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石油高管落马揭校友圈
中石油高管落马揭校友圈：几所学校毕业生统治一行业
2013年10月09日 10:38 来源：廉政瞭望 作者：龙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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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帮”落马官员关系图
石油系5人经历有交叉
原标题：从中石油落马高管看行业的“校友圈子”
在中国，几所专业学校甚至是不太知名的专业学校毕业生统治一个行业，进而衍生出一种独特校友文化现象，其实并不止于石油系统。
文_本刊记者 龙在宇 石油系统的反腐风暴正酣
8月27日，国务院国资委纪委对外公布，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华林、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冉新权、总地质师王道富等3人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一日之内，中石油三名高管落马，舆论为之震动。而梳理三人的简历，他们竟系出同门。公开资料显示，李华林1983年毕业于西南石油大学物探专业。冉新权1982年9月考入西南石油大学，先后获得采油工程专业学士学位，油气田开发工程专业硕士、博士学位。王道富则是西南石油大学地质77级校友。
三名校友同日落马，让“校友圈子”的议题再一次撞入人们视野。三个“杰出校友”
今年50岁的李华林，1983年从大学毕业后即加入中石油。自2007年起任上市公司中国石油副总裁，此后兼任中国石油董事会秘书、昆仑能源董事会主席。
多名中石油内部人士透露，李华林是秘书出身，在上世纪90年代曾长期担任秘书。“这也是李华林日后飞黄腾达的一个关键因素。”
与李华林的秘书出身不同，校友冉新权、王道富走的却是“基层路线”。这两人在基层摸爬滚打多年，并先后担任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
据了解，长庆油田是近年来中石油重点打造的“西部大庆”。2008年，王道富离开长庆油田，赴北京履新。而他的接任者，就是冉新权。这对毕业于西南石油大学的校友，从2003年至今，先后执掌长庆油田十年之久。
据记者调查，冉新权在长庆油田的口碑并不好。8月27日16时50分，新华社正式发布冉新权被调查的消息。然而早在当日上午，长庆油田贴吧里便一片欢腾。一名自称长庆油田员工的网友留言道：“冉把长庆油田搞得乌七八糟的，使劲地上产，可以说达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表面上看加速了长庆的发展，实际上加速了长庆油田的衰落。”
长庆油田员工介绍，王道富在长庆油田历史上，已经算一名很有个性的领导，作为继任者的冉新权，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对内强势，对外也很强势”。有媒体报道称，近年来，长庆油田与陕西、甘肃等油气田所在地时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2009年，甚至发生长庆油田护矿队同靖边县公安部门的冲突，26名当地公安人员和9名长庆员工受伤。
一名在西南石油大学任教的老师告诉《廉政瞭望》记者：“王道富在大学时，虽然读书很刻苦，但成绩并不算拔尖。只能算那种很普通的学生”。
多年之后，李、冉、王三人都被视为西南石油大学“杰出校友”的代表。在各种校友联谊活动中，三人经常会聚在一起。尤其是王道富与冉新权，既是校友，还是老乡。“他们都是四川人，又曾在一个单位搭班子，还是前、后任关系，交情很深。” 不过如今，西南石油大学对这三名校友的情况却不愿多谈。记者在西南石油大学采访期间，学校校友会的工作人员一听说采访主题与这三人有关，当即表示：“现在特殊时期，我们不能乱说话。”
桃李之盛
在中国石油系统，西南石油大学有着不可撼动的江湖地位。
上世纪80年代初毕业于西南石油大学，此后便一直留校任教的杜强，意气风发地向《廉政瞭望》记者讲述了这所大学的历史——1958年3月，位于南充、武胜、遂宁的三口探井喷出高产油流，震动全国。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坐镇南充，打响了新中国第一次石油大会战。为了加快开发四川石油天然气资源，也为西南协作区发展石油天然气工业培养技术干部，国家决定成立第二所石油高校，校址就设在川中石油会战指挥部所在地川北重镇南充市。西南石油大学首任院长，便由时任石油工业部基建司司长的马载担任。
50多年来，这所专业性极强的大学，为中国石油系统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西南石油大学的大学精神也被提炼为：为祖国加油，为民族争气。
西南石油大学桃李之盛，从一个细节便可窥知。2012年2月，西南石油大学北京校友新春联谊会上，校友们汇聚一堂。其中，来自石油系统的部级高官就达十余人。中石油股份公司副总裁刘宏斌、李华林，中石化股份公司副总裁焦方正，中海油技术总顾问周守为等三大石油集团的高管，均以校友身份与会。“联谊会现场就可召开一次中国最顶级的石油产业高峰论坛。”参会的民营石化企业总裁如此说道。
本轮石油系统的反腐风暴中，与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一道落马的，还有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永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近日发布公告，任命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刘宏斌兼任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
“刘宏斌也是西南石油大学的校友，采油系79级的。”杜强告诉记者，“我的心情很复杂，看到那些落马的校友很痛惜，但关键时刻充当救火队长，冲在第一线的，也是我们校友。”
圈子里还要分圈子
如今并无资料证明，李、冉、王三人，在大学校园时，是否就已相识。“不管当初是否认识，只要后来在接触过程中了解到彼此是校友，感情上一定会亲近许多。”与李华林同年毕业，如今在四川一家石油企业工作的校友董志国这样说道。董志国介绍，很多人都对自己的母校有着深厚的感情，毕竟这是他们生活过的地方，他们在这儿度过了人生价值观形成的最重要时期。“有一次去新疆出差，和一名石油系统的处长喝酒。酒席都快结束了，才知道对方也是西南石油大学的校友。二话不说，又叫服务员端上一瓶酒。”
“无论什么学校，都有自己的校友圈子。但作为石油系统的校友圈子，又和其它学校有些不同。”杜强介绍，其它综合类大学，毕业后同学们奔赴各个领域工作。毕业宴席一聚，有时真成人生永别。西南石油大学的毕业生，大多在石油系统工作，校友之间经常有碰面的机会。另外石油行业比较特殊，校友们不仅有同窗之谊，有些人还一起奋战在大漠戈壁、深海油井，这样又多了一份战友的情谊。
“既是一起同过窗的同学，又算一起扛过枪的战友，如果再一起分过赃，那人生几大铁关系，基本就凑齐了。”董志国如是说。
据了解，西南石油大学的校友工作，一直开展得有声有色，不仅各省（市、区）设有校友分会，各大石油企业内部也建有校友会。校友们经常聚在一起，既追忆激情飞扬的校园生活，也交流工作中的进退得失。
董志国就经常参加校友会的活动，他介绍说：“在这个圈子里，大家的防备心都是很低的，彼此之间更为信任，没有人会有意识地骗人。有校友这块敲门砖，协调某些关系时的确容易一些”。
作为一名80后，几年前才从西南石油大学毕业，如今在中石化基层单位工作的向晓云告诉记者，其实校友圈子里，也是分圈子的。比如大家都是厅级领导，就在一个圈子里混。而像她这种基层员工，也就是和年轻的校友们偶尔聚在一起，吃吃火锅，唱唱卡拉ok。
几所学校的毕业生“统治”一个行业
西南石油大学一名工作人员说：“落马三个人，全是我们学校的校友，这应该是一种偶然，但偶然中也有必然因素。”这名工作人员解释说，中国为石油系统培养人才的就那么几所大学，所以石油系统的干部，几乎全是这几所学校的校友。人数那么多，难免会有几个人出问题。
在中国，几所专业学校甚至是不太知名的专业学校毕业生统治一个行业，进而衍生出一种独特校友文化的现象，其实并不止于石油系统。
今年5月，未满49岁的易会满接任中国工商银行行长，让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学校——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这所高职院校办学38年来，近百名校友成为省级分行及以上领导，其中支行副行长以上干部5000余人。除了易会满，现任农业银行总行副行长楼文龙、浙商银行行长龚方乐等金融大佬均毕业于该校。
而查阅国内主要银行高管的简历，更会发现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银行高管在进入职场前几乎都就读于财经类院校，特别是中国人民银行直属的学校。所以，中国最盛产行长的地方绝非清华、北大这样的著名学府，而是像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湖南财经学院、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和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这样与央行关系紧密的非“知名”学校。
与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齐名的湖南财经学院，就曾走出了现任证监会主席肖钢和农行董事长蒋超良等人。当地还有个说法，湖南财经学院向中国输送了1000位大大小小行长，这些人执掌了中国金融产业三分之一的天下。鼎盛时期，中国农业银行在全国有17个省的分行行长全出自这里。
除了石油、金融，还有电力系统。号称中国电力黄埔军校的华北电力大学，其毕业生占据了中国电力系统管理层的半壁江山。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华能电力等大企业的总裁级领导中，均有多人出自该校。
仔细分析这些专业性院校，有一点十分相似——其在全社会的知名度远不及某些综合性名校，但在各自领域，却是当仁不让的执牛耳者。从这些学校走出的学生，实际上构成了一个行业的管理中坚力量。
“因为各种原因，这些专业性学校走出去的校友，联络会更紧密，感情也更深。”杜强说，这种紧密的校友圈子，实际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现在执掌石油系统的精英几乎都是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生人，当时中国的石油专业教育比较落后，单位想招人只有去那几所学校。现在情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企业招人既重视专业也看重学校的牌子和学历，从世界名校回来的海归也日益增多。也许用不了多久，石油系统的人才格局会为之一变。
校友圈不应成窝案温床
圆而中空，谓之圈子。在人际交往中，引申而来的人脉圈子，却决定了一个人事业的高度。
校友圈子，在古今中外都不鲜见。古代中国官场便讲究同年、门生，而在美国，由常春藤盟校组成的校友圈子，在政商两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近日有媒体评论指出，“圈子”本身并无大错, 但当相关监督缺位，“圈子”成为腐败交易平台时, 其破坏力相当惊人。近两年来被揭露的大案要案有一个明显的特点, 就是窝案、串案明显增多。从联成一“窝”、串成一“串”的小贪官里,“成长”出大贪官, 从一堆小案件“培育”出大案件来。
针对中国特殊的国情，的确有必要对所谓的校友文化进行适度规范。记者近日在国家行政学院采访时，发现该校一个厅级干部培训班的入学手册上清楚规定，无论学习期间与离校之后，均不得以同学联谊的名义相互举行宴请或者邀请对方进行交流考察。
在刚刚结束的毕业季里，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对毕业硕士生的一番教诲，被外界广为流传。龚克不但谈及学校的悠久历史和杰出校友，还给大家提出了警醒。他说，最近有一名我国金融界颇被看好的年轻领军人物，因为触犯了法律遭到了处分。多年前他正是在南开获得了硕士学位。毫无疑问，他的问题不是专业能力不足，而是“价值观”上出了问题。龚克借此告诫同学：学位证不是保险带，要使自己的人生不脱轨翻车，最最要紧的是坚持一个“公”字。
（应受访者要求，杜强、董志国为化名）
第二篇：近期落马的银行高管
近期落马的银行高管盘点
2012年6月，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行长陶礼明，因涉嫌非法集资、违规放贷、收受贿赂等被双规。
2012年6月，原烟台银行董事长庄永辉，因涉嫌受贿等被批捕。
2012年5月，原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杨琨，因涉嫌多个案件被中纪委带走协助调查。2010年4月，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因受贿1196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006年11月，原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因受贿419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05年8月，原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刘金宝，因贪污752万元，受贿143万元，另有1451万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合法，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003年12月，原建设银行行长王雪冰，因受贿115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2002年10月，原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因受贿406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2000年6月，原嘉华银行董事长金德琴，因侵吞公款3932万港元和159万美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第三篇：18大以来落马高管截止2014年4月范文
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高官有24名：
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 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刘铁男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 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 内蒙古自治区原党委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 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正部级、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王永春(中共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 贵州省原省委常委、遵义市原市委书记廖少华(副省级)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 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 黑龙江省政府亚布力度假区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付晓光(副省级)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 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正部级，十八届中央委员)四川省原政协主席李崇禧(正部级)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杨刚 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 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祝作利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 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 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申维辰（正部级）
第四篇：打造新型高校校友金融圈
打造新型高校校友金融圈
靠谱鸟”是基于高校校友圈子的新型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致力于为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在校生与毕业校友解决借款理财需求，为他们提供公开、透明、安全的金融信息中介、资金撮合、信用管理、财富管理等服务。
靠谱鸟与美国的SoFi公司很相似，后者的核心特色是“差别化低息+社交金融”。“差别化低息”是指可为那些还款意愿和能力都更高的学生提供成本更低的贷款，“社交金融”即圈子内借贷关系，为同校或不同学校间的在校生与毕业校友搭线，在为两者提供借贷对接服务的同时，还提供交流沟通的渠道。
SoFi公司创立于2011年，总部位于旧金山，以为名校学生提供助学贷款起家，服务于高信用人群。SoFi前不久完成了规模为2亿美元的D轮融资，并计划在今年下半年上市，估值35亿美元。作为“中国版SoFi”的靠谱鸟，其商业模式、服务对象又是如何呢？
“中国版SoFi”怎么玩？
借助互联网金融大潮，P2P网贷经历了数年的爆发式增长。自P2P网贷出现后，P2P圈纷乱缭绕，圈钱、跑路时有发生。除去部分问题平台，这个行业存在的普遍问题是，许多P2P平台上的实际借款成本过高。这些成本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理财人收益、平台摊销的坏账率以及平台运营成本。其中，平台运营成本是指债权开发成本、贷前信审成本、中期管理成本以及贷后催收成本。
在金融借贷业务中，要降低借款人的借款成本，关键是降低坏账率和运营成本。要实现这个目标，靠谱鸟CEO暨联合创始人邬财浩想到了江浙一带“圈子金融合作互助会”的模式。受此启发，他决定把圈子金融搬到互联网上做借贷，而其选定的圈子是优质高校校友圈。
在靠谱鸟的团队中，邬财浩、俞向盛、井玉欣、刘英豪等联合创始人均毕业于北京大学，他们的平均年龄在30岁以上，曾经在国内顶尖的外企、金融机构、互联网公司任职，深谙风险管理和金融创新。他们对优质校友圈子和互助金融都深有感触：这个圈子里的人很多是基于校友关系在交往，有一定的信任基础；优质校友群体创造财富的能力，以及对信誉，尤其是自身在校友圈子里的口碑的重视程度也更高。在这样天然形成的金融圈子里，借款人相对优质，违约代价很高，坏账率因而被降低。因此，邬财浩的想法得到了众人认同，加之大家多数具备金融专业和互联网从业背景，对互助金融非常熟悉，于是九位联合创始人共同创立了靠谱鸟。
靠谱鸟创立于2014年，致力于为名校在校生与毕业校友解决借款、理财需求，提供金融信息中介、资金撮合、信用管理、财富管理等服务。它在源头上对借款人做出了限定――必须毕业或就读于一本高校。邬财浩说，优质校友圈内的人，不仅还款能力更强，还款意愿也更强，因为他们珍视自己在圈子里的口碑和形象，这样就可以降低坏账率。
当然，除了软性约束，靠谱鸟也非常重视对用户进行身份审核。同时，平台还把传统银行的风控模式与互联网大数据、第三方认证等风控手段相结合，首创了社交金融风控的新模式：通过严格科学的信用审核及风险控制，为理财人提供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引入校友推荐机制、担保机制、举报机制和共同追偿机制，通过风控模型进行用户资料的交叉验证，并融入教育背景和社交数据进行线上信审。在校友圈子的约束下，实现借款成本低、违约几率小、投资人收益稳定、双方共同增值的良性循环。此外，靠谱鸟风控团队有着丰富的催收经验和完善的催收机制，能有效地做到风险的闭环控制。此外，在靠谱鸟平台上，校友的身份证明、借贷过程都有迹可循。在借贷关系产生之后，平台会对延期、违约等行为自动启动相应的惩罚程序。
简而言之，靠谱鸟通过“靠谱人群+圈子金融”在国内首创了一个社交金融模式。目前，平台以P2P个人信用贷款、校友委托理财为主要产品，以众筹为辅助产品，以社交为粘性链条。
借款人申请高额度的借款时，需要提交更完整的资料。借款人发布借款信息时，可以选择个人信息的公开程度，决定是否要寻找担保人。平台依据其个人资料和信息公开程度，抽取交易额的0%～4%作为风险准备金，此外平台还抽取0.2%作为服务费。
借款人和贷款人可以设置筛选条件，比如，限定对方须来自某高校某专业。未来，靠谱鸟还将加入更多“好玩”的功能，比如，贷款人可以设置偏好，当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发出借款信息时，推送消息通知贷款人，或是自动完成交易。
靠谱鸟不设立资金池，用户资金通过第三方金融支付和账户托管平台汇付天下流动和托管。
靠谱鸟飞得起来吗？
靠谱鸟早前获得联想之星的近千万人民币天使投资，其移动端App自今年6月底上线以来，获得了10万人次以上的下载量，积累了近3万注册用户和近1000笔交易。邬财浩曾表示，靠谱鸟想做的，是利用圈子金融，降低坏账率和运营成本，进而将整体的借款成本降低到10%～15%，从而远低于传统金融借款成本及其他P2P和分期付款的成本。
但是，这只“靠谱鸟”能不能一飞冲天，还有两点需要思考：
其一，信贷需求。中美高校的收费标准相去甚远，两国的助学贷款需求也极为不同。在美国，申请助学贷款是中产阶级较为普遍的需求，这也是SoFi初期迅速成长的根基。在中国，这可能只是少数边缘人群的需求。目前靠谱鸟平台上的标的显示，学生多是因为旅游、培训以及原因不明的资金周转问题而贷款，贷款数额较小，频次较为不固定。
针对这一点，创始团队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明确了与SoFi不同的发展方向：以P2P借贷切入在校生和校友市场，着重开发毕业校友的临时资金周转需求和大额消费信贷需求，并与专业从事投资的校友共同开发理财产品，打造理财师平台，为毕业校友提供整套的金融理财需求。
之所以选择这两个突破点，靠谱鸟有着充分的依据。目前，我国的消费信贷在信贷结构中占比仅为20%左右，而在信贷发达的美国市场，消费信贷占比超过60%，远高于中国。以中国的人口基数估算，这是一个数十万亿级的、足够大且尚未被精心开垦的市场，未来将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根据艾瑞咨询公布的首份消费金融报告数据显示，预计到2017年，消费金融整体市场规模将突破千亿，三年复合增长率高达94%。
与此同时，国内居民的理财需求同样强烈，市场规模也是数十万亿量级。根据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15中国私人财富报告》，2015年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规模已超过100万人，全国个人总体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达到112万亿人民币。但据调查，对普通个人的理财产品的开发还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现有市场则绝大部分被传统的银行理财、信托、保险、券商资管、公募基金以及基金子公司在内的资管机构所垄断。实际上，互联网金融产品凭借其自身的特色，既可服务于中低端客户，又可为高端客户提供定制的个性化服务。
其二，获客成本。圈子要发挥其约束性和协同性，必须接入足够多的节点。如果某位用户在平台上只有少数几个校友，并且大家互相也没见过面，违约成本就非常低。如今P2P平台的获客成本呈上升趋势，如何真正在平台上形成一个又一个高校校友圈，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目前，一般的P2P平台主要是通过搜索引擎、百度贴吧、线上广告、金融频道、软文、行业活动等品牌曝光渠道来获客，加上促销活动、新用户红包等促销手段，品牌推广的费用非常高。尤其是一些新创立的公司，每获得一个注册用户至少要投入几十元推广费用，要获得一个交易用户，成本还要增加好几倍。
靠谱鸟是为校友圈中的优质校友服务的，获客方式与一般P2P平台的大面撒网方法不同。它主要是通过与各校友会和校友民间组织合作，向各大校友企业作推广，通过口碑传播及品牌活动推广来牢牢抓住校友互助合作的主线，将用户牢牢地聚在平台的周围。
事实上，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经历了近20年的学业生涯之后，人际交往的圈子主要是以校友圈，尤其是大学校友圈，校友间几乎能提供现代人社会生活中需要的一切资源，如商务、就业、创业、旅游，甚至婚姻、理财等等。校友关系是国内商务社交最有效的强关系，通过这层关系，获客成本将大大降低，并可大幅增强平台的粘性。
除了借贷业务，靠谱鸟今后可能会往横向拓展，除了做理财服务等等，还会围绕校友圈子提供更多元的服务，包括校友企业实习信息、招聘信息、创业指导、创业服务等。它的愿景不仅仅是做“中国的SoFi”，更要做“中国的金融版Facebook”。
第五篇：人大代表揭开了“高药价”黑幕
人大代表揭开了“高药价”黑幕
文/周蓬安3月8日，《新华网》一篇题为《药品公司董事长：90%药品有50%降价空间》的文章，揭开了药价“虚高”背后的黑幕，同时也佐证了笔者多年来对中国药价畸高生成原因的解析。2007年“元旦”钟声敲起，笔者在第一时间发表了博文《由郑筱萸被双规，解读高药价的深层次原因》，对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一意孤行，以所谓的新药、特药为名推行“一药多名”，并导致中国人“看不起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或因汹涌舆论所形成的压力，涉案金额并不算巨的郑筱萸最终被执行死刑。可十分遗憾的是，郑筱萸的死并未换来“一药多名”的终结，相反却延伸至国家发改委物价司的某些官员也借药名混乱敛财，将同类药品价格核定成“天壤之别”。正如全国人大代表、广西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所言：“同一名字的药品，不同的厂家价格能差10倍，我们想知道，高价药品贵在哪里，低价药品质量水平是否达标。”其实，媒体已曝光过“骨瓜提取物注射液”医院售价较之出厂价最高高出105倍，发改委称符合政策的奇事。实际上，郑筱萸伏法后，中国的平均药价又翻了好几番。三年前，笔者在《“高药价”，缘于发改委、药监局游戏》一文中，简明扼要地写了个制造“高药价”的基本流程，即：市场药价过高、老百姓反应强烈——发改委发文降价、安抚百姓——零售商停止销售降价药——药企换个名称或剂量申请“新药”——药监局批准改头换面的“新药”——发改委批准“新药”以数倍于降价前的价格上市——老百姓反映强烈——发改委再启动降价手段……如此循环，药价也呈螺旋式上升。而参加“两会”的这三名全国人大代表披露的信息，毫无疑问是佐证了笔者此前的观点。比如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花红药业董事长韦飞燕称“90%以上的药品都有降价空间，价格砍掉50%，一点问题都没有。”就部分印证了笔者此前药价“畸高”的预测。因为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这样的差价也只有贩卖毒品可比，何况韦飞燕作为药企董事长，说出的“90%”、“50%”肯定已大打折扣。而药价的畸高部分究竟流向何方？按照韦飞燕的说法就是“大多数药企并没有从药品差价中得利。” 那么，畸高部分也就只能如笔者此前的预测，流向了掌管新药审批、药价核定、集中招标的官员和医药公司、医药代表、医院、院长、医生、司药甚至清洁工。而为畸高药价埋单的，就只能是患者与医疗基金。而在这个奇怪的“黑幕”背后，患者不但无辜多花了金钱，还因药品“回扣”而衍生出的“大处方”牺牲了健康。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辅仁药业集团董事长朱文臣称“药品出厂价包含约15%至20%的提成，是业内潜规则。药价虚高，是在药品流通环节中层层提高的。最终，患者从医院拿到的药价更高了”，在一定程度上也佐证了我的观点。而张福维称“药商出售药品，早已将回扣计算在药价里，药价越高，回扣越高。”如反过来说也就佐证了笔者此前的判断，那就是药价越高，医院就越愿意使用，因为医院的15%加价基数更高，获利就会更多；药价越高，医生也就越乐意推荐使用，因为医生的回扣也更高。正如朱文臣所说：“实际上，降价并没有使制药企业的销售量上升，反而下降了。”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毫无公平的环境，一个让相关职能部门管理成有悖于市场规则的畸形市场，才导致民怨沸腾。也正因为如此，药监系统在近几年已有多人被查，而国家发改委主管药品定价的物价司，去年就有5名司级官员被查，包括前任曹长庆、在任司长刘振秋、副司长周望军、副司长李才华、副巡视员郭剑英，而这5人的共同特定就是曾主管药品指导价的制定。笔者以为，没有药价的正常回归，目前以财政补贴为支撑的任何医疗改格方案都必然以失败而告终。而大幅度降低药价对医改的意义，张福维“实现药品、耗材价格下降50%，这笔降价将获得巨大的费用空间，可用于支付医院开支和补贴诊疗费的提升”说，也与笔者此前的观点基本一致，那就是将桌子底下的“黑钱”挤掉，在医疗成本大幅度下降之后，用节省下来的医疗基金及为了体现医护人员价值而提高的医疗诊治、服务收费来补贴医院。好在发改委领导已经醒悟，正准备放开药价审批，且据说方案已上报国务院。而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将使助推“畸高”药价的两个“祸首”部门去掉一个。但要让药价真正回归，“一药多名”制度必须取消。而依据笔者多年来对中国反腐的研究，在习王“打虎拍蝇”的强大攻势下，相信仍然坚持搞“一药多名”的食药监总局，未来将有大批官员因审批新药而“落马”，不信大家走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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