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对中俄战略合作带来的机遇与影响

第一篇：乌克兰危机对中俄战略合作带来的机遇与影响

乌克兰危机对中俄战略合作带来的机遇与影响

来源：国防参考作者：赵春英责任编辑：姜紫微2014-11-02 09:32 0分享到：

深化中俄关系，借助俄罗斯因素来平衡美国对中国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挑战，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中俄两国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进程。冷战时期，从同盟到分裂，从敌对到缓和;苏联解体后，两国由20世纪90年代中期定位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为2011年确立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乌克兰危机为推动和促进中俄关系发展提供了机遇，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中俄关系还存在一定的脆弱性，中俄战略合作将是有限度的再深化。乌克兰危机给中俄关系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

乌克兰危机对中美俄三方关系产生了巨大震荡，为深化中俄战略合作创造了历史机遇。

乌克兰危机令俄美关系恶化，客观上推动俄罗斯走近中国。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在中美之间采取的是“平衡”战略：一方面，防范和戒备中国的崛起;另一方面，不断努力改善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俄罗斯曾三次试图加入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第一次是叶利钦执政初期，俄罗斯奉行“一边倒”的亲西方政策，谋求通过体制和制度改革融入西方“民主大家庭”。第二次是在2001年“9·11”事件后，普京借反恐之机，努力拉近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第三次是梅德韦杰夫执政后，希望以美俄关系重启为契机，与美欧建 立“现代化联盟”。2012年，普京重返总统宝座，对美战略方针仍然为在不损害俄罗斯利益的前提下，在多个领域发展与美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但实际上，这只是俄罗斯的一厢情愿。面对俄罗斯的“善意”，美国与西方国家不但没有接纳俄成为西方的一员，反而借机不断加大对俄打压和遏制的力度。此次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可以说是对俄美关系的一次重创。在美欧联合对俄采取政治、经济和军事全面制裁的情况下，俄罗斯不得不转向中国，以走出被孤立的困境。乌克兰危机深化了中国对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认识，为增进中俄关系注入动力。冷战结束后，中国一直努力避免过早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的首要战略对手，但该战略目标目前已经被打破。在“9·11”事件10周年之际，奥巴马政府对恐怖主义威胁和在伊拉克、阿富汗发动的两场反恐战争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对美国霸权地位真正构成挑战的不是恐怖主义，而是新兴大国的崛起，首当其冲便是中国。2011年，希拉里提出对亚太地区实施“再平衡”战略。有专家学者认为，此次乌克兰危机会牵制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但事实上，美国对俄罗斯吞并欧洲第二大国领土这一重大事件的反应，只是采取了美认为很重要而俄却很藐视的制裁措施。美国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学者米尔斯海默在《纽约时报》以《乌克兰问题不应干扰美遏制中国》为题撰文指出：“美国不应在乌克兰问题上浪费精力与俄罗斯周旋，因为美国需要莫斯科来帮助处理伊朗、阿富汗问题，并最终遏制中国这个美国未来唯一的对手。”由此可见，美国的确已把中国作为首要战略对手，并不断插手中国周边事务，集中力量坚定不移地对中国进行打压。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周边局势持续紧张的情况下，为维护和拓展自身战略利益，需要与俄罗斯进行战略合作，来牵制和抗衡美国

乌克兰危机推动了中俄大型贸易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两国“政热经冷”的短板。中俄关系的“软肋”在于缺少牢固的经济联系。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在遭到美国和西方的外交、金融孤立后，转向中国。此次普京访华与中国签订了总价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供气协议，从而结束了长达10年久拖未决的艰难谈判。此前，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价格问题，最后中俄都做出了让步，最终定价稍低于俄罗斯对欧洲380美元/千立方米的出口价，高于中国从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国家进口油气200美元/千立方米的价格。此项贸易协议，从长远来看，除经济上的互惠外，更具有政治意义，特别是在能源这一高度敏感领域中的长期合作，为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注入了活力。如今，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特别是能源依存已成为维系大国关系的重要纽带。中国持续发展需要俄罗斯的能源和原材料，而俄罗斯振兴则需要中国的资金和技术，中俄经济优势互补，具有很大的合作潜力。中国不仅是亚太地区，也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俄罗斯可以利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拉动其远东和滨海地区经济。两国经济上的合作互惠，也会增进双方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合作。

乌克兰危机深化了中俄战略互信，开启了两国关系的良性互动。中俄同为美国的战略对手，但长期以来，俄罗斯向往融入西方，把 对美关系放在重中之重，而中国也把中美合作放在对外政策的首要地位。所以，尽管中俄两国在某些国际热点问题上拥有一致的政治立场，但受美国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无法实质性走近。乌克兰危机爆发后，随着俄美关系的冻结、美欧对俄的全面制裁，以及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东海、南海的岛屿和海洋权益争端不断升级，中俄关系实际上在不断走近，战略互信也得以加强。在俄美关系出现紧张的特殊敏感时期，无论是中国对克里米亚问题的政治立场，还是俄总统普京访华、上海“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召开、中俄“海上联合-2014”联合演习，以及两国油气供应协议的签订，两国之间这样大动作的战略互动表明中俄关系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乌克兰危机并未改变制约中俄关系发展的因素

乌克兰危机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但与此同时，中俄关系还存在薄弱环节，有一定的脆弱性。中俄经济合作的不平衡性依然存在。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两个相邻的世界性大国，在经济合作上具有三个不平衡性：一是经济合作与政治关系的不平衡;二是中央与地方积极性的不平衡;三是大型项目合作与小型经济往来的不平衡。中俄经济合作的规模与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地位极不相称。2013年，中国对俄罗斯的对外贸易额只有870亿美元，而同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额为5200亿美元，与日本、韩国的贸易额分别为3125.5亿美元和2500亿美元，与欧洲 4 是5600亿美元，习近平今年访问欧洲时提出还要使中欧贸易额突破10000亿美元。同年，俄罗斯对巴西的对外贸易额为902亿美元，对澳大利亚为1300亿美元，对韩国2700亿美元。可见，中俄之间的经济合作还处于较低水平。虽然今年5月20日在习近平和普京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中俄两国签署了能源、电力、航空、通信等领域40多项合同文件，但俄市场并无积极反应，俄天然气工业公司股票反而下跌了2.33%。正因为缺少厚重的经济合作作为“压舱石”，中俄关系这条航船的前进方向并不明确。

中俄地缘利益矛盾和冲突由来已久。历史上，随着中国的衰败，俄国大举东扩，特别是在1750年以后武力胁迫中国签订了104个不平等条约。在1689年至1883年间，沙俄先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伊犁条约》《科布多塔尔巴哈台界约》等多项条约，霸占中国及中国藩属400余万平方千米领土。而早在13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也曾踏入俄罗斯的领土。由于历史上的争端和恩怨，虽然两国关系不断改善，但战略互信仍有很大发展空间，俄罗斯官民中对中国崛起普遍存在一种深刻的忧虑和戒备心理。加之在地缘方面，俄罗斯远东地区同中国东北三省相比处于“空虚”状态。中国东北三省面积145万平方千米，人口1.2亿，加上流动人口平均每平方千米100人。俄罗斯远东地区为670万平方千米，620万人口，每平方千米平均不到1人。所以长期以来，俄罗斯在远东地区对中国采取了种种限制政策，使得两国合作无法全面展开，在经济领域的合作更是有限。俄罗斯民族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难以改变。俄罗斯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虽然它80%的领土处于亚洲，但政治、经济、文化、人口重心却在欧洲，所以无论是过去的沙俄，还是现在的俄罗斯，对欧洲向来都有着特殊的情结，融入西方社会是俄国梦寐以求的目标，尤其在每一个历史变动、关键变革和重大转折时，都会以欧洲为参照来思考国家的命运和战略选择。然而，现实却让俄难以遂愿，西方列强始终将这只“北极熊”视为异已，对它有着极强的戒备和排斥。俄罗斯虽然在回归欧洲的进程中始终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始终没有放弃这一愿望。与此同时，俄罗斯民族对东方各民族在心理上始终抱有一种优越感，不屑与东方“劣等民族”为伍的心态一直普遍存在。在历史上，俄罗斯在西向欧洲不成的情况下，往往都会选择欧亚主义路线，而这一政策路线给中国带来的往往是国家利益被侵犯，被当成棋子来平衡俄与美国和西方的利益关系。中俄关系从属于中美、俄美关系是客观现实。强大的美国因素一直制约着中俄战略合作的发展。中俄合作是基于美国一极超强的现实压力，为维护国家利益所做的战略选择。冷战结束后，美俄之间，由于北约东扩、反导问题、乌克兰问题、伊朗核问题和叙利亚问题等无法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始终难以改变两国对抗关系的主旋律。随着中国国力的快速发展，美国通过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化与盟友的关系，不断加强对我战略遏制和围堵。而中俄之间，随着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束、中俄边境划界问题的解决，已不存在实质性的矛盾和冲突，在抗衡美国世界霸权的共同战略利益基础上，两 国关系不断走近和提升。但同时，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把对美关系置于国家对外政策的首要地位。对未来中俄关系的定位，俄总统普京已经明确指出，俄罗斯不打算与中国结成军事政治联盟。虽然乌克兰危机客观上推动了俄中关系的发展，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发展将是有限度的，是以不损害双方对美关系为前提的。俄罗斯外交一贯功利。中俄战略协作与冷战时期的中苏同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过去的中苏战略合作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具有相对的长期稳定性。而现在，中俄处于平等的政治地位，是基于共同的战略利益而建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这种共同的国家利益是随着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乌克兰危机虽然促进了中俄关系的发展，但也具有一定的暂时性。目前，在遭到美国和西方经济制裁、俄欧中断军事技术合作的情况下，俄罗斯在政治上需要国际支持，在经济上需要为其能源和武器找到出口对象以换取外汇，而中国最符合其战略需要。但是，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不会长期坚持下去，因为制裁只会推进俄罗斯与中国的战略合作，这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未来，俄罗斯会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继续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以国家利益制定对外政策的决策选择也不会改变。对构建未来中俄关系的几点思考

虽然中俄关系还存在一定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但在中美俄三边关系中，中美矛盾大于中俄矛盾，我们要借助俄罗斯因素，拉俄抗美，全面深化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同时保持适度的灵活性。全力推动中俄各层次的经济往来。在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主导因素之一，作用也在不断提升。俄罗斯对于中国意味着巨大的资源潜力和地利之便。俄罗斯的天然气储量、产量均居世界第一。石油产量与沙特不分伯仲。自然资源总值为300万亿美元，现已探明的自然资源为30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而美国和中国分别为10万亿和5万亿美元。已探明正在开采的油气田有3000多个，其中一半以上的石油和九成以上的天然气集中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地区。俄60%的国家收入来源于石油、天然气和煤的销售，而中国目前只有9%的进口石油和1%的进口天然气来自俄罗斯。这些良好的条件为中俄两国能源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很大的提升空间。为此，除推动与俄罗斯中央政府间大型的经济合作项目外，还要努力推动与地方政府及公司企业间的合作往来，以扭转小型经济往来萧条的局面，在各个层次全面拓展两国的经济合作。

努力深化中俄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目前，中俄关系是我国对外关系中最友好、也是最特殊的，中俄两国在维护国家安全上，均受制于美国。国际政治实际上就是各国实力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合力场，每个国家的实力延伸都有极限和底线，一国伸缩极限就是另一国安全的底线。俄罗斯不会主动触及和挑战美国的底线，但也不惧怕美国。目前，俄罗斯在军事实力上，陆基弹道导弹数量对美拥有6:5 的优势，导弹核潜艇和军人数量与美相当，是大国中唯一能够与美国保持核战略平衡的国家。过去苏联以核武器抗衡美国，而今天的俄罗斯除了核武器，其常规力量在经过军事改革后，战斗力也得到全面提升。我国军力虽然近年得到快速发展，但与美军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所以，我们要与俄罗斯形成紧密的战略利益联系，利用好俄罗斯强大的军事技术基础，积极与之开展不同规模、类型的联合军事演习，创造军事交流的机会，推进中俄防空反导体系建设，增加装备采购量，通过制度化、机制化的军事合作，一方面促进两国的军事互信，另一方面形成合力，对美国及其盟友形成战略威慑，以平衡美国的军事优势。

积极开展中俄文化交流活动。文化影响观念，观念决定战略选择。此外，文化对构建国家吸引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可以影响精英人物，还可以影响普通民众。冷战期间，从1958年到1988年的30年时间，曾有约5万名苏联各行业人员到美国高校进行学习交流，后来这些人当中有的成为俄罗斯的精英人物，如对戈尔巴乔夫产生重要影响的雅科夫列夫。同时，约有50%苏联人和70%～80%的东欧人每周都能听到由美国政府资助制作的广播节目。文化上的接触对改变美苏关系起到重要作用。在中美俄三边关系中，俄罗斯与美国在文化和宗教上具有同源性，与中国则有较大差异。而在信息时代，民意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作用不断提升。为弱化俄罗斯对中国发展存在的疑虑，增进两国了解，加强战略互信，深化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我们应当广泛开展多层面的中俄文化交流活动，除举办中俄“文化年”之类的官方活动外，还可以增加民间互动，组织两国专家、学者、老师、学生互访交流，吸引俄罗斯年轻人到中国学习，增加对俄的网络和影视节目等，以在文化接触和交流中传递中国的正面信息和国家形象。

在俄美之间把握好战略平衡点。发展中俄关系绕不开美国因素，所以在两者之间，要以中国国家利益为准绳，平衡两面的得与失。我们要看清，俄罗斯毕竟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欧亚“双头鹰”，视美国为其对外关系核心的看法不会改变，既想与美保持良好关系，又不愿屈从逢迎美国。俄美两国之间虽然矛盾和冲突不断，但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长期的全面对抗也难以发生。而对中国来讲，无论是从经济发展，还是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我们既要把美国作为主要的战略对手，但同时又不能把美国推到对立面。塑造中美关系要以合作来平衡对抗，特别是在我军与美军实力还存在差距的情况下。所以，我们既要借助俄罗斯因素，在中美俄三边关系中塑造对我有利的态势，又要在不伤及中美之间重大战略利益的前提下，保持中俄战略协作的灵活性。中俄关系应保持不结盟、适时的战略协作，关系密切而不互相依附，扩大共同利益又维护各自尊严，寻求共同立场而又保持适当距离。

第二篇：中俄文化交流对中俄合作的影响研究

中俄文化交流对中俄合作的影响研究

摘要：中俄两国关系现在处于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两国文化上的差异也终将在跨文化的沟通与人文交流中得以相互碰撞、沟通、融合与欣赏中相得益彰，从而促进两国全方位的合作。中俄两国能够在合作中达到共赢，真正建立中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文化交流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中俄双方要以官方的文化交流促进两国间广泛的民间文化交流；提高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并充分发挥文化交流在合作中的支撑作用；在日益国际化的背景下提高外交人员与普通民众的人文素养。以更好地促进中俄合作，实现两国新时期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地缘优势；经济互补；中俄合作；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6）04-0013-02

俄罗斯是中国的邻国，也是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之一，中俄两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结下了良好的友谊关系，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合作越来越多，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中俄两国有着各自相对漫长的文化发展历史，而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是了解一个国家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自上个世纪中期中俄两国正式建交以来，两国在各方面的合作交流也逐渐深化，例如在2006年和2007年，分别在两国举办“中国年”和“俄罗斯年”，同时在2009年和2010年又分别举办了“汉语年”和“俄语年”，这些举措都表达了中俄两国在文化交流达到更高的层面，给中俄两国建立相互认识、互帮互助的战略合作环境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基础。因此，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是维护中俄两国良好稳定合作关系的重要前提。

一、中俄文化之间的区别

文化，其概念非常广泛且常被赋予多样化的理解，它是一种社会现象。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参与社会过程中形成的财富总和，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与制度、结构等的综合体。历史、内容、故事是文化的表现特点，它代表了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的传统习俗、风俗习惯、行为思维、宗教观念等，反映了区域间的差异化。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经过五千年的传承和发展，形成了非常深厚的底蕴，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内涵，但与近代先进文明的融合时间较短，处于磨合期；俄罗斯文化虽然只有一千年左右的发展历程，但基本在其形成之时就一直受到西方先进文明的影响，发展很迅速，拥有一套明显的近现代特征，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

儒家经典一直作为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其思想体系代表了中国文化在政治、社会、道德等方面的最高境界和标准。作为中国发展历程中重要的思想指导准则，其文学主张让中国的扩张意识薄弱，以和为贵的观念使中国在国际地位中处于一个中立的局面，但这思潮也阻碍了中国在科技等方面的改革创新。

俄罗斯文化自诞生开始大约经历了一千年的时间，与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相比，其发展历程就显得不那么充分了，并且俄罗斯文化一直和宗教信仰相关联。18世纪后，彼得一世提倡欧化政策，俄罗斯开始引入西方先进近代文明，俄罗斯传统文化在西方先进文化的有效融合下，形成了具有俄罗斯本国特色的新文化特征，并于19世纪开始迅速让俄罗斯处于世界的领先行列。由于其地理位置因素和历史发展的进程，俄罗斯在融合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后，形成了比较独特的文化特征：俄罗斯具有大规模对外扩张的救世主义理念，同时其横跨欧亚两陆的领土环境使其安全感较低，因此使得俄罗斯具有帝国主义思想。但是，俄罗斯传统的文化信仰主张调和以及平衡，这与其扩张思想相反，因此，俄罗斯文化是一种综合文化共同体。

二、中俄文化交流的影响

中俄两国自建交以来，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有较深层次的合作交流。两国政府都很重视双方的文化层次交流，这也是促进两国建立稳定有序的友好关系的重要途径，当然，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中俄两国建立文化交流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不利于中俄关系的发展。

（一）有利影响

促使中俄两国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中俄自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不断上升，“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已经深入两国人民的心中，这为中俄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中俄友好协会、中俄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等纷纷设立，从文化领域交流出发，逐步将合作领域扩大到科教文卫等其他方面。中俄两国政府也积极推动双边文化交流建设，双方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及定期进行交流会晤，将两国文化交流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经常性地开展中俄两国民间文化交流活动，以文化交流为契机，扩大媒体、旅游、体育、科技等其他方面的影响，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增强两国互补优势效应。中俄由于国情、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差异，两国在国内发展的方向和需求也不尽相同。中国儒家思想使得中国人民专注农业、手工业等传统行业的发展，同时劳动力及其丰富；而俄罗斯受西方国家文化影响，其扩张思维让俄罗斯在科技、军工等行业领先世界。两国在发展的过程中的优势能够很好弥补对方的劣势产业，中俄两国领导人通过定期会晤、加强交流等方式签订了以文化交流为表现形式各种合作协议，表明了中俄两国在多个问题上有相同的目标。中俄文化的差异也体现了中俄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互补性，通过开展有效地文化交流活动能够充分增强两国优势产业给对方带来的利益，实现双赢的目的。

（二）不利因素

中俄两国文化交流不平衡。虽然中俄两国领导人签订了一系列以对等为原则的文化交流项目，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存在一些不平衡现象，如俄罗斯民间文化团体来华宣传演出的规模和数目就远远大于国内赴俄罗斯的团体，这主要是由于国内人民对俄罗斯文化的认识和了解程度不够，同时由于俄罗斯政府没有有效执行引进中国文化团体的政策，这些都造成了中俄文化交流之间的障碍。目前来说，中俄文化交流的形式主要还以政府主导的方式，两国政府在文化宣传以及引导的输出力度不够，没有形成规模化的民间参与，无法有效地开展中俄民间文化交流市场，这些都不利于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活动的平衡发展。

中俄文化交流覆盖面少，无法形成趋势发展的目的。中俄两国官方的文化交流活动在近年来得到较多的开展和举办，但往往集中在北京、上海、莫斯科、圣彼得堡之类的大城市或两国边境城市，并且开展活动的内容基本都是以文艺表演或艺术展览等比较单一的形式。这样就无法形成很好的文化范围覆盖，人们能够感受到的中俄两国文化就局限于艺术层面的理解，无法真正实现深入认识对方文化的目的。国家文化包含了传统习俗、风俗习惯、行为思维、宗教观念等，每一层次都有其独特的精髓所在，因此，中俄两国需要开展多样化的文化交流活动，才能促使两国人民真正地理解对方的文化内涵，形成共同的认识和价值观，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贸易往来。

三、加深中俄两国文化合作的策略

（一）以官方的文化交流促进两国间广泛的民间文化交流

群众作为一个国家的社会基础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不能局限于政治主体，也要深入人民群众当中，例如开展符合群众日常生活的文化交流活动、制定优惠政策促进中俄边境地区的贸易及其他活动往来、设立多样化的中俄文化交流活动场所等，真正将中俄文化交流的主体覆盖到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辐射扩散效应，让中俄友好局面得到巩固和稳定。广大群众通过两国的文化接触和交流，能够将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层面，两国人民能够更好地相互理解、相互信任，为两国人们建立合作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两国人民通过互相间的文化了解和接纳，才能在意识上达成共识，有助于各项合作计划的提出和落实，扩大中俄两国的合作领域和层面。

（二）提高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并充分发挥文化交流在合作中的支撑作用

两个不同的民族能否进行愉快与持久的合作，双方的文化交流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这个时候，文化虽是软实力，但却起着决定作用。中国应该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结合中俄两国的实际需求，开展定制化的彰显民族文化传统的特色合作交流活动，让俄罗斯人民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充分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例如可以开征文化主题旅游、中医保健、汉语言学习交流、传统民间工艺品贸易等具有文化特色的合作项目来宣扬中华文化的精髓和特点，提高参与人员的文化品位和素养。通过将文化精髓和产业发展相结合，形成完善的中俄文化交流模式，进而打造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民族文化品牌。

（三）在日益国际化的背景下提高外交人员与普通民众的人文素养

中俄文化交流合作中，群众将成为交流活动的参与主体，其文化素养也影响着交流活动的效果。中国近年来越来越重视教育的投资，也确实在国民素质方面取得较大的提升，但在文化的理解和学习上缺乏足够的推广，人们对俄罗斯文化基本处于理解空白阶段，甚至有些群众对中国文化都不能很好地掌握。针对这一现象，中国政府需要加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培训，无论是从事中俄外交活动的公务员、从事中俄文化教育事业的学者，还是从事中俄贸易活动的商人等，都需要提高自身的文化底蕴，让中俄文化交流活动的参与者能够有效地提升自身甚至国家的形象，从日常生活做起，将中国文化底蕴涵盖到各个方面，这样，才能让俄罗斯人民真正感受到国人高素质的表现，为以后的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奠定良好的形象基础，也能够让俄罗斯人民在两国文化交流合作中更坦诚地展示俄罗斯文化。

中俄两国由于历史发展以及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在两国建立合作发展的道路上有许多问题要解决，加强两国的文化交流能够促使双方更好地理解中俄两国国情，为后续在政治、经济、军工等其他方面的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中俄两国文化各不相同，都有自己的特点与专长，随着世界大同的理念在全球范围的传播，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广泛普及，文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承担了平衡协调的作用，是推动各国间合作的重要动力，因此，中俄两国加强文化交流能够巩固两国建立的信任关系，深化各领域层面的合作，推动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共同发展和进步，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赵洪波.提升中俄文化外交战略的再思考[J].东北亚论坛，2013（6）：107-112.[2] 靳会新.俄罗斯民族性格形成的历史文化因素[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1）：53-61.[3] 丛 鹏，张 颖.战略视角下的中俄关系[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1.[4] 黄 庆，张 萍.中俄关系二十年：稳步发展的战略协作[J].俄罗斯学刊，2013（3）：25-33.[责任编辑：方 晓]

第三篇：国际石油战略格局与中俄能源合作前景

国际石油战略格局与中俄能源合作前景

冯玉军

[内容提要] 未来，国际石油战略格局可能呈现美国主导、供应方三分天下的局面。在新格局下，产油国与石油进口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与矛盾分歧相互缠绕，相互依赖进一步增强，既斗争又妥协将成为其相互关系的主要特征。中俄能源合作是中国能源安全能否得到保障的重要一环。在普京第二个任期，俄罗斯能源外交将进一步得以强化，目标将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手法更加多样。尽管近年来中俄能源合作经历过一些波折，但前景看好。

[关键词] 石油战略格局；中俄能源合作；能源安全；能源外交

[作者介绍] 冯玉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保障能源安全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但在21世纪，中国必须面对的两个问题却是“石油消费量显著增加和受石油资源的约束需要大量进口石油以满足国内需要”[1]。随着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如何实现能源来源的多元化、保障海外油气资源的稳定供应已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迫切问题。中国的对外能源合作是在国际石油战略格局的大背景下开展的，而加强与地缘接近的世界油气出口大国俄罗斯的合作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选择。那么，当前的国际石油战略格局有何特点?中俄能源合作的前景如何?当前学术界对这些问题有 着不同的看法，大多数认为国际石油战略环境恶化，中国能源安全问题堪忧。而由于俄罗斯远东石油管线的一波三折，大多数国际媒体对中俄能源合作前景都不看好，有的是忧心忡忡、有的幸灾乐祸。但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分析国际石油战略格局的变化，准确把握俄罗斯能源产业以及能源外交发展趋势的话，就可以认为中国的能源安全环境并非一片漆黑，中俄能源合作前景依然看好。

国际石油战略格局

石油安全问题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准确把握国际石油战略格局的脉动自然是有着重要意义。

21世纪之前的国际石油战略格局演进史，大致 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世纪60年代世界石油工业诞生，到20世纪70年代初。其主要特征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凭借其经济优势、政治权力甚至军事实力垄断着国际石油战略格局，世界石油的生产、运输、销售及使用几乎完全操纵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在这个阶段里，石油甚至丧失了其商品的意义，而成为西方宗主国向殖民地产油国索取的“贡物”。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20世纪末。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以欧佩克为核心的第三世界产油国以收回原油标价权、提高油价、减产、禁运及国有化等措施不仅 保障了产油国的合理收入，而且第一次以石油为武器沉重地打击了西方发达国家，促发了1973一1974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80年代后，欧佩克成员国还在石油运输、提炼、化工和销售等领域加快合作步伐，以增强对世界石油战略格局的影响。可以说，欧佩克的崛起，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垄断国际石油经济的局面，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中的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2]

而21世纪初的“伊拉克战争”以及近来石油地缘政治环境的一系列变化，预示着国际石油战略格局正酝酿着新的重要变动。未来的国际石油战略格局可能呈现美国主导、供应方三分天下的局面：伊拉克影响回升，并在美国直接控制下成为调节国际油市的重要杠杆；欧佩克影响渐成衰势，但影响仍不可小觑；俄罗斯、非洲等非欧佩克产油国地位上升、影响增强。在新格局下，产油国与石油进口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与矛盾分歧相互缠绕，相互依赖进一步增强，既斗争又妥协将成为其相互关系的主要特征。一方面，产油国既要争夺市场份额，又要避免油价急剧动荡。石油供应格局的多元化必然导致产油国为市场份额展开角逐，但同时，国际石油市场多年形成的运作机制和对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担心，也使各产油国避免进行恶性竞争。欧佩克已制定价格稳定 机制，划定油价波动范围为22一28美元之间，意在防止油价大起大落。俄罗斯曾一度对欧佩克的“限产保价”政策进行抵制，但近来考虑到伊拉克战争带来的不确定因素，也加强了与欧佩克在油价问题上的协调。另一方面，石油进口国既有促进石油供应多元化、联合自保的共同需求，也有争夺石油进口来源的潜在矛盾。面对供应多元化形势，石油出口国和进口国也加强了多方位合作，中东、俄罗斯、非洲、拉美产油国都与美、欧、日、中等石油消费国建立起不同层次的合作关系。同时，为降低市场风险，主要 消费国也通过国际能源机构等多边组织加强了相互合作。在石油消费和进口增势迅猛的亚太地区，推动能源网络建设、建立区域能源储备也成为热门话题。但同时，能源消费国在能源进口渠道方面的竞争仍在继续。

从长远看，石油多元供应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首先，世界石油将具备更充足稳定的供应，油价呈现稳中有降趋势，总体上符合石油消费国的利益。其次，美国石油安全得以巩固，其对国际石油市场的控制能力增强。如何处理与美国的能源合作，成为石油需求国面临的重要课题。第三，能源需求国对外能源合作面临更多选择，但同时能源外交棋局也更加复杂，博弈变数更多，因而进行对外能源合作需要在大棋局下做通盘考虑。[3]

有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继续保持其显著的经济增长，它不可避免地会在许多领域与美国发生越来越严重的利益冲突，尤其是在能源领域”[4]。但通过分析我们看到，当前国际石油战略格局的“天平”并未完全向美国倾斜，而中美在共同维护能源市场稳定方面还有诸多的共同利益。美在世界石油格局中的地位上升，固然增加了其影响世界油价、影响他国经济的可能，但“庄家”亦须遵守游戏规则，世界石油市场的经济规律和美维护“霸权秩序”的政治考虑使其不愿看到石油秩序的混乱。正如国际著名能源专家丹尼尔·耶金所言，“事实上世界仅有一个石油市场，美国仅是全球石油市场的一部分„„美国的石油安全有赖于全球石油市场的稳定”，而为了保障美国的能源安全，应“寻求与其他石油进口国建立能源合作关系，不管这些国家是工业化国家、新的‘全球化国家’，还是贫穷国家。可以在多边的基础上建立关系，也可以建立双边关系”。[5]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托马斯·巴奈特教授也认为，“美国对中国进行石油遏制”的观点是一种非常近视单一的思维，“美国为什么要堵截中国的石油渠道呢?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是美国跨国公司最重要的劳力源泉。虽然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在未来会变得更加激烈，但这种竞争并不能通过军事对立来解决”。[6]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在国际能源市场上作用的增强，中国正在成为影响自身能源安全的重要变量，换句话说，中国的能源安全能否得到保障，不仅取决于国际能源安全环境的变化，更取决于自身的能源战略地位、能源战略思维与能源战略举措，而能否顺利推进中俄能源合作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俄罗斯能源外交走向

“能源是俄罗斯发展经济的基础和推行内外政策的工具。”[7]在普京的第二任期内，能源产业的发展和能源外交的拓展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新任俄罗斯工业与能源部长赫里斯坚科在上任后表示，新政府在能源领域的首要任务是“加快速度、增强力度”。可以说，俄罗斯以能源产业带动经济振兴的战略没有改变，其加强对外能源合作的力度还将不断加强，而“俄罗斯石油的安全意义在于，在今后十年，俄罗斯石油产量和出口量的增长有利于扩大世界石油的供应来源，有利于抑制欧佩克的‘高价减产’政策对国际石油安全和世界经济的有害影响，也有利于世界石油供应的多元化和油价的稳定”[8]。

去年出台的《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已经为俄罗斯能源产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普京在第二任期内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有效地贯彻这一战略。从目前看，普京的能源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为实现《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近期，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将审议《管道运输法》，它将成为规范俄管线建设的主要法规；今年上半年，俄罗斯工业与能源部将向政府提交新的《矿产法》草案。俄工业与能源部长赫里斯坚科称新法案具有“革命性质”，其意义在于使矿产利用与开发从行政法领域转向民法领域。新法案通过后，矿产开发者将与行政权力机关就矿产利用签订民法合同，这将更好地规范双方的权利、责任与义务，为能源产业的发展提供更稳定的法律制度环境。[9]

第二，密切关注国际石油市场动态，以灵活的税率政策调节石油出口。在近日召开的俄罗斯财政部与经济发展部联席会议后，普京明确指出未来四年俄罗斯面临的经济环境可能要比前四年差，其重要原因就是国际油价将从目前的高位降至每桶23—抖美元甚至更低。因而普京要求政府密切关注国际油价变化并及时采取相应决策。[10]俄财政部长库德林表示，未来俄罗斯政府将以灵活的税率政策应对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如果油价保持在每桶20—25美元之间，石油出口税将是35—45%，如果油价超过每桶25美元，出口税将升至45—65%。[11]

第三，加强国家对油气公司与油气管道的控制。自去年底以来，围绕着俄罗斯石油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被捕和对尤科斯石油公司的司法调查，俄罗斯政界、财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可以说，“尤科斯事件”展现了普京对“能源大政治”的总体思路。笔者认为，未来加强对油气战略资源的国家控制将成为俄发展能源产业和开展对外能源合作的重要原则，具体说来包括：避免私营公司过度扩张，尾大不掉；决不允许外资在俄能源领域占主导地位；尽管俄要增加石油出口量，但最终决定权要掌握在国家而非私营公司手里；油气管线的控制权要控制在国家手中。[12]

众所周知，自2田2年以来，围绕着尤科斯公司倡议的“安大线”和俄五大私营石油公司倡导的“摩尔曼斯克管线”，俄罗斯国内产生了激烈的争论。私营石油公司认为，他们有权投资石油管线建设并拥有所有权，但政府将油气管线视为调控能源运输与出口的命脉，坚决反对放松对它的控制。目前，俄罗斯绝大部分石油管道归石油运输公司所有，绝大部分天然气管道归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所有。去年俄罗斯几位石油大亨曾致信当时的总理卡西亚诺夫，要求自己建设油气管线，遭到拒绝。今年3月初，“俄罗斯石油出口商联盟”又致信新总理弗拉德科夫，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但政府的立场不大可能改变。[13]4月29日，普京强调，“目前还没有理由解除国家对管道运输系统的控制”，但他同时也表示“这并不妨碍吸引私人投资，私人投资还可能受到欢迎。在保持国家对管理运输系统的控制和国有制的基础上，可以引人私人资本”。[14]

根据《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俄罗斯对外能源政策的根本目标是：“使俄从单纯的原料供应者转变为可在国际能源市场执行独立政策的重要参与 者。”[15]这一表述清晰地勾勒出了俄罗斯能源外交的战略目标，其实质就是俄罗斯不仅仅要通过油气出口赚取外汇，更要通过有力的外交运筹成为国际能源市场规则的制定者，成为国际能源战略格局的“操盘人”。俄罗斯认为，只有这样，俄罗斯才不会成为只输出初级产品的“资源附庸国”，才会在国际劳动分工中占据有利的地位。

在普京第二个任期，俄罗斯能源外交将进一步得以强化，目标将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手法更加多样。今年2月下旬，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马尔格洛夫在柏林参加“俄罗斯与欧盟的对外政策目标及挑战”国际研讨会时就明确表示，在可预期的未来，俄罗斯将“充分发挥自己的自然资源与地缘优势，俄罗斯的能源外交将继续加强”。他认为，这主要包括几个内容：首先是加强与美国的能源对话；其次，要通过向中国、或者通过纳霍德卡的深水港向能源需求增速远远超过欧洲国家的亚太国家出口石油实现远东的腾飞；第三，要继续深化与欧盟的能源对话。马尔格洛夫强调，“能源问题不仅是使俄欧接近，更是将俄罗斯与欧盟的利益密切相连的因素，未来俄欧能源对话将更加显著。俄罗斯将在可接受的条件下参与到维护欧洲能源安全的进程当中”。他表示，俄罗斯公司进人欧洲市场将为解决俄欧之间的政治问题，包括整个欧洲安全问题创造良好条件；而欧洲安全是建立统一的大欧洲经济的基础。[16]从马尔格洛夫的表述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俄罗斯不仅将能源外交作为拓展海外市场、获取实际经济利益、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手段，而且也将其视为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

与亚洲地区的合作是俄罗斯21世纪对外能源政策的另一个重点。[17]无论是中国、韩国、日本，还是印度，都对俄罗斯的能源外交有着重要意义。从市场层面来说，在国际石油战略供应格局呈现三足鼎立的形势下，亚太市场对于俄罗斯来说有着重要的吸引力，俄罗斯不可能总是捂着自己的“油桶”待价而沽，需要大力开拓亚太能源市场。从投资来说，未来20年俄罗斯能源领域需要大规模的外资投人，而对于急需保障能源安全的亚太国家来说，在可接受的条件下加大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投资也是其重要选择。

中俄能源合作前景

由上可知，俄罗斯借能源产业加速国家经济复兴的既定方针不仅不会改变，而且实施的力度还会加强。尽管近年来中俄能源合作经历过一些波折，但前景依然看好。

在“安大线”由于种种原因被迫拖延的时候，普京总统对提高向中国的输油量十分重视。正是在他的亲自关注下，今年2月中旬，俄中双方商定加大铁路输油量，预计今年达386万吨，2005年达550万吨，2006年达1000万吨。俄罗斯铁路公司计划制订通过“贝阿铁路”的更大规模的铁路输油计划，最终使对中国的铁路输油量达到每年3000万吨。[18]此外，尤科斯公司也准备与中石油和中石化签署年供油量达1500万吨的七年期协议。[19]如果这些协议能够商定并且落实的话，“安大线”原定的对华石油出口量可以得到有效的替代。

俄罗斯酝酿出台的远东油气管线新方案也顾及到了中国的利益。在2月26日召开的俄罗斯远东与后贝加尔地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发展会议上，普京总统委托萨哈共和国总统什德罗夫负责制订远东油气出口管线具体方案，称这是“事关全国的战略问题”，[20]并命令俄联邦政府近期就此做出最终决策。[20]4月14日，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表示，俄将信守在能源项目上对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承诺。俄罗斯政府正在进一步研究向中国出口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问题，预计在今年下半年俄中政府总理第九次定期会晤时，俄方将向中方宣布有关能源合作的决定。俄外交部副部长费多托夫近日访问上海时也强调：“俄罗斯赋予俄中能源合作以优先意义。目前正 在制订各种方案，以使俄中能源合作更加有效、更加具体。”[21]

萨哈共和国总理鲍里索夫表示，受总统委托制订的“萨哈方案”将建设油气管线统—“走廊”并将其纳人“俄石油运输公司”的系统。具体走向是：从下波伊马(邻近泰舍特)经尤鲁布切诺—托霍姆斯克油气田、上聂琼斯克油气田、塔拉坎油气田、恰扬金油气田、连斯克、奥廖克明斯克、阿尔丹、涅留恩格里、腾达、斯科沃罗季诺、布拉格沃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直至纳霍德卡。[22]萨哈共和国总统什德罗夫在接受普京总统委托后称，新方案将成 为“安大线”与“安纳线”的替代物(见图)。[23]

与“安大线”和“安纳线”相比，“萨哈方案”有诸多优势：(1)穿越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几乎所有的重要油气产区，可以最大限度地使资源潜力与管线优势相结合，推动整个东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的能源产业发展；(2)起点从安加尔斯克改为下波伊马，可以更方便地利用西西伯利亚的石油，以解决短期内东西伯利亚油源不足的问题。(3)新方案中的油气管线不经过国家公园，远离贝加尔湖，只穿越勒拿河，因而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保障生态安全。(4)新管线不经过地震高发区，只有402公里经过低震级区，所经地区地貌简单，只有765公里穿越山区，因而建设难度较安纳线更小。

此次由萨哈共和国提出的新方案更加符合《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的设想及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因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它的实施将对中俄能源合作产生深远影响：

其一，管线连接远东和东西伯利亚所有重要油气产区，对中国的出口也考虑在内。新管线全长6224公里，以后还可与科维克金、杜尔西米宁斯克和亚克金斯克油气田相连。鲍里索夫称，将远东和东西伯利亚所有大型油气田纳人统一管线运输网，有利于该地区油气田的综合开发，既可以保障俄罗斯东部地区自身的能源需求，又可以解决长期油气 出口问题。未来，对日、美的出口可直接在纳霍德卡港装船，对朝鲜和韩国的出口可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建设分管道。对中国的出口有两种可能：一是建设通向大庆的分管道；二是从纳霍德卡用油轮装载。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公司提出的“泰舍特一纳霍德卡方案”也考虑到了建设通往中国的分管线的问题，该公司副总裁2月24日说，酝酿中的管道距离中国边界60公里，因此有可能修支线管道，“如果在政治上做出决定，公司就会去修”。[24]

其二，战略规划较前明确，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俄能源合作的不确定性。新方案将能源出口线路与地区总体发展相结合，摆脱了在“安大线”与“安纳线”上的纠缠，结束了因俄罗斯的战略模糊而导致的中日之间的“较量”，增强了中国与俄开发油气合作的可预测性。

其三，新方案规模庞大，实施周期长，中俄油气合作不可能一缴而就。新管线方案与远东及东西伯利亚油气开发结合，是名符其实的“世纪工程”，其管线铺设、油气田开发都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按照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2003年制订的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天然气开采、运输和供应统一网络建设计划，2007年开始修建从恰扬金油气田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天然气管道，2010年开始工业开采，2011年管线才能竣工。这说明中俄之间的能源合作是一个长期的项目，既定的油、气管线建设都将延迟。

其四，油气管线合一，科维克金—中国—韩国既定管线可能改向。俄天然气探明储量占世界总量的30%，而最靠近亚太市场的就是萨哈共和国。新方案将油气出口综合考虑，并将美国视为未来俄最重要的天然气市场。俄罗斯科维克金经中国到韩国的天然气管线意义因此下降，其既定走向可能遭受冲击。

新油气管线方案的酝酿出台预示着俄罗斯与亚太地区能源合作战略思路的转变。面对俄罗斯的变化，我认为中国应制订综合性对策，促进东北亚地区 能源合作，保障中国能源安全。首先，要制订对俄能源合作大战略。新方案的出台预示着俄已放弃在“安大线”与“安纳线”上的两难选择，将能源开发及出口与远东及东西伯利亚的区域振兴、管线建设、能源安全统筹安排，与亚太国家的能源合作必须符合俄的这一战略规划。俄“亮出底牌”使中国可以摆脱“安大线”的困扰，根据中国能源需求及俄战略走向制订对俄油气合作的长远规划。目前可考虑：(1)积极争取建设从布拉戈维申斯克经黑河到大庆的分管线。(2)与俄商定《中俄长期供油协议》的替代方案。(3)进一步加大铁路输油力度。俄计划制订通过贝阿铁路的更大规模的铁路输油计划，最终使对中国的铁路输油量达到每年3000万吨。中国宜以此为契机，加紧与俄讨论中长期铁路供油方案。

其次，要谋划东北亚能源合作的大思路。新方案的出台使“安大线”、“安纳线”均成泡影，为中日俄从“恶性竞争”到“互利共赢”提供了契机。中国应发挥主动性，倡议成立类似“欧洲能源宪章”的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共同解决东北亚能源安全问题，分享俄能源供应配额。可考虑建立东北亚发展银行，对俄管道建设提供国际融资并与未来石油出口配额挂钩。目 前，日本对俄罗斯的工作力度未减，日本国际协力银行驻莫斯科代表称乐见俄罗斯新政府就管线问题决策，日本石油资源公司表示愿意在政府担保下参与俄罗斯远东和东西伯利亚的石油勘探。同时，有的日本学者也提出，“从亚洲整体能源安全的角度来看，日本不宜独占东西伯利亚的原油资源，而应让国际石油资本也参与该地区的原油开发„„日本既是世界经济大国，又是亚洲的一员。因此，加强亚洲的能源安全保障是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的。日本不应给人以追求‘一花独放’的印象，而应努力让国内外感到日本追求的是亚洲的整体利益”[25]。可以肯定，未来，东北亚 地区的能源安全不可能仅通过双边合作来维护，开展东北亚多边能源合作已是大势所趋。

总之，普京连任对中俄能源合作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俄罗斯以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目标、以油气资源开发和管线建设均衡发展为核心、全方位发展与亚太国家能源合作的战略思路更加明确。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俄能源合作的不确定性，为俄罗斯开展与亚太国家的能源合作提供了较清晰的“路线图”，从而增强了中俄开展油气合作的可预测性。

(责任编辑：吕新国)

注释：

[1]陈清泰:“中国的能源战略和政策”，《国际石油经济》，2003年第12期。

[2]宿景祥等:“国际石油的战略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2期。

[3]冯玉军：“国际石油战略格局面临‘洗牌’”，《人民日报》，2田3年4月10日。

[4]秦家弛：“石油压力”，[香港」《南华早报》，2(X只年2月11日。

[5]Dr.Danial Yergin, “Global Encurity”, Testimonyto the US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Export, and Trade Promotion, 2003.04.08.[6]美国智库聚集中国石油问题”，[美]《华盛顿观察》，2004年4月14日。

[7]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8]吴磊：《中国石油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261页。

[9]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энергетики до конца 1 полугодия 2004 года внесет в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новую редакцию закона о недрах.РИА ТЭК.2004.03.22.[10]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заявил, чт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должно оперативно реагировать на колебания мировых цен-на нефть.РИА ТЭК.2004.03.19.[11]А.Кудрин: Экспорная пошлина на нефть при цене $ 20-25 за барр.Составит 35-45% от цены.http://www.xiexiebang.com.ru/pirnt.php

[25]中津孝司：“西伯利亚原油导演东亚新秩序”，[日]《经济学人》，2004年4月6日。

《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5期

第四篇：能源要素组合与中美中俄能源战略合作

能源要素组合与中美—中俄能源战略合作

傅勇

[内容提要]全球能源供求体系决定着中美、中俄之间能源战略合作的基本走向。各种战略要素组合构成中美、中俄两种能源战略合作类型的框架和特点。中美能源合作具有全球性和互补性，其核心是防止能源主要产地和主要通道的各种安全威胁上升，同时也预防两国能源战略利益差异走向对抗。中俄能源合作则更具有地区性和互利性，其核心将是两国能源供求关系更加长期化、机制化，并推动东北亚和中亚两个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整合。由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和低碳经济升温，中、美、俄三国都开始进行能源结构的战略调整，其能源战略合作出现新的趋势。

[关键词]能源战略合作 战略要素组合 能源地缘政治

[作者介绍]傅勇，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非传统安全研究和俄罗斯中亚地区研究。

全球能源体系正在经历着历史性变革。这个变革是由世界能源供求关系失衡和价格剧烈振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全球气候变化启动低碳经济、传统大国相对衰落和新兴大国整体崛起等长时段的重大战略因素共同推动的。中美和中俄能源战略合作是这个体系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可能超出学术界已有的研究结论。因此，能源战略研究不能限于个别学科领域，更不能 只从某个能源战略要素说明整体能源战略环境。在研究中美、中俄能源战略合作过程中，需要通过全球能源各种要素的分析，认识中美、中俄能源战略合作的多维结构。

一

全球能源体系可以分为能源需求和能源供应两个方面，由此构成全球能源价格体系和价格稳定保障机制，确保全球能源供求基本平衡是这个体系稳定性的基础。中国、美国处于主要能源需求方，俄罗斯处于主要能源供应方。在能源价格的稳定性方面，美国处于能源价格的主动控制方，中、俄处于能源价格的被动接受方。在这三个能源大国中，中国既是能源价格被动的接受方，又是能源进口大国，其 能源供应的稳定性较低。这个定位决定了中国是能源战略合作的主动方。无论是能源需求方，还是能源供应方，都需要稳定的能源市场价格。

由能源供求关系决定的能源价格是能源体系的核心指标，也是能源战略合作的核心要素。国际石油定价权是指在国际市场中，一国在多大程度上有能力使国际油价达到符合本国利益的价位。油价定价能力基本反映了各国的实力。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相当，它对于国际石油定价权的影响力也居于首位。在现行市场体系下，多数国际石油贸易以期货价格作为定价基准。从石油定价权的区域分 布看，欧洲石油贸易以英国国际石油交易所(IPE)的布伦特原油(Brent)期货价为准；北美石油贸易以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的西得克萨斯原油(WTI)期货价为准；东亚石油定价主要受NYMEX和IPE的辐射和引导。强大的期货市场与美元的计价货币地位二者结合，使美国具备在全球范围支配石油资源流动的手段。无论是中国的人民币或俄罗斯的卢布，对能源期货市场都不具备类似美元的价格影响力，因而更需要通过能源供求关系的长期联盟来取得价格的稳定性。防止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也就成为中俄能源战略合作的重要前提。

国际能源价格波动既是由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也是大国货币政策和国际资金流向变化的结果。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必然引起国际能源价格的振荡。当美国需要刺激经济和出口时，它就采取美元贬值政策，从而导致国际油价上涨，这对于中国这个主要石油进口国来说显然不利。当美国需要强势美元时，油价就会下跌，俄罗斯这个主要石油出口国就会遭受损失。美元汇率变化又会引起全球流动性过剩或流动性不足，巨量资本流动就会随着美元汇率升降而涌入或逃离能源期货市场，导致能源价格更大幅度的波动。金融危机与能源价格振荡结合，使高度依赖能源出口的俄罗斯和需要大量进口能源的中国往往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在这次金融危机前后，中、俄都在国际油价涨跌过程中遭到沉重打击。

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但是对国际油价的影响力远远低于美国，“中国因素”很容易成为国际石油期货市场的炒作题材。中国对于国际油价的被动劣势地位还在于国内油价体系尚未与国际市场完全接轨，国内和国际油价之间存在着一个月的滞后期，结果便产生了中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买高不买低”现象。当国际油价暴涨时，中国往往大量购入原油期货甚至现货，但是很快就出现油价暴跌，国内价格不得不保持零售价高位运 行，使中国石油生产者和消费者受到双重损失。

美国影响国际油价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操纵主要产油地区和国家的政治局势甚至改变当地的战争与和平状态。最典型的就是美国两次发动伊拉克战争，多次威胁要打击伊朗和实施严厉制裁，这些重大事件几乎与油价上涨的曲线在时间上完全平行。即使如此，美国战略界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往往在油价上涨时抛出“中国能源威胁论”，造成中美能源战略对抗的假象。2004年，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认为，“美国国内汽油价格上涨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对世界石油供应所施加的压力”。[1]2005年美国国会在《2005年国家能源政策法案》的追加条款中规定，能源部、国土安全部和国防部联合调查中国在全球争取油源的行动对美国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2]2006年，美国国防部在《2006中国军力报告》中指出，中国“单边能源外交”可能会造成地区局势紧张。[3]随着中国对外部能源的需求不断上升，如果不能找到中美能源战略的共同利益，上述负面战略评估就可能成为美国的主流判断。

为防止由于能源供求关系的紧张而走向战略对抗，中美两国必须以能源战略合作作为“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能源战略合作将涉及到能源供求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国际能源生产的可持续性、能源产地和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可保障性以及与能源价格波动相关的汇率机制等[4]，最终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能源供求关系不仅规定了中美俄能源合作具有必要性，也规定了中美俄进行能源战略合作具有必然性。最近10年，俄罗斯石油产量从2000年的3.233亿吨增加到2007年的4.907亿吨，因其国内石油消费没有增加，其增量部分几乎全部用于出口。俄经济结构和国家财政收入严重依赖能源出口，由能源产业创造的产值约占俄GDP的50%，其中3/4依靠石油和天然气出口。2008年，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出口收入构成了俄出口收入的65%，俄政府收入的2/3来自石油和天然气的销售税。当2004年至2007年世界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扬时，俄GDP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出现199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强劲势头，2007年经济增长率达到8.6%。[5]

作为主要能源出口国的俄罗斯对能源价格波动的经济政治后果更为敏感。当世界石油价格从每桶140美元跌至40美元、跌幅达到71%时，俄经济立即陷入苏联解体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增长率在2009年为负5%-6%，失业率为12%，贫困率上升到16%。[6]随着石油价格从最高点的147美元/桶跌至2009年的70美元/桶以下，触及俄国家预算平衡的红线，俄就出现巨额财政赤字甚至财政危机。[7]可见，能源价格波动关系到俄经济基础和国家安全的根本稳定。寻求稳定的能源出口市场，确保稳定的能源价格和能源收入，已经成为俄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为增长最快的能源出口市场，同时又具有稳定的国际支付能力，对于俄能源市场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只要“中国因素”长期存在，俄能源出口市场就有重要保证，能源战略合作就必然成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

能源需求不断增长是中国寻求能源战略合作伙伴的基本动因。1993年中国从石油净出口国转变为石油进口国，到2003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消费国。[8]据国际能源署估计，2008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近1.8亿吨，进口依赖度已达到49%；到2025年中国石油消费将达到每天1420万桶，其进口依赖度将升至75%。[9]由此可见，确保外部油气资源的进口总量，将是一个长期的国家战略目标，而寻求稳定的油气进口来源，是确保国家战略目标的基本条件。实现这个条件的路径，就是与具有巨大油气资源潜力并是世界主要能源出口国的俄罗斯建立稳固的能源战略伙伴关系。

二

中美俄能源战略合作主要受两个潜在供求关系 因素的影响。一是主要大国的石油战略储备；二是主要产油国的油气资源储量。在这两个方面，美国和俄罗斯分别拥有绝对优势，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世界能源供求关系和能源价格走势，而中国在这两个方面都处于相对劣势，对长期价格走势尚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因此，中国在油气储备方面更需要取得美俄的战略合作，即与美合作增强中国的石油预警机制和应急储备，与俄合作加强油气资源勘探以提高油气开采量。

能源应急保障能力是通过石油储备天数来缓解或消除石油供应中断所造成的危机的能力。一国石 油储备天数越长，则该国的应急保障能力越强。经过1970-1980年代石油危机后的长期建设，美国石油储备已经达到可以应对进口中断90天的能力。美国石油储备应急机制不仅具有预防战争状态下石油进口中断的功能，而且具有在和平时期调节国际油价波动的功能。当国际油价上涨过猛时，美国就适当释放储备石油以平抑国内油价；当国际油价下跌过快时，则适时提高石油储备总量以保持国际石油供需平衡。相比较而言，中国的石油战略储备尚处于起步阶段，到2010年底，大连、黄岛、舟山和镇海四大战略石油储备基地将达到30天进口石油储备能力，新疆独山子等另外四个储备基地正在兴建 中。中国尚未建立及时、全面、可靠的全国能源统计信息系统，这对于石油储备能力的运作系统仍然是一个缺陷。尽管中国石油储备系统刚刚起步，就已经对国际油价波动产生了影响，开始打乱国际炒家利用“中国题材”进行原油期货的投机炒作。随着中国石油储备逐步上升到60天的能力，可能将对国际油价的长期趋势产生更大的影响。

根据这个预期，美中在石油储备方面展开战略合作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行性。两个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展开石油战略储备协调，就可能使世界油价的峰谷波动变得较为缓和，从而实现石 油供求的稳定性。同时，中俄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石油储备合作的可能，这就是通过政府间大宗合同谈判来实现产油国和消费国之间平衡的杠杆和交易模式。在中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政府间大宗石油交易之后，俄罗斯也开始加快两国大宗交易的谈判进程，以此作为市场交易的重要补充。现货、期货、政府交易、石油储备四者结合，将使中国与美、俄的能源战略合作空间更为广阔。

俄拥有13%的世界石油储量和32%的天然气储量，但是潜在储量并不等于探明的、可开采的储量。[10]国内生产的持续性主要衡量一国当下石油生产能力及未来石油资源枯竭程度，主要以储采比、储 量替代率及石油储量探明率为度。[11]。俄罗斯能源资源正在出现过度开采和储采比下降的迹象。2008年，俄东西伯利亚石油储量增长比预计少了1/2；2009年原油产量出现负增长。出现这种趋势的原因在于，大部分俄罗斯油气田是前苏联时期探明的，自199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增加新的储量。前苏联时期油气储量是油气产量的3-4倍，但是到2000年左右已降至0.51倍。西西伯利亚的现有油田均已进入产量下降阶段，现存油井的平均充水率为80%-90%。这种趋势如不改变，则俄罗斯的石油资源大约只能维持25年的开采量，而天然气资源可 能维持40年左右。[12]但是，这绝不是俄罗斯作为世界能源大国的终结。因为大约还有20%的俄罗斯领土尚未进行油气资源勘探，整个北冰洋大陆架完全是空白地区，在这些广阔的空白区仍可寻找到新的大型油气田。然而，如此规模巨大的油气勘探，需要巨大财力和人力的长期投入，而中国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恰恰可以为俄罗斯提供这种战略支持。这将是俄罗斯国家能源战略能否实现的关键，也是中俄能源战略合作的未来空间所在。目前，中俄联合勘探西伯利亚油气资源的雏形已经展现，它的发展可能改变21世纪世界能源格局和能源供求体系。

三

从能源地缘政治角度透视，我们对中美俄能源战略合作的可能性、必然性及其复杂性将有更深刻的认识。能源地缘政治可以分为能源安全博弈与能源安全合作两个方面。确保能源地缘政治环境的稳定性，建构国际能源合作机制，是能源安全关系的基本内容。在能源地缘环境中，美国能源来源的主要区域是中东波斯湾地区，受到这个地区各种战略风险的影响，需要以巨大的政治成本和军事成本来确保其能源来源的稳定性。中国的能源地缘环境具有复杂性，其中包括中东、非洲及其他石油产区和主要油气运输通道的安全风险。俄能源地缘环境相对稳定，因为大部分油气资源都在俄罗斯境内，但是受到东西方两端的外部地缘环境的很大影响。由于能源地缘环境和能源结构的制约作用，中、美、俄都需要建立稳定的能源战略合作，塑造更为有利的能源地缘政治环境。问题在于，如何从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找到能源战略合作的共同目标。

能源地缘政治是一种特殊的地缘政治，它覆盖全球、地区、多边和双边等各种国际能源安全因素，是由能源资源储存、主要能源产地、能源运输通道和主要枢纽、能源市场、能源储备基地、能源国家集团等特殊区位连接的地理空间布局，以及围绕着控制和改变这种布局而展开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

从一个国家单独的能源安全角度来看，能源地缘政治环境的稳定性包括境外石油供应地的政局稳定性、运输通道的安全性、石油进口国与出口国的相互依赖程度以及本国石油公司的市场竞争力等战略要素，它通过产油国危机发生率、本国能源结构的对外依存度、进口集中率、运输通道安全性等指标加以体现。产油国危机发生率越高，则能源供应的安全系数越低。能源对外依存度越高，则能源供应的安全度越低。进口集中度是指进口来源前5国进口量占总进口量之比，该比重越高则能源安全风险愈大。能源通道安 全以一国海轮运力、航线长短、途经海上咽喉要道多寡及护航能力强弱而定。途经海峡越多，运输距离越远，护航能力越弱，则海上航道越不安全。对资源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及军事干预能力主要反映了一国通过外交、贸易以及军事手段保障石油供应的能力。在理论上说，这种能力越强则能源安全系数越高。本国石油公司竞争力以公司油气储量、生产规模和实现利润等指标在世界同行中的排名而定，排名越是靠前，排挤别国公司的能力越强，本国能源安全越有保障。这些指标和判断已经成为国际能源政治的经典信条。总之，石油进口国的石油安全系数与该国对世界事务的外交和军事影响力成正比，与其石油对外依存度成反比。一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越大，对外军事外交影响力越小，则安全系数就越低。[13]

基于上述指标体系和经验判断，传统现实主义观点强调通过军事力量控制石油产地和运输通道来保证“能源供应安全”。现实主义的能源地缘政治观把国际能源资源分配视为具有排他性的零和博弈，而新兴大国对能源需求的上升必然构成对传统大国能源利益的威胁。由于这种局面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不难由此推理，同为石油进口国的中美能源关系将呈现出高度竞争性甚至对抗性。[14]尽管美国在上述指标上具有全面领先优势，但是它仍然处于能源安全的风险之中，因此美国要继续强化它在中东等石油战略要地的军事干预能力和政治控制力，这就会导致美国排斥其他大国在这些地区的利益和影响力。中国在上述指标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以此判断中国的能源安全系数很低，必须全面强化这些能源战略要素，力争在能源地缘政治中取得与美国可以平衡的能力。中国由此也会形成单边主义的能源安全战略。两种单边主义的能源战略并存，其后果是日益恶化的能源地缘政治环境，以致出现中美之间的全面战略对抗。这就几乎否认了中美之间在能源安全领域展开战略合作的可能性。

然而，中美能源战略合作的根本前提在于能源地缘政治环境的形成条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些变化包括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能源供求关系变化，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改变着传统安全的固定模式，相互依存的大国共同利益促使它们把能源合作需要置于能源竞争需要之前。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主要能源产地已经不再是孤立地域，更不是某个大国可以完全控制的。由于运输工具的极大改进和中小国家的主权意识强化，石油运输通道的控制权也难以成为霸权国家的垄断专利。随着国际资本和技术等市场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不断加速，能源地缘经济正在超越能源地缘政治，成为主要大国之间展开能源战略合作的空间条件。由于维持全球能源体系的成本越来越高，霸权国家对国际能源价格体系和运输体系的控制能力逐步削弱，开始转向寻求其他大国在主要能源产地和能源通道的安全合作。其他国际行为体如石油输出国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和国际能源署等，在能源领域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呈上升趋势。东盟等地区组织也开始承担对马六甲海峡的安全义务。总之，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大国战略合作、非国家行为体、非传统安全因素合成能源地缘政治的四维结构，改变着传统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引导着能源安全与能源合作的复杂互动。[15]

新的能源地缘政治包含着大国之间对能源战略要地的相互竞争，也包含着大国之间对能源市场的相互依赖，以及应对威胁国际能源安全的各种非传统安全因素的相互合作。[16]从相对安全的观点来看，促使大国之间形成能源安全合作的地缘环境大致有四：其一，在某个大国拥有绝对优势的条件下，这种多边合作的成功概率很低；其二，当某个新兴大国迅速崛起，传统大国维持原有能源体系的能力迅速丧失时，这种多边合作的可能性也较低；其三，当若干大国的实力旗鼓相当时，多边合作的成功概率也不高；其四，只有当霸权国家面临严峻挑战但尚未失去主导地位，新兴大国对主要能源战略地区的影响力上升但尚未威胁传统霸权国家时，这种能源战略合作才有较高的成功概率。中美两国在能源战略要地的地缘政治关系可以归结为第四种情形。

总体上，美国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等海上能源咽喉要道仍然保持着战略控制权，但是美国保持控制的战略成本越来越高。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以及美国与伊朗的长期对峙已经成为美国巨大的战略包袱，而其盟友欧盟和日本都不能帮助美国摆脱这些旷日持久的战略危机。然而，中国却可以在这个地缘环境中发挥特殊作用，其中包括在伊朗核危机中的调停者作用，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稳定者作用，在伊拉克的经济重建者作用等，却不会成为美国在上述地区的挑战者和对抗者。维持这些战略通道和能源产地的安全，是保持世界经济总体稳定的需要，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两国最大的差距应属运输通道安全及对资源国政治、经济影响力以及军事干预能力，[17]这些都是地缘政治中的硬力量要素。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亲和力恰恰是美国所不具有的，可以补充其软力量的不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地缘政治优势的中美互补特点将越来越显示出来。

中美能源地缘政治的战略合作还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三大国有石油公司实行“走出去”战略并取得巨大的战略突破，在20多个国家中进行与能源相关的投资、开发与生产活动，所涉及的地区包括中东、非洲、中亚及俄罗斯、东南亚、拉美和北美等几乎全球所有地区。中国在这些能源资源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优势和政治友好关系，构成了更大范围的能源地缘政治环境，从而也带来中美能源战略合作的更大空间。2007年美国前5大能源进口来源国为加拿大、墨西哥、沙特 阿拉伯、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进口集中度为58%；同期中国前5大能源进口来源国为沙特、安哥拉、伊朗、俄罗斯和阿曼，进口集中度为61.3%。[18]中国的海外石油主要来源地和美国的主要供应来源地大体上不重合，[19]只有沙特是二者共同的主要来源地，而沙特在石油储量和地缘政治倾向上都可以满足这两个大国的需求。因此，中国在非洲等地开拓新的油气资源，不仅可以降低中美在能源地缘政治中的潜在冲突，而且有助于保持全球能源供应链的平衡。

与中美能源地缘政治关系相比，中俄能源地缘政治更具有地区合作和战略利益互补的特点。这是由若干长期发生作用的战略因素即俄罗斯在欧盟、远东、中亚三大地区的能源供求结构以及这些地区的大国力量对比所决定的。

俄能源地缘战略的结构性特点要求其实现欧亚大陆东西两端能源出口的战略平衡。迄今俄罗斯所有的油气管道都通向独联体和欧盟国家，欧盟和前苏联成员国是俄罗斯的主要能源出口市场。由于北约和欧盟东扩对俄罗斯构成的战略威胁，以及乌克兰等邻国对通往欧盟的油气管道加以挟持的压力，俄罗斯对欧洲的油气出口始终存在着减少甚至中断的危险。这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导致欧洲能源供应的严重失衡，又可能造成俄罗斯能源出口收入的巨大损失。欧盟也意识到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度过高所带来的战略脆弱性，正在加快其能源供应多元化步伐。为了应对欧盟对俄罗斯能源需求下降的前景出现，俄罗斯需要在远东地区增加油气出口以达到东西两端的能源战略平衡。只有中国市场能够抵销或补偿欧洲市场可能造成的损失，使俄罗斯能够保持稳定的能源出口收入。从技术层面上来说，俄罗斯对欧盟以天然气出口为主，对中国以石油出口为主，二者并不存在一方增加则另一方减少的必然性。在没有发生危机的情况下，俄罗斯增加对中国的石油出口并不会减少对欧盟的天然气供应；在发生危 机的情况下，俄罗斯可以增加对中国的能源出口(包括天然气)以维持其能源收入。这就是俄罗斯能源地缘政治的“双保险”战略，“中国因素”是实现这种战略平衡的关键条件。

俄罗斯能源地缘战略的另一个重点方向是保持对中亚-里海地区的油气资源控制权。中亚-里海地区是仅次于波斯湾地区的世界第二大能源储量地，对于未来世界能源供求平衡关系极大。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主要继承者，至今仍然把中亚国家看作其“政治后院”和“能源储备”，是俄罗斯“天然的特殊利益中心地带”，并且极力保持在这个地区的市场利益和战略影响力。[20]美国力图改变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特别是将其纳入美能源地缘战略版图。为此，美国早就把中亚-里海地区纳入其“大中亚”战略计划之中，不仅在军事上布兵投子，在政治上培育亲美势力，而且在经济上投入巨额资金。格鲁吉亚完全倒向北约，标志着里海西岸实际上已经被北约所控制。此外，欧盟、日本、土耳其、伊朗、印度等国也都参与对中亚地区能源资源的竞争。[21]在群雄逐鹿中亚的背景下，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唯一可以确保的稳定因素就是上海合作组织。借上合组织，俄可以维系俄与中亚国家的传统纽带，并且保持中亚地区东部油气资源与俄西伯利亚管道网络的连接。上合组织是中、俄和中亚五国共同组成的地区合作机制，中国的全面参与为中亚地区的能源开发和政治稳定提供了持续的积极因素。中俄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把能源地缘政治和地区合作机制结合起来，以实现能源战略合作的新方式。

俄能源战略由西向东转移过程中，保持对中国和对日本的能源出口平衡是其战略选择，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东北亚能源地缘政治框架。由于金融危机后欧洲能源需求大幅下降，俄能源战略重点开始转向东亚。根据2009年8月公布的俄罗斯《2030年能源战略草案》，俄将与国际石油巨头共同开发东 西伯利亚、西太平洋沿岸大陆架以及北极圈地区的新油气田，加快能源出口向东转移，东亚将成为俄罗斯能源出口的主要增量地区，[22]其市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及中国台湾地区。然而，日本和中国这两个东亚最大市场孰重孰轻，俄经过大约10年时间才确定下来。围绕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的走向，中俄日之间一直存在博弈与竞争。中方提出的安大线(安加尔斯克至大庆)方案与日方提出的安纳线(安加尔斯克至纳霍德卡)方案之间相互激烈竞争。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俄达成“石油换贷款”协定，从俄罗斯斯科沃罗季诺到中国边境的“泰纳线”支线管道项目才最后敲定。这是俄罗斯能源战略东移的标志性项目，表明俄中能源战略合作是东亚能源地缘政治的框架主体。中国市场和中国资金来源的巨大潜力，是俄作出这个战略选择的根本原因。而中俄黑瞎子岛争端的妥善解决、俄日四岛争端的持续激化、美日同盟与北约东扩的战略呼应，则是这个选择的深层次战略因素。随着中俄之间以铁路、管道、油轮“三头并进”的能源战略通道建成，以中俄能源战略合作为核心的东北亚能源地缘经济构架将得以确立。这个构架和以中日韩三国为主体的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将逐步融合，成为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整合的基础。

中俄能源战略合作在总体上纵深推进的同时，仍然存在着利益分歧。例如，就在中俄签订“泰纳支线”协定的第二天，2009年2月18俄日“萨哈林-2”液化天然气项目建成，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工厂，而日本是最大的买家。可见，在中日两个能源大市场之间保持平衡，仍是俄罗斯远东能源战略的主要考虑。同样，俄也担心中国在中亚东部地区形成更加直接便捷的能源管道网络，使中亚油气资源在西向和东向两个方向流失，而北向的西伯利亚管线网络所占的份额将越来越少。即使在 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如何长期合理利用和分配中亚油气资源，如何确定市场份额和市场价格，仍然是具有挑战性的难题。但是，同中俄能源战略合作的稳定性相比，这些利益分歧是局部的、潜在的。

四

中、美、俄三个大国都在进行能源结构战略调整，这是能源战略合作的可持续性所在。降低能耗、提高能效是保证能源安全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中国在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两个方面都处于较低水平，能源利用率仅仅是日本的1/9，是美国的1/4-1/5。就能源消费弹性而言，中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所引起的能源消费是欧盟的1.58倍。[23]由于能源效率已成为中国能源安全的关键因素，中国在清洁能源和替代能源领域的发展明显超过俄罗斯，并可能缩短与美国的差距。俄能源资源丰富和经济结构转型迟缓，制约着它的能源结构提升，其能源出口也受到全球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俄罗斯已制订提高能源附加价值战略，降低经济发展对能源工业的依赖度。而美国在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一年时间里，就对“低碳经济”和清洁能源展开战略研究和巨额投资，力图把新能源作为美国经济竞争力的新增长点，以求夺回对世界经济政治的主导权。

由于中国和美国都具有能源结构调整的战略紧迫性，两国在新能源领域合作的起步明显快于中俄在该领域的合作。中美之间已经初步形成战略共识，签订了关于中美能源合作和气候变化的谅解备忘录，并制定了双边能源合作协议，其领域包括化石燃料、核能、水力发电等传统能源，也包括可再生能源开发与技术合作等。中美元首峰会和战略与经济对话都把能源合作作为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并形成了“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协议”和“联合声明”等重要文件。中美新能源合作进程关系到全球减排机制和低碳经济的最终框架，实现全球能源和环境治理的协调机制。正如2009年6月李侃如在《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挑战与机遇》一文中所说，“至关重 要的是，美国和中国必须通过逐步弥合分歧的现实合作才能有效地促进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减低。”[24]美中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最大的能源消耗国、能源进口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都需要降低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都需要保证国际能源供应安全，都需要稳定、可靠和经济的国内替代能源。这就形成了中美能源战略合作新的共同利益基础，使两国发展新能源合作形式具有可能性和互惠性。金融危机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打击空前沉重，却成为中俄能源战略合作俄的新起点。确保资金来源，就成为俄罗斯能源产业持续发展的关 键因素。中国通过巨额贷款缓解俄罗斯能源部门的债务危机，“贷款换石油”、“下游换上游”等中俄能源合作的新交易方式，体现了能源要素和金融要素的跨国组合，以及能源产业链的跨国组合，这些跨国要素组合的新模式使两国能源战略合作获得新的可持续性。

总而言之，在这次金融危机后，中美、中俄之间的能源战略合作都出现了新的转型，反映了大国能源战略合作的新趋势。

(责任编辑：张浩)

注释：

[1]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2004 Report to Congress，Washington，DC：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4，pp.10-11.[2]The Senate andHouse ofRepresentatives of theUnited States of America，EnergyPolicyAct of2005，pp.549-550.[3]US Department ofDefense，The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China 2006，2006，p.1.[4]杨泽伟：“中国能源安全问题：挑战与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8期，第52-60页；赵宏图：“国际能源转型现状与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6期，第35-42页。

[5]http://www.xiexiebang.com/dbtw-wpd/Textbase/n ppdf/free/2005/key2005.pdf.[9]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World Energy Outlook 2004，p.263，http://www.xiexiebang.com/textbase/nppdf/ free/2004/weo2004.pdf.[10]ВикторПетровичГавриловИ.М.Губкина：“Правдао российскихуглеводородах”，《НГ-Энергия》，2009-09-08.[11]张宇燕、管清友：“世界能源格局与中国的能源安全”，《世界经济》，2007年第9期，第17-30页。

[12]И.Сечин，“Обэтомонсообщилвинтервьюпрограмме‘Вестинедели’телеканала‘Россия’”，http://www.xiexiebang.competition”，Survival，Vo.l 50，No.4，W inter2008，pp.68-74.[15]张建新：“美国霸权和国际石油政治”《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12期；马小军、惠春琳：“美国全球能源战略控制态势评估”，《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期，第38-46页。

[16]赵宏图：“全球能源安全对话与合作——能源相互依赖时代的战略选择”，《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5期，第38-44页。

[17]Kenneth Liebertha，l MikkalHerberg，“China s Search for Energy Security： Implications forU.S.Policy”，NBR Analysis，Vo.l 17，No.1，April2006，p.7.[18]Pietro S.Nivola，“Rethinking‘Energy Independence’”，December30，2008，http://www.brookings.edu/papers/2008 /1230_energy_nivola.aspx；田春荣：“2007年中国石油进出口状况分析”，《国际石油经济》，2008年第3期。

[19]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The Failed States Index 2008”，Foreign Policy，July/August2008，pp.64-68.[20]杨丽、马彩英主编：《转型时期的中亚五国： 1990-2001》，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8页；左凤荣著：《重振俄罗斯：普京的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21页；杨雷著：《俄哈关系论析》，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168-169页。

[21]孙永祥：“探寻2009年世界能源的几个热点问题”，《能源》，2009年2月号。

[22]В.В.Бушуев，“Россия-ШОС，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Круглыйстол.《Перспективы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клубаШОС》，г.Ташкент，26.02.2007；И.Сечин，“Обэтомонсообщилвинтервьюпрограмме‘Вестинедели’телеканала‘Россия’”，http://www.rbc.ru，23.03.2009.[23]齐绍洲、李萌：“欧盟能源效率与‘欧盟理智能源计划’评析”，《法国研究》，2007年第2期，第74-84页。

[24]“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U.S.-China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http：

//www.brookings.edu/testimony/2009/0604_china_liebertha.laspx.《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2期

第五篇：中俄能源合作及对东北亚经济的影响

中俄能源合作及对东北亚经济的影响

【摘要】：近年来，中俄的能源合作问题一直是东北亚地区的热点话题，同时，中俄的能源合作也是我国当时期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这不仅关系到我国新时期的能源问题，同时它的成败也对整个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带来重要影响,甚至对于整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提升也有着重要的制约与密切关系。

【关键字】：中俄关系、能源合作、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

【正文】：俄罗斯是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拥有着1707．5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它的西部与欧洲一体，东部和南部融入亚洲大陆板块。俄罗斯地大物博，广袤的国土赋予俄丰富的自然资源。其森林覆盖面积为8．67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51％，木材蓄积量为807亿立方米；已探明天然气蕴藏量为48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探明储量的三分之一强，居世界第一位；石油探明储量为65亿吨，占世界探明储量的12％至13％；煤蕴藏量为2000亿吨，居世界第二位；铁、铝、铀、黄金等的蕴藏量也均居世界前茅。丰富的油气、林木及其他矿物性资源使俄通过资源输出来参与东亚经济合作具有巨大潜力。而俄积极参与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对于俄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具有重要意义。能源合作是东北亚地区可以先行的和最有潜力的合作领域,能源合作可以带动东北亚其他领域的合作.中俄的能源合作具有客观需要性强、优势明显的特点,合作的深入开展不仅会促进整个东北亚地区的能源优质化,改善该地区的能源结构,而且作为东北亚能源合作的前导和组成部分,将加强东北亚各国间的相互联系,为该地区的合作提供良好的机遇。如何加强我国与俄的能源战略合作关系，将关系到我国在新时期东北地区的经济地位以及国家的整体综合国力以及能源的重大问题。

由于苏联解体，俄罗斯失去了40%的国土和24%的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如果以1992年为100，到2000年才恢复到80，停滞和混乱至今仍在延续。俄罗斯在东亚的经济存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俄罗斯（苏联）的东亚外交传统上一直以中国为中心制定。首先开展东亚地区外交是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从1986年的海参崴演说和1988年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演说开始的。东亚战略是其外交战略中的薄弱环节。这种状况在叶利钦时代、普京时代也基本没有变化。叶利钦时代的外交部长科济列夫在1994年2月的论文中对俄罗斯外交的地区性优先顺序进行了排位，依次是独联体（CIS）、欧洲、美国和西方七国，亚洲被排到第四位。在东亚的优先事项是，在中俄边境得到安定后，把为了西伯利亚和远东的经济发展的对外经济合作放在第一位。有人说，进入俄罗斯时代后，东亚的地位比苏联时期反而下降了。不过近年来，俄罗斯的确开始积极参与亚洲事务，加入亚太经合组织，参加东亚地区国际会议和磋商机制，保持与东盟主导国家的合作伙伴关系，积极发展与中、朝在图们江的经贸合作及与日本在环日本海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在加强与该地区国家传统合作伙伴关系的同时努力开拓新的经贸合作领域。同时，中俄领导人之间的高层会晤，也有着日趋增加的趋势，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康斯坦丁•弗努科夫2007年12月11日向俄罗斯记者表示，俄罗斯和中国两国领导人2008年预计将举行至少四次的会晤。弗努科夫解释说，2008年预计俄罗斯总统将对中国进行访问，俄中两国领导人在即将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亚太地区经合组织峰会以及在日本举行的中国也在邀请名单之列的八国峰会上将举行会晤。在这份计划中我们不难看出，中俄两个已经把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提升到重要的日程当中。同时，俄罗斯铁路公司总裁弗拉基米尔•亚库宁12月13日在政府会议上表示，俄罗斯铁路公司计划在2015年前，为发展远东地区的铁路基础设施投资1130亿卢布，其中约500亿卢布将用于维护西伯利亚大铁路，630亿卢布用于发展贝阿铁路。亚库宁说，俄罗斯铁路公司将在2009年开通第二条阿穆尔河铁路桥，随后还将维修穿越阿穆尔河的铁路隧道。其他远东项目还包括发展阿穆尔河共青城至苏维埃港的铁路。根据2030年前俄罗斯铁路发展战略，计划将贝阿铁路专门用于货车运输，西伯利亚大铁路用于运输集装箱和旅客运输。贝阿铁路和西伯利亚大铁路是连接俄罗斯远东与乌拉尔地区及欧洲部分的主要运输通道。俄罗斯铁路公司计划建设包括连接矿区的铁路在内的新线路，并维修和维护现有铁路干线以保证未来的货物运输。从这则消息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俄方正在紧锣密鼓的加快自身在远东方面的建设，为日后将一定付诸现实的中俄、以及俄与远东地区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能源、贸易等方面的工作做着准备工作。

为中俄在能源合作方面的努力，中国政府也在不断的努力。据俄罗斯联邦政府新闻处向俄新社透露的消息，12月6日早晨中俄两国政府首脑出席了第二届俄中经济工商界高峰论坛开幕式，此后将举行俄中总理第十二次定期会晤，晚间两国总理还出席了中国年闭幕式暨文艺演出。中俄两国总理将首次讨论向中国出口淡水鱼类和海产品的问题，这是有关问题第一次在这样高的级别上进行讨论。此外还将讨论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问题，包括关于田湾核电站二期工程建设问题。在历次政府首脑会晤中，俄中两国贸易问题已经成为例行磋商问题，双方计划在2010年将双边贸易额扩大到600亿美元，如果有可能则扩大到800亿美元。据俄罗斯联邦政府有关知情人士表示，这一目标完全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今年前9个月双方的贸易额已经接近350亿美元。在这场经贸盛宴中，能源无疑是其中的一道大餐。

2006年，中国自俄进口原油1597万吨，比2005年增长约25%，占我原油进口总量的11%左右。同时两国约定，自2006年起，俄方将通过铁路向中方提供每年不少于1500万吨的原油。除传统的原油贸易外，双方还在积极探讨加强能源领域的上下游合作，包括共同开发油气田、开展炼油化工，以及铺设中俄原油和天然气管道等。

2006年10月，第一家中俄能源合资公司―东方能源公司成立，其中51%的股份为俄罗斯石油公司持有，剩余49%的股份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持有。

2007年7月31日，东方能源公司首次通过拍卖方式获得了俄罗斯境内的油气资产。交易涉及的两个区块位于东西伯利亚，石油预测储量共计8000万吨，天然气预测储量共计1050亿立方米。

此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蒋洁敏又与俄罗斯鲁克石油公司总裁瓦吉特•阿列克列洛夫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06年11月，中国石化和俄罗斯石油公司成立合资公司，收购了俄罗斯乌德穆尔特石油公司。根据协议，俄石油和中国石化分别占有51%和49%的股权。

其后，中国石化又与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签订协议，两家公司及其子公司将共同勘探和开发萨哈林-3号项目。为此双方共同出资建立一个全资的子公司，其中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占74.9%的股份，中国石化占25.1%的股份。

此外，俄罗斯石油公司在中国的项目也已经启动，公司与中国石油在中国成立从事炼油和成品油销售的合资企业―“中俄东方石化公司”。这家俄罗斯石油公司控股49%的公司将在中国建设一家年加工能力为1000万吨的炼油厂，还将开设合资加油站。

天然气东西双线，两国油气管道建设虽有波折，但亦在积极推进中。2006年3月，经过两年的接触，中国石油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借普京访华的机会，签署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关于从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谅解备忘》。根据计划，到2020年俄罗斯将会通过东西两条管道每年向中国出口天然气680亿立方米。其中第一条管线(西线)位于西西伯利亚，经阿尔泰边疆区和阿尔泰自治共和国到中国，其依托是亚马尔半岛气田和西伯利亚的恰扬达气田。这条管道设计总长度2700多公里，设计总造价约为50亿美元，将穿行俄罗斯的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州、汉特-曼西斯克自治区、托木斯克州、新西伯利亚州、阿尔泰边疆区和阿尔泰共和国，然后进入中国新疆境内，最终和中国的西气东输管道相连接。该管道建成后，俄罗斯可通过它每年对华供应300亿～400亿立方米天然气。2006年6月13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副总裁亚历山大?阿纳年科夫对媒体表示，俄气公司已确定了俄罗斯通往中国天然气的第二条管线(东线)走向。该天然气管线具体走向是从萨哈林―阿穆尔河畔共青城―哈巴罗夫斯克进入中国。2007年10月8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正式作出决定：从俄西西伯利亚地区向中国输气的阿尔泰天然气管道将于2008年正式动工。

东亚国家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多是看重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石油需求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而且东北亚地区经济互补性强，也为俄罗斯参与当地经济合作提供了机遇。目前，远东和西伯利亚拥有俄罗斯石油资源的72%。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产油区经过长期的开采开发，已经到了中后期，不仅产量的提高有所限制，就是维持原油的产量也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这对与资金紧张的俄罗斯来说有很大的难度。相比较，与西伯利亚产油区对应的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也拥有相当丰富的油气资源储藏，开发潜力很大，而且该地区靠近能源需求大国日本、中国和韩国，具有与巨大需求市场相连接的地缘优势。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可以通过能源地区合作加快其融入亚太市场的步伐。因此，俄罗斯会逐步加大对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油气资源开发的力度。对中、日、韩、朝等国来说，从俄远东地区进口能源距离短、成本低，而且相对稳定，是能源进口多元化的较优选择。

中国是现在世界上重要原油进口国，对于加强中俄之间的能源合作问题，建立与中国黑龙江省大庆油田的输油管道相连接，借助大庆油田原有的管道，就可以直接可以把俄进口原油直接运输到我国华东华中地区，既能够节省大量的原油管道铺设资金，有能到重新活跃石油城市大庆的城市功能，使其重新的、更好的行使自身功能，带动石油以及相关产业的复苏，同时，迎合我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需求，有着优越的政策条件。这无疑是振兴与复苏我国东北地区，促进整个东北亚地区经济与合作的重要战略举措。参考文献：

（1）东北亚论坛 >> 2004年02期 >> 中俄能源合作及对东北亚区域经济的影响 吉林大学，朱显平

（2）http://

（5）http://gb.cri.cn/2201/2006/03/09/1745@937727.htm

（6）《中俄能源合作战略与对策》——黑龙江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戚文海

随着中俄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形成和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为进一步深化、规范边境贸易，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俄东宁――波尔塔夫卡互市贸易区。该互市贸易区是中央政府迄今为止批准的两个互市贸易区之一（广西凭祥、黑龙江东宁）。中俄两国政府于2001年12月共同签署了《关于同心协力对应启动中俄东宁――波尔塔夫卡互市贸易区的协议书》。它地处东北亚经济圈中心地带，在扩大沿边开放，推进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

东宁中俄互市贸易区面对占俄罗斯面积36.4%，人口最密集的俄远东地区及繁华的两大城市――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距海参崴153公里，距俄远东最大的铁路编组站和重工业基地乌苏里斯克仅53公里，牡丹江途经东宁到乌苏里斯克的国际铁路中方已建成，东宁――俄罗斯东方港出海口正在辟建中，使互市贸易区实现陆海联运，并向俄西伯利亚和俄腹地延伸，东宁中俄互市贸易区将成为中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重要交汇点。

该互市贸易区以“一区两国、封闭运行、境内关外、自由贸易”为模式。中俄两国在界河两侧各规划出6平方公里土地，由两座中俄跨界大桥相连接。中方一侧的互市贸易区的规划是“前店后仓、后厂”的模式。（前店：国际商贸中心；后仓、后厂：货运仓储、出口加工，休闲娱乐、商服居住、口岸管理等功能区）。

该互市贸易区的最大优势

进入互市贸易区的中俄两国公民免签证、进出口货物减免关税。

公安部已授权地方公安机关办理两国公民进入东宁中俄互市贸易区的免签证手续（不需要办护照）。中俄两国公民均可驾、乘交通工具自由进出，在互市贸易区内自由贸易。

有关减免关税事宜，在互贸区内经营的中国商品出关不受数量、品种和金额限制，出口商口可享受国家有关给予互市贸易区特殊关税政策；中国公民进口俄商品价值在3000元以下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俄公民携带物品进入互贸区不受数量、品种和金额限制，在区自由交易，货币自由流通。

目前，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已经成为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这既顺应世界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在中国已经参加的多层次的，区域、次区域和跨区域的经济合作中，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是中国整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中不可获缺的一部分，积极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就中国如何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提出构想。

一、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

一般意义上讲，东北亚主要是指东亚的北部地区，涉及到日本、韩国、朝鲜、蒙古、俄罗斯和中国六个国家。不过对中、俄两国来说，处于东北亚这一地理范围的主要是中国的东北地区和俄国斯的远东地区。这一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起步比较晚，发展进程相对缓慢，目前的合作水平和取得的实际成果还难以令人满意。

东北亚地区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在早期主要是以双边为主，到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后，才开始出现多层次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以1991年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始实施图们江地区国际合作开发计划为标志，东北亚的区域经济合作真正进入实质性的发展阶段。当前，东北亚地区的合作已经初具规模，各国家的相互依赖性加大。在贸易方面，中日两国的贸易额从1981年的104亿美元激增至2004年的1678亿美元。日韩两国间的贸易额在近年也在迅速增长，即使是韩国与朝鲜之间的贸易额也出现了新的发展。目前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是日本的第二大经济合作体，中国已成为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金融与投资方面，1998年之前，日本是次于美国的对华第二大投资国，目前日本对中国内地的投资仅次于中国香港地区、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居第四位。中国已成为韩国最大投资对象国，是排在日本之后的中国第五大投资来源地。在合作的机制安排上，虽然东北亚的区域经济合作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全区域性的机制，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参与和推动的，但是已经得到各国中央政府的重视。在2003年，中国－东盟峰会上，中国总理温家宝与日韩领导人一起签署和发表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为东北亚的区域经济合作的加快发展奠定了制度性基础。

二、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存在的主要障碍：

由于东北亚地区形势的复杂性，这一地区在加快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障碍和困难。总的看来，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形势不稳定，特别是朝鲜半岛。国家相互间的信任不够，如日本与中国、日本与俄罗斯之间都存在信任不够的问题，区域经济合作缺乏稳固基础。

(2)东北亚区域内国家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过大，特别是朝鲜与日本、韩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甚远，就是中国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与日本的经济相比也存在很大的差距。这种现象表现在区域经济合作问题上，虽有互补性，但合作的基础很弱，各国利益取向很不相同，找不到共同的合作的切入点。

(3)东北亚区域外的国家－美国对东北亚地区影响很大。美国是世界第一大政治、经济强国，虽然在地理范围上属于美洲国家，但对于东北亚地区及世界的影响是很大的，已经完全超出地理范畴，成为世界性的国家。而美国在这一地区有其自己的战略，通过与日本和韩国的结盟达到控制东北亚地区乃至整个亚洲。因此，美国的东北亚战略将严重的阻碍这一地区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三、中国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意义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我国为了适应世界区域经济发展的形势，开始了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我国不仅先后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10+3”、上海合作组织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开发等以贸易投资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广义的区域经济合作，还加入了《曼谷协定》，启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签署了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和《中国-巴基斯坦优惠贸易安排》。这些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了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但从总体水平上看，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都有较大差距。二十一世纪我国的经济发展将面临新的形势，因此，积极推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对我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积极推进东北亚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将有力地扩大我国经济发展的市场空间，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目前，我国对东北亚各国出口占总出口17.34%，从东北亚成员吸收的外资所占比重也比较大，如果我国加强与东北亚各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我国与东北亚各国的贸易、投资规模都将有一个较快的增长，同时又可以避免对美欧等传统市场的过度依赖，促进市场多元化，分散市场风险。加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还可以加强我国与相关国家在资源开发方面的合作，弥补我国油气、铁矿、有色金属、木材等重要资源的不足，并可以有效地吸引日韩等国的新一轮产业转移，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

第二，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可以提高我国国际经济地位。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有利扩大我国在东北亚区域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增加这一地区发言权。东北亚地区虽然只包括六个国家，但在这里凝集了几乎所有的大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在参与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如果能够占有主导或绝对影响的地位，这将大大提高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地位，扩大其影响。

第三，是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需要。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有利于摆脱大国的压制和其他区域集团的牵制，更好地平衡我与其他大国的利益关系，扩大回旋的余地；有利于发展和巩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军事安全与民族和睦；同时，有利于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所在的东北亚地区是世界经济三大板块之一，加快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步伐将有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增强我与美、欧抗衡的实力，有力地维护我国的长远战略利益。

从长远发展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还应该立足于亚洲，积极促进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从而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三足鼎立的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东北亚作为东亚的一部分，应该是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重点地区。

四、中国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具体构想

针对现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展状况和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我们认为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1)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相结合。中国的东北地区是我国处于东北亚的主要地区，也是我国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沿、主要力量。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制约着我国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所能达到的程度。不过改革开放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东北地区却成我国经济相对衰落的地区。2003年，我国政府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力图把东北地区培养继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之后，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使国内区域经济得到统筹、协调发展。但在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过程中，我们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利用区位优势，加强东北老工业基地与东北亚各国的合作。在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中，我们积极地引进韩国、日本的先进技术，改造我国的传统产业，提高我国产业的竞争能力；要利用好俄罗斯、蒙古的资源，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服务，没有资源和技术东北老工业基地是无法振兴的。因此，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战略，二者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2)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我国的沿边开放政策相结合。由于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发展水平气还有限，影响力还不大，参与这一进程的主要是我国与其他东北亚国家接壤的省份和地区，主要包括东北三省和内蒙等地。这些省份都属我国的沿边省份，经济发展与我国沿海等其他地区相比比较落后，但是在我国的对外开放中有着地理上的优势，因此我国很早就提出了沿边开放的战略。沿边开放战略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沿边省份与接壤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但是一直以来这种合作的形式还比较简单，层次还不高，规模也不大，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发展。而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则为我国沿边省份的开放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我国应该在积极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进一步促进沿边省份的开放，在有条件的地方考虑建立边境经济合作区。如可以考虑我国内蒙的二连浩特与蒙古的扎蒙乌德建立国际经济合作区；黑龙江省的绥汾河、同江等地可以考虑与俄罗斯的海参威建立合作区；吉林省延吉自治州的理春市、延吉市可以考虑如何通过开发图门江地区同朝鲜、俄罗斯的合作等等。

(3)积极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实现我国与东北亚国家间的优势互补。我国的经济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是日益融入国际社会的外向型经济。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一直是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东北亚地区的国家中，俄罗斯和蒙古，包括朝鲜，拥有丰富的资源，如石油等都是我国需要大量进口的，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和韩国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拥有技术和资本上的优势，加强与他们的合作，有助于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我国则在劳动力资源上具有优势。可见，东北亚国家的经济互补性非常强，合作的空间很大。所以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下，促进我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合作，也将加快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

(4)积极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应该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优先发展条件成熟的项目。东北亚的形势复杂，区域经济合作在短期内还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这就要求我们在参与和推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时，更应该讲究策略，找准突破口，采取多样的合作形式。对于与日本、韩国的合作来说，可以与我国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结合起来，利用地理上的便利，优先发展与京津唐地区的合作。对于俄罗斯来说，我国可以依托上海合性组织这一制度形式，加强与它的合作。而已经有了一定发展基础的图们江地区的开发，则将中国与朝鲜，韩国和俄罗斯联系了起来。就蒙古而言，我国可以以对蒙开放沿边口岸城市二连浩特市为中心建立国际经济合作区，以点带面，促进与蒙古的合作。

(5)谨慎处理东北亚区域内的热点问题，为区域经济合作创造一个稳定的地区环境。东北亚地区由于政治关系、经济关系都十分复杂。因此，我们在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要处理好一些热点和重点问题，为我国参与和推进东北亚区域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的合作环境。

参考资料：东北亚博览会

东北亚地区包括中国辽宁省，吉林省，内蒙古的东部俄罗斯东部，朝鲜，日本，蒙古。

亚太经济圈

亚太地区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地区。以日本的崛起为开端，最近二十多年来，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迅速、持续增长的地区。二战以后，日本经济经过短暂的恢复后重新崛起，在不到25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到197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计算，已与美国不相上下。除日本外，亚洲的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也相继进入经济繁荣时期。在小农经济或以转口贸易为主的经济基础上，它们大约花了10-15年的时间，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现代化，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亚洲的东盟国家也是经济迅速发展的地区。l97O-1980年，东盟五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7.4%，不仅高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3.8%，也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的5.3%。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亚洲太平洋地区虽然在两次石油危机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滞胀”的冲击下，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始终维持了比其他任何地区都高的增长率。进入9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经济贸易持续蓬勃发展，特别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保持了强劲增长的势头，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实际经济增长率1990年为6.4%,1991年为6.7%,1992年为7.4%，1993年为7.5%。这一增长率不仅远超过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也大大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美国前总统里根曾把21世纪称作“太平洋世纪”。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为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蒙上了阴影，但并未阻止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日益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