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关怀社会大全

第一篇：我们应该关怀社会大全

我们应该关怀社会(Involvement: Is it our concern?)

斯托得撰(John Stott)/亮晴摘译

任何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都不应该对基督徒是否应该参与社会、政冶感到困惑。这个课题之所以广受争论，往往是因为在福音责任和社会责任之间拉扯不清。圣经记载得很清楚，耶稣在公开的事工当中，不仅「教导、传道」(太四23，九35)，他也「行善医病」(徒十38)。因此，在教会的历史中，宣扬福音和社会关怀是密不可分的……早期的基督徒常常很自然的同时参与了这两方面的工作，他们并末先查明工作的定义、内容或是缘由，似乎就理所当然的去做了。

承继早期基督教的社会关怀

十八世纪欧美的圣徒留下许多显著的典范与见证。福音的复兴震撼了欧美二洲，不仅广传福音，也激起了社会慈善事业的浪潮，特别给大西洋两岸的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是最有力的例子。

对于英国在这段时期的改变──白蒂(J.Wesley Bready)的书「卫斯理对英国的影响 福音复兴与社会改革」，有详尽的史实记载。经过仔细的钻研，白蒂「不得不把英语语系社会崇尚自由、伦理、道德的风尚归功于福音的复兴。」白蒂说到：「十八世纪的英国有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正像其地基督教国家人民一样败坏放荡。」

但事情有了转机。十九世纪时，人们废除了奴隶制度，改进监狱制度与工厂及矿坑的设施，普及教育，并设立工会等等。

「所以，是什么导致了人道主义？──对社会正义的关切与对人类所犯错误的警觉？历史的铁证摆在跟前：它来自一种新的社会良心。就是源于福音复兴所带来生动而实际的基督教。这个复兴照亮了新约伦理的中心思想，使人与父神和人与弟兄姊妹之间的爱更加真实，使人视他人的需要重于个人物质的追求，更导引人的心、灵与思想，迈向在世上建立公义的国度。」 福音复兴所带给一般平民道德上的影响远胜于英国历史上其也任何的运动。卫斯理不仅是福音的使者，也是社会正义的先知，他「复苏了英国的灵魂」。

之后一代的福音派领袖们也同样地热衷于布道和社会运动。著名的有夏普、克拉克森、史提芬、玛开略、冠特、修尔、贝秉顿、桑顿，和他们的前导领袖，威伯福士(译注：英政冶家与社会改革家，从事反奴运动，使政府明令释奴：为英行教会之创立者，亦手创圣书公会。)

在上一世纪的美国，社会参与以及宣教一样地是源于福音运动的副产品。察理士．芬尼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芬尼的话也许让人感到讶异：「教会的主要任务就是改革世界……基督的教会原来就是由许多改革者所组成的。基督徒的职责也正是立志尽一切所能去全面改善这个世界。」

自然的，神藉著芬尼所兴起的年轻信徒，也成了当代改革运动的精兵。特别在「反奴隶」一事上，许多有力的声音都是来自这圣信徒。

十九世纪也是基督教海外宣教事工极蓬勃的开展期。超乎我们的想像，他们不仅传扬福音，同时也关切社会，帮补穷乏，减轻疾苦，帮助基本建设以及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在宣教士的帮助之下，许多人学会了挖建水井，取得净水，设立工业学校，建立基本工业。此外，宣教士一直是当地居民的保护者，防范政府或公司的压榨与种种不义。他们为人权而战，为扼止中国的鸦片瘾、裹小脚和遗弃女婴而奋战不懈，他们也毫无畏惧的向败坏的风尚宣战，如火烧寡妇，杀婴献祭，印度的庙妓，更打破了世袭阶级的奴役制度(在社会、经济二方面)，为地位低微，被社会所摈弃的人们开创了另一条出路……。

「大逆转」的原因

所以在上个世纪之中，不仅在英、美，连亚洲、非洲的宣教士也藉著耶稣基督的福音带来美好的社会改革。但不知道怎么回事，特别是福音派的基督徒，在本世纪的初三十年，(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十年)发生了被历史学家史密斯称为是「大逆转」(The Great Reversal)的情景。Moberg写了一本书，探讨福音派信徒放弃社会责任的原因，大致可归类如下：

第一个原因是在这个世纪的初期，自由派神学的思想渗入了欧美的教会。福音派的信徒觉得被逼到了尽头。很自然的，他们要为所信的竭力争辩。为了忙于辩护基本的信仰，他们就无瑕顾及社会问题了。

第二个原因是，福音派人士对这段时期自由派神学所发展出来的「社会福音」大起反感。自由派最有名的代言人饶申布士于1897~1917年任教于纽约州的Rochester神学院，担任「教会历史」的教授。1886~1897年间，也在纽约市浸信会的牧会工作中，面对了社会上受压迫者的赤贫状况。这种经历塑造了他的信息。

饶申布士的「社会福音」有二大错误。一是他将「上帝的国度」视为就是「根据基督教的信仰来重建社会」：另一则是，他的理论导致「人类可以凭自己建立上帝的国度」的推论，而耶稣则一再地强调这国度是上帝的恩赐。显然地，国度的福音所带来的社会层面的挑战与「社会福音」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当饶申布士将「国度」政治化时，很可以理解的，福音派人士的反应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传福音与个人慈善工作上，而与社会──政冶运动划清界限了。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邪恶的人性的省悟，看到许多社会改革工作的失败。人类与社会似乎已糟得无药可救了，但是却没有福音派的领袖去阐明并指出在神的看顾与「一般性」恩典之中，人类仍是有希望的。历史上基督教那改革的精神就失色了。

第四个原因是由于「前千禧年」说所带来的影响(特别是从 J.N.Darby达比的教导和当时所流行的Scofield圣经)。这个学说认为现今世代邪恶，已无可救药，并预测这个世代会日趋毁坏，直到耶稣再来，开始千年的掌权。这个学说认为去改革社会根本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情。

第五个原因是由于基督教在中上社会中的广传，无形中也把中上社会的文化渗入了福音的内容。这种现象在美国社会学家Rokeach 于l969年所提出的报告中有详尽的分析记载，并经由Morberg作出以下的结论：「这篇报告给人的印象就是……那一群只看重自己得到社会地位，对黑人与贫民的疾苦漠不关心……这些资料描绘出一个自私而对社会平等与正义毫不在乎的信徒画像……」

上述的五个原因，可以解释「大逆转」的形成。我们没有责怪福音派前辈的意思，因为假若我们处在他们的状况、压力下，我们很可能也会有相同的做法。也不是所有的福音派人士都在这个世纪初期和战争之间误导了社会良心。仍有人继续一方面参与社会，一方面致力于宣教事工，保持了福音的完整与真实。但大多数的人都转身而去。直到六十年代抗议的时期，当年轻人开始反抗物质主义，以及他们所继承的表面而虚伪的成人世界，福音派的主流才逐渐恢复了它的风貌，形成了所谓的「反逆转」(Reversing the Great Reversal)运动。

第一位重唤福音派去重视社会责任的可能是美国的基督徒学者 Carl F.H.Henry。他是Christianity Today的创办主编，也是叫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Modern Fundamentalism(1947)的作者。起初，这些言论不受重视。但慢慢的，在一九六六美国的世界宣教大会中，与会人士一致通过「惠敦宣言」(Wheaton Declaration)，其中强调将「务要向每一个人传扬福音」与「福音性的社会工作」和「为基督耶稣做见证」相提并论，并鼓励所有的福音派人士务必公开的坚守世界性的「种族平等，人类自由，以及其他形式社会正义」的立场。

英国六十年代初期，也有些福音派领袖开始为「福音的社会意义」而努力，安立甘宗福音派人士甚至公开地为他们过去对世界及其他教会的疏离认罪，并且承诺日后要尽力投入。至于宣教的使命范围，会中宣示「传福音与怜悯地服事同为上帝托付的使命」。

世界性福音派的转捩点则无疑问的是，一九七四年在瑞士洛桑举行的全世界宣教大会。来自一百五十个以上国家约2,700位代表们在「让全世界听见他的声音」的口号下聚集，并在会议结东时提出了洛桑宣言(Lauanse Covenant)。开头三段分别陈述了「上帝的心意、圣经的权威以及基督的独一性」之后，第四段名为「传福音的本质」，第五段则名为「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在后者宣告「传福音与社会政冶参与同为基督徒的责任」，但此二段在宣言中只是并列而不相关。

此后几年中，福音派里仍在有一些争议，有些人强调传福音，有些人偏重社会运动，大家仍不清楚如何依据圣经来表达此二者的关系。因此，一九八二年，在洛桑委员会与World Evangelical Fellowship共同支持下，在Grand Rapids讨论此事，并发表了名为「传福音与社会责任：福音派的献身」的报告。虽然各人看法未尽全同，但在上帝引导之下，众人仍得到极大程度的共识。社会运动被认定同时为传福音的结果与桥梁，此二者实系互相伴随。此外，它们也藉「福音」本身而彼此联合。

教会与政治

洛桑宣言不仅提及「社会责任」，更进一步的深入到「社会──政治的参与」。一提到「政冶」这二个字，往往使许多基督徒感到敏感。他们一直积极的参与社会工作，特别在医药和教育二方面，但对于政冶，则是抱持著「敬而远之」的态度。任何时侯，只要教会卷入政冶活动，教会内外反对的怒吼就会四处而起，也们坚持「政教分离」。

在这个争论中，有四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第一、是对「政冶」的定义。第二、是对于社会与政治的关系，为什么我们无法把二者分开讨论。第三、探讨人们反对教会参与政冶的因素和顾虑。第四、谁应该担负基督徒的政治责任。

第一、「政冶」或「政冶的」可能有以下广义与狭义的解释。广义而言，政冶代表城市的生活和市民的责任。所以它涉及到我们一生在人类社会中的生活，政冶是如何在其一个特定社区生活的艺术。但狭义而言，政治是政府管理学。在法律的规范下，考虑如何制定不同特定的政策。

了解以上的定义之后，我们可以继续探讨耶稣曾否参与政治。从后者的狭义角度而言，很清楚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从末组织过任何的政治党派，提倡政冶活动或是从事政冶抗争。他从来没有计剖要去影响凯撒、彼拉多或是希律王的政策，相反的，他放弃了从政的机会。但广义的说，他一生的事工都与政冶有关。因为他来到世上，为的是与人类分享他的生命，他也差派门徒做同样的事。更进一步的，他所宣扬的神国是一个全然新鲜，截然不同的社会结构组织，这一套价值观和标准都成为老旧败坏社会的挑战。这样说来，耶稣的教导也涉及了「政冶」。此外，他的王权，被当时的官员视为对抗凯撒的威胁，所以他被诬告指控为煽动叛乱之徒。

第二、我们再来讨论社会与政冶(狭义)的关系。在Grand Rapids报告的最后一章也对此有所讨论。它区别了「社会服务」与「社会运动」的不同，请看下表：

【社会运动】

．解除人类需要的原因

．政冶和经济活动

．设法改造社会结构

．寻求公义

【社会服务】

．援助人类的需要

．慈善活动

．设法照顾个人及家庭

．行善

这份报告接下去对社会──政冶运动有更详尽的描述：「这一群人不会只满足于改善人们生活，策划囚犯的休闲活动，改善工厂环境，照顾穷人；也们要求更多的公共设施，监狱制度的改革，劳工地位的提升，并且在情势需要时，改进经济及政治体系，以使社会从贫苦与迫害之下得到自由。」

很明显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社会观应该含括了社会服务与社会运动。在某些事情上，我们必需借助政治运动，才能解决人们的疾苦受迫。当我们力图减少人世疾苦时，也应考虑到助长那些事情的背景因素。如果在耶路撒冷与耶利哥的路上，旅客常常遭到强盗的打劫，又一再的受到撒玛利亚人悉心的照料，我们可能忽视了应该制定更有效的法律来防止抢劫。如果在同一个十字路口，再三的发生车祸，我们不应只是一味的增添更多的救护设施，更好的办法可能就是在路口装个管制交通的红绿灯，以预防车祸的发生。为饥民捐募食粮是好的，但也应尽力找出并解决造成饥饿的原因。所以如果我们真爱自己的邻舍，也愿意服事地们，我们就应该站在也们的立场，提出或采取一些政冶性的行动。

那么人们为什么如此仇视教会参与政治呢？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Norman博士在也1978的著作中对此有详尽的批判。也并不否认「圣经的教训具有影响社会的能力」，也不否认基于神的爱，基督徒应「共同参与社会政冶的活动」。他所顾虑的是「政冶化的基督教」，就是「信仰被政冶的价值观所取代」，也就是「从社会政冶运动的观点来加以诠释。」他的论点「基督教不能自贬地一味认同政冶策略」是正确的。但他似乎在这点太过偏激了，以至于使人认为也的立场是教会应该与政冶毫无牵连。

在Norman 博士1978的著作中发出了至少四个警告，值得我们审慎的留意，我将之整理如下：，1.近来教会对政治的热中削弱了她最应关心的事：信仰乃是个人化的(救赎)、内在的(基督的内住)以及永恒的(永生的属灵意义)。Norman 博士的看法不错，有些教会的确全然失落了这些层面。但在维护它们之余，教会却也绝不可忽略她团体、外在以及现世的责任。基督徒同时是两个国度的公民。皆有在其中的责任。全心爱主固然是「第一且最要紧」的诫命，但「爱邻舍如己」也是「相仿」地重要，二者任缺其一都会导致偏差。

2.目前教会对政治的看法只是周围文化影响下道德、伦理的政冶观，不管是西方社会资产阶级的自由党或是马克斯主义。教会做的只是一味的认同，为当政者的政见提供宗教性的诠释，没有经过审慎的批判，而全然地认同。

3.目前教会对政冶界的贡献，只是业余者的意见，缺乏专业的投入。

4.目前教会对政冶的期望太过于天真了，因为忘记了人类的堕落与罪性。这些评论是针对「某些」教会的特别现象，而非反对教会的社会政冶责任。

那么，这到底是谁的责任呢？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许多基督徒对政冶参与感到困惑，其主因往往就是没有好好的深究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区分基督徒个人，群体与教会的不同。所有的基督徒个人都应该是一个有良心、警觉性高的国民，以投票选举、认识政局、参加公听辩论、投稿于书报或以参加示威的方式参与政治。甚至有人还可能被神呼召去从事地力性或全国性的政务。具有相同道德观念及社会关怀的基督徒应该联合起来，一同对社会问题做更深入的探讨，再研拟合适的计划行动。这可以实施在一个纯基督徒的团体中，也可能是基督徒在一个政党、贸易协会或职业工会中提出以圣经观点为出发点的意见，供人参考。

以上提到基督徒个人以及群体可以且应该有适宜的政见与行动，然而，教会是否应以教会的名义参与政冶呢？当然，教会必须教导神的律法与神的福音，这是教会牧者，教师与领袖们的职任。而「当教会认为根据圣经的信仰或正义，使教会不得不在某些政务上表明立场的时候，教会就应顺服神的话语并信靠神会为其后果负责」。我们对教会是否应涉及政治立场的看法很可能会因我们的教派而左右，但基本上，除非教会有一切相当的准备与专业的知识，否则是不应该卷入政治圈中的。

社会关怀的圣经根据

所以什么是社会关怀的圣经依据？为什么基督徒应该关心社会？我们可把基督徒对世界的心态归纳为二大类：一是逃避，二是参与。「逃避」就是以拒绝的方式，背对世界，洗手表明自己的清白无辜，更不理会世界哀切的呼救。相反的，「参与」就是以怜悯的情怀面对世界，不怕弄脏双手，不畏工作服事所带来的疲累，并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常被神的爱所激励、充满，甚至无处可容。

我们福音派的人士，大多数若不是曾经不负责任的逃避，要不然就是依然故我的仍旧逃避责任。教会内弟兄姊妹的团契交通，一定比外面冷酷甚至带有仇恨的环境更加温馨。当然，我们偶尔也会冲入敌区(这是我们福音派拿手的专长)去传扬福音；然后马上我们又撤兵了，跨过一道壕沟，进入基督教的城堡(有团契带给我们的安全感)，收起吊桥，甚至捣起耳朵，不理会敲门者呼求的哀声。至于社会的活动──我们常说主就要再来了，别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吧！更坦白的说，就像在一间已著火的屋中挂新的窗廉或放置新的家俱，是毫无意义的事！当务之急是拯救失丧的灵魂。所以我们以不正确的神学来缓和良心的谴责。

「你知道吗？」，一位女学生在美国一堂讨论未来学的神学课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一旦我们开始救济贫民，事情就不会继续恶化下去，而这样子的话，耶稣就不会再来了。」(她是很真诚的向教授发问。)那教授写著：「我们可以把这位女学生的论调称之为「对未来极端逃避」式的论调……它对未来的矛盾在于，一方面对上帝十分虔敬，另一方面却又无知的把神推出了历史，坚持即使是耶稣在这「末世」也无能为力。它不如不觉地把耶稣塑造成一个无能的、外出的地主，对他所拥有的世界和人类历史失去了控制……这种极端逃避式的论调造成许多人无法完全效法耶稣的原因。

我们不仅不该逃避社会责任，更应该倾听神的呼召。神在每个时代都兴起不同的人走进失落寂寞的世界(就像耶稣当年一样)，效法耶稣、也是为了耶稣的缘故，以生命爱心去见证服事，这才是「宣道」。宣道是我们人类对上帝所交付使命的回应。它是基督徒全然的生活力式，包括了宣教与社会责任，深信基督差派我们进入世界正如父神差派他来到世界，所以我们必需走入世界 为他而活，为他事奉。

然而，我们不禁继续再问；为什么？为什么基督徒应该参与世界，关心社会？以下我愿意从圣经的五大教义来探讨；

更健全的神论

在一开始，我们需要对神的教义有更健全的认识。

第一、永活的神，不仅是宗教上的神，也是大自然的神；是「圣事」的神，也是「俗事」的神。事实上，基督徒常对以上的区分感到不安。因为所有属于神的事物都是圣洁的，那么若没有任何在神以外的，亦无所谓的「世俗」了。根据旧约先知的豫言和耶稣的教训，神对所谓的「宗教」是很严厉的，也就是与生活无关的宗教形式，没有爱心的事奉，与外表虚假的顺服。「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一27)。如果不是这个样子，若我们在教会所说、所唱的，与每天的日常生活毫无关连，那么这比「没有价值」更糟，这种虚为是神所极端厌恶的。

第二、永活的神是立约的神，也是创造的神。我们基督徒有时会覆蹈以色列人在旧约中所犯的错误，那就是他们只著重神是立约的神──从万族中拣选他们成为圣洁的族类，并对他们说；「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子民。」无可置疑的，这是荣擢的真理。「立约」是圣经中一个重要的主题，没有它，圣经的启示就不完全。但它也可能成为危险的半面的真理。当以色列人过份的强调它，他们就低估了这位永活的神。他们把神降格成一个种族的小神。耶和华只不过是以色列的「国神」，就像基抹是亚门与摩押入的「国神」一般。他们忘了其它的国家，或者是漠然的拒视它国的存在。

但圣经是以万国开始，不是以色列；是以亚当为始，而非亚伯拉罕；是以创造开宗明义，而非立约。并且当神拣选以色列，他并未对其它国家失去兴趣。阿摩司勇敢的传讲主的话语：「以色列人哪！我岂不看你们如同古实人(即衣索匹亚人)？……．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迦裴托(即克里特)，领亚兰人出吉固吗？」(摩九7)。同样的，自大的尼布甲尼撒王也学到了「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与谁，就赐与谁」(但四32)。神统管每个国家，人类的命运在也手中。虽然那被称为「管理这个世界」的撒旦实际上暂时篡占了神的地位，但神最终仍是一切被造之物的主宰。「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察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那造成也们众人心的;留意也们一切作为的」(诗三三13~15)。不只这样，神在对亚伯拉罕使之昌盛的应许中也祝福了世上的万族，有一日他要使万物重返堕落前的光景，使被造之物再为完全。

第三、永活的神是称罪人为义的神，也是公义的神。不可否认的，他是赦罪的神，是罪人的救主，「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亡」(出三四6)。但他也关切社会中的公义，他为受屈的伸冤，他扶起被压迫的人………。

再者，神对公义的要求不仅在他子民的身上，也延展到万族万民。在阿摩司书的头两章，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社会关怀和公义对于万国和对以色列国而言是同样的重要。在阿摩司谴责犹太人厌弃神的律法并随从偶像，并以色列人欺压穷人，见利忘义(二4~8)之前，也宣告了神对其它邻国的审判(一3~二3)──为了叙利亚的蛮酷，非利士人贩卖掳掠之民，推罗不守弟兄的盟约，以东无情怀恶的追赶以色列，亚扪门在战争中的暴行，以及摩押亵渎邻王的骸骨。

其它几卷先知书中也屡屡出现神对外邦国家的预言。他是一位公义的神，他也在万族万民中要求公义。

这才是圣经中的永活的神：他顾念一切的事物──不仅是关心「圣事」，也关切「世俗」；不仅是宗教的，也包括大自然；不仅是与他立约的民，也包括万民；不仅是赦罪之神，也关切每个社会的正义；不仅是福音，也有律法。所以我们不应该减缩他所关切的层面，更进一步的，我们应该效法他去扩充我们关切的对象与范围。

更健全的人论

所有的慈善工作(亦即基于对人的爱心所做的)都会受我们对人类的评价而左右。若我们对人类有较高的评价，我们就会较愿意去从事服务的工作。非基督徒的人道主义者，很认真的描述他们是一群全心投入「人类个案与人类问题」的人，有时他们的表现也的确比基督徒更好。但如果我们请教他们为何如此全然投入的动机，他们很可能会引用Julian Huxley的话说，这是为了未来永世中人类进化的潜能，「所以开发人类无穷的潜能就是我们共同工作的主要动机。」很明显的，这并不足以构成社会服务的基础。如果为了怕迟缓进化的进度，那我们就不该顾虑到老年人、智障者、丧尽天良的囚犯、精神病患、长期的慢性病患或是饥民了。为了怕他们拖慢进化的过程，让他们像只心爱小狗般的死去，不是更好吗？用强制的安乐死来代替满怀爱的社会服务，不是更合乎人道主义的前提吗？他们之所以在行动上没有落入这个可怕的结论，原因就是他们的心比他们的脑还好，他们的慈善工作胜过了他们的哲学理论。

基督徒有更健全的原因来服务人群，不是因为人类将来可能进化到什么地步，而是因为人类是神所创造的，人类有神的特性，按著神的形象而造，是有异于禽兽的。不错，人类堕落了，也破坏了神的形象，但还没有到完全毁灭的地步(创九6，雅三9)。这才是人类独特、尊贵的原因，也是激发基督徒行善的动力。

而这些按著神的形象所造的人，不仅是个灵(否则我们只应关切他们是否得到了永恒的救赎)，不仅是个身体(否则我们只需要满足他们的食衣住行)，不仅是个社会动物(否则我们只需合力帮助他们解决社会问题)。人是以上三者的总合。根据圣经的观点，一个人的定义可说是“a body-soul-in community”，因为神造我们就是如此。倘若我们真的爱我们的邻舍，也因他们在神眼中的价值，而愿意服事他们，就应考虑到他们全人的需要，他们心灵，身体与社会三方面的健全。自然的，我们所关切的人、事、物，会使我们宣教、济助与发晨的计划内容愈发的实际、完整。我们不应只让它流于闲谈、计划或停滞在祷告的层面。

早期的基督徒感受到失丧与穷困人们的需要，以爱心到世界各地去传扬神的话语，因为他们深知没有比福音对人心更有影响力的了。很快的，他们建立了学校、医院、也为被世人所弃绝的人们提供了居所。之后，他们废止了贩卖奴隶，进而解放奴隶，改进了工厂与矿场工人的境遇，和在狱中囚犯的状况。他们致力于儿童保护法(为西方国家工厂的童工与东方国家庙宇中的雏妓)。把基督的爱心与现代的医技带给麻疯病患。他们照顾盲哑的、孤寡的、疾病的、和垂危的。甘与世人所摈弃的人为伍，并陪伴他们走出阴霾。他们反对种族歧视与政冶迫害。他们的工作散布在大城、小镇并致力于改善贫民区，合一地为贫饥而力战，为残障人士与出身清寒的人图谋福利。

更健全的基督论

人们在不同的时代塑造出不同的耶稣。不错，每个时代的基督徒都应竭力认识耶稣，并根据他们的时代与文化以合宜的话语方式传讲耶稣。所以我们有禁欲修道的、受苦的、帝王式的、绅士型的、小丑式的、超级巨星型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家、游击队员、和万灵丹式的耶稣。当然，有些描述根本是相互冲突，有些则是缺乏或是毫无历史根据的。

我们需要发现耶稣的真面目，也就是在洛桑宣言中所提到「历史中、圣经里的耶稣」(第四段)。我们需要看到他二面的完全──他的受苦与荣耀，他的服事与主权，他卑微的道成肉身与威严的掌管宇宙。我们福音派的人常忽略了他道成肉身在神学上和生活中的深远含义。

神子并没有待在他安全免疫的天堂。他倒空自己，舍弃荣华，谦卑的取了奴仆的样式。他成为微小、软弱，会受伤害的一个人。他经历过我们的痛苦，孤独和试炼。他不仅宣扬神国的好消息，也医治疾病，喂饱饥饿的，赦免罪人，与大家所厌弃的人做朋友，使死人复活来显示神国的到来。他说，他来不是要被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以自己的性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他容许自己在法庭中被诬告、受害，而当人们钉他十字架的时侯，他为他的敌人祷告。然后，在被神所弃绝的恐怖黑暗之中，他以全然无罪之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上段对基督的描述应有助于我们对耶稣在约二十21所托付的使命较为明了：「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如果基督徒的事奉都是以基督为榜样，自然的，我们也会效法他的脚踪走进别人的世界里。在传扬福言时，这意味著走进他们思想的世界，他们的悲惨、失落，为的是在他们的生活之中与他们分享基督。在社会的活动中，这意味著甘心放下自己现有文化的舒适安全，为了服事他人，而走入其它我们从末听闻或经历的文化。「道成肉身」式的事奉，无论是宣教性、社会性或二者兼备，都需要我们付上相当的代价，也就是在别人现在的文化景况下与他人认同。拿撒勒的耶稣会对一个有需要的人──无论他是生病、丧失亲人、饥饿、被欺压或是无助，发出怜悯之心，他的子民岂能丝毫不为所动呢？

我们所相信的是哪一个耶稣？我们所传扬的是那一个耶稣？是否可能在某些教会，我们正向年轻人传讲一位错误的耶稣(「另一位耶稣」 林后十一4)，以至于驱使他们离开耶稣而走入马克斯的怀抱呢？

更健全的救赎论

教会很容易忽视、轻看了救赎的本质，好像这只不过是个自我改革，或罪已得赦，或是一张天堂的入场券，或是一个对社会或道德毫无影响的个人神秘经验。我们应该尽快的把「救赎」从这些片面的认识或讽刺中救拔出来，使它恢复到原有圣经全面性的真理。救赎包括三个彻底改变的阶段：从现在开始、我们在世的年日，和当基督再来时，被带到完全的地步。我们特别要小心提防的是把整体真理分解拆散的试探。

第一、救赎与神国是不可分的。因为在圣经中，它们几乎是同义字，就如以二个不同的模式来描述神相同的一件工作。以赛亚书五十二章7节：「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也就是说，在神作王的地方，他也施行拯救。救赎是神统治所带来的祝福。再者，当耶稣对门徒说，「进神国是何等的难」，门徒自然的反应是，「这样谁能得救呢？」(可十24~26)显然地，他们把「进神国」和「得救」视为同等

一旦我们有了这个认同，救赎的意义就更广了。神国就是神活泼的管理统治，藉著耶稣介入人类的历史，面对邪恶，与它争战，进而胜过了它，教会应该是神国的缩影，一个人类为神所治理的模式，为世俗的社会提供一个挑战性的选择。进入神国是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是在旧约就早早应许的，也就是神新的创造的开始。如今我们盼望神国完全实现的那一天，我们的身体、社会、宇宙都会被更新，并且不再有罪恶、痛苦、虚空、疾病与死亡。救赎是个很大的观念，我们没有将之缩减的自由。

第二、「救赎者」耶稣和「主耶稣」是不可分的。奇怪的是如今有不少福音派的人士，教导人们可以接受救赎者耶稣，而不用立刻降服地称他为主。然而神叫耶稣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又将万有服在他的脚下，使他做万有之首。他能以无穷的能力和执行的权柄赐下救赎与圣灵。正是因为他是主，他才能够施行救赎。他的主权也不仅限于我们的宗教生活。它包括了我们所有的经验──群聚时或独处时，在家中或在公司，在做教会的事工或在尽国民的义务，以及福音性或社会性的责任。

第三、信心和爱心是不可分的。福音派的基督徒一再强调信心。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流行口号之一就是「唯独信心」，这是不错的。「称义」或与神和好，不是靠我们所做或能做的行为；这完全是我们所不配得到的恩典──唯有藉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赎罪祭，我们只要单一的信靠他。这个福音的中心真理是不容其它事物所妥协的。虽然因著信心，就得以称义，但是，这个信心是无法独存的。如果信心是活泼而真实的，它自然会产生美好的行为，否则它只是虚假的。耶稣藉著审判日「绵羊山羊」的描述教导了我们这一个真理。使徒们也都同样强调出于爱心的好行为的重要，真实的信心产生爱心，真实的爱心带出服事的行动。

我们这一群「福音派」的基督徒，特别需要仔细思考这个新约的重点。我们要小心不要因为只顾强调信心与知识，而忽略了爱心的增长。保罗没有这样，因为「我若能明白各样的奥秘与各样的知识」，也写著，又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林前十三2)因为得救的信心和服事的爱心是缺一不可的。

更健全的教亡论

许多人认为教会只是一种社团，就像社区中的高尔夫球俱乐部一样，所不同的只是共同兴趣的对象是神，而不是高尔夫球。这一群宗教气味相投的人聚在一起，从事宗教性的活动，也们缴了会费，也理当享有会员的权益。这个论调却忘记了汤朴威廉敏锐的观察：「教会是唯一为非会员著想的社团。」

为了纠正教会「社团」的模式，我们需要探讨教会「双重的身份」。在另一方面，教会是「神圣」的──由世界分别出来，是属于神的。但在另一方面，教会也是「世界」的，因为教会要在世界中见证、事奉。这是Vidler博士，继潘霍华之后，称教会为「神圣的属世」。然而在历史中，教会却极少表现出这种双重身份。某些时侯，教会正确的表现出她「神圣」的一面，却错误地退出了世界，甚至与世界隔离。在其他时期，教会正确的展示出她「属世」的一面(全然地投入世界的生活)，但却又被世界的标准和价值观污染同化而失去了真理的立场。若非同时地拥有这双重身份，教会也无法投入宣教的事工。宣教源于圣经中有关「教会在社会」的教义，不健全的教会观导致不平衡的宣教事工。

耶稣亲自教导了以下的二个真理：不仅在著名的「在世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语句中，也在生动的「光盐比喻」中。「你们是世上的盐」，也说，「你们也是世上的光」(太五13~16)。这表示了二个社会──新的与旧的，教会和世界，就如光与黑暗或是盐与腐坏般的全然不同。也意味著，如果门徒要行善的话，盐必需侵入肉中才能入味，光必需射入黑暗才能带来光明。同样的，基督徒也必需渗入非基督徒的社会。所以，教会的双重身份和责任是显而易见的。

同样的，使徒彼得一方面称神的子民是在「世上的客旅，是寄居的」。另一方面，又说神的子民应当在外邦人中做个品性端正的好国民(彼前二11~17)。固然我们无法全然地与世界认同(以为它毫无邪恶)，却也不能完全的否定世界(认为它是一无是处)，而须搀合二个观点，「向世界挑兽」。相信这世界仍有其改进的可能，也愿意使其中的生活方式愈来愈与神的主权相称。

用改革来描述以上这个教会对社会的影响力会比救赎更为适切。Triton这样写著；「救赎并不是对社会制度的影响……它带来个人与神的和好。但这些也带来社会中震撼人心的浪潮，并且是有益于社会大众的。这些益处就是按著神的律法来改革社会，而不是以基督的死去救赎社会。」

教会是否能发挥它的功能就在于它加何结台「神圣」与「属世」的双重身份。我们待会儿会继续讨论。

一些实际的建议：

以上我列举了五个教义，我们也查阅了不少的经文──关于神的教义(创造者，颁布律令者，主，与审判者)，关于人类的(目为是按著神的形像而造，有其独特的价值)，关于基督的(谦卑地降世为人，也叫我们学习站在别人的文化里，服事他人)，关于救赎的(彻底的改变)，以及关于教会的(与世人有别的，是光、是盐，却为基督的缘故深入世界)。这五个教义是宣教的圣经基础，适用于福音事工与社会责任，并指出我们参与世界生活的义务。但是，怎么做呢？

先从基督徒个人的观点来看。一般而言，每个基督徒都蒙召同时做见证人及仆人。因为我们都是主耶稣的门徒，他曾做过美好的见证，也说过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事人的。所以，服事与见证是密不可分的。不同的基督徒因著不同的呼召，进入不同专门的事工；就像十二使徒以传道祈祷为事，司提反等另外七人就每日管理饭食的分配(徒六)。教会是基督身体的比喻更加深了这个教训。就像身体中的肢体各有不同的功能，在基督身体中每个不同的肢体也有他独特的恩赐与事奉。同时，不论我们特别的呼召是什么，当紧急状况发生时，我们都要彼此相顾。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祭司和利未人不能以他们的事奉在圣殿为藉口，而推卸轻忽一个被抢受伤之人的罪名。如果我们主要的工场在社会，我们也有见证基督的责任。如果我们主要的事工是宣扬福音，我们也不能对社会责任袖手旁观。

对于地区性教会而言，它的影响层面可因充分运用会友不同的恩赐与呼召而更深远。教会决策单位可以适当地鼓励有同样负担的人们组成一些「特别关怀」或「研讨与行动」小组。其中某些是把目标放在传福音方面──逐家布道小组、圣乐小组、世界宣教事工小组……等；另一些则著重社会关怀，如；探访(疾病或有需要的人)、住屋问题、社区或种族问题、反对堕胎及少数民族的需要……等。这些特别小组可以互相帮补。如果偶有机会让他们向全会众提出工作报告，他门事奉的代表性将可获得肯定，他们也可自全教会得到宝贵的支持，例如意见的忠告、鼓励、代祷及财力的支援等。

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或应该参与所有不同的事工。但是每一间教会(不论大小)能够、也应该试著藉著不同的小组，投入更多元化的服事。不同的小组能使教会所关切的层面与行动更加的广泛深入。

我愿以罗马天主教「弥撒」的意义来做结束(很奇怪吧！？)。弥撒这个字源于古老拉丁仪式中的最后一句话，ite missa est。用很有礼貌的解释是now you are dismissed。若以更卤莽的白话文来说就是「出去吧！」──走进这个神所创造的世界，这个人类(接神形象而造)居住的世界，这个基督曾来过的世界，如今他也差派我们进入这世界。因为这是我们的归属，这个世界是我们的战场，我们要在此生活，发挥爱心，为主做见证，为主服事人，为基督受苦、甚至殉道。

转自《加利利之家》

信仰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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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我们应该爱祖国

我们应该爱祖国

放眼望去，我们的祖**亲正以崭新的英姿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追述历史，华夏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正展现在眼前。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山河壮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国家。我们为自己有这样的祖国而自豪，我们为自己有这样的祖国而骄傲，我们没有理由不爱自己的国家。回朔过去，展望未来，怎能不让人心潮澎湃，思绪起伏!

人的一生中，最崇敬、最伟大的字眼莫过于“母亲”和“祖国”。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无论在哪里，中国人民的心总是与祖国紧紧相连的。1931年秋，吉鸿昌将军出国考察，在美国纽约，因别人把他误会成别人把他误会成日本人，他专门用毛笔在木牌上写了“我是中国人”几个醒目大字，然后挂在胸前，昂首走在纽约的大街上。吉鸿昌将军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那种不畏艰难，自强不息的高尚品质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吉鸿昌将军不求名，不求利，为了国家可以牺牲一切，这也正是中华民族所拥有的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的意志。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在男子110米跨栏决赛中，中国选手刘翔荣获金牌，成为第一个获得奥运会田径短跑项目世界冠军的亚洲人和黄种人。让人感受最深的就是刘翔在赛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一句话：“我相信对于黄皮肤的中国人或者亚洲人来说，我实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我不会输给任何人，包括欧美选手。相信我，没错的。”是啊，一个人有了志气，有了能力，有了信心，有了人生所向往的目标，有了强大的祖国作为

后盾，就能战胜一切，超越自我，攀登世界高峰，成为民族的骄傲，民族的荣耀。刘翔，他的成功不仅是个人的成功，还标志着民族的骄傲，民族的成功;他以坚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奋斗战胜了自我，超越了自我，还为自己的前途铺下了一条星光大道。他励志图强，要为中华民族争气，赢回荣誉，重振国家的声威。他做到了，他凭借自己顽强的毅力与恒心，终于获得了成功，为民族争了气。难道这一刻的胜利不值得珍惜吗?爱国英雄岳飞曾经说过：“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为此，岳飞的母亲在他背上刻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他的一生也确实做到了精忠报国；爱国科学家钱学森，被誉为导弹之父，美国人说他抵百万雄师。但他却抛弃厚禄的利诱，在新中国成立后，毅然回到祖国投身于导弹研究中；„„这些爱国志士的名字将被千秋万世所铭记。因为他们对祖国的拳拳之心让后人永远不能忘记。

爱国，就要急祖国之所急，想祖国之所想，随时准备报效国家。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更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时刻要把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绝不做有损国家尊严的事。在校园里，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奋发向上，不断提高自己的爱国意识；在同学遇到困难时，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在平时的言行举止中，我们要讲文明，要对人有礼貌，不乱讲脏话„„这些虽然都是小事，可把这些小事做好了，同样也是一种爱国的表现。要知道，我们的一言一行，代表的不光是自己，更是代表着个国家的形象。可是在我们周围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报效国家，而是为了出人头地、为了自己的前途;他们张口闭口外国如何如何，而把自己的祖国贬得一文不值，这些人难道

不觉得惭愧吗？我深深感到：自己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学生，肩负着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从现在开始就要把自己的成长同祖国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努力学好本领，提高文化素质，树立崇高的理想。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必说无数先烈为了祖国的解放，民族的独立，抛头颅，洒热血，也不必说多少先辈为了祖国的繁荣，民族的富强，牺牲个人利益，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单说我们，我们是祖国的未来，祖国的希望，我们是新世纪的人，我们更有责任热爱自己的祖国，使自己的伟大祖国欣欣向荣、日益昌盛。也许有人会说，你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谈什么爱国呢?那我要告诉你：你错了，爱国不分男女，爱国不分长幼，我们人人有责任。我们要从小确立远大的志向，从小事做起，养成良好的行为规范，热爱自己的班级，热爱自己的老师，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各种本领，长大了才能为建设美好的国家添砖加瓦。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这是我们必须做到的。

同学们，让我们高呼：“祖国，你是我们心中的太阳，我们永远爱你!”同学们，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奋斗，筑起一道爱国的铁壁铜墙，让我们的祖国有更美好的明天，更灿烂的明天，更辉煌的明天!

学生：王岳峰

指导教师：朱琪琳

第三篇：我们应该承担责任

我们应该承担责任(39分)

查尔斯王子曾经说过：“责任是你在生活中不得不去面对的事情。”顾炎武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由此可见。责任对于我们每一个来说都是不能推脱的。我们应该承担责任。

针对2013年12月的高中女生不忍隐私被曝而跳河自尽的事件，我想说：“责任是不能逃避的。”纵观古井中外，美国的煤油大王洛克菲勒D在小时候曾打碎邻居的玻璃，因为害怕而把责任推脱给女佣。他父亲弄清真相后，狠狠的教训了他一顿，这让洛克菲勒D深深的记忆在心里，为他日后的成功奠定的基础。责任是神圣的。在日本，一位女子取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到东京帝国酒店打工，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没想到上司竟让她扫厕所。她犹豫了了是继续还是放弃？心细的同事发现后，在她面前做了示范。她的同事把马桶擦得干净如新时，竟从中舀了一碗水喝了下去。这位女子明白了责任的庄严，几十年过去了，这位女子早已成为日本的邮政大臣，她就是野田圣子。

责任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运。美国总统卡特在营救伊朗美国使馆人质的作战失败以后，公开表明一切责任在我，这使得他的支持率上升了10%.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办公室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责任到此为止”。唐太宗出巡时，面对荒芜的土地，顺手抓了几只蝗虫说，“百姓有粮食吃才能活命，你们就来吃我的心吧，不要再祸害庄家了。”说完就把蝗虫吃了下去。唐太宗也因此获得极高的威望。增强了核心凝聚力，大唐也由此也逐渐走向富强。

我们要勇于承担对自己、对他人的责任，琪琪跳河自杀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行为,她原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但她却选择了不归之路。失去了宝贵的生命。那个店主也难辞其咎，他公然侵犯别人的隐私，这必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不能否认，如果琪琪和店主能主动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那就不会造成命案了。琪琪的同学对她指指点点，也是不尊重琪琪的表现，也是没有履行自己对他人的责任。

各种现象和事例都表明，承担责任，我们刻不容缓，社会因为人们担当一份责任而多一份美好。少一份悲伤。承担责任，应成为每一个公民应遵守的准则。

第四篇：法律经济学与社会关怀

作为法学与经济学之间交叉的一门边缘学科，法律经济学当初刚被介绍到中国来时即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它从经济学成本投入与资源分配等角度出发，对法律与制度的安排作经济的分析，以期使这种安排达到最佳效益。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法律经济学开阔了法学研究领域的新视野，对于解释现行的法律制度，预测其发展趋势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令笔者忧虑的是，作为在当今中国雄霸学术界控制着话语权的作为显学而存在的经济学与法学两门学科的结合所产生的新生儿，法律经济学的诞生，会不会难以避免地沾染上豪门习气？事实证明，笔者的忧虑绝非是杞人忧天。当今中国法学界在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中往往过份注重烦琐的数学及技术的分析，甚至陷入其中自得自乐以致不能自拔，但却忽略了作为社会科学所应当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关怀。

问题还得从一件事情谈起。前些年沈阳市出台了一部交通事故处理的地方性法规，内容大意是如果行人违章而机动车辆并无违章，那么发生交通事故依该规定责任将全部由违章的行人负担，机动车驾驶一方不负赔偿责任。经媒体炒作，将其内容形象地概括为“撞死人白撞”。此法规一出，立即在全国激起了轩然大波，赞成者固然有之，但听到更多、更普遍的是反对者的声音，我国著名的民法学家梁慧星教授也加入了声讨行列，将其喻为是反人道、反人性、野蛮的规定。由于媒体的关注和推波助澜，一时间，沈阳市的这部法规成了过街老鼠，处于人人喊打的境地。

但是，争论归争论，尽管对沈阳市有没有权力制定这样一部涉及到人的健康权甚至生命权的地方性法规以及这部法规本身是否违反宪法的精神或直接违反立法法的规定可以作进一步详细的法理分析，尽管反对者众多，沈阳市的这个法规还是实施了，后来听说武汉和上海两市也有了相类似的规定。本来嘛，学者也仅仅就是学者罢了，唐诗不早就有云：“百无一用是书生”嘛，而更何况伟大的领袖亦曾豪情万丈地写下过“刘项原来不读书”的伟大诗句呢。作为百无一用的书生纵然反对又能如何呢？最终不还是徒劳吗？这场讨论后来渐渐地平息下来了，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实在太快了，人们的注意力也转移得实在太快了，人们实在没有耐心长期关注一个已失去新鲜劲的类似祥林嫂和阿毛之间发生的这一类的故事。虽然随后武汉和上海的两位教授丧生滚滚车轮下的惨剧让媒体抓住又猛炒作了一把，让善良的容易感动的人们掬了一把同情的泪水和又愤慨了一回，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律就是法律，绝不是说着玩儿的，尽管你可以把它归到自然法概念中的“恶法”之列，尽管它可能与亚里斯多德所称的那种得到普遍遵守的法律本身应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的理念相左，尽管它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与公平、正义、人权的宪政精神相违背，但因为它是法律，所以尽管人们可以自由地批评它，但同时还是必须严格地遵守它，因为违反它的后果必然要付出相应的沉重的代价。“恶法杀人”的例子在历史上也是不绝于书的，谁都不会忘记，作为西方文化史上的两位圣人苏格拉底和耶蘇都是为恶法所杀的，因此，两位教授之死也颇具悲壮与神圣色彩了。我本不想加入这场讨论来凑热闹，尤其是在一个话题冷场之后再提起又有什么意思呢？但最近读到的一篇文章却不得不让我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了。

这篇文章出自一位法律学者的手笔。谈得就是上面所述的沈阳市的那个法规，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该法规进行了分析，运用的是一些数学的、技术的方法，过程不太能引得起我的兴趣，但是其通过以上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倒是引起了我的关注。作者的结论是，沈阳市出台的该法规的背后是有经济学根据的，符合经济学原理与规律，换句话说这部法规是合理的。认为这部法规的出台将有助于促使行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言下之意即是：如果没有这类的规定，行人横穿马路将很难禁止。而且他进一步认为，由于行人横穿马路，车辆就需慢行，那么道路就会不畅，从而影响到交通运输的效率。如果造成事故，事故的处理必然就会造成交通的堵塞甚至瘫痪，将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的浪废，因此，在处理交通事故时这些损失都应考虑在其中，应由责任人来承担。通过以上的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这部法规的出台是合理的。至此，我不禁拍案而起不得不有话要说了。

首先，这位作者完全可以放心，他所预料的那种如果没有此类的规定将会出现的他所描述的灾难性的后果绝不会出现。目前对于交通事故的处理，公安交通部门依据的是1991年国务院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的有关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普遍的做法也是依据该规定而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3条“高度危险作业”条款弃置一旁的。当然，对于涉及到人的生命健康权的处置的这么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国务院是否有权制定这样的一个《办法》，笔者持谨慎的态度。但即使是依据这样的一部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问题上简单地采用过错责任的《办法》的规定，对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对方人员死亡或者重伤，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应当分担对方10%的经济损失。这里规定得很明确，这10%不是赔偿，仅是一种损失的分担，亦即是一种人道的补偿。虽然10%的人道补偿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性质上均远远不及梁慧星教授所主张的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一方应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全部赔偿，但毕竟它还是体现了一线人道之光与人情温暖的。虽然即使有10%的人道补偿，但是谁都可以设想，绝不会有任何行人为了这区区10%的补偿而故意将自己的血肉之躯与滚滚流动的钢铁相碰撞，因为后果谁都可以预料。因此，连这区区10% 的人道补偿都要取消的交通法规的出台是否能真正起到阻止行人横穿马路的预期效果是很值得怀疑的。

其次，与一些赞成者的观点一致的是，这位作者的观点中还隐含

这样的一个暗示，即当前行人素质差，而且短期之内无望有大的提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既然提高素质这一途径走不通，那么制订这样的一个法规或许至少可以起到镇慑和教育这些人的作用。幽默一点地说也可称之为以鲜血来擦亮人的眼睛吧，以此来迫使人人知法畏法从而自觉守法最终达到交通顺畅的目的。其观点实际上也大谬不然。行人素质低，那么机动车驾驶员素质就一定高吗？只要去交警部门了解一下每年你所在的城市有多少机动车驾驶违章，只要上街看一看许多司机是如何开英雄车、霸王车，尤其是在过没有设红绿灯的斑马线时是如何置行人于不顾呼啸而过，行人过斑马线时是如何战战惊惊、如履薄冰的情形，我想任何人恐怕都不能断然得出肯定的结论。另外，就算是行人的素质低，但这种素质低能成为立法牺牲其生命健康权的理由吗？这两者没有也不可能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此外，我们还应考虑到行人横穿马路的种种复杂的情形：其中可能有智障者；有老人、小孩；有急事须横穿者；有因交通设施设置确实十分不合理，为避免绕太远的路而图方便横穿者；也有因习惯了在乡间田野或小路上任意驰骋，还不明白城市文明的交通规范的刚刚进城打工的农民等等。不分清红皂白地在立法上对这些特殊情形一概不予考虑，合理吗？

另外，众所周知，我国城市交通的普遍现状是街道窄、人多、车多、交通拥挤，没办法，谁让咱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呢。现在颇值得我们自豪和津津乐道的是作为当代中国人财富与地位向征的汽车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家庭。但汽车数量的剧增与短期内城市道路交通状况不会有太大的改善之间已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使得原来就拥挤不堪的城市交通状况更趋恶化。而在我国大部分城市，作为有限公共资源的城市道路是如何分配的呢？其做法是左右两边为人行道，供行人与非机动车通行，中间以道路中心线为界左右各有一至三个左右的机动车道。但细心的人们往往会注意到，通常左右两边的人行道加起来还不足一个机动车道宽！这样划分道路也许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也是效率的，但这样的分配规则是民主商定的吗？它公平吗？与行人相比，机动车一方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既然作为机动车驾驶员你享受了更多的道路资源，而且驾驶机动车属高速行驶的危险作业，如果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事故，机动车驾驶员受到的人身伤害要比行人受到的伤害小得多，或者是根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机动车驾驶者在驾驶时就应付出更多的注意，应随时保持高度的警惕以防止因自己的稍一不慎而酿成的事故。这应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必然结论，也符合资源占用的数量应与付出的数量成正比的经济学原理与现代法治“抑强抚弱”的精神。但现在好了，因为出台了这样的法规，驾驶员因此而“有法可依”，那么尽可以“放心”驾驶去了，只要自己不违章，自己的注意力可以比以前放松了，甚至在关键时刻也可以不用踩刹车了，因为即使撞死了人也不用负什么责任嘛，紧急踩刹车没准还翻车使自己受到伤害呢，谁那么傻呢，危急的时候首先保护自己是人的本能嘛。这部法规会不会起到这样的暗示作用呢？我想我们完全有理由作上面的假设。也许这部法规的制定者们是从性善论的角度出发，将司机们都想象成君子了吧，但我们却实在无法将所有的司机都想像成谦谦君子。因此，在立法时，与其从性善论出发倒不如从性恶论出发，立法时做到先小人后君子。而且立法者在涉及到行人的生命健康权与车辆通行权取舍的重大问题上时，绝不能简单地单纯地从追求效率的经济学角度出发，为了保护车辆的通行权而漠视对行人生命健康权的保护。

无论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得出的结论证实这部法规的出台是多第的合理，但这种数学的技术的分析却始终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公平的问题。经济学不是万能的，如果没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和哀民生之多艰的那种悲天悯人的社会关怀，产生那种诸如著名的经济学家看不到当代中国失业严重的社会现实，反而大力倡导现在应鼓励人们在城里和乡下各有一套住宅，周末开车去乡间度假的那种不切实际的只有在富人俱乐部中才可听到的论调和虚浮的理论一点也不奇怪。有鉴于此，学者何清涟女士从一个社会学者的道义与良知出发一再呼吁将人类关怀引入到经济学研究领域。关注国计民生的经济学固然不能忽视社会关怀，作为以追求公平、正义为终极价值目标的法学则更应体现人性、人道与社会关怀。那么，两者结合产生的婴儿法律经济学又该如何呢？我想，作为法学与经济学结合的产物的法律经济学更应博采两家之长，而绝不能为数学而数学，为分析而分析，为数字和技巧所迷惑而陷入其中沦为数学和技术分析的奴仆最终忽略了作为社会科学应始终关注的社会关怀。

作者：高军，史学硕士，曾任出版社出版策划、晚报法制版记者、编辑、现任大学法学讲师、兼职律师

通信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州学院政法系 邮编：516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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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我们应该感谢谁

感谢祖国，感谢党

每当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每当听到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徐徐奏响的时候，一种振奋，一种激昂，一种骄傲，一种自豪的心情便会油然而生。回顾建国60载，我们的祖国走过了一条崎岖又坎坷的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黑暗中崛起，成为引导中国人民的一盏明灯，他拯救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用鲜血和生命赢得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

曾几何时，贪婪的侵略者纷纷来到中国，从此，这里的文明消失了，强盛衰败了，留下的只是浓雾蔽日，民不聊生；曾几何时，无数的革命烈士用血肉之躯把我们多难的民族抱出了地狱，为了祖国的成长，无数人前仆后继，呕心沥血，为了祖国的富强又有多少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和青春！即使在封建主义的绞杀下，在那帝国主义的炮火中，我们的党用拳拳赤子之心，抹去了祖国凄苦的眼泪，换来了她幸福的微笑。中国强大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如今，综合国力实现由弱到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商品和服务实现由严重短缺到丰富充裕，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供给能力名列世界前茅，经济结构实现由低到高、不均衡到相对均衡，对外经济实现从半封闭到完全开放。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生活在奔小康的道路上，我们幸福而快乐着。

2010年7月，我有幸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从写入党申请书时的那份渴望，党校学习的那份认真执着，直到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我明白了：是党，给了我阳光雨露，是党，让我茁壮成长，更是党，让我从一个稚嫩的顽童成为了一个受高等教育的成年人。在我看来，党是一种信仰，她是鼓舞和引导我前进的动力源，她更是我思想上的后盾，精神上的领袖，鼓舞着我，激励着我，让我变得更加完美，卓越。

最后，我想真挚的说上一句，感谢你，我伟大的祖国，我可敬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