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大案 观后感

第一篇：第一大案 观后感

《第一大案》观后感

电影《第一大案》是以新中国反腐第一大案――刘青山、张子善案侦办始末为蓝本，讲述1951年，陈怀邦(郑昊饰)在反特行动中，挖出了地委书记刘青山(郭广平饰)的惊天秘密，昔日战斗英雄成为巨贪，陈怀邦并没有因旧时情谊而放弃内心所追求的正义，而是选择了忠诚于党纪国法，忠诚于人民，终将其送上了人民审判台的故事。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宏森在致辞中说：“《第一大案》怀着还原历史的严谨态度，有机融入了电影的叙述技巧，增强了影片的观赏性，主题明晰、叙事流畅、人物塑造丰满，是同类题材创作中比较有深度和有特色的艺术实践。希望各界能支持这部质量很高的廉政警示教育电影《第一大案》的发行和宣传，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这部影片，受到触动和教育。”

据了解，影片取材自真实的历史事件，主创人员在创作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使影片中每一个细节都是对历史的真实还原，将历史性、现实性与艺术性完美的统一起来，在全党上下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反腐倡廉深入人心的时代背景下，《第一大案》的上映无疑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谈及影片创作初衷，导演沈悦表示：“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部反腐影片，引发观众来自内心世界的思考，警示党员干部要廉洁奉公，恪尽职守。”

反腐倡廉题材引关注 三代演员倾力加盟

影片的演员阵容也十分强大，从30后的表演艺术家陶玉玲到60后的侯勇、邢岷山，从70后的郭广平再到90后的年轻演员，反映了社会各界对国家反腐工作的高度关注。特别客串演出的陶玉玲表示：“演员有大小，角色无大小。我很荣幸能出演这部电影，哪怕只有一个镜头，也要像一部戏那样严肃对待。”

首映礼现场，参与活动的人员一起缅怀了刚刚过世的影片艺术总监邵钧林先生，主演郭广平说，“相信这部电影的上映，能告慰邵老师的在天之灵。”主演郑昊认为，《第一大案》作为献礼建党95周年的主旋律影片，刷新了人们对过去 “喊口号”式主旋律影片的看法，“电影寓教于乐，不仅适合党员来一次精神洗礼，对普通观众而言，也能对自己的亲朋好友加以监督、引导。”

《第一大案》观后感_篇2

11月15日，在河南省荥阳市桃花峪霸王城村黄河岸边，反腐电影《第一大案》开始录制。当日，根据新中国第一贪腐大案――刘青山、张子善案改编的反腐电影《第一大案》在河南省荥阳市桃花峪霸王城村黄河岸边举行了开机仪式，新生代编剧谈锐、导演沈悦携主演郑昊、邢岷山、贡米、洪卫等出席。影片将在郑州、上海等地取景拍摄，计划2016年在全国上映。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是在建国初期“三反”运动中查处的一起党的领导干部严重贪污盗窃国家资财案件。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举行公审大会，随后，河北省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

关于刘、张二人的身世、经历，在河北省人民法院的案卷中是这样写的：

大贪污犯刘青山，36岁，男，河北省安国县人，雇工出身，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参加高(阳)蠡(县)农民起义，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历任冀中区任河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天津地委书记。被捕前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

大贪污犯张子善，38岁，男，河北省深县人，学生出身，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翌年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曾作绝食斗争与卧轨斗争。历任献县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长、十地委书记、天津地委副书记兼专员，被捕前任天津地委书记。

对于刘、张二人在解放前的历史，中共河北省委在开除二人党籍的决议中，也有一段评价：“刘青山、张子善参加革命斗争均已20年左右，他们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艰难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都曾奋不顾身地为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建立过功绩。”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各条战线开展一个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暴露和发现了大量的惊人的浪费、贪污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

同年11月，有人揭发了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刑事判决书里记录着他们的罪行，1950年到1951年短短一年时间里，刘青山、张子善利用职权，盗用、贪污的钱款总计达171亿6272万元(旧币)，相当于现今人民币171万余元。

仅凭数字，现在的人们很难真切感受到刘青山、张子善罪行的触目惊心。我们不妨做一下换算：按当时的币制标准和市场物价指数，这些钱可买粮食近2000万斤，可买棉布800万尺，足够50多万人吃一个月并做一身衣服。如果折合成黄金，171亿元在当时可以购买将近一吨!

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了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的情况。11月30日，毛泽东在为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曾有高级干部考虑到刘、张两人在战争年代有过功劳，向毛泽东说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我建议你们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

1952年2月10日，星期日，农历正月十五。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公审大会在保定市体育场举行。会场中，涌进了2万余名保定当地的干部群众。会场外，河北省委通过广播，现场直播了公审大会，几百万干部群众听到了正义的审判。

公审大会于当日正午12时开始。经过必要的庭审程序，下午1时30分，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宋志毅宣读审判书，刘青山、张子善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两声枪响，炸响如惊雷，宣示着中国共产党对贪污腐败绝不容忍、毫不姑息的态度，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保持党性、维护纯洁的决心。

刘青山、张子善贪腐案件的发生和处理，直接推动了全国性“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兴起和深入发展，掀起了共和国历史上第一场反腐肃贪风暴。

发生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身上的腐化变质案件，让全党进一步认识到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紧迫性和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枪决两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出台。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专门惩治贪污腐败的法律条例。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自此成为教育全党的典型案例。直到今天，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的两声枪响，依然警钟般振聋发聩，引人警醒。

《第一大案》观后感_篇3

攀登，很难，几十年东征西杀，用鲜血铸就了“人民功臣”的光环;堕落，很快，才一两年时间，就堕落成不顾人民死活的贪污变节分子，成为人民的罪人......天津地委书记山、专员张子善犯了罪，一个严肃的问题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能不能对在枪林弹雨中立过功劳的干部将功补过?•能不能对这样的高级干部网开一面，手下留情? 党中央、毛主席严明党纪国法，不殉私情，将权倾一时、腐化堕落的山、张子善绳之以法，处于极刑，成为新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以示后人。

今日的山、张子善为数不少。他们贪赃枉法、目无法纪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侵吞国家财物、收受贿赂到丧心病狂的地步，中国的老百姓对此痛心疾首，义愤填膺!•走出影院的观众七嘴八舌议论纷纷，都说不是看看电影、受受教育的时候了，而是要动真的，来硬的，杀一儆百，以正视听的时候了。

40年前的山、张子善杀得? 今天对那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就杀不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最近指出：加强审判，严处大案要案，不管涉及到什么人，无论他职务多高，地位多显赫，就要坚决抓到底，查个水落石出，依法惩处。全国人民拭目以待：• 倒要看看这些完全丧失了共产党人气味，肆虐人民心灵的人的可耻下场!

不知今天的大大小小的山、张子善抱着一种怎样的心情观看此片，是不是从山、张子善堕落的轨迹中依稀看到自己的影子，因此吓出一身冷汗，心灵有所震颤? 随着两声清脆的枪响，是不是唤起他们人格、良知与党性的觉醒?•从此恶行有所收敛? 还是压根就没当回事，觉得不过隔靴挠痒，吓唬吓唬胆小怕事的而已!

第二篇：洪武大案观后感

洪武大案

朱元璋派秦升为钦差大臣，去兖州和苏州视察赈灾情况，秦升万分高兴，其他官员都来贺喜。然而，他的父亲却极力反对，并深夜找朱元璋收回成命。理由是：秦升一直在京师为官，虽说清正廉洁，但是因为在皇帝脚下，官员“花招”比较少，秦升能应付，但是到了地方，官员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秦升毕竟年轻，是防不胜防的啊！朱元璋不听，最后由秦升自己决定，而升决定上任.到了兖州，官员真的手段极高，秦升防不胜防，误入小人奸计，被打入牢房，而且在重刑之下，屈打成招。还好，洪武皇帝还是比较英明的，洞查秋毫，为秦升平反。在皇帝如此信任之下，秦升不顾父亲的反对，又到苏州上任去了。

然而，谁也没想，到苏州的十几天里，秦升不但在当地官员极高手段下，受了贿，而且有了当地官员的侄女儿这样一个美女佳人！与其说当地官员受贿手段高，倒不如说他抓到了受贿人的弱点。虽为圈套，但是秦升还是心存侥幸。结果他们都骗不了皇上（当然是编剧不让骗过皇上），弄了个身首异处，而且满门抄斩（尽管在他父亲的极力力争下，全家性命保住，但是他自己的命谁也保不了）！

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不也是这样吗？基层官员贪污受贿，一手遮天的现象时有发生，但是我们不能说共产党的领导有问题。基层的腐败最为严重，这是自古以来都被大家认可的事情。记得有个朋友这样说：“如果当初是国民党胜利了，也许我们现在过的更好。”我反驳到：“过的好不好，我们都无从知道，但至少但是国民党内部的腐败现象已经很严重了，而共产党内部却没有腐败现象。”

是啊，我们不能以一件事的好坏来定论一个人的功过是非，瞎子摸象的问题我们都能判别。可是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反思呢？

第三篇：湄公河大案观后感

观《湄公河行动》有感

国庆期间，《湄公河行动》上映，一直说要去看，今天终于一睹为快了。这部电影是根据2011年10月5日发生在湄公河流域中国船员遇害事件改编的。金三角地区毒贩猖獗，残忍杀害我中国13名船员。惨案发生后，中国警方联合泰国警方全力缉捕，最终使大毒枭落网。影片中很多情节我都不敢去正视，残忍，血腥，看似平和、温文尔雅的面孔背后竟然是一个个肮脏丑陋的的灵魂。

影片主要讲述了中国缉毒警察缉毒的艰辛提到毒品，大家都不陌生，它可以麻痹人的神经，可以让人家破人亡，甚至危害社会。

第四篇：第一大案心得体会

《第一大案》观影体会

反腐倡廉警示教育片《第一大案》以叙事的方式，讲述了曾经轰动全国的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行署专员张子善腐化堕落、盗用公款，一步一步由人民的功臣、党的高级干部沦为了历史的罪人，最终受到了党纪国法严惩的典型案例。看完以后，我感触很深，有以下几点心得体会：

一、加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

毛主席曾说过“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影片中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行署专员张子善在战争中经历了枪林弹雨的考验，但在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却没有经受住糖衣炮弹的侵袭，归根结底是革命信仰缺失，理想信念动摇。所以，作为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不断加强学习，一方面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把好思想这个“总开关”;另一方面，要坚持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以法律为准绳，牢固树立法制理念，坚持依法治企，心中高悬法律的明镜，手中紧握法律的戒尺，坚决做到法律红线不可触碰、法律底线不可逾越。

二、强化监督检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监督是关爱，监督是支持。影片中刘、张二人作为原天津地委党政“一把手”,权力高度集中而缺少有效的监督，最终导致权力滥用，盗用公款，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这充分说明了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对“一把手”监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近年来深入开展的党风廉政教育，要求从源头预防入手，围绕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点岗位的权力运行和制约监督，按照梳理职权、查找廉洁风险点、评估风险等级、制定防控措施、加强风险管理等实施步骤，着力构建权力运行前期预防、中期监控、后期处置有机结合的廉洁风险防控机制，这是全市建立、健全惩防体系建设的一项有力举措，对于规范权力运行和监督具有重要意义，还需要不断细化、常态化开展。

三、严格要求自己，履行“一岗双责”。

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严”字当头，领导干部应从自身做起，自觉做遵纪守法的模范。总书记讲过“打铁还需自身硬”.这就需要领导干部从小事做起，从点滴抓起。慎初、慎微、慎行，方可确保忠诚、干净、担当；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修为政之德，才能筑牢思想防线，恪守法纪底线。具体到工作中，就是要坚持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绳，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等制度规定，自觉遵守各项管理制度，在工作中坚守原则，坚决维护人民利益。

四、强化案件查办，对腐败现象保持零容忍。

影片中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最终受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团的坚决惩处，显示了我党老一辈革命家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十八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旗帜鲜明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决心之大、定力之强，前所未有，从严趋紧、高压威慑、长常持久已经成为正风反腐新常态。当前，国家宏观经济下行，全市转型发展、提质增效与扭亏脱困任务繁重，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

反腐败工作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需要持之以恒，持续发力，抓出习惯，抓出长效。我坚信，只要在党和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下，反腐败工作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第五篇：新中国第一间谍大案

-身上粘有不同程度的放射性物质，两只可疑老鼠被扣留

-外国“专家”不干工作“磨洋工”，到处搜集情报

-造反派搞瘫公安局，侦察员无奈越级上报，直接向总理汇报案情

43年前，一名外国人携带两只老鼠，被广州海关扣留。经检测，这两只老鼠身上粘有不同程度的放射性物质，化验鉴定后的放射性物质数据与我西北核工业生产基地的放射性数据相同„„近日，文史专家著文，披露了新中国建立后西方国家针对我国的这起“第一间谍大案”。

一名持英国护照的外国人携带两只可疑老鼠，被海关检查人员发现，立即电传汇报到广州海关、外贸部外事局。北京市公安局负责外贸系统敌特侦察的张文奇，受命过问此事。

张文奇虽然只有30岁出头，但却是个老练的侦察能手。他立刻通知海关保卫部门，找两只相似的老鼠，悄悄将这两只老鼠替换下来，送广州市卫生检疫局检测，查明老鼠的来源地。

经检测，送检的两只老鼠身上粘有不同程度的放射性物质，化验鉴定后的放射性物质数据与我国西北核工业生产基地的放射性数据相同。据此分析，老鼠生活的地区有可能是原子工业基地。很快，化工部国外局的调查报告也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据侦查，携带老鼠的是在兰州某化工公司工作的英国籍专家，名叫乔治·瓦特。

接着，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保卫部门也有情况反映上来：我国通过英国一家公司引进了一套价值两千万英镑的化工设备，安装在兰州某地。该工程进展很慢，试车屡不成功。外贸部门感到可疑，一查，什么“先进设备”，全是老掉牙的东西。前来“帮助”安装的外国专家也不好好工作，经常到兰州周围转悠，找出种种借口“磨洋工”。不过，有一个外国专家对我方却十分“友好”，这个人就是瓦特。为此，外交部还特批他的夫人来华探亲，也批准他去香港休假。

但就在这个时候，造反派组织成立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在英代办处召开大会，并发生了“火烧英代办”的严重外交事件，中英关系恶化。

张文奇推断，如果瓦特是间谍，在中英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他不敢贸然走“大路”转送情报，唯一的途径就是走夫人来华探亲后回国的“小路”。现在，夫人探亲结束即将回国，瓦特也申请去香港“休假”，时间紧迫，下一步怎么办？如果放走了“老虎”，国家的机密就会受到损失；如果扣住了“老虎”，又会引起外交**。

而更难办的是，当时因为“文革”，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无人决断。无奈，他只得越级去公安部，找熟悉的副部长杨奇清拿主意。

听了汇报

，杨奇清立即表态：“不能放走，但要婉转，不要打草惊蛇，要拖住他，给他开一条通道，让他把‘东西’给他的夫人，我们在机场张网！”

一个长途电话，意外暴露“一条大鱼”

1967 年9月5日，在机场工作人员协助下，张文奇从即将乘飞机离开的瓦特夫人行李中，悄悄搜出了发报机和胶卷。经鉴定，胶卷拍的是我核工业基地的地形图。这些底片经过特殊拼接，可以显示不仅有原子弹机密资料，还有7张兰州军区完整的战备地形图，另3张是兰州军用机场地形图。可以判断，瓦特是个训练有素的特务。而这一切，他还蒙在鼓里。

杨奇清听了汇报，立即抓起桌子上的红色电话，向周总理汇报案情。总理指示：这个案一定要搞到底，配合外交、外贸斗争。

不久，有个长途电话打到北京找瓦特。此时瓦特尚不知自己处在被监视之下，接电话时，他脱口而出：“不是他，是许林德！”

从监听中听到这句脱口而出的话，张文奇敏锐地感觉到，许林德是条大鱼！

为了进一步了解许林德，张文奇决定以技术专家的名义随中国进出口公司考察组赴兰州这家化工基地。

考察组的到来，立即引起外国专家们的注意。外国专家组长特鲁茨·封·许林德曾试探地询问一同前来的赵少华副总工程师：“那位张先生是政工人员还是技术专家？”

兰化公司的副总李岗巧妙地回答：“你和他聊聊就清楚了。”

为了在短时间内甄别清楚外国专家的身份。张文奇建议考察组与外国专家组举行一次座谈，试图从中发现外国专家中是否有冒充技术人员的间谍分子，尤其是瓦特提到的那个许林德。

特鲁茨·封·许林德到会了，他讲完话后，张文奇突然问：“许先生出生在美国吧？”

许林德毫无提防，顺口说道：“你怎么知道我是美国人？”

据此已经明确，许林德虽然持有英国护照，名义上是英国这家公司的专家，实际上是美国人。

从兰州回来后，张文奇又来到杨奇清家，汇报说：“现在又捞到一个，名叫特鲁茨·封·许林德，30多岁，他的父亲是希特勒手下的一个将军，他本人的护照与国籍不一致。经侦察发现，许林德在兰州十分活跃，他常单独一人到处转，偷摄我禁区照片，而且对黄河的水位很感兴趣，多次测量。抓他绝对没问题，可是他现在也要求出国。”

杨奇清摆了摆手：“我看要上、中、下策伺机而行。上策，发现他‘东西’有问题，但需要认定，扣下‘东西’放走人。中策，‘东西’有问题，现场就可以认定，就当场限制自由。下策，‘东西’和人均无问题，放行！”

“好！我马上按您的指示执行。”

通过经济活动，打入间谍

搜集情报

为了防止情报通过外交途径或外交邮袋转移。张文奇加强了对瓦特的监视工作。凡是从外部打给瓦特的电传、电话一律监控，所送物品一律检查。同时电告北京、上海、广州国际电话局注意国外与瓦特的通讯动向。

果然，上海公安部门报告：瓦特夫人在经上海去香港期间，从上海国际电讯局给英国这家公司电报称：“瓦特病了，有个医生陪他。许林德很健康！”

以上情况证明，瓦特夫人已向间谍机关报告，她所携带的东西已被查获，瓦特已经暴露。

接着，瓦特在北京新侨饭店收到兰州寄来的包裹。经检查，在给瓦特的外国食品罐头商标内贴处，发现许林德给瓦特的命令：“乔治先生，你夫人带出的‘东西’已被查获，你失败了。请你写一份向国际法庭控告中国政府的控告信，设法寄出后再自杀，以制造国际舆论。”

当晚，张文奇接到兰州外事部门报告：“兰化公司外国专家特鲁茨·封·许林德今天要求回英国，具体路线是从兰州到北京，然后从广州出境。”

许林德感到风声不对，估计要携带情报逃跑。张文奇马上决定：一是指示有关部门只准为许林德买兰州到北京的136次夜航班机。二是从广州出境检查，改由在北京检查。三是不在北京机场悬挂136次班机到达时间图板，外界询问136次班机具体到达时间，一律以气象关系不予回答。

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外国大使馆人员与许林德在机场接触，将情报通过外交豁免手段转移。改在北京机场检查，是预防不必要的疏忽。

1967年12月12日，北京机场零星地飘着雪花。张文奇等几个侦察员早已在机场张网等待。

22点零10分，许林德从飞机上走下来，一眼看到了张文奇，自知事发的他脱口一句：“没想到！”

瓦特、许林德提供的口供十分重要，涉及我国外贸、外交战线的工作，但要扣人，可不是小事，会引起国际纠纷。这些情况必须向中央反映，由中央决策。可这时，杨奇清已被造反派关起来了，下一步工作找谁去决策成了关键。

“直接找外贸部长李强，请他向周总理转告案子的进展情况。”苦苦思索后，张文奇大胆决定。

李强认识张文奇，听了张文奇的汇报，他的眉头拧了起来。

这些外国人享有外交豁免权，搞不好就会引起国际纠纷。但是如果让外国间谍把这些机密资料带走，这对我国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外交途径，通过中央领导同意。可是这些间谍马上就要离开中国了。

“您能否再找一下总理？”张文奇急切地说。

李强没有说话，伸手拿起“红机子”：“请接周总理办公室。”不一会，电话里有了声音，李强简洁

地说了两句，随即把听筒伸到张文奇面前：“你直接跟总理说吧！”

张文奇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心“唿”地提到嗓子眼儿，也不知怎么地就接过了电话。只听见电话里传出声音：“我是周恩来。”

张文奇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说：“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侦察员„„”下面说什么呢？他想不起来了，只得又重复说：“总理，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侦察员。”

他听见周总理笑了，说：“你讲具体的。”

一想起案子，张文奇忘记了紧张，一口气把两个间谍的情况讲完了。

话筒里传出周总理声音：“你们辛苦了，要把案子搞到底。”

张文奇不失时机地“叮”了一句：“案子的处理意见送上去了，请您快点批。”

总理沉吟了一下，像是跟张文奇商量似的说：“请给我一点考虑问题的时间，好不好？”

很快，总理办公室把批件送到了北京公安局。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一起外国间谍刺探我原子弹研制机密的案件被及时侦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