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打破公诉人躺着都可以赢之怪现状
打破公诉人躺着都可以赢之怪现状
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7月28日作出的（2014）粤高法刑四终字第12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在微信群中遭刷屏。该判决将上诉人陈传钧从一审的死刑缓期执行改判为无罪，这一难得的无罪判决引发了刑辩律师的热议，激起了律师们对疑罪从无的无限期盼。
在现代国家中，公诉人与辩护人是刑事庭审中法定的对立角色，分别代表刑事诉讼中的对立双方。公诉人基于国家及公共利益在法庭上指控犯罪，辩护人则基于被告人利益提出无罪或者罪轻意见。既然公诉人代表国家提起诉讼，诉讼的结局应当完全取决于法庭上的调查与辩论，当公诉人能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所指控犯罪的构成要件时，被告人将被判有罪，公诉人将赢得诉讼；否则，应当宣告被告人无罪，公诉人将败诉。个体认识能力的局限、公诉人的追诉职能与刑事程序的多方参与结构，决定了公诉人指控犯罪失败当是司法常态，是无法避免的客观规律。
自进入律师行业专事刑事辩护以来，一直在观察与思考公诉指控的成败在刑事司法中的实然状态。最近的一年半年时间里，在法庭上就6个案件提出了无罪意见，最终判决要么徒刑，要么缓刑，要么免刑，就是没有一个无罪。或许有人会问：一个律师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就提出6个案件无罪，哪来这么多无罪案件？这话若是置于县城或许有一定道理，但当事人家属舍近求远，到省城去以相对高昂的代价聘请律师，往往是因为案件本身更为复杂、存在更大的辩护空间，无罪案件的比率相对较高实属正常。自认为并不是一个轻易就作无罪辩护的律师，且自我感觉每个作无罪辩护的案件都在法庭上提出了压倒性的无罪理由。基于自身的挫败经历加上对刑事司法实践的直观感受，非常认同这一基本判断：公诉人躺着都可以赢。
有人可能会提出，讲公诉人躺着都可能赢过于绝对了，2013年全国法院就宣告825名被告人无罪，2014年全国法院也宣告778名被告人无罪。但如果折算成百分比，2013年与2014年的无罪率分别仅为0.071%与0.066%，这一比例低到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还有人会指出，我国无罪率低并不能说明什么，法治较为完善的日本无罪率也很低，如2006年日本地方法院的无罪率为0.13%，简易法院为0.16%。虽然日本法院的无罪率也非常之低，但两相对比，其无罪的比例却是我们的20倍左右，更何况我们的刑事司法还远远达不到别人的精密程度。可能还有人会强调，我们另有撤回起诉制度，如果加上撤回起诉后实质上作无罪处理的案件，我国的无罪率会提高一些，不过，日本同样存在类似的撤回起诉制度。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的是，日本的不起诉率占到60%左右，而我们的不起诉率只有2%左右。因而从整体上看，我们的公诉人面对辩护人，在法庭上确实躺着都可以赢。
当公诉人躺着都可以赢时，意味着辩护人在不少本来该赢的案件里却输了。辩护人会因此而遭受极为严重的心理挫败，会一脸的沮丧、满腹的牢骚，甚至可能对司法与法治本身产生动摇，还有的就此走上“死磕”之路。刑辩律师由此而承受的精神痛苦，外界很难体味。强大的心脏与快速的情绪转移能力，是刑辩律师保持身心健康的必备条件，而这种素质并不是所有刑辩律师都具备的。
当公诉人躺着都可以赢时，并不意味着公诉人就可以满心欢喜地庆祝胜利。公诉人大都争强好胜，喜欢在法庭上雄辩滔滔，代表国家畅快淋淋地指控危害社会的罪犯，由此获得职业成就感与尊容感。在一个本不该赢的案件里，当公诉人在法庭上说着言不由衷的话，狼狈地遭受辩护人一轮又一轮的无情攻击时，尤其是当内心认为无罪的案件最终因为自己的指控而被判有罪时，其内心的折磨与痛苦，绝非辩护人所能比拟。由此，公诉人需要一颗比辩护人更强大的心脏！
当公诉人躺着都可以赢时，作为公诉人与辩护人在法庭上争端的主持者与裁判者的法官，看似手握生杀予夺大权，表面上风光无限。然而，当夜深人静、辗转难眠时，想到曾因自身的行为而将一个罪轻者判处了重刑或者将一个无罪者判决为有罪，除非是一种利益交换，不然那种良心的煎熬将永远跟随。而这种不光荣却难以像辩护人那样可随处倾诉，而只能郁积于心。比较之后方才发现，当公诉人躺着都可以赢时，在辩护人、公诉人与法官三者之间，失败的辩护人竟然是受伤害最小的一方，辩护人起码可以在法庭上畅所欲言、慷慨激昂，而公诉人与法官却无处话凄凉。这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一批批优秀的法官与检察官要决意加入律师这一看上去更苦逼的行业，而律师绝少愿意被招安为法官或检察官。
当公诉人躺着都可以赢时，最大的输家是被告人，不少实事上无罪的被告人被以法律的名义剥夺了名誉、自由乃至生命。媒体曝光的各种在正常情况下完全可以避免的冤案，以血淋淋的事实控诉着公诉人躺着都可以赢这一现象给被告人所带来的灾难。这种现象危害的不仅是事实上无罪的被告人，而是其整个家庭。以佘祥林案为例，其被抓那年28岁，妻子张在玉31岁，他们的女儿才6岁。自从1994年4月佘祥林蒙冤入狱后，哥哥佘锁林因为弟弟冤案上访，于1995年5月4日被拘留41天。母亲杨五香因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和上访，于1995年5月6日被抓入狱，在京山县公安局看守所关了9个半月，后来交了3000元才把人领出来，但已经气若游丝。三个多月后，杨五香含恨而去，时年54岁。佘祥林的女儿因父母一个被判刑、一个离家出走，早早地辍学。在赵作海案中，1999年案发时，赵作海四个孩子中大儿子仅十五六岁，最小的儿子只有6岁。赵作海被判刑后，妻子改嫁并带走了女儿和小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留在了赵楼村，由本家和亲戚照顾。大儿子读到小学毕业，二儿子读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女儿则一直没有上学，小儿子也是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不少被告人的家庭因为公诉人躺着都可以赢而解体甚至家破人亡。更为可怕的是，从已经暴露的刑事冤案看，当公诉人躺着都可以赢时，不仅每个良善的公民都有可能成为被告人，而且都有可能成为法律上的罪犯，甚至是其罪当诛的杀人犯。
因此，当公诉人躺着都可以赢时，不仅辩护人、公诉人与法官承受精神痛苦，被告人可能遭受不白之冤，甚至家破人亡，而且可能危及到每个国民的安全。这也就是为什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一起普通刑事案件所作的改判无罪判决会引起这么多人关注的根本原因所在。面对轰轰烈烈的司法改革，检验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就在于能否打破公诉人躺着都可以赢之怪现状，让司法回归本性，让无罪判决成为不再让人大惊小怪的常态。
第二篇：农村之怪现状
农村之怪现状
九十年代，“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这句标语曾刷遍我村的房背和院墙，在农村刮起一阵旋风，许多孩子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可由于我村十六七名曾名噪一时的大学生们，现在工作不如意也挣不了几个钱，有的甚至在外打工还贷款，无脸回家。因此原来力挺孩子读书的乡亲对孩子是否上大学犹疑不定，失去了信心。过去，村里人聊天话题都会绕到考大学上，家家户户都憋着劲要让自家出大学生。可是村里这么多大学生都毕业了，除一两人考上公务员外，大部分没多大出息多大的成就，甚至还不如打工挣得钱多，村里人这几年对上大学失望了。农民的经济来源主要靠田地和打工，收入有限，供出一个大学生非常艰难。在农村谁家有大学生，谁家基本就是贫困户。村里一户人家供读一个大学生，基本上曾穷到“砸锅卖铁”的地步。这样苦心巴力供出一个大学生，理所当然地希望能有高回报。但是，高等教育扩招以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大部分人并没有如乡亲们所期待的那样出人头地，而是在城市里找了一份普通的工作，无力反哺供应自己多年的家庭不说，买房结婚时甚至还需要年迈的父母再东借西凑。相比之下，还不如一早就辍学出去打工的过得好。上大学曾是农家子弟跃出农门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现今，上大学是贫困的根源，这条路越来越难走，希望也越来越渺茫，悄然泛起的“读
书无用论”，打破了许多孩子的大学梦。
与之相反的是“疯狂进城风”。
读书无用论催生出要上就上好学校，年轻的父母们为了让孩
子受到最好的教育，每到孩子开学，就形成一股转学风，据不完全统计，我村周边每所学校都要转走十一二个，家长就搬到城里的学校周围居住，或买或租；有的妈妈什么也不干专职伺候孩子的“陪读妈妈”。当然，还有不少的“陪读奶奶”„„学校周围租房价格猛涨，租房也成了陪读家长心头的大事。现今连孩童上幼儿园，也有家长租房陪读了!古有孟母三迁，今有为子进城。孩子的教育是家长们最关心的事情。如今，随着孩子就读，不少家长开始选择在学校周边租房买房，既方便了孩子上学的路程，又方便了家长照顾孩子的生活，就连许多本不富裕的人，也纷纷将家门口的学校置之脑后，想方设法栖
身于城里学校就读了。
我校原来有个10岁小女孩，从三年级就转到了城里，现在读六年级。过去的两年多里，她的母亲住在每月花100元租来的民房里，专门负责洗衣做饭并督促她学习。而她的家正好在学校对面，只隔一条公路，步行最多也就一分钟到校，舍近求远，何也？我的邻居来到城里，靠捡垃圾供两个孩子上学。农村家长高涨的择校热情，给城市学校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很多学校每个班的人数都在80名以上，老师的工作量也比过去增加一倍，人满为患。虽然在这些学校都要比乡下多花很多费用，还不提供营养早午餐，但是，执著的农村家长们宁愿省吃俭用每学期多掏几百甚至儿千元钱的花费，也要托关系找后门让孩子往里边挤。农村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望凸显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城乡教育发展差距日益扩大，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公民享受教育公平的权利，加重了农民教育的负担，造成了落后地区学生失学的增加，导致了教育结构的畸形。如今农村学校虽然免去学杂费，提供营养餐，但择校风仍然很难控制。因为许多乡下学校不仅办学条件很差，也没有好老师，学生成绩也差，所以家长都愿意把孩子送到教育条件好的学校，哪怕一年花四五千元，也要出去上好学校，去享受城里的优质教育资源。农村孩子大量进城上学这一现象，一方面反映出农民对孩子的教育越来越重视，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前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的教育水平还很落后，难以满足农民对优质教育的渴望。按照就近入学的规则，孩子都应该在家门附近读书。但是必须明白：就近入学的前提是，学校办学质量要相差无几。但就目前状况而言，城市学校和农村的小学办学水平显然存在着不小的差异，而且上不同的小学也影
响到对初中的选择。
这几年随着农村小学生数量的减少，有的学校出现一些“学生比老师
多不了几个”的学校，甚至一个老师一个炊事员一个学生。同时有这样两个怪现象：一是一些年纪大的认为读书无用，让孩子打工挣钱，一是一些年轻人不断进城，让孩子享受优质教育。这种反常其背后一定就有值得深思的原由，折射出农村人的无奈与彷
徨。
相对于城市教师的优裕，乡村教师则只能默默耕耘，领着账面上那份单薄的工资。此外，由于许多缺少父母关怀的留守儿童的存在，乡村教师还扮演着更多角色——“又当老师又当妈”，付出更多的劳动，教学点任教的老师，一个人包班，既要承受教学压力，又要关注学生生活，还要搞定营养餐，精神压力非常大。然而，乡村教师精神
压力之大远远不止于此，他们还要承受着社会关爱的缺少，以及由于待遇低而被以金钱为信仰的人们的冷嘲热讽。城乡教师待遇的巨大差距，也正是许多乡村教师不放过任何一次公务员考试，或千方百计走关系、下血本甚至举债也要进城，这就使原本就弱的农村教育雪上加
霜。
义务教育不只是做到缩小城乡学校的差异，缩小城乡教师待遇的差异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大部分农村教师都是半教半农，住房条件差，为谈生活环境条件而屈辱，农村小学为愁开学无人而焦虑。农村是社会的基础，改造广大农村必须从发展农村教育入手，农村教育发展了，农民素质提高了，就会形成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如果不把农村教育办好，不努力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要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改变“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就是一句空话。从这个意义上
说，农村教育直接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第三篇：中国反腐之怪现状
中国反腐之怪现状：内讧、情妇及小偷
近段时间，“中国式反腐”的故事在网络上如火如荼地传播。按道理来说，一个国家的反腐工作，应当是相关部门的职责本分，应当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事情，但在当下中国，却演绎出一出出“闹剧”，真不知让人欢喜让人忧。笔者总结一下，目前国内比较流行的“中国式反腐”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内讧反腐。就在前不久，原江西于都县委书记胡健勇因诽谤自己上级市委书记，结果被查出严重的经济问题，最后，他因贪污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当然，胡健勇的腐败行为并不让人奇怪，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胡健勇腐败了那么长时间为何都没被查，又为何偏偏在其诽谤市委书记时被查出经济问题？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内斗式反腐”。其实在中国，“内讧反腐”还有另外一版本——同归于尽。2010年，天津地铁系统“一号腐败大案”就颇具代表性。地铁公司党委书记向中纪委举报了“老搭档”地铁公司总经理，总经理则在“双规”期间检举了党委书记。最终，天津地铁党、政两个“一把手”双双落马。作为“全民公敌”，腐败者之间的“内斗”让人解恨的，但也折射出了中国反腐的困境。
二是情妇反腐。情妇，这是近年反腐的一大“功臣”。2008年年底，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蔡爱华报警将其情妇周青送进监狱；两年已后，刑满释放的周青向江苏省纪委举报蔡爱华涉嫌受贿以及生活腐化等问题，蔡随后被“双规”和逮捕。在“情妇反腐”当中，最恶劣的当属韩峰版的网络“性爱日记”，将一个官员包养情妇玩弄女性的丑恶形象暴露无疑。有人对近10年开庭受审的40多名省部级高官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36名被曝拥有情妇，占87.80%。毋庸讳言，情妇已成为我国反腐的重要突破口。
三是小偷反腐。在反腐的功劳簿上，小偷可谓是功不可没。2011年底，“小偷反腐”曾成为网络热词。2011年11月，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家中被盗，案发10小时后盗匪被捉。其妻报案时谎称被抢300万，但小偷证实，被盗钱财物总价值近5千万，最终使得白培中落马。“10年来小偷反腐10个著名案例”，甚至不得不让人感慨，在这些案例中，“小偷反腐”的效率不知比有关部门高到那里去了，基本可以说得上是一查一个准。
在生活中，当一位官员因为气急败坏诽谤上级结果落马，人们拍手称快；当一名小偷光临官员家结果牵出一位贪官落马，人们拍手称快；当一位情人因怨恨发帖举报官员导致落马，人们拍手称快„„当网络平台、版面、空间的反腐新闻充斥着诸如“小偷反腐”、“情人起义”一类的娱乐事件时，如果此时还要有人拍手称快，那就是无脑了。在我看来，只有当国家反腐堤坝失守时，方才会有各种民间搞笑版“官场现形记”不断上演。然而，这对于我们的司法工作者来说，难道不是一大悲哀吗？
第四篇：《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读书笔记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读书笔记 我在学期期末临近之际，我在百忙之中粗略的品读了吴趼人的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也就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怪现状》是继《官场现形记》之后，清末又一著名的谴责小说。
读过之后，我的第一感觉是这部书比儒林外史好看。书中自我介绍说：“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虫蛇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小说就是展示这种怪现状，笔锋触及相当广阔的社会生活面，显示了日益殖民地化的中国封建社会肌体的溃烂不堪。
全书由“死里逃生”在市集上碰到一位大汉卖“九死一生”的笔记展开序幕。“九死一生”是这部小说的第一人称主人翁，由于其认为在乱世中能够侥幸活着实在是九死一生，因以此为号焉。一开始时主人翁为父奔丧，但家族的长辈与父亲的友人却觊觎他家的财产。所幸受到一位官人的帮助，并与之结交，之后便在他手下经商，游遍中国各地，借此描写当时乱世的总总现象，最后终于经商失败。书文中蕴含着一种中国人独有的小聪明，那种小聪明，让中国显得那样难以猜透，那样让人着迷。读完之后，我很欣赏吴继之的处世态度。因为吴继之是个聪明人，他清透，有着中国人特有的小聪明。可以在官场全身而退，豁达慷慨，也算那个年代的英雄。最后生意失败的时候，告的都是他自己，这究竟是不是继之有意为之，谁又说得清呢。他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大意是这样的：有些事情你知道了，就
知道了，犯不着去揭穿他，揭穿他就讨人嫌，处处讨人嫌就没法在这世上活了。这里面蕴含着一种作者描绘的处事待人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便是：“同流，但不合污；不合污，却也不对别人的合污愤世嫉俗。”
可见从古代到今天，这种态度终究是不被认可的。儒家思想提倡的是“取义成仁”，现如今我们国家倡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样的态度可以说是背道而驰。这种态度可以用简单的四个字概括，即是——“明哲保身”。有些事情，明摆着是不对的，但明摆着也不是你可改变的，既然如此，不过保个全身可也，那些龌龊不堪的事，何妨供喷饭洒酒之用。
作者将故事一个一个串起来，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故事，可以发生在过去、现在或未来。作者果断揭露官场黑幕，也会从道德批判切入，比如在第五十回里，他写道：“这个官竟然不是人做的，头一件先要学会了卑污苟贱。”还有九死一生的伯父子仁就是一个典型的凉薄无行的伪君子，他堂而皇之地干没亡弟的遗产，夺孤侄寡娣的养命钱，令九死一生流落街头。苟才是贯穿全书的反面人物。还有宦家子弟黎景翼为夺家产，逼死胞弟，又将弟媳卖入娼门。吏部主事符弥轩，龙光勾结江湖草医害死父亲„„诸多怪现状数不胜数。
在读到蔡侣笙因关爱灾民，不像别的县一样瞒报灾情，到头来却被朝廷定了个谎报灾情的罪，心里自然是叹息的。想起一句话：你的不幸不是因为你肮脏，而是因为你不能肮脏，是因为你不能肮脏，你才如此不幸。蔡侣笙，是一位纯然“清官”模式。想想，吴继之若在这事上，又要怎么办呢，帮是要帮的，得罪也是不能得罪的。这样两难的问题，也只有这样聪明清透的人才可以解决吧。书中的正面人物如吴继之、九死一生、文述农、蔡侣笙等，寄托着作家的理想和追求。书中正面人物无例外地被黑暗腐朽的社会现实所吞没，“实业救国”、“道德救国”，也都一一破产，体现了作家“救世之情竭，而后厌世之念生”。
但凡救世情竭，厌世情生，也就造就了“吴继之”这个人物形象。可以说作者吴趼人是自身的真切写照。像“吴继之”这样聪明的人，总是无人继之，后继无人的。
第五篇：长江岸线开发之怪现状
长江岸线开发之怪现状:人工造岸线 码头“晒太阳”
money.hangzhou.com.cn 2011年01月21日 08:58:34 星期五
来源：经济参考报
专家建议：应尽快建立岸线有偿使用制度
作为一种特殊的土地资源，岸线具有土地资源基本的经济属性，土地资源的价值化为岸线资源的资产化创造了制度先例。
针对近年来长江岸线开发利用的混乱状况，我国从事港口岸线研究的有关专家和业内人士一致呼吁，我国应尽快建立和完善岸线有偿使用制度，采取有效的经济调控手段，实现岸线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开发，提高岸线资源的利用效率。
最近，《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长江沿线城市进行调研时，无论是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还是企业界人士，都无一例外地认识到岸线资源在长江经济开发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但奇怪的是，在我国现行制度中，这种宝贵的资源的获取和使用却往往是无偿的，与其地位和价值极不相称。
据《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现行我国的岸线使用采取的是项目申报制度，如港口建设项目，万吨级以上深水港口岸线报交通运输部审批，万吨级以下非深水港口岸线由省级港口管理部门审批。审批时，岸线资源是随项目无偿提供的，因此，申报单位多占少用、囤积浪费岸线的例子屡见不鲜。而沿江各部门、各地区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各自为政，政出多门，管理监督滞后，仅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是无法实现岸线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的。
河海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博导许长新教授说，岸线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既具有经济学的稀缺性和巨大使用价值，又是一种国家的宝贵战略资源。历史上，一些传统的内陆国家，有时为取得一个入海口，往往需要通过战争来解决，付出血的代价。
据了解，由于岸线资源使用的无偿化，随着我国港口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近年来，一些国际资本通过投资我国港口建设和经营，开始出现一种抢占岸线资源的苗头。
长江水利委员会江务局副局长王威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在长江防洪、河势控制等方面进行了巨大投入，现行的无偿获取岸线开发利用权的状况与其极不相适应，不利于岸线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
专家认为，实现岸线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必须发挥市场调控作用，走岸线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实现岸线资源的资产化管理。
许长新教授说，作为一种特殊的土地资源，岸线具有土地资源基本的经济属性，土地资源的价值化为岸线资源的资产化创造了制度先例。通过推行岸线资源资产化，至少在三个方面有利于岸线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合理使用：一是树立使用者成本收益观念，增加使用者节约利用、高效利用岸线的压力；二是可以通过价格杠杆来配置岸线资源，实施岸线功能调整，从而促进岸线布局的合理化和岸线规划的顺利实施；三是有利于政府通过经济杠杆加强调控，强化岸线的产权管理，实现管理方式的转变。
据介绍，港口岸线资源的资产化可采取三种途径：一是将岸线资源出租给企业，以租赁使用权的方式实现岸线资源的价值化；二是将岸线合作权物化，以出让或者转让的方式实现岸线资源的价值化；三是将岸线使用权作价出资或者入股。
专家称，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在对外开放中，为国家以岸线资源作价出资或者入股提供理论依据，实现国有资产的价值最大化，而且有利于促进我国港口建设投资的多元化，促进市场化的投入产出机制形成，有利于促进岸线使用权的流动，形成良好的岸线资源使用的有序竞争局面。
专家建议，为建立和完善岸线有偿使用制度，一是我国应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出台一部有关岸线使用收费的法律、法规，为岸线的有偿使用提供法律依据。
二是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岸线资源价值评估体系，确定岸线的价值标准，使国家对岸线的所有权在经济上得到体现，从根本上制止国有岸线资产价值的流失。
三是将岸线资源与后方陆域的土地资源统一管理，统一计算资源价格。岸线是陆域与水域的自然综合体，其价值不仅与岸线的长度有关，也与其陆域纵深相联，一方面，在收费管理上，有关部门可以将岸线使用权看作一种特殊的他物权，将其与后方陆域的土地使用权一并处理，实施岸线(包括陆域)出让、出租和转让、登记发证等工作；另一方面，在岸线使用费的计量上，充分考虑岸线对后方陆域的升值作用，将因此产生的价值量以岸线使用费的形式体现，并根据陆域纵深的不同确定不同的岸线资源价格，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岸线资源的使用效率和综合利用水平。
岸线、码头和泊位
岸线、码头和泊位是水工界经常使用的三个概念，笔者在查阅相关教科书，技术规范和文献资料时，没有找到它们的准确定义，而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了需要明确界定其涵义的情况，因此做了以下的尝试，望得到相关专家的批评指正。
岸线
岸线是水工工程建设中一个专有的重要概念，它指的是用于码头建设的海岸线。
岸线一般为直线，以长度计算，单位为米。
这个概念具有如下的技术经济含义：
用于码头建设和使用的岸线所在的地区必须满足一定要求的水文、气象、工程地质和防风防浪条件，为此须要相当时间跨度和工作深度的数据收集和整理；
岸线所在位置必须邻近可以满足码头进出和靠泊船舶吨级的主航道、锚地和导航设施，拥有相应的引水、海监、海事、海关等管理服务机构；
岸线必须拥有与之相连的陆域作为库区和后勤支援基地；
不是所有的海岸线都可以作为适合开发为码头使用的岸线，国家对岸线的开发使用实行了非常严格的规划管理和审批管理，岸线是一种不可复制和再生的稀缺资源。
岸线获得国家授权的管理部门批准后，才能在该岸线上动工兴建码头。
岸线的使用费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由各省市自行颁布相关规定并执行。
岸线的价值评估遵循的准则应该包括：
综合分析评价该评估岸线在全国、区域和本地的资源稀缺性； 该岸线邻近的主航道和其他公共配套设施的完整性；
该岸线所在位置离开主要目标市场的空间距离和交通运输条件； 该岸线具有的扩展、延伸、提升和改变使用性质的可能性。
码头
狭义的码头概念是指位于江、河、湖、海边，供船舶系靠，装卸货物和上下旅客的构筑物。
为了完成码头船舶系靠，装卸货物和上下旅客的功能，码头必须与后方陆域相连，还必须有装卸设备、仓库、建筑物、道路、通讯、照明、消防和各种公用设施，广义的码头概念包括了码头构筑物本体，后方陆域场地和所有这些设施。
码头按用途分有货运码头、客运码头、邮轮码头、游艇码头、渔轮码头、修造船码头、军用码头和公务码头等；
按货物种类分有集装箱码头、件杂货码头、液体石化码头、原油码头、液化天然气/石油气（LNG/LPG）码头、散装码头和多用途等；
按平面布置分有顺岸式码头、突堤式码头、栈桥式码头和挖入式码头； 按断面形式分有直立式、斜坡式、半直立式和半斜坡式。
按工程结构分有重力式码头、桩式码头、板桩式码头、浮船坞码头和钢筋混凝土大园筒码头等；
按使用时间长短可分为临时性码头和永久性码头；
按投资和业主关系分有货主码头、公用码头和通用码头。各种码头都须配备相应的接卸设备、工艺管道或服务设施。
码头的规格一般按需要靠泊的最大船舶吨级（DWT）来划分，所谓吨级（DWT）是载重量大小相差不大的一类船舶确定的一个代表性载重吨（例如5000吨级，10000吨级等）。通过调查和统计，确定出这个吨级船舶的长度，宽度和吃水深度，作为码头设计和管理的重要依据。
码头的最大吨级不得大于其主航道允许通行船舶的吨级。码头靠泊的船只不得大于其核定的吨级。
衡量码头的主要指标为吞吐量，单位为吨/年。
码头靠泊船舶一侧的直线长度与该码头获得批准的岸线长度相等。未取得国家有关部门岸线批准的码头按规定不得动工兴建，即使建成后也无法通过验收和投入运营。
泊位
泊位本来是水工工程的专有概念，指港区内能停靠船舶的水域位置。城市里引申使用把能停放车辆的地面位置也称作“泊位”。
泊位长度为设计最大吨级靠泊泊船的长度和相邻泊位船之间必要的间距之和，宽度按规范规定一般为设计最大吨级靠泊船宽度的2倍，水深为设计低水位以下的深度，由设计最大吨级靠泊船的满载吃水深度加必要的必要富裕水深。
一般情况下，泊位紧靠码头的靠船侧，其长度与码头长度，岸线长度相等，泊位水深又可称为码头前沿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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