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春海餐厅致人伤害案（合集5篇）

第一篇：北京春海餐厅致人伤害案

北京春海餐厅设备事故致客人毁容案

一、基本情况

1995年3月8日，17岁的贾国宇和家人在北京海淀区春海餐厅吃火锅。席间“众乐”牌卡式炉、“白旋风”牌燃气罐爆炸，贾国宇面容被毁、双手裂开。于是，生产肇事气罐的北京国际气雾剂有限公司、生产肇事卡式炉的龙口市厨房配套设备用具厂及春海餐厅坐上了被告席。起诉状中，要求被告赔偿金额达110余万元，其中精神赔偿65万元。

此案立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大家关注的焦点不在于被告是否应当赔偿，而是在法院将如何判决原告要求的高额精神赔偿。因为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均没有因产品质量问题给消费者身体造成伤害而给予精神赔偿的明确规定。

二、双方观点

1997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庭审当日，贾国宇没有露面，原告代理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建平律师出庭出示了原告毁容后的照片，并宣读专家鉴定：她丧失30％的生活能力。两年前的3月12日，也就是贾国宇受伤后的第四天，原本已取得初赛第二名的她失去了中澳国际英语竞赛的机会；同年7月，这位被保送上重点中学的优秀学生又痛失了升入大学的机会，精神损失，有目共睹。

对于舆论焦点的精神赔偿，三被告全部反对，气雾剂公司的代理律师认为：“现有的法律中并无产品给消费者造成伤害给予精神赔偿的法律条文，所以被告不应承担这方面的赔偿”。龙口厨具厂、春海餐厅的代理人也都表达了类似意见。

原告代理人则指出：“被告仅仅希望从对法律条文的片面理解上，否认精神损失的存在进而免除承担精神赔偿的责任，有悖于法律的基本精神。我国的法律明确规定了对公民人身权给予保护的内容，这里人身权与物质性的财产是相对应的，是一种非财产性的权利，包括人的身份健康权，而身体健康不仅指一个强壮的体魄，还包括焕发向上的精神。3月8日的爆炸声中，原告仅仅是肌肤在流血吗？她的心不是一直在流血吗？这难道不应获得赔偿吗？”

三、精神赔偿获承认

海淀区人民法院对精神损失作了肯定，判词中说：除肉体痛苦外，无可置疑地给其精神造成了伴随终生的遗憾与痛苦，甚至将导致该少女心理情感、思维行为的变异，其精神受到损害是显而易见的，是较为典型和惨重的，必须给予抚慰和补偿。1997年3月15日上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结果，原告获赔偿27．3万余元，其中精神赔偿意义上的残疾赔偿金10万元（为当时我国精神赔偿的最高额）。

审判结束后，原告律师认为，虽然高额精神赔偿未获全部支持，但至少已经对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是否给予赔偿作了肯定回答，他说：“完善《消法》中关于精神赔偿的认定和标准恐怕势在必行。”

针对此案，本案审判长陈继平说：“赔偿额度要考虑当前社会普遍生活水准，侵害人主观动机，过错程度及其偿付能力等因素，补偿精神损失终究是法律意义上的，只能是相对的，因此65万元的高额精神赔偿不予支持。”

原告律师则说：“赔偿应考虑加害人因事故产品获利的情况，不能让生产伪劣产品的厂家因此获利。如果厂家在丰厚的利润中仅拿出一部分来补偿消费者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仍会使它们铤而走险，法律必然要使不法者利益全部丧失，才会有力制止不负责任的生产经营行为，体现法律在市场经济中的引导作用。”

本案思考

1．本案的受害者为何能获高额精神赔偿？

2．精神赔偿费用应当如何计算？

第二篇：校园伤害案处理建议书

韩某校园伤害事件

处理建议书

尊敬的教育局领导、校领导：

石家庄某实验小学一年级（3班）的学生韩某在校期间受伤事件距今已数月，就此事，我们家长多次前往学校进行沟通，但学校并未给出合理说法，也没有对相应损失进行赔偿。家长无奈，在考虑到既保护孩子及将损失降到最低，又不与学校对簿公堂的情况下，出具此建议书，望学校和上级主管部门能够重视此事，并给予妥善解决。

一、韩某校园受伤事件经过

2016年1月13号，在上午课间操准备时间，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操场上等待，一年级一班的几个的孩子见足球门新装的网，便顺着网向上爬，韩某出于好奇，便站在下面看。由于受重，不固定于地面上的足球门倾倒，将韩某的左小腿砸伤，四年级的学生将其扶起，老师们后来才赶到，观察到韩某小腿并无红肿，便让孩子坐在寒冬时节的操场上等待。课间操后，老师并没有询问孩子的状况，是四年级的几个大队委主动将孩子抬到教室，孩子一边喊着疼一边硬撑着上课和自己打饭。午饭后，老师才通知我们家长前往学校，我们立即带孩子前往省四院检查，经诊断为左小腿骨折。事后，经老师调查有三个孩子承认爬过足球网，三个孩子的监护人轮流排班开车送孩子到医院检查并支付了初期医疗费。治疗后，韩某只能遵照医嘱在家休养，定时复查，由于孩子才6岁，孩子妈妈只能请假全天陪护在旁。为了防止课程落后跟不上，只能请辅导老师来家补课。直到开学一个月，韩某一直是在轮椅上度过，对其来说这段时间是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家长也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二、韩某校园受伤事件的法律分析

虽然韩某受伤是由三个甚至更多孩子的贪玩行为导致的意外事件，但学校撇清干系将责任完全推到其他孩子身上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以下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名称均系简称）：

1．《教育法》第四十五条

教育、体育、卫生行政部门和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完善体育、卫生保健设施，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

2.《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章一整章强调的是学校的保护 3.《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九条 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学校的校舍、场地、其他公共设施，以及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的学具、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或者有明显不安全因素的；

(二)学校的安全保卫、消防、设施设备管理等安全管理制度有明显疏漏，或者管理混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而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四)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或者校外活动，未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并未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的；

(八)学生在校期间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学校发现，但未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导致不良后果加重的；

(十)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在负有组织、管理未成年学生的职责期间，发现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但未进行必要的管理、告诫或者制止的；

(十二)学校有未依法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的。

4．《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5.《最高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七条第1款

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

综合上述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不难看出，《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着重强调学校负有保护孩子的义务。而《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是学校应该怎样保护孩子的安全。而《侵权责任法》和《最高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则是规定出了伤害事故后，责任主体及承担的问题。结合本次事故，韩某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等待做课间操时间因球门倾倒被砸伤。家长认为学校的过错有三：①教育：学校足球门属非固定，即使达到教学设施安装标准，学校也应预料到其有不安全因素，就危险性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②管理：课间操时间没有教职工现场维持秩序，孩子爬足球门网没有人制止；③保护：韩某出事故后，由四年级孩子将其送到教室，在老师了解到该事件的经过后，并未第一时间送孩子去医院哪怕是医务室进行检查，幸运的是孩子无大碍，否则结果不堪设想。由于学校未尽上述义务，应对韩某受伤事件承担责任。

三、韩某校园受伤事件的经济赔偿

韩某受伤后，前往省三院进行治疗，当时产生的医疗费由直接致害的三个孩子家长支付XXX元，之后的费用由我们支付，其中：

1.复查治疗费：

元（以票据为准）；

2.护理费：11401元（护理人为韩某母亲吴某，系石家庄太和电子城个体，收入较高，但主张按照2015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6239元/年计算，护理期3个月，算法46239÷365×90=11401元）；

3.营养费：4500元（结合孩子的年龄即骨骼愈合周期，主张营养费50元/天，营养期为30天）； 4.辅助器具费（轮椅）：

元； 5.交通费：

元（以票据为准）；

6.补课费：6750元（孩子因受伤请辅导老师补课的费用150元/3小时，共计135小时）；

7.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

以上是韩某受伤后的实际花费共计

元。

四、韩某校园受伤事件的法院判例支持

1.衡水市武强县法院（2015）武民一初字第309号判决书，郭傲枫与武强县豆村乡明德小学、韩某教育机构责任纠纷案。课间操时间，韩某从后面搂抱郭傲枫的腿部，导致郭身体失衡倒地受伤，法院以郭、韩二人11周岁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对行为有预见性，以学校在课间操集体活动期间未尽管理职责为由，判决学校承担50%的责任。

2.沧州市盐山县法院（2014）盐民初字第1889号判决书，张华艺与李子涵、盐山县天泽学校教育机构责任纠纷案。李子涵将张华艺牙齿打伤，法院以对学校未对在校学生尽到管理与保护义务，在张华艺受伤后，学校未积极安排张华艺进行治疗，认定其存在过错为由，判决学校承担50%的责任。

3.唐山市玉田县法院（2014）玉民初字第290号判决书，刘诗佳与玉田县金色童年幼儿园教育机构责任纠纷案。刘诗佳在滑梯上活动时跌落受伤，法院以学校未尽教育、管理职责为由，判决学校负全责。

4．石家庄市深泽县（2014）深民一初字第00043号判决书，杏军龙与华北油田四处一校、曹国兴教育机构责任纠纷案。曹国兴在学校组织的课间体育活动中与杏军龙在学校操场跑道上相撞，致杏军龙受伤，法院以学校没有完全尽到管理职责，曹国兴在学校组织的活动中致害，没有过错，不再承担侵权责任为由，判决学校担全责。

5.北京市昌平区法院（2015）昌少民初字第14435号判决书，李昀睿与北京市私立汇佳学校教育机构责任纠纷案。李昀睿上游泳课时在泳池边摔倒，法院分析到：活泼好动是孩子的天性，尤其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学校需要根据孩子的特性提供特殊保护，并以课前未进行安全教育为由，学校课中未对危险行为进行制止和告诫，判决学校全责。

以上五个判例均属于教育机构责任纠纷案，与本案的案由一致。结合本案，三个7岁的孩子爬足球门网，属于贪玩好动的天性，并没有预见球门会倒塌的可能，所以主观上没过错；韩某出于好奇在一旁观看，被倒下的球门砸伤，更无过错；而学校未对球门非固定情形对孩子予以教育，对攀爬行为没有制止，受伤没有第一时间送医治疗，应负全部责任。

综上所述，家长认为学校应承担此次意外事件的全部责任，并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望贵校及主管部门能够采纳建议，谢谢！

韩某家长：

2016年5月3日

附：1.武强县法院（2015）武民一初字第309号判决书

2.盐山县法院（2014）盐民初字第1889号判决书 3.唐山市玉田县法院（2014）玉民初字第290号判决书 4.深泽县（2014）深民一初字第00043号判决书

5.北京市昌平区法院（2015）昌少民初字第14435号判决书

第三篇：赵作海案

赵作海案

 案情介绍1998年2月15日，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赵振晌的侄子赵作亮到公安机关报案，其叔父赵振晌于1997年10月30日离家后已失踪4个多月，怀疑被同村的赵作海杀害，公安机关当年进行了相关调查。1999年5月8日，赵楼村在挖井时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无头、膝关节以下缺失的无名尸体，公安机关遂把赵作海作为重大嫌疑人于5月9日刑拘。1999年5月10日至6月18日，赵作海做了9次有罪供述。2002年10月22日，商丘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赵作海犯故意杀人罪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2年12月5日商丘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赵作海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省法院经复核，于2003年2月13日作出裁定，核准商丘中院上述判决。

2010年4月30日，赵振晌回到赵楼村。商丘中院在得知赵振晌在本村出现后，立即会同检察人员赶赴赵楼村，经与村干部座谈、询问赵振晌本人及赵振晌的姐姐、外甥女等，确认赵振晌即是本案的被害人。同时并从赵振晌本人处了解到：1997年10月30日(农历9月29日)夜里，其对赵作海到杜某某家比较生气，就携自家菜刀在杜某某家中照赵作海头上砍了一下，怕赵作海报复，也怕把赵作海砍死，就收拾东西于10月31日凌晨骑自行车，带400元钱和被子、身份证等外出，以捡废品为生。因去年得偏瘫无钱医治，才回到了村里。

2010年 5月9日上午，河南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赵作海案件的再审情况，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一起错案。河南省高院于2010年5月8日作出再审判决：撤销省法院复核裁定和商丘中院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立即派人赶赴监狱，释放赵作海，并安排好其出狱后的生活。2010年5月17日上午，赵作海领到国家赔偿金和困难补助费65万元，并表示对赔偿满意，要开始新生活。

大家应该都知道“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而此案件又被村民称为“一个女人引发的血案”。10多年前，甘小花是村里的“一枝花”，丈夫长年在外打工，甘小花带着3个小孩过日子。赵作海和赵振晌同时喜欢上了她，而且好像都“有一腿”。1997年10月，赵振晌察觉赵作海与甘小花好上后，于是在10月30日的深夜，赵振晌将赵作海和甘小花捉奸在床，并操起菜刀朝赵作海脑袋砍了下去。以为杀了人的赵振晌连夜出逃，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活。

 分析原因

前妻称曾遭逼供

昨天，赵作海前妻赵小齐(音)表示，井里尸体被发现后，她曾经被警方关在乡里一个酒厂一个月，受到很多折磨。“用棍子打我，让我跪在砖

头上，砖头上还有棍子”。她说，民警一直问她是不是知道赵作海杀人。“我什么都不知道”，说不知道就一直被打。她说每天只能吃一个馒头，还经常几天不让睡觉。

行政反思

公

商丘市一些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表示，在这起案件中，有些疑点没引起足够重视： 一是警方确认无头、无四肢尸体为赵作海所杀后，没有追查凶器，也没有确定凶器所能造成的伤痕是否与尸体的伤痕相符。这些，不符合我国法律对杀人罪定性的要求。二是当时尸体高度腐败，警方先后做了四次DNA都未确定死者身份。所以警方把尸体确定为赵振晌，有主观色彩。三是当时警方根据残尸，对死者身高进行了确定，为1.70米。但实际上，失踪的赵振晌身高只有1.65米左右。

检

警方两次将该案移交商丘市检察机关后，都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退卷，要求“补充侦查”。

赵作海被羁押3年零3个月后，该案被上级政法机关列为重点清理的超期羁押案件，要求迅速结案，或释放，或判刑。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由于证据不足，商丘市检察院在两次退卷后，拒绝再次接卷。而警方坚持认为赵作海是杀人凶手，不能放人，造成赵作海在看守所长期羁押。在清理超期羁押的案件时，商丘市政法委等多次就该案召集开会，研讨案情。检察院后来提出：公安向检方移卷，要提供DNA的鉴定。但由于DNA鉴定没有结果，检察院最后放弃了这一疑点，进行了公诉。

对于这一点，商丘市检察院检察长王广军说：“我们检察院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

法

从法院环节来看，从2002年11月11日公诉，到当年12月5日判决，该案的审理在法院仅经过20多天。法院全部采信了公诉人的意见，而公诉人的意见其实就是公安部门的意见。

在法院庭审时，赵作海和他的辩护律师都否认了杀人一事。但法院认为，赵作海曾经在公安环节做了9次杀人的笔录，所以当庭否认未杀人不可信。这样，“赵作海”案失去了最后一次纠错的机会。

赵作海遭逼供被迫九次认罪 庭上喊冤无人理睬

“就像一根草”，赵作海不止一次指着身前的荒草，“说是你拔的就是你拔的，不是你拔的也是你拔的”。

南方周末报道

政法的耻辱

2001年7月，公检法共同认定该案“不具备审查起诉的条件”。一年后，商

丘市委政法委集体研究决定“案件具备了起诉条件”。庭审时没有一个亲人到庭。5月11日，商丘市政法委书记王建民和商丘中院的两位院长前来向赵振海道歉。王建民并不讳言“这是商丘政法部门的耻辱”，后者则保证“今后不办一起假案”。向赵作海鞠躬后，他们留下共计1.5万慰问金。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赵作

海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大官和干部，别人对他鞠躬，他也鞠躬。法院带来的记者问赵作海，你要感谢谁？他说感谢法院，感谢党。记者继续追问，还感谢谁，他一时僵住了。

他显然不能接受诸多急剧的变化，事实上他的命运如此清晰地掌握在法律手

中。在人群散去之后，他躺在床上，嘟囔了几句，起身，又躺下，又起来，“为什么要感谢？我不感谢。”

11年前被逮捕后，商丘市检察院以“证据上存在重大缺陷”为由，两次将案

件退补到柘城县公安局。据商丘市检察院公诉处处长宋国强介绍，井中无名男尸的身份尚无法确定，而赵作海本人全部翻供，多次坚称自己“被打了”。

2001年7月，已被羁押两年的赵作海，赶上了全国刑事案件清理运动。针对

这起案件的联席会议中，公检法以同样的理由共同认定该案“不具备审查起诉的条件”。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柘城公安局提供了最后一份DNA鉴定。

现任公安局副局长赵启钟介绍说，送到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和沈阳刑警学院的死者DNA样本“无法比对”，并将之归结为“当时技术上的落后”。

一年之后的 2002年 7月，在清理超期羁押的活动中，商丘市委政法委集体

研究决定“案件具备了起诉的条件”。2002年的10月22日，尸源仍然不明，检察院决定起诉。

当时的商丘法院同样发现案件存有重大缺陷，不过他们并未深究，对律师做

出的无罪辩护亦未采纳。跟宋国强一样，受命调查冤案的商丘中院刑一庭庭长杨松挺不无悔意，他着重强调法官的良知、职业道德和独立判断，“应排除一些非正常因素的干扰”。

伴随着2002年底一纸“示证质证来源清楚，收集程序合法”判决和次年年

初河南省高院的终审裁定，冤案像一场假球一样一路绿灯，“性质恶劣，手段残忍，影响极坏”的杀人分尸者赵作海锒铛入狱。

庭审时没有一个亲人到庭。不过赵作海回忆当时场景，说自己有一丝放松之

感，当时他已被羁押近四年，渴望解脱，“不在乎是死是活”。

两次减刑之后，他的刑期在出狱前降到20年。在监狱中，因为恐惧，他从

未说出自己的冤屈。他过去的亲身经历迫使他相信，命“就像一根草，说是你拔的就是你拔的”。

“疑罪从有”

指着头上的拇指肚般的疤痕，赵作海老泪纵横，至少5次，反问记者，“什么叫恨？什么叫不恨？打都打了，道歉有什么用？”商丘市公安局副局长赵启钟解释，冤案或许不是公安机关有意制造。至于原因，他归结为“现实条件和证据”。5月12日，商丘官方公布三个涉案民警郭守海、朱明晗和李德领，两个被刑拘、一个外逃。在此之前，商丘司法系统仍然以“错案调查处理中”为由，对是否刑讯逼供三缄其口。

分尸杀人却不处死，杨松挺承认这是一个“存疑案件”，法院在判决中“留有余地”。提出“疑罪从轻”和“疑罪从无”的区分后，他个人判断法院当时秉承了“疑罪从轻”的思路，从合议庭到审委会做出了一个“集体决定”。

对于庭审笔录上记载着的刑讯逼供，商丘市公安局副局长赵启钟5月10日做出了解释。他说冤案或许不是公安机关有意制造。至于原因，他归结为“现实的条件和证据”，“民警素质和办案机制”。

这位副局长向记者们普及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区别，并在中间刻画出中国法律的位置：一度秉承“有罪推定”的大陆法系。

“什么叫恨？什么叫不恨？打都打了，道歉有什么用？”5月11日，坐在自家宅基地的小板凳上，赵作海被记者们询问：28天里做出9次有罪供述是否遭遇刑讯逼供？指着头上的拇指肚般的疤痕，他老泪纵横，至少5次，反问记者。他回忆：

——大概有四五个人，其中一个30多岁的打得最凶。每天半块馒头，不让睡觉。6天之内我没有服软。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

——铐在板凳上，左边一脚，右边一脚。他们用擀面杖打脑袋。喝一种水，昏昏沉沉，然后在头上放鞭炮。还用枪口往头上砸，疤痕就是这么留下的。

——屈打成招。生不如死。胡言乱语。怎么杀人，尸体去向，他们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还要背下来。背不下来就打。都是被认定，不是承认。都是假的。——他们说你要是不招，把你放在车上一脚踢下去，开枪打死，说是畏罪潜逃而死。

指认装尸编织袋的证词来自赵妻赵小齐和儿子赵西良，都是案卷记载被各级司法部门通过的“关键证据”。赵妻当时说，那是她自家的编制袋，其中两个蓝色补丁是她自己的针线活。

此前赵妻亦向媒体指控，井中出现无头尸后，她被关在一座酒厂里一个多月。当她说自己不知道丈夫杀人时，被惩罚跪在棱角分明的棍子上。

第四篇：赵作海案

赵作海，男，1952年出生。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人，被称作河南版“佘祥林”。1999年因同村赵振晌失踪后发现一具无头尸体而被拘留，2002年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刑2年。2010年4月30日，“被害人”赵振晌回到村中，2010年5月9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一起错案，宣告赵作海无罪，同时启动责任追究机制。

社会反应

佘祥林案发是1994年，第一次判决在1994年，终审是在1998年。赵作海案发在1999年，复核是在2003年。但从1994年到2002年，我们的刑事诉讼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无罪推定”原则被确立。但是，赵作海仍然逃脱不了像佘祥林一样依靠“死者”复活才能洗冤的命运，法律上的高调原则实际上并没有相应的机制和程序来保障。

比如，刑讯逼供的危害众所周知，然而，国外行之有效的“非法证据排除”这样的程序性制裁规则并没有建立。被告人没有权利就刑讯逼供问题单独进行听证，不能就此问题上诉和要求提供人身保护；刑讯逼供的事实认定由谁来举证，被告人和控方的证明标准是什么，都没有确立；警方重大案件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也没有建立。实践中，最多由警察出庭表示没有刑讯逼供了事，刑讯逼供所获取的证据的排除往往成为一句空话。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甚至许多法律上所确立的原则和机制也常常为司法的“潜规则”所规避和架空。刑事诉讼的架构并没有沿着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法官居中裁决、警方和检方的主张要在法庭上得到确认这种“三角模式”进行；司法实践中，公检法联席办案、提前介入和政法委“协调办案”以及公安机关地位逐年提高，都使得警方在刑事诉讼中成为最重要的主体。警方制作好“饭菜”、检方照端、法院照着吃的“线性结构”依然被延续。

今天，反思赵作海案，不仅是要纠正错案，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更应反思这些年来，我们刑事司法中还存在着哪些漏洞，以防范类似冤案一演再演。

亲属称乡干部曾威胁赵作海接受45万赔偿(图)

2010-05-16 04:55:48 来源: 广州日报(广州)跟贴 327 条 手机看新闻

核心提示：15日，赵作海及其家属因不满法院凌晨两点与其签署协议，准备要求65万精神赔偿。赵作海的叔叔称，乡干部在半夜11点来到赵家，威胁赵作海接受45万赔偿:“如果今儿夜里协议签不了，明天就不再过问你的事”，签约时还避开赵家识字与社会经验丰富的亲属。

当审判长依据程序宣布赵作海无罪释放后，赵作海失声痛哭。11年间，房子塌了，妻子改嫁了，4个孩子送给人家3个，还有一个在外地打工。

赵作海的叔叔赵振举对赔偿金额很不满。

赵作海在姐姐家里,听了大家的意见,很是纠结。

广州日报5月16日报道 刚刚从法院院长手里拿到65万元的国家赔偿，赵作海回到家就后悔了，提出要通过诉讼途径，寻求不低于130万元(含已拿到的65万元)的国家赔偿，并向记者表示“一定要把官司打到底”。

赵作海为何突然变卦?

昨天上午，记者采访了赵作海的叔叔赵振举。他向记者讲述了赵作海态度发生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谈签约过程

“不签字他们就不走”

赵振举把侄子赵作海对赔偿协议不满的原因归结为：签字时脑子不清、不识字。

据他介绍，5月11日晚上11点多钟，包括老王集乡党委书记、武装部长和一位副乡长在内的几位人员，约来赵作海和其妹夫余方新，来到赵作海的姐姐赵作兰家，商谈赵作海的赔偿事宜，却没有叫来赵作海的亲叔叔赵振举，而在此之前，当地有关部门的谈判对象却一直是赵振举。

赵振举认为，相关人员之所以在关键时刻把他撇到一边，是因为他常年在郑州等地做生意，对社会的情况比较了解，“不好糊弄”。赵振举谈到，有关人员一开始开出的价是45万元，这让赵作海、赵作兰和余方新都无法接受。赵作兰就给赵振举打电话询问。赵振举则坚决不同意。双方由此陷入僵局，谈判一直进行了凌晨1点多钟，彼此仍无法达成协议。按照她后来接受媒体记者的说法：“他们一直在那儿死磨硬缠，我弟弟赵作海不签字他们就不走。” 而赵振举则告诉记者，“当时乡里的一位武装部长威胁赵作海，如果今儿夜里协议签不了，明天就不再过问你的事。还说按照国家赔偿标准45万元就不少了。”

谈签约时间

“为何不白天谈”

赵作海最终于12日凌晨两点多钟与法院方签署了赔偿协议。而赔偿金额则比起初提高了20万，其中，国家赔偿金50万元、生活困难补助费15万元，两项共计65万元。

而这一“签约”时间，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也得到了确认。

赵振举对这一“签约”时间意见很大，“明明政府有正常的工作日，为啥他们不在白天找赵作海谈，与赵作海签协议，而是在夜里11点以后来，在凌晨两点签?那个时候，经过几天的劳累，加上白天一整天没休息，他的脑子根本就不清醒了。”

赵振举还提到，当天晚上在场的家人中，赵作海、赵作兰是文盲，不认识字，余方新也是不了几个字，“他们根本认不得协议上写的是什么，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谈签约原因

脑子乱了让我咋签咋签

赵作海到姐姐家与刚从北京回来的大儿子赵西良见面。当时，赵作兰家有一二百名村民，听说赵作海只得了65万元的赔偿，大都认为太少了，“挨那么多打，受那么多罪，给这点儿钱就算了”?还有老乡告诉他，现在的物价涨了很多，什么都贵，这65万办不了多少事。而他的大儿子赵西良听说后，也对爸爸说钱太少了，因为他有三个兄弟，将来成家都要盖房子，盖了房子，就没有几个钱了。

乡亲们和儿子的话让赵作海的内心很是纠结。据赵振举讲，13日一大早，赵作海就对他说：“我后悔了，现在我觉得他们给少了，我要打官司。”

赵振举问他当初为啥要签，赵作海说，“他们咋咋呼呼的，我脑子都乱了，他们让我咋签我就咋签。”

谈上诉官司

坚决不请当地律师

赵家希望得到多少赔偿呢?赵振举说，现在的赔偿按照协议只包括国家赔偿金和生活困难补助费两项，没有包括精神损失费和自己的孩子因他的入狱而遭受的损害赔偿等。他表示，算上这些赔偿，他应该得到的赔偿金额应该在130万元以上。

赵振举谈到，他们目前已准备请律师，“谁的名气高就请谁，不请当地律师，他们可能不跟

咱一势，也可能不敢。”赵振举最后告诉记者：“赵作海一定要打这个官司，我也一定要打，钱太少了。”

相关链接

要打官司胜算几何

新赔偿法规定可索精神赔偿

今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首次将精神赔偿写入其中，其第三十五条规定：“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但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要到今年12月1日起才正式实施，因此，赵作海能否成功索赔，还是未知数。不过有法律界人士告诉记者，尽管新法还没实施，但对赵作海索赔还是比较有利的。

可向上级申请复议

在5月12日凌晨2点赵作海与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签署的协议里，其中的第二条为：赵作海自愿放弃其他赔偿请求，撤回赔偿申请。在已经与法院签署协议并承诺“自愿放弃其他赔偿请求”的情况下，赵作海事后反悔，相关法律允许吗?

记者了解到，现行的《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间届满之日起30日内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

记者手记

赵作海是个多面的人，跟踪采访“赵作海案”几天，记者的感受尤其深刻。

“罪人”赵作海尽管已经重获自由，但从赵作海的很多动作和话语里，还是能感觉到他似乎仍停留在“罪人阶段”。一天，领导慰问他，他几次都毕恭毕敬地给领导鞠躬，说出一通感谢这感谢那的话。鞠躬时，他腰弯得很深，两手贴在两个腿边，让人想起他曾经被改造了很多年的经历。

牛人赵作海。很多媒体的记者都说，现在要想见到赵作海，真是太难了。偶尔，记者们会找到赵作海，而每一次，赵作海都显得无奈而不耐烦，他经常说出这么一句让记者记忆特别深刻的话：“我没时间接见你们!”

有一次，赵作海还对走近他的记者说：“你们走吧，我只接见××台的记者。”

记者们说：“老赵，你真牛!”

一个当地村民私下说，老赵出来后变了，变得我几乎都认不出了。

忙人赵作海。自从被无罪释放回到家乡，赵作海就成了整个赵楼村最忙的人，“忙得连个放屁的空都没有，”忙得他的亲人想同他说个话都没机会。赵振举说，侄子回来那么久了，赵作海还没有静下心来坐下来跟他说过一句话。他的姐姐赵作兰也称，弟弟在她家住了好几个晚上，但两人说的话可能不超过十句，要么是别人缠着他说，要么他要睡觉。

赵振举告诉记者，侄子出狱了，冤屈洗刷了，他有心想带着包括赵作海和赵西良等赵家人，到祖坟上烧烧纸，“告诉祖上的在天之灵，天晴了。”要知道，当初为了侦办“赵作海杀人案”，当地警方把已经死去的赵作海父母的坟都扒开了，已经死去的赵作海的弟弟的坟也被扒开。这成了赵家人心中最大的痛。

但赵作海没空，他告诉赵振举：“等我忙完这一切，再说其他的。”

新闻回顾

检方承认赵作海冤案存逼供 政法委开会定凶手

河南商丘检察院公诉处处长宋国强日前透露，当年赵作海一到检察机关就不承认杀人，推翻在公安局供述。可以认定存在刑讯逼供。

赵作海拟向政府申请100万元国家赔偿

河南商丘蒙冤入狱11年的赵作海日前无罪获释。其女儿称，赵准备向政府申请国家赔偿100

万元。

河南商丘一“杀人犯”入狱10年后被害人“复活”

10年前，河南柘城县村民赵振晌和邻居赵作海打架后失踪。1年多后，村民发现一具无头尸体，以为死者就是赵振晌。家属报警后，警方将赵作海带走，后来赵作海以故意杀人罪获刑29年。10年后，赵振晌回到村里。家属希望警方早日还赵作海清白。

(本文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王剑平)

第五篇：中华民族周德胜刑讯逼供致人死亡案

周德胜刑讯逼供致人死亡案

被告人：周德胜，男，28岁，江苏省南通市人，汉族，原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精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侦查员，住精河县茫丁乡政府家属区。1997年10月17日被逮捕，11月12日取保候审，1998年5月15日再次被逮捕。

1997年10月5日下午北京时间20时许，被告人周德胜与永集湖派出所的干警一起在去一盗窃案的现场途中，见312国道旁有两人在等车，这两人一人名叫许自敬，另一人名叫白计划。周德胜怀疑这两人是另一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即将这两人带回派出所予以扣留。次日凌晨1时许，周德胜与永集湖派出所的干警森格、巴特、赵卫杰对许自敬进行讯问。在讯问过程中，周德胜用一根长约80厘米、粗约20毫米的白色塑料管击打许自敬的臀部。1时30分许，周德胜让森格、巴特去休息，由其本人与赵卫杰留下继续讯问许自敬。在此期间，周德胜用一根长约60厘米、两指宽、一指厚的木板击打许自敬的背部、双腿及臀部等处，造成许自敬的双腿内外侧皮下大面积淤血，深达肌层。4时许，周德胜指使森格、巴特接替其继续讯问，森格、巴特讯问了约两个多小时仍无结果，便将许自敬关押。次日上午11时许，在把许自敬带往现场辨认的途中，周德胜发现许自敬神情不对，即把许送往医院。许自敬经抢救无效，于当日12时35分死亡。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公安局法医鉴定：“许自敬生前患有心腔内血栓形成和肺、气管、心包等处感染，在受到多次皮肤、皮下组织挫伤出血、疼痛等因素的刺激下，激发了心内血栓断裂出血而死亡。”被告人周德胜归案后，能坦白交代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

「审判」

精河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犯刑讯逼供罪向精河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周德胜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未提出异议。其辩护人辩称：周德胜虽然采用了违法手段，但其主观上没有恶意，只想用皮肉之苦迫使犯罪嫌疑人招供;许自敬的死亡虽然与周德胜的违法行为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周德胜归案后能如实交代犯罪事实，悔罪态度诚恳，请法庭对被告人周德胜从宽处理。

精河县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周德胜身为司法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为逼取口供采用暴力手段，致使犯罪嫌疑人死亡，其行为构成了故意杀人罪。被告人归案后，能坦白交代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的部分辩护理由能够成立，予以采纳。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七十二条的规定，于1998年1月27日作出刑事判决如下：

被告人周德胜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宣判后，精河县人民检察院向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认为原审法院判决定性准确，但量刑畸轻，适用缓刑不当，罪刑不相适应，社会效果不良。同时，被告人周德胜也以“本案应定刑讯逼供罪，定故意杀人罪错误”为理由提出上诉。其辩护人辩称，周德胜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他没有杀人的动机和目的，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审理期间，委托新疆医学院法医室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技术处对被害人许自敬的死因进行联合鉴定，鉴定书认定“许自敬的死亡原因为生前被人用钝性物体击打致胸背、腰部、臀部

及四肢大面积组织损伤造成创伤性休克而死亡”。该院经公开审理后认为，上诉人周德胜身为司法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中理应执法守法，却为逼取口供而采用暴力行为，以致造成被害人许自敬死亡的严重后果。上诉人的行为虽然是为逼取口供，但因已经造成致人死亡的后果，依照《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不再以刑讯逼供罪定罪处刑，而应按《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定罪并从重处罚。鉴于上诉人的犯罪动机、目的以及犯罪后的表现，其行为较一般的故意杀人罪情节较轻，原审判决定性准确，但因对博州公安局法医鉴定结论采信有误，故量刑不当。精河县人民检察院的抗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上诉人周德胜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第六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于1998年8月6日作出刑事判决如下：

一、撤销新疆精河县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刑事判决;

二、上诉人周德胜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三、作案工具白色塑料管予以没收。

「评析」

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这就是说，司法工作人员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取证，在通常情况下只构成刑讯逼供

罪或暴力取证罪，但是如果因此而致人伤残或者死亡的，就要按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并且从重处罚。这在刑法理论上称为转化犯，即行为人在实施一种较轻的犯罪时，由于在一定条件下其行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法律规定以另一种较重的犯罪论处。

本案被告人实施的刑讯逼供行为，致使犯罪嫌疑人死亡，依照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不应再以刑讯逼供罪定罪处刑，而应以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定罪从重处罚。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条规定表明，对犯故意杀人罪的处刑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情节较重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另一种是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本案被告人的行为应属哪种情形呢?从犯罪的主观方面看，被告人的动机和目的是以刑讯逼取口供，并无剥夺被害人生命的直接故意，当他发现被害人神情不对时即将其送往医院抢救，这表明他是不希望被害人死亡的。问题在于他在刑讯逼供时置被害人的死活于不顾，放任了死亡后果的发生，应属间接故意杀人。从犯罪的客观方面看，被告人实施的刑讯逼供行为虽然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但其刑讯的手段还不是特别残酷、特别恶劣。因此从整体上来说，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应按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罪这个量刑幅度内“从重处罚”。

本案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周德胜犯故意杀人罪，并在“情节较轻的”量刑幅度内量刑，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是法定最低刑，而且适用了缓刑，显然与法律规定的“从重处罚”不合。二审法院采纳了公诉机关 的抗诉意见，撤销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十年，体现了“从重处罚”的精神，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