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式基金会办大学
中国式基金会办大学
2014年03月18日 10:54 来源：《中国慈善家》 作者：毕维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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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视野开阔、兼具理想主义和战略意识的企业家和基金会，试图通过“基金会办大学”这一国外早已成熟、但在中国还是新事物的办学模式，为中国的大学教育窘境提供解决之道
2013年9月29日，“华人首富”、香港长江实业集团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李嘉诚，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与以色列理工学院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嘉诚基金会同时宣布捐资1.3亿美元，协助全球知名的以色列理工学院落户中国，在汕头大学旁兴建一所全新的理工学院，命名为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李嘉诚表示，期望学院引领中国发展工程科学和生命科学等学科，推动研究和创新。
此前二十余天，9月4日，贵州盛华职业学院开学典礼在贵州省惠水县举行，该学院由台湾企业家王雪红和陈文琦夫妇名下的威盛信望爱公益基金会捐建。
除了同为知名企业家捐建高等教育之外，明眼人不难从中解读出另一个信号：基金会办大学在中国正渐成气候。
基金会办大学属“舶来品”，在西方，基金会办大学早已蔚然成风。1881年，洛克菲勒投资创办芝加哥大学，1901年又创办了洛克菲勒大学。191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后，两所大学转由基金会捐赠运营，迄今为止，共培养了100余位诺贝尔奖得主。此外，芝加哥大学缔造了享誉全球的经济学“芝加哥学派”，洛克菲勒大学则在生物工程领域成就卓著。
近代中国对基金会办大学并不陌生。191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北京创办了日后被誉为“中国医学界殿堂”的协和医学院。及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亦出现了基金会支持私立大学的现象。“1920年代，国家对办得好的私立大学是会拨款的，即使不拨款也会让基金会给这些大学提供资助，所以在当时的中国大学格局里，出现了像厦门大学、复旦大学这样有名的私立大学。”厦门大学教授、著名文化学者谢泳说。
而在当代中国，基金会办大学还处于起步阶段。李嘉诚无疑是其中的先行者。从1980年开始，他持续捐赠汕头大学30余年，捐赠总额约60亿港币。王雪红的威盛信望爱公益基金会则是以速度取胜，从2009年提议成立到2011年9月正式建成，贵州盛华职业学院(以下简称“盛华学院”)用时仅两年。相比李嘉诚基金会多年的成功实践和威盛信望爱公益基金会的快速突破，光华教育基金会和增爱公益基金会的尝试稍显落寞，前者参与创办的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以下简称“光华法学院”)，在激进改革三年后却遭致学院30多名教师写联名信抵制，后者则在多次尝试未果后陷入沉寂。
“真正的大学„私有化‟，并不是指企业家办民办大学，而是基金会办大学，如果真正落地，对于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将是一个重大突破。”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
2013年6月28日，李嘉诚参加汕头大学毕业典礼。
基金会与大学的联姻
2006年9月25日，浙江大学校长杨卫与光华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梁，签署了光华教育基金会向浙江大学捐资1亿元人民币筹建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协议书。2007年4月20日，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正式成立，经教授委员会提名和浙江大学任命，原常务副院长孙笑侠担任首任院长。
作为捐赠方，光华教育基金会对合作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把光华法学院迁到之江校区，划出部分老校舍修缮后交法学院使用，用捐赠经费来修缮;二是组建教授委员会和资金管理小组，资金管理小组含校方一位副校长与基金会领导及陈长文律师;三是进行人事改革，实行师资规模、人才引进标准与程序的特殊性，职称与博硕导师的评定标准与程序的特殊性。与全校有所不同，光华法学院的师资规模不受校级人事编制的限制，注重实质性评审，不受工科化、数量化的原有规则牵制。
早在协议签署前，“浙江大学法学院即将获得1亿人民币捐赠”的消息，已经在浙江大学校园里传得沸沸扬扬。“当时法学院的老师对此普遍持欢迎态度，毕竟1亿元不是笔小钱，大家都想象未来有更多科研经费供自己使用。对即将到来的改革也普遍持乐观情绪，认为它将有助于建立更好的机制。”光华法学院教授钱弘道回忆说。
光华法学院成立庆典上，著名学者、光华法学院教授委员会成员季卫东说：“我想象光华法学院是自由、独立的，是未来中国法学的良心。”促成此次捐赠的海基会原副董事长及首任秘书长、台湾红十字会会长陈长文表示：“法治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条件。法治要成功，法律教育是最重要的，学校是最重要的。”
2007年9月，光华法学院由浙大西溪校区迁至之江校区，钱弘道致辞说：“我们把月轮山作为枕头，躺在美丽温柔的西子湖的怀抱里，可以无边无际、天马行空地进行学术遐想!”
光华法学院成立伊始，即在机构改革与人才引进上着力推进，聘请了王泽鉴、孙笑侠、陈长文、季卫东、张文显、胡建淼等十位教授组成光华法学院教授委员会，由陈长文任教授委员会主席兼任资金管理小组成员，试图摆脱“教育行政化”的紧箍咒，追寻“教授治校”下的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
2008年6月，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典礼上，著名法学家贺卫方做了“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的致辞，并宣布他将和毕业生一起离开北大，加盟光华法学院。在一次从宁波开完学术会议返回北京的飞机上，钱弘道向他发出了加盟光华法学院的邀约。不久，孙笑侠也邀请贺卫方来杭州详谈。一天傍晚，钱弘道请贺卫方在西湖边喝茶，彼时夕阳西下，西子湖边一片祥和，钱弘道说，“来杭州吧!”“这么好的景致，我为什么不来。”贺卫方答。之后才有了贺卫方“人不完全是为了改造这个社会而存在的，我们需要更丰富多采的人生历程”的言论。比贺卫方宣布辞职稍早，2008年4月，北大副教授张谷离开北大，加盟浙大，获聘教授一职。学术成果并不丰富的张谷得以成为浙大教授，得益于光华法学院的教授委员会。这是一个拥有独立决定学术性事务权力的机构，从人才引进、教授晋升、课程设置到学院日常运行中与学术相关的事务，都归它管辖。教授委员会拥有学术事务最高决策权，院长必须对它负责。
“光华法学院在那3年里引进了20多位年轻优秀的法学学者，评定出了多位年轻的正教授、副教授，如果不是这样的体制和标准，他们的成长或许要迟缓得多。而现在他们已崭露头角，构成一个„学术潜力股‟，再过510年，他们更会脱颖而出。到那时，光华法学院如何，我们再作评价不迟。”现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孙笑侠说。
与光华法学院一院之内的改革相比，李嘉诚基金会之于汕头大学的意义，则要绵长且深远得多。
李嘉诚基金会创办于1980年，李嘉诚称之为“我的第三个儿子”。除了30余年来持续捐赠汕头大学外，李嘉诚基金会还在汕头大学发展的各个节点起到了重大作用。1987年，汕头大学成立校董会，李嘉诚此后一直担任校董会名誉主席，李嘉诚基金会在校董会中占据4个席位。李嘉诚还在汕头大学设立了李嘉诚汕头大学发展基金会办公室，及时与汕头大学对接。与国内其他大学的校董会不同，汕头大学校董会对学校的重大决策有审议和指导职能，校董会下设财务委员会、学术发展委员会、校务发展委员会、资源管理及运用委员会、校园规划及建设委员会和办公室。
在李嘉诚基金会的持续支持和校董会的有效运作下，汕头大学在30余年间不断开中国大学风气之先，近十年来更是创新强劲。早在2001年，李嘉诚基金会就开始考虑如何借鉴国际高校办学经验以推动汕头大学的改革步伐，在其支持下，汕头大学于2002年首次聘任外籍副校长。2007年，经李嘉诚提议、提交校董会通过，汕头大学设立执行校长，首任执行校长由加拿大籍华人顾佩华担任，不设任何行政级别。有教育专家评价道，“这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两个第一：一是首设执行校长一职，二是聘请外籍人士担任该职。”2002年开始，汕头大学每年都以年报的形式公布财务状况。当2007年一份研究报告中透露中国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量约在2000亿至2500亿元之间时，汕头大学的财务年报上却没有“银行贷款”这一指标，成为一所“没有负债的大学”，这得益于校董会明智决策控制住了盲目投资及扩大办学规模的欲望。汕头大学的国际化办学亦成绩斐然，一方面招聘深具全球视野的教师加盟(约一半的学院院长为外籍人士)，另一方面，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多个国家的近20所大学建立了密切的学术交流合作关系，制订并实施本科生、研究生交流计划。此外，海内外的高端人脉资源、校长的办学自主权、灵活的人事管理制度、完善的内部财务和审计制度等，均是在李嘉诚和李嘉诚基金会的直接支持和校董会的有效运行下形成的办学特色。
2012年6月29日，时年84岁的李嘉诚在出席汕头大学毕业典礼后表示：“我对汕头大学的支持，是超越生命的承诺。”
增爱公益基金会理事长胡锦星。摄影张旭
“公益大学”进化论
相比李嘉诚基金会和光华教育基金会的联合大学办学的模式，增爱公益基金会和威盛信望爱公益基金会则尝试打造出一所全新的大学，因而经历了更多的艰辛。
2009年，增爱公益基金会计划创办一所“公益大学”。“我们的设想是社会力量办学、基金会支持的一所公益大学，汇集全国公益慈善的研究与教育人才，推动中国公益文化和公益人才队伍的建设。”增爱公益基金会理事长胡锦星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
增爱公益基金会成立于2008年，一度“野心勃勃”，试图在公益慈善领域做一些大的推动。彼时，胡锦星观察到，中国的公益人才培养和公益文化传播都偏弱，他想到举办一所“公益”大学，和国内其他正规大学一样，既非免费培养，也不强制规定毕业后必须进入公益行业，但在就学期间给学生灌输公益理念和提供公益实践，同时要保证学校的非营利性。
胡锦星抛出自己的想法后，增爱公益基金会随即进行了市场调研，他们发现，当时国内尚无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公益大学”。他们决定，借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经验，即把公益理念贯穿于整个大学的各学科体系中，办一所真正的“公益大学”。经过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李勇等人交流后，几位专家学者均对这个设想表示出极大兴趣。
得知胡锦星有办“公益大学”的计划，“中国首善”、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主动前来交流。原来，曹德旺也有意打造一个公益学院。遗憾的是，双方最终没有在具体合作形式上达成共识。2010年，曹德旺主导河仁慈善基金会向南京大学捐赠2000万成立了“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学院”。
“我们也想过直接收购现有的民办大学，改建成我们理想中的公益大学。但其中牵扯的问题太多，包括原校学生的去向、学校的负债清算、学校的改建等，所以并不可行。”增爱公益基金会理事何宁说。与此同时，有消息灵通的房地产开发商主动找上门，希望寻求合作。胡锦星对此保持高度警惕，“这关系到„公益大学‟的性质，与地产商合作有可能陷入当前民办大学的困窘境地，可能要考虑投资回报之类的。而我们真正想做的是非营利大学。”
经过不断寻找和斡旋，土地问题终于顺利解决，但新的问题接踵而来。比照相关政策，学校建成后，后续每年得投入一两亿元。“这个资金规模太大了。在最初的规划里，我们打算根据自己的实力，从小规模做起，然后逐渐滚动发展。但这种规划在政策层面无法实现。”何宁遗憾地说。“„公益大学‟涉及的面太广，土地、资金、人才，还有申请、审批等等，真正去做的时候才发现问题太多了。”胡锦星说。
如果与其他大学合作办学呢?陆续联系过南方科技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几所大学后，这个方案也被否决了。“第一，我们想办一所正规大学，而非培训学院或分院，有几所大学对后一种形式表示感兴趣;二，我们想把学校设在北京，这样才有影响力和辐射力。”胡锦星说。
从2009年到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增爱公益基金会团队围绕创办“公益大学”进行了不断调研和规划。在一次会议上，初始策划团队决定终止对“公益大学”的投入，转而把这个想法和业已形成的规划分享给社会，“也许会对别人有启发。我们感到，凭我们团队现有力量，有些勉为其难。”胡锦星说。
2011年9月，台湾企业家王雪红出席贵州盛华职业学院开学典礼。
与增爱公益基金会相比，威盛信望爱公益基金会则要幸运得多。
2008年汶川地震后不久，王雪红萌生了成立一家基金会的念头，初衷是帮助地震灾民。2009年2月，民政部正式下达批文，威盛信望爱公益基金会成为大陆第三家台资基金会。同年，王雪红约见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终身教授、时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学院院长的孙伟，孙伟告诉王雪红，自己从事教育30多年，很想创办一所专门针对贫困弱势群体的公益大学。王雪红家族对教育极具情怀，她的父亲、台塑创办人王永庆早在1987年就在台湾捐资创办长庚大学，并持续支持长庚大学成为“东方哈佛”。在大陆，王永庆对“希望工程”等教育慈善项目也投入颇多。因此，当王雪红听完孙伟的“公益大学梦”，双方一拍即合。
孙伟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一份报告印象深刻，该报告指出，贵州省农村人均收入排名全中国倒数第一。“我们要做雪中送炭的慈善，校址就选在中国最贫困的贵州。”他对王雪红说。王雪红欣然同意。
2009年8月，孙伟带着四名同事奔赴贵州选择校址。他们先是找贵州的朋友推荐，然后又去找当地政府寻求支持。“期间遭遇的困难可以写成一部精彩的小说。四年前，我的头发还是全黑，现在两鬓都已斑白。”孙伟有些无奈地说，“你去办慈善事业，地方政府热情欢迎你?不是这样的，最后我们放弃了寻求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原因有二，一是会影响地方政府既定的发展策略，二是会打乱当地业已形成的利益链条。” 最后，孙伟把校址选在了距贵阳市区40分钟车程的惠水县百鸟河风景区。在征地过程中，孙伟又遭遇当地国土资源部门的信任危机。当时，贵州省某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先入为主地认定，孙伟一行欲借公益之名征地盖楼打造度假村，因此百般刁难。在威盛信望爱公益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下，孙伟一边继续办理征地手续，一边违章动工开建。最后，校舍竣工了，征地手续却还没办全。“当时贵州省最大的非法建筑群很可能就是我们学校。”孙伟苦笑着说。
对于孙伟把校址选择在离县城8公里的村庄，当地县政府官员也大为不解，他们曾表示，“可以提供县城最好的土地。”此后的招生过程也困难重重。即便是农村学生，一看到学校建在村子里，也不太情愿报名。“在他们的意识里，只有去贵阳等大城市才能挣钱生活，他们不想从一个村子再到另外一个村子。”孙伟说，“完全是视野局限和价值观出了问题。”
一路曲折中，盛华学院于2011年9月成立并招收首届学生，并设立董事会，王雪红兼任威盛信望爱公益基金会、盛华学院的董事长，董事会任命孙伟为盛华学院执行校长。中国大陆第一所“公益大学”至此尘埃落定。
创新者的窘境
在威盛信望爱公益基金会努力筹建“公益大学”的同时，浙大光华法学院陷入了一场巨大的危机。
随着危机和矛盾的加深，知名法学教授林来梵离开光华法学院选择北上，加盟清华大学法学院。2009年7月初，孙笑侠悄然辞职。
一直如暗流涌动的危机因一封联名信而广为人知。2009年7月23日，光华法学院30多名教师联名写就一封题为《关于对我院发展若干根本性问题的意见书》的信，洋洋洒洒8000多字，围绕“学院的选址失当、学院的管理体制构建失当、教师的身份定位失当、我校与光华基金会签订的合作协议重要内容失当”四大意见展开。既有政治味十足、上纲上线的言语，如“我们的大学作为社会主义的大学，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更要向学生教育做人，学生的学习不单单是学习专业课程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政治、学习思想”。也有证据确凿的真知灼见，如“2008年的教授委员会迟迟不能举行，新教师的职称晋升也一拖再拖，结果使得个别新晋升职称的教师在分房待遇上受到严重的影响。另外，教授委员会开一次会就要花费我院二三十万元钱。我院有限的经费没有用于教师与学生身上，没有用于教学与科研上，却消耗在这种冗长、缓慢、无谓的决策程序中，实在是一种浪费”。
联名信一出，社会公众大多认定，光华法学院当初的雄心壮志已然落空。
事实上，危机的种子早在教授委员会组建那天起就已埋下。光华法学院教授委员会十位成员中，除胡建淼、孙笑侠和一位工科常务副校长外，其余六人皆为校外人士，比如曾担任台湾司法院大法官的王泽鉴、刘铁铮，哈佛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安守廉等。“现在很多教授都觉得，既然名为„教授委员会‟，顾名思义应该是法学院自己的教授组成的委员会，但最终只有一名本院教授进入教授委员会，这就给很多老师造成了心理上的隔阂。”对这场改革一直持观望态度的钱弘道说，“如果当初咨询我的意见，我肯定要提议本院教授占更大的比重。”
除了现实的职称高低和利益多寡外，新引入人才的到来也对光华法学院既有格局产生了鲶鱼效应。“新教师的引入对于部分习惯了„温水煮蛙‟的老教师来说是很大的冲击。最初积极支持改革的那批人，基本上都是学术能力很强的人。”钱弘道分析说，“整个过程中，孙笑侠做了诸多努力，他也挺为难，要同时照顾到„两个婆婆‟，他的难处在于没法兼顾各方意志”。孙笑侠则坦言，“我碰到的麻烦主要来自系统内行政化和工科化，当然也包括基金会所派代表施加的压力。”
在浙江大学和光华教育基金会层面，学校的实权领导和基金会代表虽然在多方面意见不统一，但对现有师资的人事改革，意见却非常一致：严厉要求人事改革方案中把转岗比例再予提高(教师排名靠后者转岗到非教学岗位上去)。这必定会冲击部分教师的切身利益。基金会所派代表的武断作风更加剧了危机，如强硬要求限制教师兼任律师、没及时做好某件事就不拨款，这些都招致了更多教师的不满。
孙笑侠并不认同外界所指的“光华法学院彻底失败”的结论。“我个人理解，光华法学院建设是阶段性受挫，包括我的辞职，都是可预知的改革中的正常现象。我之所以选择这个点悄然辞职，也是希望支持光华法学院建设平稳改革和安静过渡。到今天为止，光华法学院的教授委员会制度尽管需要完善，但它还在继续运行，实质性学术评审还在继续发挥作用，青年学者大胆引进和脱颖而出的机制还继续有效，原来的基金会代表已不再担任主要角色，并已调整他们原来的政策。从这些方面来看，光华法学院还没到所谓„彻底失败‟的程度。”孙笑侠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
2013年6月，李嘉诚以校董会名誉主席身份出现在汕头大学。
汕头大学的改革也并非一帆风顺。当执行校长顾佩华刚把CDIO工程教育改革(CDIO代表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施(implement)、运行(operate)，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瑞典皇家工学院于2004年共同创立的工程教育改革模式)引入汕大时，很多人都指责其是在“炒概念”。此外，“教授治校”制度也遭到质疑。一位身为著名学者的校董就认为，在大陆的大学里常常是校长讲“校长的话”，书记讲“书记的话”，院长讲“院长的话”，而教授却可以“乱讲话”，从台湾的情况看，从事小范围工作的教授涉足宏观领域的治校，很容易走到极端，“那将是高等教育的灾难”。著名教育家杨东平教授在一次会议上也委婉地批评了汕头大学，“汕头大学在体制创新上并不是做得特别有效。”顾佩华推行的教师收入采取国际通行的年薪制也遇到不小的阻力，反对者认为，“年薪制并没有带来工资的明显提高，反而在某种意义上出现了下降。”而针对至诚书院不同年级混合住宿的问题，有学生抱怨道，“设计这种住宿方式真是脑残，作息时间都不一样，为什么要把我们搞在一起?”……
“汕头大学这名字好像太地区性，然而观念的框框是否比其内涵重要呢?”李嘉诚的这一诘问，至今仍在引发汕大人的深思。
转眼，孙笑侠从浙大辞职就快满五年了，回看当年自己为之付出心血的光华法学院，如今的他更多了几分理性，“现有的高校体制下，某些人确实很不愿意下放权力给学院、给学科、给教授。光华法学院这件事有挫折，不顺利，但也不能不做这种尝试。”孙笑侠说，“古人有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能只以目前状况来衡量一件事。”
贵州盛华职业学院执行校长孙伟。摄影张旭
可持续发展之道
从2009年发愿至今，孙伟已经在举办中国第一所“公益大学”的道路上前行了近五年。在孙伟看来，一路上成就与隐忧并存。眼下，孙伟对盛华学院的可持续发展甚为忧虑。
在盛华学院创办过程中，由于有王雪红庞大的商业帝国做支持和孙伟私人资源的聚合，基金会办学的两大难题—资金和人才—并没有遭遇多大困扰。迄今，王雪红及威盛信望爱公益基金会已为盛华学院投入2亿多元。“学校老师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孙院长多年办学打造的核心团队，一部分是招聘进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志愿者。”威盛信望爱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米辉波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
在盛华学院，志愿者是一个特殊而庞大的群体。孙伟本人就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工作，几个学院的院长亦是如此。现在，志愿者在整个教师队伍中占了近20%的比例。2012年夏天，孙伟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女儿到中国看望他，在盛华学院校园，她竟然偶遇两位在此做志愿者教师的伯克利大学校友。在孙伟的理想中，“5年以后，我希望有1/3的教师和管理人员是志愿者，然后逐渐发展为中国首家由志愿者运营管理的大学。”
孙伟多年来积累的企业资源也在此时派上用场。微软中国2011年和2012年的最大捐赠接收方即为盛华学院，北京清尚环艺建筑设计院为盛华学院整体建筑进行了公益设计，惠普中国给盛华学院每一名教师和新生赠送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上海某企业捐建了一座攀岩墙。当所有的物资全部到位时，孙伟突然发现学校还缺一架钢琴，在他跟北京几个朋友说了此事后，一台钢琴很快就运抵盛华学院。由于当时学校整体建筑尚未修建完毕，钢琴只能暂时放置在体育馆内。一段时间里，盛华学院出现了篮球赛和钢琴弹奏在同一场地同时上演的奇景。“那种浪漫，全世界绝无仅有。”孙伟感慨道，“缺物资就找人捐，这快成为我们盛华学院的一种„文化‟了。”
盛华学院的办学目标清晰。“我们首先招收到穷孩子，帮助他学会一门技能，找到一份工作，自己先脱贫，进而通过他的工作让全家脱贫。”孙伟说。基于这种理念，盛华学院与万豪国际酒店集团等多家企业都有合作关系，并根据企业的用人需求对课程设置做出适当的调整。至于学生的学费，孙伟认为，学生有“责任和义务”去交，但是第一年有比较高的奖学金，随后两年会有所下降，毕业时尚未缴清学费的，可以工作后再缴付。2011年，盛华学院首届招收了300名学生，其中86.1%的学生获得全额免学费资助，10.4%的学生获得半额免学费资助，资助覆盖率达96.5%。“我们允许有一定的坏账率，我们必须走„公益‟办学这条路。”孙伟说。
但孙伟也对盛华学院运营三年的财务数据颇为担忧，他想尽量做到收支平衡。为此他曾向王雪红倾诉过这种苦恼，王雪红劝他不要把自己逼上梁山，“神让我用我的财富帮助别人，因此，捐赠盛华学院我很乐意。对于盛华学院的亏损部分，我有财务预算为之补齐。”不止一次地，王雪红这样对孙伟说。
如今，光华法学院的改革仍在继续，但是力度难以与往日相比。改组后的教授委员会继续运行，但浙大加强了对学院的行政管理。“光华法学院引进了一批人才，有些改革措施得以有效落实，很多方面没了理想主义色彩。因为出现了阵痛，因此目前处于平稳发展状态。”钱弘道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还有消息称，光华教育基金会对光华法学院的第二期5000万投入尚未到账。
2012年，教育部、广东省人民政府与李嘉诚基金会决定共建汕头大学。教育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将加大经费投入及政策支持力度，李嘉诚基金会则承诺继续支持汕头大学。因此，汕头大学在经费、政策等方面尚未遭遇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假设有一天，李嘉诚基金会取消对汕头大学的支持，汕头大学将何去何从?”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担忧。要想破解这种担忧，或可借鉴国外基金会办大学的成功经验。比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都设定了筹款目标，由大学校长亲自担任“首席筹款官”，组建专业募款队伍，大学基金会、校友会、各个院系的校友和发展部，共同协助校长完成筹款目标。
“基金会办大学这种模式，对于目前的大学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可以通过培育更多社会公益机构，发展教育基金会办大学，来分担政府发展教育的压力，提高教育发展的效率。而且，基金会办学，因其本身的运作要求财务透明、公开，这就能把钱用到该花的地方，在防止腐败、挥霍的同时，也可以树立良好的教育形象，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注入。”著名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
目前，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的公益慈善基金会在“办大学”层面的尝试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要创造一些真正像美国的私立大学那样的创新性大学，一种可能就是有大基金会斥巨资来投资，还有一种就是政府支持一些非营利机构或者基金会办大学，把一些公立学校拨给它们使用。只要是基金会或社会资金，政府完全可以在这方面对它们进行支持。”徐永光对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说。
2014年3月5日上午9时，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积极稳妥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高校办学自主权，鼓励发展民办学校。”这一提法，或将对基金会办大学有促进意义
第二篇：中国式领导
中国式领导：情理法互融 发表时间： 2008-08-19新闻频道：http://whnews.cn/news
□本报记者 颜潇
●“哥们义气”也是中国式领导力的来源之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太极阴阳图中国式管理●领导者的人格魅力决定了员工的跟随程度●领导力的核心价值是“引爆”员工的生命潜能近日，清华大学MBA课程特聘讲师周雪梅教授为威海的一些企业家讲述了中国式的领导艺术。太极阴阳图与中国式管理讲座一开始，周雪梅就提出了一些管理者在实际工作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为什么很多西方的管理理论拿到中国却屠龙乏术？为什么跨国公司会在中国遭遇管理难题？为什么同样的条件和市场机会下，不同的管理者带领的公司发展结果会大相径庭？为什么有时优秀的管理者和优秀的员工无论怎么协调都很难配合？她概括说，之所以会产生以上这些问题，主要原因就是在企业管理理论之外，还有一套看不见的系统在起作用，即文化内核的东西不容忽视，有时候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她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起源于西方的管理学开始向东方寻求智慧，中国式的管理思维逐渐为西方一些管理学者所认识。比如中国文化的核心《易经》，它所提出的研究事物的方法如今被管理者们广泛应用。周雪梅说，如果以一个圆圈来代表管理的话，那么西方式管理则是一种上下分明的两个部分，一种典型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而中国式管理则是一幅太极图，黑中有白，白中有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种相互交融、应势而变的思维方式。二者的区别也可以用中国象棋与国际象棋的博奕方式来比喻，中国象棋的棋子都是放在交叉线上的，可进可退，而国际象棋则是放在方框中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中西方思维习惯的不同，中国人的思维是辨证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中国式的思维则要求有中国式的管理相对应，而且也应有中国式的领导艺术进行管理。小王的感叹与领导者的缺失在讲解领导者与管理者的区别时，周雪梅举例说，她的朋友小王，在参加工作8年的时间里“跳”了4家公司，如今他已经成为一家小型外贸公司的副总。可是干了不长时间，小王又准备跳槽。当她问起小王频频跳槽的原因时，小王说：“为什么我身边一个好领导也没有？”周雪梅进一步阐述道：实际上，小王的领导可能也会在思考同样一个问题，不过却是另外一种版本，那就是：“为什么我身边的下属都不成器呢？”究竟是没有好的下属还是没有好的领导？曾经在海尔任职的周雪梅认为，从海尔的管理理念来看，终端的问题一定是领导的问题。因此，作为管理者就应注意如何培养自己的领导能力。“管理者与领导人是有着质的区别的。”周雪梅说，管理功能包含了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四个环节，但其中决定管理质量优劣的最主要的环节就是领导，领导的功能就在于激励、指导、沟通和冲突管理。而小王的感慨就在于在他身边遇到的都是管理者而不是领导者。“领导一定是管理者，而管理者不一定是好领导。”周雪梅说，这就像农村的绣花工与艺术大师的区别一样。周雪梅说，过去一到冬天，许多农村炕头上都会有妇女在描花，然而她们描得再好也只能被称作匠人，因为她们只是按部就班地沿着前人留下来的绣花样子在描花。同样，管理者只是一个好工匠，而不能称得上是一个领导者。一个真正的领导者不能仅仅停留在管理者的位置上，按部就班地照章管理，而是要成为思想家，形成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领导者。要做到这一点，领导者必须提高自己的领导力。周雪梅说，华信惠悦公司最近公布的一次员工意见调查显示，“亚洲公司渴望领导力”，来自亚洲10个国家或地区的公司员工表示，除了薪酬，他们最为不满的是本公司的领导及管理技能。此次调查涉及的国家在地理位置、文化和经济发达程度上有很大差距，但在有一点上却显示出惊人的一致：在调查中，他们对本公司中级管理层和基层主管的评价明显低于其他问题。员工的不满之处主要集中在领导者的能力，包括有效决策、执行必要的变革，以及品质（包括培育员工的信任以及恪守公司的价值观）等方面。这一结果给亚洲公司的领导者敲响了警钟。周雪梅说，实际上在目前的企业里，存在了大量的管理者而不是领导
者。只有领导才能是激发员工创造性的重要动力，而领导力的培养是企业持续改进的“加油站”。“领导是在经营业务，而不是经营组织。”领导才能是激发员工创造力的重要动力。“哥们义气”与中国式领导力的来源一个车间有几个班组，其中一个班组的班长非常讲义气，而这个班组也非常团结，组员们都愿意听从班长的指挥，干起活来也特别卖力，因而该班组在车间里的工作特别突出。而另外一个班组的班长却不善于团结同事，班组像一团散沙，许多工人都不愿呆下去，班长的工作难以开展，该班组经常在车间内拉后腿。对于班组中应不应当有“哥们义气”，周雪梅认为应当有，而且一定要有。她说，作为班组长，它的专业技能并不一定会比普通的工人高多少，而他带领团队主要依靠的就是非正式力量中的参考力量，是凭借人格魅力带领团队的，因而适当的“哥们义气”是必需的，也是领导力来源之一。周雪梅说，领导力的来源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正式力量的来源，一种是非正式力量的来源，再就是其它一些来源资讯权、关系权等等。正式力量的来源包括法统力量的来源、奖酬力量的来源、胁迫力量的来源，而非正式力量的来源则包括专技力量的来源、参考力量的来源。在同样的条件下，一个人领导力的高下则主要是非正式力量占了上风。影响中国式领导力量的来源主要有两种形式。如专业技术团队和客服团队主要是以技能为主，因而影响领导力大小排序的第一要素就是专技力量，而管理团队排在第一位的则是参考力量。《亮剑》与中国式领导力的培养《亮剑》中“逢敌必亮剑”的李云龙的口号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而除了这种“亮剑”精神外，更重要的是李云龙在冲锋中勇往直前、一马当先的锐气和勇气影响了士兵，使他们同样以大无畏的精神面对敌人。周雪梅说，领导是影响人们自愿努力以达成群体目标所采取的行动，是在某一特定情境下，影响一人或一群人的行为，使之趋向某种群体目标的人际互动程式。而领导力的核心价值就是激发员工的热情和创造力，以愿景或共同的价值观“引爆”员工的生命潜能。她举例说，对小孩子，聪明的家长以鼓励为主，比如会以考好了就奖励玩具等手段来影响孩子对学习的兴趣，提高孩子学习的积极性，这样往往会取得好的效果。而有的家长则以暴力为主，比如考不好就打等手段，但却无法达到好的效果，因为他采用的只是管理的手段，而不是影响的手段。而好的领导则是以影响来带动员工的成长。由此可见，领导力不仅仅是管理，更重要的是影响力，是“以人心换人心。”周雪梅说，在海尔的管理中明确提出，要用热心、诚心、耐心换取员工对企业的“铁心”。如果一个企业的员工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你会怎么做？西方和中国式的处理方式有什么不同？周雪梅举例说，假如一个员工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在处理这个员工之前，一个好的中国式领导人可能会在处理决定作出之前，会先和员工谈话，然后还可能会请他一起吃饭，并为其家人的生活作出妥善安排。这种安排会使接受处理的一方心服口服，使其能安心地接受惩罚。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马谡失街亭，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按照军法当斩。但在斩马谡时，诸葛亮不仅痛心地流下了眼泪，还将其家人进行了妥善安排。中国人和西方人思维习惯的不同，也使中国式领导必须做到情理法兼融。周雪梅说，西方领导人即使犯了错误，但只要执政观念和处理问题的观点是对的，民众照样会听从。而中国传统的思维习惯是做人先立德，如果一个人在作风上、生活上等方面犯了错误，那么人们就会对其领导力产生怀疑，而不再愿意接受其领导。中国式领导力的核心原则就是情理法三者兼融。中国的企业管理逃不过情理法，关键是在对待具体问题上如何将三者的关系正确处理，只有做到这样才能安己宁人。最高境界：他的存在就是人们的需要什么样的领导才是最好的领导，什么样的中国式领导艺术才是最高境界？最后，周雪梅以老子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再次，畏之。再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事言，功成是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真正的领导者，下面的人知道他的存在，并认为是自然的事情。中等一点的领导者，感觉像亲人一般尊敬他。再差一点的，人们因为怕他才听从他。最差的，则会被下面的人所
欺侮不屑。诚信不够，便自然得不到信任。如果严守诺言，不欺瞒，便不会如此。而是做什么事都顺顺当当，不会出现那么多的纷繁吵闹，该怎么样怎么做，一切事情的完成都是那么自然。老子认为，最好的领导者就是人们都知道他的存在，并能够与其融合在一起，人们很自然地听从他的领导，很自然地跟着他做事。身为一个领导者，不需要总是强调他是领导者，而是通过自身的影响，让人们自然而然地跟从。而人们也想不到去考虑他是不是合格，对他的领导资格无一丝疑问，他的存在就是人们的需要，是成事的一种必然。领导者达到这种境界，就是中国式领导艺术的最高境界。周雪梅说，对于“中国式领导”，国内并没有权威的界定。狭义的中国式领导是指通过中国传统的文化、思维和行为方式去感召所属群体及关联人群实现某个目标的过程，或者实施这个感召过程的人。广义的中国式领导，则是创新型中国式领导，指通过中国传统和现代、中西方结合的优秀文化、先进思维和全球通行行为规则去感召所属群体及关联人群实现某个目标的过程，或者实施这个感召过程的人。她说，中国式领导艺术并无定势，关键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建立起一种适应中国企业在国内运作和国际化发展需要的领导管理模式。■相关链接周雪梅，青岛大学商学院企业研究所特聘资深专家，新加坡（青岛）华夏管理学院特聘教授，著名实力派培训师、咨询师、策划师。在教育、新闻、金融企业等单位工作，曾任海尔集团软件公司培训部经理。既有大企业工作的实战经验，又有管理理论的深入研究与实践。国际TTT认证职业培训师，SRT授权讲师，清华大学MBA课程特聘讲师，国内多家管理咨询公司合作培训师、咨询师。
第三篇：中国式管理
课程：中国式管理
教师：李诗和
课题：《中国式管理》观后感
学生：刘洋希
学号：200707060127
提交日期：11月20日
《中国式管理》观后感
在中国式管理课程中我观看了台湾的著名管理大师曾仕强老师的视频教学《中国式管理》，感觉受益匪浅。也许没有人能准确说出来究竟什么是“中国式管理”，因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足以让一切矛盾的东西成为一个统一体。但曾仕强老师20余年一直在研究中国儒、道、释文化下的管理哲学。他的讲解让我醍醐灌顶，打开了我探索中国式管理的大门。
一、中庸之道和二分法
因为中国人性格的复杂，没有一个标准，中国人的言行会随时间和场合的变化面变化，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为人处事的公式，如果真的说有就是中庸之道了。而中庸之道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合适，只要为人处事做到合理就是把事情做对了，就是符合中庸之道。但如何才算是合适呢？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还是要实事求事，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对症下药。具体如何求如何下药，就是人的工作了。就要看人了，就如同样的材料不同的师父会有不同的做法，结果也会不同。所以中庸之道就是找到合适点，不走极端，要做到中庸之道，找到合适点就要把准脉，然后对症下好药。所以要把事情做好就要提高把脉的能力和下药的水平。要提高除了要掌握基本的理论外，更重要的人在行动中多实践，增加临床经验。
或许现今年轻一代都更为接受西方思维，对一个事物的判断，对或错，所谓是非分明，此为二分法则；在中国，我们更多听到的是“差不多”，“可能”，“或许”，之前我非常反对这种模糊的措辞，很容易理解成唯唯喏喏，没有原则，思路不清晰，实则是中国包容思想下的周全考虑，凡事很少有绝对的，尤其在哲学和思想这个领域。所以应该尝试着用第三种角度去看待事物，更多的从临界于是和非的中间状态去考虑。这一点就丰富了我的处世哲学，以前看待问题基本上都是采用的二分法，而读过这本书以后，也让我明白了，原来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在用一种二分法以外的方法处理问题，为我今后的处世提供了参考。
二、以人为本的管理
管理，管的是人，不是事。中国人是一个十分注重人情的国民族，人情有时比法律更重要和管用。而人情是感性的，没有一个标准，不能用数字来表示。所以中国人是复杂的，中国人的言行会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表现。
所有的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事在人为。要了解和分析好中国人的特性，这个中国人的特性就是中国人的人性。只有对中国人的人性掌握好才有可能对症下药，否则很可能好心做坏事，做力不讨好。掌握好中国人的人性才有可能做到以人为本，要做到以人为本就必须了解中国人的人性。要了解中国人的人性就必须全面详细客观地了解和分析中国人的性格。我们是以人为中心的，西方思维则讲究以事为中心，故而在实际情况中，会出现因人设岗的情况。现在反复提倡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潮，其实我们已经骨子里以人为本了数千年，人家也意识到这种思想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现在的体制改革、管理规范化等工作，无非是以人为本的基础上，用制度去弥补以人为本所需要的支持。嘴上讲着制度，心里却时时要牢记人才是中心，要学会变通，知晓“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
三、组织中的计划
中国人表面上似乎不讲究计划，凡事讲求“看着办”，实则是有计划的，只是对计划的变更可能认识得更为透彻，只有看着办，才能及时地调整计划，以符合当时阶段的实际需求——岂不就是软件过程里的“迭代”？！西方思想引领下的软件过程，绕了一圈，从过程化、瀑布模型走到现今的迭代和XP。我们会一直需要计划，只有计划明确了，整个组织才有共同的、清晰的目标，才有奔头，但务必不能将计划制定的过于刻板，过分细致，缺少了回旋的余地——而届时的回旋却是一定会有的。
四、公平与合理
西方人制度明确，一切可以照章办事，管他合理与否，只要照着制度来就是公平的，诸如加薪、升职等等。前面讨论了，中国人不是那么刻板讲制度的民族，只要大家觉得制度不合理，那照着制度办也被认定为不合理的。所以我们讲公正，制度是一层皮，大家都照制度了，就是“差不多”的，是否算优秀，得凭群众的，领导的感觉。公平还是不公平？公平是绝对做不到的，资源不足，机会有限，不可能公平，中国人做的是合理的不公平，虽然不公平但是做到合理就可以了。合理、不合理是变动的不是固定的，这个最难。西方人合理不合理是固定的，日本人合理不合理也是固定的，只有中国人合理不合理是变动的。老实讲，全世界中国人最辛苦，因为我们处的环境最复杂，所以所有外国人都看不懂中国人，老觉得中国人鬼鬼祟祟的。为什么西方的合理、不合理是固定的？因为他合法就合理。
西方人过着非常单纯的日子，就是合法就合理。西方人在立法的时候，他想尽办法不让你通过。
五、无为领导
最后的境界是无为。一个人能够轻松愉快，就是他要懂得无为。无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保证做得到，因为这是所有外国人都非常怀疑的事情。“你们中国人真的可以无为吗？无为真的可以把事情管好吗？”其实啊职位越高的人你越需要无为，职位越低的人你越需要有为，这样才搭配得起来。否则的话我们永远是配合不好的。我希望透过这整个系列课程我们把问题化解掉，那大家会越来越轻松愉快，这样做才有意义，那管理也才不会成为大家的难题。实际上我们第一个提出来，大家一定要记住，凡事求合理你自然轻松愉快，而凡事求合理就是中国式管理。
六、得人心者得天下
脸红脖子粗，纵使有理有据，争赢了，别人也会消极抵触，甚至给你下套子，最终还是办不成事情。所以平日为人处事，务必需要处处顾及面子，讲讲私交，感情好了，我吃点亏帮帮你也无所谓，乐得落个人情。得人心者，得天下呐。“知遇之恩”是中国传统故事中最感人的。三国演义中，刘备为了赵云差点将儿子弃于地上，赵云连杀五十员曹军大将，刘备就这么一个奖励就足让赵子龙肝脑涂地了。
总之，对于中国企业的管理研究，只能是中国人自己来完成。不能指导实践的理论就不是科学。中国人和西方人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存在于传统文化所形成的观。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历史文化，这就是该民族观念的背景。所以，学习了先进管理技术之后，还要结合中国人的特色以及中国的国情，制定出中国特色的管理方法。
第四篇：(中国式英语)
世界上最强的中国式英文
1．we two who and who？ 咱俩谁跟谁阿
2．how are you ? how old are you? 怎么是你，怎么老是你？
3．you don't bird me,I don't bird you 你不鸟我，我也不鸟你
4．you have seed I will give you some color to see see, brothers！together up！你有种，我要给你点颜色瞧瞧，兄弟们，一起上！
5．hello everybody!if you have something to say,then say!if you havenothing to say,go home！有事起奏，无事退朝
6．you me you me 彼此彼此
7．You Give Me Stop！你给我站住！
8．know is know noknow is noknow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9．WATCH SISTER 表妹
10．dragon born dragon,chicken born chicken,mouse'son can make hole！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11．American Chinese not enough 美中不足
12．one car come one car go ,two car pengpeng,people die 车祸现场描述
13．heart flower angry open 心花怒放
14．go past no mistake past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5．小明：I am sorry!老外：I am sorry too!
小明：I am sorry three!老外：What are you sorry for?
小明：I am sorry five!
16．If you want money,I have no;if you want life,I have one!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17．I call Li old big.toyear 25.我叫李老大，今年25。
18．you have two down son。你有两下
第五篇：中国式腐败
那天，会开了半小时，人还没到一半。我说了几句难听的。下面可就有人嚷嚷了。会场收拾不了。我气得大喊几声：你要说话，站出来说，我看看你的官是不是花钱买的！有种你站出来呀！登时，会场静下来了。你郭一平想想，一个县委书记在一个穷县还能收钱上千万，一个县里能有几个破单位，由此可以想见买官的人有多少。我敢肯定，在地方，官都是买的，大部分是用钱，也有人是用女人买，如果是女官员，就用身子换。你对人家没有好处，这官要能让你干，那就翻天为啥腐败分子边腐败边升官，许多人不明白，其实很简单——你不腐败不让你升。你腐败贪钱了，再送给上级送钱，你自己也能得钱。上级就提拔你了。现在地方官场，之所以禽兽多，拿老百姓不当人，其原因也在于此。
“不腐败，当不了官，更升不了官。真正的老实正直有才能的人，你不可能当上官，更不可能升官，说错话了我不是人。谁不承认这个事实，更是禽兽——只有正视现实，说真话，才利于惩治腐败，还天下太平，建设和谐社会。你想想，河南漯河市四任市委书记，都因为卖官和腐败而落马，安徽北部18个县的县委书记都是因为卖官而落马。在这些地方，谁的官不是钱买的，他就不是从他娘B里出来的玩艺儿。不花钱当上官的，可能是外星人！掏钱买官，还得排队，掏钱少了还排不上号，不掏钱谁能干上？傻X 也明白这个道理。卖官者抓起来了，可那些买官的，谁也没事！你想想，到底有多少腐败分子。
“现在一公布出来任命人员名单，大多是干部子弟，或者是美若天仙的女人，质问组织部，人家都说“程序合法”，没有一回不是这样说的。是的，现在都是内定了人选，再走程序，谁也看不出毛病。别说这，人大年年任命那么多干部，程序都没毛病，那咋出那么多的禽兽贪官？法院办案程序都合法，那咋办那么多冤案？在中国组织部的任免程序，是个过场，和人大表决一样，都是走走形式。你见过，人大和组织部直接任免干部的吗？
“前两天，广西公布了30多个干部任免人选。我一看，啥都明白了。那里面，大多是„在职研究生‟和„中央党校‟大学毕业。在这里，我就想说，又是一帮子腐败分子即将上台。现在的官员，水平低，文凭低，素质低，品德低，只有性欲高。四低一高式的官员多，就是在于内定人选，而不是网络公选。说白了，谁不服气站出来，要是网络公选，现在的地方官场上，100个中，甚至100个人，谁也干不上。
“不服气报上名来与这几年的本科生试试，中国目前官场上那些第二学历，都是他妈的比假的，谁不服气叫他在中央电视台当着全中国人民的面考试考试，我就不服气！官场今天这个年代，就是让庸者上能者下的年代。
“杭州市滨江区区委书记尚国胜说：„ 凡是官场上跑得快的，有两种情况：一是妓女晚上睡觉——上边有人;还有就是花钱买了官，投资多。‟尚国胜经常对买官者说，男人就得提钱进步，女人就得日后提拔，除了这，在眼下，谁要能当上官，就不属人类，谁不服气的话，不花钱当个小科长叫我看看，真有那本事，我喊他大爷!
“那天，县长与县委副书记对骂了，在常委会上。县长还说：我是人民的县长，全票当选的县长，我说话是负责的……
“话说了一半，副书记开骂了：„你妈拉个B，还人民的……现在的市长选举，都是他妈比的一选一。从一个里面选举出来一个，这是全世界最大的骗局。想叫谁干，谁都能全票当选。你看看，现在哪个大贪官不是人大全票通过的？你要真有本事，让网民选举一下试试，你他妈的逼要能当上，我喊你爹。谁提名让你当的，他那一票顶一亿票，其它都是假的。哪个官要说是合格的，代表人民的，你让人民一人一票的选选试试在网上。还骂台湾民主虚假，你把台湾的虚假民主拿来试试。不要脸到什么程度！不是选票选出来的，任何女人当上官，老百姓都有权力怀疑……就说现在，我们县里正定班子，要九个人。也是捂住不让人民知道。一到开大会那天，才公布谁干啥谁干啥。然后人大肯定他妈的比全票通过。这两天，还骂人家美国没人权。选举权就没有，还有啥人权？人民就决定不了自己的领导人，而是靠人际关系、金钱美女构筑官僚机构，你跟人家美国有啥可比性？有啥资格跟人家美国比人权？有啥
资格骂美国没人权？选举权，算不算人权？没有选举权的国家，没有任何资格谈人权。” 我们的体制大病了，中国官场是全世界最不要脸的队伍！
——郭一平
十几年来，天天生活在大学生中间，对这个群体的了解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我光想给这个群体说上一句话——打死不要考公务员。
权力阶层决定财富分配，催生考公热
30年来，在中国是权力阶层决定财富分配。说白了，你挣多少钱，不是你有多高的水平，而是你掌握了多大实际权力。有权力的，拿权换钱。没权力的，与权力阶层去“合作”挣钱。这就是中国“考公热”的根子。
中国的公务员在全世界是最难考的。考大学，二三个人中间考上一个。考博士，几十个里面考一个。考公务员，是几千个大学生里才能考上一个。
大部分公务员清苦，少数人过的是天堂生活
有一条，是中国千百万大学生想不到的。在庞大的公务员队伍里，能够掌握实际权力用来换钱的，并不是大多数，而是少数人。大部分的公务员耗尽年华，在“犬牙交错”中求生存，活得并不自在，工资也没有外界传的那么高。我有不少同学也是公务员，日子相当清苦。位子越高越腐败，基层公务员最骂官
当今中国官场没有理想和追求，如果说有追求，那就是钱、权、女人。那些控制实际权力的人，为了捞钱捞权捞更多的女人，他们之间的争斗不亚于原始丛林里的动物世界。政治斗争不只是此消彼长，更多的是你死我活。反腐败只是政治斗争的借口。
官场就是一个大染缸，进去的人，没有一个是干净的。那些被反腐败斗争反掉的人，还算是比较干净些的。真正不干净的人，你还反不了。
我来问一句：骂官最厉害的是谁？
是老百姓吗？不是！
是网民吗？也不是！
那到底是谁呢？
我告诉你吧，骂官骂得最厉害的，是公务员！
大多数公务员，生活在那个体制里，不能吐气扬眉，当孙子看脸子，干活累死也难上位。因为，官场上要想上升，不是凭政绩的，也不是凭民意的，也不是凭选票的。一靠世袭。二靠钱和女人。官场上的民主，选来选去还是那几个人的民主。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最终还是属于那帮孙子的。
在官场上要想上位，靠什么？不说了，有兴趣在网上搜篇我写过的文章看看就知道了。广大公务员是官僚体制里“最受伤的人”
实际上，广大公务员才是官僚体制的受害者。他们生活在官场上，看得准，看得透，感受深，最痛恨官场。你要让他们讲起来，比我郭一平懂得多得多，而且都是亲见亲历，带有细节的。我接触过不少公务员，他们几乎百分之百地骂官，骂这个腐败体制，骂上级。比老百姓骂得厉害，比网民骂得厉害。
玩政治，就是玩命
话题又转回来了——那些在官场上捞完好处（钱、权、女人）的家伙，也是心里不踏实的。他们比我们更清楚政治这东西的残酷性，一旦政治失势就会被“反腐败”。何况，政治风云变幻无常，谁也摸不准。今天你打黑，也许明天人家黑打你。
我们常说，民不聊生。实际上，在中国，官也不聊生——活得更不安稳。
移民热的真正原因
当个老百姓，顶多少吃些少喝些，日子苦些，一般不至于丢命。可在中国搞政治呢，那是玩命的，那是冒险家的事业，一旦政治上站错队，或风向转了，你的命就保不住了。
（有人说了，我在官场上不贪污不受贿、手脚干净。能会出啥事儿？我说呀，那你只能是个公务员，还不算是个官儿。你这样干净，像焦裕禄，看谁敢用你？你有啥吉八上升的机会？）——说白了，人人想当官。当上官的人，人人骂官。那些在官场上捞了特大好处的人不只是骂官，还心虚害怕！
这就是“移民热”的原因。
考公热，移民热——这两个并存的现象
中国官员和富人大多移民国外，是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这个体制太可怕！害怕这个体制的，不光是老百姓和网民。最害怕这个体制的，实际上是官员。官越大越害怕。这就是中国官越大越急着移民的原因。
官员财产不能公示，还有一个关键因素，一般人不知道——那就是，中国裸官太多。官越高，裸者越多。公示财产，也得把家属拉上去。一旦中国老百姓看到大多数高官都把钱和家人放在国外了，那么中国人民会对体制绝望的——“你们从小让我们骂美国，骂美国是个邪恶的国家；你们天天在报纸电视上吆喝我们的人权是最好的，那为啥呀，你们都让自己的老婆孩子到美国„受罪‟去了，而且你们退休了也准备坐飞机走。钱都存外国了。”
考公热，移民热——这两个并存的现象，同时存在！现在你听我说明白了吗？
三个“热”是一个病——体制大病了
在美国，说假话是要付出代价的，说真话受欢迎。可是，在中国，说假话大行其道，说真话是要冒坐牢风险的——这就是我不愿意再写文章的真正原因。
我郭一平这人，说假话，我良心上亏，受不了；说真话呢，我有危险。前几天，七十多岁的老娘托人捎话给我——“不要写文章了，给学生编些书就行了，咱官场上没人，出了事儿没有人替你顶。”
我要说，还有一个“热”，是同这两个“热”并存的。那就是维稳热。
为了不让老百姓知道真相，官方花大钱维稳。维稳包括的内容很多：堵坊，不让上访；网络删贴，屏蔽，构建了全世界最好的防火墙；官员出再大的事儿，犯再大的错，这边免职那边复出，保持队伍稳定；贪污几个亿，也不判死，让官安心下来；拒绝全民反腐败，内部反腐败，保持官场“大好形势”；官场发生天大的事情，也捂住，导致谣言丛生，然后再打击造谣者，不去打击捂盖子的人……
考公热，移民热，维稳热，三大“热”是同一个病——体制病了，大病了。这就是最近传扬最多的“政改”之根因也。我郭一平敢给中国大学生打个睹，今天考上公务员的，十年后，十个中有八个一定后悔！
政改无期，百姓无奈
自己为自己动手术，左手管右手的“政改”，估计不会有戏。除了有外力推动或内部分化，才会有大动作。
不过，中间这个期间，苦的是中下层人民——一边听他们唱歌，一边在高物价、高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中苦度营生；一边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腐败，看着他们打击反腐败的正义英雄，一边敢怒不敢言，否则……
世界在前进，中国在倒退。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互联网改变了国人的学习观念——人们不再简单地依靠传统媒体（报纸电视杂志书籍）获得信息，国人的清醒，也让为政者着急。国际压力，也使当政者着急。但是真正的政改，是要流血的呀…… 民主是必然之路
政改，是必然的；民主，是必然的——这个只是时间问题——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十年之内，中国必然看到艳阳天。要么乌云自散（希望为零），要么外力内力“拨云见日”。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强有力的内力和外力推动，这个体制决不会改革的；即使是改革，也是假改革。
30年来，国企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千百万人下岗了，房价翻了八倍十倍，看个感冒就得五六百，孩子上完大学就得十万八万……人民有多少怨气？可是，这个体制却没有任何的改革！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任何为了一己一集团之私坚决与人民为敌的政客，决没有好下场。顺天理顺民意顺人类民主大潮的人，才是真正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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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维基百科——
郭一平（1965年11月19日－），著名学者、时评家，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2010年12月，与郎咸平、戴旭、时寒冰、于建嵘、张宏良、易宪容、曹建海、孙锡良一起被30万网民公推为“中国互联网九大风云人物”。与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被中国网民并称为“两平”。他是目前最受中国民众欢迎的时评人，被广大网民称为“中国真正的专家”、“有良心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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