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犯罪构成理论60年

第一篇：新中国犯罪构成理论60年

新中国犯罪构成理论60年”学术座谈会在昆明成功举行

2009年8月18日上午，作为庆贺“京师高铭暄刑事法学发展基金”成立和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建院四周年的重要学术活动，由北师大刑科院与武汉大学刑事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新中国犯罪构成理论60年‟学术座谈会”在春城昆明如期举行。此次座谈会由北师大刑科院院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教授主持，由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两位名誉会长高铭暄教授和马克昌教授共同担纲主讲。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云南省法院系统、云南省检察院系统和北京、浙江、广东、福建、河南等地司法机关的50多位实务工作者，以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30余所高校、科研机构的70余名学者，共计120余位专家学者会聚一堂，共同就这一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热烈而深入的研讨。

赵秉志教授首先介绍了关于犯罪构成理论争议的相关背景。他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间，由于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科学性及其与实践的紧密联系，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最近，有少数学者主张将我国通行并有坚实实践基础的犯罪构成理论推倒重来，力图全盘照搬德日尤其是日本的三阶层犯罪成立理论。因为这一问题不仅事关刑法理论的核心与基础，亦直接决定中国刑法学发展的未来走向。为了强化相关基础理论研究，北师大刑科院以及武汉大学刑事法中心在以往多次内部座谈并组织专门研讨的基础上，特共同公开主办此次学术座谈会。

在主题发言阶段，高铭暄教授首先对主张以三阶层犯罪成立体系取代我国通行犯罪构成理论者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他指出，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在我国的发展有一定的必然性，而“推倒重来论”人为地强行切断了新中国刑法理论的历史连续，并有意无意地漠视了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所具有的现实合理性，其对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指责带有很大的曲解成分。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坚持中发展完善，必须力避那种以干脆抛弃为表现形式的折腾式的所谓发展，这是每一个负责任的有社会良知的刑法学者都应当恪守的基本的学术规范和准则。那种全然不顾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历史延续性、现实合理性而粗暴地加以抛弃，并贸然移植一个本身就存在很多、很大矛盾的某个外国体系的做法，必然会把中国刑法学引向歧途，这绝非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所当为的。高铭暄教授坚决主张维护和发展我国通行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

马克昌教授在其主题发言中则集中就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从古典犯罪论体系、新古典犯罪论体系、目的行为论的犯罪论体系到现代新古典的犯罪论体系的发展演变分别进行了评析。他指出，三阶层犯罪论体系自诞生以来，已经过多次变化，不可能有绝对唯一的犯罪论体系，而且，无论是哪种三阶层犯罪论体系都有其缺陷甚至重大缺陷。我国现阶段通行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有其内在合理性，虽然有所欠缺，但可以通过不断发展完善来解决，而不应完全照搬外国的犯罪构成理论。

在主题报告之后的自由发言阶段，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顾问、北师大刑科院特聘教授储槐植先生首先指出，犯罪构成理论是识别犯罪的分析框架。无论是哪种理论，只要在大的时空长期存在，就有其合理性。我们的四要件构成理论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存在、发展了40多年，一定有其基本合理之处。他认为，主张全盘否定我国现有的四要件理论、推倒重来的观点，缺乏哲学头脑。这一观点，漠视现有的国情观念，过分放大了四要件的缺点和三阶层理论的优点。任何理论都有缺点，有缺点才有发展，发现缺点是好事情，有利于理论的改进与完善。但是，如果过分地人为夸大一个理论的缺点，则是有害的。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贾宇教授在发言中强调，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既有历史的传承问题，又有现实存在的合理性问题。以自身也存在种种问题的三阶层理论取代我国通行的四要件构成理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完全没有市场。不可否认，我国四要件理论也存在缺陷，展开对三阶层理论的研究有利于我国四要件理论的完善。但是，学术研究还是要遵循认识规律，在理论上没有达到通说的观点，不应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

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陈忠林教授认为，现在的犯罪构成理论，无论是中国的、德日的，还是英美的，都包含了很多合理的成分，但是也都有缺点。对于中国的四要件理论和德日三阶层理论，如果要做出取舍，当然应选择中国的四要件理论。因为四要件理论更科学、更被大众接受。

中国社科院国际法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陈泽宪教授认为，我国犯罪构成理论虽然传承于苏俄，但是经过几代刑法学人的发展，与原来苏俄的犯罪构成理论相比在内容上有了许多变化。犯罪构成理论是我国刑法理论的基石，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刑法人。对于这一理论，近些年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观点，甚至出现了不同的流派。从学术角度上说，不同观点的自由争鸣，有助于刑法学的发展和完善。从刑法学理论研究而言，我们不反对任何学术批评，也允许学术上的反批评，鼓励学术上的自我批评。但是，我国究竟应当适用何种构成理论，应当在实践中检验。我国四要件理论尽管某些要素也有待进一步发展，但该理论在定罪量刑中的适用并没有出现很大的问题，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因而应当坚持和发展。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黎宏教授认为，犯罪构成理论就是认定犯罪的一个标准。日本犯罪构成体系一般注重形式与实质分开，而我国犯罪构成强调形式与实质相结合。近些年，在日本刑法理论界中，也有不少学者主张将实质与形式的结合，代表人物有前田雅英和平野龙一。而我国现在有人却提出将实质与形式强行分开，有走别人的老路之嫌。我国犯罪犯罪构成理论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如递进层次的强调不够、犯罪概念界定不清等，因此，我国犯罪构成理论需要完善，但完全没有必要重构，没有必要照搬大陆法系相关理论，拾人牙慧。

吉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张旭教授指出，尽管外国理论可以开阔视野、丰富思维，但直接移植国外的理论为我所用，应当充分考虑到本国的国情以及本国理论的发展脉络；否则，这样的理论移植非但无益，反则有害。同时，理论研究是多元的，应当倡导学术创新，推进学术争鸣。但是，理论能否站得住脚，能否对实践产生影响，需要认真对待。如果不关注我国现实基础，盲目将外国理论加以推广、运用，则值得商榷。事实上，理论研究应当关注中国国情。四要件理论在我国实行了40多年，且被广泛接受。虽然这个理论可能有缺陷，但决不应推倒重建，完善改进即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助理、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齐文远教授认为，我国通行的四要件理论也是立体的，而并非是平面的。无论是三阶层、还是四要件，都有其价值。不过，三阶层理论对犯罪的认定相互牵扯、纠结不清，晦涩难懂，路径复杂，不如我国四要件理论，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一种理论体系，要成为主流意识不是偶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四要件成为我国刑法构成要件理论的通说，有各种历史的、现实的因素。我国的四要件理论满足了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得到了广大司法实务者的认同，因而理应坚决维护并发展完善。

北师大刑科院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黄风教授提出，对于刑法理论中出现的不同学说、不同见解，我们理当以宽容态度待之。每位学者都希望把自己的观点广泛地传播，这也可以理解，但应当采取妥当的方式或方法。

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副庭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王勇博士认为，我国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普遍的适用和认同，有个别学者说司法部门也并非经常运用四要件理论定罪量刑，可能是他们根本不了解我国的刑事司法工作。而且，从我国司法实践的情况看，四要件构成理论在实践运用中非常好用，广大刑事司法实务工作者都是得心应手，耳熟能详。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会有必要用外国的晦涩并充满矛盾的理论来代替我国通行并有旺盛生命力的四要件构成理论呢？相信全国刑事司法实务界都会维护四要件构成理论，而不会同意这种莫名其妙的“折腾”式所谓“改革”。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田成有副院长指出，关于犯罪构成理论，广大司法实务人员一直以来熟知和了解的都是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对于三阶层理论则根本不了解。当然，对于理论界的新问题、新观点我们应抱有积极的心态去了解、去研究，并充分考虑我国司法实践的实际和要求。

最后，赵秉志教授总结指出，在刑法理论研究中，各种不同学说当然可以并存共荣，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就此问题进行研讨，决不是要争高论低，而是为了树立法学研究的正常风气。学术理论研究，应当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任何一种学说的传播都应当有其正当的途径。只有在这样的理论传播与争鸣中，才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使真理越辩越明，并得到不断的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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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职务犯罪构成要件分析

职务犯罪构成要件分析

从近年的工作实践看，虽然在预防职务犯罪方面作了许多有益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现实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需要澄清的认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要搞好预防职务犯罪，必须对职务犯罪有充分的认识。职务犯罪是伴随着生产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公共权力的产生而产生，已成为当今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科技发展的强大阻力，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认识职务犯罪的危害、特点、原因，是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前提。预防，应从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入手。控制，必须采取各种手段综合治理，方可取得最佳的控制效果，通过政治、法律的手段实现预防。

职务犯罪是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国有公司、人们团体工作人员利用已有职权，徇私舞弊、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破坏国家对公务活动的规章规范，依照刑法规定应当处以刑事处罚的行为。犯罪构成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客观和主管要件的总和。形形色色的犯罪，其具体犯罪构成都是不一样的但概括起来说，它们都必须具备四个方面的要件，即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管方面，职务犯罪和其它犯罪形式一样，也必须具备四方面的要件。

一、职务犯罪主体

犯罪主体，是指实施犯罪行为并且依法应负刑事责任的人。职务犯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根据法律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国家机关”，是指国家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军事机关。“从事公务的人员”，是指在上述国家机关中行使一定职权、履行一定职务的人员，即国家干部。但是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劳务性工作的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范畴。

“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包括三方面内容：(1)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在公司、企业等单位中具有经营、管理职责，或履行一定职务的人员;(2)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在一些具有国有资产成分的中外合资企业、合作企业、股份制企业当中，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有关国有单位为了行使对所参与的国有资产的管理权，而派驻的管理人员：(3)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全国人大常委会2002年12月28日通过的关于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即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贵任。根据这一立法解释，以下“四种人”纳入了渎职犯罪的主体范围之内。一是法律授权规定某些非国家机关的组织，在某些领域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如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等。二是在机构改革中，有的地方将原来的一些国家机关调整为事业单位，但仍然保留某些行政管理的职能，如林业管理部门等。三是有些国家机关将自己行使的职权依法委托给一些组织行使，如烟草专卖、盐业管理部门等。四是实践中有的国家机关根据工作需要聘用了一部分国家机关以外的人员从事公务，如合同制民警、聘用人员等。

二、职务犯罪客体

犯罪的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犯罪客体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职务犯罪侵犯客体的多重性。大多数犯罪一般只侵犯某一种社会关系，担所有职务犯罪都要侵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社会关系，既犯罪客体为多重客体，如果将职务犯罪作为与普遍刑事犯罪相区别的一类犯罪，那么此类犯罪无一例外地侵犯了国家对职务活动的管理职能，同时还侵犯了具体的社会关系。职务犯罪除侵犯了国家对职务活动的管理职能这一同类客体外，往往还要侵犯其他的具体社会关系。如受贿罪还同时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刑讯逼供罪同时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这表明职务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多重的，要求我们在认定职务犯罪时，不仅要看到职务犯罪客体的特定性，而且还应注意职务犯罪客体的复杂性，从而正确划分职务犯罪的范围，充分认识其社会危害的广泛和严重性。职务犯罪的客体一般有以下两方面组成。

1.国家公务活动的廉洁性，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的正活动及公司财产。

2.国家机关的正常职能及国家对职务活动的管理职能。

三、职务犯罪主观方面

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自己行为的危害结果所抱的心理态度。它包括罪过（即犯罪故意和犯罪果实）以及犯罪的目的和动机。研究犯罪主观方面有助于正确的定罪和量刑。主观方面的罪过即犯罪的故意或过失，是一切犯罪构成均须具备的主观条件。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一种心理态度。犯罪故意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前者对行为危害程度的影响一般大于后者。犯罪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的一种心理态度。犯罪过失可分为过于自信的过失和疏忽大意的过失两种。如果行为虽然在客观上造成了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过失，而是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这就是无罪过的意外事件，不认为是犯罪。大多数职务犯罪由故意构成，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隐瞒境外存款不报等行为；只有少数职务犯罪由过失构成，如：玩忽职守罪、重大责任事故罪。

四、职务犯罪的客观方面

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犯罪活动的客观外在表现，包括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危害结果，以及犯罪的时间、地点和方法诸事特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职务犯罪罪的构成要件，通说认为，职务犯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的职权和地位所形成的有利条件，即利用自己主管、管理、经手的便利条件。我国法律规定职务犯罪的客观要件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利用职务之便;二是滥用职权;三是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务。为此，职务犯罪必须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责有必然的联系，是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生的犯罪行为。如果行为人的犯罪行为与其职责无关，则不能构成职务犯罪。

五、职务犯罪的特性

第一、职务犯罪存在的长期性和必然性。职务犯罪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有现象，尽管各国的提法不同，事实上自国家出现以来，一直存在于人类的各个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认为，只要有阶级、国家和商品的存在，就会有犯罪的发生。本人认为属于犯罪范畴的职务犯罪同样如此，只要有国家、商品和收入差别等因素的存在，就会有职务犯罪的发生。第二、职务犯罪的普遍性和群体性。职务犯罪这一社会现象，广泛的存在于国际社会，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我国的职务犯罪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和领域：从中央到农村、从行政部门到企事业单位。职务犯罪的侦查实践还表明，一个地区的****风气或一个单位主要领导的道德品质，直接诱发一个地区或一个单位的群体性的职务犯罪，譬如，宝安国土局系列受贿案、厦门远华走私案。

第三、职务犯罪的隐蔽性和复杂性。职务犯罪与其它的犯罪相比，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复杂性。其隐蔽性和复杂性表现为：案件不易暴露、举报热情不高、部分案件证据不多（如贿赂案）、取证难度大、有些案件定性困难（如渎职类）、干扰性大。存在隐蔽性复杂性的原因是：犯罪主体多为有一定职务的人，大多数人不敢得罪他们；犯罪主体通常有较高的智商，心理防线不易突破；侵犯的客体多为公有财务，一些人有“与己无关”的思想，不愿举报；有的案件属于高科技犯罪，证据不易获取；有的案件不仅证据少，且暴露时间晚，时过境迁，证据难以收集；有的领导和财务人员的问题，在位期间，他人不易察觉；裙带关系或“官官相护”阻挠办案；侦查部门技术落后、手段不多、措施不力。

第四、职务犯罪的危害性和腐蚀性。职务犯罪对社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对社会风气和人的精神具有极强的腐蚀性。职务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主要有：动摇执政党的地位、危及国家的安全、破坏地区的稳定、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严重影响投资环境和改革开放的进程。职务犯罪的腐蚀性表现为：毒化社会风气，使人们的精力不是用来搞好本职工作，而是大搞投机钻营、买官卖官、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以权谋私、结党营私；腐蚀人的精神，使人们不是奋发进取，而是道德沦丧、社会奢靡，吃喝嫖赌、追求享乐。

职务犯罪，主要表现是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经济犯罪和渎职侵权犯罪，是****现象最突出的表现。二战以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相继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困扰他们最甚的问题之一就是官员的****问题。①

六、职务犯罪的原因

职务犯罪现象如此严重，其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微观层次上个人素质方面的，也有宏观层次上制度结构方面的，而究其根本原因则应该是权力的失控。

公共权力是根据公共意志组织、协调和控制社会公共生活的力量，它是基于人类共同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自国家产生以来，公共权力主要表现为国家的政治权力。历史实践表明，无论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统治的国家，都无法做到统治者全体直接授权各种具体的国家职能权力，而只能经授权程序由部分人代为行使。②从理论上说，任何授权关系都存在着权力被代行者非合理使用的风险，这是权力政治学的普通常识。当具体的公共权力偏离了法律规范的轨道，被用来服务于个人或小集体的意志和利益时，权力通常就处于同授权人整体的意志和利益相冲突的状态。这时，权力蜕变为个别人实现私欲的手段，成为被滥用的力量。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公共权力即人民的权力，人民的权力主要是由公职人员代行的。这种授权关系会不会由于社会制度的先进而自动免除了被代行者滥用的可能性？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明确地确认，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公共权力同样存在被其代行者滥用的风险。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反****斗争一直在进行，但是****的蔓延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其主要原因就是单纯地打击和处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滥用的问题。既然授权关系是必须的，那么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就应当对权力的代行者从制度上施以有力的约束和监督。权力****的泛滥说明现行的权力体制对授权后权力过程的控制力和约束力还不足，使得用权人有较大的个人随意行为的空间。而权力失控后，加之经济和社会的诱因，必然发生滥用的情形，正所谓“绝对的权力绝对****”。③

（一）从政治的层面来看，我国政治生活和公共管理中所发生的权力失控现象，主要由于现行政治体制中权力配臵上存在的一些弊端，概而析之，其原因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权力过于集中。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党政领导体制中传统的弊端。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主要弊端之一是权力过分集中，过分集中往往把党的领导变为个人领导。“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④“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似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⑤有些人自恃大权在握，专横跋扈，违法乱纪，贪污受贿，最终滑入****的深坑。固然，****分子的堕落有其个人品质的原因，但是他们的****活动既然发生于体制内，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检讨制度环境存在的内在的疏漏。无疑，正是过分集权的体制为某些掌权的人提供了自由公用的可能。过大的权力膨胀了他们的个人意志。而且，权力过分集中还使得纠正权力过错的代价大大提高。在实践中，很多****活动在其初期已被群众发现和举报，但集权体制为其提供了排除障碍的力量，直至违法行为不可收拾，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的损害，才受到制止和追究。其次，权力行使过程中缺乏有力的制约和监督。权力现象的一个客观规律是，没有制约的权力容易被滥用。在失控和约束不力的情况下，个人的意志常常会由于没有压力和牵制而轻易地进入权力过程，从而使用权人形成不谨慎甚至是随意的精神状态。由于缺乏制约机制作保障，权力行为的规范也往往流于形式，丧失应有的权威和严肃性，得不到真正的贯彻。******同志说，权力被滥用而又得不到制止，往往就会出现大问题。⑥我国****现象发生的现实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在党政体制中有专职地监督各级权力的机构，但监督权和被监督权之间明显失衡，使得监督机构的职能作用受到限制。权力运作的规律表明，权力越大、越关键，就越是应当予以规范和约束。而现实权力体制中的情况却是相反，权力地位越高，受到的制约和监督却越弱。正因为制约监督不力，才使得某些人有恃无恐，肆意妄为。

第三，权利对权力的监控力不足。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人们的参与手段主要是两种，公职人员依靠公共权力，而公共大众主要运用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在具体生活中，公共权力是为实现公民的权利服务的。为了保证权力使用权的合理正当，通常必须建立和完善权利对权力的监控控制制度，防止权力践踏和侵犯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权利对权力的监控是现代权力制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这样的制度尚未健全。权利对权力的制约缺乏有效的实现手段，公民权利行为组织性差，制度保障也不够。在公职人员的选拔、业绩评估和考察、权力违法的遏制以及权力受****行为侵害的救助等方面，尚未建立起严密的权利参与和保障制度。例如舆论监督对权力违法乱纪的实际压力还远远不够，群众对贪官的抨击常常很难转化为组织制度的抨击，从而使得某些握有权力的人无所顾忌。甚至出现已怨声载道的官员仍然提拔重用的现象。这表明，权力的运用离开了人民群众权利活动的监控，也必然出现滥用的后果。

（二）从权力的实施来看，公共权力过程中的****活动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具有致命性的危害。这一过程导致职务犯罪的原因，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政治上，权力****破坏国家政治和法制的统一，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破坏政治稳定。⑦现代化建设的过程是一个国家实现政治整合的进程，它要求有统一的法制实践和稳定的政治局面。而官员的****行为使统一的权力体系陷入了被各种私欲分割隔离的境地，导致法制权威的极度削弱。近年来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职能活动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就是一种典型表现。各种滥用权力的行为侵犯着公民的合法权益，刺激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爆发。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动荡直接导因于权力的严重****。我国过去政治局势的波动也有类似教训。

其次，在经济上，权力****制造分配不公，刺激不正当竞争，催发经济利益的恶性冲突。****分子以权创收，以权获利，直接的破坏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而当权力一旦成为交换或掠夺的手段，在为侵犯市场法则却能带来丰厚利润的特殊商品；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必然遭到破坏，最终必然造成经济局面的混乱以及整个社会健康的经济机体的毁损。第三、在精神文化方面，权力****助长腐朽没落思想，瓦解人民群众对现代化事业的信心，滋生对执政党的政府的离心离德倾向。我国社会上近年来泛滥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潮，同****浊流的推波助澜有直接关系。

七、职务犯罪的预防以及控制方略 通过以上对职务犯罪原因的剖析，我们可以得出：预防职务犯罪应从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入手。

（一）强化权力制约。这是根本，因为****的根源在权力失控，这是制度、机制的问题。

首先，在战略上大力推进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如果政治现代化如政治民主、政治效率、权力结构科学化等没有相应的发展，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就很可能成为****分子饱食的美餐或被其挥霍浪费。

其次，完善权力体制，强化制约监督。****表现为权力的滥用，因此应当在权力体制和结构的改革上寻求对策，改善权力动作的体制环境和相关环境。针对传统体制中过分集权、缺乏制约功能的弊端，主要应做到：①权力体制的改革应在民主和科学的原则指导下进行。实践证明，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权力****的发生，通常呈反比关系。尽管民主政治做不到完全根除****，但确实可以起到减少****发生和控制****规模的作用。权力体制的科学化是指权力的配臵和结构设计要遵循权力活动的客观规律。②改革过分集权的弊端。③建立系统严密的权力监督机制。

第三，强化对权力的社会监督，充分发挥舆论对权力的监督作用。社会监督是指公民、企事业、社团和其它社会组织依法定权利对公共管理权力进行的监控和督促。它是权力监督和制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对国家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力量。权力****损害着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动员各种社会力量保卫自身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管理秩序，必然构成对违法犯罪的有力抵制。

（二）以法治腐，把反****斗争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具体来说，反****斗争的法制化应该包括：有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完善的廉政法律体系，如反贪污的立法；有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强有力的反腐倡廉的监督机制，如监督法的出台；有政治上坚定、业务上强、装备良好、反应迅捷的执法队伍；有领导重视、群众支持、社会形成廉洁意识的执法环境。而其中，主要应该作好三方面的工作：①继续完善反****和廉政立法，一要抓紧制定从宏观上强化反****、廉政建设地位的法律，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⑧的方针取得法律上的保证；二是要抓紧制定规范市场经济行为的法律；三要抓紧制定对违法违纪和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严惩的法律。②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改善执法条件，保证严格执法、依法办事，坚持标本兼治方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机制。③发挥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能。控制方略，有以下两个结论，作为设计职务犯罪控制方略的前提

1、职务犯罪的深层原因决定了其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欲将职务犯罪彻底消灭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理性的目标应当是将其控制在社会可以容忍的程序和范围之内。

2、职务犯罪既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因而职务犯罪的控制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采取各种手段综合治理，方可取得最佳的控制效果。

还需说明，职务犯罪只是一系列犯罪的总称，它本身包含多种不同的犯罪类型，对不同类型的职务犯罪应根据其具体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控制策略。例如对贪污贿赂罪的控制方法就应当同玩忽职守罪有所区别。这里我们是在总体上探讨各种职务犯罪的共同对策。

（一）职务犯罪的道德控制

道德控制，是指通过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其抵御外界各种致罪因素的免疫力，以达到所谓的使人“不想犯”的境界，这是预防职务犯罪的第一道防线。⑨建国之初的50、60年代，我国职务犯罪发案率很低，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思潮的多元化致使传统的道德控制有所削弱，出现了所谓的“道德滑坡”现象。与此同时，反****斗争中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即过分推崇法制的作用，以为只要订立了完备的法律和制度就能根治****，而忽视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道德是软弱无力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相对于法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而言，道德固然是一种“软约束”，但是道德规范一旦内化为人的信念，其作用是不容忽视也不可替代的。另一方面，任何法律和制度都是靠具体的人去操作的，如果人的道德素质低下，再好的法律也可能变成一纸空文，再严的制度也会被钻空子。从国外来看，反腐工作搞得好的国家莫不重视对公职人员的道德教育，有的国家在大学乃至中学就开设有关从政道德的课程，还有的国家将从政道德法制化，如美国在1978年通过的《从政道德法》、韩国在1993年颁布的《公务员道德法》等。中华传统文化中，对于“德治”是极为重视的，这在今天仍是有借鉴价值的。我们认为，预防职务犯罪的最佳对策应是“软硬兼施”，即把道德的“软约束”同法制的“硬约束”有机结合起来，使二者功能互补，而不是厚此薄彼。二）职务犯罪的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就是“把社会生产和生活组织到尽可能高的有序状态”，“控制犯罪的最优方案就是控制社会”。对于职务犯罪的社会控制而言，核心是制度建设，即以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来约束权力的运行，这是遏制职务犯罪的根本途径。如果把道德控制称为“严教”，把司法控制称为“严惩”，那么，社会控制可以称为“严管”。严教、严管、严惩三者各有侧重，不可或缺，但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严管，严管的目标是使人“不能犯”，这是治本之策，前些年我国的反腐斗争侧重于“严惩”，但效果并不理想。近年来人们逐步接受了“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略，治理****的重心开始向社会控制倾斜，这无疑是明智之举。社会控制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其中最关键的有三点

一是深化体制改革。当前****现象大面积蔓延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转轨带来的社会控制弱化，因此，抑制****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加速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前几年，“价值双轨制”取消后，猖獗一时的“官倒”现象近乎销声匿迹，这说明深化改革对于遏制****有着巨大作用。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否则会影响整个改革大业的进程。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限制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从而为市场和社会留一个适度的独立空间。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直接干预的减少，必然会带来权力滥用机会的减少。

二是强化权力监督。首先，要健全权力的内部制衡机制，即以权力制约权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理顺各权力监督机构的组织和运作体制，以实现最佳的监督效益；其次，要完善权力的外部监督体系，即以权利制约权力，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大力培育公民的权利意识、纳税人意识和参政议政督政意识，同时制定法律保障新闻自由，强化媒体对政府的监督；最后，要实现权力监督的全程、动态运作，即从权的授予、权力的运行到权力滥用的责任追究一系列过程，都纳入权力监督网络之中，尤其要严格监控权力授予环节，避免权力落入****分子手中。

三是完善廉政法制。要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加紧制订和完善有关立法，以弥补廉政法制的空白；同时要特别注重立法质量，我们不仅要实现廉政建设法制化，而且要使廉政法制走向科学化。

（三）职务犯罪的司法控制

司法控制，是指国家刑事司法系统通过惩罚犯罪与改造罪犯对犯罪实行控制。司法控制是控制职务犯罪的最后屏障，其目标是借助于刑罚的强大威慑力，达到使潜在犯罪人“不敢犯”的效果。相对于道德控制和社会控制而言，司法控制比较容易操作，见效也比较快，因此，在实践中倍受青睐，实际上居于犯罪控制系统的中心。但司法控制毕竟是一种治标之策，它本身存在着被动性（因属事后控制）及运行成本高等缺陷，因而不能对司法控制的期望值过高。在缺乏道德及社会控制有力配合的情况下，司法控制所取得的成效很难维持长久。多年来我国刑事司法系统所发动的多次“严打”斗争并没有完全实现预期的效果，以至于形成了实践中犯罪量与刑罚量交替上升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但是，不能因为“严打”的作用有限而完全否定“严打”方针。在当前职务犯罪形势依然严峻的状况下，继续贯彻“严打”方针以保持对犯罪的高压态势仍是必要的。不过，应当重新认识、全面把握“严打”方针的确切含义，不能把“严打”简单理解为多判、重判甚至多杀、快杀。我们认为，严打的准确内涵应包括这样几层含义

一是严密立法。我国于1997年修订了刑法典，有关职务犯罪的规定有很大完善，但法网粗疏的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就总体而言，我国刑法具有“厉而不严”（刑罚苛厉而法网不严密）的特点，而国外立法多采取“严而不厉”的模式。仅以贪污贿赂罪为例，我国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为死刑，而国外除泰国、韩国等极个别国家外，一般没有判处死刑的规定，甚至很少有判处无期徒刑的，通常是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德国对贿赂罪的最高刑为10年，日本为7年。另一方面，从贪污贿赂罪的构成条件来看，我国刑法却显得过于宽松，例如贿赂范围仅限于财物，贪污、受贿罪的起刑线同盗窃罪相比悬殊过大，而且刑种单调，缺乏罚金刑、资格刑这样针对性强的处罚措施。反观国外立法，大都对贪污贿赂罪的构成标准规定得极为严格。如德国刑法中的受贿罪，贿赂范围不限于财物，而包括一切不法利益，无论是既得利益，还是约定取得的利益；无论是利用现在的职务，还是将来的职务，都可以构成犯罪，实践证明，适度扩大犯罪圈比单纯加重刑法量更能取得遏止犯罪的功效，因此，“严而不厉”应是我国刑法今后改革的方向。

二、严格司法。为了有效控制职务犯罪，必须提高刑事司法的效能。首先要加大打击力度，形成威慑效应。当前职务犯罪是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期盼解决的热点问题，它严重败坏了党风，影响了干群关系，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是社会前进发展中的强大阻力。因此，加大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处力度，坚持重点查办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和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案件，认真查办金融、建筑、海关、人事、司法等领域贪污贿赂、徇私枉法、买官卖官、严重失职渎职的案件，对这些案件要一查到底，严厉惩处。

三、严惩有方。严打之下职务犯罪仍层出不穷，且节节攀升，究其原因是目前诱发犯罪的动机、条件，还强于制约犯罪的方法和手段。主要表现为过去重严打、轻预防。事实证明，打击是治标不治本，必须打防并举，标本兼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确定“重严打，重预防”的战略思想，在战术上充分发挥打击与预防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作用，来最大限度地遏制职务犯罪活动。应把“严打”活动常抓不懈，避免“运动化”倾向。

综上所述，职务犯罪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通过对其产生的原因及其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工作中，必须贯彻党中央关于反****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要求，坚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动员全社会力量，发挥预防工作的整体效能。检察机关，在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必须立足于履行检察职能，紧紧围绕检察职权，不能超越检察职权搞预防，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与有关部门配合和系统预防、部门预防与社会预防相结合，防止在工作中检察机关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的分工和定位，更不能“种了别人之田，忘了自己的地”。只要我们运用正确有效的手段，经过几代人共同努力，敢于坚持不懈地同****问题作长期而坚决的斗争，才能有效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才能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

七、认定职务犯罪应注意的事项

1.对“职务”含义的正确理解。

对“职务”词义的内涵《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职务”的解释为：“职位规定应该担任的工作”。而工作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因而职务的范畴应当包括公务和劳务。职务是一项工作，不能与“职权”划等号，职权是指职务范围内的权力。职务包括担当单位的管理职责和从事具体的业务活动。从我国刑法对职务犯罪的规定来分析，1979年刑法只规定了公务犯罪，即刑法中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实施的犯罪如贪污罪、受贿罪等。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从事公务活动的便利实施的犯罪。而1997年刑法不仅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犯罪，也规定了许多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犯罪如职务侵占罪、商业受贿罪等。

刑法规定的后一类犯罪如职务侵占罪，公司、企业和其他单位的人员，无论是实施的犯罪，严重侵犯了公司，企业等单位的合法权益，对公司企业等单位所造成的危害后果都是相同的。刑法并没有将二者仅因利用不同的职务便利而分别规定为两种不同的犯罪。因此，刑法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犯罪，包括了利用从事公务活动之便实施的犯罪和利用从事劳务活动之便实施的犯罪。2.从刑法对犯罪主体身份的规定来理解。

职务犯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究竟是利用从事公务活动之便，还是利用从事劳务活动之便，我们可以从刑法对该罪犯罪主体身份的规定来加以分析。我国刑法凡是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犯罪，同时对其主体予以明确规定，其目的就在于明确规定该罪的构成要件，也为我们认定利用职务之便的含义提供法律依据。

如刑法规定的贪污、受贿罪的实施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了从事公务活动的便利。刑法对职务侵占罪主体规定为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人员，而未明确是仅包括从事公务的人员如董事、经理、厂长等领导层人员，因而应该认为刑法对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包括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职工，即同时包括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也应认为同时包括利用从事公务活动之便和利用从事劳务活动之便。因此，结合刑法犯罪主体的规定，就能正确认定利用职务上便利究竟是否包括利用从事劳务活动之便。3.“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利用职权的关系

职务犯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否一定要求行为人具有职权?对此，有观点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理由是职务犯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指的是利用行为人主管、管理、经手的职责范围内的便利，与是否享有职权无关。笔者认为，刑法规定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均是以享有职权为前提的，没有职权就谈不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这两条解释中均强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利用了权力或职权，行为人根本就没有职权的，即使实施了侵吞公共财物或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比如国有企业中生产线上的工人利用生产中经手产品的机会盗窃产品的，或者某领导的司机利用为领导开车之机为他人说情而收受他人财物的，均不构成贪污、受贿罪。

所以，可以理解为，在其他罪名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均应要求具有职权的存在。当然，职权与任职是两个概念，具有职权不等于一定是领导。职权的核心是强调具有职务范围内对财物与事项的管理权力。生产线上的工人其职责仅仅是生产产品，不享有对财物进行管理、支配的职权，因此不能成为职务犯罪的主体。

第三篇：合同诈骗罪犯罪构成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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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刑事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s.yingle.com 合同诈骗罪犯罪构成有哪些

合同诈骗罪是较诈骗罪的一种特殊罪名。因此，我们区别两罪主要是从两罪的犯罪构成来着手。那么，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包括哪些内容呢？下面，赢了网小编马上为你做具体介绍，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1、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即既侵犯了合同他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又侵犯了市场秩序。合同亦称契约，是指当事人之间为实现一定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的协议。合同是商品交换关系化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合同法律制度则集中体现和反映了商品经济关系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一般规则，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基本的行为模式。因此，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合同法律制度是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基本保证。但近年来，一些不法之徒无视国家的法律，利用各种经济合同进行诈骗，表现出极大的欺骗性、贪婪性和危害性，国家工商局披露的最新资料表明，我国合同签汀的规范程度和履约率不容乐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将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合同的鉴证工作，严厉打击合同诈骗。据介绍，去年各级工商行政机关对499657个企业的85973I2份合同的签订履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发现不合格的合同有429024份;到期未履行的合同有285690份;违约合同10804份;解除合同9l944份。据了解，目前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情况仍较突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去年共查处1.4万起，涉及金额70多亿元。利用经济合同欺诈的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无合法经营资格的一方当事人与另一方当事人签订买卖或承揽合同，骗取定金、预付款或材料费;利用中介机构签订转包合同骗取定金或预付款;虚构建筑工程或转包建筑工程合同，骗取工程预付款;双方当事人串通利用合法律咨询s.yin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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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将国有或集体财产转移或据为己有;本无履约能力，弄虚作假，蒙骗他人签订合同，或是约定难以完成的条款，当对方违约后向其追偿违约金。

合同诈骗，直接使他方当事人的财产减少，侵害了他方当事人的所有权，同时，合同诈骗对于社会主义市场交易秩序和竞争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妨害，本条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明定合同诈骗罪，对打击合同诈骗活动，意义深远。

2、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且数额较大的行为。对于以签订合同的方法骗取财物的行为，认定行为人是否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关键在于查清行为人在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也就是说，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或者担保，故意制造假象使与之签订合同的人产生错觉，“自愿”地与行骗人签订合同，从而达到骗取财物的目的，这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犯罪在客观方面的主要特征。具体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1）行为人根本不具备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应当以签订合同时行为人的资信或货源清况作依据。比如签订购销合同时，供货方既没有实物储备，也没有货物来源，利用一些单位急于购买紧俏或便宜物资的心理，虚构货源，骗取信任，接受合同预付款或定金后，逾期又不履行合同，就可以认定为没有实际履约能力。要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行为人签约时虽无实际履约能力，但签约之前与他人有购买同一标的物的要约或合同，签约后因原订合同的一方毁约，致使后一个合同不能履行的，可视为有一定的合同履行能力;另一种是行为人签约时根本没有履约能力，仅仅是在签约后才去与第三方签订相同内容的购销合同，事实上又未兑现，这种情况就不能认定行为人具备履约能力。如果不看签约时的实际履约能力，仅仅根据签约后的履行表现来作判断，很容易使犯罪分子蒙混过关。当然，还要注意区别根本无履行合同能力与有部分履行合同能力的界限，只有完全没有履行合同能力的才能以诈骗罪论处。

2）采取欺骗手段。欺骗手段绝大多数是作为，而不可能是单纯的不作为。欺骗手段表现为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虚构事实，是指行为人捏造不存在的事实，骗取被害人的信任。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假冒订立合同必需的身份;盗窃、骗取、伪造、变造签订合同所必需的法律文件、文书、制造合法身份、履约能力的假象;虚构不存在的基本事实;虚构不存在的合同标的;等等。隐瞒事实真相是指行为人对被害人掩盖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其表现形式主要是:隐瞒自己实际上不可能履行合同的事实，隐瞒自己不履行合同的犯罪意图;隐瞒合同中自己有义务告知对方的其他事实。

3）使与之签订合同的人产生错误认识。这种错误认识是指对能够引起处分财产的事实情况的错误认识，而不是泛指受骗者对案件的一切事实情况的错误认识，在合同诈骗犯罪中，受骗者的错误认识是由于行骗者的行骗行为所引起的，在时间顺序上，欺骗在先，是受骗者产生错误认识的原因。受骗人产生错误认识在后，是欺骗的结果。如果他人错误认识在先，行为人利用他人的错误认识取得财物，只能作为民事纠纷而不能作为诈骗犯罪处理。如果行为人虽然采取了欺骗手段，他人认识上也存在错误，并基于这种错误认识错误地处分了财产，但欺骗手段与错误认识之间缺乏因果联系，也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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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被骗人自愿地与行为人签订合同并履行合同义务，交付财物或者行为人(或第三人)直接非法占有他人因履约而交付的财物。

作为行骗者诈骗手段的经济合同，就其种类讲，通常有三种:(1)签订买卖合同，骗取现金或实物。有五种情况:一是利用盗窃、伪造或骗取的空白合同和介绍信与他人签订合同;二是用已作废、失效的合同书、介绍信，冒充有效的合同书、介绍信与他人签订合同;三是利用已撤销单位的名义及其印章、介绍信、合同书与他人签订合同;四是在条款上做手脚，使合同无法按期履行;五是在标的物上设陷井，使对方违约而不履行合同。(2)利用承包合同进行诈骗。行为人无承包能力，以骗取钱财为目的，承包工厂或某项工程，骗取大量钱财供自己挥霍或一溜了之。(3)利用联营合同骗取钱财。行为人根本无生产经营能力，利用与他人签订联营合同，骗取联营单位的钱财。

就合同诈欺犯罪中合同的形式和内容看，有两种情形:(1)以假面目签订的合同。假面目是指行为人的姓名和身份、签订的合同、使用的公章和介绍信等是假的。假的面目必然导致合同内容的虚假性，即客观上无法履行合同的内容。行为人向他人签订这种合同，欺诈故意明显，只要所骗人财物到手，即可认定合同诈骗既遂。

(2)以真面目签订的合同。真面目是指行为人的姓名和身份、签订的合同、使用的公章和介绍信都是真的，即实际上存在这一单位或个人。以真面目签订的合同的内容有真有假，其间还存在三种情况:

一是内容真实的合同，即行为人是在有实际履行能力的前提下签订的合同。这种合同的签订，至少表明了行为人在签订时有通过合同进行经济往来的真实意思，而非诈骗钱财，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即使合同签订后没有得到完全的履行，也不属于诈骗犯罪。但是，应当注意，有的行为人以有限的履约能力与他人签订大大超过此履约能力的合同，如仅有供应一百吨煤的合同，却相继与多家客户签订各供应一百吨煤的合同，如果签订后，行为人积极落实货源，设法履行合同，虽然最终没有完全履约，也不认定为诈骗罪。但若行为人在多个合同签订后，并没有设法履行合同，其诈骗犯意明显，自应以合同诈骗罪论赴。

二是内容半真半假的合同。也就是那种行为人已初步联系过货源，但其货源并未完全确定或并未完全到手。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其内容带有半真半假的性质。这类合同客观上已经具备部分履约的可能性，行为人主观上以及实际行为中是否为履行合同作努力成为确定其行为性质的关键。如果行为人有履约意图，客观上也为履行合同作积极努力，最后因种种客观原因未能履行合同，不能认定为诈骗犯罪。相反，如果客观上尽管有履约的可能，但行为人收取他人的预付款或定金以后，主观上无履行合间的意图，这实际上借有部分履约能力之名行诈骗之实，当然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三是内容假的合同，即行为人是在完全没有履约能力情况下签订的合同。行为人主观上意图无偿占有他人钱财，且无归还的意思表示，客观方面表现为将所骗之钱财用于挥霍或作其他用途，这种作为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如果行为人虽然客观上非法占有他人的钱财，但主观上并不想长期占有，而是想临时取得该财物的占有权、使用权，甚至收益权，待生意成功之后再作归还。这实际上是一种套用他人资金的行为，一般不宜以诈骗罪论处。

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对象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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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签订虚假购销合同，骗取货物。有的伪造证件、合同书与对方签订合同;有的伪造银行或其他部门的担保书，以合法身份与对方签订合同;有的伪造银行汇票，盗窃单位空白支票，利用失效的支票或空头支票诱惑对方订合同;有的以洽谈业务、订货、帮助他人推销产品为由，与对方签订合同，等等。行为人行骗时大都隐瞒真实身份，以先提货、后付款为由，利用对方急于推销自已产品的心理，骗取货物。然后将货物低价销售，私吞货款，或者将货物用于还债、作抵押等。

(2)虚构货源，签订空头合同，诈骗货款。有的伪造上级主管部门的假批文作货源;有的以伪造的提货单作货源;有的抓住对方急需某种紧俏物资和商品的心理，口头虚构货源;有的故意让对方看不属于自己却谎称是自已的货，或根本无货可看，蒙骗对方;有的则以伪造的买卖合同作货源;等等。

(3)伪造身份签订虚假合同，骗取他人预付款或定金。利用这种方式进行诈骗的行为人有两种心理:一是只要将预付款或定金骗到手，就算大功告成：另一是先骗得预付款或定金，然后如有可能骗到货款就继续骗取货款，没有可能就一走了之。

(4)以诱饵开路骗取他人钱物。有的犯罪分子为了达到骗取对方巨额财物的目的，以给付部分预付款为诱饵，一旦把对方的钱物置于白己的控制之下后，就溜之大吉，还有的以部分履行合同的手段骗取对方信任，诱使对方进一步按合同交付财物，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欺诈手段骗钱骗物。

(5)签汀假合同，骗取他人的活动费、好处费或提成费等，这些人同对方签订合同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骗取货物、货款，也不是为了骗取定金或预付款，而是为了一次性地骗取各种名义的费用，只要将这笔财物骗到手就远走高飞。这些人一般都伪造身份、证件，自称能买到急需紧俏物资或以帮助对方推销产品为诱饵，写对方签订虚假买卖合同。(6)以联合经商、投资、协作等名义，与他人签订合同，进行诈骗。运用这种方式进行诈骗的，行为人往往是在合法的身份掩盖下，以某公司、简场等的名义，伪造营业执照和注册资金等，欺骗他人与之签订联合经营协议，骗取他人的钱财。

骗取财物无论出现在签订阶段，还是出现在履行过程中均属合同诈骗行为。根据本法第224条的规定，这类行为通常包括以下几种情形：(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即以这些票据或证明作为自己能够履行合同的证据，以骗得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主要包括: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合同又不退还，或者没有用作履行合同而无法返还;利用合同骗取财物用于抵偿债务，而没有实际履约;用于进行违法活动;用于挥霍，致使无法返还;等等。

按照法律规定，利用合同骗取财物的行为必须达到数额较大的程度才构成犯罪。至于何谓数额较大，有待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解决。

3、主体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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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依本节第23l条之规定，单位亦能成为本罪主体。本罪是在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主体是合同的当事人一方。

4、主观要件

本罪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的，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行为人主观上没有上述诈骗故意，只是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所欠债务无法偿还的，不能以本罪论处。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既包括行为人意图本人对非法所得的占有，也包括意图为单位或第三人对非法所得的占有。

诈骗故意产生的时间既可能是行为人实施行为的最初，也可能产生在其他合法行为进行的过程中。例如，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行为人诈骗的故意既可以是在签订合同之前，即行为人在签订虚假合同之前就已经具有非法占有对方钱财的故意，其签订合同的目的不是为了骗取对方钱财的手段，诈骗故意也可以产生在签订合同之后，即行为人在签订合同的最初，并无骗取对方钱财的故意，但是，合同签订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如货源、销路、市场行情变化等，致使合同无法履行，从而产生诈骗的故意，行为人有归还能力而不愿归还已经到手的对方的钱财，并进而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手段，欺骗对方，以达到侵吞对方钱财的目的。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包括哪些内容的详细解答。根据上文可知，合同诈骗罪较诈骗罪的最大区别是，犯罪主体利用了合同形式做掩护。如果你对认定合同诈骗罪还有其他困难，你可以到我们赢了网官方网站咨询，我们将尽快为你提供相应地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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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理论与实践下的新中国[推荐]

理论与实践下的新中国

作者：

五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底蕴，中国今天的面貌是焕然一新的，不论是跟曾经的自己比，还是跟现在的西方所谓的经济大国，中国都是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中国的制度一直都被大多国家所怀疑，也就是在那么多双眼睛的注视下，中国从容的在他们的身旁走过，并且依旧是一路向前走去。中国并不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诀，而是在前人经验的指引下，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的引导下，做到了坚持，做到了反思，做到了更多的深入的学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曾提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意义，着重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发展的重大作用与意义，对提高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

中国要发展的根本就是共产党员、尤其是中央党员及干部的政治觉悟要提升到一定的领域空间，也就是要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这样才能让中国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按正确的方向迈开步伐。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下走向今天，不论是在毛泽东或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都是在始终不渝的坚持着自己的方向，开辟自己的道路，挖掘马克思主义更深刻的内涵，并经过不断的实践，大步的跑着，之所以说跑着，这是在世界人民异样的目光中的行进，是在对比整个世界的终极结论，而绝不是任何中国人的浮夸自大，或者其他国人的盲目赞扬。中国共产党真正用实践证明了走中国特色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毋庸置疑，今天的共产党依旧在证明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明天的中国共产党也依旧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进行创新突破，为中国建设发展开辟新天地，邓小平说，将来的世界一定是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无疑也检验了邓小平的话，世界的确正在向多极化发展，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世界发展的必然潮流。中国也一样，不会走极端主义，中国的确也在学习西方的体制，但是绝不会照搬吸收，对自己没有作用意义的东西当然就不会去学习，抓住耗子的猫才是好猫，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不断的认知学习讨论实践中带领中国走向一个大方向，那是一个融合的领域，中国也一定会抓到一只大耗子。

第五篇：新中国党风廉政建设60周年理论研讨会征文

加强企业廉政文化建设构筑拒腐思想道德防线

摘要：

廉政文化在企业构建惩防体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反腐败必须建立在社会形成广泛的廉政价值共识和文化的认同上，为企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构筑起重要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和舆论基础，充分发挥廉政文化的导向力、约束力、凝聚力、渗透力。大力加强企业廉政文化建设，不断彰显廉政文化的魅力，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浓厚氛围，将从根本出发点上筑牢企业领导干部思想道德防线，使自己在经受时代的考验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永葆政治本色，立于不败之地，确保企业各项目标的实现。

廉政文化是以廉政为思想内涵，以文化为表现形式的一种文化，是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其以先进的廉政制度为基础，以先进的廉政理论为基础，以先进的廉政思想为核心，通过文化形式得以广泛传播，其影响和效果日益被社会所认同。近年来，政府在加快经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中，大力加强廉政建设，努力探索廉政文化的开展形式、有效载体和实施措施，廉政文化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企业的廉政文化建设在探索中前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效。

以曲江文化旅游集团为例。廉政，是曲江领导人对从事经济工作人员的第一要求。在廉政学习和建设中，曲江文化旅游集团以倡导建设“阳光、公平、节约”曲江为中心，在管委会机关和曲江文化产业集团大领导下，开展了作风纪律整顿，收到较好的成效，也确保了在大开发、大发展中，整个工作团队廉政高效，没有发生违规违纪和腐败案件。

虽然如此，在一系列的廉政建设成果面前，突出廉政文化在企业构建惩防体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与企业生产经营发展和反腐倡廉的形势要求相比，廉政文化建设仍然有着很长的路要走，任重道远。

一、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开幕式上说：“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1-

运行。”他还使用了“廉政文化”的表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需要廉政文化的支持。廉政文化包含在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共同文化之中，包含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中，体现在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之中。

中国古代先贤倡导为政清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立身准则见诸于经史子集，士大夫讲究礼义廉耻、清廉自守、重义轻利的故事史不绝书，老百姓渴盼清官、歌颂包公的社会心理渗透在民间传说和戏曲里面。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是追求公平正义和人的自身解放的过程，也是追求廉洁的社会治理秩序的过程。一部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历史，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都是为了消除剥削阶级的腐败统治所带来的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历史。

当前腐败现象高发、多发、易发，反思其原因有很多，但主要是“两大缺失”。一是“制度缺失”，即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监督机制、监管制度还很不完善，使得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仍然存有较大的空间；二是“文化缺失”，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和现代传媒的迅速发展，腐朽思想乘隙而入，一些封建残余沉渣泛起，对人们正确的理想、信念、道德等产生的冲击越来越大，导致部分党员干部思想滑坡，道德丧失，以致腐化堕落，以身试法。在这“两大缺失”中，文化是制度建立和执行的基础，任何制度的建立最初来源于文化，任何制度的执行需要靠文化来支撑。

因此，抓“文化反腐”与抓“制度反腐”同样重要，“文化反腐”与“制度反腐”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文化在深层次上影响和决定着人们的行为。廉政文化，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腐朽文化，带来消极、颓废、堕落的社会风气。在不良文化营造的社会风气下，腐败就有滋生的土壤和温室。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腐败不仅是一场政治斗争，更是一场文化争夺。

在反腐败的过程中，从个体看，干部自律是个基础，无论执法如何严厉，抗拒腐败诱惑的最后防线，始终系于个人能否把持道德操守和正确的价值取向；从整体看，腐败现象并不可怕，只要一个社会具有良知，腐败终究可以克服和抑制，真正可怕的是一个社会文化心态的变异，丧失了对腐败的判断力，漠视、纵容甚至羡慕腐败，腐败就会在整个社会不断蔓延。因此，反腐败必须建立在社会形成广泛的廉政价值共识和文化的认同上，这是一个庞大而艰巨的工程，没有这个，反腐败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愈加明显，其地位和作用十分突出。

二、企业廉政文化作用的体现

近年来，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企业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中，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廉政文化的魅力也不断彰显出来，企业风气进一步好转，廉洁导向进一步树立，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浓厚氛围，廉政文化在构建惩防体系中发挥出越来越为重要的作用。

一是体现在它的导向力上。文化反映的是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一旦形成具有廉政特色的文化，将廉洁理念渗透到人们的心灵，凝聚于人们的观念，演化为社会的风尚，就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种文化力量，自觉不自觉地把从事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党员干部引导到廉政建设所确定的目标上来，使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追求与廉政目标相一致，明确权力必须接受监督，经营必须依法，自身必须廉洁，从而实现其导向功能。

二是体现在它的约束力上。约束人的行为一是有形的制度，二是无形的文化。文化其实也是一种无形的制度，同样重要甚至更为深刻地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指导人们该做什么与不该做什么。如果说法网恢恢难免疏漏，那么道德自省则无处不在，廉政文化从思想政治、情操修养、行为规范等各个方面，无形地控制和调整人们的态度、行为和意志，使人们远离腐败。

三是体现在它的凝聚力上。廉政文化的凝聚力对实现反腐败目标的作用不可低估。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讲，在社会各个系统中，凝聚力的产生主要是心理因素，物质因素则次之。当企业全体成员从廉政文化中得到了相同的价值观念，就会使整个队伍为同一的文化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如果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体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积极主动参与反腐败斗争、监督权力的运行，无疑将开创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十分可喜的新局面。

四是体现在它的渗透力上。文化来源于社会生活，又融入于社会生活，文化无处不在，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日常生活具有异常强大的渗透作用。廉政文化不仅通过党课、报告会、警示教育等传统形式渗透于日常工作，而且通过文艺演出、知识竞赛、书籍、网站、短信、报刊、橱窗等文化形式渗透于日常生活。近年来，企业在发挥廉政文化的渗透作用上作了大量的文章，让职工时刻受到廉政文化的熏陶，达到了“润物无声，物自风华”的效果。

在党风廉政责任制的贯彻落实方面，曲江按照省市和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的廉政建设的要求，遵循“一把手负总责”、“谁分管，谁负责”、“一级抓一级”的原则，明

确各项廉政工作任务的分管领导和部门，做到了目标明确，责任到人。能够利用各种场合，对下属进行廉政提醒，做到警钟长鸣。在曲江文化旅游集团领导班子决策中，一直坚持“集体领导，民主决策，集体决定，一票否决”的廉政工作原则，对重大决策事项都采取民主决策，积极讨论，充分协商，坚持一票否决，从根本上杜绝不廉政行为的发生。

三、企业廉政文化建设的思考

企业廉政文化建设是长期的系统的文化工程，需要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要在企业员工中筑起反腐倡廉的思想道德堤坝，必须要用相当长的时间，必须动员和依靠全企业的力量，进行周密的思考和战略性的推进。就企业的廉政文化建设实践来看，需要着重抓住以下几个方面，并力求突破。

首先，企业廉政文化建设要在党员干部特别是企业领导人员中形成共识。领导人员既是廉政文化建设的实践者，又是组织者，其认识的是否到位，直接关系到廉政文化建设的开展成效。特别是在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生活和文化观念都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人们的文化观和价值观都需要重新构建，必须警惕和防止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与影响。在这样一个形势下，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到重视文化意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认识到廉政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思想支撑。

其次，廉政文化建设要做长远的规划和具体的部署。廉政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既需要坚持常抓不懈，又需要扎扎实实地推进，切实防止空对空。要有规划，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结合企业发展的实际，制定廉政文化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并纳入企业精神文明和企业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既有长期性的战略部署，又有阶段性的工作重点，保证廉政文化建设的各项工作有计划、有系统、有步骤地深入开展。要有平台，要将开展廉政文化“四进”活动经常化、制度化，持之以恒、不断创新，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第三，廉政文化建设要成为齐抓共管的工程。廉政文化建设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事情，而是企业全体员工的事情。只有一部分人或一大部分人接受廉政文化，是没有意义的。廉政文化建设是一个覆盖企业各项工作的大工程，时时处处都有廉政要求。近年来，企业高度重视廉政文化建设，定期组织开展廉政宣传教育，廉政文化建设的机制初步形成。就目前而言，一定要以建立健全“大宣教”工作格局为抓手，着力加强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充分发挥纪检监察、组织人事、思想宣传、群众工会、信息

网络等的职能作用，在完善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方面形成突破，二是有效整合企业廉政文化资源，探索与企业实际相结合的廉政文化建设思路，创新廉政文化建设形式，在规划建设廉政文化宣传基地方面形成突破，三是在建立以纪检监察专项宣传经费的廉政文化建设保障机制方面形成突破。

第四，廉政文化建设要坚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廉政文化具有历史性、先进性、时代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必须立足现实，立足企业实际，不断增强时代气息，体现企业特色，廉政文化建设才能受到干部群众的欢迎，才有生命力。因此，开展廉政文化建设一定要做到“四个坚持”，坚持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廉政文化，坚持用创新的理念去研究廉政文化，坚持用丰富的载体去展示廉政文化，坚持用实践的标准去检验廉政文化。

第五，廉政文化建设要跳出文化抓文化。构建惩防体系建设的教育、制度、监督之间是互相关联、相互支撑的关系，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建设廉政文化，仅仅依靠思想道德教育，仅仅依靠人的自觉性，是远远不够的，要注重文化的规范化。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监督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对于领导人员来说，能不能正确地接受监督，能不能正确地对待监督，是衡量其政治上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检验党员、干部原则性强不强的试金石。只有发挥文化的引导性，让党员干部自觉地接受监督，自觉地执行制度，严于律己，廉政文化建设的目的才能实现。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企业构建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一项战略举措，将为企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构筑起重要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和舆论基础，其根本出发点是在筑牢党员干部思想道德防线、切实防腐于未然上发挥重要作用，这充分体现了党风廉政建设的“标本兼治、预防为主”方针，也充分体现了的“以人为本、爱护干部”原则。企业广大党员干部应积极参与廉政文化建设，大力弘扬并主动接受廉政文化的教育、熏陶和洗礼，使自己在经受时代的考验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永葆政治本色，立于不败之地，确保企业各项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