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县特色文化

第一篇：临县特色文化

临县特色文化——伞头秧歌

第一部分

临县地方美

临县简介

我的家乡在临县，位于晋西北，西靠黄河,与陕西佳县、吴堡隔河相望;北接兴县；东连方山、离石；南与柳林交界。总面积 2971平方公里，现辖10镇28乡，人口54．55万，是吕梁地区人口最多的县。

临县辖13个镇、10个乡，地形以黄土丘陵为主，由于长期受流水切割，地形破碎，河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整个地势呈东北向西南倾斜。一般海拔1000米以上，主要山峰有北部紫金山；东部柏榆庙山峰海拔1924米，为该县最高峰。境内主要河流有湫水河，发源于兴县白龙山南麓，从东北部阳坡村入境，由南部碛口汇入黄河，流长90公里，沿河两岸大小支流26条，均系山地河流，夏季水量暴涨；县境西缘黄河自北而南经本境流程 102公里。该县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均气温8.8℃，一月均温--8.1℃，7月均温22.6℃，年均降雨量521毫米，霜冻期为九月中旬至次年四月下旬，无霜期170天左右。临县历史：

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年）置临水县（亦作陵水），属西河郡。西河郡属36县，地跨秦晋两省，黄河以东为15县，临水县其一。县境的南面为皋狼、蔺、平周。

王莽时期，临水县曾改监水县。东汉，复名临水县。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西河郡36县并为13县，郡治（平定县，即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左翼前旗境）南徙509里置于离石县。

临水县并入离石县，仍属西河郡。汉末，西河郡并入太原郡。三国初，仍属太原郡。魏黄初二年（221年）设置西河郡，仍属西河郡，治所在兹氏（今汾阳县）。

两晋时县境辖于离石，为匈奴占领。十六国时期，属离石镇。南北朝时期，北周时置乌突郡、乌突县，故治在今县城南30里府底村。临南（三交镇以南）置定胡郡、定胡县，故治皆在今柳林县孟门镇。临东（三交镇以东）置窟胡郡、窟胡县，故治在今方山县南村。

隋开元年（581年），废郡，改乌突为太和，窟胡为修化，定胡仍旧。大业三年（607年）改州为郡。三县俱属离石郡。

唐武德三年（620年）改太和县为临泉县，属石州，故治在今城北25公里故县村。县境南部仍为定胡。五代因之。

宋仍称临泉县、定胡县，隶石州，属河东路。

元符二年（1099年）改属晋宁军，军治在陕西县下葭芦岩。金天会元年（1123年），复名为临水县，废晋宁军，属石州。金明昌六年（1195年），定胡县改孟门县，区域未变。金贞祐末年，赐临泉为大定府。

蒙古中统二年（1261年）改临水为临泉，属太原郡。故治仍在今城北故县村。元至元三年（1337年）升为临州，不领县。

明洪武二年（1369年）州降为县，属太原府。临县之称由此而定，至今未变。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改属汾州府。

清因明制，县属汾州府，冀宁道。民国废除府州，县直属省辖，仍置冀宁道。境内实行区所制，划为东、南、西、北、中5个区。

民国29年（1940年）本县解放，成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全县划为10个区；10月，为抗日战争所需，将临县分为临县、临南两个县，临县设7个区，临南设5个区。民国35年（1946年）1月，南北合并，仍称临县，下设10个区，2个市（临县市、碛口市），民国36年（1947年）8月，改碛口市为第十一区，属晋绥边区所辖。1949年后，属兴县专署管辖。1952年 兴县专署撤销，划归榆次专署管辖（后改晋中专署）,全县为11个区，1 个市。1953年3月，又增设2个区，共设13个区，144个乡。1955年3月，将13个区划为4个中心区，144个乡未变。1956年4月，撤销四个中心区，将原来的144个乡合并为74个乡、1个镇。1958年3月，全县75个乡、镇合并为61个乡。1958年10月，撤销61个乡，设立15个人民公社。1959年3月增设为20个人民公社，4月又增设为26个人民公社。1961年7月，全县有增设为40个人民公社。1965年4月，又增设为41个人民公社。

1971年吕梁地区组建行署，由晋中专署划归吕梁行署管辖。1971年5月，石站头、韩家山、阳泉三个公社划归方山县管辖，离石县的坪头、西侧则两公社划归本县管辖。1972年8月，阳泉公社划归本县。1972年3月，坪头、西侧则两公社划归离石。1973年2月，将兴县的蔡家会、圪垯上两公社划归临县管辖。1975年11月撤销城镇公社。1976年1月，蔡家会、圪垯上两公社仍划归兴县管辖。至此全县划为38个人民公社。1984年4—7月，改乡（镇）村制。全县设10个镇，28个乡。2002年撤乡并镇，全县设13个镇，10个乡。2004年7月吕梁撤地设市，仍由吕梁市管辖至今。

临县社会

临县现有耕地 141.15万亩，粮食作物有小麦、谷子、高粱、玉米、糜子、豆类、薯类、莜麦等。经济作物有枣、油料、棉花等。临县矿产资源丰富，品种众多，开发前景广阔。该县主要工业有发电、采煤、炼焦、冶铁、化肥、水泥、酿造、纺织、印刷、陶瓷、造纸、食品加工等。

临县交通以公路运输为主，境内碛口至兴县的干线公路纵贯全县南北，城关至岚县的干线公路横穿县境东部。此外，还有乡镇级公路多条，连接着各乡镇及矿区。克虎黄河大桥的建成，对晋、陕两省的物资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临县红枣年产量居全省各县之首，有“红枣之乡”的美称，加工的 红枣产品，远销全国各地，打进了国际市场。临县豆腐和优种驴也颇有名气。坐落于临县碛口镇卧虎山的黑龙庙，始建于清代乾隆年初，于光绪26年竣，庙宇面对滚滚黄河，整个建筑布局严谨合理，造型奇伟壮观，是人们参观游览的好去处。

第二部分

伞头秧歌火

伞头秧歌是中国北方众多社火秧歌中的一种。因以手执花伞者领头舞蹈和演唱秧歌，故称“伞头秧歌”。其主要流行在黄河流域的晋西和陕北黄土高原，具体指山西省吕梁市的临县、离石、柳林、方山、中阳、石楼，和陕西省榆林市的吴堡、绥德、佳县、榆林、米脂、子洲、青涧等十几个县、市，以及延安市，其中尤以临县最盛，因此又称“临县伞头秧歌”。

主要特征 原始性

伞头秧歌是古代腊日帷祭活动、春社活动、以及汉代兴盛起来的元宵节活动的复合，是原始宗教仪式在民间的遗存。

全民性

伞头秧歌的最初功能是向神灵祈福和驱鬼逐邪，歌舞的目的是娱神祈丰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秧歌的娱神功能愈来愈淡化，借娱神以娱人的目的愈来愈明显，渐渐演化成为一种全民性的歌舞活动。秧歌队少则一二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充分体现出伞头秧歌的全民性。狂欢性

闹秧歌是狂欢情绪的肝肠淋漓的宣泄，是人的自然本性的显露和释放，是对平常日子按部就班的规范性生活的临时突破，是黄土高原上盛大的狂欢节日。

艺术性

伞头秧歌是一种大型的民间歌舞活动，小则百八十人，多则数百人在伞头的带领指挥下，各自施展自己歌、舞、吹、奏才能且井然有序，是群众性歌舞活动的艺术大展示。这种艺术性，一是指组织工作的艺术性，二是指表演的艺术性，其中最突出的是它的集体艺术性。

表演形式

伞头秧歌的表演主要是扭和唱两个方面，特点是扭时不唱，唱时不扭，扭唱结合，交替进行。扭秧歌主要集中在“过街”、“掏场子”和“小会子”在场内的表演三个方面。

唱秧歌主要是伞头的事。伞头肩负着指挥全局，调动情绪，编派节目，评论演出以及秧歌队与外界交往、答谢、祝贺等一系列职责，而这一切都得通过唱秧歌来进行。

秧歌队伍

伞头秧歌的内容丰富广泛，形式活泼多样，气势粗狂豪放，规模宏伟壮观。一支秧歌队（俗称一班秧歌），除了乐队和仪仗队外，其余皆扮各种角色。大致顺序为：①仪仗队；②乐队；③龙舞；④伞头，即手执花伞的秧歌艺人，是秧歌队的头领；⑤架鼓子；⑥小会子，即民间小演唱；⑦杂会子，即传统折子戏；⑧民间传统舞蹈；⑨旱船，也叫“水船”；⑩狮子舞收尾，至少是一对狮子。

上述这些众多的民间歌舞艺术串在一起，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文艺游行队伍，犹如一条翻滚前进的彩色巨龙，又像奔腾不息的黄河之水，这恰好是我们华夏民族文化的象征。因此也可以说伞头秧歌是黄河文化的典型代表。

秧歌唱词

伞头秧歌的唱词通称为秧歌，是伞头秧歌这一民间歌舞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不同于一般四句体的民歌，又与戏剧性质的秧歌唱词有着本质的区别。是民间口头文学中稀有的艺术品类，具有独特的地方色彩，浓郁的泥土气息和雅俗共赏的艺术魅力。其特点归纳如下：

即兴编词的演唱特点

即兴编唱是伞头秧歌最显著的特点。几乎所有的秧歌都是在某种特定的历史背景、具体的时间、地点和环境气氛中产生的，一首好的秧歌唱词更是如此。歌手们或触景以生情，或遇事而有感，或因人而议论，或互问互答，绝没有毫无对象的无病呻吟之作。

灵活多变的格律结构

伞头秧歌的唱词一般为四句一首，可以独立存在，一首秧歌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大致可分为七字句、十字句、九字句、十二字句四种格律结构。一首好的秧歌，不管采用哪种格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立意要深刻，结构要完整，布局要合理，结尾要巧妙。

通俗明快的语言艺术

伞头秧歌所使用的语言，基本是以方言为基础，其主要特点是通俗明快，自然流畅，雅俗共赏。伞头秧歌语言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它既不同于书面文学语言，又不是原始的口头语言，而是经过加工、提炼、修饰之后的口头文学语言。此外伞头秧歌还调动了几乎所有的修辞手法，来增加它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和谐独特的地方音韵

至目前为止，伞头秧歌基本上是按方言的发音吐字来演唱。伞头秧歌的唱词统一都押脚韵，即每句末尾一个字要求合辙押韵。四句同韵是伞头秧歌最常见的押韵方式。有许多名家的秧歌还特别讲究四句用同一声调，即同声同韵的特色。演唱起来音韵更为和谐，从而增强了秧歌的艺术感染力。

第三部分

秧歌的渊源与发展趋势

秧歌，说文解释：“秧，从禾，若秧穰也。”唐代高适曾有诗句：“溪水堪垂钓，江田耐插秧。”（见《高常侍》）。又据《帝乡纪略》载：“泗州......插秧之时，远乡男女，击鼓互歌，颇为混俗。”这一击鼓互歌的习俗，唐宋时称“三杖”，明清时称“三棒鼓”。《留青日札》里解释说：“吴越间妇女用三棒击鼓，江壮凤阳男子尤善，即唐三杖鼓也。”南宋郑樵也曾作《插秧歌》：“漠漠兮水田，袅袅兮轻烟。布谷啼兮人比肩，纵横兮陌阡。”这些大约是“秧歌”一词的最旱文字记载吧。上述文字记载说明，在我国江南，古代劳动人民在插秧季节，有一种男女互相击鼓对唱的习俗，这实际上是产生于插秧劳动中的田歌。因此秧歌也叫“田歌”、“田植歌”、“秧戏”、“作业歌”等等，故秧歌为插秧之歌。

阳歌，顾名思义，应为阳春之歌，完全不同于秧歌。阳者，温也。阳气始于亥，生于子，农历十月为建亥月，故十月又称阳月。俗语云：“冬至亦阳生，夏至亦阴生。”即冬至之后，日照时间一天天增长，阳气一天天旺盛。而夏至之后情形恰恰相反。诗小雅“采薇”有“岁亦阳止”句。十月阳初，到春节期间已当阳春季节。民间在除旧迎新之时，陈酒食，祭诸神，载歌载舞，喜庆丰收。并祈求保佑来年风调雨顺，四季平安。所唱之歌便称为“阳歌”或“春歌”。即阳春季节演唱的歌。

秧歌和阳歌本是截然不同的两大民间艺术体系，但解放以来，见诸报刊书籍的文字，统统称作“秧歌”。匡扶同志在他的“秧歌小考”（见《民间文学论文选》199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文中作了这样的结论：“秧歌是中国农民在从事集体的农作劳动中，为了统一动作，减轻疲劳，增加速率而集体创作出来的。又说：“秧歌流行的区域是极广泛的，也可以说是全国范围流行的。”匡扶同志的这一结论，如果是单指江南插秧季节的“田歌”，大约是无可非议的。如果把全国各地的众多阳歌（也称秧歌）一起囊括在内，显然是不妥的，至少起源于古代祭祀活动的秧歌（实为阳歌）不可一概而论。我国北方的许多秧歌，从演唱内容到表演形式、活动季节、演出习俗均与插秧劳动毫无干系。这些地方也极少有插秧劳动，又何以产生与插秧劳动密切相关的秧歌呢？因此产生并至今广泛流传在我国北方的众多秧歌，实际应为“阳歌”。

郭丕汉（伞头秧歌研究家）先生在八十年代中期，曾查阅过一些县志中有关秧歌章节的记载，发现有不少地方就把春节期间的社火活动称作“阳歌”。如陕西《葭州志》（民国二十二年版）风俗篇载：“元宵张灯火，放花炮，具酒肉，歌声四起......是夜乡民扮杂剧，唱春词，曰唱阳歌。”又据河曲县志载：“是元前后三日......热石碳于门首，谓之火龙，取其明也。插灯数百只，排列其阵图，谓之灯游会也。锣鼓喧闹，歌舞于市，唱凤阳歌也。”又据陕西《米脂县志．风俗本》载：“春节闹社火，俗名闹秧歌。（又名阳歌，言时交阳春歌以乐）。”上述文献中记载的“阳歌”、“春词”恰与临县民间传统的称谓：“闹阳歌”、“闹春歌”作了互相映证。“阳”与“春”乃一脉相承，而“秧”与“春”便风马牛不相及了。

又据白云观老道士张明贵介绍：道教的祭祀活动中，举行一种超度亡灵的仪式，目的是让死者少受地狱之苦。其中所唱“绕灵”、“扬帆”、“十方礼游莲”等曲统称为“阴歌”。我国民间的传统观念是神为阳，鬼为阴。人间为阳间，地府为阴间。既然祭祀地府和娱鬼的歌为阴歌，那么祭神和娱人的歌就一定是阳歌了。综上所说，至今流行于我国北方的众多社火秧歌，（除极少数外）实为起源于古代祭祀活动的“阳歌”，“伞头秧歌”亦应为“伞头阳歌”。那么长期以来何以将阳歌写作秧歌呢？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明清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南北交往日趋频繁，南方的秧歌艺术也伴随着商业活动传入北方。如著名的晋中“祁太秧歌”就是清朝初年由商人从安徽传带来的“凤阳花鼓”，后被当地民间艺术吸收、溶化，发展演变成为当地的一种民间社火活动。后来又搬上舞台，形成现今的戏曲艺术，但习惯上仍叫“秧歌”。秧歌与阳歌这两种不同艺术长期并存，互相融合，便有了混为一谈的可能。二是阳与秧读音相同，也很容易混淆。当然说北方秧歌应为阳歌，并非要重新正名，但作为学术研究却是必须弄清楚的。否则可能因名不正而导致言不顺，使人无法理解。

伞头秧歌的社火祭祀意义

社为土地之神，社火是祭祀土神之火。祭社是我国十二腊祭的一种遗俗。古代社火之日，乡民举行迎神赛会，以鼓乐、仪杖、杂戏迎神出庙，周游街巷。王明清《挥尘前录》卷四中载：“李定文亦奇，欲予赛神会。”高承《事物纪原》卷八赛神中介绍“赛社”（即社火）：“农事毕，陈酒食以祭田神，相与饮酒作乐。”宋代范成大《石湖集》二三卷“上元纪关中节物”中有诗句：“颠狂社舞呈”，并注云：“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

上述我国古代这种迎神赛会的社火活动，至今在伞头秧歌中仍有明显的痕迹。首先是当地民间一直把闹秧歌也称作“闹社会”、“闹社火”、“闹红火”、“闹会子”等等。这里所说的“社”与“会”，显然同我国古代的“赛社”与“赛会”祭祀活动密切相关。在活动时间上，伞头秧歌都集中在春节期间，这正是一年农事完毕之后，人们一面欢庆丰收，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此外在活动形式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据《临县志》（清康熙五十七年版）风俗志载：“元宵，张灯结彩，献戏，赛毕，各坊社醵金合脯，谓之破盘。”这里所说的“醵金合脯”，就是文艺演出结束之后，各社措钱大家一起吃喝一顿。这一习俗至今尚存，恰与古代的“相与饮酒作乐”吻合。又据《临县志》（民国六年版）艺文志中刘如兰的一首“竹枝词”：

秧歌队队演村农，花鼓斑衣一路行，东社穿来西社去，入门先唱喜重重。

末尾注云：“新春田家多扮秧歌相互为乐。”这首竹枝词比较准确地记录了伞头秧歌在民国初年的表演形式、演唱内容、活动时间和演出习俗。“秧歌队队”，说明闹秧歌的地方很多，“花鼓斑衣”指秧歌队的装扮，同时也道出了相互交流的活动形式和入门先唱祝福贺喜之词的习俗。这正好和现今的伞头秧歌以及山西众多社火秧歌的活动形式相一致。其中“东社穿来西社去”又与我国古代迎神赛会时“周游街巷”的习俗相同。从活动内容上分析，祭神拜庙一直是伞头秧歌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本世纪四十年代以来，虽经多次破除迷信运动，但在民间这一习俗仍然流传不止。秧歌出场的第一天，必须由社主或纠首领上秧歌队，端着水酒、祭品到村外祭祀风神、雨神、田神、谷神、河神等等，并拜谒大大小小的庙宇。行祭时所有人员一起跪拜，社主焚香献酒，伞头跪唱祭祀秧歌。内容多为祈求神灵保佑五谷丰收，人口平安。郭丕汉先生在民间采访时，曾收集到不少这类秧歌唱词，现选录几首于下：

「拜风神」 风神爷爷显一显灵，行雨离不开你铺云，你老家掩住半扇扇门，千万不要叫起黄尘。「拜观音庙」 锣鼓打得将军令，观音老母在上听，你老给咱多显灵，保佑全村都安宁。

从以上两首秧歌，我们可以看出它有着浓厚的祭祀遗俗。此外，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伞头秧歌“祭瘟神”的习俗，它与我国古代傩舞又有极为相似之处。据《吕氏春秋．季冬》载有“命有司大傩”句，高诱注释：“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也，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后汉书．礼仪志》载：“先腊一日曰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百二十人为伥子，皆赤帻皂制，执火，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因作方相与十二兽舞，欢呼周遍，前后者三过，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水中。”这种驱邪逐疫的歌舞活动，开始只在宫庭里举行，到春秋时已遍及乡村。《论语．乡党》篇载：“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指孔子穿着朝服，站在台阶上观看乡村的傩舞。

到目前为止，一些偏远山区，闹秧歌必先祭瘟，然后是跑院禳瘟，秧歌结束时（一般都是日落之后），还要举行送瘟仪式。即由社家事先制作一条小船，多为高粱杆扎成，并糊上色纸。讲究的地方用木头制成，船上设置灯和一纸人，象征瘟神，或者只写个瘟神的牌位。由秧歌队护送至河边，人们焚香叩拜之后，伞头唱一首送别秧歌，当即将纸船（或木船）放入水中漂走。送瘟之后秧歌活动便告结束。返回村时偃旗息鼓，大家谁也不再说话。此俗凡在黄河边上的村庄，都将瘟神送入黄河。离黄河远的山村，则用一只大红公鸡代替纸船发送瘟神，行至最高的山顶上将公鸡朝沟里放飞。

伞头秧歌这种“送瘟”遗俗，与古代傩舞的“逐疫”如此之相似，这不能说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到这里我们可以说，伞头秧歌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民间艺术，它起源于我国古代的祭祀活动。

伞头秧歌的称谓来源

伞头秧歌之所以有此称谓，全在于秧歌队中有一举足轻重的角色──伞头。伞头是一支秧歌队的统领，其主要职责是指挥全局，选派节目，带领秧歌队排街、串院、掏场子，并代表秧歌队即兴编唱秧歌，向外界答谢致意。伞头衣着整洁，（随时代变迁而选定服装，如民国初年多为长衫礼帽，现今却是西装革履）。伞头须是风度翩翩，举止文雅大方。其右手执花伞，左手摇响环。响环俗称“虎衬”，是用响铜铸造而成的环状圆筒，直径约十公分，朝外沿开缝，形似手镯，内装小园球，摇动时发出串铃般响声。响环的作用，一是作为导具使用，象征威武。二是摇响后作为唱秧歌或行动前的信号，以指挥锣鼓乐队。伞是普通的花伞，周围缀有红绫，表演时随着音乐节奏向左旋转，上下飘动，轻盈自如。据民间传说，伞和响环又都是降妖捉怪的法器，果真如此，那便更接近古代傩舞了。只是目前尚末找到可靠依据。

伞在现今秧歌队里的形状，实际已是几经变革的产物。民国年以前并不用花伞或雨伞，而用相当于古代的黄罗伞盖。著名伞头高万清先生曾在四十年代唱有“红罗伞挑落紫金盔”的秧歌词句。足见使用花伞的年代并不久远。黄罗伞是我国古代威严的象征，只有帝王出巡时才使用。所以秧歌队里的花伞除了作为导具使用外，亦是一种威风庄严的象征。

伞在秧歌队里的使用不独伞头秧歌，我国北方许多地方的秧歌亦有伞出现。山西介休县踩街秧歌中的伞是用红绸制成，顶端有一白锡圆锥，伞柄为一根两米长的红漆木棍，伞上刺绣着赵匡胤千里送京娘的图案，绿色丝绦缀在红伞周围。这一形状的伞又和伞头秧歌中的红罗伞十分相似。晋东南沁源县的“挑高秧歌”里，也有两个歌手，他们一人挑伞，一人摇响环，你唱我对，即兴编词，互相挑逗，越挑越高，故称挑高秧歌。此种演唱形式也和伞头秧歌极为相似。至于陕北黄河流域的大秧歌，则与伞头秧歌更为接近。所有这些使用伞的秧歌，实属同源而异流。

对于伞头的来历，民间有各种传说。一说是姜子牙打着神伞，带领各路神仙下凡拯救万民的象征，一说是紫微星刘秀手擎黄罗伞到民间巡视的模仿。这些均不可靠，倒是在《山海经．海外西经》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夏后启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意思是说后启乘驾着两条龙，在三层云簇拥下，左手打羽伞，右手握玉环，威风凛凛。他的这一形象，恰与伞头秧歌的阵势，即两龙开路，彩旗簇拥下的伞头形象十分相似。

据说这个启还把天庭里的乐章《九辩》和《九歌》偷偷带到人间传授，并编成歌舞，吩咐歌童舞女手持牛尾巴在大运山北方大乐之野表演（见《中国神话传说》）。启是禹的儿子，后继承禹作了夏的国君。禹在人民大众中享有极高的威信，伞头秧歌这一形式是否与启的传说有关，也未可知，但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它不会拒绝任何事物的影响，包括神话、传说、故事、戏曲等等。

伞头秧歌的传承情况

伞头秧歌是临县最普遍的群众性广场舞蹈艺术，男女老幼均参与,耳濡目染,代代相传，形成习俗，属社会自然传承,没有特殊的师承关系，只有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清末民国至1949年间临县伞头秧歌代表性人物有渠朱喜、高万青、高有贵等；1949年至1980年间临县伞头秧歌代表性人物有王易风、许凡、李铭瑶、杜云峰、王茂林、渠英、刘凤山、陈兆珍、樊如林等；1980年至今临县伞头秧歌代表性人物有郭丕汉、李光福、孙善文、武振瑞、康云祥、薛金明、贺升亮、张有贵、高文显、武兴国、薛青爱、王俊奋、高峰、薛管旺、高林锋、赵江、王继平、高艳明、刘宇兵、李泽峰、段保平、樊春明、张保勤、刘凤成等。

伞头秧歌的发展现状和保护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的巨大变化、文化消费的多样性，临县伞头秧歌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

1、舞蹈方面，受现代舞蹈的冲击，传统的舞蹈动作如“拉花的”（女角）、“架鼓的”（男角）、“扇风的”（丑角），如今很少能看到。

2、音乐方面，传统伞头秧歌曲牌如“过街板”、“柳青娘”等，如今己很使用。

3、演出形式方面，由原来的“祭神”、“跑院”演变为拜机关、拜领导，装饰、表情等也都呈女性化变化趋势。

4、老艺人的相继去世使许多具有丰厚艺术价值的舞蹈动作、曲牌失传，伞头秧歌后继无人。

所幸，多年来，在临县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些有识之士对临县伞头秧歌研究、挖掘、整理及保护，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临县伞头秧歌的代表性传承人郭丕汉先后编著了《临县伞头秧歌》和《伞头秧歌精选》，杜云峰编写了《伞头秧歌史话》，这几部作品为伞头秧歌的发掘与研究保留了大量的原始文字资料；1994年，临县成立了“临县伞头秧歌协会”，坚持每年举办一届全县青少年歌手大奖赛，致力于推陈出新，为伞头秧歌的保护发展铺路。目前，《伞头秧歌》已经收入《中华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山西卷》、《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山西卷》、《中华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山西卷》。2008年，“临县伞头秧歌”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

伞头秧歌的发展前景

伞头秧歌作为黄河流域的一枝文明奇葩，有着深厚的文化发展底蕴和历史发源积淀，面对中国十二五规划文化产业大繁荣大绽放的良好机遇，临县伞头秧歌会有更好更长远的发展前景。

第二篇：临江门社区文化工作计划

临江门社区年文化工作计划

文化工作是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是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社区文化工作实际情况，以强化社区居民文明素质为重点，全面提高社区文化建设，为三个文明建设做出新的贡献，健全组织落实各项工作制度，健全社区文化各组织网络和关心下一代文化志愿者队伍，以创新副实的精神做好各项工作，社区完善各项老年活动制度，做到居委会是社区老人的第二家庭，使他们感到温馨。继续开展评选新风户、文明院楼、五好家庭绿色家庭活动，特别是做好特色家庭健康家庭的推荐工作，制定评选规划，对新建成的小区居民住宅进行调查摸底，向他们宣传怎样做一个合格的文明市民。我们相信在新的一年中，在东街街道、上级部门帮助下在广大社区居民的支持下，我们的工作一定能搞得更好。

具体计划如下：

（一）、组织丰富的社区文化活动。

组织居民参加各类文化健身活动，加强文体骨干的挖掘和培训工作。利用“五·一”节、“七·一”党建、国庆60周年、元旦等节日举行文艺晚会、广场文化活动，用贴近大众生活，居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增进社区居民群众共同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意识，全民共创文化先进社区。全年举办一到两次规模大一点群众性文体活动。

（二）、社区活动室定期开放，图书阅览室藏书达到一定数量，结合社区广大居民的实际需要，增添适合的活动项目。假期组织青少年开展有益的社会实践活动。鼓励居民热情参与，以此来活跃社区文化，陶冶居民情操，从而提高居民的文化素养。利用社区内各种专栏、板报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三）、加强对社区成员的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形成健康向上、文明和谐的社区文化氛围。市民文明学校计划今月开课一次，全年4次，有授课老师，有市民签到，对市民培训做到年有计划，半年有小结，年终有总结。目的在于提高市民生活质量、自觉学习、遵纪守法。

临江门社区居委会

第三篇：临淄大顺文化艺术馆

大顺文化艺术馆坐落于太公湖北岸，齐文化博物院东侧，足球博物馆西侧，由天津华汇建筑设计公司周恺主创设计，钢筋混泥土框架结构，地上4层，建筑面积2万平米，投资1.2亿元。分别由陶瓷、铜器、古钱币、床、牌匾、屏风文化和学术交流等14个展厅23个展区组成。

一楼大厅影壁后依次是福禄寿三星石刻像、明代石雕双耳大方鼎和明代石刻释迦摩尼佛立像、侧卧像，属于穿壁龙纹画像。右侧是石刻展区，前边由河北依曼集团吕丽萍女士捐献的“九龙筑城”，往后正中是明代青石雕释迦摩尼佛座像，佛祖手施禅定印在菩提树下禅思入定，修习成道的姿势，周围是十八罗汉，面容各异，栩栩如生。厅西壁和北壁是齐国历史上名人石刻像。石刻展区后面是明、清陶瓷精品展区。

陶器以粘土为胎，经过手捏、轮制等工艺成型后，再经过800

—1000度高温焙烧而成的器物。具有微孔、吸水性，有灰陶、黑陶、白陶、红陶和彩陶。商代就出现了釉陶和初具硬瓷性质的硬釉陶。陶器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崭新的东西，陶器产生距今11700多年的历史。展出了战国时期的直径85cm的大陶瓮、商周时期高70cm的白陶鬲，在明清展区还有明代口径78cm的哥釉缠枝大碗、口径98cm的青花龙凤纹葵口大盘、清代口径53cm的青花人物大缸等等，该展区主要收集自汉代至明清时期为主的陶瓷近1000件等，铜器文化展厅主要收集自春秋战国至明清时期的青铜器100余件。

公元前21世纪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在商周奴隶制社会，是贵族代表身份的礼器。商代礼器重酒体制，并日臻完善，周代初礼器沿袭商制，逐渐向重食体制转变，到春秋战国时期将重食体制推向高峰。铜器文化展厅主要展出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物和汉代铜镜为主，还有汉代鼎、汉代铜灯、汉代铜炉等珍贵文物。战国“兽耳出戟方壶”、汉代的高110cm，宽80cm的青铜大方鼎、宋代“青铜大方鼎”、汉代“青铜

”、清代的“青铜辇”、“青铜扁钟”等等。

中国的古钱币萌芽于夏、起源于商，发展于东周，统一于秦，经历了4000多年的漫长历史。古钱币展厅展出了“中国历代钱币系列”、历代的铜币、圆钱、钱母、次布、一刀平、花钱、大小铜钱、在铜板、元宝、银元和清代的银票，还有民国的纸币。还有战国时的刀币、汉代的布币

和桥币、秦代的各类型的半两钱、元辽清时代的方也钱等。还陈列了各种精美银器分为货币、容器和饰品，数量之多、保存完好、造型别致、纹饰精美，代表了我国银器工艺发展的辉煌历程。另外，还有一个展台展出了出土的原封不动一罐罐罐装装铜钱――钱山。

床文化展厅展出了清代黑檀福寿十二柱龙床等明代、清代、民国时期100余件，牌匾文化展区明清时期200余件，屏风文化展区展出了清代长3.47米、高2.39米黑檀嵌玉云龙大屏风等收集明清风格屏风100余件。

玳瑁是一种生活在热带海底的爬行动物，因寿命长达1500多年且背上有13块状如盾形、分3行做覆互状排列的鳞片，所以又叫十三鳞。在东方人眼中，自古以来就是吉祥长寿、辟邪纳福的祥物。此次展出的200多件玳瑁标本，花纹清晰美丽、色泽柔和明亮，宝所华盛。数量多、保存完好在博物馆中实属罕见。

在四楼展区还有明代的铜观音铜像、清代不同造型的钟表，象牙及制品、犀牛角及制品、造型各异的钟表等。

大顺文化艺术博物馆成为藏品丰富、极具特色的一流文化博物馆。

第四篇：部门特色文化

部门文化建设――求知、笃行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认同并遵守的企业价值观念、经营作风、企业精神、道德规范的总和。从大的方面来说，企业文化实质又是企业的一种软环境。我认为，对研发技术人员，应主要构建一种自主与协作并存的企业文化，提高员工的活力和和企业的凝聚力，使得企业既能尊重个性，又能团结协作，努力培育和创造出一种强烈的、长期服务意愿的合作型企业文化，为研发技术人员创造个人成长与发展和发挥工作自主性的舞台。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知识是核心的生产要素”，知识已经取代物质资本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企业之间的竞争，知识的创造、利用与增值，资源的合理配置，最终都要靠知识的载体——知识型的员工来实现。作为知识承载者、所有者的知识型员工，是企业发展的真正永不枯竭的源泉。

而我们求知的知，不仅仅局限于书本上的知识，也要针对市场，针对客户的要求。产品研发，不要在“理论研究、基础研究”方面花费太多时间、精力和资源。我们要做的是产品设计工作，属于“应用性研究、功能性研究”。重点是“应用和功能”，特别是“功能产品”，重在“功能”，重在“解决客户问题”，而不在“理论和机理”研究，不在于科技含量。所以，我们的兴趣、时间、精力和资源，都要放在“产品功能、检测方法、生产工艺、应用工艺”上，这也是产品研发工作的主要内容。产品功能是指“解决客户问题的能力”，检测方法是指“判断产品好坏的性能指标和检测手段”，生产工艺是指“产品的实际制造和生产的操作工艺”，应用工艺是指“客户使用产品的具体操作工艺”。这些工作，是产品研发的主要具体工作内容。

研发技术人员是典型知识型员工，笃行是研发技术人员的独特个性特征，主要表现在：较强的自主性。由于研发技术人员具有某种非凡技能，他们往往更倾向于一个自主的工作环境，更强调工作中的自我引导，不愿俯首听命，任人驾驭，只是想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展现出来，需要的是在工作中得到满足，而不仅是挣钱。需要挑战性和压力，而不是听命和舒适。需要了解组织的目标并为之奋斗，而不是盲目地工作。需要不断地学习和培训，而不是依靠熟练和原有的经验。也表现于：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研发技术人员更在意自身价值的实现，他们的心目中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他们工作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工资酬，而是有着发挥自己的专长、成就事业的追求，并期望自身价值得到社会的认可。研发技术人员的知识就是生产工具，这种生产工具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巨大的资本资产。希望知道明天是怎么样，而不是今天怎么做。

第五篇：航天文化特色

航天文化特色：走向自信的飞翔（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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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17日06:45 来源：文汇报

主持人的话

一所普普通通的中学，也能崭露头角，是因为有一种别致的特色。

人们也许还记得，2011年随“天宫一号”升空的“搭载濒临灭绝植物种子的探究方案”，就出自上海市闵行第三中学。

2011年刘辉老师指导的“搭载濒临灭绝植物种子的探究方案”和“熊猫基因搭载方案设计”，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中国宇航学会和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联合举办的探梦“天宫”全国青少年科学实验搭载方案征集活动中分别被评为全国一等奖。“搭载濒临灭绝植物种子的探究方案”最终被选为全国唯一的搭载方案随“天宫一号”升空。至今已有50多家媒体进行了跟踪报道，轰动了全国，为闵行区和上海市的中学生赢得了荣誉。

该校航天教育捷报频传，2012年在“我与航天”全国载人航天征文活动中，学生获得了2个一等奖、9个二等奖、19个三等奖的优异成绩，学校获得了全国优秀组织奖。2012、2013年的第十四、十五届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中，指导的学生获得2个全国一等奖、4个全国二等奖和5个三等奖的好成绩。在刚刚结束的2013年上海市“育太空种子，做有责任的人”活动中，刘辉指导的学生又拿回了4个奖项，这已是闵行三中在该项活动中连续四年获奖高居榜首。

学生在开展航天科技(000901,股吧)活动中，展翅高飞。“天宫”一号搭载方案的成功入选，是闵行三中航天科技通过课程建设成就师生的一个缩影，显示了学校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全面发展的信念。

上海市闵行第三中学的航天科技活动的成效证明，普通中学的学生同样可以有非凡的创造力，而创造力首要来源于学生的自信心，而有效培养学生自信心的平台就是给学生平等参与机会和展示才华的研究型课程。

一所普通完中、一群并不出众的普通学生，竟能“梦圆天宫”，这既是老师有效指导的结果，更是学校通过研究型课程，在提升学生自信心，激发创造力的方面的成功案例。学校“借助课程建设、挖掘学生潜力”的办学探索，也许能给大家一些有益的启迪。

课程起步 将“航天文化特色”夯实

学校的航天文化特色，建立在课程的基点上。2006年9月，随着“二期课改”的全面推进，学校以研究型课程为突破口，组建了研究型课程教研组，成立了学校的研究型课程管理网络，制定了《研究型课程实施方案》，并建立和完善了相关的管理制度。学校仔细分析闵行区的定位和学校区位特点，结合学校资源和生源情况，很快找到了航天科技与研究型课程的契合点，从此把航天科技作为研究型课程的重要资源和载体，明确提出把“航天科技”作为高二学生研究型课程的研究对象。学校每年组织新入学的高一新生参观“上海市航天科技展示馆”、“上海市航宇科普中心”、“上海市航天设备总厂”等。正是有了研究型课程为航天科技活动搭建的这个收放自如的平台，使学校航天科技活动有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活动平台和活动空间，由过去分散的“游击战”向今天规范系统的“阵地战”转变。几名学生设计的《“天宫一号”搭载方案》，完全是借助研究型课程这个平台，参赛前的动员、搭载方案的选题都是在研究型课程的课堂上，通过师生多次互动、交流、研究、分享完成的。

“航天文化”大课程建设助力。从2009年开始，航天科普教育在学校研究型课程上取得成功之后，闵三人并没有停下脚步，他们以“航天科技”项目为抓手，以提升学校办学品位为目标，从突出“办学特色”入手，大力营造校园航天文化，建立航天文化特色课程体系，航天文化特色教育在校园内卓有成效地发展和推进，在打破“千人一书、千校一面”的应试教育模式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取得了突出成绩，学校逐步形成了航天文化特色课程体系：

一是基础型课程整合渗透。根据学校特色建设总体目标，确立分年级的课程育人目标，充分利用基础型课程中的相关学科资源，开发一批有闵三特色的基础学科微课，形成规范化、系统化、主题化的航天特色文化教育课程体系；通过编写学科航天微读本进行课堂渗透、学科拓展和专题教育等途径和方式，有效达成航天科技文化教育目标。

二是拓展型课程发挥优势。对学校现有的拓展型课程体系进行梳理和整合，依托闵行区独特的航天科技资源，在原有拓展型课程的时空内，开发具有“航天文化教育”特色的拓展型课程，编写相关的拓展型课程校本教材，有效实施，放大航天科技优势。

三是研究型课程培育航天精神。在航天文化特色课程体系建设中，研究型课程的设计与实施，更加注重引导学生进一步深度地亲历和体验航天精神的精髓，让学生在研究中深刻体会“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并把这种精神迁移到学习生活中，凝聚成不怕困难、敢于创新、精益求精、团结互助、乐于奉献的三中精神。

四是大课程开发形成课程群。在强化三类课程体系在特色建设中作用的同时，注重从大课程角度开发航天文化教育特色课程，形成学校完整的大课程群。

辐射拓展 将“航天文化特色”深化

刘辉老师及其他领导的科技团队，以研究型课程和科普活动中的骄人成绩，使学校相继被评为“全国特色教育先进学校”、“闵行区科技特色学校”、“上海市航天科普教育特色学校”，刘辉获得了教育部“全国特色教育优秀教师”荣誉称号。学校在区里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学校近两年航天科普特色越发浓郁，在刘辉工作室的引领和媒体的持续关注下，促使闵三人开始思考着使学校的航天科技特色再上新台阶。在市、高校和航天部门专家的关注、帮助、指导和参与下，闵三又迎来了创建“上海市航天文化教育特色学校”的机遇，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闵行三中一定能在航天特色发展方面走出一条对区内乃至全市都有一定示范作用的特色发展之路，影响力和知名度进一步扩大到全市及至全国。

激发成功 将“航天文化特色”惠生

学校老师通过航天类课程的指导实践，在培养学生自信心、指导学生自主探究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他们常挂在口头上，经常对学生讲的一句话就是“行不行，试了才知道！”在老师鼓励下，许多同学纷纷报名参与。在《“天宫一号”搭载方案》设计过程中，刘辉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做得非常认真。由于校舍有限，没有专门的航天科技场所，师生们就借实验室、甚至干脆围坐在花池边讨论问题；学校里电脑上网条件有限，大家就分工回家下载资料；功课压力大、可支配时间少，就利用寒假设计方案，师生通过电话、邮件交流；大家对最终参赛方案的可行性反复推证、几易其稿。

学校在航天科普实践中取得这样大的成绩，虽然有幸运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学校丰富的课程和教学阅历给了教师自信、给了学生自信，是师生厚积薄发的长期积累的结果。

苏烨同学获奖后，使许多原来观望的同学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不甘落后，奋发学习，主动发展，快乐成长，使校风学风不断优化。

刘辉老师担任班主任的当年高一（4）班，则通过短短的一学期，继上学期全校“闵三校园红歌大赛”中获得第一名后，学生的自信心得到极大提升，学生无论是校园常规还是学业成绩方面，都从原来的年级末位跃升入年级前列。

校长颛孙长宗说：“学校会通过完善课程资源的进一步整合利用，推进三类课程的完善，致力于航天文化特色建设，为学生提供自我展示、自主管理、自励发展的平台，培养自信心和动手动脑能力，培养出一大批才艺精湛、个性鲜明、特长突出的学生，让每个学生都能从学校教育中找到自己成功的喜悦，这才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

小学是打基础的起步阶段，什么是对小学生具有奠基意义的“基础”，明天刊出的上海市七宝外国语小学的独到做法，会给你带来不一般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