒格。芒格曾经因为用margin出过很大问题。他们现在还经常拿这个开玩笑。)这真的是一个完美的演示。
就我自己而言,我和那16个人没有任何过节。他们都是正经人,我尊敬他们,甚至我自己有问题的时候,也会找他们来帮助解决。他们绝不是坏人。但是,他们为了挣那些不属于他们,他们也不需要的钱,他们竟用属于他们,他们也需要的钱来冒险。这就太愚蠢了。这不是IQ不IQ的问题。用对你重要的东西去冒险赢得对你并不重要的东西,简直无可理喻,即使你成功的概率是100比1,或1000比1。如果你给我一把枪,弹膛里一千个甚至一百万个位置,然后你告诉我,里面只有一发子弹,你问我,要花多少钱,才能让我拉动扳机。我是不会去做的。你可以下任何注,即使我赢了,那些钱对我来说也不值一提。如果我输了,那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我对这样的游戏没有一点兴趣。可是因为头脑不清楚,总有人犯这样的错。有这样一本一般般的书,却有着一个很好的书名,“一生只需富一次”。这再正确不过了,不是码?如果你有一个亿开始,每年没有一点风险的可以挣10%,有些风险,但成功率有99%的投资会赚20%。
一年结束,你可能有1.1个亿,也可能有1.2个亿,这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你这时候过世,写亡讯的人可能错把你有的1.2个亿写成1.1个亿了,有区别也变成没区别了(笑)。对你,对你的家庭,对任何事,都没有任何一点点不同。但是万一有点闪失的话,特别是当你管理他人的钱时,你不仅仅损失了你的钱,你朋友的钱,还有你的尊严和脸面。我所不能理解的是,这16个如此高智商的能人怎么就会玩这样一个游戏。简直就是疯了。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决定基本上都依赖于一些事情。他们都有着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背景,他们说一个6或7西格玛的事件(指金融市场的波动幅度)是伤他们不着的。他们错了,历史是不会告诉你将来某一金融事件发生的概率的。他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学统计,他们认为关于股票的(历史)数据揭示了股票的风险。我认为那些数据根本就不会告诉你股票的风险!我认为数据也不会揭示你破产的风险。也许他们现在也这么想了?事实上,我根本不想用他们来作例子,因为他们的经历换一种形式,很可能发生在我们中的每个人身上。我们在某些关键之处存在着盲点,因为我们懂得太多的其他地方。正象HenryGutman所说的,破产的多是两类人:一是一窍不通者;一是学富五车者。这其实是令人悲哀的。我们是从来不借钱的,即使有保险做担保。即使是在我只有1万块钱的时候,我也决不借钱。借钱能带来什么不同玛?
我只凭我一己之力时我也乐趣无穷。一万,一百万,和一千万对我都没有什么不同。当然,当我遇到类似紧急医疗事件的情况下会有些例外。基本上,在钱多钱少的情况下,我都会做同样的事情。如果你从生活方式的角度来想想你们和我的不同,我们穿的是同样的衣服,当然我的是SunTrust给的;我们都有机会喝上帝之泉(说这话的时候,巴菲特开了一瓶可乐),我们都去麦当劳,好一点的,奶酪皇后(译者注:即DairyQueen,一家类似于麦当劳的快餐店),我们都住在冬暖夏凉的房子里,我们都在平面大电视上看Nebraska和TexasA&M(美国的两所大学)的橄榄球比赛,我们的生活没什么不同,你能得到不错的医疗,我也一样,唯一的不同可能是我们旅行的方式不同,我有我的私人飞机来周游世界,我很幸运。但是除了这个之外,你们再想想,我能做的你们有什么不能做呢?我热爱我的工作,但是我从来如此,无论我在谈大合同,还是只赚一千块钱的时候。我希望你们也热爱自己的工作。如果你总是为了简历上好看些就不断跳槽,做你不喜欢的工作,我认为你的脑子一定是进了水。我碰到过一个28岁的哈佛毕业生,他一直以来都做得不错。
我问他,下一步你打算做些什么?他说,可能读个MBA吧,然后去个管理资询的大公司,简历上看着漂亮点。我说,等一下,你才28岁,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你的简历比我看到过的最好的还要强十倍,现在你要再找一个你不喜欢的工作,你不觉得这就好像把你的性生活省下来到晚年的时候再用吗?是时候了,你就要去做的(不能老等着)。(这是一个比喻)但是我想我把我的立场告诉了他。你们走出去,都应该选择那些你热爱的工作,而不是让你的简历看上去风光。
当然,你的爱好可能会有变化。(对那些你热爱的工作,)每天早上你是蹦着起床的。当我走出校园的时候,我恨不得马上就给格拉姆干。但是我不可能为他白干,于是他说我要的工资太高了(所以他没有要我)。但我总是不停地bug他,同时我自己也卖了3年的证券,期间从不间断地给他写信,聊我的想法,最终他要了我,我在他那儿工作了几年。那几年是非常有益的经验。我总是做我热爱的工作。抛开其他因素,如果你单纯的高兴做一项工作,那么那就是你应该做的工作。你会学到很多东西,工作起来也会觉得有无穷的乐趣。可能你将来会变。但是(做你热爱的工作),你会从工作中得到很多很多。起薪的多寡无足轻重。
不知怎么,扯得远了些。总之,如果你认为得到两个X比得到一个让你更开心,你可能就要犯错了。重要的是发现生活的真谛,做你喜欢做的。如果你认为得到10个或20个X是你一切生活的答案,那么你就会去借钱,做些短视,以及不可理喻的事情。多年以后,不可避免地,你会为你的所作所为而后悔。
至此,巴菲特的演讲终于过半。
问题:讲讲你喜欢的企业吧,不是企业具体的名字,而是什么素质的企业你喜欢?
巴菲特:我只喜欢我看得懂的生意,这个标准排除了90%的企业。你看,我有太多的东西搞不懂。幸运的是,还是有那么一些东西我还看得懂。
设想一个诺大的世界里,大多数公司都是上市的,所以基本上许多美国公司都是可以买到的。让我们从大家都懂的事情上开始讲吧(巴菲特举起他的可乐瓶),我懂得这个,你懂得这个,每个人都懂这个。这是一瓶樱桃可乐,从1886年起就没什么变化了。很简单,但绝不容易的生意。
我可不想要对竞争者来说很容易的生意,我想要的生意外面得有个城墙,居中是价值不菲的城堡,我要负责的、能干的人才来管理这个城堡。
我要的城墙可以是多样的,举例来说,在汽车保险领域的GEICO(译者注:美国一家保险公司),它的城墙就是低成本。人们是必须买汽车保险的,每人每车都会有,我不能卖20份给一个人,但是至少会有一份。消费者从哪里购买呢?这将基于保险公司的服务和成本。多数人都认为(各家公司的)服务基本上是相同的或接近的,所以成本是他们的决定因素。所以,我就要找低成本的公司,这就是我的城墙。
当我的成本越比竞争对手的低,我会越加注意加固和保护我的城墙。当你有一个漂亮的城堡,肯定会有人对它发起攻击,妄图从你的手中把它抢走,所以我要在城堡周围建起城墙来。
三十年前,柯达公司的城墙和可口可乐的城墙是一样难以逾越的。如果你想给你6个月的小孩子照张像,20年或50年后你再来看那照片,你不会象专业摄影师那样来衡量照片质量随着时间的改变,真正决定购买行为的是胶卷公司在你的心目中的地位。柯达向你保证你今天的照片,20年,50年后看起来仍是栩栩如生,这一点对你而言可能恰恰是最重要的。30年前的柯达就有那样的魅力,它占据了每个人的心。在地球上每个人的心里,它的那个小黄盒子都在说,柯达是最好的。那真是无价的。
现在的柯达已经不再独占人们的心。它的城墙变薄了,富士用各种手段缩小了差距。柯达让富士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赞助商,一个一直以来由柯达独占的位置。于是在人们的印象里,富士变得和柯达平起平坐起来。
与之相反的是,可口可乐的城墙与30年前比,变得更宽了。你可能看不到城墙一天天的变化。但是,每次你看到可口可乐的工厂扩张到一个目前并不盈利,但20年后一定会的国家,它的城墙就加宽些。企业的城墙每天每年都在变,或厚或窄。10年后,你就会看到不同。
我给那些公司经理人的要求就是,让城墙更厚些,保护好它,拒竞争者于墙外。你可以通过服务,产品质量,价钱,成本,专利,地理位置来达到目的。
我寻找的就是这样的企业。那么这样的企业都在做什么生意呢?我要找到他们,就要从最简单的产品里找到那些(杰出的企业)。因为我没法预料到10年以后,甲骨文,莲花,或微软会发展成什么样。比尔.盖茨是我碰到过的最好的生意人。微软现在所处的位置也很好。但是我还是对他们10年后的状况无从知晓。同样我对他们的竞争对手10年后的情形也一无所知。
虽然我不拥有口香糖的公司,但是我知道10年后他们的发展会怎样。互联网是不会改变我们嚼口香糖的方式的,事实上,没什么能改变我们嚼口香糖的方式。会有很多的(口香糖)新产品不断进入试验期,一些以失败告终。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如果你给我10个亿,让我进入口香糖的生意,打开一个缺口,我无法做到。这就是我考量一个生意的基本原则。给我10个亿,我能对竞争对手有多少打击?给我100个亿,我对全世界的可口可乐的损失会有多大?我做不到,因为,他们的生意稳如磐石。给我些钱,让我去占领其他领域,我却总能找出办法把事情做到。
所以,我要找的生意就是简单,容易理解,经济上行得通,诚实,能干的管理层。这样,我就能看清这个企业10年的大方向。如果我做不到这一点,我是不会买的。基本上来讲,我只会买那些,即使纽约证交所从明天起关门五年,我也很乐于拥有的股票。如果我买个农场,即使五年内我不知道它的价格,但只要农场运转正常,我就高兴。如果我买个公寓群,只要它们能租出去,带来预计的回报,我也一样高兴。
人们买股票,根据第二天早上股票价格的涨跌,决定他们的投资是否正确,这简直是扯淡。正如格拉姆所说的,你要买的是企业的一部分生意。这是格拉姆教给我的最基本最核心的策略。你买的不是股票,你买的是一部分企业生意。企业好,你的投资就好,只要你的买入价格不是太离谱。
这就是投资的精髓所在。你要买你看得懂的生意,你买了农场,是因为你懂农场的经营。就是这么简单。这都是格拉姆的理念。我6、7岁就开始对股票感兴趣,在11岁的时买了第一只股票。我沉迷于对图线,成交量等各种技术指标的研究。然后在我还是19岁的时候,幸运地拿起了格拉姆的书。书里说,你买的不是那整日里上下起伏的股票标记,你买的是公司的一部分生意。自从我开始这么来考虑问题后,所以一切都豁然开朗。就这么简单。
我们只买自己谙熟的生意。在坐的每一个人都懂可口可乐的生意。我却敢说,没人能看懂新兴的一些互联网公司。我在今年的BerkshireHathaway的股东大会上讲过,如果我在商学院任教,期末考试的题目就是评估互联网公司的价值,如果有人给我一个具体的估价,我会当场晕倒的(笑)。我自己是不知道如何估值的,但是人们每天都在做!
如果你这么做是为了去竞技比赛,还可以理解。但是你是在投资。投资是投入一定的钱,确保将来能恰当幅度地赚进更多的钱。所以你务必要晓得自己在做什么,务必要深入懂得(你投资的)生意。你会懂一些生意模式,但绝不是全部。
问题:就如你刚才所说,你已经讲了事情的一半,那就是去寻找企业,试着去理解商业模式,作为一个拥有如此大量资金的投资者,你的积累足以让你过功成身退。回到购买企业的成本,你如何决定一个合适的价格来购买企业?
巴菲特:那是一个很难作出的决定。对一个我不确信(理解)的东西,我是不会买的。如果我对一个东西非常确信,通常它带给我的回报不会是很可观的。为什么对那些你只有一丝感觉会有40%回报的企业来试手气呢?我们的回报不是惊人的高,但是一般来讲,我们也不会有损失。
1972年,我们买了See‟sCandy(一家糖果公司)。See‟sCandy每年以每磅1.95美元的价格,卖出1千6百万磅的糖果,产生4百万的税前利润。我们买它花了2千5百万。我和我的合伙人觉得See‟sCandy有一种尚未开发出来的定价魔力,每磅1.95美元的糖果可以很容易地以2.25的价钱卖出去。每磅30分的涨价,1千6百万磅就是额外的4百80万呀,所以2千5百万的购买价还是划算的。
我们从未雇过咨询师。我们知道在加州每个人都有一个想法。每个加州人心中对See‟sCandy都有一些特殊的印象,他们绝对认这个牌子的糖。在情人节,给女孩子送See‟sCandy的糖,她们会高兴地亲它。如果她们把糖扔在一边,爱理不理,那我们的生意就糟糕了。只要女孩子亲吻我们的糖,那就是我们要灌输给加州人脑子里的,女孩子爱亲See‟sCandy的糖。如果我们能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就可以涨价了。
我们在1972年买的See‟sCandy,那之后,我们每年都在12月26日,圣诞节后的第一天,涨价。圣诞节期间我们卖了很多糖。今年,我们卖了3千万磅糖,一磅赚2个美元,总共赚了6千万。十年后,我们会赚得更多。在那6千万里,5千5百万是在圣诞节前3周赚的。耶稣的确是我们的好朋友(笑)。这确实是一桩好生意。
如果你再想想,关于这生意的重要一点是,多数人都不买盒装巧克力来自己消费,他们只是用它来做为生日或节日的馈赠礼品。情人节是每年中最重要的一天。圣诞节是迄今为止最最重要的销售季节。女人买糖是为了圣诞节,她们通常在那前后2-3周来买。男人买糖是为了情人节。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开着车,我们在收音机节目里放广告,“内疚,内疚”,男人们纷纷从高速路上出去,没有一盒巧克力在手,他们是不敢回家的。
情人节是销售最火的一天。你能想像,在情人节那天,See‟sCandy的价钱已经是11美元一磅了(译者注:又涨价了)。当然还有别的牌子的糖果是6美元一磅。当你在情人节的时候回家(这些都是关于See‟sCandy深入人心的一幕幕场景,你的那位接受你的礼品,由衷地感谢你,祝福剩下的一年),递给你的那位(6块钱的糖),说,“亲爱的,今年我买的是廉价货”?这绝不可能行得通!
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东西和价格是没关系的,或者说,不是以价格为导向的。这就像迪斯尼。迪斯尼在全世界卖的是16.95或19.95美元的家庭影像制品。人们,更具体的说,那些当妈妈的对迪斯尼有着特殊的感情。在座的每个人在心中对迪斯尼都有着一些情愫。如果我说环球影视,它不会唤起你心中的那种特殊情愫;我说20世纪福克斯公司,你也不会有什么反应。但是迪斯尼就不同。这一点在全世界都如此。当你的年纪变老的时候,那些(迪斯尼的)影像制品,你可以放心让小孩子每天在一边看几个小时。你知道,一个这样的影片,小孩子会看上20遍。当你去音像店时,你会坐在那儿,把十几种片子都看上一遍,然后决定你的孩子会喜欢哪一部?这种可能性很小。别的牌子卖16.95,而迪斯尼的卖17.95,你知道买迪斯尼的不会错,所以你就买了。在某些你没有时间的事情上,你不一定非要做高质量的决定。而作为迪斯尼而言,就可以因此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多得多的影片。多好的生意!而对其他牌子来讲,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
梦想家们一直努力打造出类似于迪斯尼概念的品牌,来同它在世界范围内竞争,取代人们心中对迪斯尼的那份特殊情愫。比如,环球影视吧,妈妈们不会在音像店里买他们的片子,而放弃迪斯尼的。那是不可能发生的。可口可乐是在全球范围内和喜悦的情绪关联在一起的。不管你花多少钱,你想让全世界的50亿人更喜欢RC可乐(译者注:巴菲特杜撰出来的饮料牌子),那是做不到的。你可以搞些诡计,做折扣促销,等等,但都是无法得逞的。这就是你要的生意,你要的城墙。
问题:在你购买公司的分析过程里,是否有些数字会告诉你不要买?哪些东西是质化的,哪些东西是量化的?
巴菲特:最好的买卖里,从数字的角度来讲,几乎都要告诉你不要买。你可能对(被购买公司的)产品的印象是非常之深,但是你对那套雪茄烟蒂式的廉价思维已经根深蒂固。我曾经拥有一个风力发电公司。相信我,风力发电公司如同雪茄烟蒂一般廉价。我们买的也很便宜,只相当于公司流动资金的三分之一的价钱。我们却实赚了钱,但是这种收益是不可复制的,更象是一次性的买卖。你可不想做那样的事情,但我经历了那样一个阶段,在那个阶段里,我还买过租车公司等等一些生意。
谈到质化的东西,我可能在接到电话的那一刻就能感受到了。几乎我们买的所有企业,只需要10分钟,15分钟的分析。我今年买了两个企业。GeneralRe(译者注:全球最大的再保险公司之一)是一个180亿的交易。我连它们的总部都没去过。我希望它们的的确确有个总部(译者注:巴菲特在开玩笑)。在那之前,我买了ExecutiveJet,主要做部分拥有小型飞机的生意(译者注:美国近年来,很流行私人拥有飞机。但毕竟花销很大,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起。所以,买一部分飞机的拥有权,这样你可以有一段你自己的飞行计划和路线,变得很实际)。在我们买之前,我也没去过它的公司总部。四年前,我给我的家庭买了一个飞机计划的四分之一拥有权。我亲身体会了他们的服务,我也看到了这些年它们的迅速发展。(在购买交易发生之前,)我拿到了它们的经营数据。
如果你不能马上足够了解所作的生意,即使你花上一二个月,情况也未见得会有多少改观。你必须对你可能了解的和不能了解的有个切身体会,你必须对你的能力范围有个准确的认知。范围的大小无关大局,重要的是那个范围里的东西。哪怕在那个范围里只有成千上万家上市公司里的30个公司,只要有那30家,你就没问题。你所做的就应当是深入了解这30家公司的业务,你根本不需要去了解和学习其他的东西。在我早年的时候,我做了大量功课来熟悉生意上的事情。我们走出去,采取所谓„抹黄油‟的方式,去与企业的用户谈,与企业以前的雇员谈,与企业的供应商谈,我们能找到的每一个人。每次我看到业界的专业人员,举例来说,我对采煤业有兴趣,我会遍访每一家采煤公司,问每一位CEO,“如果要在业界买一家公司,你认为我该买哪一家?为什么?”如果你把这些片段的信息串起来,你会学到很多业界的信息。当你问到竞争对手的时候,你会得到非常相似的答案。比如说,如果你有一个解决一切问题的良方,那么你首先要解决的竞争对手是谁?为什么?通过这种手段,你很快会发现谁是业界最好的企业。
做投资的好处是你不用学习日新月异的知识和技能。当然你愿意那么去做,就另当别论了。四十年前你了解的口香糖的生意,现如今依旧适用,没有什么变化。
我认识一个人,他的岳父去世了,丢下一间他创建的制鞋公司。这个人托GoldmanSachs来卖掉这家公司。他和我的一个朋友在佛罗里达打高尔夫,提到了这件事。我朋友让他给我打电话。他打了,结果我们用五分钟谈成了这桩生意。我认识这个人,我基本了解制鞋生意,所以我就买了。质化的方面定了后,就是价格了。我的答案只有是或者不是,很简单,谈判的时候没什么圈子可兜。只要价格合适,我就会买。不然的话,谈判之前我很快乐,谈判不成我也一样。
问题:可口可乐最近发布了对未来季度调低盈利预期的消息。你对可口可乐并没有因为在美国之外的许多问题,包括亚洲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而撒谎怎么看?
巴菲特:我很喜欢他们(的诚实)。
事实上,在未来20年,可口可乐在国际上的市场增长要比在美国国内好得多。在美国国内的人均消费量会增长,但在别的国家的增长会快得多。可口可乐可能会有一段3个月,也可能是3年的艰难时期,但不会是未来的20年。人们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高效地工作,他们会发现换取一瓶可乐(巴菲特举起手中的可乐瓶),就占他们每天所获得的劳动报酬的比例而言,实在是一笔很好的买卖。实际上,我是一天五瓶(笑)。在1936年的时候,我第一次用25美分买了6瓶可乐(单卖是5美分一瓶)。那是6.5盎司的瓶子,2美分的瓶子押金,实际上是6.5盎司的可乐只要5美分。现在是12盎司的罐子,如果你在周末去买大瓶装的,减少一些在包装上的费用,你基本上可以花20美分多一点买12盎司。你现在在每盎司上花的钱只是1936年的两倍多一点点。相对于人们不断增长的购买力而言,可乐实际上在年复一年地变得越来越便宜。
在全世界的两百多个国家里,这个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产品的人均消费量每年都在增长。它霸占着饮料市场,真的是难以置信。有一件人们可能不懂,但却使这个产品有着数以百亿元的价值的简单事实就是可乐没有味觉记忆。你可以在9点,11点,下午3点,5点喝上一罐,5点时你喝的味道和你一早上9点喝的味道一样好。其他的饮料如甜苏打水,橙汁,根啤都做不到这一点,它们对味道有着累积作用(译者注:累积使味觉麻木),重复的饮用会使你厌烦。我们在See‟sCandy的雇员可以免费享用公司生产糖果。在他们第一天工作的时候,他们渴着劲儿吃。但在那之后,他们再吃起来就跟要花钱买似的。为什么?巧克力一样有着味觉累积。
但是可乐就没有味觉累积。这意味着,全世界的人们可以每天都可以消费很多次可乐,而不是其他的饮料,所以你得到的就是可乐之难以企及的人均消费量。在今天,全世界范围内可乐的日销售量超过800亿盎司。这个数目还在年复一年地增长。增长还体现在无论是以国家计还是人均计的消费量上。20年后,在美国之外的增长讲远远超过美国国内。我分外看好国际市场的前景。(目前可乐的国际危机,)短期来讲对他们确实有消极的影响,但这不是一个大不了的问题。
可口可乐公司于1919年上市,那时的价格是40美元左右。一年后,股价降了50%,只有19美元。看起来那是一场灾难。瓶装问题,糖料涨价,你总能发现这样那样的原因让你觉得那不是一个合适的买入时机。一些年之后,又发生了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核武器竞赛等。总是有原因(让你不买)。如果你在一开始40块钱买了一股,然后你把派发的红利进行再投资(买入可口可乐的股票),一直到现在,那股可乐股票的价值是5百万。这个事实压倒了一切。如果你看对了生意模式,你就会赚很多钱。
切入点的时机是很难把握的。所以,如果我拥有的是一个绝佳的生意,我丝毫不会为某一个事件的发生,或者它对未来一年的影响等等而担忧。当然,在过去的某些个时间段,政府施加了价格管制政策。企业因而不能涨价,即使最好的企业有时也会受影响,我们的See‟sCandy糖果不能在12月26日涨价。但是,管制该发生的时候就会发生,它绝不会把一个杰出的企业蜕变成一个平庸的企业。政府是不可能永远实施管制政策的。
一个杰出的企业可以预计到将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但不一定会准确到何时会发生。重心需要放在“什么”上面,而不是“何时”上。如果对“什么”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对“何时”大可不必过虑。
问题:谈谈你投资上的失误吧。
巴菲特:你有多少时间?(译者注:巴菲特的幽默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关于失误的有趣的一点是,在投资上,至少对我和我的合伙人而言,最大的失误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没有做什么。对于我们所知甚多的生意,当机会来到时,我们却犹豫了,而不是去做些什么。我们错过了赚取数以十亿元计的大钱的好机会。不谈那些我们不懂的生意,只专注于那些我们懂的。我们确实错过了从微软身上赚大钱的机会,但那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懂微软的生意。
但是对于在医疗保健股票上理应赚得的几十亿,我们却错过了。当克林顿政府推出医疗保健计划时,医疗保健公司获益非浅。我们应当在那上面赚得盘满钵满的,因为我懂那里面的因果。80年代中期,我们应当在FannieMae(译者注:美国一家受政府支持,专做二级房贷的超大型公司)上获利颇丰,因为我们也算得清个中的究竟。这些都是数以十亿计的超级错误,却不会被GAAP会计法则抓个现形。
你们所看到的错误,比如我买下了几年前我买的USAir(译者注:巴菲特在这笔交易中几乎损失了全部的投资,3.6个亿)。当我手里有很多现金的时候,我就很容易犯错误。查理(译者注:巴菲特的合伙人)让我去酒吧转转,不要总滞留在办公室里(笑)。但是我一有闲钱,又总在办公室里,我想我是够愚昧的,这种事时有发生。
总之,我买了USAir的股票,虽然没人逼着我买。现在我有一个800的电话号码,每次我打算买航空公司的股票后,我就打这个电话。我跟他们讲我很蠢,老犯错,他们总是劝我别买,不断地和我聊,让我别挂电话,不要仓促地做任何决定。最后,我就会放弃要购买的冲动。(译者注:真有这么回事吗?听起来像是巴菲特在开玩笑)
于是我买了USAir的股票。看上去我们的投资要打水漂了,而且我们的投资也确实几乎全打了水漂,(那笔糟糕的投资)理应全军覆没的。我因为价钱非常诱人而买了那些股票,但是那绝不是个诱人的行业。我对所罗门的股票犯了同样的错误,股票本身价廉诱人没错,但那应该是杜绝涉足的行业。
你可以说那是一种犯错的模式。你中意具体交易的条件,但不感冒交易公司所处的行业。我以前犯过这样的错误,很可能将来我还会犯这样的错误。但更大的错误还是我一开始所讲的因犹豫和迟疑所致。当我只有1万块钱的时候,我投资了两千在汽修厂,而且肉包子打狗,那笔机会成本高达60个亿(笑),是个大错。当Berkshire的股价下降时,我还能感受好些,因为那也降低了汽修厂的购买成本(笑),以及20%的机会成本。
当你聊到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时,我笃信你最好还是从他人的失败中来学习吧,越多越好(笑)。在Berkshire公司里,我们绝不花一点时间来缅怀过去。我和我的合伙人是40年的哥们了,从没有任何的争吵。我们有很多事情上会有不同的见解,但从没有过争吵,我们也从不回顾过去。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希冀,都认为牵绊于„如果我们那样做了。。‟的假设是不可理喻的,那样做不可能改变既成的事实。
你只能活在现在时。你也许可以从你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教训,但最关键的还是坚持做你懂的生意。如果是一个本质上的错误,比如涉足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东西,因为其他人建议的影响等等,所以在一无所知的领域做了一些交易,那倒是你应该好好学习的。你应该坚守在凭自身能力看得透的领域。
当你做出决策时,你应该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扪心自问,“我以一股55元的价格买入100股通用汽车的股票是因为。。”。你对自己所有的购买行为负责,必须时刻充满理性。如果理由不充分,你的决定只能是不买。如果仅仅是有人在鸡尾酒会上提起过,那么这个理由远未充分。也不可能是因为一些成交量或技术指标看上去不错,或盈利等等。必须确实是你想拥有那一部分生意的原因,这一直是我们尽量坚持做到的,也是格拉姆教给我的。
问题:谈谈目前的经济形式和利率,和将来的走向?
巴菲特:我不关心宏观的经济形式。在投资领域,你最希望做到的应该是搞清楚那些重要的,并且是可以搞懂的东西。对那些既不重要,又难以搞懂的东西,你忘了它们就对了。你所讲的,可能是重要的,但是难以拎清。了解可口可乐,Wrigley(译者注:美国一家营销口香糖的公司),或柯达,他们的生意是可以拎得清的。当然你的研究最后是否重要还取决于公司的评估,当前的股价等因素。但是我们从未因对宏观经济的感觉来买或者不买任何一家公司。我们根本就不读那些预估利率,企业利润的文章,因为那些预估真的是无关痛痒。1972年,我们买了See‟sCandy,那之后不久政府实施了价格管制,但那又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因为价格管制的原因没有买)我们就错过了以2千5百万买下一个现如今税前利润6千万的生意!
我们不愿因为自身本就不精通的一些预估而错过买到好生意的机会。我们根本就不听或不读那些涉及宏观经济因素的预估。在通常的投资咨询会上,经济学家们会做出对宏观经济的描述,然后以那为基础展开咨询活动。在我们看来,那样做是毫无道理的。
假想AlanGreenspan(译者注:上一任美联储主席)在我一边,RobertRubin(译者注:克林顿时期美财长)在我另一边,即使他们都悄悄告诉我未来12个月他们的每一步举措,我是无动于衷的,而且这也不会对我购买ExecutiveJets飞机公司或GeneralRe再保险公司,或我做的任何事情有一丝一毫的影响。
巴菲特:我在华尔街上工作了两年多。我在东西海岸都有最好的朋友。能见到他们让我很开心,当我去找他们的时候,总是会得到一些想法。但是最好的能对投资进行深思熟虑的方法就是去一间没有任何人的屋子,只是静静地想。如果那都不能让你想的话,没有什么可以。
(身处华尔街的)缺点就是,在任何一个市场环境下,华尔街的情况都太极端了,你会被过度刺激,好像被逼着每天都要去做点什么。
钱德勒家族花两千块钱买了可口可乐公司,除此之外,就不要再做其他的事情了。事情的关键是无为而治,即使在1919年也不要卖(钱德勒家族在这一年卖掉了可乐公司)。
所以,你所找寻的出路就是,想出一个好方法,然后持之以恒,尽最大可能,直到把梦想变成现实。在每五分钟就互相叫价一个来回,人们甚至在你的鼻子底下报价的环境里,想做到不为所动是很难的。华尔街靠的是不断的买进卖出来赚钱,你靠的是不去做买进卖出而赚钱。这间屋子里的每个人之间每天互相交易你们所拥有的股票,到最后所有人都会破产,而所有钱财都进了经纪公司的腰包。相反地,如果你们象一般企业那样,50年岿然不动,到最后你赚得不亦乐乎,而你的经纪只好破产。
就像一个医生,依赖于你变更所用药品的频率而赚钱。如果一种用药就能包治百病,那么他只能开一次处方,做一次交易,他的赚头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如果他能说服你每天更新处方是一条接往健康的通途,他会很乐于开出处方,你也会烧光你的钱,不但不会更健康,反而处境会更差。
你应该做的是远离那些促使你做出仓促决定的环境。华尔街自有它的功效,在我回Omaha之前,每六个月都有一个长长的单子的事情去做,一大批公司去考察,我会让自己做的事情对得起旅行花的钱。然后,我会(离开华尔街)回Omaha,仔细考量。
问题:投资人如何来给Berkshire或微软这样从来不分红的公司估值?
巴菲特:这是个关于Berkshire从来不分红的问题。Berkshire将来也不会分红,这是一个我可以担保的承诺(笑)。你能从Berkshire得到的是将(红利)放进安全的存款箱,每年你可以拿出来好好地把玩一翻,然后再把它放回原位。这样,你会得到巨大的自我满足感。可别小瞧了这样的自我满足感!(译者:像不像葛朗台数钱?)
当然,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我们能否让截留下来的钱财以可观的幅度升值。这是我们一直孜孜以求的。查理和我的立身之本也在此处。当然,这项任务正变得越来越难。我们管的钱越多,就越难做到(以可观的幅度升值)。如果Berkshire的大小只有现在的百分之一,我们升值的幅度要比现在好得多。如果我们能做到不断地升值,那么派发红利自然是不明智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做到了让截留下来的红利再投资胜过直接派发红利。但是,没有人可以保证在将来还能这样。在某一个阶段,总会有物极必反的时候。
保持持续增长是我们努力的目标。那也是唯一衡量我们公司价值的标尺。公司总部的大小等等都不能用来衡量公司的价值。Berkshire有4万5千名雇员,但在总部只有12人和3千5百平方英尺(译者注:300多平米)的办公室。这一点我们不打算改变。
我们用公司的表现来评估自己,我们也以此来谋生。相信我,比起从前来,(保持持续增长)难得多了。
问题:什么时候你会认为你的投资已经实现了它的增长极限?
巴菲特:理想的情况是当你购买生意的时候,你不希望你买的企业有一个增长极限。我买可口可乐公司的时候,我不希望10年,15年后看到可乐弹尽粮绝。不排除有这个可能,但可能性接近于零。
我们想看到的是,当你买一个公司,你会乐于永久地持有那个公司。同样的道理,当人们买Berkshire的股票的时候,我希望他们打算一辈子持有它。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可能行不通。我不想说,这是唯一的购买股票的方式,但是我希望依据那样的方式来购买股票的一群人加入Berkshire,因为我不希望总是看到一群不同的股东。我实际上对Berkshire股东的变化更替实行跟踪。
举个例子,如果有一个教堂,我是行祷告之人,看到做礼拜的人每个星期都换掉一半,我不会说,这真是太好了,看看我的成员流动性有多强呀(笑)。我宁愿在每个星期天看到教堂里坐满了同样那么一批人。
当我们考量生意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原则。基本上我们寻找那些打算永久持有的生意。那样的企业并不多。在一开始,我的主意比资金多得多,所以我不断地卖出那些我认为吸引力差些的股票以便来购买那些新近发现的好生意。但这已经不是我们现在的问题了。(译者注:我们现在不缺钱,而是缺好生意)
购买企业的五年后,我们希望彼时如同此时一般的满意。如果有一些极其庞大的兼并机会,也可能我们需要卖出一些股票(来筹措资金)。当然,我很乐于拥有那样的问题。
我们在购买企业时从来不预先定下一个目标价。比如,如果我们的买入价是30,当股价到达40,50,60,或100时,我们就卖,诸如此类。我们不再如此的行事。当我们花2500万买私有公司See‟sCandy时,我们没有“如果有人出5000万我们就卖”的计划。那不是一个考量生意的正确方式。我们考量生意的方式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否买下的企业会带来越来越多的利润?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任何其他问题都是多余的。
问题:你是如何看待对所罗门的投资的?类似的,长期管理资金的买卖?
巴菲特:我们投资所罗门的原因是,在1987年9月,所罗门公司是一家9%资产被证券化的企业,道指在这一年涨了35%,之前我们卖了很多股票,一下子手里有了很多现金,并且看上去我们暂时不会用得到它们。所以,在这个我通常不会购买股票的行业里,我们采用了这种有吸引力的证券形式,购买了所罗门。这是一个错误。最后结果还不错,但那不是我应该做的。我应该再等等,这样一年后我会多买一些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或者我在当时就该买,即便可乐那时的卖价真的不便宜。
对于长期管理资金,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了对和证券有关的其他生意的了解。其中一个就是套利。套利,我做了45年,格拉姆做了30年。套利是必须靠近电话,我自己也必须东奔西跑地做,因为它要求我跟紧跟大市的脉动。现在我已经不做了,除非出现我自己看得懂,又是极大的套利机会。
我这一辈子可能做了300桩,可能更多,套利的交易。套利本身是很好的生意。长期管理资金有很多套利的头寸,它前10名的头寸可能占据了90%的资金。我对那前10名的头寸有一些了解。我虽然不了解其中所有的细节,但是我已经掌握足够多的信息。同时,交易中我们将得到可观的折扣,我们也有足够的本钱打持久战,所以我们觉得交易可以进行。我们是可能在那样的交易中赔钱的。但是,我们占据了一些有利因素,我们是在我们懂得的领域作战。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头寸,不像长期管理资金那么大,因为像那么大规模的确实不多。那些头寸或涉及到收益曲线的关系(译者注:YieldCurve),或跟不同时期发布的政府债券有关等等(译者注:ontherun,offtherun)。如果在证券业足够长的话,这些品种都是要接触到的。它们不是我们的核心生意,平均大概占到我们年收益的0.5%至0.75%,算是额外的一点惊喜吧。
问题:谈一谈投资多元化吧。
巴菲特:如果你不是一个职业投资者,如果你的目标不是远超大多数人表现的话,那么你就需要做到最大可能的投资多元化。98%,99%,甚至更高比例的人需要尽可能地去多元化,而不是不断地买进卖出。你们面临的选择就是管理成本很低的指数类的共同基金了。(译者注:指数类的基金指用计算机模型来模拟股票指数,如道琼斯指数,纳斯达克指数,所包含的股票,权重,和走势。投资者可以将指数基金当成普通股票来投资)
如果你认为拥有部分美国是值得的话,就去买指数基金。你拥有了一部分美国。对此我没有任何异议,那就是你应该的做法,除非你想给投资游戏带些悬念,并着手对企业做评估。一旦你进入对企业做评估的领域,下定决心要花时间,花精力把事情做好,我会认为投资多元化,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犯了大错。
那天我在SunTrust的时候,有人问了一个问题。如果要做到真正懂生意的话,那么你懂的生意可能不会超过6个。如果你真的懂6个生意的话,那就是你所需要的所有多元化,我保证你会因此而赚很多钱。
把钱放在第七个主意上,而不是选择投更多的钱于最好的主意,绝对是个错误。很少有人会因他们第七好的主意而赚钱,很多人却因为他们最棒的主意而发财。我认为,对任何一个拥有常规资金量的人而言,如果他们真的懂得所投的生意,6个已经绰绰有余了。
在我最看好的生意中,我只拥有一半左右。我自己就没有去做所谓的投资多元化。许多我所知晓的做的不错的人都没有多元化他们的投资。唯一的例外是WalterSchloss(译者注:同巴菲特一样,也是本杰明.格拉姆的门生。他的基金收益50年来一直领先大市),他做到了多元化,投资了方方面面。我管他叫诺亚,因为他在每个行业都投两个企业。(笑)(译者注:诺亚方舟的典故)
问题:你如何区分P&G和可口可乐公司?
巴菲特:P&G是一个很好的公司,有着很强的行销网络,旗下有很多名牌,等等。如果你告诉我,我要离开20年,这期间我们家族的资产都放在了P&G上面,我不会感到不高兴的。P&G是我5%的选择之一。20年的时间,它不会消亡的。
但是,未来20年,30年的时间里,相对于P&G,我对可口可乐公司的单位增长率,定价能力更看好些。目前可乐的定价能力可能差些。设想以下,数以十亿计的日均消费量,多一分钱,那就是一千万。Berkshire拥有8%的股份,那就是每天80万。看上去不是不可能,不是吗?现在就想涨价,在很多市场是行不通的。但假以时日,二十年后,可乐在单位消费量里一定赚得更多,并且总量上也会卖得更多。我不确信这个涨幅会有多大,但是我确信一定会增长。
我不认为P&G的主要产品有可乐这样的统治力,有这样的消费量增长率,但是P&G依旧是好公司。即使我可能会更中意其他一些公司,但是那样的公司凤毛麟角。
问题:麦当劳的20年前景如何?
巴菲特:麦当劳的情况里,许多因素都起作用,特别是海外的因素。麦当劳在海外的处境比在美国国内要强势一些。这个生意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难。人们,那些等着派发礼物的孩子除外,不愿每天都吃麦当劳。
喝可乐的人,今天喝五罐,明天可能还会喝五罐。快餐业比这要艰难得多。但是,如果你一定要在快餐业里,世界范围里这个行业规模是巨大的,选择一家的话,你会选麦当劳。它有着最好的定位。虽然对小孩子虽是美味,对成人而言它却不是最好吃的。近来,它进入了用降价来促销的领域,而不是靠产品本身来销售。
我个人更中意那些靠产品本身就卖钱的公司。在这一点上,我更喜欢吉列。人们不是因为还有一些附送的小礼品而买Mark3。在本质上,吉列的产品更强势些。Berkshire拥有很多吉列的股票。当你想到几十亿的男人脸上每天每夜长出的胡子,更好的是,还有女人的两条腿,你晚上的睡眠一定会很香甜。那才是你要的生意。
如果你想的是下个月我要用什么降价策略来压制汉堡王(译者注:BergerKing),如果它们和迪斯尼签了协议,而我却没有。。等等。我偏爱那些独立的产品,不需要做降价促销这些噱头来让它更有吸引力。虽然你可以用那些伎俩来做好生意,比如,麦当劳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但它终究不像可乐那样,像可乐那样的几乎也没有。
如果你一定要在那个领域买一家企业,就买奶酪皇后吧!我是开玩笑的,还是买麦当劳吧。一段时间以前,Berkshire买了奶酪皇后,所以我在这儿给奶酪皇后不知羞耻地做广告(笑)。
问题:你对能源基础行业的公司怎么看?
巴菲特:我考虑了很久了,因为这方面的投资要花很多钱的。我甚至考虑过要彻底买下一个公司。我们Omaha公司总部的一个人员通过CalEnergy(译者注:一家位于Omaha的地热能源公司)做了一些投资。
但是,对于能源行业在政府的调控下究竟会如何发展,我还不是太懂。我看到了一些因素对高成本的企业在曾经的垄断地域是如何的具有破坏性。我不确信哪家会因而得益,程度又是如何等等。
当然,不同的能源企业的成本会有高有低。水利发电的成本是每千瓦2分钱,它们的优势就非同小可了。但是在它们所产出的电力里,它们自己能保留多少,它们又可以把多少电力发送到区外,我还没想通。所以,对于这个行业未来十年的情况,我还看不清。(译者注:在美国,发电公司的电力交易和定价并不完全是市场行为,而是有政府做管理调控的)
但这的确是一个我一直以来不断考量的行业。一旦我理出些头绪,我会付诸行动的。我晓得产品的吸引力,各个方面用户需要的确定性,还有现在这些公司的价钱可能很便宜,等等。我只是不确定在未来的十年里,谁会从中赚大钱,所以我还处于观望的态度。
问题:为什么资本市场更青睐大型企业,而不是小型企业?
巴菲特:我们不在乎企业的大小,是巨型,大型,小型,还是微型。企业的大小无所谓。真正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对企业,对生意懂多少;是否是我们看好的人在管理它们;产品的卖价是否具有竞争力。
从我自己管理Berkshire的经验来看,我需要将从GeneralRe带来的750到800个亿的保费进行投资。我只能投资5桩生意,我的投资因而就只局限于那些大公司。如果我只有10万块,我是不会在乎所投资企业的大小的,只要我懂得它们的生意就行。
在我看来,总体而言,大企业过去十年来表现非常杰出,甚至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没人能预计到美国公司的资产收益率能接近于20%。这主要归功于特大型公司。由于较低的利息率,和高得多的资产回报率,对这些公司的评估也必然会显著的上调。如果把美国公司假想成收益率20%的债券,比起收益率13%的债券自然是好得多。这是近些年来确实发生的情况,是否会一直如此,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个人对此表示怀疑。
除了我所管理资金多少的因素,我不会在乎企业的大小。See‟sCandy在我们买它时,还只是一个年收入二千五百万的生意。如果我们现在还能找到一个类似的,即使按照我们公司现在的运作规模,我也乐于买下它。(我认为)是那些令人确信的因素才真正重要。
问题:在过去的五年里,不动产业的主流都是私有的。你对不动产业的证券化有何高见?
巴菲特:巨大的不动产业债务的证券化的确是近来资本市场里的一个疑难症结。以房屋贷款为基础的证券了无生气。我指的是商业房贷,而不是居民房贷。我想你的问题是关于资产(证券化)方面的。
拥有公司是一种很不好的拥有资产的方式。如果你把公司收入税摊派给个人,因而个人就可以只交纳一种税。如果是常规的公司形式,人们被迫两次缴税(译者注:一次公司,一次个人)。在不动产业,你不需要那样做的,(真那样的话)回报上会因缴税而受很大的影响。
REIT(译者注:专门投资不动产业的共同基金,公司税率很低,但主要盈利都要派发给股东),巧妙避开了法律的规定,因而人们不需要两次缴纳。但是它们的管理费用也很高。如果你进入不动产业,举例讲你如果买最简单的REIT,每年有8%的收益,除去1%或1.5%的费用后,所得也不是那么有吸引力了。对只有千把块钱或5千块钱的投资,可能还可以。但是如果是百万级的投资,直接去买不动产可能更划算些,这样你能避免在中间人上可观的开销。
在不动产领域,我们鲜有令人激动的发现。看到一些特大型的地产公司,有些人可能会有些迷惑,我在这里试着不冒犯在座的各位,这里举一个例子,得克萨斯太平洋土地基金,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公司,在得克萨斯州有着几百万公顷的土地,每年卖掉1%的土地,并以那为基准,得出一个比市场行情高得多的估价。我认为,如果你是土地的拥有者,那样的估价是毫无道理的。你不可能交易50%,甚至是20%的土地,这比流动性很差的股票还要差得多。
我认为对许多不动产公司的估价都是愚蠢的,都是那些不曾拥有土地的人或是想卖出大量土地套现的人的伎俩。
REIT基金今年的市场表现很不好,这个你们可能都知道。不难想象它们将会变成没人要的一类,同你的不动产卖价相比,它们会以很大的折扣贱卖。事情会变得很有趣。因为接下来的问题是REIT基金的管理层是否会同你斗争到底,因为(卖出不动产的过程中)他们不得不放弃管理物业的收入。他们的实际利益同股东的正好相反。我总是在想,REIT基金一直在鼓吹他们优秀的不动产和廉价的股票,而管理层却在市场上卖股票,比如他们说28块钱的股票很便宜了,他们却在28元以下卖股票,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但是,我们还是在关注着这一块。我们懂得这个行业,在不同的时段,我们会考虑进行一些特大笔的交易。如果有长期资金管理公司的事件在不动产领域里发生了,我们会敞开胸怀的。问题是其他许多人也会纷至沓来的,所以出现让我们兴奋的价格的可能性并不大。
问题:据我的理解,在你的理论里,熊市对抄底买家是很有利的。你是如何预计,在一个走下坡路的市场里,你的长期性盈利状况呢?
巴菲特:对于大市的走势,我一无所知。虽然我的偏好无足轻重,但是我希望它向下调整。市场对我的感情是无暇顾及的(笑)。这是在你学习股票时,首要了解的一点。
如果你买了100股通用汽车之后,对通用一下子充满了感情。当它降价时,你变得暴躁,怨天尤人;当它攀升时,你沾沾自喜,自以为聪明,对通用也是喜爱有加。你变得如此情绪化。但是,股票却不晓得谁买了它。股票只是一个物质存在而已,它并不在乎谁拥有了它,又花了多少钱,等等。我对市场的感情是不会有一丝回报的。我们这里靠的是一个异常冰冷的肩膀(笑)。
未来10年里,在座的每个人可能都是股票的净买家,而不是净卖家,所以每人都应该盼着更低的股价。未来10年里,你们肯定是汉堡包的大吃家,所以你盼着更便宜的汉堡包,除非你是养牛“专业户”。如果你现在还不拥有可口可乐的股票,你又希望买一些,你一定盼着可乐的股价走低。你盼着超市在周末大甩卖,而不是涨价。
纽约证交所就如同公司的超市。你知道自己要买股票,那么你盼着什么好事呢,你恨不得股价都跳水,越深越好,这样你就可以拣到些便宜货了。20年以后,30年以后,当你退休开始要支取养命钱了,或者你的后代支取你的养命钱时(笑),你也许会希望股价能高点。在格拉姆的“智慧的投资者”一书中的第8章,描述了对待股票市场上下波动的态度,以及第20章中讲到了安全边际效应的问题,我认为是所有描写投资的著述中最好的两篇。因为当我在19岁读到第8章时,我恍然大悟。我领悟到了上面涉及的心得。看上去它们显而易见,但我从前没有体会过。如果不是那文章里的解释,恐怕过了100年,我还在盼着股价节节高呢。
我们希望股票降价,但是我并不晓得股票市场会有如何的走势。恐怕我永远也不会。我甚至想都不去想这些事情。当股市真的走低时,我会很用心的研究我要买些什么,因为我相信到那时我可以更高效地使用手上的资金。
这时主持人插嘴过来,说下面的问题将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巴菲特马上笑着说,好,你就帮我选那个最后的幸运儿吧。你也可以选自己。(笑)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有幸再重新活一次的话,你会去做些什么,让你的生活更快乐?
巴菲特:这听上去有点让人反胃。我也许会从活到120岁的那群人的基因池中做个选择吧(笑)。
我认为我自己是罕见的幸运。让我在这里花上一到二分钟讲个例子,也许值得我们好好想想。让我们做这样一个假设,在你出生的24小时以前,一个先知来到你的身边。他说,“小家伙,你看上去很不错,我这里有个难题,我要设计一个你将要生活的世界。如果是我设计的话,太难了,不如你自己来设计吧。所以,在24小时以内,你要设计出所有那些社交规范,经济规范,还有管理规范等等。你会生活在那样一个世界里,你的孩子们会生活在那样一个世界里,孩子们的孩子们会生活在那样一个世界里。”你问先知,“是由我来设计一切吗”?先知回答说是。你反问,“那这里肯定有什么陷阱”。先知说,“是的,是有一个陷阱。你不知道自己是黑是白,是富是穷,是男是女,体弱多病还是身体强健,聪明还是愚笨。。你能做的就是从装着65亿球的大篮子里选一个代表你的小球”。
我管这游戏叫子宫里的彩票。这也许是决定你命运的事件,因为这将决定你出生在美国还是阿富汗,有着130的IQ还是70,总之这将决定太多太多的东西。如何设计这个你即将降生到的世界呢?
我认为这是一个思考社会问题的好方法。当你对即将得到的那个球毫不知情时,你会把系统设计得能够提供大量的物品和服务,你会希望人们心态平衡,生活富足,同时系统能源源不绝地产出(物品和服务),这样你的子子孙孙能活得更好。而且对那些不幸选错了球,没有接对线路的人们,这个系统也不会亏待他们。
在这个系统里,我绝对是接对了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降生后,人们让我来分配资金。这活本身也并不出彩。假设我们都被仍在了一个荒岛上,谁都走不出来,那么在那个岛上,最有价值的人一定是稻谷收获最多的人。如果我说,我能分配资金,估计不会招什么人待敬。
我是在合适的时间来到了合适的地方。盖茨说如果我出生在几百万年前,权当了那些野兽的鱼肉耳。我跑不快,又不会爬树,我什么事也干不了。他说,出生在当代是你的幸运。我确实是幸运的。
时不时地,你可以自问一下,这里有个装着65亿小球的篮子,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在这里;有人随机取出另外100个小球来,你可以再选一个球,但是你必须把你现有的球放回去,你会放回去吗?100个取出的小球里,大约5个是美国人吧,95个不是。如果你想留在这个国家,你能选的就只有5个球。一半是男生,一半是女生,一半是高智商,一半是低智商。你愿意把你现在的小球放回去吗?
你们中的大多数不会为了那一百个球而把你自己的球放回去。所以,你们是世界上最幸运的1%,至少现在是这样。这正是我的感受。一路走来,我是如此幸运。在我出生的时候,出生在美国的比率只有50比1。我幸运有好的父母,在很多事情上我都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幸运地出生在一个对我报酬如此丰厚的市场经济里,对那些和我一样是好公民的人们,那些领着童子军的人们,周日教书的人们,养育幸福的家庭。它们可能在报酬上未必如我,但也并不需要像我一样呀。
我真的非常幸运,所以,我盼着我还能继续幸运下去。如果我幸运的话,那个小球游戏给我带来的只有珍惜,做一些我一生都喜欢做的事情,并和那些我欣赏的人交朋友。我只同那些我欣赏的人做生意。如果同一个令我反胃的人合作能让我赚一个亿,那么我宁愿不做。这就如同为了金钱而结成的婚姻一般,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很荒唐,更何况我已经富有了。我是不会为了金钱而成婚的。
所以,(如果我有机会重新来过的话)我可能还会去做我做过的每一件事情,当然,购买USAir除外。谢谢!
第三篇:巴菲特2011讲话
巴菲特2012年致股东公开信
(2012-02-26 22:05:17)标签:
wu2198 股票 分类: 转载
北京时间2月25日晚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在公司网站发表了2012年致股东的公开信,总结了公司2011的业绩表现和功过得失。全文为巴菲特撰写,长达21页,现将最精华的摘要部分翻译如下。
致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
2011年我们的A类股和B类股每股账面价值增长4.6%。过去47年中,即目前管理层掌管公司以来,账面价值从每股19美元增至99860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9.8%。
我和伯克希尔的副董事长、我的合伙人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都对2011年公司取得的进步感到满意,以下是2011年业绩亮点:
董事会的首要工作是确保让合适人选来经营我们的公司,确定好下一代领导人并让他们做好随时就可以接管公司的准备。目前我在19个公司董事会任职,在继承方案上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的是伯克希尔的董事们。不仅如此,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2011年初,库姆斯(Todd Combs)作为投资经理加入了我们,在2011年结束后不久,韦施勒(Ted Weschler)也加盟本公司。他们都拥有卓越的投资技能,以及对伯克希尔的责任感。2012年他们都只掌管数十亿美元资金,但他们的智慧、判断力和魅力,足以使他们在我和查理不再经营伯克希尔后能掌管我们的全部资产组合。
董事会对于谁会成为我的继任者,出任公司CEO抱有同样的热情,他必须是一个董事们充分了解,管理技能和个人品质得到董事尊重的人。我们还有两个出色 的超级替补。一旦责任交接的时刻来临,我们可做到无缝传承,而伯克希尔的前景将依然光明。我个人财富净值的98%以上都是伯克希尔的股票,这些财富将转入 各种慈善事业。将如此多财富集中在一只股票上不符合传统的投资智慧,但我依然对这样的安排感到满意,因为我知道我们的业务既质量好又多元化,管理企业的人 也有良好素质。坐拥这些资产,我的继任者就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但是,不要就此讨论我和查理会去哪里。我们的健康状况依然良好,我们依然喜欢我们所做的 事。
2011年9月16日,我们收购了路博润(Lubrizol),这是一家生产添加剂和其他精细化学品的国际公司。2004年汉姆布雷克(James Hambrick)出任CEO以来它表现良好,税前利润从1.47亿美元增至10.85亿美元。在精细化学领域路博润还会有很多后续性收购机会。实际上,我们已同意进行三起收购,总计4.93亿美元。汉姆布雷克是一位自律的买家和出色的经营者。查理和我都迫切希望他能管理更大的领域。
我们的主要业务去年表现良好。实际上,我们五个最大的非保险类公司,BNSF、Iscar、路博润,Marmon和中美能源的运营利润都创下了历史纪 录。2011年它们总计的税前利润超90亿美元。而在七年前,我们只拥有五家公司中的一家即中美能源,当时其年税前利润为3.93亿美元。除非经济在 2012年下滑,我们这五家卓越公司的业绩有望再创新高,利润总额将轻松超越100亿美元。
总的来说,我们经营的所有公司2011年在房地产、工厂和设备方面投入82亿美元,比之前的最高纪录高出20亿美元。其中约有95%的支出都处在美国 境内,这可能会让那些觉得我们的国家缺乏投资机会的人感到意外。我们也欢迎海外投资项目,但预计未来伯克希尔大部分资金还是会投在美国。2012年这方面 的投资会再创新高。
我们的保险运营继续为无数其他领域的机会供应着宝贵的资本。这一业务产生的是“浮游资金”(float),它们不属于我们,但我们可以将它们投资给伯 克希尔带来收益。此外,如果我们的理赔额和开支比我们收入的保费要少,我们还将获得承保利润,这意味着浮游资金的成本要低于零。虽然我们时不时有承保损 失,但到现在我们已连续9年都获得了承保利润,它们的总额约170亿美元。过去9年中,我们的浮游资金从410亿美元增长到现在创纪录的700亿美元。保 险业务一直为我们带来好处。
最后,我们在可上市证券方面做了两项重大投资:
1、以50亿美元收购美国银行6%优先股,同时获得可在2021年9月2日前以每股7.14美元价格购 买7亿股美银普通股的权证。
2、收购6390万股IBM的股票,成本为109亿美元。算上IBM,现在我们已拥有四家非常优秀公司的大量股份:其中美国运 通占比13%,可口可乐8.8%,IBM 5.5%,富国银行7.6%。(当然,我们还拥有很多金额小一点但同等重要的在其他公司的投资。)
我们将这些股份视为在伟大公司里的合伙人权益,而不是基于短期前景而收购或出售的上市证券。这些公司的利润属于我们份额的大部分还未体现在我们公司的 利润中。只有我们从这些公司收到的分红计入了我们的财报。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在这些公司未分配的利润中,我们应占的部分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利润将 以各种方式来加以利用,增加投资对象未来的利润和分红。它们也可用来回购股票,这将提高我们在这些公司未来利润中的份额。
如果我们去年全年都持有我们现在的仓位,我们从这“四大”公司中可获得8.62亿美元分红。这些其实都已出现在伯克希尔的盈利报告中。但是,我们在“ 四大”公司利润的份额会要高出很多,达到33亿美元。查理和我相信,我们账面上没有报告的24亿美元至少将为伯克希尔创造同等的价值,因为它可以增加未来 数年的利润。我们预计2012年这四大公司的利润及分红会继续增长,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每年都会增长。十年之后,我们目前持有的这四家公司股份可能为我们 带来约70亿美元利润,其中包括20亿美元分红。
我的好消息说完了,接下来是2011年伤害我们的一些事情:
几年前,我花了约20亿美元购买能源期货控股公司(Energy Future Holdings)发行的几种债券,这是一家服务于德州部分地区的电力公司。这是一个错误,非常巨大的错误。从大的方面来说,这家公司的前景与天然气价格 联系在一起,而气价在我们购买债券后不久就下跌且持续低迷。尽管自购买债券后我们每年收到约1.02亿美元利息,但除非气价大幅上升,这家公司的支付能力 很快将告罄。我们在2010年对这笔投资减记10亿美元。去年又增加减记3.9亿美元。
去年底,我们将这些债券的价值按其市值8.78亿美元计入账目。如果气价维持在目前水平,我们可能面临更大亏损,甚至可能全部抹杀目前我们认列的账面 值。相反,如果气价大幅回升,我们将会挽回部分甚至全部减记。无论结果如何,我购买债券时都误算了收益/亏损概率。依照网球术语的说法,这是你们的董事会 主席我一次及其重大的主动失误。
2011年,三项大额同时也极具吸引力的固定收益投资被其发行人赎回。瑞士再保险,高盛和通用电气(GE)在赎回证券时共向我们支付了128亿美元,这些证券此前每年给伯克希尔创造约12亿美元税前利润。这么一大笔收益需要接续,尽管我们对路博润的收购填补了其中很大的一部分。
去年,我告诉你们“房地产复苏很可能在未来一年左右内开始”。其实,我的这一判断错得厉害。我们拥有5家业绩受房地产业显著影响的企业。这种影响直接与Clayton Homes相关,Clayton是美国最大住房建造商,2011年建造份额约为7%。
此外,Acme Brick,Shaw(地毯),Johns Manville(隔热层)和MiTek(建筑产品,主要是用于屋顶的连接板)都受到建筑活动的极大影响。总的来说,我们的5家房地产相关公司在2011年税前利润为5.13亿美元,与2010年相当,但明显低于2006年的18亿美元。
房地产市场会复苏的,你应该确信这一点。随着时间推移,房屋的数量会与家庭数量相当(此前当然应考虑容忍通常比例的空置率)。然而,在2008年前的 几年中,美国增加的房屋数量高于家庭数量。这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我们建造了太多房屋,泡沫的猛然破裂冲击了整个经济。这还给房地产业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在 衰退初期新家庭形成的速度放缓,在2009年这种放缓极为明显。
这一毁灭性的供求关系式如今被逆转:每天新产生的家庭数量要多于新生房屋数量。人们可能在不确定时期推迟购房,但最终荷尔蒙会接管一切。在衰退期间,一些人最初的应对措施可能是“暂时同处一室”,但与对方父母同在一片屋檐下很快会失去吸引力。
目前我们年化的房屋开建量为60万幢,远低于新形成家庭的数量,买家和租客正在消化此前遗留下的过度供应。(这一进程在美国各地已以不同速度展开,而 不同地区的供需情形存在显著差异)。然而当这种市场康复启动时,我们的房地产企业却应对不足,如今它们的雇员只有43315名,而2006年员工数字为 58769名。作为经济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房地产相关产业不仅包括建筑业,还包括所有赖其为生的行业,目前房地产业仍在经历其独有的衰退。我相信,这 是导致该领域的就业复苏远落后于其他几乎所有行业稳定且显著复苏的重要原因。
明智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在缓解衰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这些工具不会创造家庭,也不能消除过剩房屋。幸运的是,人口构成因素和我们的市场体系将会修复必 要的平衡,很可能不需要太长时间。当那一刻来临时,我们的年均住宅开建量将再度达到100万幢甚至更多。我相信,一旦这种局面发生后,那些专家将对失业率 的下降速度感到惊讶。届时他们将再度意识到一条1776年(注:美国建国)以来就存在的真理:美国最好的日子还在前头。
第四篇:1985年巴菲特给股东的信(英文原版)
1985年巴菲特给股东的信(英文原版)BERKSHIRE HATHAWAY INC.To the Shareholders of Berkshire Hathaway Inc.: You may remember the wildly upbeat message of last year’s report: nothing much was in the works but our experience had been that something big popped up occasionally.This carefully-crafted corporate strategy paid off in 1985.Later sections of this report discuss(a)our purchase of a major position in Capital Cities/ABC,(b)our acquisition of Scott & Fetzer,(c)our entry into a large, extended term participation in the insurance business of Fireman’s Fund, and(d)our sale of our stock in General Foods.Our gain in net worth during the year was $613.6 million, or 48.2%.It is fitting that the visit of Halley’s Comet coincided with this percentage gain: neither will be seen again in my lifetime.Our gain in per-share book value over the last twenty-one years(that is, since present management took over)has been from $19.46 to $1643.71, or 23.2% compounded annually, another percentage that will not be repeated.Two factors make anything approaching this rate of gain unachievable in the future.One factor probably transitoryas it must mathematicallyour scope is not circumscribed by history, structure, or concept;and(3)we love our work.All of these help.Even so, we will also need a full measure of good fortune to average our hoped-for 15%all entities...$613,356 $200,549 $435,815 $148,895 ======== ======== ======== ======== Our 1985 results include unusually large earnings from the sale of securities.This fact, in itself, does not mean that we had a particularly good year(though, of course, we did).Security profits in a given year bear similarities to a college graduation ceremony in which the knowledge gained over four years is recognized on a day when nothing further is learned.We may hold a stock for a decade or more, and during that period it may grow quite consistently in both business and market value.In the year in which we finally sell it there may be no increase in value, or there may even be a decrease.But all growth in value since purchase will be reflected in the accounting earnings of the year of sale.(If the stock owned is in our insurance subsidiaries, however, any gain or loss in market value will be reflected in net worth annually.)Thus, reported capital gains or losses in any given year are meaningless as a measure of how well we have done in the current year.A large portion of the realized gain in 1985($338 million pre-tax out of a total of $488 million)came about through the sale of our General Foods shares.We held most of these shares since 1980, when we had purchased them at a price far below what we felt was their per/share business value.Year by year, the managerial efforts of Jim Ferguson and Phil Smith substantially increased General Foods’ business value and, last fall, Philip Morris made an offer for the company that reflected the increase.We thus benefited from four factors: a bargain purchase price, a business with fine underlying economics, an able management concentrating on the interests of shareholders, and a buyer willing to pay full business value.While that last factor is the only one that produces reported earnings, we consider identification of the first three to be the key to building value for Berkshire shareholders.In selecting common stocks, we devote our attention to attractive purchases, not to the possibility of attractive sales.We have again reported substantial income from special distributions, this year from Washington Post and General Foods.(The General Foods transactions obviously took place well before the Philip Morris offer.)Distributions of this kind occur when we sell a portion of our shares in a company back to it simultaneously with its purchase of shares from other shareholders.The number of shares we sell is contractually set so as to leave our percentage ownership in the company precisely the same after the sale as before.Such a transaction is quite properly regarded by the IRS as substantially equivalent to a dividend since we, as a shareholder, receive cash while maintaining an unchanged ownership interest.This tax treatment benefits us because corporate taxpayers, unlike individual taxpayers, incur much lower taxes on dividend income than on income from long-term capital gains.(This difference will be widened further if the House-passed tax bill becomes law: under its provisions, capital gains realized by corporations will be taxed at the same rate as ordinary income.)However, accounting rules are unclear as to proper treatment for shareholder reporting.To conform with last year’s treatment, we have shown these transactions as capital gains.Though we have not sought out such transactions, we have agreed to them on several occasions when managements initiated the idea.In each case we have felt that non-selling shareholders(all of whom had an opportunity to sell at the same price we received)benefited because the companies made their repurchases at prices below intrinsic business value.The tax advantages we receive and our wish to cooperate with managements that are increasing values for all shareholders have sometimes led us to selllargely non-unionand we expect that they will“the intellect should be the servant of the heart, but not its slave”not a remarkable mathematician.” Likewise, a textile company that allocates capital brilliantly within its industry is a remarkable textile companyor a single See’s candy storebrace yourselfand usually iswith no one examining whether this gain was attributable simply to many years of retained earnings and the workings of compound interest.If the widget company consistently earned a superior return on capital throughout the period, or if capital employed only doubled during the CEO’s reign, the praise for him may be well deserved.But if return on capital was lackluster and capital employed increased in pace with earnings, applause should be withheld.A savings account in which interest was reinvested would achieve the same year-by-year increase in earningsi.e., earnings withheld from owners.For example, ten-year, fixed-price stock options are granted routinely, often by companies whose dividends are only a small percentage of earnings.An example will illustrate the inequities possible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Let’s suppose that you had a $100,000 savings account earning 8% interest and “managed” by a trustee who could decide each year what portion of the interest you were to be paid in cash.Interest not paid out would be “retained earnings” added to the savings account to compound.And let’s suppose that your trustee, in his superior wisdom, set the “pay-out ratio” at one-quarter of the annual earnings.Under these assumptions, your account would be worth $179,084 at the end of ten years.Additionally, your annual earnings would have increased about 70% from $8,000 to $13,515 under this inspired management.And, finally, your “dividends” would have increased commensurately, rising regularly from $2,000 in the first year to $3,378 in the tenth year.Each year, when your manager’s public relations firm prepared his annual report to you, all of the charts would have had lines marching skyward.Now, just for fun, let’s push our scenario one notch further and give your trustee-manager a ten-year fixed-price option on part of your “business”(i.e., your savings account)based on its fair value in the first year.With such an option, your manager would reap a substantial profit at your expenseanywherebut I’ll never buy one.)In dividend policy also, the option holders’ interests are best served by a policy that may ill serve the owner.Think back to the savings account example.The trustee, holding his option, would benefit from a no-dividend policy.Conversely, the owner of the account should lean to a total payout so that he can prevent the option-holding manager from sharing in the account’s retained earnings.Despite their shortcomings, options can be appropriate under some circumstances.My criticism relates to their indiscriminate use and, in that connection, I would like to emphasize three points: First, stock options are inevitably tied to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a corporation.Logically, therefore, they should be awarded only to those managers with overall responsibility.Managers with limited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should have incentives that pay off in relation to results under their control.The.350 hitter expects, and also deserves, a big payoff for his performanceeven if he plays for a pennant winner.Only those with overal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team should have their rewards tied to its results.Second, options should be structured carefully.Absent special factors, they should have built into them a retained-earnings or carrying-cost factor.Equally important, they should be priced realistically.When managers are faced with offers for their companies, they unfailingly point out how unrealistic market prices can be as an index of real value.But why, then, should these same depressed prices be the valuations at which managers sell portions of their businesses to themselves?(They may go further: officers and directors sometimes consult the Tax Code to determine the lowest prices at which they can, in effect, sell part of the business to insiders.While they’re at it, they often elect plans that produce the worst tax result for the company.)Except in highly unusual cases, owners are not well served by the sale of part of their business at a bargain priceand whose operating records are far better than minedespite inefficiencies and inequities that may infest the option program.“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is preferable to “purity at any price”.At Berkshire, however, we use an incentive@compensation system that rewards key managers for meeting targets in their own bailiwicks.If See’s does well, that does not produce incentive compensation at the Newsand some now have large holdings.By accepting both the risks and the carrying costs that go with outright purchases, these managers truly walk in the shoes of owners.Now let’s get backto our three businesses: At Nebraska Furniture Mart our basic strength is an exceptionally low-cost operation that allows the business to regularly offer customers the best values available in home furnishings.NFM is the largest store of its kind in the country.Although the already-depressed farm economy worsened considerably in 1985, the store easily set a new sales record.I also am happy to report that NFM’s Chairman, Rose Blumkin(the legendary “Mrs.B”), continues at age 92 to set a pace at the store that none of us can keep up with.She’s there wheeling and dealing seven days a week, and I hope that any of you who visit Omaha will go out to the Mart and see her in action.It will inspire you, as it does me.At See’s we continue to get store volumes that are far beyond those achieved by any competitor we know of.Despite the unmatched consumer acceptance we enjoy, industry trends are not good, and we continue to experience slippage in poundage sales on a same-store basis.This puts pressure on per-pound costs.We now are willing to increase prices only modestly and, unless we can stabilize per-shop poundage, profit margins will narrow.At the News volume gains are also difficult to achieve.Though linage increased during 1985, the gain was more than accounted for by preprints.ROP linage(advertising printed on our own pages)declined.Preprints are far less profitable than ROP ads, and also more vulnerable to competition.In 1985, the News again controlled costs well and our household penetration continues to be exceptional.One problem these three operations do not have is management.At See’s we have Chuck Huggins, the man we put in charge the day we bought the business.Selecting him remains one of our best business decisions.At the News we have Stan Lipsey, a manager of equal caliber.Stan has been with us 17 years, and his unusual business talents have become more evident with every additional level of responsibility he has tackled.And, at the Mart, we have the amazing Blumkinsa three-generation miracle of management.I consider myself extraordinarily lucky to be able to work with managers such as these.I like them personally as much as I admire them professionally.Insurance Operations Shown below is an updated version of our usual table, listing two key figures for the insurance industry: Yearly Change Combined Ratio in Premiums after Policyholder Written(%)Dividends-------------------------------1972...............10.2 96.2 1973...............8.0 99.2
1974...............6.2 105.4 1975...............11.0 107.9 1976...............21.9 102.4 1977...............19.8 97.2 1978...............12.8 97.5 1979...............10.3 100.6 1980...............6.0 103.1 1981...............3.9 106.0 1982...............4.4 109.7 1983...............4.5 111.9 1984(Revised).....9.2 117.9 1985(Estimated)...20.9 118.0 Source: Best’s Aggregates and Averages The combined ratio represents total insurance costs(losses incurred plus expenses)compared to revenue from premiums: a ratio below 100 indicates an underwriting profit, and one above 100 indicates a loss.The industry’s 1985 results were highly unusual.The revenue gain was exceptional, and had insured losses grown at their normal rate of most recent yearsa significant drop in the combined ratio would have occurred.But losses in 1985 didn’t cooperate, as they did not in 1984.Though inflation slowed considerably in these years, insured losses perversely accelerated, growing by 16% in 1984 and by an even more startling 17% in 1985.The year’s growth in losses therefore exceeds the inflation rate by over 13 percentage points, a modern record.Catastrophes were not the culprit in this explosion of loss cost.True, there were an unusual number of hurricanes in 1985, but the aggregate damage caused by all catastrophes in 1984 and 1985 was about 2% of premium volume, a not unusual proportion.Nor was there any burst in the number of insured autos, houses, employers, or other kinds of “exposure units”.A partial explanation for the surge in the loss figures is all the additions to reserves that the industry made in 1985.As results for the year were reported, the scene resembled a revival meeting: shouting “I’ve sinned, I’ve sinned”, insurance managers rushed forward to confess they had under reserved in earlier years.Their correction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1985 loss numbers.A more disturbing ingredient in the loss surge is the acceleration in “social” or “judicial” inflation.The insurer’s ability to pay has assumed overwhelming importance with juries and judges in the assessment of both liability and damages.More and more, “the deep pocket” is being sought and found, no matter what the policy wording, the facts, or the precedents.This judicial inflation represents a wild card in the industry’s future, and makes forecasting difficult.Nevertheless, the short-term outlook is good.Premium growth improved as 1985 went along(quarterly gains were an estimated 15%, 19%, 24%, and 22%)and, barring a supercatastrophe, the industry’s combined ratio should fall sharply in 1986.The profit improvement, however, is likely to be of short duration.Two economic principles will see to that.First, commodity businesses achieve good levels of profitability only when prices are fixed in some manner or when capacity is short.Second, managers quickly add to capacity when prospects start to improve and capital is available.In my 1982 report to you, I discussed the commodity nature of the insurance industry extensively.The typical policyholder does not differentiate between products but concentrates instead on price.For many decades a cartel-like procedure kept prices up, but this arrangement has disappeared for good.The insurance product now is priced as any other commodity for which a free market exists: when capacity is tight, prices will be set remuneratively;otherwise, they will not be.Capacity currently is tight in many lines of insurancethe best in the industryand who, in 1985, could not collect on many of their IOUs.These buyers today are attracted to Berkshire because of its strong capital position.But, in a development we did not foresee, we also are finding buyers drawn to us because our ability to insure substantial risks sets us apart from the crowd.To understand this point, you need a few background facts about large risks.Traditionally, many insurers have wanted to write this kind of business.However, their willingness to do so has been almost always based upon reinsurance arrangements that allow the insurer to keep just a small portion of the risk itself while passing on(“laying off”)most of the risk to its reinsurers.Imagine, for example, a directors and officers(“D & O”)liability policy providing $25 million of coverage.By various “excess-of-loss” reinsurance contracts, the company issuing that policy might keep the liability for only the first $1 million of any loss that occurs.The liability for any loss above that amount up to $24 million would be borne by the reinsurers of the issuing insurer.In trade parlance, a company that issues large policies but retains relatively little of the risk for its own account writes a large gross line but a small net line.In any reinsurance arrangement, a key question is how the premiums paid for the policy should be divided among the various “layers” of risk.In our D & O policy, for example.what part of the premium received should be kept by the issuing company to compensate it fairly for taking the first $1 million of risk and how much should be passed on to the reinsurers to compensate them fairly for taking the risk between $1 million and $25 million? One way to solve this problem might be deemed the Patrick Henry approach: “I have but one lamp by which my feet are guided, and that is the lamp of experience.” In other words,how much of the total premium would reinsurers have needed in the past to compensate them fairly for the losses they actually had to bear? Unfortunately, the lamp of experience has always provided imperfect illumination for reinsurers because so much of their business is “long-tail”, meaning it takes many years before they know what their losses are.Lately, however, the light has not only been dim but also grossly misleading in the images it has revealed.That is, the courts’ tendency to grant awards that are both huge and lacking in precedent makes reinsurers’ usual extrapolations or inferences from past data a formula for disaster.Out with Patrick Henry and in with Pogo: “The future ain’t what it used to be.”
The burgeoning uncertainties of the business, coupled with the entry into reinsurance of many unsophisticated participants, worked in recent years in favor of issuing companies writing a small net line: they were able to keep a far greater percentage of the premiums than the risk.By doing so, the issuing companies sometimes made money on business that was distinctly unprofitable for the issuing and reinsuring companies combined.(This result was not necessarily by intent: issuing companies generally knew no more than reinsurers did about the ultimate costs that would be experienced at higher layers of risk.)Inequities of this sort have been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in lines of insurance in which much change was occurring and losses were soaring;e.g., professional malpractice, D & 0, products liability, etc.Given these circumstances,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issuing companies remained enthusiastic about writing business long after premiums became woefully inadequate on a gross basis.An example of just how disparate results have been for issuing companies versus their reinsurers is provided by the 1984 financials of one of the leaders in large and unusual risks.In that year the company wrote about $6 billion of business and kept around $2 1/2 billion of the premiums, or about 40%.It gave the remaining $3 1/2 billion to reinsurers.On the part of the business kept, the company’s underwriting loss was less than $200 millionbut it never again sat on a cold stove, either.Reinsurers have had so many unpleasant surprises in long-tail casualty lines that many have decided(probably correctly)to give up the game entirely, regardless of price inducements.Consequently, there has been a dramatic pull-back of reinsurance capacity in certain important lines.This development has left many issuing companies under pressure.They can no longer commit their reinsurers, time after time, for tens of millions per policy as they so easily could do only a year or two ago, and they do not have the capital and/or appetite to take on large risks for their own account.For many issuing companies, gross capacity has shrunk much closer to net capacityalthough, just a short while ago, many were willing to lose five or ten times that amount as long as virtually all of the loss was for the account of their reinsurers.In mid-1985 our largest insurance company, National Indemnity Company, broadcast its willingness to underwrite large risks by running an ad in three issues of an insurance weekly.The ad solicited policies of only large size: those with a minimum premium of $1 million.This ad drew a remarkable 600 replies and ultimately produced premiums totaling about $50 million.(Hold the applause: it’s all long-tail business and it will be at least five years before we know whether this marketing success was also an underwriting success.)Today, our insurance subsidiaries continue to be sought out by brokers searching for large net capacity.As I have said, this period of tightness will pass;insurers and reinsurers will return to underpricing.But for a year or two we should do well in several segments of our insurance business.Mike Goldberg has made many important improvements in the operation(prior mismanagement by your Chairman having provided him ample opportunity to do so).He has been particularly successful recently in hiring young managers with excellent potential.They will have a chance to show their stuff in 1986.Our combined ratio has improvedbut continues to reflect past misdeeds.Last year I told you of the major mistakes I had made in loss-reserving,and promised I would update you annually on loss-development figures.Naturally, I made this promise thinking my future record would be much improved.So far this has not been the case.Details on last year’s loss development are on pages 50-52.They reveal significant underreserving at the end of 1984, as they did in the several years preceding.The only bright spot in this picture is that virtually all of the underreserving revealed in 1984 occurred in the reinsurance areathe Except-For Insurance Companynamely, that the real mistake is not the act, but the actor.Inevitably, of course, business errors will occur and the wise manager will try to find the proper lessons in them.But the trick is to learn most 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others.Managers who have learned much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in the past usually are destined to learn much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in the future.GEICO, 38%-owned by Berkshire, reported an excellent year in 1985 in premium growth and investment results, but a poor yearin underwriting.Private passenger auto and homeowners insurance were the only important lines in the industry whose results deteriorated significantly during the year.GEICO did not escape the trend, although its record was far better than that of virtually all its major competitors.Jack Byrne left GEICO at mid-year to head Fireman’s Fund, leaving behind Bill Snyder as Chairman and Lou Simpson as Vice Chairman.Jack’s performance in reviving GEICO from near-bankruptcy was truly extraordinary, and his work resulted in enormous gains for Berkshire.We owe him a great deal for that.We are equally indebted to Jack for an achievement that eludes most outstanding leaders: he found managers to succeed him who have talents as valuable as his own.By his skill in
identifying, attracting and developing Bill and Lou, Jack extended the benefits of his managerial stewardship well beyond his tenure.Fireman’s Fund Quota-Share Contract Never one to let go of a meal ticket, we have followed Jack Byrne to Fireman’s Fund(“FFIC”)where he is Chairman and CEO of the holding company.On September 1, 1985 we became a 7% participant in all of the business in force of the FFIC group, with the exception of reinsurance they write for unaffiliated companies.Our contract runs for four years, and provides that our losses and costs will be proportionate to theirs throughout the contract period.If there is no extension, we will thereafter have no participation in any ongoing business.However, for a great many years in the future, we will be reimbursing FFIC for our 7% of the losses that occurred in the September 1, 1985and even thought, itselfwhether it be bridge, chess, or stock selection than to have opponents who have been taught that thinking is a waste of energy?)Through 1973 and 1974, WPC continued to do fine as a business, and intrinsic value grew.Nevertheless, by yearend 1974 our WPC holding showed a loss of about 25%, with market value at $8 million against our cost of $10.6 million.What we had thought ridiculously cheap a year earlier had become a good bit cheaper as the market, in its infinite wisdom, marked WPC stock down to well below 20 cents on the dollar of intrinsic value.You know the happy outcome.Kay Graham, CEO of WPC, had the brains and courage to repurchase large quantities of stock for the company at those bargain prices, as well as the managerial skills necessary to dramatically increase business values.Meanwhile, investors began to recognize the exceptional economics of the business and the stock price moved closer to underlying value.Thus, we experienced a triple dip: the company’s business value soared upward, per-share business value increased considerably faster because of stock repurchases and, with a narrowing of the discount, the stock price outpaced the gain in per-share business value.We hold all of the WPC shares we bought in 1973, except for those sold back to the company in 1985’s proportionate redemption.Proceeds from the redemption plus yearend market value of our holdings total $221 million.If we had invested our $10.6 million in any of a half-dozen media companies that were investment favorites in mid-1973, the value of our holdings at yearend would have been in the area of $40in effect, a parking place for money(though not a totally safe one, since deals sometimes fall through and create substantial losses).We sometimes enter the arbitrage field when we have more money than ideas, but only to participate in announced mergers and sales.We would be a lot happier if the funds currently employed on this short-term basis found a long-term home.At the moment, however, prospects are bleak.At yearend our insurance subsidiaries had about $400 million in tax-exempt bonds, of which $194 million at amortized cost were issues of Washington Public Power Supply System(“WPPSS”)Projects 1, 2, and 3.1 discussed this position fully last year, and explained why we would not disclose further purchases or sales until well after the fact(adhering to the policy we follow on stocks).Our unrealized gain on the WPPSS bonds at yearend was $62 million, perhaps one-third arising from the upward movement of bonds generally, and the remainder from a more positive investor view toward WPPSS 1, 2, and 3s.Annual tax-exempt income from our WPPSS issues is about $30 million.Capital Cities/ABC, Inc.Right after yearend, Berkshire purchased 3 million shares of Capital Cities/ABC, Inc.(“Cap Cities”)at $172.50 per share, the market price of such shares at the time the commitment was made early in March, 1985.I’ve been on record for many years about the management of Cap Cities: I think it is the best of any publicly-owned company in the country.And Tom Murphy and Dan Burke are not only great managers, they are precisely the sort of fellows that you would want your daughter to marry.It is a privilege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mand, thus, for ourselves as ownersbut, in making investments, we try to steer clear of this type.)Today, corporate instability is an inevitable consequence of widely-diffused ownership of voting stock.At any time a major holder can surface, usually mouthing reassuring rhetoric but frequently harboring uncivil intentions.By circumscribing our blocks of stock as we often do, we intend to promote stability where it otherwise might be lacking.That kind of certainty, combined with a good manager and a good business, provides excellent soil for a rich financial harvest.That’s the economic case for our arrangements.The human side is just as important.We don’t want managers we like and admireto ever lose any sleep wondering whether surprises might occur because of our large ownership.I have told them there will be no surprises, and these agreements put Berkshire’s signature where my mouth is.That signature also means the managers have a corporate commitment and therefore need not worry if my personal participation in Berkshire’s affairs ends prematurely(a term I define as any age short of three digits).Our Cap Cities purchase was made at a full price, reflecting the very considerable enthusiasm for both media stocks and media properties that has developed in recent years(and that, in the case of some property purchases, has approached a mania).it’s no field
for bargains.However, our Cap Cities investment allies us with an exceptional combination of properties and peopleunderstandable, large, well-managed, a good earner.The company has sales of about $700 million derived from 17 businesses, many leaders in their fields.Return on invested capital is good to excellent for most of these businesses.Some well-known products are Kirby home-care systems, Campbell Hausfeld air compressors, and Wayne burners and water pumps.World Book, Inc.is by far the company’s largest operation.It also is by far the leader in its industry, selling more than twice as many encyclopedia sets annually as its nearest competitor.In fact, it sells more sets in the U.S.than its four biggest competitors combined.Charlie and I have a particular interest in the World Book operation because we regard its encyclopedia as something special.I’ve been a fan(and user)for 25 years, and now have grandchildren consulting the sets just as my children did.World Book is regularly rated the most useful encyclopedia by teachers, librarians and consumer buying guides.Yet it sells for less than any of its major competitors.Childcraft, another World Book, Inc.product, offers similar value.This combination of exceptional products and modest prices at World Book, Inc.helped make us willing to pay the price demanded for Scott Fetzer, despite declining results for many companies in the direct-selling industry.An equal attraction at Scott Fetzer is Ralph Schey, its CEO for nine years.When Ralph took charge, the company had 31 businesses, the result of an acquisition spree in the 1960s.He disposed of many that did not fit or had limited profit potential, but his focus on rationalizing the original potpourri was not so intense that he passed by World Book when it became available for purchase in 1978.Ralph’s operating and capital-allocation record is superb, and we are delight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him.The history of the Scott Fetzer acquisition is interesting, marked by some zigs and zags before we became involved.The company had been an announced candidate for purchase since early 1984.A major investment banking firm spent many months canvassing scores of prospects, evoking interest from several.Finally, in mid-1985 a plan of sale, featuring heavy participation by an ESOP(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 was approved by shareholders.However, as difficulty in closing followed, the plan was scuttled.I had followed this corporate odyssey through the newspapers.On October 10, well after the ESOP deal had fallen through, I wrote a short letter to Ralph, whom I did not know.I said we admired the company’s record and asked if he might like to talk.Charlie and I met Ralph for dinner in Chicago on October 22 and signed an acquisition contract the following week.The Scott Fetzer acquisition, plus major growth in our insurance business, should push revenues above $2 billion in 1986, more than double those of 1985.Miscellaneous The Scott Fetzer purchase illustrates our somewhat haphazard approach to acquisitions.We have no master strategy, no corporate planners delivering us insights about socioeconomic trends, and no staff to investigate a multitude of ideas presented by promoters and intermediaries.Instead, we simply hope that something sensible comes alongcustomarily within five minutesand the right peopleallowing for the tendency
of people to vote for the status quoexcept me-make the decision as to whether to exchange all, part, or none of his Berkshire shares for Rockford shares.I took the Rockford stock that was left over and thus my own holding in Rockford was determined by your decisions.At the time I said, “This technique embodies the world’s oldest and most elementary system of fairly dividing an object.Just as when you were a child and one person cut the cake and the other got first choice, I have tried to cut the company fairly, but you get first choice as to which piece you want.”
Last fall Illinois National was sold.When Rockford’s liquidation is completed, its shareholders will have received per-share proceeds about equal to Berkshire’s per-share intrinsic value at the time of the bank’s sale.I’m pleased that this five-year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division of the cake was reasonably equitable.Last year I put in a plug for our annual meeting, and you took me up on the invitation.Over 250 of our more than 3,000 registered shareholders showed up.Those attending behaved just as those present in previous years, asking the sort of questions you would expect from intelligent and interested owners.You can attend a great many annual meetings without running into a crowd like ours.(Lester Maddox, when Governor of Georgia, was criticized regarding the state’s abysmal prison system.“The solution”, he said, “is simple.All we need is a better class of prisoners.” Upgrading annual meetings works the same way.)I hope you come to this year’s meeting, which will be held on May 20 in Omaha.There will be only one change: after 48 years of allegiance to another soft drink, your Chairman, in an unprecedented display of behavioral flexibility, has converted to the new Cherry Coke.Henceforth, it will be the Official Drink of the Berkshire Hathaway Annual Meeting.And bring money: Mrs.B promises to have bargains galore if you will pay her a visit at The Nebraska Furniture Mart after the meeting.Warren E.Buffett Chairman of the Board March 4, 1986
第五篇:MBA开学典礼校长讲话
XXX校长在2012级MBA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亲爱的各位MBA的学员、各位老师、同志们下午好,在这秋风送爽、兰桂飘香的金秋季节,今天我们满怀着丰收的喜悦,在这里隆重举行XXX大学2012级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的开学典礼,我谨代表学校,以及全校教职员工向各位新学员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祝贺。
今天,你们来到 XX大学,就成为了我们XXX大学的一员,学校为你们的加入而高兴,你们的加入给我们学校增添了新的活力,增加了更加丰富的色彩,相信你们也会为选择 XX大学而庆幸和骄傲,大家都知道XXX大学所以说国家211工程建设的特色鲜明的重点大学,在他本身就要发挥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基本功能的基础上,还要重点突出为 XX石化企业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你们就是我们学校特别为行业和社会培养高层次人才,强化服务功能,提升学生的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形成力量。
从2010年起,学校开始招收MBA,你们今天是第三届,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届,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开学典礼也是学校在 QD新校区举行的第一届开学典礼,因此,它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家也希望这将成为激励广大我们学员刻苦学习、积极创新、努力实践的全新的动力,这也将成为我们学校管理学科依托新校区,全面提升高层次人才培养规模和质量的一个新的起点,从2011年学校完成了整体上的办学结构的调整,为学校“十二五规划”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我们学校XXX大学 这个实体具有两个校体,一个是今天大家所在的 QD新校区,一个就是我们原来的 DY校区,我们学校两个校区协调发展的基本定位就是我们 QD新校区作为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以及国内外学术交流的一个基地,DY老校区继续发挥“产学研用”结合以及我们实践教学的基地作用,两校区相互支撑,共同发展,这么一个基本定位。
明年也将迎来我们XXX大学建校60周年华诞,在新的发展阶段,学校确立建设 XX学科国际一流的高水平研究性大学的奋斗目标,经济管理学科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联系最紧密的学科,MBA教育更是直接面向我国企业管理实践的教育,XXX大学虽然是一所以 XX学科为鲜明特色的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但是经济管理学科同样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也是学校在今后或者在新一轮学科建设中的重要的建设项目。MBA在我们国家所有专业学位的教育当中,开展的最早,办学敬业最为成熟,社会影响最大,我们学校在2009年成功地申请、试办MBA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学校对此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把它作为我们学校向着我们最终的教学目标和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社会声誉、提升我们学校内涵的重要方面,在资金、政策和人才方面都给了优先的支持。经管学院也是全力以赴,精心的组织和实施,同时社会各界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并且初步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肯定。
今天在坐的我们各位学员都具备了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来自各行业、企业、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的管理岗位,还有一批处在重要的管理或者领导岗位上,办好MBA教育已经成为学校建立紧密联系行业和地方发展的新的纽带,也开辟了一个直接服务于行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窗口。目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的建设这两个大的国家战略正在深入推进,迫切需要一大批激动经济又懂管理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作为支撑,因此希望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院及相关单位一定要高度重视、周密组织,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强学科体系和教学内容的建设,优化教学手段,尤其要结合学员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突出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的培养,全面提升我校MBA的培养质量,争取创造新的人才培养的品牌,为我们国家的 XX石化行业和山东地区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发展的复合型管理人才,也为我们学校专业研究生的教育改革和实践做出开创新的贡献。
借此机会,我想向在坐的各位学员提出几点希望:
第一,希望你们来到 XX大学后,尽快了解 XX大学,融入 XX大学,热爱 XX大学。一
所 XX大学对人才的培养不仅在于知识的传授,而且也在于其独特的文化熏陶,我们刚才了解到,我们的新学员报道后的第一项活动就是参加我们的校史展览,在这里我们的展览是比较简单的,主要是展示了我们 XX大学近60年坎坷的发展历史,我们总结它为“三次建校,四次更名”,到现在呢应该说我们这个学校仍然在建设当中,就像我们的 XX工业史上一直是在“创业”,但这也是我们学校的校园文化或者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在开创进去,踏实的往前走。
大家在以前报考我们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对我们学校有所了解,但是身份不同,那时候是基本了解,现在你们走入 XX大学,融入 XX大学,希望你们加强对学校的了解,增强对 XX大学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以石大人的身份爱校、荣校,对学校的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对我们的这个班,我们的组织教学,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提到你们的意见,也为国家能源战略和地方经济建设、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第二,希望你们遵循惟真惟实的校训,秉承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校风,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珍惜宝贵的学习时光,尽快调整好角色,协调好工作和学习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我们MBA学员,包括我们在做的学员都是在职学习,而且大多数都很年轻,事业都处于起步期,在学习、工作、生活方面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所以也希望你们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踏实求学、不断加强自身修养和知识、能力的拓展,结合自身的工作,发挥自身工作经验丰富的优势,不断的完善自我、追求卓越。
第三,希望你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精诚团结,注重培养合作精神,努力营造昂扬向上、团结合作、和谐有序的团队文化,建设相互学习,相互激励、共同进步的团队,通过师生间、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相互启迪思维,贡献新鲜思想,提升管理理念,实现质的飞跃。我们知道管理要求的是综合的知识和能力,不像单一的工科,像数理化学好了,应该说基础就学好了,我们管理要求方方面面的(知识),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以及我们人际关系的处理等等,我想这个你们都有很深的体会,希望在这方面呢,借助学校的环境把我们原有的能力、素质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第四,希望你们要保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把实现自身价值与社会服务相结合,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为将来完成具有全球化经营意识与创业精神,能直接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有较强沟通能力的国际化工商管理人才打好基础,为国家经济转型,企业创新做出贡献。同时也希望MBA中心的工作人员和任课教师要进一步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兢兢业业、严谨治学、科学管理、热心服务,不断提高教学管理和服务水平,积极缔造学校MBA教育的新品牌,为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解放思想、抓住机遇、锐意进取,XX大学的MBA教育一定会越办越好!也一定会培养出更多的更优秀人才!
最后希望同学们珍惜宝贵的青春年华,以有为之身,展鸿鹄之志,志存高远、脚踏实地,通过在校期间的这段学习和实践,通过将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能真正成为适应21世纪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优秀的管理人才,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学业有成、事业辉煌。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