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我在人情堆里这些年

第一篇：王石：我在人情堆里这些年

◆董事长的话：

人所共知，万科是家著名企业，王石是个著名企业家。做企业，做管理，名企业和名企业家也不能例外，都要遇到如何管理，如何处理人情那么些事。因为工作而造成“胃出血”还情有可原；因为企业内部的“窝里斗”而“胃出血”，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的。利时的管理应是扁平化的、高效的、和谐的。

人活世上，人情往来在所难免。做企业亦然。但要讲究一个度。说到底，别人愿意帮助你或认可你，首先得自己把人做好、把企业做好。因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用心做企业，把企业做大做强，就是对国家对社会的最大贡献。

这是我的感悟，也是向各位利时同仁推荐《王石：我在人情堆里这些年》一文的理由。

我在人情堆里这些年

“窝里斗”让我胃出血

28年前，我只身来到深圳创业。

如果一定要给那段过往安一个题目，我想应该叫做《1983》，我在那年所经历过的那些兴奋、尝试、大起大落大开大阖，以后，再也没有遇到过。

然而现在回过头去看，对我而言，真正的挑战却在于处理与各色人等的人情关系。

我第一次胃出血是上世纪80年代，还在新疆当兵开汽车的时候，当时因为胃下垂出现了胃出血的情况。原本以为离开部队，生活强度相对减轻，这样的事情应该不会再出现。可到了深圳才发现，事与愿违。

在深圳的头几年，我几乎每年都有一次胃部大出血，而起因都是在人际关系上。不是和上面人拉交情，就是和下面人打交道。最常见的情况是骨干不合——这边有他无我，那边有我无他。而你必须做出选择，搞不好两个人全走。这样的处理方式无章可循、无逻辑可言，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夜夜睡不着觉，急！想想骨干要是都走了，企业还怎么发展？我一个人能干出点什么？“窝里斗”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团队一盘散沙，而我必须要做的就是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今天看来，一个人活生生被气到胃出血或许更像是一句玩笑，但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

即便是到了今天，我想起最初创业的那段依赖应酬的日子仍然心有余悸。这也直接导致我之后在打造万科企业文化的时候，将简单、透明、规范确定为核心的文化理念。

中国烟酒文化有毛病

导致胃出血的原因当然不可能仅仅是因为遇到不如意的事情而动气。在中国人的人情观里，应酬成为了躲不开而必须要过的一道坎。很多人习惯性将其隐晦地表达成为“一起吃个饭”，可真的只是安静地坐在一起吃个饭？

做我们这行每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应酬。我最怕接触的是酒桌上的应酬——一定要把你喝醉，一定要把你喝得钻到桌子底下，否则事情十有八九谈不成。

最近，我正在计划要向这样的现象宣战：万科内部禁止酗酒。

当然，你自己是酒鬼是另外一回事，那是你有病。我不愿意看到万科起来了，做出了优秀的产品，扩大了影响力，但我的中层干部我的一线老总，因为应酬，到了我这个年龄个个都患上肝硬化肝囊肿。如果因为应酬，万科和当地的官员、和客户伙伴之间没有处理好关系，那我宁可这生意做不成。

这个是最基本的对生命的尊重，酗酒除了对贡献GDP有点好处、对税收有点好处之外，对自身对民族没有好处。烟酒不分家，饭桌上喝酒，茶桌下吸烟。也经常会有人送我一些烟酒作为礼物。旁边人告诉我，这烟两千块钱一条。我觉得莫名其妙！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欢喝普洱茶，但你问我一般是喝贵的还是喝便宜的，我当然是喝比较便宜的。无论在谁面前我的答案都只有这一个，因为问题很简单，就好比咱们喝可乐，是喝比较贵的可乐还是比较便宜的可乐？可乐是很好，但它撑死了也就是一种饮料。如果你把可乐做到两百块钱一听，绝对是脑子有毛病。

中国现在就有这毛病，把烟做到两三千块钱一条，抽一根就是几十块钱，这不是莫名其妙是什么？

我曾经行贿未遂

不抽烟、不喝酒、不吃饭„„生意直来直去，靠产品来开展公平的竞争。任何人听到我这种想法或者当成一句玩笑，或者在心里暗自嘲讽我痴人说梦。的确，生意场上，交往应酬的确避无可避。我可以做到洁身自好，但与之相对应的是，你不去应酬，就得逼你底下的人去应酬。

真要想完全按照规定程序把事情办顺利了，也不能说不可能，只是几率比较小。尤其是在公司或者企业还比较小的时候。

对于这些令我嗤之以鼻的事情，其实我也曾经尝试过。

那还是在刚刚去深圳创业的时期。当时我是计划买车皮，考虑到批车皮的货运主任我之前又不认识，想着买两条烟送过去，或许会少点麻烦。

当时“三五烟”是十块钱一条，两条二十块。我让我的一个小伙计送到他家去。

一个小时过后，小伙计把两条烟原封不动地拿了回来，说人家不要。小伙计回来，我对他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批评：“让你挣两条烟你没这个能力，现在让你花两条烟你都花不出去。”说完，我又自己骑自行车拿着烟找到了那个货运主任。

我把烟放在他家桌上。他看了一眼说：“你先回去。这事你明天让你伙计来也行你自己来也行。”在我临走的时候，他还笑着朝我伸出了两个手指：“你知不知道现在计划外车皮的行情？一个车皮两百块钱。”

我一夜没睡着，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个计划外车皮需要两百块钱的好处费，而我买的两条烟才二十块钱，那我明天是不是得带着四百块钱去办事？

没想到第二天到了之后，他二话没说就把事办了，一个钱字都没提。之后我才知道，因为我那时带着民工买外贸的玉米，外贸卸货我都会帮着扛，那时他在外贸车站当货运主任，他第一次看到一个城里人一点架子也没有，就想着有机会一定要帮帮我。

“我手中的权力就是计划车皮，你只要一次性不超过十个，我随时给你批。”我后来把这件事写进了我的书里，取名叫“行贿未遂”。

那一次的经历还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所谓的钱权交易并非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这也导致“绝不行贿”成为了万科今时今日的一条基本办事原则。

其实要做到不行贿比较容易，因为我可以不设置这项支出。真正难做到的是不受贿，尤其是要保证你的部下不受贿。

遇到这种情况，我坚决报警。可能表面上看来非常可惜，但只要你干过坏事就不要心存侥幸。一个人行贿一定会有一本账目，他在你的公司里受贿，在其他公司一定也受贿，事发后他都会有所交代。而你一旦受贿就等于是一辈子背上了债务，一说严打你立刻就紧张，担心自己的事情会不会被发现。

求人在所难免

当然，我很理解现在很多企业会因为很多原因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每个企业乃至每个人其实都是在不断的灰色摸索中寻找到一条正规的道路。

我还记得万科最初在进行文化改造的时候，我们参照香港的上市公司，做的招股通函和公司章程。

后来改造完成，钱也筹到了。当时在管理层内部就出现了一个讨论。由于当时国内连《公司法》都还没有，一切的办法和规定都是我们从香港照搬过来的，我们按照这样去做，会不会把手脚都捆死了？

当周围的所有人都还是按照以前的方式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去遵守这个规则会不会被淘汰掉？

我当时就只有一个态度：如果未来依旧不规范，没有那一套你就玩不下去了，那我宁肯放弃这个企业，移民到国外做个二等公民，起码不用遇事就低三下四去行贿。

做到现在，我也经常会遇到一些官员或者手上有权力的人，你办事得通过他，他点名让你王石去。你去不去？肯定得去！你去了要不要说好话？当然要说好话！你说好话的时候，是不是违心？当然违心！

在当下，要想做到不求人是绝对不可能的。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坚决不要去触碰法律的底线。

第二篇：我在特级教师工作坊这些年

我在特级教师工作坊这些年 合浦县教育局教研室 庞业伟

自从2010年9月28日参加孙益辉特级教师工作坊创始活动以来，作为一名帮扶者，我参加了工作坊的历次活动，既有工作坊成员的课堂教学反思，又有到防港，贵港，桂林等地的观摩学习，见证了工作坊成员的茁壮成长，成为各自学校的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感受了孙特作为坊主的组织管理水平和决策实施能力，更深深地为他鲜明的个人魅力和极强的个人魄力所折服。回顾这些年我参加工作坊的的感触和启发，总结出以下五条与大家共勉：拓宽视野、丰富经历、增进情谊、沉淀积累、坚定信念。

一、拓宽视野，开阔思路

我参加到工作坊中来，工作坊的成员不仅有坊主，还有其余两位帮扶者，贵港大圩一中的覃秋明校长和南康中学的叶国然老师。学习者包括了我们合浦县的公馆中学、西场中学、石康中学等乡镇高中化学教师及南康中学的化学教师。我们这些老师一起研讨，一起反思，一起总结，众人拾柴火焰高，聚沙成塔，聚水成河，大家的真知灼见互相感染，达成共识：教师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取决于个自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取决于个性化的文化底蕴，更取决于个人的终身学习能力。如覃秋明校长，一路起来，不断学习，不断攀登，被纳入广西基础教育名师专家培养范围，这是对我们工作坊成绩的肯定。

二、丰富经历，增长见闻

我们工作坊的活动包括与名师、名校长的座谈，课堂教学的实施，听课、评课研讨，近距离的实地参观考察等。每位成员都亲自上台作课，既有与名师的同课异构活动，更有教学示范课。我个人作为教研员，也以身作则，在西场中学，在公馆一中都进行了同课异构活动，把自己的教育理念，教学观点与大家共同交流反思。也许教研员的工作繁琐零碎，看不出什么成绩，但我想，只要给自己一点信心，给团队一点信心，多一些时间，多一些思考。持之以恒，终有所获。

三、增进情谊，结识名家

在与防城港高中许富繁特级教师，副校长，师大二附外文文国韬特级教师，校长，蒋龙飞特级教师，副校长等学校领导进行座谈时，他们侃侃而谈介绍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和发展历程，我总能被折服，感慨于他们不但是教育理论的研究者，还是教育实践的行动者，更是教育研究成果的推广者。

在与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陈菊院长，孙杰远院长，黄都教授，梁燕玲副院长，韦义平博士等进行交流时，我们的话题无所不包：国内外教育的发展态势；科学发展观与现代学校发展观；来自教育史的启发；促进基础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问题；以人为本和教育的若干问题；学校管理中的法律问题；国际视野中的课程改革：课程变革的国际比较；21世纪的教育发展与课程改革；新课程下的教育评价；多元智能理论与学校管理；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发展策划；校本教研与学校发展；学校发展与教师职业生涯规划；新课程与教师专业化成长；教育的境界和艺术……

四、沉淀积累，专业思考

我98年入职，08年获得高级教师称号，起初曾感到沾沾自喜，但参加工作坊活动后，通过与名家，高人，老师们的交流，反思自己无非侥幸而已，漫漫真知路，上下求索。激流行舟，不进反退。我思考教研员专业化的途径，是要不断地培训进而提升个人专业素养，不断强化个人的职业素养、职业理念、职业道德、职业能力。以科学的知识体系、专业的工作技能做一名科学化的教研员；以丰富理论和学科内涵，规范的工作流程做一名专家型、研究型、学术型的教研员。这几年，不断地把个人的思考撰写成文，如《中学化学实验绿色化研究》、《高考理科综合成绩相关性分析》分别发表于12年、13年教育期刊上。

五、坚定信念，锤炼自身

教研员很多时候都是在做琐碎的事情，一年到头都很忙碌，很多时间都是在应付各类材料，和各类老师谈话，时间一旦久了，不仅会职业疲倦，而且很难突破，通过不断学习，与大家分享工作坊的成长历程和心得感悟，按照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中央16号文件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要求，强化自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忠诚教育、勤奋敬业、深入研究，实践创新，服务师生、矢志奉献、努力成为开展工作的行家里手。

第三篇：王石我绝不是中庸的人

王石我绝不是中庸的人

我第一次知道深圳是1966年。那时文化大革命，我串联到广州，知道深圳和香港一河之隔、两种制度，是个很神秘的地方。那时把深圳的“圳”字都念错了-读成了川，后来才纠正过来。

到了1978年，我大学毕业到广州铁路局工作，到深圳来施工。印象很深的是蛇口的中英一条街，冷冷清清的，中间有一个界碑，这边是公安，对面是香港警察。还有，在深圳可以看香港电视节目，但是得偷偷摸摸的，在工地上看露天电视，公司政治指导员一来赶紧要换台，看得很不爽。后来认识一个老乡，周六就到老乡家里看，一直看到早上两点钟没有节目了为止。当时经常早上一起来，发现民工又少了一个，偷偷跑到香港了。

我在深圳施工半年就回广州了，但是深圳老乡每年春节会带点鱼之类的东西来到广州看我。1982年春节，老乡突然带着那时很少见的加州蛇果、新奇士橙来看我，他妻子还烫了一头摩登的卷发――以前可都是插秧的农民，一下我就愣住了，受冲击很大。我很好奇，专门到了深圳，一看就激动人心，到处是欢腾的工地，到处是车，在修路、平小山丘。从深圳回广州，我立刻就办了停薪留职。那时在机关，我是科员，知道这_生最多能做到副局级，已经能看到自己的追悼会是怎么开的。我很不满意现状，觉得很委屈，想做点事业，却不能发挥。我下海创业的动力就是对自己不满意，想做一番事业，男子汉志在四方嘛。

我1983年再次到了深圳。1984年一天，看到很多警察，还有很多围观的人，一打听，原来是在为邓小平的视察做准备。我隐隐感到中国要发生非常大的改变，当时心里非常激动，觉得能做一番事业的机会可能来了！

那时也没有企业家的概念，就是学着做生意，当个商人。到深圳首先体现的是人性的解放，虽然我不清楚到底能做什么，但要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权利，到能做生意的地方做生意，看看自己到底行不行。我一直对物质的东西并不太在乎，但是到了深圳就要考虑赚钱，不赚钱你怎么证明自己？我可以赚钱，但是我并不喜欢赚钱，也不喜欢当商人。我对自己商人的定位挣扎了很长时间，一直挣扎到50岁之后。中国传统文化里总是说无商不奸，我骨子里面也曾经是轻视商人的，我怎么能看得起暴发户呢？但是突然发现自己就成暴发户了。1988年万科改制上市的时候，为什么我很快放弃了公司的股份，跟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以前我经常公开说我不喜欢做商人，也不喜欢做房地产。2000年，有一次郁亮跟我谈，说董事长你不喜欢就不喜欢，能不能不要再说了'你公开说你不喜欢，怎么能让万科的团队热爱自己的工作呢？从此之后我就不再说了。我有个特点，喜欢不喜欢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已经做这个了，而且是我自己的选择，那就要做好。现在应该承认，喜欢不喜欢，即使都做好了’其实效果是不一样的。我经历了很长的一个过程，才开始喜欢地产这个行业。

尽管对企业家的理解和身份认同有一个过程，但是到深圳之后我创业的目标却很清晰，这个目标到现在也没有改变，就是参照日本二战之后崛起的企业比如索尼、松下等，它们对日本崛起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万科能不能也成为这样的公司，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年万科已经创业30年了，这个目标还没有达到。但是今天的万科也毫无疑问地有超出了我预期的地方，很多东西在过去是根本想不到的，比如说万科现在的规模是想不到的，再比如2008年万科和我遭遇的一系列舆论事件，我根本没有想到万科对行业的影响有那么大，我的影响力有那么大。2011年我出国留学这件事，在企业家圈子里面的影响也是超出我预料的。现在深圳商会里有两个英语学习小组，两个小组可以PK，这里面很多企业家都是海归。有一次美国西雅图市长来访，我用英文做了个演讲，这些企业家一看王石可以用英文演讲，很惊奇。就觉得不能把英语这个交流工具丢掉。

我对技术―直非常感兴趣。

年轻时我是个无线电爱好者，跑到北京、上海买各种零件，回来自己动手装半导体收音机。在学校我的数学、物理成绩一直很好，有一次上自习，数学老师发现我在玩，就给我出了道难题，他转了一圈发现我还在玩，但一看我已经把题目做出来了，那是一道还没有学过的高年级的题。

到深圳时，最初很想在电子行业创业。万科最早是做录像机的，但是因为当时的政策限制，要有许可证，最后放弃了。为什么我开始不喜欢房地产？因为房地产太粗放、太粗糙了，没有技术含量。2000年之后，万科开始探索做住宅产业化。后来在东莞成立了建筑研究中心，我一回公司就去那儿看，那里面有很多跟住宅有关的技术，比如工厂化生产房子的技术，节能环保、绿色建筑、微生物降解垃圾等等技术。万科在研发上也是有投入的，我一直有个理想，希望万科成为一个房地产技术方面的公司。

其它行业早就解决了的问题，中国的房地产业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比如说家电行业、IT行业，它们的质量系统早就和国际接轨，成本控制也很好，你像苹果的东西就是富士康生产的，到别处去生产成本就高。万科一直在向制造业学习。如果真的实现了住宅产业化，在流水线上生产房子，其实也就改变了整个行业的生产方式。大规模盖房子必须把误差控制到最小，这只有工业化手段能做到，这也是万科做住宅产业化的初衷。此外，住宅产业化对环保节能有很大的作用。现在万科的目标是2015年基本完成住宅产业化系统，2016年完成绿色建筑系统，在这个基础上，万科才能真正实现持续稳定增长。如果这些做不到，万科其它的连谈都不要谈。

在过去10年，万科做住宅产业化非常艰难，因为这涉及到一个产业链，不是一家公司想做就做的。住宅产业化并不是新东西，万科的住宅产业化主要是向日本学的，但是全世界就是万科一家南发展商带着设计公司、建筑公司、部品供应公司做住宅产业化。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万科已经看到了曙光，现在全国有20多个城市的相关管理部门安排同行来学习万科的住宅产业化。现在对环保的关注。让住宅产业化越来越受重视。

最近，万科建筑研究中心要和美国宇航局（NASA）合作搞3D打印房子。很多人一听觉得不可思议，房子怎么能打印出来？其实3D打印房子也就是机器人盖房子，就是自动化生产房子。一般3D打印喷的是塑料，但是这个喷的是砂浆之类的。现在这个技术处于实验室阶段，有3个国家有这样的技术，万科选择了NASA。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万科的任务书已经下了’大概3年以内，研究成果要从实验室里拿出来，但是要推广到一线上去，可能要10年、20年，或许是30年。在我看来，这个技术是住宅产业化的升级版。

2008年以来，我一直在说万科发展得太快了，不能强调量。量和质是―对矛盾，强调质的时候不能没有量，但是量越大和质的矛盾就越突出。2010年万科过了千亿，量已经很大，如果还把量放在第一位的话，一定是会出问题的。所以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控制量和发展速度，而在质上下功夫，把住宅产业化、精装修、绿色建筑这些做好。从万科发展的过程看，有些很有意思的东西。1997年，万科成为国内最大的地产公司。并不是万科的规模达到同行的最高水平，而是当时第一大的公司出了问题。10年之后，当时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公司美国帕尔迪因为金融危机又出了问题，万科就成了全球最大的地产公司。这个逻辑好像是这样的，别人出问题万科成第一，那么下次会不会万科出问题别人成第一了？所以这几年，万科一直存强调发展质量。

我一直比较自豪的是，万科的管理很规范，可以算是中国公司治理的标杆。1980年，在广州的一次音乐会上，我认识了刘元生（万科目前最大的自然人股东，持有1.5%的股票）。当时刘元生在香港的生意已经非常成功了，后来我们成了朋友，很多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都是从他那儿学到的，他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1980年代到了香港，我买了很多管理学的书，就知道现代企业制度、公司治理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了。

万科的管理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摸索、试错，最后试出来的。中国文化的惯性非常强，在公司里讲血缘、地缘，喜欢用子弟兵、亲戚，还喜欢拉帮结派，这些都是我非常讨厌的。1980年代常常会遇到这些问题，有时候公司里面两个人斗，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我非常头疼。后来我在公司制定了一些规则，比如说不用自己的亲戚、重视制度、要透明等等。1999年我辞去公司总经理，想摆脱什么事都亲力亲为的现象，要消除东方式的权威。其实也没有受什么刺激，也很简单，东方的公司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领头的人走了公司就要垮掉，而西方讲制度，对个人依赖没有那么大。和苹果同时期有个王安电脑，本来是很有潜力的，但是王安去世，这个公司就完了，而乔布斯离开苹果，苹果起码没有垮。

我当时对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很多东西很失望，认为中国的公司要有出路，必须跟传统文化决裂，拥抱西方的文明。但这些认识到现在又有所改变。我研究民国企业家，发现我们这一代企业家很多方面不如他们。比如我到无锡参观梅园，它是民国著名企业家荣德生先生修的，开始以为是他家的花园，后来才知道当时就是为市民修建的。不仅如此，荣老先生还对当时的苏、锡、沪经济带有过规划（跟我们今天的规划非常像），对带动一方经济发展有很强的责任感和担当。请问今天中国大陆的企业家哪个做到他那个水平了？民国的企业家继承了传统文化中非常好的一些东西，而我们基本上和传统文化是割裂的，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好东西被我们忽略了。

万科在管理上一直是向西方学习的，虽然这不意味着就没有东方的东西，但在东西方融合上做得不够好。比如2008年万科降价，同行、消费者、政府都在指责。当时我非常不理解，这是很正常的市场行为，有什么错？降价消费者很生气，涨价的时候怎么不做声？但是现在我理解了，中国的文化就是要同情弱者。同情弱者就一定是糟糕的吗？不一定。西方鼓励强者，个人主义盛行，未必就好。中国的文化能延续几千年，一定有它的道理在里面。日本的企业在东西方文化上的融合是非常好的，万科现存有了这样的认识，它的行为举止和以前也会有不同。

2011年我到哈佛做访问学者，很多人认为这是我的第三次角色转变（第一个是企业家，第二个是登山家）。从结果上看，它是的。2010年，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邀请我做客座教授，今年开始存北大EMBA做客座教授。从60岁到70岁，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做老师，但还不是学者。目前已经接受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邀请，准备去教书。剑桥也给我发了邀请，我拒绝了，一个是因为语言上还是有障碍，还有就是觉得自己在学术上的训练还不够。

我原来计划70岁的时候再登珠峰，到了哈佛之后我就放弃了，因为我感到知识的这座高山比珠峰还要高。原本我的游学计划是3年，在哈佛1年，英国1年，耶路撒冷半年，伊斯坦布尔半年。但是在哈佛现在待了2年半，我觉得其实需要4年，但是你老赖在那里不走是不是准备弄个博士学位？我没想拿。原来剑桥的计划是1年，现在已经延到了两年。照现在看，你说耶路撒冷怎么可能半年呢？怎么也得1年。所以我现在的学习计划已经安排到了2017年。

剑哈佛之后，我研究企业伦理，研究日本的江户时代，发现我必须研究中国时传统哲学，原来了解很少。那时我已经60岁了，我开始觉得自己很无知。我的求知欲很强，是因为我有自我认同焦虑，那就是我们这些企业家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阶层到底是什么状态？它到底要往哪里去？原来我没有这么焦虑，但是做研究时，越细想越焦虑。

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能成功，不仅是因为在江户时代的教育普及（江户时代日本的文盲率只有10%，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是90%），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代表西方文化的“兰学”在日本盛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工商阶层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他们是支持明治维新的经济力量。江户时代之前，日本的商人地位比中国的还低，武士可以找理由拿他们试刀，杀死他们不用负责任。在江户时代，已经出现了为商人来确定他们社会地位的哲学家。比如说石田梅岩本身就是商人出身，最后他自己办学自己讲商人哲学，他在理论和哲学层面上，提高商人地位，也就是说商人赚钱就像武士治理好国家、农民种田丰收的道理是一样的，而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无商不奸，士农工商，最后的才是商。实际上中国到了今天，也只看到吴晓波从中旧商业史的角度对商人和商业思想进行梳理和反崽，但是真正从理论和哲学层而来谈中国工商阶层的地位的，现在还没有。

早期创业时，我从骨子里而是看不起商人的。我在自我身份认同上出现的焦虑，很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工商阶层对身份认同的闲惑。企业家自己尚鼠如此，整个社会对工商阶层的身份、地位和作用就更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会出现很多问题。一个常见的现象是，中国的企业家阶层经常会陷入被动的局面。在政商关系上，中国的企业家总是弱者。这些问题日本早在100多年前就解决了，我们到现在还在挣扎。

这些年我走访了很多狱中的企业家，他们有的是被冤枉的，有的是罪有应得。看到他们，有时候我会想，下一个也许就是自己，会忧虑，毕竟我也是企业家中的一员。看他们更多的是出于人道主义，他们即便是犯了罪，也总得有人关心，万一自己某天到了这个地步，也希望有人来关心。

但是我对中国的前景、企业家的前景还是乐观的。1991年我在国外待了1年之后回到万科，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发表南方谈话。当时我就打消了很多别的念头；比如出国留学，准备踏踏实实地把万科做好。因为从这件事我看到了中国对改革的宽容度，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广阔天地大有所为。所以后来说“国进民退”之类的，我一点也不担心，这些都是改革中常见的现象，是波浪式的向前推进。

在哈佛、在剑桥，都有教授对我现在的状态感到吃惊，他们都问过我相同的问题。我是一个还存增长的、令球最大的地产公司董事长，居然可以如此自如地离开公司做研究，他们问，你是怎么管理时间的，是怎么管理公司的？我的这种方式在中国是很少见的，在两方的义化背景里也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并不是很得意，因为这是中国的环境给了我和万科很大的机会。在西方很成熟的商业环境里，竞争非常激烈，边际效率很低；但是中国还在增长中，你稍微管理改善点就有回报，所以并不是万科的管理比西方还好，是中国的高速增长给了我们机会。所以，中国的企业家应该在中国大有所为。

我很享受在剑桥做研究的生活，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生活可以这么自如。每天骑着自行车存古老的校园里穿行，远远看见那棵苹果树，感觉和牛顿这样的伟大的灵魂为伍。下午喜欢在咖啡店学习，看着夕阳在水面上慢慢落下，真的太美好了。在哈佛时，经常熬到凌晨三四点，才终于把作业做完了，真可怕，把一个难题做出来就会高兴那么一会儿；到了剑桥就不是苦苦挣扎了，晚上看书、做选的课题，做着做着就听到鸟叫声了，一看表，四点钟了，觉得该休息一下，也能很快睡着，第二天精力充沛。这种感觉好像是自己已经有一脚踏进了自由王国。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医生，当侦探，当战地记者，没想过做企业。现在我的好奇心依旧很重，我自己觉得自己的心态还很年轻，2008年我感到自己还像一个“青涩的苹果”。现在我要感谢这个大时代，如果我早生20年，20多岁刚好赶上反右，我想我不是打击右派就是要被打成右派，我绝对不会是中庸的。

第四篇：王石--在设计学院的故事

王石讲自己的人生有“三座山峰”，第一座峰指创立万科，第二座指两次登珠峰，第三座指目前在哈佛的游学。中国房地产行业“教父”，在耳顺之年，选择去哈佛大学当清苦的“修道徒”。王石说：“要沉住气，不能急于求成。意识到差距，所以来学习。”

2011年，王石正值耳顺之年，这位功成名就的中国房地产行业“教父”，选择去哈佛大学当清苦的“修道徒”——自己做早餐，步行上学，坐地铁出行，和十几岁的孩子一起学习语言。“我在哈佛这一年，体会到了后进生的滋味。”2011年的最后一天，回国过新年的王石在万科总部接受了《外滩画报》独家专访。上午8:40-11:00，哈佛听主课；下午1：00-2:30，英语选修课；2:45-6:00英语语法课。每周两次晚7:30-9:00口语课；每晚看资料做笔记至凌晨1点。这是王石在哈佛的日程表。

王石在哈佛近一年的游学生活，并不像外界所想象的那样轻松随意，而是“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每天清晨，他花2.5分钟的时间用微波炉热一杯牛奶，烤一块面包，切半个西柚，花3分钟时间吃早餐，然后步行去上哈佛上课。王石租住的公寓位于剑桥镇的花园街上，到哈佛主校区最远的教学楼或者图书馆只需步行15分钟。王石在哈佛读书期间拒绝了公司配车，出行主要靠步行和地铁。哈佛“现代修道院”

2011年2月，王石在哈佛的第一学期。他每天上午去英语学校补习英语，下午去哈佛听各类讲座；到了9月的第二学期，他选了三门大课：分别是前哈佛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本杰明·弗里德曼的“宗教如何影响资本主义思想”、“资本主义

思想史”，以及“城市规划”。因为大课的时间是上午，所以王石将英语学校的课程改为下午。

在哈佛上课，如同“赶集”。王石每天从8:40开始在哈佛设计学校听“城市规划”，临到结束前几分钟，必须不动声色地把书包理好，一结束就蹭蹭蹭往经济系跑，跑8分钟，再一路爬上三楼，放慢脚步，轻轻推开门，坐进去，前哈佛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本杰明·弗里德曼的宗教课已经开始。

中午，穿过哈佛广场，步行去对面的英语学校。如今，王石已在学习Advance级课程，这是该校的最高级课程。广场里有几棵大树和大片的草地，王石偶尔会找一间咖啡屋坐下来，吃个三明治，更多时候则是边走边吃。“我想休息一下的机会非常非常少。在哈佛，很清闲的就是游客，学生要匆忙得多。”王石说，他唯一会停下来的原因是发现了赏心悦目的落叶，或者在雪地里觅食的灰松鼠，这时他总会“忍不住停下来拍两张照，传到微博上。”

英语学校放学后，他就在哈佛广场的速食店花几美元买一个鸡肉卷回家，吃一半，另一半放在冰箱当第二天的晚饭。在美国的日子里王石很少应酬，他的夜生活几乎都是在公寓里温书。“因为你只要晚上安排应酬，你的学习就得熬到三四点，要不第二天的课就坏事儿，完全跟不上。”

在哈佛大学的11个月里，他感觉身处在一个“现代修道院”。“我住的地方很简单，旁边是一栋教堂式的建筑，顶尖是十字架，中世纪风格，就像一个修道院。不管在学校，还是在附近的星巴克(微博)，里面的学生都是一边吃一边看作业。这就是一个读书学习的地方。”王石对《外滩画报》说。

2011年夏季“艾琳”飓风来袭，王石发了这样一条微博：收到言及飓风如何厉害的短讯，知趣取消约会。返剑桥公寓已晚，翻书不觉到凌晨。好像有特殊的磁场，祛除浮躁，心静读书。

到英语学校报到的第一天，60岁的王石差点被人误认为是“老师”。他的周围，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开学自我介绍后，发现最大的也才25岁。

为了克服“哑巴英语”，王石强迫自己每天跟这群比自己女儿还要小的孩子混在一起。美国课堂强调游戏互动，由一个学生来比划单词，王石来猜。“往往一个单词挂在嘴上，却怎么也说不上来”。最有压力的要数每周一次的考试，每次60分钟，周围的同学答题30分钟后陆续交卷，60分钟后，整个教室变得空荡荡，只剩下握着笔的王石，和一位等待收考卷的老师。

“我也经历过小学、中学、工农兵大学，虽然不是最优秀的，成绩也是中等偏上。这次算是体会到什么叫后进生。”王石说，他生平第一次感觉脑袋累，是脑壳里那种累，半夜两三点很疲劳，但睡不着。“有点像某种病态，一度担心别哈佛没学到东西，变神经了，想放弃。但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又背着书包去上学。” 在哈佛的前三个月，他几乎听不懂主讲人在说什么，于是花钱请了一位翻译帮忙做笔记，“自己装模作样地听，听懂一个单词，想一想，接下去，又听不懂了”。

三个月后，他开始自己做笔记，让翻译纠正，四个月后，他已经能听懂六七成，便毅然摆脱了翻译这根无形的“拐杖”。如今，王石已可以自如地用英语发微博，“气候组织”创始人吴昌华欣喜地在微博上回复他：以后出国不用给王总做翻译了。

房地产开发商眼中的美国

在哈佛，王石的研究方向是“企业伦理和城市群落研究”。他选择了两门跟宗教有关的课：“宗教如何影响资本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史”。

“我们现在是西学中用。我们学习西方的东西，更多是技术层面，如何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理解、去了解、去吸收。到最后一定是宗教信仰。”王石这样解释自己选择与宗教有关课程的原因。

在哈佛期间让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堂课，是一名哈佛教授讲述二战后美国信教人口变化。在课堂上，他了解到二战后美国71%的人信仰基督教，80年代初骤降到39%，90年代初又有所回升。他还了解到，二战后出生的美国人有两个宗教，一个是出生时家庭给的，第二个是20岁后独立选择的。上完那门课，王石形容自己“豁然开朗”。

“谈到西方文明，就无法回避基督教。以前我总是困惑上帝究竟存不存在，现在我发现，这不是要点，要点是宗教背后的文化诉求。”王石说，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源跟基督教密不可分，包括现代企业管理提到的“契约精神”，可以在《圣经》的旧约中找到最早的故事。

在哈佛游学的日子里，王石无时无刻不在用房地产开发商视角观察哈佛，观察波士顿，观察美国。

在设计学院的“城市规划课”上，王石不忘观察身处的这栋建筑：一个透明的“大玻璃盒”，冬暖夏凉，可容纳400人。独具匠心的是，这个学校的教室与教室间没有视觉上的阻碍，“梯田”状从一楼一直到达五楼，五楼高高挑空，将空间串联成一体，更像开放式的三角形阶梯图书馆。低年级学生在顶层，便于观摩下层学长的设计活动，学生们随着年级上升，教室逐年下移至毕业。

在设计学院，王石了解到美国人数百年的城市规划史。他拿波士顿举例，波士顿在城市化进程中，也曾大肆建造高速公路。没想到，交通是顺畅了，却一下子把城市一分为二，造成了城市割裂。后来美国政府不得不花大量财力，把波士顿重新规划。“如何在城市发展规划中避免高速、地铁的劣势？纽约和芝加哥是怎么过来的，遇到哪些情况，如何处理，这是可以借鉴的。”

在哈佛学习期间，王石也多次走出波士顿，从其他城市获取灵感。2011年3月，王石受邀赴华盛顿拜访了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总部。该环保组织总部的屋顶绿化引入蜜蜂的设计，让他印象深刻。他当即他电话万科的同事，要求在深圳大梅沙总部的绿化中引进蜜蜂。4个月后，万科总部引进的两箱中华蜜蜂开始产蜜，每次可割蜜15斤。万科的员工对自己的办公室屋顶能产蜜感到非常自豪。一位员工

告诉《外滩画报》：“虽然蜂蜜的产量不高，每人只分得一小勺，但真的比新西兰蜂蜜还要好吃，蕴含一股自然的醇香。” “意识到差距，所以来学习”

2011年2月23日，王石到哈佛刚刚1个月，便接受哈佛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邀请，在哈佛做了一场名为“人生的三座山峰”的演讲。他指的“三座山峰”，第一座峰指创立万科，第二座指两次登珠峰，第三座指目前在哈佛的游学。他对比了“登山”和“游学”的差别。“你问我那个难？登珠峰当然难，但没有我想象的难。哈佛游学也难，比我想象的还要难。”王石说，但是最难的，是管理企业。毕竟，登上珠峰他只用了五年，而创办和管理万科，从1983年至今已近30年。

在万科深圳总部的王石办公室里，王石的办公椅背后有一辆精致的奔驰模型车。王石说，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由万科一家玩具厂生产的，汽车上印有日本皇室的图案，车门可以打开。“它不是玩具，而是工艺品。它代表着万科的一段历史。”王石把玩着模型车好一阵，久久不愿放下。上世纪90年代，王石的公司业务涉及玩具、服装、饮料、印刷、K金链等十多个行业，1993年，他决心将公司从多元化向专业化转型，原本计划五年完成，后来足足花费十一年。但这场转型无疑是成功的。2007年，万科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房地产住宅开发商。

“其实去美国游学，一是自我修为，二是为了想清楚，企业的下一步该怎么走。”王石说。

虽然身在美国，跟中国有13小时的时差，但王石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跟万科总部开视频会议。在一年一度的公司内部沟通会上，他从美国发回视频。视频是在哈佛大学JFK政府学院外的草坪拍摄的，王石的背后，是一群悠闲的大雁。在哈佛的演讲中，王石透露了些许对公司“下一步”的想法。

“在中国，民营企业生存不难，但相对粗放。”王石说，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全美前三大房地产公司年销售量相加还没有万科大。但是从市场规模看，美国第一大房地产公司的销售量占美国总量的6%，但是万科在2010年的销售量为1千亿，只占到中国的2%。“要沉住气，不能急于求成。意识到差距，所以来学习。” 王石作为万科最核心的人物赴美读书，接班人话题自然也是众人关注的焦点。王石用了一个比喻：“我对万科有感情，但它是我的一个作品，而不是我的儿子。”王石解释，他把自己定位在一件作品的制作者之一，作品的将来如何发展，如何才能更加“好看”，需要一个团队一波一波去打造，而不是仅凭一个人的力量，或者一个接班人。“1999年和2000年，我和柳传志分别辞职，由郁亮和杨元庆接任。三年前，柳传志重新出山，力挽狂澜，效果不错，如果你问我万科遇到类似情况，我会不会出山。我很肯定地回答：不会。”

王石告诉《外滩画报》，在哈佛他希望学习更多西方的管理思维。“1983年，我到深圳创业，看的第一本书是汤因比的《历史学研究》。2011年，我在哈佛图书馆看两本书：曼德维尔的《蜜蜂的语言》和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管理》，都是英文版，受益匪浅。” 60岁的新生

在美国，王石每天会抽出至少40分钟发微博，他说，一来是方便与国内联系交流，二是训练文字简洁表达，三是接受各方批评与谴责。

他的微博跟国内其他几位房地产大亨相比，显得十分“另类”，既没有任志强那样的“火爆”脾气，也没有潘石屹那样爱凑热闹。他发的最多的照片，是关于他家里的两只猫，1条狗和1头小香猪。

在微博上，他两次提出“人生抛物线”理论。他说，人生就像一颗从枪膛里飞出的子弹，我的最高点已经过去了，现在处在下滑处，应该逐渐淡出人们视线了。他的微博头像是一张坐在电脑前面的照片，带着眼镜，嘴角微微下垂，脸庞清瘦，法令纹很深。一位网友指出，这张照片“显老”，建议他换一张。他回复说：变老是规律，下次换头像会显得更老才对。

“60岁是上老年大学的年纪，却跟16岁的人一块儿混，这是另一种对生命极限的挑战。一种更不动声色的咄咄逼人的表达。”王石说，“哈佛的这一年，我感觉获得了新生。”

他调侃自己，刚到哈佛时，“我已经是半残废了”。他指的是创办万科后，有司机、有秘书，到哪里都有人接送，自己在不知不觉退化成“城市废人”。而在哈佛，王石伴随着各种笑话开始了他的“新生”。

去银行办信用卡，因为在国内没有办卡的经验，足足跑了五次银行，花了一个月，才办成；

去超市买东西，搭地铁，乘公交，经常搭错车，搭错方向；

每天晚上一边温习功课一边烧水泡咖啡，结果那只烧水壶被烧红了三次，塑料壶盖都烧化了„„

王石告诉记者，他的“三年游学”计划可能会延长，哈佛大学的一年延长到两年，接着去欧洲继续游学三年。未来10年，他的身影也会更多出现在国内外高校。去哈佛之前，他已经接受香港科技大学的邀请，出任客座教授。此次回国，他已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基本谈妥，今年秋季就开始在光华管理学院上课。一位曾在万科工作多年的员工评价说，王石让她联想到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的一句话：一个人真正的幸福并不是呆在光明之中，而是从远处凝望光明，朝它奔去，就在那拼命忘我的时间里，才有人生真正的充实。“王石给人的感觉，就是他的前面有一束光，指引着他永远向前。” B=《外滩画报》 W=王石

“中国人最顽固的，不是头脑，是胃”

B：你去哈佛读书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选“企业伦理”作为研究方向？ W：那是2010年初，哈佛的一个中国基金会在北京办一个答谢会，当时执行主任问我有没有兴趣到哈佛游学，半年、一年、三年都可以。我当时就回答“有兴趣，一年”。到了2010年秋天开会了，我却犹豫了，当时就害怕语言不行，过了国庆，没去，过了圣诞，还没去。人家来催，我听了话中有话：我们这儿可是哈佛啊。一咬牙，我就去了。

你要说冲着什么，当然是圆留学梦。当年改革开放的时候，我接近30，想出去的想法强烈。1983年，32岁，我在深圳创业，想着过渡两年就出去。当初想去伯克利，觉得它是很活跃的学校，没想过学什么专业，只是想去了解西方文化。留学的想法，到50岁才打消。

这次去哈佛想学什么？不是很明确，但有一点很明确，我不会学工商管理。1983年到深圳，我既搞经营，又搞管理，自学能力相当强。我花了3个月读了经济学原理、宏观和微观经济学、工商管理。每次到香港，我都是买书，买台湾的繁体版。比如说会计学、记账方法，我都是自学的。B：为什么选择哈佛？

W：正好因为哈佛发邀请。只要是名校，伯克利，麻省理工，台北大学„„我都会去。

B：哈佛的学习氛围究竟有多浓？

W：哈佛是研究型的学校，讲座交流特别多，各个系、各个学院都有。比如说，我在亚洲中心，牵涉到亚洲专题。日本海啸发生，一个月之后，日本中央银行来了一个副行长，讲海啸之后日本金融政策；比如一个有关2012年台湾大选的讲座，一看主讲人：蔡英文。再比如说BP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事故调查总检查人、麻省理工的教授的一个讲座。再比如说，我上一门课叫做“资本主义思想史”，上课的老师就是《货币战争》里提到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罗斯查尔德的后裔。你会发现，哈佛的讲座，牵扯到整个世界热点事件主要的当事人、事后主要的负责人、核心人物。每个礼拜，我都觉得打开了一片新天地。B：听说你在国外只吃西餐。为什么？

W：就吃饭来讲，出国吃西餐，不是说这次去哈佛，20多年都这样。改革开发80年代，我跟大家一样，一定要吃中餐。但很快，我就决定，只要出国，不吃中餐。饮食文化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中国人思想接受西方西方，饮食却不接受。中国人最顽固的，不是头脑，是胃。

我们万科流传着一个笑话：想惩罚谁，就让他出国跟着董事长。咱中国人三天不吃中餐，难受死了。

B：在美国游学一年，觉得自己有什么改变？

W：昨晚我还跟一些企业家朋友吃饭，他们说感觉王石变得更随和，更包容，仅此而已。

B：你曾经说如果让你选择一个宗教，你会选基督教。这跟你这学期学习的课程有关吗？

W：这句话直接拿过来讲，肯定引起误会。对于宗教，我的态度是你可以不信，但你要尊重那些信的人，接受一神论背后的价值框架、价值体系，它到底对这个社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如果你要说必须从众神当中选择一个信仰，我选择“基督教”，更多是从文化、音乐、艺术上的考虑。我喜欢基督教堂的建筑形式，哥特式，阳光从玻璃窗照进来，给人积极、温暖、向上的感觉。还有基督教的音乐，绘画，我都非常喜欢。B：你在哈佛这一年，是瘦了还是胖了？

W：我的身体变化，在过去两年。2010年第二次登珠峰，瘦了15公斤，下来的时候是57公斤。2011年初到美国，差不多恢复到70公斤。在哈佛头两个月，又掉到67公斤，这个体重，比我1983年刚到深圳创业时，还瘦4斤。很有趣的是，一回到城市里(回到中国)，体重很快就涨了，我现在是73公斤。“我无意当意见领袖”

B：你在微博上说你佩服意见领袖，任志强，茅于轼，赵晓(微博)，韩寒，“在各自领域有独到见解，敢于发出不同声音。”你觉得自己是意见领袖吗？他们需要怎样的智慧？

W：我当然不是意见领袖。首先，意见领袖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比较独立，二是以公共利益着眼未来，第三是有独到的见解和影响力，在学术上有一定修为。我是企业家，本身就有利益冲突。你知道任志强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吗？很简单，即便很关心这行的记者也很少能说上来，这说明他更多影响力来自个人，他的言论不会对他的公司有什么影响。对我来说，任何时候大家提到王石，就会联想到万科。意见领袖显然不适合我，我也无意成为意见领袖。但我是上市公司的公众人物，更重要的是做了什么，而不是说了什么。

B：你曾在微博上写道：人们很介意自己的归宿，但其实从宇宙看，每个人只是一颗粒子，在哪里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去了美国之后，你开始更多以宇宙的眼光看待世界了么？

W：哈哈，我没有这么大的视角。我去美国有两点感觉。第一，每个人的主流看法：美国标准即世界标准。去美国之前，我还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美国建筑标准有LEED，英国的标准比LEED更严。但美国人觉得，LEED就是最好的。到了美国，我反而不认可这个了。第二，在美国的环境下你会用另外一个角度，更客观地看待中国房地产市场。比如说，从全球眼光看，中国发展非常快，中国改革开放需要经济增长来支撑。就像骑自行车，你速度慢了，就倒了。如今全球经济一体化，西方经济萧条，如果中国把速度降下来，全球都成问题。

B：万科有建立“儿童医院”的计划。你在美国也考察过好多家儿童医院。有何借鉴？

W：美国的儿童医院当然先进。但我觉得发展中国家的例子，更有借鉴意义。比如说曼谷，当地的医疗制度值得借鉴，只要是贫穷的孩子，都可以去看病。第二，医院的公益性做的非常好，很多孩子从外地到曼谷看病，父母是陪着来的，但没有地方住，医院还想出办法很好地安置病患父母。

再拿美国举例，美国儿童医院医疗设备都是以儿童为标尺的，比如说核磁共振，就是迷你版，医生的座位很低，不会让孩子感觉不舒服。另外，医疗技术的先进性就更不用说了。

万科做儿童医院可能走三种路线，一是给穷人看病，二是给富人看病，但看病赚来的钱支持穷人看病。三是不确定给谁看病，但只采用高尖端技术，治疑难杂症。富人付钱看病，我们为穷人设立一个基金，看不起病的人可以申请这个基金。“人生舞台的终点是隐退”

B：你相信2012年世界末日吗？如果离开末日还有三天，你会做什么？ W：那是无稽之谈。西方宗教本身就有“末日说”，以前有，今后还会有。地球有诞生就有结束，但那个末日是无限的，对我们来说，可望不可及。但你的末日是什么？你的末日，不是可望不可及的，可能就是明天，最多再有30年，肯定会到来。

你说离末日还有三天最想做什么？很简单，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会有什么重大变化。因为这是你的末日，不是世界末日，别人仍在正常的生活。我想最好的结束方式，就是不要对世界造成影响。B：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

W：作为一个人生舞台，年纪大了，就要隐退。在哈佛的经历，我要是愿意到处公开去讲道，利用各种公开场合，像郎咸平(微博)一样跟电视台签约，我相信我

还是有这个影响力，电视台会感兴趣的。但是我选择更多的方式去学校，跟学生交流，而不是做一个公众人物。

B:我看到你转了一条微博，说的是乔布斯晚年住在一个中产阶级街区，行人从他家走过还能看到他在灯下工作。你的晚年生活，愿意过有好邻居的中产阶级生活，还是住深宅大院，与世隔绝的生活？

W：我想是后者吧。这跟个人习惯有关。我本身不大善于交际，也不喜欢热闹的交际场所。所以我登山，和大自然打交道。现在不登山了，我更喜欢和植物、动物打交道。

B：你有没有想过像乔布斯一样，把传奇的人生经历，写一本自传？

W：我怎么能和他比呢？我觉得乔布斯是继爱因斯坦之后世界级人物。他属于英年早逝，留下那么多财富，让别人怀念他。而我们更多的时候，是享受生活，没有必要到最后写这样的东西。你是要给别人看呢，还是要总结自己？我觉得乔布斯更多是要让别人看，他本人非常低调，做到现在，真正出名就是这五年时间，在他生命的末期，他找人写自传，更多的是做为一种财富，让别人了解他，而不是产品本身。

B：这是四个苹果的世界。第一个诱惑了夏娃，第二个砸醒牛顿，第三个握在乔布斯手里。第四个在哪里？ W：不知道啊，一定会有第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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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我在军营里成长

我在军营里成长，我为军营做贡献！

弹指一挥间，在军营这个大家庭中我已经生活了两年。还记得两年前稚气未脱的我怀揣着成为一名合格军人，保家卫国的理想踏上了征兵的队伍。伴随着火车轰轰的汽笛声，我离开了我热爱的故土，我最亲的亲人„„„„

2012年12月？号，一个特别的日子，让我一生铭记，因为我的军旅生活将从这里出发。我和所有的新兵都是因为“军人”这两个字而共聚一堂。有人说军人是绿色的。因为陆军在大地上匍匐，与自然的绿色融为一体，他们以青色和生命为代价，孕育着新的更美好的生活；也有人说，军人是蓝色的。因为海军在碧海游弋，空军在苍穹搏击，他们像大海一样深邃，像蓝天一样宽广，具有碧海一样清澈，纯洁的心灵，具有蓝天一样宏伟的目标和使命；更有人说，军人是红色的。因为军人用自己的新血将国旗染成红色，绽放着悲壮，激烈的情怀。这些在我新兵训练结束我才能真正体会的到军人的魅力与伟大。

在新兵连的那段日子总是那么刻苦铭心让人难以忘怀，在新兵连训练场上留下了我们战士深深地足迹，我们用汗水铸造合格军人。我们每天除了学习就是训练，清晨天还没亮就开始整理内务，训练时我们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在寒风凛冽的早晨，我们战士虽惹着刺骨的疼痛，但心中的信念在寒风中却屹立不倒。在烈日炎炎的下午，我们挺拔矫健的军姿在烈日下依旧飒爽。晚上，我们尽情的歌唱，在军歌的熏陶中忘掉训练时的疼痛，疲倦。有很多次我都坚持不下去了，但是我总是每每我就快放弃的时候“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的励志名言就在我心中回响，就是这份力量支持我走到今天。在新兵连里的苦与乐事常人无法体会到的，训练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每天都很充实。新兵训练结束后，我们被分配到地方的那一刻，我真正的感受到了我们战友的那一份难以割舍的友谊是那么的珍贵，我们在短短3个月的相处中都不愿分开。那是一份不会忘记的情谊，我在心底默默期待着有一天能重逢。

下连队以后，清晨，当部队起床哨高音喇叭响起，我们便开始迅速起床，整理内务、打扫卫生。之后便开始上班。就这样，我慢慢的习惯了，便渐渐的开始爱上这样的生活。

随着时间的流逝，转眼就2年了，在这期间有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在部队里，你有什么感悟？”我也时常问自己，我学到了什么？我为国家奉献了什么？我最深的感悟是什么？在部队的几年了我学到了很多，尽我所能的为国家奉献出自己，也感悟到了很多。

在军队生活的这段时间了，经过了多少次风吹雨打，我们终于在风雨中慢慢的成长起来。现在我更能深刻的感受到了部队是个大熔炉，部队是所大学校啊。它教会了我们坚强、忍耐、让我们拥有常人很少有的毅力，磨砺了品格，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明白牺牲奉献是多么的重要。部队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忠诚的卫士，是部队让我们慢慢从一个地方老百姓变成了一个合格的军人。从穿上军装的那一刻，那种自豪感和使命感就如同鲜血般融入我的生命中，那一瞬间就注定了我已开始我军旅生涯的第一步。

我是一名普通军备物资运输的司机，是整个部队运转中的小小螺丝钉，但是我会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让部队能够正常运转。为保卫国家安全，守护边疆献出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让军人的这份责任感和使命感永驻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