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学校史展解说词[五篇范例]

第一篇：北洋大学校史展解说词

北洋大学校史展解说词

欢迎大家莅临天津大学校史博物馆。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大学，诞生于 1895 年，中华民族危难之秋。创立之初，就承载着救国图强的历史重任，已经走过了120 年的光辉历程，经历了工法肇基、创 新转型、西迁播火、津沽复校、迎接解放、院系调整、改革开放等重要时期。现在让我们走进“时光隧道”，回顾学校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右边的 10 个灯带是学校发展的 十个重要时间标志，显示屏上播放的内容是学校发展的 10 个时期的重要历史图片。左边的石版画是标志着北洋大学作为开中国高等教育之先河的“开源图”，其详细描述了奏 请学堂成立的奏折片段、中外教师合影、中国的第一张大学毕业文聘、第一届毕业生、初创四学 门律例、工程、矿冶和机械以及各学门的毕业生等内容，反映出中国第一所大学的创办历程。

第一部分 巍巍学府 国之大学

现在我们位于第一展厅，“巍巍学府 国之大学”。北洋大学倡导西学体用，招生方式不同于 传统的科举取士，而是由学校直接面向社会招考。在上海《申报》、天津《直报》上刊登招生启 事，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这幅油画就表现了北洋大学堂首次招生报名的情景，各阶层人士携 子报名，十分踊跃。这里陈列的档案是北洋大学成立公告和招生启事的手稿，以及当时刊登招生启事的《直报》、《申报》。这份档案是奏请创办北洋大学的朱批奏折。时任天津海关道的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北洋大 臣王文韶奏请光绪皇帝在天津建立首座西学学堂，奏折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办学的宗旨为“自强 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以设立学堂为先”。可见，北洋大学一成立就肩负着“兴学 强国”的重任。1895 年 10 月 2 日，光绪皇帝御笔朱批“该衙门知道”，北洋大学随即成立。这里展出的五位人物直接影响了北洋大学堂的创办：光绪皇帝、洋务派代表李鸿章、直隶总 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天津海关道盛宣怀、美籍教育家丁家立。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世人惶恐。为了强国救国，十八省举人联名上书，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公车上书”，光绪皇帝颁布《强国诏》，此时盛宣怀提出在天津设 立西学学堂。盛宣怀的提议在当时可谓大胆，在封建科举制度下全面倡导西学，其勇气可嘉。学堂最初选址在天津大营门外梁家园村的博文书院旧址。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德军侵占 了学堂。1903 年北洋大学堂在西沽重建校舍，占地 348 亩，前临北运河，后带桃花堤，景色相 应成趣，校歌中的“花堤蔼蔼，北运滔滔，巍巍学府，北洋高”描绘的就是此处的景色。赵天麟校长任职期间，总结北洋 20 余年的办学经验，将其凝炼为四字校训“实事求是”，意 在办事求学必须脚踏实地，根据实证，求索真相。“实事求是”的校训传承至今，成为学校发展 的不竭动力和宝贵财富。这些底衬文字是赵天麟校长在 1925 年为北洋大学三十周年校庆题写的 祝词，既是其办学思想的回顾与总结，又是对“实事求是”校训的进一步诠释。巨幅的“实事求 是”是 1985 年茅以升老校长为校庆九十周年题写的。这是北洋和天大时期的校旗和校徽。诞生于 1935 年 9 月的北洋校歌更是把北洋精神作出了深刻地阐述，展现出北洋人“要实地 把中华改造”的决心和志向。下面请大家一起简要回顾北洋的发展历程，1895 年创办时名为天津北洋西学学堂，1896 年 更名为“北洋大学堂” 1912 年 1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令“所有学堂，一律改为学校。，”北洋于 该年 4 月，改名为“北洋大学校”，直属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1913 年，遵教育部令改称“国 立北洋大学”。1917 年 2 月教育部令北洋大学的法科调入北京大学，并于 1920 年最后一届法科 毕业生离校停办法科专办工科。1928 年 7 月，大学区制试行，北洋改称“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随后不足一年时间，北平大学区被废止。随即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北洋更名为 “国立北洋工学院”。1937 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 月底天津沦陷，9 月 10 日，教育部令 北洋工学院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平研究院西迁，共同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 年 4 月，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月，7 教育部指令将西北联大改组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其中西北工学院由北洋工学院和其他三所大学的工学 院组成。1946 年 1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复名北洋大学。北洋根脉回津复校。新中国成立后，北洋大学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1951 年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合并，由国家定名为天津大学，1959 年被列为国家首批重点大学。改革开放后，天津大学首批进入 “211”和“985”重 点建设工程，经过一百一十四年的创新发展，目前正按照“三步走”的战略朝着世界一流大学的 建设目标努力前行。

第二部分：大学肇始

北洋大学以哈佛、耶鲁等世界一流大学为蓝本，由美籍教育家丁家立总理学堂事务，开设西 学的法律、科学和技术等课程，“一改中国数千年封建教育之传统”“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之先，河”。这是北洋大学创办之初制定的《头等学堂章程》，它是中国第一个大学章程。该章程系统地 规定了大学学制、招生办法、课程与专业设置、教师延聘、教学管理与经费使用等内容，制度完 备、要求严格，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继起者之规式。北洋大学的诞生在社会上反响强烈，这里展出 的是 1895 年刊登在《京津泰晤士报》和《博来评论》等英文报纸上有关北洋大学的报道。这里是盛宣怀与丁家立共商创办北洋大学的情景复原。这位是盛宣怀，北洋大学创始人、首 任督办，被誉为“中国近代实业之父”，一生从事洋务事业，涉猎轮船、电报、矿业、铁路、纺 织等重要实业。1895 年创办北洋大学堂后，次年于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可谓中国近代高等教 育的先驱和奠基人。这位是丁家立，美籍教育家，学堂章程的起草者、首任总教习，任职长达 11 年之久，素以 “严谨治校”著称。丁家立早年毕业于达特茅斯大学和欧柏林大学研究院，曾任李鸿章的英文家 庭教师。他的学识和管理，得到了北洋大学师生的交口赞誉。下面展出的丁家立起草的规划书的英文手稿。北洋大学设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头等学堂为 大学本科，二等学堂为预科。头等学堂内分设律例、工程、矿冶和机械四个学门，学制四年。头 等学堂所设课程可分为基础课和专业课，各学科的学生都要学习基础课，如几何学、格物学、笔 绘图、各国史鉴、作英文论等。专业课则各有侧重。（例如：工程学科有工程机械学、材料性质 学、桥梁房顶学、水利机器学等；矿务学科有深奥金石学、测量矿苗学、矿务兼机器工程学等； 律例学科有万国公约、各国通商条约、大清律例等）除修满课程外，要求写作策论，也就是毕业 论文。随着社会需求的扩大，北洋大学先后又开设了铁路班，法文班、俄文班和师范班。当时教习多为中外硕学鸿儒。其中美籍学者福拉尔博士（H.V.Fuller）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深有研究，在课余专门讲解相对论原理，开启了学生的科学思想。外籍教习使用外文原版图书授 课。这是当时的美籍教习任纳福为北洋学生编写的《世界通史纲要》，此为北洋丛书之一。在北 洋工作的优秀中外籍教习纷纷获得清政府的嘉奖。这是当时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为教习向清政府 请奖的录副奏折。学堂教学设施堪称一流，这是化学讲堂，具有现代风格的弧形设计，便于师生的交流互动。学堂建有图书馆、地质陈列室、矿山模型陈列室、矿物标本室、金属组织实验室、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测量仪器室等实验实习设施。学堂经费投入巨大，头等学堂每年需三万九千余两白银，二等学堂每年需一万三千余两白银。如此巨大的办学经费从哪里来呢？这份档案是盛宣怀发布在 《直报》 上奉旨 “劝令加捐” 的通令，可见，北洋大学的办学经费来自国家海关关银。四年之后，头等学堂有了第一届毕业生。这是“中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钦字第一号考 凭”，颁发给首届法科毕业生中优等生第一名的王宠惠，他是中国近代法学名家，有“近代法政 精英第一人”之称。第一张文凭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北洋大 学法科开设的主要课程有 20 种，囊括了当时西方大学法学院的主干课程。这是清政府奖励总教习丁家立的“双龙宝星”勋章。宝星勋章制度始于 1891 年，分五等共 十一级。丁家立曾两次获得宝星勋章，照片上的和展出的是他第二次获得的二等三级勋章。（注： 第一次，1895 年受三等一级宝星勋章；第二次，1903 年受二等三级宝星勋章）这几份档案记录了北洋大学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情况。北洋大学在《头等学堂章程》中就列有 选送优秀毕业生出国留学计划。1901 年，北洋大学资送首批大学毕业生直接进入哈佛等一流学 府的研究院深造，成为中国最早选送优秀毕业生出国深造的大学。1906 年，北洋大学又在近代 教育史上开创了整班出国的先例。这张照片档案室北洋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合影：首班入学 30 人，毕业时仅有 18 人，北洋大学 淘汰率之高，教学管理之严格，可见一斑。北洋大学的教育质量很高，当时得到了清廷的赞赏。这几份档案记载着清宣统年间，北洋优等毕业生被清廷授予进士出身和翰林编修身份的情况。北洋大学的办学之路是成功的，它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大学本科毕业生、为中华民族培养了第 一批近代社会的精英人才。北洋大学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管理者，虽然称呼各异，但他们为学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蔡绍基、唐绍仪、梁敦彦和梁如浩曾是早期留美幼童，亲身接触美国教育，对北洋大学坚持 美国大学模式办学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位是赵天麟校长，他是北洋大学时期的著名校长之一，他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校训，坚持严 谨治校，重视学生全面发展。他在任期间北洋学生在外交官考试、高等文官考试、清华留学生考 试全国三大重要考试中连中三元，北洋名声鹊起。

第三部分：创新转型 专办工科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高等教育推行大学区制，划全国大学教育为四个区，分别以北京、南京、武昌、广州为本部，各设一所大学。1913 年和 1914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先后两次试图将北洋大 学和北京大学并为一所，遭到双方的反对，未有成效。1917 年训令两校，将北洋法科入校生调 入北京大学学习，将北京大学工科入校生调入北洋大学学习。1920 年北洋大学遵照教育部 237 号训令，正式停办法科，正式进入专办工科时期。北洋大学法科的师资力量、课程设置及图书设备在当时国内首屈一指，人才辈出：如前面提 到的“近代法政精英第一人”王宠惠；中国现代法学家、政治学家、外交活动家、联合国国际法 院大法官徐谟；著名的外交家、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革命先驱、中共早期创建人 之一张太雷等等。法科的停办对于北洋大学来说无疑是一巨大损失。专办工科时期，学校进行了创新转型。首先进行了学科调整和扩充，在原有的土木、采矿、冶金三学门的基础上，1925 年恢复停办了 24 年的机械学门，1933 年起陆续增设电机工程学系、航空工程组。加强师资队伍，聘请教师大多具有海外博士学位或海外学习的背景。办学模式由教 学型发展为教学与科研并重，建立了我国第一批工科研究所，即矿冶工程研究所、工程材料研究 所；1934 年招收了我国第一批工科研究生；出版了大量学术研究成果，率先实现了中国大学功 能的转型。当时北洋被称为“理工学术之重镇”。北洋大学非常重视实践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学校当时拥有一批设备一流的实验室。这里复原了三个实验室。这是复原的水工所场景，是中国乃至东半球第一个水工试验所。在 此基础上，产生了一大批科研成果，被当时誉为“科学堡垒”。这是复原的机械试验室。试验室 设备与当时美国大学试验条件相伯仲。这是复原的航空试验室。1934 年，邓曰谟教授就是在这 里成功试制了中国第一台飞机发动机。由于北洋拥有雄厚的机械和航空教学基础，国民政府教育 部批准北洋大学开办航空系，这里展出的是教育部令和航空工程系课程表。北洋逐步迈入以工为主的快速发展时期。严谨的办学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继承发展，同时注重 教学科研并重、教学和实践紧密结合。这里展示的是这一时期两位著名的校长，茅以升、李书田。茅以升校长坚持严字当头，这是当时茅以升为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张度批改的作业。他提倡教 学和实践的结合，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著名钱塘江大桥的兴建，凝聚了北洋师生的聪明才智和 心血，这是当时学生在钱塘江大桥实习的照片资料。在钱塘江大桥实习中得到磨砺的北洋学子，日后多数成为了桥梁设计和建造领域的学术泰斗。李书田校长严谨治校，提倡教学、科研并重，是位极具思想的教育家，在《国立北洋大学筹 备缘起及分期完成计划》中提出，用 16 年时间将北洋大学建设成为工理文法医相结合的综合性 一流大学。这一宏伟的计划被战争无情地打断。1937 年“七七事变”后，北洋奉命西迁入陕。部分在津师生进入英、法租界，乘船出大沽 口入渤海，于山东青岛或龙口上岸，取到西安，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研究院合组国 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 年 3 月，山西临汾失陷，陕西潼关告急，临时大学又奉命南迁汉中，沿途涉渭河、过 大散关、越秦岭。秦岭峭壁嶙峋、地势险恶，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师生每天步行少则 30-40 里，多则 70-80 里，终于临大工学院在城固县城以南 40 里的古路坝落脚。随后，临大更名为国立西 北联合大学。1938 年 7 月，联合大学改组，工学院独立设校，由北洋李书田负责，筹建国立西 北工学院。北洋的名号消失。各界校友积极呼吁教育部恢复北洋名号，均无成效。1941 年 10 月，中国工程师学会在贵阳召开年会，学会中北洋毕业生甚多，借此相聚之际，商议复校事宜，组建 筹备委员会，准备向政府提案恢复国立北洋工学院，如不成功则筹设私立北洋工学院。鉴于这种 情况，北洋校友、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下划出浙江英士大学工学院，建国立北洋工学院。1943 年李书田建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三工连理，根系北洋。在此以前，李书田个人还相继建立了国立西康技术专科学校、贵卅农工学院，北洋精神在中国的西部大地播撒，薪火相承，弦歌不断。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些学校或整体或部分地留在当地，成为了中国西部大地上高等教育的中流砥 柱。西北工学院在七星寺设立了分院，北洋学子在艰难条件下潜心苦读，开夜车成风，火烛光焰 彻夜不息，被誉为“七星灯火”，这幅油画表现的就是北洋学子在七星灯火下苦读的情景。北洋坚持在西北办学，自强不息，追求科学，肩负救国图强的社会责任。莘莘学子不畏艰险，终使北洋文脉未断。北洋自觉自愿地担当起维系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重任。

第四部分：穷理振工 北洋重兴

北洋西迁入陕，合组西北工学院，海内外校友多次奔走呼吁，呈请教育部恢复北洋大学。这 是杰出校友、时任国立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王宠惠（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给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亲笔书信要求恢复北洋大学，朱家骅随即转呈蒋介石。终于，1946 年 1 月，教育部批准恢复国立北洋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泰顺北洋工学院、西北工学院三地师生，如百川归 海，汇集西沽。这幅铅笔画表现各路师生返津复校的情景。复校后在原来工学院的基础上，增设 了理学院。理学院下设物理、数学、化学、地质四系，院长为陈荩民。工学院下设土木、水利、采矿、冶金、电机、航空、机械、化工八系，院长为李书田。抗战时期，北洋大学遭到严重破坏，损失估计约 16 亿多元，而教育部所拨付的复原和修缮 费不足 8 亿；复校时教育部任命茅以升为校长，但茅由于修复钱塘江大桥，一直未来校任职。北 洋处于极端艰难的时期，天津《大公报》言： “北洋大学诚然有其非常光荣的历史，但今日却正 临于非常艰难的境地”。在师生的强烈要求下，教育部任命水利专家张含英为校长。全校师生乘 十来辆大汽车到火车站热烈欢迎张含英校长的到来。张含英刚一下车,便被蜂拥而至的同学们拥 起抬出了站台,场面之热烈,使他深受感动。不久,教育部拨来了办学经费。有了校长,有了经费, 一度沉寂的北洋学府有了生气。虽然北洋大学办学遇到种种困难，但是校风依旧。1947 年制定的《国立北洋大学组织大纲》重申“严”字当头，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为办学宗旨。社会上流传有“考学难！考学难!考上北洋难于上青天！”的说法。这是这一时期培养的毕业生和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1949 年 1 月天津解放，北洋大学获得了新生。这幅油画表现了北洋大学代表迎接解放军代 表的场面。这一时期，由校长负责制改为校务委员会负责制。这是党团活动从地下转向公开的图 片。这是这一时期的掌校人：金问洙、钟世铭、张含英、刘锡瑛。北洋时期（1895-1951 年）共培养毕业生 4597 名，此处展出了 50 名杰出毕业生和 14 名教 师的简要事迹。（附重要校友的简要事迹，供讲解中酌情选择）（王宠惠：第一张文凭的获得者，蜚声国际的法学家，德国民法典的英文翻译家，对中国的法学和近代法 王宠惠 律的制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王正廷：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 马寅初：著名经济学家。1957 年写成《新人口论》，他说，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把一切变为 马寅初 失望和不满”。错批一人，多生三亿。这是后人对马寅初人口论遭到批判的惋惜。刘瑞恒：原籍天津，1903 年考入北洋大学堂。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专擅外科，我国近刘瑞恒 代公共卫生事业创建者，近现代医学巨星。孙越崎：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被尊称为 孙越崎 “工矿泰斗”。“五四运动”时期北洋大学学生会主席。徐谟： 徐谟：1917 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法律学系，1922 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硕士学位，曾执教南开大学。从 1931 年起，先后担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政务次长等职，对 1932—1941 年间中国对外政策的制 定和实施起过重要作用。从 1946 年起，在荷兰海牙长期担任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职务，声名显赫。张太雷，革命先驱，原名曾让，后改为太雷，是少数见过列宁的中国共产党人之一。张太雷 黄汲清，中国大地构造学的奠基人。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地层学专著《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首倡二叠系 黄汲清 三分，是中国二叠纪地层研究的奠基人。他是中国区域地质调查的早期开拓者，首次主编完成了全国地质图和 一套综合地质图件。1945 年，他的经典著作《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英文版），系统地划分了中国的大地 构造旋回和基本构造单元，全面论述了中国及邻区的大地构造特征及其演化历史，提出了多旋回构造运动的著 名论断，创建了中国大地构造理论体系。吴自良，吴自良 “两弹一星”铀是原子能工业的主要原料，把铀 235 从天然铀中分离是原子能工业和制造原子弹 的关键技术之一。用气体扩散法以工业规模生产铀 235 的技术中，要使用一个关键部件——“甲重分离膜”，它涉及粉末冶金、物理冶金、机械加工、金属腐蚀等多项技术。当时，只有美、苏、英三国掌握这项技术，属 于重大国家机密。为了打破核垄断，使我国步入核大国行列，吴自良受命挑起了负责研制“甲种分离膜”的重 任。历时 3 年多，终不辱使命。姚树人，1958 年，29 岁加入钱学森领导的火箭与卫星攻关小组，承担研制火箭燃料的重担。偏二甲肼液 姚树人 体燃料属于高度保密技术，无相关资料可查，且高能燃料易燃易爆，经历了多次与死神擦肩，终于在 1958 年 底，圆满完成任务，保证了“东方红”卫星的顺利升空。）

第五部分：红色传承

“爱国奉献”是北洋大学的又一光荣传统。在历次爱国运动中，北洋师生都始终站在前列。这是“五四运动”中的北洋大学师生。北洋 学子通电社会各界、致电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要求拒签和约。北洋学子在“一二?九”运动中，在抗议美军暴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中，在 1948 年反南迁迎解放的护校运动中 都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北洋学子的骄傲、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

一、革命先驱张太雷在北洋大学读书历时近五年，这是他的毕业证书。在北洋大学学习期间，积极参与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他由一名品学 兼优、爱国进步的青年大学生，向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转变，逐步成长为一位杰出的职业革命家。在领导广州起义时不幸壮烈牺牲，年仅 29 岁，是牺牲的第一名政治局委员。在学期间曾在北洋美籍教习福克斯主办的《华北明星报》任编辑和翻译。华北明星报现存于 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天津现存为 1928 年以后的报纸。这是徐向前、聂荣臻等人 为张太雷烈士的题词。赵天麟烈士，北洋教师的楷模：爱国教育家。天津人。1904 年考入北洋大学堂法科，1906 年学堂资送赴美留学。曾任北洋大学校长、天津耀华学校校长。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坚决抵 制日本奴化教育，支持学生抗日活动，1938 年 6 月被日本宪兵杀害。还有革命烈士李恒林、于奇、张佩怀、马克昌、马耀南、黄诚、孙景芳等。众多北洋学子投笔从戎，为新中国的建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北洋不会忘记他们！他们永远是北洋的骄傲！北洋大学部分的展览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下面请继续参观天津大学部分。

第六部分(1951-1952)定名天大，薪火相传

获得新生的北洋大学，开始了为新中国服务的历史征程。1950年6月，全国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后，为了适应经济建设对高级专门人才的急需，中央开始对各级学校进行调整。1951年8月，经过充分的准备酝酿，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合并，定名为天津大学，其校庆日仍沿袭北洋大学建校之日。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校合并前的基本情况：北洋大学经过解放后的初步改造，实行校、院、系三级管理，共有两所学院，12个系，教师179人，大部分教授毕业于国外知名大学，是所在领域的顶尖专家。这一位是物理系胡刚复教授。他不仅是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一流的物理学家，吴有训、严济慈、钱学森、李政道等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师都是他的学生。

这位是冶金工程系魏寿昆教授，中科院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冶金物理化学专家，被誉为“中国冶金物理化学的一座峻峰”。

这位是纺织系张朵山教授，我国高等纺织教育的奠基人。北洋大学的纺织系，正是在他的建议与筹划下，于1947年建立起来的。

机电工程系主任刘锡瑛教授。建国后，历任北洋大学教授、校务委员会主任，天津大学副校长，是新中国成立后北洋大学的第一任主要负责人。

机械工程系主任潘承孝教授，汽车和内燃机专家。也是天津大学原校长、中科院院士史绍熙教授的老师。

这是合并前，北洋大学和河北工学院的旧址校门。两所学校不仅在地理位置上相近咫尺（北洋在河北区丁字沽，河北工学院在河北区元纬路），而且系科设置相似，教师相互兼课来往频繁。1951年8月1日，教育部签发了两校合并的文件，同年9月26日，在元纬路南院大礼堂举行了成立暨开学典礼。

合并后的天津大学，共有11个系，教职工703人，在校生1953人。在学校按计划开展调整与巩固工作时，为了明确和强调天津大学与北洋大学的传承关系，学校专门向中央教育部呈文《关于天津大学校史计算方法及校庆日的计算问题》，暨天津大学的前身是北洋大学，成立于1895年10月2日，这个报告得到了教育部的肯定批文。

1952年初，教育部决定对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津沽大学进行调整，天津大学的理学院并入南开大学，南开大学和津沽大学的工学院并入天津大学。这就是当时三校调整的相关文件，在这份文件中，同时作出了天津大学由西沽迁往七里台另建新校舍的决定。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是当年5月26日，在新校址举行的建设开工典礼，这位老师是土建系宋秉泽教授，是当时新校址建设工程的总工程师。

学校自己组建了基建队伍，从勘测、设计到施工，仅用半年多时间就建成了初具规模的高等学府。这组照片和这个沙盘反映了当时的建设情景。您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这栋工字型楼——一号教学楼。这是当时开工典礼的奠基石。从1952年7月起，全国高等学校开始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调整的目的是通过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经验，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培养国家建设急需的专门人才。这里集中展示了在院系调整中，调入和调出天津大学的系科。大家可以看到，经过此次院系调整，我校在化工、建筑等学科方面得到加强，但大批传统的优势学科也被调出，比如整个理学院，以及工学院中具有50多年历史的采矿系、冶金系和地质系，它们充实和建立了一批大学，为新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和工业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院系调整后，天津大学从一所理工结合的大学，变成了新型的多科性工业大学。截至1952年秋，共有7个系、18个专业，24教研室；全校共有教师444人，其中教授、副教授150人；在校生3575人。当时在校生之多，师资力量之雄厚，相当可观，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多科性工业型大学之一。同时，学校由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改为校长负责制。校长由当时天津市市长吴德兼任，第一副校长张国藩，在新班子的带领下，天津大学意气风发地开始了新的征程。

第七部分（1953－1965）教育探索 先行示范

解放初期中国的高等教育，从教育体制、专业设置、组织建构，到教学活动的具体实施，全部参照苏联的经验，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必要的，但完全机械式的照搬照抄难以适应中国的实际需要。为了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制和运行机制，天津大学探民族育才之途，走教育科研生产相结合的实践之路，成为新中国工程教育的先驱，创造了五六十年代的辉煌。

在学习苏联的同时，学校对专业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全国率先取得了宝贵的教育改革经验。

这是当时教育部委托我校制定教学计划和大纲的文件。在1953年和1956年，学校曾两度受高教部委托，为国家制定了共计138种教学计划、大纲、教材和讲义（7个专业的教学计划、40门课程的教学大纲，编写教学法指导书10种，编写讲义及推荐交流讲义81种）这些教材和讲义颁行全国后，在当时的全国高校特别是工科院校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学校在这一时期成立了教研室，使它成为教学科研的基层组织，并明确制定了它的具体职责。针对学习苏联过程中出现的课程学时偏高、课业学习偏重、理论学习内容偏多等问题，学校加强了学生的课外活动，创造性地将理论与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加大和强化了实践教学，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工程教育教学体系。

1956年，党的过度时期总路线所规定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全国面临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教学和科研并重是天津大学从北洋时期一直坚持下来的的优良传统。解放之后，科研工作更是有计划有领导的开展：学校积极承担科研项目；于1955年创立了《天津大学学报》；我校的科研工作也得到了国内著名科学家的关怀。这张照片是1959年，钱学森先生应邀来我校为师生作报告的情形，给全校师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当时不仅教师投入到科研中，广大学生也积极参与进来，1956年10月，学校成立了学生科学技术协会，有77个学生科研小组，参加学生占全校的16.7%。经过发动全校教师讨论，我校制定了关于科研工作的《两年规划》和《关于制定十二年远景的一些初步意见》。

天津大学在教育改革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50年代末，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三位领导人都曾来校视察，对我校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主席来校视察。在听取了校领导的工作汇报后，他在第9教学楼前的平台上接见了广大师生，并深入到师生间了解情况、研究问题。毛主席对我校在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面取得的经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作出了重要指示：“高等学校应该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这则指示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1957年到1959年，周恩来总理曾两次来校视察，第一次是1957年4月10日，周总理陪同波兰部长议会主席西伦凯维兹来校参观。1959年5月28日下午，周总理第二次来到天津大学，视察了图书馆、实验室、学生宿舍和食堂，详细了解了学校的情况，亲切接见了广大师生，并为师生作了报告。这张照片就是总理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为师生作报告的场景。这就是当时报告的记录稿。

1958年10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来校视察。在听取了学校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和参观校工厂、实验室之后，邓小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说：“今后大学有三大任务：一是学习；二是生产；三是科学研究。三者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不可偏废。”他还强调：“实行半工半读，注意不要丢了基础课程。”使天津大学对正确贯彻教育方针提高了认识。1958年末，在北京举行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上，我校展出的项目居全国高校之首。这是当年11月2日，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

在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怀的同时，天津大学还得到了来自政府肯定。1959年5月，中共中央确定16所院校为全国重点大学，天津大学名列其中。此后，重点大学曾几经变动，天津大学始终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三位领导人的视察使天津大学的师生倍受鼓舞，坚定了继续深化教育改革的信心与决心，这里展示的是这一阶段学校在教育改革上进行的实践。

在教育改革与探索中，天津大学始终站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前列，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为当时国家制定《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又称“高校六十条”建言献策，并作出率先垂范。

1961年，教育部召开全国重点高等学校会议，会后，着手制定工作条例，选定了包括天津大学在内的五所重点大学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制定工作条例，以指导全国高等教育。

1961年2月，高教部长杨秀峰来天津大学调研，成立了“高校领导体制问题”起草小组，并指定我校的李曙森副校长为组长。起草小组经过40多天的紧张工作，四易其稿，最终完成《关于高等学校贯彻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的工作条列（草案）》，又称“高校四十五条”。这里展出的就是由李曙森副校长执笔起草的“高校四十五条”手稿。其中的很多重要内容，在《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又称“高校六十条”中得到了反映。

“高校六十条”是“文革”前指导高等教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从1962到1966年初，天津大学通过对《高校六十条》的认真学习、贯彻，以及对学校自身发展的思考，制定了一系列改革发展的新思路。包括完善学校领导体制、改进教学工作和学生工作、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大力开展科学研究等工作。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师资队伍建设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份档案是当时学校确定的80名重点培养教师，老教师18名，中青年教师62名。被广大师生赞誉为“十八大罗汉，六十二小罗汉”。后来，这些教师成为了天津大学乃至国家教育科学事业的栋梁，我校现在的很多院士、知名的学术带头人和博导等，都是当时的大、小罗汉。这就是著名的“十八大罗汉”。

这位是贾有权教授，光弹性学家。八十年代，在他的努力下创办了《实验力学》季刊，是我国第一份实验力学方面的刊物。这是自动控制和系统工程专家刘豹教授。“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不仅是是其父亲刘海粟先生对刘豹教授的评价，也是他潜心于科学研究的座右铭。

这位是史绍熙院士，内燃机、燃烧学专家，是我国燃烧学技术方面的首席科学家，曾任天津大学校长。

余国琮院士，化工蒸馏专家。50年代末，余院士承担了当时国家急需的重水研究工作，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到80年代后期，由他牵头负责的新精馏技术遍布全国，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张建侯教授，化学工程专家。在我国率先创建无机物工学专业和基本有机合成专业。由他主编的《基本有机合成理论基础》一书，被许多院校定为相关专业的必修教材。

丁绪淮教授，化学工程专家。八十年代退休以后，他将自己的积蓄捐赠给学校，设立“丁绪淮化学工程奖学金”。临终时，还将自己所有的图书和资料捐献给天津大学图书馆，作为对学校最后的贡献。

徐中教授（1912－1985），建筑学家。他从天津大学建筑系的首届系主任一直担任系的领导工作至1985年谢世，历时30余年。彭一刚院士曾经说道：把一个起点不高的天大建筑系，提升到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徐先生功不可没。1954年，徐先生亲自率领师生赴承德进行古建筑测绘实习，此后，便形成了每届学生都到进行古建筑测绘的传统。至今，天大建筑系已经积累了数千张古建筑测绘图纸，并获得了教育部颁发的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王守融教授，精密机械及仪器学家和仪器仪表工程教育家。中国仪器仪表工程教育和计量测试技术的开拓者，我国精密机械与仪器仪表学科的创建者之一。王守融出身在一个书香世家。王氏家族为苏州的名门望族，明清两朝出了状元1人，探花1 人，进士11人，举人46人。近现代出了著名科学家、教育家数十人，其中中科院院士3人。他的弟弟王守武和王守觉都是中科院院士，表姐何泽慧是钱三强先生的夫人，也是中科院院士。非常可惜的是，王守融先生在“文革”中遭到迫害，含冤去世，年仅49岁。

许镇宇教授是我国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开拓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刚刚经历完拨乱反正，他就主张：“在高等学校必须把计算机教育提高到基础教育的高度来认识”，创立并担任了1984年建立的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的首届理事长，为推动我国计算机普及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天津大学在贯彻“高校六十条”上取得的成绩，也得到了社会的肯定。这是1963年11月14日的《光明日报》，介绍了学校关于加强基本技能训练的经验，并由教育部向全国高校推广。

第八部分（1966－1976）文革十年 历经磨难

和全国所有高校一样，“文化大革命”使天津大学的各项工作受到了建国以来时间最长、最为严重的破坏。在“四人帮”和极左路线的干扰下，天津大学历经磨难，在逆境中求生存，在艰难中蹒跚前行。

这是“文革”期间，学校的大事记。这是在当时的困难情况下，开展的一些教学与科研活动。1976年，唐山地震使学校办学一度处于困境。这是当时开展自救，坚持教学的照片。

第九部分(1977-1992)改革开放 努力登攀

十年**结束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天津大学的教学、科研及各项工作经过拨乱反正，恢复了勃勃生机。

1977年，经过“拨乱反正”的天津大学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以满腔的热情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学校召开了落实政策大会；建设了“四季村”教职工住宅区，这是五十年代以后20年来第一次大规模兴建教师住宅；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后加强国际交往的实际需要，在全国高校率先兴建了专家楼，体现了对知识和人才的重视；1978年，学校迎来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入学的新生；

1978年，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从此，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这次全国科学大会，我校有36项成果获奖，我国著名内燃机专家史绍熙教授被评为“优秀工作者”。

1979年，学校成立了学术委员会，在随后的几年里，学校召开了多个重要会议（第一次党建工作会议、第三次党代会、第一次教学工作会、第一次科研工作会）。

1980年，天津大学迎来了建校八十五周年，学校举行了建国以来第一次校庆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发来贺信，教育部长蒋南翔和老校长茅以升出席了庆典并讲话。

改革开放以后，在新的形势下我国应该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才能办好大学，成为当时教育界普遍关心并需要适时做出回答的问题。天津大学时任的三位校长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世界高教改革趋势，提出了天津大学的办学思想，并在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改革。

李曙森校长：担任天津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校长等职长达12年，1978年至1982年间任天津大学校长，1983年起任天津大学名誉校长。他提出了要在中国建立若干世界一流大学，天津大学应当努力成为其中之一。1983年，他与其他高校的三位名誉校长在全国率先向中央建议要重点建设若干所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学，后发展成为“211工程”和“985工程”，被誉为社会主义教育忠诚的奠基人，高校重点建设战略的倡导者。

史绍熙校长：1982年至1986年间任天津大学校长，他提出了把天津大学从多科性工业大学，向以工为主、理工结合综合性大学发展转型。初步建立起了综合大学的基本架构；提出高等学校应形成教学、科研两个中心，倡导“严谨治学、严格教学要求”的“双严”治学方针，至今形成了天津大学的优良传统。

吴咏诗校长：1983到1993年任天津大学副校长、校长，1987年至1993年任天津大学校长。他于1986年在全国率先提出乐综合性、研究性、开放式的现代化大学的建设目标，并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带领天津大学朝着这一方向而不懈努力；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制定实施了《本科生综合培养方案》，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发表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高等工程教育理论与管理论著，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很有影响的知名高等教育学家。

在先进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天津大学在学科建设、师资队伍、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国际交流、校内综合管理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

接下来是我校这一时期的学科设置情况：第一批博士点专业9个；第一批硕士点专业33个。这一时期学校加强拓展了工科，恢复了理科、文科，创建了管理学科，初步建立起综合性大学的基本构架。1983年召开了第一次教学工作会议，提出了“严谨治学、严格教学要求”的“双严”方针；1985年实行了学分制，注重加强基础教学，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我校是全国首批恢复研究生教育及成立研究生院的单位之一，1978年首批招收硕士研究生108名，首批博士生导师9名，1981年首批招收博士研究生11名，1984年12月17日成立研究生院。学校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在北洋广场建造了张太雷塑像，制定了本科生、研究生德育实施纲要，1985年成立了北洋艺术团。

学校提出高校应形成教学、科研两个中心，大力开展科学研究，积极倡导产学合作教育，1984年召开科研工作会议，1985年成立石油化工学院，1985年燃烧学实验室被批准成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取得一批科研成果。

学校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提出应结合我国实际，博采各国之长，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1980年，日本神户大学学术代表团来我校访问，随后，又与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多所大学建立了学术合作关系，我校举办了“世界主要河流碳及矿物质的迁移”、“内燃机燃烧学”等多个国际学术会议。

第十部分(1995-今)争创一流 志存高远

1995年以后，在我国实行“科教兴国战略”的大背景下，天津大学志存高远、争创一流，踏上了新世纪的征程。

1995年，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所高等学府天津大学迎来了百年华诞，党和政府给予了亲切关怀。国家教委发来贺电，在贺电中明确指出“天津大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建校最早的高等学府”。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荣毅仁等分别题词，李瑞环、李岚清等出席了庆典。

百年校庆既是一次隆重的庆典，也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学术与科技交流活动，学校先后举办了四个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同时各系也积极响应号召，开展丰富的学术活动。校庆之际，海内外校友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母校的感情。

天津大学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改革开放以来，有1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来校视察，对学校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和有力支持。

面临世纪之交，学校抢抓机遇，迎接挑战。作为全国重点大学，首批进入了“211工程”和“985工程”。2000年12月25日，教育部与天津市签订了共建天津大学协议，努力把我校建设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高水平大学。

进入新世纪，天津大学志存高远，先后召开了第七次、第八次党代会，制定了“三步走”战略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目前，学校正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瞄准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办学目标，上下同心，意气风发，以“天大人”的“天大”气派，奋勇前行。学校党委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职工思想教育和文化建设，为学校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思想基础。

2007年2月，龚克校长率代表团来到牛顿的家乡伍尔斯索普庄园，亲手剪下了“牛顿苹果树”的枝条带回学校。今天，这株象征着科学探索精神的苹果树在天津大学的校园内生根发芽，激励着广大师生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努力攀登科学的高峰。

中间的两面弧形展墙介绍了学校在95年以后，在本科生教育、研究生教育、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等方面取得的成果。这边请。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先后召开了六次教学工作会议，严格贯彻“双严”方针，在1999年和2007年，均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教育部的本科教学评估。在本科生教育方面，学校以基地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实验室建设和教学队伍建设为重点，深入开展教学和工程教育的改革，有五个国家级教学基地，建立了一大批以示范专业和重点专业为代表的优势专业，积极推进各类课程建设，编写了172种国家级规划教材，拥有四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并形成了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这是学校的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和教学团队，同时，还积极举办青年教师讲课大赛，为教学队伍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在完善的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的保证下，学校的教学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肯定，这些是学校获得的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名单，这是近年来我校学生在国内外各类竞赛中获得的奖项。

这是学校在多种形式与多层次办学上取得的成绩。

前面我们了解到，在1978年恢复高考的同时，我校就恢复了研究生教育。经过30多年的发展，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体系。这些是学校在研究生教育方面的首批记录。这是从1978年到去年的研究生招生情况，截至去年学校累计招收了硕士研究生33116名，博士生8082名，为国家输送了大批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时，我校有31个硕士点，发展至今，已经拥有硕士点151个，博士点92个，学科门类涵盖了理、工、管、法、经、农、文、哲、教育、医等。

这些是“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的标志性成果。

从北洋时期，学校就崇尚科学，以严谨求实之学风开创了我国科研之局。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今天，我校始终保持着重视科研的优良传统。把科技工作聚焦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国际科技发展前沿。近年来，科研实力显著增强，科技论文、专利数量位居全国高校前列，科研基地建设扎实推进，产学研合作日趋活跃。天津大学科技园，是中国首批22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试点之一，通过了教育部、科技部的验收并正式授牌。

学校一直重视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在教育中重视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传承了国之大学的气概与胸怀。在开展资助育人工作时，重视资助与育人并举，鼓励贫困生自强自立，培养他们回报社会和他人的责任意识。

北洋大讲堂是学校为同学们提供的开阔眼界、接触新锐的平台。这里曾经有一大批国内外大家为同学们传授科学、人生、成功的真理。

学校重视课外科技活动，为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强化实践训练创造机会，提供条件。同时，从80年代中期，我校就开始了理工科院校开展艺术教育的探索，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一致好评。

学校通过多种方式为同学们提供就业指导服务。近年来，我校的本科生一次性就业率始终在98%以上，稳居全国高校前列。

新中国成立以来，天津大学在历任校领导的带领下，上下同心，锐意进取。学校以“实事求是”的校训和“严谨治学，严格教学要求”的校风，为祖国培养了无数实事求是的建设者和学者，积功累业强国脉，莫不有有我校之民族精英。这些是部分天大时期的杰出校友，希望他们能激励各位同学不断奋进，为母校争取更大的光荣。

回顾学校一百多年来的办学历程，虽然历经坎坷，但治校的传统却被永续传承。希望大家将“实事求是”的校训永志于心，前事不忘，英华卓荦；继往开来，浩气勉存。

谢谢参观！欢迎再来！

第二篇：北洋部分校史解说词

北洋解说词讨论稿2010-3-12

北洋大学部分校史展解说词

序：

欢迎大家莅临天津大学校史博物馆。

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大学，诞生于1895年，中华民族危难之秋。创立之初，就承载着救国图强的历史重任，已经走过了114年的光辉历程，经历了工法肇基、创新转型、西迁播火、津沽复校、迎接解放、院系调整、改革开放等重要时期。

现在让我们走进“时光隧道”，回顾学校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右边的10个灯带是学校发展的十个重要时间标志，显示屏上播放的内容是学校发展的10个时期的重要历史图片。

左边的石版画是标志着北洋大学作为开中国高等教育之先河的“开源图”，其详细描述了奏请学堂成立的奏折片段、中外教师合影、中国的第一张大学毕业文聘、第一届毕业生、初创四学门律例、工程、矿冶和机械以及各学门的毕业生等内容，反映出中国第一所大学的创办历程。

第一部分 巍巍学府 国之大学

现在我们位于第一展厅，“巍巍学府 国之大学”。北洋大学倡导西学体用，招生方式不同于传统的科举取士，而是由学校直接面向社会招考。在上海《申报》、天津《直报》上刊登招生启事，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这幅油画就表现了北洋大学堂首次招生报名的情景，各阶层人士携子报名，十分踊跃。

这里陈列的档案是北洋大学成立公告和招生启事的手稿，以及当时刊登招生启事的《直报》、《申报》。

这份档案是奏请创办北洋大学的朱批奏折。时任天津海关道的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奏请光绪皇帝在天津建立首座西学学堂，奏折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办学的宗旨为“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以设立学堂为先”。可见，北洋大学一成立就肩负着“兴学强国”的重任。1895年10月2日，光绪皇帝御笔朱批“该衙门知道”，北洋大学随即成立。

这里展出的五位人物直接影响了北洋大学堂的创办：光绪皇帝、洋务派代表李鸿章、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天津海关道盛宣怀、美籍教育家丁家立。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世人惶恐。为了强国救国，十八省举人

北洋解说词讨论稿2010-3-12

联名上书，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公车上书”，光绪皇帝颁布《强国诏》，此时盛宣怀提出在天津设立西学学堂。盛宣怀的提议在当时可谓大胆，在封建科举制度下全面倡导西学，其勇气可嘉。

学堂最初选址在天津大营门外梁家园村的博文书院旧址。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德军侵占了学堂。1903年北洋大学堂在西沽重建校舍，占地348亩，前临北运河，后带桃花堤，景色相应成趣，校歌中的“花堤蔼蔼，北运滔滔，巍巍学府，北洋高”描绘的就是此处的景色。

赵天麟校长任职期间，总结北洋20余年的办学经验，将其凝炼为四字校训“实事求是”，意在办事求学必须脚踏实地，根据实证，求索真相。“实事求是”的校训传承至今，成为学校发展 的不竭动力和宝贵财富。这些底衬文字是赵天麟校长在1925年为北洋大学三十周年校庆题写的祝词，既是其办学思想的回顾与总结，又是对“实事求是”校训的进一步诠释。巨幅的“实事求是”是1985年茅以升老校长为校庆九十周年题写的。

这是北洋和天大时期的校旗和校徽。

诞生于1935年9月的北洋校歌更是把北洋精神作出了深刻地阐述，展现出北洋人“要实地把中华改造”的决心和志向。

下面请大家一起简要回顾北洋的发展历程，1895年创办时名为天津北洋西学学堂，1896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1912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令“所有学堂，一律改为学校。”北洋于该年4月，改名为“北洋大学校”，直属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1913年，遵教育部令改称“国立北洋大学”。1917年2月教育部令北洋大学的法科调入北京大学，并于1920年最后一届法科毕业生离校停办法科专办工科。1928年7月，大学区制试行，北洋改称“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随后不足一年时间，北平大学区被废止。随即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北洋更名为“国立北洋工学院”。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底天津沦陷，9月10日，教育部令北洋工学院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平研究院西迁，共同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4月，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7月，教育部指令将西北联大改组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其中西北工学院由北洋工学院和其他三所大学的工学院组成。1946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复名北洋大学。北洋根脉回津复校。新中国成立后，北洋大学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1951年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合并，由国家定名为天津 2

北洋解说词讨论稿2010-3-12

大学，1959年被列为国家首批重点大学。改革开放后，天津大学首批进入 “211”和“985”重点建设工程，经过一百一十四年的创新发展，目前正按照“三步走”的战略朝着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努力前行。

下面请参观第二部分：工法结合 大学肇始

北洋大学以哈佛、耶鲁等世界一流大学为蓝本，由美籍教育家丁家立总理学堂事务，开设西学的法律、科学和技术等课程，“一改中国数千年封建教育之传统”，“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之先河”。

这是北洋大学创办之初制定的《头等学堂章程》，它是中国第一个大学章程。该章程系统地规定了大学学制、招生办法、课程与专业设置、教师延聘、教学管理与经费使用等内容，制度完备、要求严格，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继起者之规式。北洋大学的诞生在社会上反响强烈，这里展出的是1895年刊登在《京津泰晤士报》和《博来评论》等英文报纸上有关北洋大学的报道。

这里是盛宣怀与丁家立共商创办北洋大学的情景复原。这位是盛宣怀，北洋大学创始人、首任督办，被誉为“中国近代实业之父”，一生从事洋务事业，涉猎轮船、电报、矿业、铁路、纺织等重要实业。1895年创办北洋大学堂后，次年于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可谓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驱和奠基人。

这位是丁家立，美籍教育家，学堂章程的起草者、首任总教习，任职长达11年之久，素以“严谨治校”著称。丁家立早年毕业于达特茅斯大学和欧柏林大学研究院，曾任李鸿章的英文家庭教师。他的学识和管理，得到了北洋大学师生的交口赞誉。

下面展出的丁家立起草的规划书的英文手稿。北洋大学设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二等学堂为预科。头等学堂内分设律例、工程、矿冶和机械四个学门，学制四年。头等学堂所设课程可分为基础课和专业课，各学科的学生都要学习基础课，如几何学、格物学、笔绘图、各国史鉴、作英文论等。专业课则各有侧重。（例如：工程学科有工程机械学、材料性质学、桥梁房顶学、水利机器学等；矿务学科有深奥金石学、测量矿苗学、矿务兼机器工程学等；律例学科有万国公约、各国通商条约、大清律例等）除修满课程外，要求写作策论，也就是毕业论文。随着社会需求的扩大，北洋大学先后又开设了铁路班，法文班、俄文班和师范班。

北洋解说词讨论稿2010-3-12

当时教习多为中外硕学鸿儒。其中美籍学者福拉尔博士（H.V.Fuller）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深有研究，在课余专门讲解相对论原理，开启了学生的科学思想。外籍教习使用外文原版图书授课。这是当时的美籍教习任纳福为北洋学生编写的《世界通史纲要》，此为北洋丛书之一。在北洋工作的优秀中外籍教习纷纷获得清政府的嘉奖。这是当时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为教习向清政府请奖的录副奏折。

学堂教学设施堪称一流，这是化学讲堂，具有现代风格的弧形设计，便于师生的交流互动。学堂建有图书馆、地质陈列室、矿山模型陈列室、矿物标本室、金属组织实验室、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测量仪器室等实验实习设施。

学堂经费投入巨大，头等学堂每年需三万九千余两白银，二等学堂每年需一万三千余两白银。如此巨大的办学经费从哪里来呢？这份档案是盛宣怀发布在《直报》上奉旨“劝令加捐”的通令，可见，北洋大学的办学经费来自国家海关关银。

四年之后，头等学堂有了第一届毕业生。这是“中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钦字第一号考凭”，颁发给首届法科毕业生中优等生第一名的王宠惠，他是中国近代法学名家，有“近代法政精英第一人”之称。第一张文凭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北洋大学法科开设的主要课程有20种，囊括了当时西方大学法学院的主干课程。

这是清政府奖励总教习丁家立的“双龙宝星”勋章。宝星勋章制度始于1891年，分五等共十一级。丁家立曾两次获得宝星勋章，照片上的和展出的是他第二次获得的二等三级勋章。（注：第一次，1895年受三等一级宝星勋章；第二次，1903年受二等三级宝星勋章）

这几份档案记录了北洋大学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情况。北洋大学在《头等学堂章程》中就列有选送优秀毕业生出国留学计划。1901年，北洋大学资送首批大学毕业生直接进入哈佛等一流学府的研究院深造，成为中国最早选送优秀毕业生出国深造的大学。1906年，北洋大学又在近代教育史上开创了整班出国的先例。

这张照片档案室北洋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合影：首班入学30人，毕业时仅有18人，北洋大学淘汰率之高，教学管理之严格，可见一斑。

北洋大学的教育质量很高，当时得到了清廷的赞赏。这几份档案记载着清宣统年间，北洋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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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毕业生被清廷授予进士出身和翰林编修身份的情况。

北洋大学的办学之路是成功的，它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大学本科毕业生、为中华民族培养了第一批近代社会的精英人才。

北洋大学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管理者，虽然称呼各异，但他们为学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蔡绍基、唐绍仪、梁敦彦和梁如浩曾是早期留美幼童，亲身接触美国教育，对北洋大学坚持美国大学模式办学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位是赵天麟校长，他是北洋大学时期的著名校长之一，他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校训，坚持严谨治校，重视学生全面发展。他在任期间北洋学生在外交官考试、高等文官考试、清华留学生考试全国三大重要考试中连中三元，北洋名声鹊起。

第三部分：创新转型 专办工科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高等教育推行大学区制，划全国大学教育为四个区，分别以北京、南京、武昌、广州为本部，各设一所大学。1913年和191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先后两次试图将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并为一所，遭到双方的反对，未有成效。1917年训令两校，将北洋法科入校生调入北京大学学习，将北京大学工科入校生调入北洋大学学习。1920年北洋大学遵照教育部237号训令，正式停办法科，正式进入专办工科时期。

北洋大学法科的师资力量、课程设置及图书设备在当时国内首屈一指，人才辈出：如前面提到的“近代法政精英第一人”王宠惠；中国现代法学家、政治学家、外交活动家、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徐谟；著名的外交家、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革命先驱、中共早期创建人之一张太雷等等。法科的停办对于北洋大学来说无疑是一巨大损失。

专办工科时期，学校进行了创新转型。首先进行了学科调整和扩充，在原有的土木、采矿、冶金三学门的基础上，1925年恢复停办了24年的机械学门，1933年起陆续增设电机工程学系、航空工程组。加强师资队伍，聘请教师大多具有海外博士学位或海外学习的背景。办学模式由教学型发展为教学与科研并重，建立了我国第一批工科研究所，即矿冶工程研究所、工程材料研究所；1934年招收了我国第一批工科研究生；出版了大量学术研究成果，率先实现了中国大学功能的转型。当时北洋被称为“理工学术之重镇”。

北洋大学非常重视实践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学校当时拥有一批设备一流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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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这里复原了三个实验室。这是复原的水工所场景，是中国乃至东半球第一个水工试验所。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大批科研成果，被当时誉为“科学堡垒”。这是复原的机械试验室。试验室设备与当时美国大学试验条件相伯仲。这是复原的航空试验室。1934年，邓曰谟教授就是在这里成功试制了中国第一台飞机发动机。由于北洋拥有雄厚的机械和航空教学基础，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北洋大学开办航空系，这里展出的是教育部令和航空工程系课程表。

北洋逐步迈入以工为主的快速发展时期。严谨的办学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继承发展，同时注重教学科研并重、教学和实践紧密结合。

这里展示的是这一时期两位著名的校长，茅以升、李书田。

茅以升校长坚持严字当头，这是当时茅以升为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张度批改的作业。他提倡教学和实践的结合，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著名钱塘江大桥的兴建，凝聚了北洋师生的聪明才智和心血，这是当时学生在钱塘江大桥实习的照片资料。在钱塘江大桥实习中得到磨砺的北洋学子，日后多数成为了桥梁设计和建造领域的学术泰斗。

李书田校长严谨治校，提倡教学、科研并重，是位极具思想的教育家，在《国立北洋大学筹备缘起及分期完成计划》中提出，用16年时间将北洋大学建设成为工理文法医相结合的综合性一流大学。这一宏伟的计划被战争无情地打断。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洋奉命西迁入陕。部分在津师生进入英、法租界，乘船出大沽口入渤海，于山东青岛或龙口上岸，取到西安，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研究院合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

1938年3月，山西临汾失陷，陕西潼关告急，临时大学又奉命南迁汉中，沿途涉渭河、过大散关、越秦岭。秦岭峭壁嶙峋、地势险恶，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师生每天步行少则30-40里，多则70-80里，终于临大工学院在城固县城以南40里的古路坝落脚。随后，临大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7月，联合大学改组，工学院独立设校，由北洋李书田负责，筹建国立西北工学院。北洋的名号消失。各界校友积极呼吁教育部恢复北洋名号，均无成效。1941年10月，中国工程师学会在贵阳召开年会，学会中北洋毕业生甚多，借此相聚之际，商议复校事宜，组建筹备委员会，准备向政府提案恢复国立北洋工学院，如不成功则筹设私立北洋工学院。鉴于这种情况，北洋校友、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下划出浙江英士大学工学院，建国立北洋工学院。1943年李书田建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三工连理，根系北洋。在此以前，李书田个人还相继建立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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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西康技术专科学校、贵卅农工学院，北洋精神在中国的西部大地播撒，薪火相承，弦歌不断。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些学校或整体或部分地留在当地，成为了中国西部大地上高等教育的中流砥柱。

西北工学院在七星寺设立了分院，北洋学子在艰难条件下潜心苦读，开夜车成风，火烛光焰彻夜不息，被誉为“七星灯火”，这幅油画表现的就是北洋学子在七星灯火下苦读的情景。

北洋坚持在西北办学，自强不息，追求科学，肩负救国图强的社会责任。莘莘学子不畏艰险，终使北洋文脉未断。北洋自觉自愿地担当起维系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重任。

第四部分：穷理振工 北洋重兴

北洋西迁入陕，合组西北工学院，海内外校友多次奔走呼吁，呈请教育部恢复北洋大学。这是杰出校友、时任国立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王宠惠（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给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亲笔书信要求恢复北洋大学，朱家骅随即转呈蒋介石。终于，1946年1月，教育部批准恢复国立北洋大学。

抗日战争胜利后，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泰顺北洋工学院、西北工学院三地师生，如百川归海，汇集西沽。这幅铅笔画表现各路师生返津复校的情景。复校后在原来工学院的基础上，增设了理学院。理学院下设物理、数学、化学、地质四系，院长为陈荩民。工学院下设土木、水利、采矿、冶金、电机、航空、机械、化工八系，院长为李书田。

抗战时期，北洋大学遭到严重破坏，损失估计约16亿多元，而教育部所拨付的复原和修缮费不足8亿；复校时教育部任命茅以升为校长，但茅由于修复钱塘江大桥，一直未来校任职。北洋处于极端艰难的时期，天津《大公报》言：“北洋大学诚然有其非常光荣的历史，但今日却正临于非常艰难的境地”。在师生的强烈要求下，教育部任命水利专家张含英为校长。全校师生乘十来辆大汽车到火车站热烈欢迎张含英校长的到来。张含英刚一下车,便被蜂拥而至的同学们拥起抬出了站台,场面之热烈,使他深受感动。不久,教育部拨来了办学经费。有了校长,有了经费,一度沉寂的北洋学府有了生气。

虽然北洋大学办学遇到种种困难，但是校风依旧。1947年制定的《国立北洋大学组织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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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严”字当头，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为办学宗旨。社会上流传有“考学难！考学难!考上北洋难于上青天！”的说法。这是这一时期培养的毕业生和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北洋大学获得了新生。这幅油画表现了北洋大学代表迎接解放军代表的场面。这一时期，由校长负责制改为校务委员会负责制。这是党团活动从地下转向公开的图片。

这是这一时期的掌校人：金问洙、钟世铭、张含英、刘锡瑛。

北洋时期（1895-1951年）共培养毕业生4597名，此处展出了50名杰出毕业生和14名教师的简要事迹。（附重要校友的简要事迹，供讲解中酌情选择）

（王宠惠：第一张文凭的获得者，蜚声国际的法学家，德国民法典的英文翻译家，对中国的法学和近代法律的制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王正廷：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

马寅初：著名经济学家。1957年写成《新人口论》，他说，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把一切变为失望和不满”。错批一人，多生三亿。这是后人对马寅初人口论遭到批判的惋惜。

刘瑞恒：原籍天津，1903年考入北洋大学堂。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专擅外科，我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创建者，近现代医学巨星。

孙越崎：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被尊称为“工矿泰斗”。“五四运动”时期北洋大学学生会主席。

徐谟：1917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法律学系，1922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硕士学位，曾执教南开大学。从1931年起，先后担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政务次长等职，对1932—1941年间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起过重要作用。从1946年起，在荷兰海牙长期担任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职务，声名显赫。

张太雷，革命先驱，原名曾让，后改为太雷，是少数见过列宁的中国共产党人之一。

黄汲清，中国大地构造学的奠基人。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地层学专著《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首倡二叠系三分，是中国二叠纪地层研究的奠基人。他是中国区域地质调查的早期开拓者，首次主编完成了全国地质图和一套综合地质图件。1945年，他的经典著作《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英文版），系统地划分了中国的大地构造旋回和基本构造单元，全面论述了中国及邻区的大地构造特征及其演化历史，提出了多旋回构造运动的著名论断，创建了中国大地构造理论体系。

吴自良，“两弹一星”铀是原子能工业的主要原料，把铀235从天然铀中分离是原子能工业和制造原子弹的关键技术之一。用气体扩散法以工业规模生产铀235的技术中，要使用一个关键部件——“甲重分离膜”，北洋解说词讨论稿2010-3-12

它涉及粉末冶金、物理冶金、机械加工、金属腐蚀等多项技术。当时，只有美、苏、英三国掌握这项技术，属于重大国家机密。为了打破核垄断，使我国步入核大国行列，吴自良受命挑起了负责研制“甲种分离膜”的重任。历时3年多，终不辱使命。

姚树人，1958年，29岁加入钱学森领导的火箭与卫星攻关小组，承担研制火箭燃料的重担。偏二甲肼液体燃料属于高度保密技术，无相关资料可查，且高能燃料易燃易爆，经历了多次与死神擦肩，终于在1958年底，圆满完成任务，保证了“东方红”卫星的顺利升空。）

第五部分：红色传承

“爱国奉献”是北洋大学的又一光荣传统。

在历次爱国运动中，北洋师生都始终站在前列。这是“五四运动”中的北洋大学师生。北洋学子通电社会各界、致电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要求拒签和约。北洋学子在“一二•九”运动中，在抗议美军暴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中，在1948年反南迁迎解放的护校运动中都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北洋学子的骄傲、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

一、革命先驱张太雷在北洋大学读书历时近五年，这是他的毕业证书。在北洋大学学习期间，积极参与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他由一名品学兼优、爱国进步的青年大学生，向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转变，逐步成长为一位杰出的职业革命家。在领导广州起义时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9岁，是牺牲的第一名政治局委员。

在学期间曾在北洋美籍教习福克斯主办的《华北明星报》任编辑和翻译。华北明星报现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天津现存为1928年以后的报纸。这是徐向前、聂荣臻等人为张太雷烈士的题词。

赵天麟烈士，北洋教师的楷模：爱国教育家。天津人。1904年考入北洋大学堂法科，1906年学堂资送赴美留学。曾任北洋大学校长、天津耀华学校校长。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坚决抵制日本奴化教育，支持学生抗日活动，1938年6月被日本宪兵杀害。

还有革命烈士李恒林、于奇、张佩怀、马克昌、马耀南、黄诚、孙景芳等。

众多北洋学子投笔从戎，为新中国的建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不朽的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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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丰碑。北洋不会忘记他们！他们永远是北洋的骄傲！

北洋大学部分的展览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下面请继续参观天津大学部分。

第三篇：文武北洋读后感

《文武北洋》读后感张萍

我觉得《文武北洋》总的来说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主要有两点，第一是作者以走访名人故居为依托展开对人物生平经历和主要功过的介绍，比较有亲切感，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不那么学术，不那么枯燥。看完全书我才知道美术馆后街有吴佩孚故居，华南大厦旁边有黎元洪故居，原来每天车水马龙的长安街上的段祺瑞旧政府是段祺瑞最后作为中华民国执政的办公地点也是段祺瑞最后的政治生涯。

第二就是作者通过一些比较有说服力的史料尽量为读者还原一段历史真相，打破了以前的英雄史观，看过书中的人物有一种推开历史大门，揭开历史尘埃的感觉，历史总是在和我们开着一个又一个的玩笑，传阅数十载的话未必是真，确如人所言：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以前在教科书里看到的不免有点成者英雄败者寇的嫌疑，当作者以较为详尽的史料为证，拂开历史的尘埃，让我们看到一个令人诧异的真相。以前我们所知道的只是被教科书描述为十分模式化的印象，忠奸分明的描写，袁世凯，吴佩孚等北洋时期的所谓军阀只是被模式化的贴上“买国贼”的标签，其实历史并非如此简单，抛开这些固定的场景和舞台，我们会发现舞台的门外会有会有很多风景，很多故事，人总是立体的，也提醒我们做人做事要从多角度出发，全面深入的考虑问题，以便获得更加客观公正的认识，不要被一家之言所蒙蔽，其次，我觉得多读一些相关的书籍，也可以提高我们辨别历史真伪的能力，学会从更多的角度解读历史，获得知识的养分，思索生

活的智慧。

作者在这本书里着重介绍了九位北洋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北洋的舞台上曾经叱咤风云的远不止这九位，作者在书中依次写了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杨度，章士钊，李大钊，陈独秀，这其中除了李大钊之外，其余都是教科书里面所谓的反面人物，其实平心而论，这本书中所描写的历史人物的语气有一种给他们翻案的感觉，或许只是揭开历史人物不广为人知的另一面罢了，读完这本书后，我对那些人物的印象有一定的改变，其实他们在那个短暂的时代也是丰富多彩的，那些大军阀也不是以往我们了解的那么无能，从理性的角度出发，能登上历史舞台并且有所作为，虽然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被后来的替代者认同甚至被扩大了缺点，但是他们的个人能力是不可否认的，那些大军阀也是那么有个性，有血性，他们也是有一腔爱国热情的爱国志士，同时那些大军阀也不是所谓的草莽甚至没有文化只会玩弄枪杆子的一介武夫，其实他们也是有文韬武略的人才，看了他们留下的一些诗词也觉得他们跟一些伟人也是有相似之处的，尽管他们没有成为现在所说的伟人，这其中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吴佩孚，他留下了许多富有文采和展现个人报复的诗词，同时那些军阀也是很有人格魅力的，这其中形象最差的被如今或许还在被蒙蔽的人骂得最多的袁世凯，其实究其一生来看，他最大的污点就是《二十一条》和称帝，但是我们所谓的不合理也只是大多站在今天的历史角度，这难免有一点事后孔明的嫌疑，话说一定的历史条件只允许发生一定事件，仔细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也许你

如果作为当事者就会理解他们所谓买国的做法不过是是出于当时国力薄弱以及敌人难以对付的无奈妥协，难道他们就想看着自己的祖国被列强侵占，而看着自己的国民被屠杀，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也许大家会觉得看了这些书会很迷茫，不知道什么才是真相，但是学会辨别真相也许比寻找真相更能锻炼我们的能力。

北洋，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词汇，一段我们记忆中混乱的历史，细细品读，他不只是历史书告诉我们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它也是中华民族在黎明前最难熬的黑夜，民主，进步的曙光在隐约中浮现。作者以理性的态度，详实的史料为我们再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留给我们无限的思考空间，以上只是我个人一些浅薄的看法，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和大家多多交流。

第四篇：北洋水师观后感

《北洋水师》观后感

在上周杨老师的中国近代史课上，看了《北洋水师》的电影。

公元1894年，日本联合舰队浩浩荡荡地向中国黄海进发。日军“吉野号”一马当先，令日军做梦也没料到的是，马上受到北洋水师“致远号”的猛烈炮轰，“吉也号”由于吃水很浅在躲过一擦船底而过的鱼雷后，最终还是被北洋旗舰“定远号”的炮火打了个底朝天，日军一看魂飞魄散，落荒而逃。这就是电影《北洋水师》中最为精彩的一幕。每当看到这里，我心里的自豪感不觉油然而生。我为那时的中国就拥有这种军舰而骄傲，更被这些士兵英勇抗战的精神而感动。

但是后来北洋水师屡屡遭重创，直至全军覆没。但是他们没有失去作为军人的气节，作为中国人的骨气。历史上留下了他们的名字，邓世昌在弹尽后，撞向敌舰，被鱼雷击中后，自沉海底。林永升最后的时候，在军舰上站立着，昂着头战死还有林泰增、杨永霖„„

看完北洋水师从清政府耗巨资开始打造到亚洲第一强，再到被东夷小国打败彻底覆灭的一切的一切。除了感慨还是感慨，失败了我们肯定要究其原因。

第一、清政府腐败

女人当权，把皇帝当成傀儡，自私自利，奢侈腐化，把大好河山糟蹋的支离破碎，民不聊生，饿殍满地，国家到了灭亡的边缘，还挪用买巡洋舰的军费。上奢则臣贪，大小官员为了私利，对上逢迎巴结，对下横征暴敛，“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从而直接导致民风败坏，用鸦片削弱中国人体质，难道清政府是瞎子吗？难道我们的同胞都是傻子吗？也许是我们的同胞对清政府失望变绝望，而又无力改变现实通过消极堕落发泄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慨呢？不过自然规律让清朝到了该灭亡的时候，客观规律到头了。

第二、中日两国海洋观的差异

1、陆地为主的清政府

满清八旗兵和他们的亲家——蒙古贵族一样是骑在马背上开拓疆土的勇士，他们从小学会的是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纵马驰骋，海洋对于他们是那么的遥远和神秘。恶劣的生存环境从小就铸就了他们对土地的向往和崇拜，而当他们面对比草原更为浩瀚的海洋时，就难免感到茫然与困惑。但是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却有一个名叫马汉的人提出了至今对世界仍有重要影响的“海权主义”，提出了重视海防、开发海洋资源、保护领海、建设新型海军、谋求海洋霸权等一系列相关理论，并迅速被美国、英国、日本等沿海或岛屿国家接受，近代海洋观便随之产生。

通过这样的对比我们不难看出中国自古以来对海权和海洋的重视程度同西方国家相比存在着先天的差距，五千年来，我们对海洋的认识是那么的肤浅，甚至产生了对海洋的仇视，于是就有了精卫填海的“动人”传说；郑和七下西洋，堪称世界航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宏勋伟绩,康熙大帝为了对付郑氏的骚扰不是组建强大的海军，而是下了道“禁海令”，与海隔离„„

秦汉奠定了古代中国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政体，历代王朝都沿着秦汉设计的政治模式，把大陆文明的因素整和的强大而有序，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大陆文明为主流的文化类型。而海洋文明虽没有被禁绝，甚至某些时代还有较大的发展，但一直处于非主流的文化状态。

当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支强大的舰队随郑和一同逝去的时候，经历了汉唐盛世后的中国真正走向了衰落（虽然中国衰落的拐点是在宋朝）。在清朝初期，郑成功收复台湾，施朗率清军攻占台湾统一中国，这时的中国海军虽然在舰船的吨位、火炮的数量威力方面已远远落后于欧洲，但还有一定战斗力。可惜，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只重视塞防，不重视海防，只重视陆军，不重视海军，经过和日本几百年的战争后没有一个统治者想到要彻底消灭日本永除后患，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在近代，中国海军都很弱，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海军，基本上都是有海无防，以至于中国的大门就是被侵略者从海上打开。

2、四面环海的日本 由于地形狭窄，岛国日本的防御纵深十分短浅。历史上日本一直努力建设超出其四个主岛的岛屿防御体系，来保障其海上和本土的安全。在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这种通过夺岛来增强军事防御力的欲望就更加强烈了。对岛屿的拥有权是日本海洋国土观的核心。

日本是一个被大海环抱的岛国，由3000多个岛屿组成。日本列岛向北延伸与千岛群岛相接，向南依次排列着琉球群岛、台湾岛、菲律宾群岛，犹如一条由岛屿组成的链条，横亘在亚洲大陆东侧，将亚洲与太平洋隔开，这就是地理上常说的“第一岛链”，这种岛链把大陆与大洋隔开的地理形势在全球独一无二。若以台湾岛为中心，日本诸岛处在“第一岛链”的北半段，恰好将东亚大陆环绕。在“第一岛链”以东是“第二岛链”，日本对构成第二岛链的硫黄列岛和小笠原群岛拥有主权。由于日本列岛位于中国、俄罗斯、美国三个大国的结合地带，这种地理形势使日本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自身拥有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岛屿恰似两道大门，扼守着中国东进太平洋和美国西向进入东亚的通道，同时其“第一岛链”北端的千岛群岛还是警戒、阻滞俄罗斯舰队南下的前哨阵地。这种天生的地理优势。

所以很明显：两国的军事防守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中国似乎缺少了对海战的主动积极性，而当时的日本正是这么一条强势军事战略。

北洋舰队说是清政府的海军，还不如说是李鸿章私人舰队。只听命于李鸿章一人。而私人拥有军队不是用来打仗的，军队只是一个实力的象征，你有多大的实力你就可以拥有多大的官职、享受多大的特权、获得多大的利益。所以李鸿章多少有点想保留实力，后来觉悟的太晚，想从别人那里调兵也无济于事了。所以军队的训练、战略战术、武器更新保养、战斗意志„„什么都不重要了，只要有规模，能唬住人就可以了。到了后来的官僚主义的北洋舰队，真只是纸老虎而已。北洋舰队一开战就是采用舰头对敌的雁行阵，优势：减少被敌人火力击中的概率。缺点：只有舰首火炮可以射击，火力仅有三分之一能发挥。原因：只想保命，不想作战。旗舰首次开炮，就震垮舰桥，导致统帅丧失指挥能力，简直荒唐透顶。说明：旗舰可能是糊的、旗舰的火炮从来没有使用过，或者几乎没用过。导致海战后期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传达战争旨意。

最后，北洋水师败于日本舰队已经是一个无法接受而又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我们应该从这样的历史事件中考虑到的自身，以及当今中日关系不和谐的国情。

承认落后，接受失败，勇于变革，善于学习，开放创新，才会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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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学

牟晶

第五篇：北洋政府时期

北洋政府时期

作者：张昱 [] []

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淮安

淮安光复后，蒋雁行并不满足于巧获的江北都督的高位，复谋建立江北省，过过“督军瘾”，结果未能如愿，后调离。1914年，置淮扬道，道尹衙门即设在清江浦。军事方面，先后置江北护军使、淮扬镇守使，护军使和镇守使署也驻清江浦。军阀多飞扬跋扈，拥兵自重，故凡事多护军使、镇守使说了算。北洋军阀政府先后委刘询、刘之洁、马玉仁为淮扬镇守使，驻扎清江浦。

在这些军阀当中，以马玉仁的军容风纪最坏，驻扎时间也最长。马玉仁系盐城人，原为盐匪，后受清廷招安编人缉私武装，并以种种机遇和手段，得以官运亨通。1913年，因镇压二次革命有功，马玉仁先后被袁世凯任命为扬州游击统领、江苏第一混成旅旅长兼淮扬镇守使，接替刘之洁。刘之洁是冯国璋的外甥，坚不交印，而清江人久闻马的臭名，也不愿他的部队进驻清江浦。即以商会会长闻溥为首，联名呈请省方挡驾。马只身前往拜会闻溥，以利相诱，始得就职。镇守使署就设在河漕总督旧署内。马就任后，又罗致了一些盐匪充实、扩大自己的队伍。

淮境土瘠民贫，穷极之民铤而走险，啸聚山泽者很多。他们往往与帮派会党相结合，“遍地蔓延”，以致大股千余人，小股十数人数十人不等。大小参差，每县十数股数十股不等。全区不下百余股。他们或落草结寨，以洪泽湖、骆马湖、黄墩湖、青伊湖等为渊薮；或勾结劣绅，以地主庄园为荫庇。土匪劫掠钱财，对豪绅富户威胁尤大，故地主豪绅家都养有练勇，以对付前来劫掠的土匪。有的地主还出面倡导联络附近地主共同筑圩办练，互为犄角。因此那些悍匪，往往以出面倡导办练剿匪的地主为主要攻击目标，企图置之死地而威慑其他地主。如宿迁北乡赵圩地主赵永疆，不仅倡导附近地主筑圩办练，共同防匪很积极，而且自己勤于剿捕，“毙匪甚众”。因此为众匪所切齿。1913年5月25日，大蔡、席三等集股匪数千人，分围赵永疆附近各圩，而以主力攻赵圩。赵拒守5日，弹尽援绝，率全家登炮楼自焚而死。匪众入圩，又杀54人，凡青壮男子几乎无一幸免。同年7月25日，土匪为报首领宋芳春被杀之仇，集股1000余人，攻下归仁集顺河庄（属今泗洪县）,杀地主蔡连声父子及练勇50余人，并为宋芳春大殡3日，乡民慑于匪焰，前往注册吊唁竟至两三千家。土匪们不仅杀人越货，抬人拉牛，甚至于光天化日之下，围攻商户繁多的集镇。本区的著名集镇，如黎城、众兴、渔沟等都曾被土匪攻掠过，损失惨重。

马玉仁驻淮期间，也照例有剿匪安民之责，然而，驻防的马军，却每有人暗中与匪首勾结，常常名为出发剿匪，实则按线索向良民劫掠勒索。民众见到马军比遇到土匪还害怕。有时也做些表面文章，却出尽洋相。1922年夏，马军一个营的剿匪部队竟被土匪打垮，以致泗阳众兴镇横遭洗劫，商民被绑架数十人。当时马玉仁往防地视察，中途闻警，狼狈而回，归途听得枪声，竟沿运河堤爬行。回来还振振有词，以“青纱帐”和“匪众我寡”相搪塞。

马玉仁军驻清江浦9年，横行霸道，敲榨勒索，草菅人命，贩毒嫖妓等种种恶行，擢发难数，略举几例，即可窥斑见豹。

马玉仁每逢赴省或发晌，必向淮阴商会借款，常欠约在万元左右。每逢宴宾或过节，也必向商会借桌椅碗盏，从无一次完璧，事后又全由商会按件赔偿物主。

马玉仁的族叔马二乱子、侄子马益祥，都是狗仗人势，横行不法。一次，马二乱子到南巷唐氏理发店剃完头，忽大怒并拖住唐氏痛打，说将他脖底的痣毛剃掉，将影响他的寿限，要唐写保单保他平安无事。后唐氏央人说情，好不容易允许唐氏拜他为师，“孝敬”100元，并设宴请客，方算了事。马益祥在省立第九中学读书，身佩手枪，目无师长，一次，竟率领无赖同学多人，痛打校长张开轩一顿，事后并无处罚。马玉仁手下旅长郁汉川挟妓侑酒，警察到场过问，竟被打伤。郁又将一妓带到家为妾，不久疑心该妓与卫兵有不正当关系，遂将该妓打死，并碎尸投人北门桥下水中。

马玉仁的士兵还常常贩卖烟土，牟取暴利。一姓高的士兵到王营兜售烟土，大敲竹杠，使商户沈万祥蒙受很大损失，引起全镇商民公愤。地方头面人物领衔申诉无效，地方报纸又披露实情，士兵高某竟纠集同伙，公然向报馆兴师问罪。

马玉仁部士兵以盐阜人为多，盐阜至清江的一二百里路上，其士兵不断来往，于是沿途老百姓也遭了殃。兵士们到处抓人背纤，老少贫富，士农工商，碰到就抓，抓到给钱放人，不给钱的就吃背纤之苦。其扰民坑民，类皆如此。

马玉仁驻浦期间，正值军阀频频混战。1920年与1924年直皖战争、1922年与1924年直奉战争，马玉仁部卷人战事。1924年直皖战争，直系胜利。马军撤回原防时，一路奸淫抢掠，满载而归，仅红木家俱一样，就装了十几船。因马“参战有功”，被吴佩孚任命为淮扬护军使兼某军军长。可好景不长，在同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败北。9月6日，南下的奉军追击败退的马玉仁部队到王营，马部利用盐河和黄河站住了脚跟，并在援军的帮助下与奉军对垒，奉军的炮弹竟打到清江城第六师范校园内。然而不两天奉军即退去。孙传芳老早知道马玉仁声名狼藉，于是命其嫡系第十师师长郑俊彦进驻扬州，旋又下解散令到清江浦，令马军解甲归田，由郑部接防。

马玉仁一面急忙派人向郑俊彦商请缓进，一面想筹买枪支弹药。遂匆匆赶回盐城向富户们敲了8万元竹杠，赶回清江浦。时郑俊彦已北上到淮安。马派人欢迎接待，声称欠饷未发，一时不能遣散，恐发生哗变。实际这是马玉仁的缓兵之计。后购军火之事落空，马才知已无可挽回，但又不甘心交卸。而郑奉孙传芳最后通牒，限马刻日率部徒手出境，否则围歼缴械，其时形势恶劣，人心惶惶。

遂有省议员李更生、省立第六师范校长徐公美等，穿越两军对垒的板闸镇，偕同淮安关监督黄芝潭，去淮安与前清翰林周钧商谈，一起出来维持地方治安。后几经磋商，由淮安筹款6000元，清江3000元，板闸与河下两镇各500元，共10000元。6000元作马军的遣散费，4000元为招待郑军的招待费。马、郑见面，交接而散。马玉仁等悻悻离去。时为1925年春。

两相比较，后来的郑俊彦部的军纪比马玉仁部队好多了，这也是众人皆知的事实。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淮境农工商等实业有所发展。例如，办起了农事试验场，推广农业良种及良种禽畜等。工业方面，先后办起了淮阴第四工场、增新祥蛋厂等。还修筑公路，开通部分主干道的汽车，并疏浚里运河，以利运输。这些，同北洋政府不能说没有关系，如农事试验场、第四工场，都是官方所办，功劳自不可没。具有日打蛋三四十万只的增新祥蛋厂，则纯为商办。修公路通汽车的事，则是淮、扬绅商在深感交通的闭塞已影响淮、扬繁荣的情况下，集股开办的，北洋政府实未掏出几文钱。相反，商办企业不仅受到军阀政府重税的折磨，还难免军阀派系战争的摧残。清末由商办的淮阴大丰面粉厂，除担任地方用款的甲级数字外，每日开机，还得缴国税银元100元。1925年直奉战争，增新祥蛋厂损失惨重，一度停产。第四工场亦是在直奉战争期间停办的。

文化教育事业有较大发展。以淮阴、淮安、泗阳、涟水、宿迁、沭阳6县为例，民国元年仅有初等教育学校80余所，到1921年就增加到500所，10年中提高了6倍。但是，适龄儿童未入学率仍高得惊人，各县都在85%以上，有的甚至在90%以上，女孩入学者尤其少，6县共有1400余人。但比起清末，已有很大进步。为提高全民素质，一般县里还设有民众教育馆，负贵扫盲教育和文化娱乐等开启民智的工作。然而，由于民众素质普遍起点太低，工作量太大，而人员配备又很少，所以收效甚徽。五四和五卅时期的爱国运动

在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本区是反映较强烈的地区之一，淮阴学、商、工、绅、军、警、政各界都卷人了运动，仅千人以上的集会就有五六次。抵制日货的斗争则遍及淮属各县。

5月18日，淮安县各界为山东问题交涉失败，于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大会，到会五六千人。会议决定组织演讲团劝购国货，编印日刊报告外交消息，调查和抵制日货，并将各界人士送来的日货当众焚毁。会后举行示威游行。为了争取舆论界的支持，淮阴省立第六师范、淮安教育会分别打电话给各报馆，声援爱国学生，呼吁我国外交使节据理力争，决不可在和约上签字。

6月3日后，本区各地的声援运动再次掀起高潮。6月13日，清江、淮安城等地为声援六三运动酝酿罢市，旋即举行了清江、西坝等地工人和市民参加2万多人的大游行。各地群众自发抵制、焚毁日货。此间，淮阴省立第六师范、第三农校、六师附小、绳武高等小学和淮安省立第九中学，在六师礼堂举行五校联合会成立大会，制定会章，并决定出版会刊《爱国报》，发表了《淮阴学生联合会宣言》。《宣言》号召淮阴学生联合起来，群策群力，办教育，兴实业，开通民智，尽快使国家振兴起来。《宣言）对团结青年学生，推动运动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号召力。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迅速席卷本区各地。各地各界纷纷成立后援会、宣传演讲团等，举行集会游行，宣传演讲，发表通电，募捐援沪，查禁英、日货等。

6月5日，淮阴省立第六师范全体学生，为上海租界上的英国巡捕枪杀学生间题开会，并电告北京、上海，请求严正对付。省立第三农校也通电声援。7日举行游行，8日成立上海惨案后援会，还成立演讲团，分组轮流出校演讲。同时组织募捐汇沪。中旬，中共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恽代英在西坝盐务运商公立小学讲演，揭露五卅惨案的真相和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号召淮阴各界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17日，淮阴县各界在城内丰济仓召开国民大会，到会团体30多个，共万余人。上海学生代表报告了沪案惨状，会后游行声援。7月1日，在清江浦召开规模空前的江北市民大会。来自各县的与会代表共数万人齐集赞化宫前门广场，与会者听取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代表的报告、讲演，并举行大游行。本区各界的声援运动至此达到高潮。

6月15归，“五卅涟水旅沪学友内地宣传团”来到涟水，报告沪案经过。17日，由县商会、师范、县中、县立第一高小等单位联合集会，成立“五卅惨案涟水后援会”，发表通电，并分别到各地演讲、募捐，全县捐款20000多人，共捐了5000余元。30日，各界在章化寺召开沪汉死难烈士追悼大会。7月14日，后援会女会员吴景钊等，还成立涟水五卅惨案后援会女界分会，在女界开展宣传、募捐活动，支援上海工人斗争。淮安县沪案后援会还通电声援上海。

通过五卅爱国运动，本区人民特别是知识界进一步觉醒，其中一部分人开始接触和宜传马列主义。如陈治平等组织的“读书会”，他们学习马列著作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著作，宣传苏联十月革命，为中共淮阴地方党组织的诞生莫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北伐战争之际的淮境战事

1927年5月初，国民革命军重新拟订渡江北伐计划后，第一路军由镇江渡江进攻扬州，连连告捷，并乘胜追击直鲁军。5月26日，孙传芳退往宿迁，战事正式进人淮境。北伐战争在淮安境内分两个阶段。自5月26日国民革命军进人淮境起，至同年8月中旬撤至长江南岸，为第一阶段。在孙传芳退往宿迁的同时，第二路军以第二纵队向淮安前进，拟切断孙传芳部队的退路，以第三纵队主力直趋宿迁，拟截击孙传芳残部。6月4日，第二路军第一纵队攻克宿迁、洋河镇。6月5日，第一路军21师陈诚部攻克淮安，第17军2师杜起云部攻克涟水，孙军向海州等地溃退，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进驻淮安。同日，第二路军第一纵队又以主力渡过运河，向泗阳、海州方面追击，第二纵队第17师于淮阴附近与孙军遭遇，经奋勇攻击，遂一举攻占淮阴。孙传芳残部经涟水、新安镇逃窜郯城，其第5师白宝山、第7师冯绍闵、第12师周荫人诸部败逃海州。第一、二路军分头向北急进。至此，孙军已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境。

可是，蒋介石却于6月26日命各部停止北伐，对直鲁军取守势，而转移主力，准备溯江而上，西征武汉。不久，直鲁军即开始大举反攻。8月3日，国民革命军奉令撤退。8月17日，令北伐部队各部撤至长江南岸，直鲁军遂复进据淮安各地。

北伐战争在淮境的第二阶段自9月3日起，至12月16日结束。9月初，孙军在龙潭会战失败后，节节败退。9月3日，国民革命军中央纵队（14军）经两泰、邵伯、高邮向淮安追击。9月5日，国民革命军左纵队（10军，附淮海游击队）于占领扬州后，亦以主力向淮安追击前进。

9月11日，18军与直鲁军在淮安城郊遭遇，不多时，直鲁军被击退入淮安城，旋被18军包围歼灭。9月12日，18军一部迫近淮阴城东门和北门，与直鲁军激战7小时，直鲁军一部向宿迁、蒋坝方向奔逃，余皆被俘。此役共俘敌3000余名，击毙敌1000余名，18军亦亡百余人，时称“渡江追击以来第一恶战。” 19月14日，国民革命军占领众兴、泗阳，同日中午，到达涟水的北伐军与直鲁军方永昌部骑兵团接战，经过奋击，北伐军冲人涟水城，直鲁军向海州退去。

9月17日后，由于北伐部队再次被抽调“西征”，北伐军与直鲁军一度处于相持状态。

11月，国民革命军回师北征。12月，双方在宿迁外围地区接战，孙部败退。北伐战争在淮安的战事至此终于结束。

北伐军所到之处，在打击各地的封建寡头势力及惑民伤财的迷信活动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如淮安各池奢华的祭鬼神的各种庙会祀典，就是通过北伐战争基本扫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