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书院的仪式教育活动及其现代价值

第一篇：中国传统书院的仪式教育活动及其现代价值

书院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独具特色的教育教学机构和学术研究场所，在中国教育史、学术史和文化史上发挥过重要的影响。当今中国高等教育中，有实行“书院制”的有益探索。中国传统书院教育中蕴涵着许多优秀的因子，其注重仪式教育活动对士子的培养即是其中之一。本文通过梳理中国传统书院的仪式教育活动，分析书院仪式教育活动的特点，进而探讨其对当代高等教育的价值和启示。

一、中国传统书院仪式教育活动的类型

“仪式”这一专有名词早在19世纪就已出现，主要是表达人类经验的一个范畴存在。[1]仪式教育活动的本质是通过情境设置聚集情绪，强调情绪渲染和情绪调动在学习中的作用。中国传统书院教育中的诸多仪式教育活动，无一不体现着书院教育家们通过情境教学来调动学生学习的功能。中国传统书院仪式教育活动的类型主要表现为三大方面。

（一）祭祀仪式教育活动

祭祀活动是中国传统书院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书院的标志性特征，被很多书院研究专家视作书院的“三大事业”之一。[2]书院的祭祀仪式主要包括释奠礼、释菜礼和祭祀先贤。

中国传统书院自创建以来大多非常重视祭祀活动，早在北宋初年，书院中就已经存在祭祀活动。岳麓书院的祭祀传统从北宋一直延续至清代，规模不断扩大和完善。《新增丁祭公费记》中详细记载了清代乾隆六十年（1795年）岳麓书院的祭祀仪式教育活动。“鼓乐彻三日夜，鞭爆应山谷，约数万响不舍，燃灯起朔日，讫于望日，历半月乃止。”[3]从宋初至晚清，书院祭祀活动一直是书院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延至清代，更是出现了戴钧衡所言的“今天下郡县莫不有书院，亦莫不有崇祀之典”[4]的情形。著名的徽州府紫阳书院关于“祀典”有着明确的章程，特别对祭祀仪式有详细、考究的规定。[5]卷三祀典江西白鹿洞书院每年在郡守送生徒入院时举行释菜礼，每年春秋仲月仲丁日举行释奠礼。在祭祀仪式前，所有参加仪式之人都需要“斋戒三日，不饮酒，不茹荤。散斋二日，沐浴更衣，宿于别室。致斋一日宿于洞中”[6]。此外，一些书院学规中还对祭祀仪式中学生不重视的行为进行明确的惩罚，如，河南紫云书院规定书院释菜仪式中如果生徒“或托故不至，或跛倚笑语，礼貌不肃者，各纪过一次，实贴讲堂壁上”[7]。

与官方教育机构的祭祀仪式相比，传统书院祭祀仪式教育活动最重要的特征即祭祀先贤或乡贤。书院祀贤仪式即是对官方“庙学”的延伸，又是“庙学”的补充，也是书院祭祀仪式的亮点所在。北宋初期的书院主要是祭祀孔子，从南宋之后，书院多设先贤祭祠，周敦颐、二程、朱熹和王守仁等理学大师多为崇祀对象。至明代，祭祀王守仁、陈献章等不同学派人物的书院增多，延至清代伴随乾嘉汉学的兴盛，书院又增加了对汉学大儒的祭祀。书院祭祀仪式中很重要的功能是通过祭祀先贤来传播道统和传衍学派。

（二）讲会仪式教育活动

书院讲会时间较为固定，会期一般为月会、大会两种。明代是书院讲会发展的重要阶段，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如“区间联合大会”、“各级联属大会”等。[8]清代书院讲会制度更为成熟，讲会仪式教育活动也更为正式。例如，陕西关中书院资料中有记载：“每月四仲月，一会讲。讲日，午初击鼓三声，各具本等服帽，诣至圣前四拜礼，随至冯恭定公少墟先生位前，礼亦如之。礼毕，向各宪三恭，然后东西分班，相对一揖就坐。以齿为序分，不可同班者退一席。讲毕，击磬三声，仍诣至圣前，肃揖而退。”在每次讲会前，会友还需要“斋戒三日”、“习礼成而后听讲”[9]。由此可见，关中书院讲会仪式明确具体，甚至连讲会当日的服饰都做了具体规定。

明清时期讲会颇为盛行的徽州府，书院讲会形式更为多样，有院会、邑会、郡会和四郡大会等。徽州府大小书院每次讲会前都举行仪式教育活动，并且格外庄重。例如，徽州府紫阳书院大会于每年九月十三日开讲，讲会当日，“会赞先设先师位于堂上，设香案，会友如期咸至，至者升堂，揖先师、次揖会宗、次揖会长以下，交实录于先师前”，之后，举行一系列仪式活动，最后，分班揖，歌诗而散。九月十五日，朱子诞辰，还特别举行释菜礼，其后继续会讲，至十六日散会。

总体而言，传统书院的讲会仪式明显分为讲会前准备仪式、当日迎接宾客和会友仪式、谒圣谒贤仪式和讲会辩难仪式等几个主要的阶段。每个仪式过程都有严格的规定，充分体现了传统书院教育中对讲会活动的重视和尊重。

?教育史研究?中国传统书院的仪式教育活动及其现代价值

（三）尊师仪式教育活动

中国自古就有尊师重道的习俗，书院教学过程中尤其重视形成亲密的师生关系，师生互相砥砺也是书院教育的一大特点。清乾隆年间，《文石书院学约》中就提到“尊师友”：“传道解惑，莫过于师；劝善规过，必资于友。是师友者，乃人生德业之所藉以成就者也。”[10]书院仪式教育活动中无论是特殊的隆重的活动还是日常生活礼仪中都很好地体现了这一优良传统。

山长或主讲教师到任时，许多书院都有严肃的迎师仪式。白鹿洞书院在清代的迎师仪式非常严谨繁复。“主洞、副讲初至，管干、堂长率诸生迎于独对亭，望舆一躬。主洞、副讲举手即下舆，步至书院，诸生从。先谒圣殿、各祠，赞拜如例。诸生从而拜，管干、堂长、经长、学长为一班最先，次典谒、引赞一班，余生徒以齿序出。”之后至彝伦堂，主洞和副讲再接受拜谒并答拜。此后“再设两拜，主洞、副讲答以揖，尊师问道之义也”[11]。湖南浏阳县狮山书院也强调：“诸生初至，进谒山长。”[12]传统书院的尊师仪式规范严谨，体现了学生对老师、对知识的尊重，但是，书院尊师仪式并非绝对化教师的权威，在日常学习和讲会活动中，依旧倡导“质疑辩难”，体现了崇智尚学的良好精神。

二、中国传统书院仪式教育活动的特点

综观中国传统书院中的各类仪式教育活动，其特点主要体现为神圣性、表演性和教育性三个主要方面。

（一）传统书院仪式教育活动的神圣性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仪式具有神圣性，因而仪式规定了人们在神圣对象面前应该具有怎样的行为举止。[13]书院仪式教育活动无疑具有神圣性，而作为一种教育仪式，书院仪式更为强调仪式教育活动中的神圣感和庄严感。

为了保持仪式教育活动的神圣性，在各种仪式教育活动展开前，书院必须保持洁净。例如，白鹿洞书院强调大成殿诸门平时要宜牢加关锁，不是仪式教育活动期间不得擅开，以防秽污亵渎。[14]在仪式教育活动开始时，所有人必须参加盥洗和爵洗。各种仪式开始后整个过程更是具有神圣庄严之感。例如，康熙年间《岳麓书院学规》规定：“每日于讲堂讲经书一通。夫既对圣贤之意，则不敢亵慢，务宜各顶冠束带，端坐辨难。”[15]

（二）传统书院仪式教育活动的表演性

仪式具有表演性，仪式活动中所呈现的行为常常另有深远的目的。郭于华先生指出，仪式是通常被视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套行为方式。[16]正是由于这种表演性或象征性，才使仪式教育活动产生了知识、思想和信仰，使其具有影响力。书院仪式教育活动便是通过这种表演性和象征性来实现其道德教育和乡俗教化。

书院祭祀仪式过程就是文化符号的交流过程，通过祭祀活动，圣贤先师们与祭拜者们实现了情感上的对接。祭祀朱子和乡贤可以激发学生对于家乡的自豪感和荣誉感。通过对先贤先师的顶礼膜拜，学生就会在极其生动的场景中来领受先贤先师的修身处世、人格品性以及为学进德等方面的道德教育。因此，我们可以说，书院仪式教育活动的表演性扩展了空间上和时间上的范畴，拓展了生徒士子情感、认知和行为的范围。书院仪式教育活动的表演性，可以让参与者感到进入虚拟情境或者想象的世界，表演对圣贤先师的尊崇，从而能使所有参与者在仪式活动结束后，产生对仪式活动中行为的模仿，进而达到规训的目的。

（三）传统书院仪式教育活动的教育性

与其他各种仪式教育活动相比，书院仪式教育活动呈现出最明显的特点即是具有教育性。书院中的各种仪式，无论是祭祀仪式、会讲仪式还是尊师仪式等，其中的仪式要素都体现出对生徒言传身教的教育性。

书院中的各种仪式教育活动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书院掌教戴钧衡认为祭祀仪式的目的不仅仅是“徒以尊德尚道也”，而要“使来学者，景仰先型，钦慕夙徽，以砒砺观摩而成德”，并且“亦使教者，有所矜式，而不敢苟且于其间”[17]。因此，书院祭祀仪式的最终目的，是达到“法其人”、“求其学”、“思其道”的教育意义。书院仪式教育活动的教育性还特别强调培养和激发士子们的社会责任感。正如《东湖书院记》中称：“君子之学，岂徒屑屑于记诵之末者，固将求斯道焉„„儒者相与讲习，有志于斯，以养其心，立其身而宏大其器业。斯馆之作，固有望于斯也。”[18]对士子们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是书院仪式教育活动所倡导的教育宗旨，也是书院“成圣教育”的集中体现。

三、中国传统书院仪式教育活动的价值探析

（一）书院仪式教育活动的德育价值

中国传统书院教育家们始终坚持“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并且将“德育优先”的理念贯穿至书院教育的各个环节。书院中所包含的各种仪式教育活动也是书院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书院祭祀仪式以圣贤先师的道德品质为楷模，树立德育规范，以此陶冶士子们的品德修养，增强学生对儒学伦常观念的认同，激发他们的儒学信仰和社会责任感。书院讲会仪式肃穆庄严，蕴涵尊师崇贤和尚礼重道的意义，向学生们展示儒学礼仪的过程，实际是一种生动的德育形式。不仅如此，透过神圣庄重的书院仪式教育活动，学生们还可以身临其境地感知先贤先儒们的人格魅力，心生成圣成贤之志向。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书院的仪式教育活动就具有了道德教育与人格教育的社会功能。

书院仪式教育活动中特别重视发挥山长和教师的德育示范作用，强调以崇高的师德感化学生。很多书院山长的为人为学本身就是一部德育教科书，他们的师德人格汇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给予学生们以教化和激励。山长和教师们的师德典范，使之成为生徒心目中诲人不倦、德才兼备的良师益友。

（二）书院仪式教育活动的文化价值

仪式具有很强的文化规定性。约翰?费斯克认为，仪式是组织化的象征活动与典礼活动，是“用以界定和表现特殊的时刻、事件或变化所包含的社会与文化意味”[19]。书院仪式教育活动本身就是书院教育中重要的文化事件。将书院文化融入仪式教育活动中，书院群体内的师生由此拥有了共同的集体记忆，拥有了共同的文化信仰。

除了通过仪式教育活动促使书院内的师生具有文化共同性，在书院仪式教育活动中，普通百姓也可以参与观礼，因此活动又具有了普及文化的价值。南宋时期，就有民众参与书院仪式教育活动的记载。很多书院建成之日，当地百姓更是云集庆贺。如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诗山书院建成后，“凭栏观者以千计，踵堂与课者以数百计”[20]。书院教育仪式活动向社会各阶层开放，“凡我百姓，年齿高者与年少而知义理者，无分乡约、公正、粮里、市井、农夫，无分僧道游人，无分本境他方”[21]，都可以来听讲。因此，书院仪式教育活动的举行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和传播以及社会大众的乡俗教化方面，均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三）书院仪式教育活动的社会价值

书院仪式教育活动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通过仪式教育活动实现师生对书院文化的认同，并且实现书院文化的乡俗教化功能。

从书院各种仪式教育活动中，我们可以观察到道德品质的培养都是仪式强调的首要内容。书院仪式选择祭祀对象的多元化和灵活性体现了书院仪式教育活动“创新”的一面。如前文所述，书院祭祀仪式与官学祭祀仪式最大的不同就是“祀乡贤”。书院可以祭祀与区域社会或者本学派有渊源和紧密联系的贤能贤德之士。这在讲究地缘和血缘关系的传统乡土社会中有着重要的意义。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差序格局”，是一个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由熟悉到陌生的组成。因此，崇尚当地乡土贤才和本学派先贤先师的书院仪式教育活动更受百姓们的欢迎和拥护。

四、中国传统书院仪式教育活动对高校仪式建设的启示

虽然伴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转型，书院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但作为古代的高等教育机构，其与今天的大学有诸多互通之处。在此，基于以上谈到的书院仪式教育活动的现代价值，我们着重探讨书院仪式中蕴涵的价值为当代高等教育提供的启示和借鉴。

（一）高校仪式教育活动要注重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

重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将成为高校德育回应知识经济挑战的重要职责。高校德育的最终目标是让学生获得道德价值感，不仅要使学生的人格得以完善，还要确立学生的理想信念，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完成个人特殊而神圣的使命。从这个角度而言，高校仪式教育活动就要切实地将仪式与信仰紧密联系，在仪式教育活动中不仅要有外在的程式化活动，同时要注重内在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宗旨。尤其是在仪式教育活动的宣传、实施和总结等环节中，要促进德育内容的充分展现，通过营造特定的情境和引发学生的自我认同，最终演化为学生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要求，实现对于个体和群体的德育示范影响作用。只有这样高校仪式教育活动才不会流于形式化，其烙印和影响在整个教育过程和学生以后的学习生活历程中都将自然得到升华和强化。

传统书院仪式教育活动中的德育理念和实践，对当今高校的德育建设仍不乏启示意义。“以德为先，德育优先”应当摆在高等教育一切工作的首要位置。高校在各类仪式教育中，要把德育置于其中首要因素，通过仪式活动的表演和象征功能，激励学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高校仪式教育活动要体现学术自觉和自由精神

中国传统书院的讲会仪式很好地体现了书院作为古代学术机构，重视学术自觉、推崇学派传承和鼓励学术自由的特点。当代高校的仪式教育活动也可以借鉴这些优秀传统，在仪式中体现大学的学术自觉，倡导与不同信仰、不同学派之间的交锋和融合，以及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

传统书院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教育史和学术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关键就在于其独创的“讲会制”和“会讲制”。讲会仪式和讲会内容成为书院坚持学术研究、独立自主办学的标志。当今高校中的“学术论坛”与传统书院“讲会制”有类似之处。当前一些高校开始通过聘请校外名师到学校讲述系列报告，学校自身成立研讨会组织或者开展名师在线交流讨论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引起师生对于学术问题的重视，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在这些学术活动举行前，可以效仿传统书院讲会仪式，规范学术活动，营造学术氛围，让参与者真正融入学术讨论的情境中。

（三）高校仪式教育活动要提升自身的文化属性

传统书院仪式教育活动明显地具有文化传承和文化传播的功能。祭祀仪式确立道统及学统，讲学仪式又扩大了学术影响及学派传承。因此，书院仪式教育活动的文化性是十分明显的。当今高校中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校园文化的建设可以很好地利用仪式教育活动这个载体。例如，高校纪念型仪式教育活动保证了信息的重新收录，是一种集体在场，也是一种文化再造。在具体的仪式过程中，时间符号被赋予特殊意义，它引导学生重温历史，强化记忆。从空间看，仪式教育活动场所除了占有客观的位置，其中的物件还被赋予了特定意义。例如，当学生们走进校史馆这个特定的空间，关于学校历史的记忆就能够得以强化，一种特殊的情感会油然而生，有关校徽、校训和校风的理解也会进一步加深。

从仪式教育活动入手探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从根本上乃因为仪式活动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最具显性的表征。在高校仪式教育活动的过程中，仪式的主体所表现出来的处世态度和处事方式是学校校园文化核心之表象。通过仪式教育活动本身所包含的因素和特征，可以有力地观察高校校园核心文化的建设。因此，仪式教育活动的视野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不能绕开的环节，因为它们承载着核心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意蕴。

第二篇：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现代价值与实践意义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现代价值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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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文学院吴洁

［摘要］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内涵，对中国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当今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应当推动反贪立法，不断健全廉政制度；多设监控渠道，不断强化监督机制；加强官德建设，不断增强执政能力。

［关键词］传统廉政文化；现代价值；实践意义

一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内涵。“廉”在古汉语中是指堂屋的侧面，清代文字学家朱骏声用通俗的语言对这一含义做出了明确表达：“堂之侧边曰廉，故从广”［1］。由于“堂之侧边”的特点是平直、方正、有棱角，因而“廉”又做正直、方正、干净、节俭等道德含义之解，从古至今，“廉”都表达着人们对待财利的一种正确态度，其基本要义是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利；而“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2］，即正直公道的基本原则是治理一方的基本前提。因此我们可以将廉政理解为一种源于传统清廉观的为政之德和政治氛围，而廉政文化，则正是以廉政为根本内容的文化传统、文化形态与文化精神，并与之形成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内容丰富、源远流长，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和风气都产生了行之有效的促进，并对中国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

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极端低下，氏族和部落首领还没有什么特权意识，却有着强烈的为民父母的原始公仆意识，他们不仅广泛听取民众意见，而且以戒言、铭言诲人律己。尧曾有过有“尧戒”：“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址”，［3］认为继承人必须有极好的德行，必须能经受住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而不后退，因为日后他是千万臣民的公仆，而不是高压于人上的至尊。舜也曾告诫他的臣子要清明正直，并每三年对公职人员进行一次考核，清正廉明的就升迁，否则就降级。上述可谓中国廉政思想文化的最初萌芽，说明“廉”作为一种朦胧的为政道德活动，已经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

“廉”作为一种文化意识的觉醒，是在阶级社会产生以后，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及贪贿现象的盛行应运而生的。商朝提出重民用德，不任用贪财聚货的人，而任用努力为臣民生财造富的人。周朝清醒的认识到夏商灭亡的原因在于暴政压迫和贪污腐化，倡导勤政廉政，并采取了保民、任贤和勤政等措施，认为一个明智的统治者应当尽力接触小民，了解他们的疾苦，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这种勤政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是十分可贵的。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社会大变动和文化大繁荣，廉政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管仲在《管子?霸言》中明确提出了“以民为本”的论点，认为既然人情是欲利而避害的，为政者必须能顺民所欲，满足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使人民得到快乐、富贵、安定。孔子、孟子等这一时期的儒学大家也是廉政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并实践着廉政文化。孔子认为，为政者欲把政治搞好，就要自身廉洁，不以权谋私，为民做出榜样。孟子则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4］，认为人民才是国家中最可贵的，人民是政权之本，而国君的地位完全次于人民，并且还提出了给民以恒产,施教化，救济穷人等具体措施。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半封建社会中，由于阶级社会的本质所限，社会战乱不止，衰世

长而盛世短，贪污腐败现象在历朝历代的官场中长期盛行，但真正的清官、廉吏和博学志士依然坚守着清廉之志，不断发扬着优秀的廉政文化传统。

战国时期的商鞅认为国家的法令应当统一，并使其家喻户晓，这样违法乱制的举动就无处藏身，官吏也就不敢枉法为邪了。西汉的贾谊创立了自己的民本思想体系，认为“廉”是为人为官都应具有的一种道德品质，为政者必须注意自己的品行，作为国君要做到“闻善而行之如争，闻恶而改之如仇”［5］。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是一位仕途并不如意的政治家，但他却在充分了解民族和封建官僚机构种种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去贪致廉的措施，如举贤进能、量才授职、厚禄均俸、养廉去贪，并实行不速迁、不久次的任官政策，这些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对现今的反腐倡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范仲淹在国家内忧外患之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6］，虽屡遭贬黜，仍然奋进不息，其一生为政清明、勤劳奉公，个人生活也十分节俭，他未给子孙留下什么遗产，却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廉政思想和实践在当时有着明显的进步性，诸如精简机构、抑制侥幸、裁减冗官冗费在今天仍有着现实意义。而宋代的欧阳修则提出“廉”应当是为官者应具备的根本道德品质，如果因为利欲熏心而不能保持廉德，那么也就丧失了其从政的个人品质。明朝的海瑞一生宦海浮沉、坎坷不平，但却为官清廉、秉公执法、为民伸冤，深受百姓拥戴，被誉为“海青天”，他认为要彻底扭转官场中的贪污腐化之风，在提倡廉洁奉公的同时应大力严惩贪官，对贪赃枉法者处以重刑，同时鼓励百姓对贪赃官吏放胆来告，并且能在权贵面前严格依律秉公执法，这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在封建社会是十分可贵的。

二

纵观我国古代的传统廉政文化，从仁义廉耻的从政道德到节俭重民的优秀品德，从举贤任能的用人之道到克己奉公的修身之志，从公正无私的执法态度到心忧天下的鸿鹄之志，我们不难看出其深刻内涵和重要影响。作为弥足珍贵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为当今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充分的精神支持，对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和构建现代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

1、中国传统廉政文化是当今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首先，传统廉政文化经过历代人们的探索、加工和改造，在不断与贪污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发展、深化，形成了带有普遍性指导意义的内容，许多已融入到现代思想文化中、渗透到各个行业领域。中国古代民贵君轻、勤政廉政等思想文化已为人们所熟知和倡导，成为当今的廉政文化建设的坚实基础和思想源泉。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很好地继承了传统的民本思想，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一以贯之，并不断发扬光大。因此，传统廉政文化是当今廉政文化建设的根基所在。

其次，在我国，传统文化在人们心中的影响根深蒂固，有着强大的习惯力量，而作为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传统廉政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更是对人们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爱民厚生”等传统廉政思想引导、激励人们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自觉地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观，坚定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因此，传统廉政文化也是当今廉政文化建设不断深入开展的潜在动力。

此外，中国传统的廉政文化尽管有着丰富的内容，但也不全是精华，也有着消极的方面，如传统的廉政文化中有许多针对官员的廉政建设思想，但却缺少对专制君主廉政勤政方面的监督，各种廉政思想、措施的出发点往往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而人民仅被视作统治的对象和权力斗争的工具，就连民本思想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稳固封建统治。对这些糟粕，我们在丢弃的同时也应了解其历史原因和阶级局限性，并加以总结，从而不断提

升当今廉政文化建设的水平。

2、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对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传统的廉政文化为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有着巨大的影响，深得民心，传统廉政文化的长期熏陶和真实的历史教训，使得人们充分认识到：官员的廉洁勤慎与否，历来是关系到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所在，反腐倡廉应当是当前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工作，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只要我们在全社会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多种形式弘扬传统廉政文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必能赢得人民群众对我们反腐倡廉工作的支持。

其次，传统的廉政文化为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智力支持。我国的传统廉政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其中意义深刻的廉政思想和卓有成效的廉政制度都很值得我们在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中加以借鉴和运用。比如加强廉政制度建设的思想和多层次监察的意识，以及设官分职、激励勤政的官僚制度等传统廉政文化中的精华所在之处，对我们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很有借鉴意义。

最后，传统廉政文化为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形式。几千年来，在我国廉政文化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教导方法和灌输方式，并深得群众的喜爱，比如格言、传说、戏曲、诗歌、小说等形式，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又宣传了廉政思想，震慑了贪官污吏，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很值得我们今天研究借鉴。此外，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所注重的一些人伦道德和修身原则，如淡薄寡欲、见利思义、克己奉公、勤政爱民等，都可以运用到当前的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工作中去。

3、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对我国的官德建设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首先，传统廉政文化有利于清廉价值观的形成。“公仆意识”是我国传统廉政文化的重要内容，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是当代清廉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是领导干部最大的官德。在官德建设中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廉政文化，培养领导干部的“公仆意识”，可以增强其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从而遏制消极腐化观念及其行为的发生与泛滥。抵制消极腐朽文化对人的侵蚀，有利于清廉价值观的形成。作为领导干部，只有在心目中确立了廉政文化的主体地位，才能树立清廉的价值观，自觉反对和抵制腐败诱惑。

其次，传统廉政文化有利于增强官员的自我约束能力。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约束、规范、引导人们思想行为的作用，我国优秀的传统廉政文化不但包含着古代廉吏的高尚品格和浩然正气，还包含了种种廉政制度规范，其一旦根植于官员的心中，将起到法律制度和空洞的廉政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充分发挥传统廉政文化潜在的熏陶、引导、渗透作用，才能感化、优化党员干部的从政行为，使其树立不愿腐败的思想观念，不断增强自我约束力。最后，传统廉政文化有利于遏制腐败风气的蔓延。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廉政文化所包含的精神理念、价值观、道德观、道德准则一直按照自身的传播规律和渠道，深深地影响着社会成员，潜移默化地熏陶着人们，直到今天，包含着清廉价值观等诸多内涵的优秀的传统廉政文化仍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生活、评价周围的人和事，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反腐倡廉的良好氛围，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贪污腐败等不良风气的蔓延。

三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在深入了解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内涵和价值的同时，也应充分发挥其现实作用，在实践中加以继承和发扬，进一步推动我国廉政事业的发展。

1、推动反贪立法，不断健全廉政制度

在皇权支配一切的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十分重视通过制定重法严肃官纪，从《秦律》

开始，就规定了详细的以惩治渎职和贪污腐败为主要内容的法规，对各级官吏的违法行为都用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以轻罪重罚为特色的惩罚标准；两汉时期有《刺史六条》、《三互法》等专门的监察法规，分门别类地针对各种贪贿行为予以惩治；在明代，更是出台了惩治贪污的特别刑事法规《大诰》。这些法规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员贪欲的膨胀，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目前我国的腐败案件呈高发态势，立法上虽然在《刑法》第八章中对贪污腐败犯罪做出了相对严厉的惩治规定，但却缺少有关的程序法保障，给证据采集、案件侦查、法庭审理带来不便，从而导致了办案效率低下，警示教育作用甚微。因此，我国亟待出台一套较完整的惩治贪污腐败犯罪的专门法规，对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认定及办案程序做出比较周全、缜密、具体的规定，明确区分罪与非罪，从严规定有罪标准和处罚措施，从而才能有效地威慑隐形犯罪和预谋犯罪；另一方面，专门法的制定也能够方便人民群众了解和举报腐败罪行，有利于执法机构及时立案查处。

2、多设监控渠道，不断强化监督机制

近年来，众多政府监督部门的高官、反贪局长的纷纷落马，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谁来监督监督者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完整的监察机构和完备的监督体系是不可或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就此依赖监察机构，尤其是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对监察机构、监督者的监督不可或缺。从我国由古至今几千年的反贪实践来看，人民群众无疑是最公正、最称职、最积极的监督者，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贪官污吏的斑斑劣迹绝不可能逃过民众雪亮的眼睛。历史上无数贪污腐败的大案都是在人民的检举揭发下败露的。两汉时期就有授权民众进京告发地方官吏横行不法的“言变事”制度，甚至把民间舆论即所谓的民谣作为陡黜官吏的依据之一。因此，我们应将人民群众的监督纳入到现有的监督体系中来，不仅要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监督工作，而且要通过法律对相关程序加以明确，在保证人民行使监督权力的同时保障好监督者的人身安全。目前在我国检察系统试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便是很好的监督形式，并且也取得了良好成效。此外，我们还应加强立法、行政、司法等各自相对独立的监督机构之间的合作，实行互相监督、协作办案，加大监督力度，提高监督质量，从而形成较严密的廉政监督体系。

3、加强官德建设，不断增强执政能力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一个政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就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就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只有惩治腐败，才能深得民心，党才能长期执政，国才能长治久安；而唯有加强官德建设，培养领导干部清正廉洁的高尚品德，才能从根本上反腐倡廉，不断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胡锦涛同志将党的领导干部所应具备的清正廉洁的高尚品德集中概括为“三常”警句，即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7］，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廉政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官德建设的内涵。常修为政之德，就是要求领导干部在市场经济的复杂形势下，自觉用党纪国法来约束自己，加强政德修养。修政德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8］，充分表明了官员的为政之德对人民、对国家的重要性。常思贪欲之害，就是要求党的领导干部时刻保持应有的警惕性，抵制各种诱惑。早在宋代，清官包拯就对贪欲之害有着深刻认识，认为廉洁的官吏是人民的表率，而贪赃的官吏则是人民的盗贼。当前，腐败之风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有所抬头，若任其发展不加节制，势必会使人民丧失对我党长期执政的信心，甚至会威胁到国家的存亡。因此，广大领导干部只有在心中常敲警钟，才能保持清正廉洁的高尚品德。常怀律己之心，就是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常怀廉洁之心。“律己廉为首，立世德为先”是古人对为官者在律己方面提出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要求。只有以身作则，廉洁自律，才能真正做到清正廉洁，才能在执政过程中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参考文献:

［1］李学勤.仪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姜涛.管子新注［M］.山东：齐鲁书社，2006．

［3］刘安等.淮南子［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4］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G］.北京：中华书局，1980.［5］贾谊著.于容智译注.贾谊新书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6］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岳阳楼记［M］.湖南：湖南出版社，1995.［7］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金池.《论语》新译［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

第三篇：现代书院策划

现代书院策划方案（保存）

一项目概述

全球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型”“国际型”书院。

以“继承道统”为纲，以“中西会通”为维，欲塑造第一流的世界级人才。

曾经，如“岳麓书院”的传统学府，为中国培养出一代代圣贤，护佑这古老民族生生不息。

如今，像“哈佛大学”的现代高校，为世界培养出一批批英杰，引领人类不断的前进。

如果一定要给“现代国际书院”下一个定义，那么就是：凭借东方的胸襟智慧，融汇西学的真知灼见，建成“当代的岳麓”“中国的哈佛”。

我们并不想去过分的形容它，然而它无疑是“唯一的”“不朽的”。

我们正在找寻一块偏僻且幽静的土地，准备建设这一座“现代国际书院”，给它冠上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将如同“岳麓”“哈佛”一样，永恒的流传在世间......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组织形式，即由民间设立，供个人读书治学之所。简言之，书院的成立，乃为社会培养人才。进一步讲，在这充满希冀又令人堪忧的时代中，吾人所要培养的，是一种有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怀和志气的大人才。

众所皆知，当今天下，人才寥落，尤其是文化人才。新的人才，须要重新培养。十五年来，王财贵教授在全球范围内倡导“儿童读经教育”，即利用十三岁之前的黄金时期，诵读中西方经典著作，以开启智慧，以陶铸性情，奠定一生的文化和人格基础。此举掀起海内外华人读经热潮，据不完全统计，台湾地区接受读经教育的儿童已超过五百万，大陆地区至少有五千万儿童从中获益。这些“满腹经纶”的孩子成才基础已经奠定，他们渐渐长大，需要继续深造，学以致用，书院的建立，即可提供此种机会。

“读经教育”的理念及方法，是合乎人性的。伴随著西方世界的“中国热”，中文教育，已成为世界语文教育的主要趋势，中国是一个有深度文化的国度，有人学中文，我们应除了给他们语言之外，同时也给他们文化，早日促成中西文化的交流。

人类漫长的历史演进至今，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关键时刻，即，人类从未有过如此通讯发达、交通便利、沟通顺畅的时代，东方人开发得当的实践理性与西方人开发得当的思辨理性，这是人类必须同时具备的两大学问系统，终于在这个时代得以交汇。然而，现代科技文明无休止的发展，使得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已渐渐远离自身的传统，在这中西文化转机的时刻，谁来规划世界文化大方向，已成为全球迫切关注的课题。

吾人需要做一项影响世界的文化事业，培养可以引领人类走向幸福的大人才，并最终完成中西文化传统的会通、融合，这是人类文明所必然的大走向。此项工作虽本是人类的共同责任与权利，但从学问传统的涵摄性及世界格局的现况来看，却只能也必须由中国人来完成。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现代国际书院”将突出其“现代性”与“国际性”。吾人当以怀天下的胸襟，览万世的眼光，弘扬中华民族已绵延五千年的气度与智慧，有以俯仰无愧于天地。

综上，书院之建立将有如下之预期：

● 利用十年时间，发展到三千学生的规模，恢复讲学、养士传统；

● 建立现代教育理论新典范，把符合人性、易行有效的教育理念贡献世界；

● 设立经典译述中心，为中华民族吸收西学奠定永世之基础，使华夏智慧广布世界；

● 成为全球学术、思想、文化交流中心，促进中西文化的全面会通； ● 附设其它有重要意义之文化之研究及推广中心，如：礼乐衣冠研究推广中心等；

● 书院之规划，不仅仅在教学中注重经典著作的研读、传承与应用，且将尽量在各方面皆“依照人性而做最合理的创建”。如：书院主体建筑吸取唐宋经典建筑风格，周边建筑采用环保型绿色建筑；开辟生态养殖区，饮食务求天然、绿色与健康；生活起居依照《内经》之养生原则，顺应四时节气；垃圾排污采用世界先进生物净化系统，不造成环境污染……

书院教育不同于一般经营型项目，其本身无所谓盈利。不过，因人才辈出，口碑流传，渐成为文化影响力的中心，势必引动当地经济的活跃，间接带来不可估量的商机。此仍在其次。因文化的繁盛，给书院所在地带来城市品牌效益的提升，声名洋溢，吸引世界各地人才汇聚。国际大人才的流动，必使其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又，大学云：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以义为利”，诚大利也。此利在子孙后代，利在千秋万世。有器识者当之。

二项目背景

1、民族及文化发展的关口：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历史最长久，繁衍最广盛的民族。唯由于清朝末年以来，受到西方的冲激，造成五千年来所未有的大变局，一个民族以其深厚的生命力，自需做一番大的吸收消化与大的自我调理。经过一百年的左冲右突，世界流传著「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的预言。中华民族即将复兴，而民族的总体复兴，实以文化复兴为其根本。1995年,赵朴初、叶至善、冰心、曹禺、启功、张志公、夏衍、陈荒煤、吴泽西等9位德高望重的文化老人、全国政协委员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以正式提案的形式，发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以焦急迫切的文字，为我们敲响了传统文化正处于存亡续绝关键时刻的警钟。新一期中华文化的复兴，应具备融贯古今会通中西的志气与能力，以带领世界走向更健全更合理更幸福的时代，而此种人才何在？此是当前中华民族之重大课题，也是世界人类共同的关注所在。将来的中国需要各种国际性人才，尤其需要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卓荦大才，而此种人才，恐非当前以「职业训练」为导向的体制教育所能培育，本书院即为培育此种人才而规划。

2、读经风气的兴起：「读经教育」就是让儿童读诵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一切经典，以此推及人生各个阶段及全方位人格发展的教育。近十余年来，民间悄然兴起读经的风气。有识之士和社会团体纷纷为传统文化和经典的推广奔走呼吁、出资办学。自中华大地重开读经风气以来，由于社会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和参与，读经已经蔚成广泛的社会风气。全国各地已经成立了数百家各类的读经推广机构，其中有国家级、省级的专业学术团体，有大学的人文学院、专业研究机构、学生社团，有民间书院以及各类的民间推广组织。读经班分布在各大、中、小学和幼儿园中，分布在小区、少年宫，业余培训班中。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众多的家庭读经，成立了许多读经幼儿园，读经学校（如北京的圣陶实验学校）。读经已经从中文读经拓展到英文读经、音乐读经、美术读经、书法读经、数学读经。涌现出众多优秀的少年儿童，海内外华人，直接或间接受益的儿童已数千万。读经的儿童品学兼优，家长放心，老师满意，邻里称赞。

几年来的实践表明「读经」这种教育方式不仅符合儿童的天性，而且符合教育原理，不仅不过时，而且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能促进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华文化及世界各民族智慧的传承。在千万读经儿童中之尤佳者，既已长期浸润在圣贤诗书之中，又好学能思，实具备了以德慧为本，兼通古今融贯中西的基础。待其十五岁以上，实应给予安定适宜之所在，教以正式解读经籍，以充实其义理见识，然后辅以中西文、史、哲学，乃至各家学说之研读，师友相伴，经过长年安心的进德修业，或可期待成为国际性的大才。三五十年之后，此种大才，如能有数百个或有数十个，乃至只有数个，已足以为我民族为此时代完成文化的使命。本书院即为此种人才之培育而规划。

三项目详述

（一）设备规模：

1、地点：（待选），以风景清爽，适宜读书讲学为佳，若能类似附图中的书院地形格局概念图为首选。

2、名称：暂定为「某某（可用地区之名）书院」。

3、使用地面：约三千亩。其中一千亩为书院建设用地（二百至三百亩作为建筑用地），一千亩作为生态养殖用地，另一千亩作为景观用地。

4、建筑物：初期以能容纳三百人之教学、讨论、食宿，及各种日常活动与景观为考虑，渐增加为三千人规模（其概念可参考附图中的书院建筑格局模拟图）。

5、图书：设图书馆，渐次集结图书。

（二）人员设置：

1、主持人：王财贵（台湾台中教育大学语教系副教授、全球读经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其简历见附录），主持教学及总管理。

2、助教：若干人，引导并协助学员学习及讨论。助教人数与学员之比为一比二十。由主持人选出助教长，协助主持人，必要时代表主持人。

3、顾问：以备各种咨询，聘请社会各界关怀文化教育贤达或领导若干人。

4、行政人员：若干人，负责各类办公行政工作。

5、管理员：若干人，膳宿、环境、种作、及养殖等管理。

6、学员：初期预计一百名，五年之后约一千名，十年之后约三千名。

（三）招收学员之类别：

不拘海内外，凡有志者，皆可申请入学。学员分为三类：

1、正式学员：年龄约在十五岁至二十五岁之间，能背诵三十万字经典文字（中文二十万，外文十万），通过测试者，可以收为本书院之正式学员，每年春秋两季测试入学，入学者，劝说尽量在书院中沉潜用功，至少十年。

2、预备学员：年龄未到或尚未通过测试者，可申请为预备学员，待其通过测试，可成为正式学员。

3、伴读学员：年龄已超过之成人，有志于研读学问者，可申请为伴读学员，在学时期长短自由。

（四）教学模式：

1、以自学为主：主要学程由书院主持人与助教会商，指定功课进度，提供治学方法，教由学员自行研读。依其能力，主动愤悱，不急不徐，因材而学。

2、以听讲及讨论为辅：间或安排讲座，由主持人作定期讲座，并不定期聘请国内及国际学者作讲座。并鼓励学员之间，相互论学。

3、心得报告与学术论文：每读一部大书须写心得报告；三五年后，每年完成两篇学术论文。

（五）主要学习内容：

本书院教学之宗旨在于「进德修业」，期许养成有德有才之学者。进德乃时时自我反省自我规范之事，而修业之全程时间，约须十年，其内容大略如下：

1、解经：就其所已熟诵之中文二十万字，逐字逐句，皆能默写，然后自行参考古来三至五种名家注解，自行解读。外文十万字，逐字逐句，皆能默写，然后自行从单字到单句，到整段整篇，一一解读之，从大量解读中领悟文法，养成高度之外文阅读能力，并对外族文化有一种根源上的领会。（中文经典二十万字，范围大略为：论语全文、孟子全文、大学全文、中庸全文、老子全文、庄子内七篇及天下篇、易经全文、诗经全文、唐诗三百首全文，尚书、礼记、春秋及古文选约两百篇、诗歌词曲选约五百首。外文经典十万字，以英文为例，范围大略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一百五十四首全文、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剧本全文、柏拉图苏格拉底自辩篇全文、其它名著选读、圣经选读等约一百篇、英语会话一千句。）──完成此项作业约须两年。

2、各种专学概览：涉览中外所有科技与人文之各类专学，如中西方科学、哲学、史学、文学、美学、政治、经济、社会、教育、艺术等之概论、导读及其历史。──此项作业约须一年。

3、国学及西学名著涉猎：以汉文读国学，以外文读西学。国学部份，参考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其中包括重要之群经、诸子、二十五史，及思想家文学家之合集专集，约两百部，选读其中一百部。西学部份，参考美国芝加哥大学贺钦斯校长（Robert Maynard Hutchins）所开列之经典系列，依各人喜好，选读三十至五十部──此项作业约须二至三年。

主要学习内容细目如下： 国学部份：

【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

《论语》《孟子》《易经》《诗经》《书经》《礼记》《老子》《墨子》《庄子》《荀子》《尹文子》《公孙龙子》《韩非子》《管子》《孙子兵法》《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盐铁论》《论衡》《抱朴子》《列子》《杂阿含经》《华严经》《法华经》《金刚经》《维摩诘经》《涅盘经》《摄大乘论》《大乘起信论》《法华玄义》《摩诃止观》《成唯识论》《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六祖坛经》，《张子正蒙》（张载著），《通书》（周濂溪著），《二程遗书》（程颢、程颐著），《知言》（胡宏著），《近思录》（朱熹著，江永注），《朱子语类》（朱熹著），《朱子年谱》（王懋竑著），《陆象山全集》（陆象山著），《传习录》（王阳明著），《王龙溪全集》（王龙溪著），《盱坛直诠》（罗近溪著），《刘子全书》（刘嶯山著），《明儒学案》《宋元学案》（黄宗羲著），《日知录》《亭林文集》（顾炎武著），《明夷待访录》（黄宗羲著），《王船山全集》（王夫之著），《颜氏学记》（戴望编），《东原集》（戴震著），《雕菰楼集》（焦循著），《文史通义》（章学诚著），《大同书》（康有为著），《国故论衡》（章炳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著），《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著），《新唯识论》《十力语要》（熊十力著），《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生命境界与心灵九境》（唐君毅著），《中国艺术精神》《中国人性论史》（徐复观著），《中国哲学十九讲》《心体与性体》《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牟宗三著）【乙】历史及其它文献学书类：

《尚书》《逸周书》《竹书纪年》《国语》《春秋左氏传》《战国策》《周礼》《考信录》（崔述著），《资治通鉴》（司马光著），《续资治通鉴》（毕沅著），《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通志二十略》《二十四史》，《廿二史札记》（赵翼著），《圣武记》（魏源著），《国朝先正事略》（李元度著），《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著），《史通》（刘知几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著），《国史大纲》（钱穆著）【丙】文学书类： 《诗经》《楚辞》《文选》《乐府诗集》（郭茂倩编）魏晋六朝诗文、唐宋诗文、两宋词集、元明清戏曲

【丁】小学书及文法类书： 《说文解字注》（段玉裁著），《说文通训定声》（朱骏声著），《说文释例》（王筠著），《经传释词》（王引之著），《古书疑义举例》（俞樾著），《文通》（马建忠著），《经籍纂诂》（阮元著）【戊】随意涉览书类：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黄帝内经》，《伤寒论》（张仲景著），《金匮要略》（孙思邈著），《本草纲目》（李时珍），《世说新语》（刘义庆著），《水经注》（郦道元撰，戴震校），《文心雕龙》（刘勰撰），《大唐三藏慈恩法师传》（慧立撰），《徐霞客游记》，《梦溪笔谈》（沈括撰），《困学纪闻》（王应麟撰，阎若璩注），《通艺录》（程瑶田撰），《癸巳类稿》（俞正燮撰），《东塾读书记》（陈沣撰），《庸盦笔记》（薛福成撰），《张太岳集》（张居正撰），《王心斋先生全书》（王艮），《朱舜水遗集》（朱之瑜），《李恕谷文集》（李塨），《鲒琦亭集》（全祖望撰），《潜研堂集》（钱大昕撰），《述学》（汪中撰），《洪北江集》（洪亮吉撰），《定盦文集》（龚自珍撰），《曾文正公全集》（曾国藩撰），《苕溪渔隐丛话》（胡仔撰），《词苑丛谈》（徐钪撰），《语石》（叶昌炽撰），《书林清话》（叶德辉撰），《广艺舟双辑》（康有为撰），《剧说》（焦循撰），《宋元戏曲史》（王国维撰）西学部份： 【甲】哲学类：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理想国》，亚里士多德 《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伦理学》《政治学》，鲍埃修《哲学的慰藉》，马基雅弗利《君王论》，穆尔《乌托邦》，格老秀斯《战争与和平的法则》，帕斯卡《思想录》，洛克《人类理解论》，普罗提诺《六部九章集》，奥古斯丁《忏悔录》《上帝之城》，阿奎纳《神学大全》，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笛卡尔《沈思录》，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马尔萨斯《人口论》，黑格尔《宗教哲学》《历史哲学》，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像的世界》，爱克曼《歌德谈话录》，密尔《论自由》，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霍布斯《利维坦》，鲁索《社会契约论》，亚当斯密《国富论》，马克思《资本论》 【乙】文学类：

荷马《伊里亚特》《奥德赛》，埃斯库罗斯《乞援女》《七将攻忒拜》，索福克勒斯《俄底浦斯王》《安提戈涅》《厄勒克拉特》，费多希《帝王之书》，清少纳言《枕草子》，紫式部《源氏物语》，奥玛˙开俨《鲁拜集》，但丁《神曲》，拉伯雷《巨人传》，赛万提斯《堂吉诃德》，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歌德《浮士德》，西塞罗《论友》，蒙田《蒙田随笔》，梭罗《瓦尔登湖》 【丙】史学类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克奈里乌斯?塔西佗《罗马编年史》《罗马史》，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恺撒《高卢战记》 【科学类】

希波克拉底《箴言》，盖伦《医经》，欧几里得《几何原本》，阿基米得《数沙器》，《圆的度量》《论球与圆柱》《拋物线求积法》《论浮体》，卢克莱修《物性论》，托勒密《天文学大成》，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伽利略《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开普勒《宇宙谐和论》，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达尔文《物种起源》，爱因斯坦《相对论——狭义说与广义说》

4、贯通古今融汇中西以成学：以数年博涉之基础，就个人性向及喜好，选一种或二种专学作广度及深度研读，并向世界相关名家请益，培养消化与批判之能力，练习作出有本有源有创见有贡献之论述。──此项作业约须三至五年。

（六）其它学习：

1、才艺：必习书法、古琴、养生医学。另可自选其它一至二种。皆延名师教授。

2、体育：必习中国剑术、拳术、弓道，印度瑜珈。皆延名师教授。

（七）作息：

1、日程：早上3.30起床，4.00温经，6.00体育，7.00早餐，8.00读书，12.00中餐，午休，2.00读书，6.00晚餐，7.00朋友讲习，团体活动，或自由活动，9.00就寝。

2、年程：全年无休，每年年终放假省亲二十日。（年中可开放亲人探访时间）。

3、期程：最好以十年为期。

（八）预期：

经过十年的培育，粗具德业规模，富有研究潜力，可以有数种出路：

1、留在本书院继续研读，成为天下读书种子，并为本书院干部。

2、向国内外大学推介，进入研究所深究，成为一国际性学者。

3、进入社会，在各界成为一个有守有为之君子。

（九）附设：

1、读经教育推广及研究中心：附设读经教育中心，成为国内及国际读经教育研究及推广重镇。其所推广的教育理论及成效，可供世界教育学者研究参考，势将带动世界教育改革思潮。

2、国际学者交流中心：或聘请国际学者作短期之讲学，或提供国际学者来本学院作长期或短期之游学研究。

3、经典译述中心：仿效晋唐翻译佛典之心量与气度，结合专家成立学者村，择取西方文史哲名著约二百部，采用集体（三至五人共商）翻译法，为中华民族吸收西方文化奠定永世之基础。若有余力，并将中国文史哲名著亦以集体翻译法译成英、法、德等文字，使中华民族智能广布于世界。

4、师资研习中心：提供世界各地经典文化教育师资培训以及交流研习会。

5、全球中外文经典会考基地：每年定期针对全球儿童举办经典会考，成为读经领域品牌，并酌情从中选拔书院生员。

6、全球经典文化诵读教育年会交流基地：打造读经教育交流平台，以便互相扶持，并以利科研、统计。

7、礼教、乐教、射教、衣冠研究推广中心：中国传统教育以“六艺”为主，即礼、乐、射、御、书、数，书院有义务传承并发扬之。

8、生态观光区及养生基地：非建筑土地开发当地自然生态景观，以供教学、研究、休闲、观光及成人养生、读书之用。

第四篇：探析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现代价值研究与分析

探析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现代价值

摘要:一百年来，传统司法制度几乎被视为落后和守旧的代名词而被束之高阁，移植西方法律以实现中国法制的现代化成为法学界的主流思想。反思历史，正视现实，我们会蓦然发现传统司法制度依然具有推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不可忽视的价值，即文化认同、补充国家制定法与司法改革的借鉴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

肇始于20世纪初的清末修律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起点，一百年来，我们沉迷于法律移植的喜悦之中，认为移植西方法就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但自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本土资源”学者大声疾呼之后，学仁开始反思我们移植的西方法律是否契合于中国本土文化?是否会产生水土不服问题?为此中国的传统司法制度对建设法治国家而进行的司法改革到底有无价值?若有，又有哪些价值?回答这些问题可能会对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不无裨益。时下存在一种悖论，即过度强调现存司法制度各种问题形成的历史成因，忽视了现实中各种外在社会制度和观念对司法制度的消极影响，从而把现实中的一切司法问题推卸于古人，而忽略对现有制度和观念的批判和改造;二元对立的理解东西方司法制度和法律文明，凡是西方的司法制度就是先进的、文明的、合理的，只要是传统的司法制度就必然是落后的、黑暗的、不合理的，从而在实践上盲目移植西方司法制度，否定传统司法制度，忽视对传统司法资源的创造性改造和对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的本土转化。基于此，探讨传统司法制度对当代司法改革的价值就有其必要性。

二、当代司法改革需要反思传统司法制度

法律就其功能而言是用来解决诸多社会问题和调节各种社会矛盾的，但其自身的变革却往往更依赖于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社会环境的培育和改造。这一点对于后发国家的法律现代化而言尤为重要。清末修律、国民政府的法律改革之所以最终失败或流于形式，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法律改革者们往往倾向于关注法律自身的变革，而忽视了与之相配套的外在社会环境的改造和培育。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法律变革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成功地处理好了这一问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反思历史，联系现实。窃以为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应该从司法制度自身的变革和外部社会环境的培育和改造两个方面着手并使之有机结合起来。

任何司法制度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于社会当中，而是与其外部社会环境处于经常的互动之中。司法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在于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它对司法变革的推动往往比学理上的争论和道理上的说教来得更为根本、持久与现实。因此基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要彻底实现司法改革，必须重视与之相匹配的外部社会环境的培育。具体而言应该着手于以下几个方面：经济方面，继续深入健全和发展自由平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发达的、自治的“市民社会”，逐步建立起能真正表达并切实维护不同阶层利益的群众自治团体和社团组织;政治方面，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动中国的宪政进程，从体制上解决行政权、党委及其他拥有权力的集团和个人对具体司法审判直接或间接的干预，真正实现司法独立和依法审判;思想文化方面，大力培育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利和法治观念。同时我们还应该意识到中国的司法变革是一个复杂的、渐进的综合性社会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通过仅仅抓住某一方面的变革而毕其功于一役。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注重司法制度本身的变革，使之符合并更好的地服务于社会的发展。众所周知，西方现代司法制度已经运行了数百年并在逐步演进中日臻成熟，与世界发展的一般趋势相吻合。而中国属于后发型国家，对于这一人类文明成果我们当然可以有鉴别的拿来为我所用。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可以完全忽视自己民族的传统司法制度呢?答案是否定的。从法律移植和法律融合的角度讲，吸收西方先进司法制度的同时不应忽视中国传统司法制度。孟德斯鸠说过：“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威

尔逊也曾说过：“凡法律非能通万国而使同一，各国皆有其固有法律，与其国民的性质同时发达，而反映国民的生存状态于其中„„” 这倒不是要否认法律移植的可行性，而是说如果想使法律移植尽可能的达到预期效果，移植时必须考虑移体和受体之间的相似性。如果移体和受体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社会环境方面越相似;两者之间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越相似，功能越互补，法律移植的成效就越明显。另一方面，法律移植的关键在于本土化(即法律融合)。移植过来的法律制度必须融入受体的法律文化和社会生活之中，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社会功效。史记中有一段记载恰好可以形象地说明这一问题：“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三、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现代价值

从中国传统司法制度自身而言，在当今社会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有些学者认为传统司法制度的很多内容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截然相反，即便有一些表面上看似合理的规定，但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却并不执行。有学者曾说：“有规则是一回事，怎么实行又是另一回事”，这样的论断很有代表性。当然这些学者得出这样的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问题。传统司法本身的制度规定与其实际运作不是同一概念。传统司法制度为什么在实行过程中变成“另一回事”，除了司法制度本身的缺陷和漏洞之外，恐怕更应该批判阻碍甚至扭曲制度发挥作用的一些法外因素，诸如社会政治体制、传统社会文化，以及一些学者所讲的“社会潜规则”。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以为在今天的司法改革过程中传统司法制度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司法制度容易得到人民大众的普遍心理认同。毋庸质疑，我国司法变革的一个重要资源是西方运作成熟的先进的司法制度，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法律移植是不可避免的必然途径，但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能否成活，能否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效，关键在于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能否实现本土转化，能否将其

融入中国社会的制度和文化之中，为人民大众所认同并自觉遵守。而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司法制度恰恰可以提供一些有益功用和价值。

首先，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都存在于自己所熟悉的传统和习俗之中并以此为基础发展的。传统和习俗不是保守的代名词，它向人们提供了某种身份与认同，提供了一种归宿感和安全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对传统和习俗的认同和依赖远远超过新生事物，并且他们对新生事物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站在传统和习俗的角度和立场上的。其次，中西方司法制度虽然风格迥异，但它们最初是对不同社会所面临的相同问题所做出的解决方式，因此它们存在许多暗合与相似之处。诸如死刑复核制度、告诉制度、自首制度、军民分诉制度、诉讼时效制度、证据制度、回避制度、鞫谳分司制度、翻异别推制度、录囚复察制度、诉讼代理制度和诉讼强制措施等等。这些制度在当代有没有借鉴价值另当别论。至少通过研究、分析这些制度上的暗合与相似之处，通过立足于我们传统的法律文化和司法制度来学习和理解西方的司法制度;运用西方先进的司法制度，结合本国实际，重新阐释和改造我们传统的司法制度。这样可以使我们对移植过来的陌生的西方司法制度有一种认同感和亲和力，使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能更好地融入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并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效。

第二，传统司法制度与移植的西方法可以起到互相补充作用。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独特的法律资源优势，西方司法制度也并非就尽善尽美、完美无缺。实际上基于天人相分、个人本位、权利至上等观念建立起来的西方对抗式司法正面临着“诉讼爆炸”的窘境，同时中西方司法实践证明诉讼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争议，有些案件用审判方式解决也不一定最好。而被西方人誉为“东方经验”的中国传统司法制度中的调解和调停制度，一方面既照顾到当事人要求明辨是非的心态，同时又一定程度上避免当事人之间撇开面子，甚至反目成仇的现象发生。这对西方司法制度恰好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此外，传统司法审判中国家制定法与成例、断例(典型司法案件汇编)相结合;官方成文法和民间习惯相结合的“混合法”模式 也为世人所称道。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在社会生活中有其相当的合理性。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复杂多变的，人们的行为也是多层次的，因此想要制订一部囊括调处某种社会关系所有社会行

为的法典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传统司法的“混合法”模式则较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一模式强调在司法过程中法律有明文规定的，依法判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法官可比照适用类似的成例、断例;在民间风俗和习惯不违背国家制定法的前提下承认其相对的法律效力。这样的模式一方面可以“以例补律”，使现有法律体系尽可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成文法与民间习惯相结合，既维护了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又使当事人真心接受判决，易于执行，可以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同时司法过程中把民间习惯、成例、国家制定法有机联系起来，既有利于补法之不足，又为新的法典编纂和法令制订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从西方司法实践来看，很多民商事案件的审理，也都承认习惯的相对效力;大陆法系吸收判例法的经验，英美法系借鉴成文法的立法模式，两大法系在法律渊源上日渐趋同，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司法中“混合法”模式的合理性。

第三，传统司法制度可以为当代司法改革提供借鉴。中国有几千年辉煌灿烂的法律文明史，曾经创造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虽然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它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其中也不乏糟粕性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司法制度就一无是处，应该全盘否定，相反其中有许多我们可以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譬如，古代法官责任制度、调解制度和法官审判可以参照成例、断例等制度在当代有其值得借鉴的地方。简易灵活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对今天的司法实践，尤其是在法治各项配套机构和制度严重滞后和不健全的广大老少边穷地区有着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更多的传统司法制度的当代借鉴价值还需要我们在实践和研究中进一步发掘。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毋庸置疑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传统司法制度中能借鉴的东西远无法与西方司法制度相比，但也不能对其全盘否定，一竿子打死。这是因为任何的制度问题和社会问题都有其产生的历史依据，我国现有的司法制度存在的很多问题，与传统司法制度和法律文化不能说不无关系。因此通过对传统司法制度的产生、发展、运行及其背后的各种制度和文化因素进行深刻的研究和反思，这样我们就能更全面准确地把握现有司法制度及其外部社会环境的缺陷，明确司法改革的重点和方向，从而有选择的向西方学习，而不是盲目照搬，使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更好地发挥出它的社会功效。这一点对我国的司法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结论

继承与创新是时代永恒的主题，对待中国传统司法制度如此，对待今天的司法改革依然如此!我们今天进行的司法改革和法律变革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社会工程。正如一位美国学者在回顾西方数千年法律历史时所做出的评述：“(法律的)演变和改革是缓慢的，循序渐进的。⋯⋯保留几百年前的某些标准，遵循祖先的某些习俗和传统，是理智的，也是必须的。” 面对这一宏大的社会工程及改革过程中所涉及的诸多错综盘结的复杂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应对，方能逐步推进中国法制的现代化的进程。

第五篇：中国传统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论文——《易经》与天人合一

《易经》与天人合一

XXX 学号 xxx一班

摘要：文章简述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意义与基本内涵，以及“天人合一”思想与《易经》的关系。并从“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的方面探讨了“天人合一”思想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价值。关键词：天人合一；生活和谐；古代哲学；卦；生活 引言：

《易经》是我国一步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同时，他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1]

然而，《易经》并非只有帝王、术士才能取去研究的，实际上《易经》所包含的东西太多了，它所阐述的易理不仅适用于统治者和政治、军事家，而且适用于全体人民，它一阴一阳的排列组合，保罗了时空万象，阐释了天人义理，可以说它就是宇宙的真理的体现。因此可以说，《易经》阐述的是万物的普遍规律，是一本由古老而深邃文化沉淀出来的经典之作。

实际上，大部分人并不是专门专注于文学和传统文化研究的，对于普通的群众而言，他们更关心的往往是日常生活上的事宜。但是，《易经》依然是指导人们美好生活的“引导者”。其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将它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必然能使得生活更为舒适和和谐。本文将简单阐述《易经》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并试图将它的理念与日常生活结合，描绘一个和谐的生活环境。

正文：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古老的命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源远流长。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为历来的思想家所重视，道、儒、佛家都不例外。

而《易经》的根本，在于帮助人找准自己的位置，它十分强调人与自然合一，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易经》中，乾、坤二卦代表天、地，而天地引申开来也分别有各自的含义。天泛指地面以上的整个天空，又可以代表天地整个自然界，而地则是人类来已存在的家园，是一切生命得以存在的基础。[2]

一、何谓“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一种宇宙思维模式，所指的是与宇宙自然界的生生之德完全

合一的存在状态。是天、地、人和谐相处的一种表现，是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天人合一实际上就是追求天、地、人构成的整体的一种和谐相处的关系。

二、《易经》中的“天人合一”

下面将简单分析《易经》六十四卦中的乾卦和坤卦，以此来分析《易经》中天人合一中天地人中的天与地。

乾为天，包罗万象宇宙无边，虽然运行有序，但高深莫测。乾，元亨利贞，象征着天，而我们就生长在天地之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因此我们应该要顺天道而行，以自然环境为依托。融入自然，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从不停息地以求得共同发展。

坤为地，一般认为包容、顺从、忍耐、柔顺是它的主要内涵，但其最大的特点是负载万物。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实际上，地一直就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空间，人们在地面上

耕种粮食，安居乐业，人类自古就把大地比喻为哺育自己成长的母亲。因此，天、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依靠，因此人要继续在自然界中生存和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与自然也就是与天、地的关系。

三、“天人合一”的内涵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可以看成中国传统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最高理想。

中国传统哲学对于天人关系的探讨,涉及了天命与人事的关系,人性与天道的关系,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等多个方面。所以“天人合一”思想是多层次、多方位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将“天人合一”就简单地等同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必须坚持辩证的基本方法,既要从宏观方面在整体上把握其丰富的内涵,又要从微观方面对其复杂内容加以具体的科学分析[3]。但至少“天人合一”包含了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三个方面。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内涵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系统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第二，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应服从普遍规律。第三，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是一致的。第四，人生的理想是天人的协调。

“天人合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而是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个方面[7]：

“天人合一”孕育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传统。“天人合一”有对天人关系原生状态肯定的意味,人是天的产物 ,肯定自然界先于人的本原地位。中国文化所强调对大自然的回归,进而将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即血缘关系,纳入伦理当中,使道德的规约作用突出,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道德文化。“天人合一”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整体性思维的。“对人与自然未分化的合一所进行的整体观使得中国文化有着对整体、群体的认识。”

“天人合一”导引出中国文化“内在超越”的精神追求。中国哲学中强调“天人合一”不仅指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也有人是“天”的产物、自然的产物、人能认识自然的意味。《中庸》讲‘天命之谓性’,意即天命内在于人心之中,人把自己内在的德性发扬出来,就是阐明天道的一种方式,人对自然的理解依靠人对自己的本性以及生生不息之源的体证。孕育了“内在超越”这一中国文化最深刻的智慧。

四、总结

《易经》是中国人们对自然宇宙探索和总结出来的智慧结晶，其中“天人合

一”的思想是一种宇宙的思维模式，他帮助我们在万变的环境中找到本我，找到与环境想适应的那份宁静，怀着这种宁静的心态，我们能够沉着应对各种变乱，这为我们谱写属于我们的和谐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天人合一”思想左右着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哲学最基本的命题之一,它强调人自身、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它的意义在于要求解决人与整个宇宙的关系问题。

“天人合一”思想对现代的价值，在于深刻的揭示这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影响哲学界，同时也是生态伦理与人伦道德体系的建设的基础，并且对当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五、参考文献：

[1]祖行.图解易经——一本终于可以读懂的易经[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 [2]祖行.图解易经——一本终于可以读懂的易经[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26-27 [4] 孙江.东西方哲学传统与科学的自然观[J].法学杂志,20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