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设赌场罪、敲诈勒索罪、破坏生产经营罪一案的辩护词[五篇范文]

第一篇：开设赌场罪、敲诈勒索罪、破坏生产经营罪一案的辩护词

胡某某涉嫌

开设赌场罪、敲诈勒索罪、破坏生产经营罪一案的辩护词

胡某某涉嫌

开设赌场罪、敲诈勒索罪、破坏生产经营罪一案的

辩 护 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重庆俊科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胡某某的家属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后，指派本律师担任其涉嫌开设赌场罪、敲诈勒索罪、破坏生产经营罪一案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我们会见了被告人胡某某，并仔细查阅了本案的案卷材料，依法参加了法庭的调查审理，应当说对于案件的事实已有充分的了解，现就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胡某某涉嫌开设赌场罪、敲诈勒索罪、破坏生产经营罪发表辩护意见如下，供合议庭评议时参考。

一、关于被告人胡某某涉嫌开设赌场罪的辩护意见。

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胡某某涉嫌开设赌场罪，辩护人对犯罪事实无异议。但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胡某某具有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

具体理由如下：

1、被告人胡某某在涉嫌开设赌场罪中是从犯。

开设赌场罪，是指为他人赌博设立、提供场所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和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蔡某某、苏某某、胡某某等人的犯罪属于共同犯罪，胡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属于从犯。因为：

第一，赌场的出资者和开设者是蔡某某，对于赌场的开设地点、时间、人员以及抽头方式、利润分成、经营管理等事项胡某某从未参与策划，更没有在赌场有实际的出资。仅仅是蔡某某在赌场开起来后，因胡某某是蔡某某的亲戚，蔡某某出于为了照顾亲戚胡某某的目的而邀约胡某某来赌场，让他在赌场内为参赌人员提供“放水”以获取利益而已。

第二，赌场的经营主要是蔡某某及其雇工在经营管理，被告人胡某某只是负责给赌客“放水”，没有参与赌场的经营管理。被告人胡某某是在蔡某某的安排下在赌场“放水”。正如在检察机关的起诉书中提到“„„蔡某某安排胡某某、苏某某二人在赌场内放水抽头，为赌客提供服务，并以放水10000元收取300元至500元不等的“水钱”发放高利贷，以此获取非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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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被告人胡某某没有实际取得相应的分红，也没有工资收入，其获取的收益完全靠放“水钱”，即胡某某自己拿出10000元钱，收取300元至500元不等的“水钱”。并且胡某某在涉嫌开设赌场犯罪的整个过程中没有获得实际利益。

总之，被告人胡某某在开设赌场中既不是股东、投资者、开设者，也不是积极的策划者、组织者、经营者。虽然在客观上胡某某亦为赌场的营运提供了帮助，但是主观上其更直接的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放水”行为获得高额利息收入，对于赌场的营利，既没有明确追求的态度，更没有向赌场领取工资、分配利润。所以本案被告人胡某某在赌场开设行为中不存在共同故意犯罪，没有直接参加开设赌场犯罪的实行，只在客观上为赌场经营提供了帮助，为正犯的犯罪创造便利条件，应该认定是帮助犯，即从犯中的起辅助作用者。因此，胡某某在开设赌场犯罪中应当是从犯。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2、被告人胡某某的主观恶性小，够不上《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情节严重与否直接影响到量刑，但是刑法条文中并没有对于“情节严重”做出具体解释，应当结合具体案情具体分析。根据被告人供述以及相关证人证言可知：

（1）赌场的规模不大，通过法庭调查可知，起诉书中所指控的诚信大酒店、金川宾馆、香格里拉小区三处赌场都是临时开房开赌，而不是固定的大规模的赌场；

（2）赌场参赌的人员数量不多，一般参赌的人员都在七、八个人左右；（3）赌场中放高利贷所获收益的金额也很小，被告人胡某某在供述中称：“放水的钱大部分是借来的，一共放贷了四、五十万，收了几万块的水钱，到案发前还有二十多万的本钱没有收回。”由此可见通过“放水”并没有获取实际收益；

（4）赌场的赢利被告人胡某某并未分取，被告人胡某某在供述中多次提及其并未参与赌场赢利的分配，也没有向赌场领取工资；

（5）赌场的经营过程中并未发生其他恶性案件，社会影响小，被告人及同案犯在供述中提及对于那些逾期没有还贷的赌客从来没有采取过威胁、暴力手段逼债，最多也就是上门催要，没有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以上具体事实足以证明被告人不构成《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情 第2页（共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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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严重”情形。

3、被告人胡某某认罪态度好，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有悔罪表现。早在2009年10月17日，侦查机关对被告人胡某某的第一次讯问中，被告人胡某某就主动供述郑某某打保安事件的相关事实情况，对于自己参与赌博的事实也供认不讳，并在以后的多次讯问中供认在赌场“放水”的事实。在公安机关的整个侦查过程中，被告人胡某某始终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如实供述，供述前后一致。在本案的整个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胡某某认罪态度好，能如实回答公诉机关和审判人员的提问，自愿认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二、关于被告人胡某某涉嫌敲诈勒索罪的辩护意见。

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胡某某涉嫌敲诈勒索罪，辩护人认为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必须具有非法强索他人财物的目的。如果行为人不具有这种目的，或者索取财物的目的并不违法，则不构成敲诈勒索罪。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用威胁、要挟、恫吓等手段，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此两构成要件被告人胡某某都不具备。

具体理由如下：

1、被告人胡某某不具备敲诈勒索罪的主观要件。

根据刑法理论，敲诈勒索罪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必须具有非法强索他人财物的目的。根据被告人胡某某及其他涉案人员的供述可知：首先，案发当日，胡某某接到郑某某的电话后赶往郑某某家中，电话中并未说明所为何事，按照平常人的理解以及胡某某与郑某某之间的亲家关系可以推想，胡某某当时对于敲诈一事并不知情，也不可能存在共谋敲诈的犯罪故意；其次，被告人胡某某与受害人李某某并不认识也无宿怨纠葛，不存在产生向其索要财物的动机；最后，被告人胡某某之所以会出现在案发现场，仅仅是因为跟随郑某某而至，对于事情背后的情况并不清楚，对于事情的发展也没有任何掌控的能力，更没有积极主动提出“用钱赔偿了结事情”等，对于整个事件他仅仅只是一个旁观者，完全不存在犯罪的直接故意。根据刑法理论，如果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强索他人财物的目的，被告人就不具有敲诈勒索的犯罪故意，即不具备犯罪的主观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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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告人胡某某不具备敲诈勒索罪的犯罪行为。

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并未指控被告人胡某某在本案中有何具体威胁、要挟以及任何暴力行为。比如殴打被害人、勒令被害人下跪、用凉水淋被害人、威逼被害人用钱财赔偿、刺伤被害人等具体行为的实施者都不是被告人胡某某。根据被告人胡某某及其他涉案人员的供述可知，对于殴打和淋水的行为都有进行过劝阻，被害人被冷水淋湿后胡某某曾提出天气寒冷让其进屋烤火，还找人取来衣服给受害人换；对于同案被告张某某所称胡某某与其一起去过南城派出所阻止招康进报案并参与赔偿数额谈判的事实并不属实，对于这一事实，证人招康进在其证言中说到在南城派出所遇见一个姓张的并与其商谈赔偿事宜而并未提及有胡某某在场，该事实还有证人黎存江的证言可以相互印证；李某某被刺伤的事情胡某某只是通过同案被告郑某某接听的电话中得知，胡某某既没有实行行为也没有参与组织策划。

3、被告人胡某某没有获得任何利益。

本案最后被害人支付的六万块钱的赔偿全部由郑某收取，被告人胡某某未获分文，并且是自始至终胡某某根本连获取分文的想法也没有过。也就进一步说明了被告人胡某某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和动机。

总之，被告人胡某某不存在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也没有任何威胁、恐吓、暴力侵害的具体行为，更没有获取分毫财物，何来敲诈勒索之罪？

三、关于被告人胡某某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的辩护意见。

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胡某某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辩护人认为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破坏生产经营罪，是指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此两构成要件被告人胡某某都不具备。

具体理由如下：

1、被告人胡某某不具备破坏生产经营罪的主观要件。

《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规定，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要有“报复泄愤”或“其他个人目的”。对于“其他个人目的”刑法条文没有做明确说明，但是可以“报复泄愤”作参照解释为不合法的目的，例如为了称霸一 第4页（共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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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打击竞争对手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的利益等。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本案中胡某某等被告人绝对没有直接故意的泄愤报复和其它个人目的，因为他们有正当的目的。被告人胡某某接到郑某某的电话邀约一起去先锋水泥厂追讨厂长周良宏所欠的30万元债务（其中有5万元是胡某某的），其在主观上并无破坏生产经营的犯罪故意，而是要回属于自己的钱，并且也只是要求本钱，且最终结果也只有本钱。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它个人目的”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的必备条件。所以，对于非出于上述目的而故意破坏生产经营的，就不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

2、被告人胡某某不具备破坏生产经营罪的客观行为。

《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规定，破坏生产经营罪，是指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故意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客观方面表现为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个人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构成本罪，首先必须要有破坏行为。其次，破坏的对象必须是用于生产经营或者与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生产对象以及销售渠道等。

被告人胡某某从郑某某处得知南川先锋水泥厂法定代表人周良宏找不到了，担心债务无法追回，接到郑某某的邀约电话后才赶往南川先锋水泥厂，到达的时候已经有多人堵在水泥厂门口不准工人装水泥上车以及该厂装水泥的车出厂，堵厂之人即不是被告人胡某某召集的也不是受其指使，甚至有很多参与堵水泥厂的人被告人胡某某都不认识。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被告人胡某某都没有具体实施任何堵厂或是破坏的行为，即使是在与厂房承租方江苏老板王某商讨还钱事宜的时候被告人胡某某也并不在场而是在车上。最后，被告人胡某某得到的也仅限于借出的5万元本金而没有索要额外利息。整个堵水泥厂的过程中曾有过报警，民警过来了解情况后也没有做出任何处罚处理，由此可见情况并不严重，影响也不是很大，只不过是一般的追讨债务纠纷。由此可见，从纠纷的整个过程来看，涉案人员没有采用过激行为破坏水泥厂的机器设备，尽管去了十几个人，也没有与厂方发生正面冲突，被告人胡某某更无任何组织、指使、破坏行为，不具备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的客观行为。

3、本案事件的情节和后果并不严重，公诉机关起诉书中所称“造成该厂直接经济损失数万元”并无相关证据支持。

破坏生产经营罪归类于刑法分则第五章中的侵犯财产罪中，财产性犯罪中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造成经济损失，经济损失数额是影响罪名成立与否以及量刑 第5页（共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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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对于造成的经济损失仅仅只有模糊的一个“数万元”，究竟是一两万还是几十万我们不得而知，公诉机关并没能提供相关的有力证据予以证明。退一步讲，假设从法律上来讲胡某某等被告人的行为不合法，由于本案情节和后果都不严重，所以那也只应该受民法调整，而不应由公安侦查机关作为刑事案件程序办理此案。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三条规定对犯罪的定义，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四、此外，被告人胡某某具有以下法定或酌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

1、被告人胡某某有立功表现。

胡某某在郑某某、郑某等人的敲诈勒索犯罪案中，检举揭发了郑某某、郑某等人的敲诈勒索犯罪事实。在公安机关对胡某某的讯问笔录中记载，公安人员问有什么要交代的，胡某某回答说出了郑某某在南川敲诈一男子六万元，并打伤他们两兄弟的事情。这属于胡某某的检举揭发，因为胡某某并不清楚公安机关是否清楚此事，而主动向公安机关检举揭发的。所以胡某某有立功表现。

2、被告人胡某某系初犯、偶犯、无前科。

被告人胡某某系初犯、偶犯，以前从未有过不良记录。平时表现较好，主观恶性不深，可以酌情对其从轻处罚。因为我国刑罚不仅具有一般预防的功能，而且也具有特殊预防的功能，在被告人主观恶性不深的情况下，实际只需较轻刑罚就能实现特殊预防的功能。

3、被告人胡某某一贯表现较好。

胡某某家住南川区南城街道清泉村4组，根据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胡某某平常表现较好，孝敬长辈，团结助人。

4、被告人胡某某家庭还有八十多岁的母亲和两个在读书的孩子。被告人胡某某的家庭有5人，妻子安某某一直无业在家，除了有八十多岁的母亲需要其赡养外，还有两个孩子尚小，都在读书，一家人所有的生活、学习费用均来自胡某某的收入，其可谓是家庭的顶梁柱，现在这个顶梁柱已经轰然倒塌，一家人今后生活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就这一情形，辩护人认为尽管其并不能成为被告人胡某某不承担刑事责任的理由，但是却可以据此酌情对其从轻处罚，以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被告人胡某某涉嫌敲诈勒索罪、破坏生产经营罪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罪名不能成立，被告人胡某某只构成开设赌场罪。并且其在开 第6页（共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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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赌场罪中是从犯，同时被告人胡某某有立功表现，系初犯、偶犯，主观恶性较小，加上其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并考虑其家庭的情况，希望希望法院在量刑时本着教育与惩罚想结合的原则，给予被告人胡某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对被告人胡某某酌情从轻处罚，使其能在改造之余尽快回归社会，既能照顾其家庭，也能以实际的工作回报社会，尽量减少因此犯罪行为带来的后续社会问题。

以上辩护意见希望法庭在合议时充分考虑并予以采纳，坚守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依法判决，以维护社会的稳定！谢谢！

辩护人：重庆俊科律师事务所

律师： 实习律师：

二〇一〇年 十一 月 三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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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田浩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辩护词

田浩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被告人田浩涉嫌犯开设赌场罪一案，河南嵩峰律师事务所接受田浩家属委托并征得田浩本人同意，指派刘占营担任其辩护人，以维护其合法权益。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会见了被告人田浩，查阅了起诉书和案卷材料，刚才又参加了庭审活动，并认真听取了公诉人发表的公诉意见。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裁判时参考：

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田浩犯有开设赌场罪不持异议。但是，辩护人认为田浩有以下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请求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一、被告人田浩在共同犯罪中起的作用相对较小，社会危害性也相对较小，应当认定为从犯，其理由如下：

本案是一起涉嫌网络赌场的犯罪行为，各被告人在开始赌场行为中，担任不同的角色，有网络的主办人、经营管理人、代理商。通过刚才的庭审调查，被告人田浩是在他人的怂恿之下首先是参与网上投注，后发展到代理行为，且其代理行为是最底层的代理，权限只能给别人开设投注账号，没有资格再发展下一级的代理。在网站的代理行为完全受他人控制，包括账户管理和资金流向，另外，其本人并没有获取抽头油水。所以根据本案的事实，田浩在共同犯罪中起到的作用相对较小，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根据本案的事实被告人田浩具有多种酌定量刑情节。

1、被告人田浩既是本案的被告人又是本案受害人。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被告人田浩投注的资金有7000余元，应得的抽头1000元都被该网站非法取得，所以田浩也是本案的受害人。

2、被告人田浩参与开设的赌场的经营时间段，只有短短的2个月，其发展的会员也较少，没有造成其他恶性案件，社会影响较小。

3、根据田浩所在的基层组织出具的证明意见，田浩一贯表现较好，也是由于法律意识淡薄、不懂法所造成的犯罪，属于偶犯。

4、被告人田浩犯罪后有认罪悔罪表现，能向公安机关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法庭审理过程中田浩认罪态度较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鉴于田浩有以上量刑情节及田浩的家庭环境，其本人有2周岁的儿子需要照顾，恳请法庭对田浩从轻处罚，并处以缓刑，给其以改过自新、从新做人的机会。

以上辩护意见，希予采纳。

河南嵩峰律师事务所 律师

刘占营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第三篇：非法经营罪辩护词

非法经营罪辩护词

发布日期：2013-04-28 作者：欧阳林律师

辩 护 词

审判长、审判员：

江西朗秋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的委托，指派欧阳林律师为涉嫌非法经营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被告人袁某进行辩护，通过查阅案件、会见犯罪嫌疑人以及庭审，对本案有了全面的了解。

在发表辩护意见之前，本辩护人完全同意前面两位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但鉴于被告人袁某在本案屠宰活动中所从事的行为和所起的作用有别于其他被告人，辩护人补充发表以下几点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采纳。

1、被告人袁某不是本案屠宰活动的经营主体，其与被告人罗某系雇佣劳务关系，是在罗某指令下进行的劳务行为，其不具备非法经营罪的客观要件。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非法经营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但是本案中被告人袁某并未从事上述行为。根据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刚才的庭审调查我们可以知道，被告人袁某于2010年8月受雇于被告人罗某从事屠宰点的清洁、现场看护、以及记录生猪收购数量等工作。被告人袁某作为屠宰点的一名员工，服从屠宰点老板的安排是其职责，被告人袁某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形式均由屠宰点老板决定，被告人袁某没有从事生猪的收购工作、也没有从事猪肉的销售工作，其从事现场看护、以及记录生猪收购数量等工作均是执行屠宰点老板的指令。他的这些行为是劳务行为，而不是分工负责行为，是被动执行而不是积极参与的行为。“经营”是指经管办理经济事业，对任一经济实体，只有经管办理的行为才是经营行为。就本案而言，决定是否收购生猪、收购生猪的价格、数量、收购生猪行为以及决定猪肉的销售价格、销售渠道、销售对象等是经营行为，而现场清洁、看护、记账等行为本身并不是经营行为。因此，被告人袁某未从事经营活动，其不具备非法经营罪的客观要件。

2、被告人袁某在本案中没有谋取非法利润，主观上缺乏谋取非法利润的故意。

非法经营罪在主观方面由故意构成，并且具有谋取非法利润的目的，本案中，被告人袁某于2010年8月受雇于罗某并在其的屠宰点打工，每月工资1200元，无奖金，更无分红。被告人袁某未谋取非法利润，也没有谋取非法利润的故意，根据被告人袁某的讯问笔录中可以表明，被告人袁某在屠宰点工作就是为了打工挣钱，养家糊口。被告人袁某没有以谋取非法利润为目的，不具备非法经营罪的主观要件。综上，被告人袁某在屠宰点仅是一个以打工者的身份进行工作，其不具备经营者身份，也未实际实施经营行为，更未谋取非法利润，因此其不符合非法经营罪的犯罪构成。

3、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袁某非法经营数额5233.44万元证据不足。

证据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每头生猪的销售金额方面。公诉机关在没有其他任何客观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仅根据被告人不确定的供述认定每头生猪的销售金额为1200元，证明力明显不足。（2）转卖生猪的数量上。公诉机关在缺乏被告人具体转卖生猪数量的证据情况下，单纯采信被告人万某估算的每天转卖15头生猪的口供，径直主观推定2010年8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期间被告人共转卖6330头生猪，这一推定显然证据不足。纵观本案在整个案卷材料，所有证据中关于转卖生猪事实只有被告人的供述，辩护人对相关供述做如下简要摘录。被告人罗某2012年3月26日的讯问笔录中【见卷三第22页】“你们一共卖过多少次猪？这个我就不记得了，因为比较频繁，大约一个星期会卖四、五次猪，每次的数量我就不知道了”；被告人袁某2012年3月22日的讯问笔录【见卷三第112页】“这些猪是否全部被你们宰杀了？大部分会杀掉，有一些特别肥的、大的猪没人要，他们就会拖回佛塔生猪批发市场卖掉”；被告人万某2012年3月23日的讯问笔录中【见卷三第134页】“你们收购的生猪是否全部用于屠宰销售？大部分会杀掉卖了，少部分比较肥的没人要就会拖回佛塔生猪批发市场卖掉。你们一共卖了多少次生猪，每次卖多少头？这个不好说，有时一次卖几头，有时一次卖二十多头的时候都有，卖了多少次我也不记得了。你估算下大约卖了多少头生猪？我估计平均每天能卖15头生猪，一年能卖5千头左右。”从上述摘录笔录中可以知道，三个被告人对转卖生猪的数量都不确定，而且表述也是大相径庭。公诉机关仅凭被告人万某每天估算转卖15头生猪这一模糊的回答，在没有其他任何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就主观推定2010年8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期间被告人共转卖6330头生猪，显然证据不足。

（3）天亮期间屠宰生猪数量方面。公诉机关不能依据天亮公司出具的小肠收购清单来认定被告人在2011年10月1日至2012年1月6日期间的屠宰数量。根据袁某在2012年1月21日的讯问笔录中【见卷三第127-128页】，“各脚”是一个在永叔路菜场卖猪肉的，具体的名字我不知道，他自己买猪，我帮他屠宰，收他5元的屠宰费和一副小肠，杀完后所有的东西都归他；……“丁公路”是在丁公路菜厂卖猪肉的，和“各脚”一样，我是帮他屠宰，收5元屠宰费和一副小肠。被告人万某2012年3月23日的讯问笔录中【见卷三第131页】为什么帮周某收猪？周某是干什么的？周某是在永叔路菜市场卖肉的，我帮周某收的猪也是在袁正某的屠宰场杀的，袁正某收取周某的屠宰加工费用。从上述被告人的供述可以知道，被告人罗某的屠宰点也为他人加工屠宰生猪，并收取5元的屠宰费和一副小肠。根据被告人罗某与天亮公司签订的承包协议、证人证言以及被告人供述可以知道，被告人罗某的屠宰点每屠宰一头生猪，就必须卖给天亮公司一副猪小肠。在刚才的法庭调查过程中，被告人袁某明确向法庭陈述，被告人罗某在天亮期间为他人加工屠宰生猪收取的猪小肠卖给了天亮公司，也就是说天亮公司向被告人罗某收取的所有小肠中也包括了被告人为他人屠宰生猪收取的小肠。被告人为他人加工屠宰生猪，并非自己经营，该部分经营数额不能作为被告人的经营数额。因此公诉机关根据天亮公司出具的小肠收购清单来认定被告人2011年10月1日至2012年1月6日的销售金额显然是不合理的，其应当剔除为他人加工屠宰生猪的数额。

综合以上，就本案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本案被告人非法经营的数额是不确定的，公诉机关依据被告人的供述或其他孤证来认定被告人非法经营数额为5233.44万元，明显证据不足。

三、公诉机关指控袁某犯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不能成立。

根据刑法第143条的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是指违反国家食品卫公生管理法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行为。首先，该罪的主体是是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或个人。其次，该罪的主观方面是间接故意。再次，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必须违反了国家食品安全管理法规。最后，构成本罪的行为，还必须是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因此，是否“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是认定是否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关键。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不足以引起严重食物中毒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或者只引起受害人轻度食物中毒、轻度疾病的，则该行为不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对“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病”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经省级以上安全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鉴定，食品中含有可能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超标准的有害细菌或者其他污染物的，应认定为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

本案中，首先，被告人袁某并不符合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主体要件，其只是从事现场清洁、看护以及记录生猪收购数量等事务，其既不是生猪肉的生产者、也不是生猪的销售者。

其次，从客观行为上看，罗某屠宰、销售的生猪中被检测出患猪支原体肺炎疾病的生猪不足以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江西省药物研究所出具的《食品安全风险论证报告》的论证意见明确表明猪支原体肺炎并非人畜共患疾病，目前没有人感染发病的临床报告，也没有证据证明此病可以传染给人。也就是说在医学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生产、销售的部分患有猪支原体肺炎疾病的生猪肉中含有可能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超标准的有害细菌或者其他污染物，会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危险，医学临床上也没有这样的案例报告。综上，辩护人认为基于本案的全部证据，被告人袁某无论主体要件还是客观要件，均不符合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的构成要件，公诉机关对被告人该项罪名的指控证据不足，该罪依法不能成立，请合议庭予以充分考虑。

以上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并予以充分采纳。

辩护人：江西朗秋律师事务所 律师 欧阳林

二0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第四篇：贩卖毒品罪辩护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浙江X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XXX家属的委托并征得被告人XXX本人的同意，指派我担任被告人XXX贩卖毒品罪一案第一审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本辩护人多次去看守所会见被告人XXX，查阅了本案全部案卷材料，参加了今天的庭审调查。现在，本辩护人依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依法履行辩护职责，为被告人XXX贩卖毒品罪的定罪量刑发表辩护意见。

一、本辩护人对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冯天翔其行为触犯《刑法》第347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款，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定性无异议。同时本辩护人同意公诉机关在发表的公诉词中认为被告人XXX其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可以对其从轻处罚的意见。

二、本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认定的被告人XXX贩卖毒品交易数量和次数有待商榷。1、2014年11月24日，被告人XXX与XXX之间的毒品交易，从现有的证据和经庭审调查后的结果上来看，这明显是一起公安机关设套子抓捕，既诱捕。辩护对抓捕程序并无异议，但认为所设之套不能成为控告罪犯的证据。

2、被告人XXX有吸食毒品的经历，根据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被告人XXX在被抓获当日，其随身携带的毒品不得计入贩毒总量中；

三、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XXX还具有以下依法从轻和酌定从轻情节。

1、被告人XXX具有检举他人犯罪的立功表现。被告人XXX归案后除如实供述自已的犯罪事实外，还具有对他人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以书面形式向公安机关进行检举揭发的行为。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人XXX检举他人犯罪的事实在查实后，依法应当减轻或免除期刑事责任。

2、被告人XXX自愿认罪，依照两高一部相关司法解释，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3、被告人XXX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系坦白，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

4、因被告人XXX的贩毒行为只是为特定的毒品吸食人捎带毒品，其犯罪主观故意模糊，社会危害性明显小于其他以盈利为目的的贩毒分子，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综上，辩护人提请法庭能充分注意到被告人XXX上述法定和酌定从轻或减轻情节，予以公正判处。

谢谢法庭

辩护人：

XXX年 月 日

第五篇：李子高破坏生产经营罪无罪辩护一审辩护词

辩 护 意 见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2条、《律师法》第25条规定，本人依法出庭为该案被告人李子高辩护。接受委托以后，仔细查阅了案卷，会见了被告人。在此基础上又听取了刚才的庭审调查，对本案的事实有了全面的了解。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为了很好的履行辩护职责，本人决定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辩护观点有3点：（1）控方现有证据不能足以足证明被告人犯有破坏生产经营罪，控方所提供的证词与物证、鉴定结论之间有明显的矛盾之处，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应判决被告人无罪。（2）关于被告人口供问题，应结合其他证据来印证，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材料的获取，明显存在违反刑诉法取证的规则，应为非法获取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3）控方指控被告人李子高2009年7月12晚将从王霞处购买的14甁清塘剂倒出并抛到刘华平养殖的鱼塘毒死整个鱼塘鱼的犯罪事实的指控，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控方的指控不能成立。下面本辩护人围绕着前面的观点，有重点的论述如下，恳请合议庭合议时，给予充分的考虑。

一、2009年7月12号晚九、十点钟李子高到底做了什么？李子高在和辩护人会见时陈述，一般晚上他们一家都是打牌或者看电视，他也实在记不清楚那天晚上具体干什么了，但他绝对没有投毒到刘华平的鱼塘里，家里也没有什么清塘剂，在公安机关交代的承认购买清 塘剂以及当晚将其投到刘华平的鱼塘里，是被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多次刑讯逼供形成的,特别是当事人李子高今天也当庭翻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对此法庭应当结合其他证据来认定李子高是否有投毒药死刘华平鱼塘里鱼的事实，绝对不能仅凭李子高的认罪供述来认定他有投毒毒死刘华平鱼塘里的鱼的犯罪事实。

二、关于本案的证人证言。本案王霞的证人证言，证明了李子高分两次在其处共计购买了14甁清塘剂，但是李子高在法庭上却对此予以否认，只承认曾经在王霞处购买过诱虾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第四十七条之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王霞的证据是否真实，仅有其证言，没有出庭接受控辩双方质证，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此外，受害人刘华平在2009年7月15日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将那女的(指王霞)向李子高卖清塘剂的情况录音后，自己又掏12元买了一瓶回来”,证人王霞到底是和刘华平如何陈述李子高在其处购买清塘剂的，公诉机关没有向法庭提供刘华平和王霞谈话录音这一非常重要的证据，因为这是王霞对李子高是否在其处购买清塘 剂最原始的陈述，对本案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应该向法庭提供该证据，并接受质证。

三、关于本案的物证和鉴定结论以及刘华平夫妇的证言。（1）本案是一起李子高涉嫌向刘华平养殖的鱼塘投清塘剂毒死鱼的案件，根据刘华平夫妇2009年7月13日上午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7月13日早晨他们夫妇去寻塘，在鱼塘东北角水面发现两块白色塑料袋，刘华平“捡起来闻到很强烈的农药味，并且看到塑料袋上还有残留的白色农药”，刘华平的妻子王凤陈述“刘华平在鱼塘东北角水面上发现漂浮的两块白色塑料，并闻到农药味，我在水面上也闻到农药味”，但这些都只是刘华平夫妇的单方陈述，得不到其他证据的印证，刘华平在该笔录中另提到两位重要的现场证人，及“后来我上岸，到西边的鱼塘请陈乃干和徐为民两位师傅过来向他们请教”，但是公安机关没有调查这两位重要的证人，7月13日早晨刘华平死鱼的鱼塘第一现场到底是什么样子，鱼塘的东北角是否真有两块白色塑料？白色塑料是否有农药味？河面到底是否有农药味？如果鱼塘有两块白色塑料，到底是谁将两块白色塑料从鱼塘提取的？两位师傅是根据什么情况认定鱼塘像是被人投毒?公安机关以及公诉机关均没有向法庭出示能够印证刘华平夫妇证言的证据。

（2）2009年7月13日公安机关到刘华平鱼塘提取并扣押三样证据，分别是

1、鱼塘死鱼水面的水2甁和进口水1甁；

2、取自鱼塘水面已死亡的白花鲢鱼4条；

3、从鱼塘提取两块塑料薄膜，（但根据刘华平的陈 述并不是公安机关人员从鱼塘亲自提取）。2009年7月23日滨海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将鱼塘进口水1甁、鱼塘水2甁；两张塑料薄膜纸；4块李子高炉灶内提取的灰渣；李子高家中提取的塑料袋子薄膜2只共计4样物证送到江苏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进行理化试验鉴定，并得到受理，但是公安机关却避重就轻，没有将本案最重要的最直接证据即鱼塘里提取的已经扣押的4条已死亡的白花鲢鱼送去做理化试验鉴定，鱼塘里的鱼是死了，但是鱼是什么原因死的，是缺氧死的还是毒死的?如果是毒死的，是什么毒药毒死的？死鱼的体内含有什么毒药成分?是否具有清塘剂的化学成分？这些关键性的问题都无法得到证据证实，也就不能认定刘华平鱼塘的死鱼就是死于清塘剂。根据2009年7月29日江苏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的物证检验报告“鱼塘内提取的水中未检出常见农药”，鱼塘里的水没有农药成分，那么刘华平鱼塘里的鱼是怎么死亡的呢？刘华平夫妇怎么会在2009年7月13日早晨闻到鱼塘水面有农药味的呢？这只能说明刘华平夫妇分明在说假话，鱼塘里的水没有清塘剂农药硫丹成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众所周知鱼的生存离不开水，水没有毒，死鱼又没有鉴定（为什么不鉴定，辩护人无法得知）就说明刘华平的鱼塘死鱼是另有其他原因，而绝对不是农药中毒死亡，既然不是农药中毒死亡，鱼塘水里没毒，刘华平夫妇怎么会闻到水面有农药味的呢？完全就是一种自欺欺人骗人把戏，是在向侦查机关说假话。即使按照鉴定结论，白色塑料袋上有农药硫丹的成分，也不能证明刘华平鱼塘里的鱼就是死于农药清塘剂，因为水里面没有任何毒；按照清塘剂的用量说明，100毫升清塘剂可兑水80至100公斤，均匀泼洒2.5亩至3亩鱼塘，两块塑料袋 上即使沾有清塘剂的农药，也是不可能将刘华平40亩鱼塘里的鱼全部毒死的，更何况水里就根本没毒，以上一切都说明，有关李子高在王霞处购买14甁清塘剂的供述以及王霞在公安机关陈述李子高在其处购买14甁清塘剂的证言都是子虚乌有的，刘华平夫妇的证言完全是假话，有关李子高向刘华平鱼塘投毒的一切有罪供述，均是无事实依据不攻自破的，那么李子高的有罪供述是怎么出台的呢？答案很明显，只能是刑讯逼供，辩护人认为李子高申辩侦查人员对其实施刑讯逼供是能够成立的！

三、关于死鱼的价格鉴定 辩护人认为该证据缺乏事实依据，同时与李子高没有任何关系，既然死鱼不是清塘剂致死，就不能说明是李子高投毒致鱼死亡，这份价格鉴定对本案就显得毫无意义。另外辩护人认为死鱼的价格鉴定仅仅只是依据刘华平的口述，刘华平陈述他有一个记账单子，但是公诉机关没有向法庭举证，该证据不能证明鱼塘死鱼的真实数量和价格。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以及江苏高院关于刑事审判证据和定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四条 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理解为包括以下要求：。。

（三）据以定案的全部证据均已经法庭举证、质证，经过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四）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已查清并得到合理排除。。第五十五条 庭审中被告人、证人以侦察机关使用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骗等其他非法手段取证为由翻供、翻证并提出具 5 体事实的，对侦查活动负有法律监督职能的公诉机关应当对其指控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说明，排除非法取证的可能性的存在。法庭认为确有必要的，也可以进行调查。公诉机关不能说明其指控证据的合法性的；经调查，被指证的侦查机关不能就被告人、证人提出的非法取证的具体事实作出合理解释的；因公诉机关拒绝说明而无法排除非法取证可能性的，被告人的庭前有罪供述、控方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法庭应当结合被告人、证人的庭前、庭审的供述、证言和其他证据综合判断。第六十条 审判人员应结合全案证据，综合判断证据的证明力。判断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优于传来证据；

（二）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优于间接证据。。

（八）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本案中刘华平鱼塘里的水是原始证据也是直接证据，是物证也是通过鉴定结论鉴定的证据，其效力明显高于刘华平夫妇和王霞的证言以及李子高的有罪供述，事实胜于雄辩，这个水是一个会讲话的证据，也是能够洗清李子高冤屈的证据，在这个证据面前，公诉机关向法庭出示的刘华平夫妇和王霞的证言以及李子高的有罪供述就显得苍白无力，毫无说服力。江苏高院关于刑事审判证据和定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被告人多次供述中虽有有罪供述与证人证言一致，但该有罪供述与书证、物证等其他证据之间存有重大矛盾，不可采信该有罪供述。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和结合本案的具体证据特别是鱼塘里的水无毒这一鉴定结论，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李子高投毒毒死刘华平鱼 塘里的鱼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指控李子高有罪是根本无法成立的，控诉机关没有收集到并且向法庭出示确实充分的证据足以证明李子高犯罪，而且控方所提的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也没有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刑诉法规定：对于一切案件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基于这一规定，辩护人认为即便认定被告人供述为有效证据，但没有其他有效的相关证据加以印证的，同样不能认定被告人李子高犯罪。请求法庭依据事实和相关法律，依法作出公诉机关指控的李子高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的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事实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宣判李子高无罪。

以上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江苏德佳律师事务所

律师 孟新文

二0一0年元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