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乐府诗歌

第一篇：论汉乐府诗歌

略论汉代乐府诗

略论汉代乐府诗

一、汉乐府的发展

汉乐府，是设立于两汉之际的音乐机构——乐府机关搜集、保存，因而流传的民间歌谣。追溯历史，我们可以知道汉武帝是“始立乐府”的人。乐府机关的主要工作是：定制乐谱，搜集歌辞和训练乐员。这个机关最鼎盛时期，人数多达八百余人，其中设立的官吏职位也是各司其职，层级分明。

乐府的设立并不是统治者的一时兴起，而是具有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班固的《两都赋序》这样写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

结合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在长达六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此时的汉武帝，在国力渐强，开疆辟土的同时，也让中国文化与西北外族有了进一步的交流，西北外邦民族的音乐有机会传入了中国，这些音乐，形式新颖独特，得到了统治阶层和王公贵族的热烈欢迎。而另一方面，汉武帝推崇儒术，以森严的等级观念进一步巩固统治，“礼乐制度”具有其需求必然性。乐府便在统治需求和物质基础的双重支持下，诞生了。

《汉书·礼乐志》中有记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由此我们可知，汉乐府诗便是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1的叙事诗，成为了中国文学历史上闪耀的明珠。武帝通过设立乐府，得以“兴乐教”、“观风俗”，时至今日的我们，通过汉乐府，也可以还原出当时百姓生活的情况和当时社会的风貌。

然而，乐府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汉哀帝 “罢乐府”使乐府民歌有所失散，而到了魏晋，乐府机关虽然没有被废除，却没有了采诗的制度，只沿袭了已有的乐府歌辞，乐府诗的创作和搜集收到了阻碍，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使已有的两汉民歌诗辞得以推广和传播。

南朝是新声杂曲大量产生的时代，细读歌辞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代歌辞的搜集仅限于城市，而内容又无外乎是恋情，其规模和内容的丰富性都是不能和汉朝的采诗相提并论的。

综上所述，汉乐府诗的主要搜集和保存，是依靠政府的乐府机关，然而，传唱和内容的不断丰富，则得力于民间歌人和百姓的口头传唱。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顾亭林《日知录》卷二十八曰：“乐府是官署之名„„后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即名之曰乐府。”随着乐府的发展和乐府歌辞的不断丰富，“乐府”从机关名称变成了诗体名称，其定义也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乐府是指汉以下入乐的诗，包括文人创作的和采集自民间的；而广义的乐府则连词曲也包括在内。此外，更为广义的乐府则又包罗了并未入乐只是沿袭了乐府旧题或是模仿乐府体裁的歌辞作品。

了解了乐府的起源和发展，我们不难看出，乐府诗是取材于民间，传播于百姓，彰显其时代风貌的叙事作品，由此我们也将对汉乐府诗的叙事性特点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在中国叙事诗的发展历程中，想要讨论汉乐府诗，我们不得不先对《诗经》中的叙事诗进行分析，并与汉乐府诗的叙事性进行比较，从而更深刻的了解，汉乐府诗对于我国叙事诗的贡献和影响。

二、对《诗经》的叙事性进行探讨

在我国浩瀚的是个历史上，远在汉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带有叙事成分的诗歌，如远古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记述了原始人制造弹弓和狩猎的过程。又如，《击缶歌》中有：“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完整地展现了原始人的日常生活。在这些原始歌谣中，虽然初步具备了叙事的轮廓，但是只专于记载，没有具体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所以不能称作是叙事作品。

《诗经》作为保留完整的中国早期诗歌总集，在中国叙事诗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诗经》中的叙事诗从内容上划分，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来自于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民间吟唱，这些内容多保存于《国风》之中；另一种是讲述先民历史的“史诗性断片”，多保存于《雅》、《颂》之中。内容上的不同，也决定了这两种内容有各自的叙事特色。

《诗经》中的民间吟唱在叙事模式上多为第一人称视角，且叙事多是依附于抒情，为抒情服务。如著名的篇目《卫风·氓》讲述了一位女子从恋爱到婚后被遗弃的过程，但我们不难看出，全诗与其说是女子被抛弃这件事本身，但不如说是女子在叙述这件事时所表达的哀怨凄怆、伤心欲绝。钱钟书对《卫风·氓》有“层次分明，工于叙事”的八字评价，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氓》的第三章：“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脱也。女之耽兮，不可脱也。”这是女子在自身经历了悲惨遭遇和情感伤害的基础上，对世 间女子提出的沉痛告诫和对男子负心的悲切控诉。感情在叙事中得到渗透，甚至不惜打断叙事，直抒胸臆，使得在《国风》之中出现了我国较早的“感事”性叙事诗。

另一方面，从叙事内容上看，民间吟唱的歌辞中，多描述的是短小的生活片段或生活横截面的记录，在《国风》的叙事中，由于情感的抒发，把叙事阶段成了一个个短小的画面，在情节的完整性上，稍有逊色。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也有相对缺失的方面。诗经中的人物往往是以“类”的方式出现的，而在汉乐府诗中，则出现了具体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

《诗经》中的庙堂鸿音则另有特色，在这些诗篇中，往往在情节上注有奇幻的想象和充实连贯的情节，这些诗歌在当时多用于祭祀，出于对先祖的崇敬和赞颂，在叙事过程中，便使他们有了奇幻的人生经历，具有了“史诗”的性质。另一方面，这类是个在叙事过程中，则往往在侧重于总体上的宏观描述，不失对细节的微观雕刻。如在《生民》、《公刘》、《绵》、《皇矣》和《大明》记录了自发明农耕至牧野之战的历史重大事件，还原了历史风貌，既具备了生活情趣，又精准的叙述了历史事实。

三、汉乐府的叙事视角分析

在两汉乐府中，保存着大量的叙事诗作品。不得不说的是，相较于《诗经》的第一人称截面叙事方法，两汉乐府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基础上，表现出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强烈现实主义精神。

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两汉乐府诗的叙事视角有所增加。叙事角度在叙事诗中的灵活运用，也给读者带来了不同的阅读审美效果。

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最突出的特征表现是：叙述者多为故事中的主人公，出于作品的中心位置，叙述者通过自己的视角，来描写环境、叙述人物、讲述故事，他和自己所描述的世界史同质的。这一视角有其表达真情切意的优势，但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第一人称视角对作品的展现还是有一定的限制作用的。以《有所思》为例：“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它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呔，兄嫂当知之。妃呼唏，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作者用第一人称视角，描写了以为痴情的女子在遭遇爱情的波折后内心忧郁而又果决的情感变化，内容质朴自然，情感表达真切，情绪变化耐人回味。再如《长歌行》一诗：“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搅芝获赤幢。来到主人 门，奉药一玉箱。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强。发白复更黑，延年寿命长。”

“长歌”并不是如诗中所言是长寿之歌，也不是按照歌辞体律的长短，而是有“助长、鼓励”之意。全诗用第一人称讲述了“我”在仙人的指引下，登上太华，撷取灵芝和赤幢，制成仙药后献给主人，主人服用仙药后，身体日渐强壮，白发变成了黑发益寿延年的故事。在第一人称视角的叙事下，故事内容生动形象，富有传奇色彩，也拉进了读者和故事之间的距离。

除第一人称视角外，第三人称视角作为两汉乐府中最基本的叙事视角，客服了第一人称视角的局限性。在这些第三人称视角的两汉乐府诗中，叙述者以第三人称提及故事人物，这样的叙事所产生的是一个全知全能型的叙述者，不但可以全面详尽的讲述故事，还可以对人物和情节进行评论和情感的抒发。

如与《木兰诗》合称“乐府双壁”的唱片乐府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是第三人称视角下的优秀作品。《孔雀东南飞》主要记叙了刘兰芝嫁到焦家后，焦母不能接受她，将她送回娘家，后刘兰芝的兄长逼其改嫁他人。新婚之夜，兰芝满怀着对爱情的忠诚投水自尽，焦仲卿后殉情而死。情节曲折动人，扣人心弦。我们应该注意到，这首叙事长诗的一大成就是多条叙事主线共同进行。线索一便是建立在刘家河焦家这桩不“令人满意”的婚姻关系上的。焦仲卿长跪求母，是母子二人的首次情感冲突；刘兰芝盛装辞婆是兰芝的反抗与焦母的蛮横之间形成的第二次情感冲突；刘兰芝拒绝改嫁，是刘兰芝坚守爱情和兄长武断专横的第三次情感冲突；焦仲卿拜别焦母，是母子二人的第四次情感冲突。在这连续四次的情感冲突中，看似是独立的小片段，实际上则是冲突双方的不断摩擦，致使焦仲卿和刘兰芝最终走向了双双殉情的悲剧。

线索二是围绕着焦仲卿和刘兰芝坚贞不渝的爱情而展开的。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条线所并不是独立于故事之外的，而是建立在线索一所构架的激烈矛盾之上的。两条线索交替进行，为读者展示了一个情节紧凑扣人心弦的宏大故事和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出，两汉乐府与《诗经》叙事诗相比较，除却叙事视角的丰富，其叙事内容，也不再是简单的生活片段，而是发展为完整、立体的故事。

四、汉乐府的叙事艺术特征

以《孔雀东南飞》为例，全诗长353句，1765字，有“古今第一长诗”之称，是汉乐府民歌中故事完整，情节生动的佳作。不难看出，两汉乐府民歌的一大叙事特点是：故事性和戏剧性的增强。《孔雀东南飞》中两条主线交叉进行，跌宕起伏，极富故事性和戏剧性，在叙事诗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明代王世贞赞曰：“孔雀东南飞，质而不俚，乱而能整，叙事如画，叙情若诉，长篇之盛也。”

另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两汉乐府民歌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些鲜明的人物形象，除了完整的故事外，更多是丰满于富有个性的语言描写和灵活的心理活动，并加以社会环境的烘托。试以《陌上桑》为例：“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 罗敷前致词：‘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罗敷的聪明勇敢是在和愚笨的太守之间的对话体现的。面对使君的诱诈调戏，罗敷虽无力逃脱却依旧不肯束手就擒，急中生智以夸耀自己丈夫的方式，智斗使君，最终胜利。在罗敷美丽的外表下，填充进了聪慧的内涵，是罗敷这一“秦氏有好女”的形象得到了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统一。所谓的“言为心声”大抵就是如此。

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由多重叙事视角和丰满的人物形象构建的叙事诗骨架下，细节是叙事诗的血肉，使叙事诗为人传颂，感人肺腑。如在《陌上桑》中对罗敷的外貌描写：“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正面描写了罗敷的外貌细节，一个古典美女的形象跃然纸上，更可贵的是，在本诗中，侧面描写的运用，为罗敷的美貌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不仅烘托了罗敷的美貌，更给人以想象的空间，给读者以美妙新颖的审美享受。

五、后世对乐府歌辞的继承和发展

前文中我们曾提到，《诗经》中多是服务于抒情的叙事，而随着汉乐府的发展，叙事诗中叙事和抒情逐渐独立，并产生了主叙事兼抒情、夹叙夹议的行文特 点。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长河中，仅有这一阶段的诗歌具有主叙事兼抒情的主要特点，到了诗歌最为繁盛的唐代，一大部分诗歌基本上已经和叙事无关，作者在篇幅和词律的规则下仅通过意向抒发情感了。

我们想要探讨乐府这一诗歌体裁的继承和发展，就不得不说到一位诗人——杜甫。杜甫“本着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自创新题，即所谓‘即事名篇’，或者说‘因事命题’的作法，直接开导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2。

杜甫的新题乐府，在继承了汉魏晋古乐府的基础上，其题材选取和叙事特色都有所区别和发展。相较于汉魏晋乐府歌辞多记述百姓生活场景的诗歌内容，杜甫多选取能反应民间疾苦的社会生活片段，通过百姓生活疾苦的片段，高度概括地反应社会的无情和统治者的昏庸。杜甫多采取第三人称视角，客观全面的叙述自己的见闻，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是对汉魏晋乐府歌辞的借鉴和继承。乐府歌辞因多为生活截面描写，所以在时代代表性上稍有逊色；新题乐府在以其高度概括的宏观视角，是作者所叙述的故事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时代代表性。

在对汉魏晋乐府歌辞的创新上，新题乐府克服了汉魏晋乐府歌辞的叙事单一性，立体多面的从宏观角度出发，增强了诗歌的可读性和抒情性。如《新安吏》中诗人首先极力渲染了儿子征兵入伍，母子别离之悲凉,后又以过客的身份直接出面解劝,安慰中透着无奈，怜悯中透着心酸, 又隐含着对时局的忧虑。借母子离别之小悲，感百姓疾苦之大痛。杜甫创作新题乐府, 不仅是为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内容的需要, 也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

纵观两汉乐府诗歌，这些民间歌谣在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上都对我国的历史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形成了明显区别于西方国家古典诗歌的叙事诗，是我国文学发展历史上不可缺少的部分。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第二册。

参考文献：

[1]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2]罗根泽：《乐府文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 [3]程相占：《中国古代叙事诗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沙云星：《试论汉乐府民歌的叙事特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

第二篇：论汉乐府诗歌的艺术成就

论汉乐府诗歌的艺术成就

两汉乐府诗歌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最初用楚声演唱的乐府诗是《安世房中歌》。继《诗经》、《楚辞》以后，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两汉乐府诗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的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一下是对两乐府诗歌的艺术成就进行一次简单的概括。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关注现实，构成丰富多彩的艺术画面

《汉书•艺文志》：“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两汉乐府诗歌作者关注现实、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激发乐府诗作者创造热情和灵感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件，乐府诗所表现的大多都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当中的内容包括了对当时社会的苦与乐、爱与恨、生与死的人生态度，构成了一幅幅丰富多彩的艺术画面。

a、苦与乐：汉乐府诗歌的作者来自不同阶层，诗人的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因此，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在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例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描写的都是平民百姓的疾苦，寄托了作者深切的同情，以恻隐之心申诉了下层贫民的不幸遭遇。在《东门行》中“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衣裳”，逼得男主人公不得不拔剑而起，走上反抗的道路；《妇病行》写妇病连年累岁，垂危之际把孩子托付给丈夫，妇病死后，丈夫不得不沿街乞讨，遗孤在家里呼喊着母亲痛哭；《孤儿行》写孤儿受到兄嫂的虐待，尝尽人间心酸。这些作品用白描的笔法揭示平民百姓经济上的贫穷，劳作的艰难，并且还通过人物的队会，行动，内心独白，表现他们心灵的痛苦，感情上遭受的煎熬。而《相逢行》、《鸡鸣》、《长安有侠斜行》展示的是与苦难世界完全不同的景象，反应的是富贵子弟的奢侈生活。《相逢行》描写的是一个黄金为门，白玉为堂的富贵家庭的生活。《鸡鸣》和《长安有侠斜行》则对富贵家庭地位进行了大肆渲染，“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 展现了一个富贵家庭不只是一人做官，而是兄弟几人同时做官，所任官职也不限制在俸禄为四百石的侍郎，而是高达二千石的大官。一面是饥寒交迫，连自己的妻儿都无法养活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群，一面是锦衣玉食、妻妾成群的富贵人家，两组诗形成对比鲜明，反差极大的两幅画面。让读者领略到人间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两极世界。

b、爱与恨：汉乐府诗歌对男女两性之间的爱与恨作了直接的袒露和表白。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在两汉乐府诗中占有比较大比重，这些诗歌大都来之民间，或是出自下层文人之手，因此，在表达婚恋方面的爱与恨时，都显得大胆泼辣，毫不掩饰。例如《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当中接连例举了5种千载不遇、极其反常的自然现象来表现古代女子对自己意中人真挚、强烈的爱，来表白自己对爱情的矢志不渝。《有所思》反映的是未婚女子发现对方移情别恋后由爱变恨的变化和表现。女主人公思念的情人远在大海南，她准备了珍贵的“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想要送给对方。当听到对方有二心，她就依然决定毁掉这份礼物，“拉杂摧烧之”，并且“当风扬其灰”，果断地表示：“从今以往，勿复相思。”女主人公爱得热烈，恨得痛彻，她的选择是痛苦的，同时又斩钉截铁，义无反顾。

c、生与死：两汉乐府诗还表达了强烈的乐生恶死愿望。如何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是古人苦苦思索的重要课题，两汉乐府诗在这个领域较之前代文学作品有更深的开掘，把创造主体乐生恶死的愿望表现的热别充分。例如：《薤露》认为人的生命短暂，不如草上的露水。露水干了大自然可以再造，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死亡使生命有去无归，永远消失。恶死和乐生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在表达人们对死的厌恶之情的同时又以虚幻的形式把乐生愿望寄托在与神灵的沟通上。《日出入》就是一个典型，由太阳的升降联系到人的个体寿命。太阳每天东出西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远没有尽头。然而人的个体生命却是有限的，生为出，死为入，一出一入变走完了人生的历程，从而和反复出入、永恒存在的太阳形成鲜明的对照。作者大胆地想象，期待能够驾驭六龙在天国遨游，盼望神马自天而降，把自己载入进入太阳运行的世界。《艳歌》则描绘出衣服进入天国的理想画面。诗人自己幻想自己升上云霄，来到神界仙乡，成为那里的贵宾。各路神仙纷纷为他而忙碌，诗歌超越个体有限的生命，到大彼岸世界之后的至乐。两首诗歌都把人神仙化，表达作者沟通天人的理想。

二、娴熟巧妙的叙事手法

两汉乐府诗歌中既有叙事诗又有抒情诗，但以叙事诗的成就更为突出，它的叙事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的叙事诗的成熟。

a、两汉乐府诗叙事诗大多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当中大多数叙事诗多具有完整的情节，不局限于一两个生活片段，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描述的一般都是一个有头有尾、有连续情节的故事。例如：《孤儿行》通过行贾、行汲、收瓜、运瓜等诸多劳役，突出了孤儿苦难的命运。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情节更是波澜起伏，扣人心弦。通篇分三条线索进行讲诉，一条是刘兰芝与婆婆、兄长的矛盾及冲突；一条是刘兰芝和焦仲卿相互同情和日益加深的过程，这两条线索纠结在一起，情节跌宕起伏，让读者无形中去关注矛盾的发展和男女主人公的命运。

b、当中叙事诗详略得当，繁简有法。详与叙事而略与抒情诗其的一大特点。两汉乐府诗的作者具有比较自觉的叙事意识，在创造实践中努力吧叙事诗和抒情诗区别开来，是两者的形态呈现出明显的差别。当中的许多叙事名篇，都因叙事详尽而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例如：《十五从军行》对复员老兵家园荒芜的景象渲染得非常充分，对老兵回家后的行动也有详细的叙述，老兵内心的感受病没有进行详细的描写，全诗以叙事为主。繁简有法表现如《陌上桑》中详写了众人观罗敷、罗敷夸耀夫婿的场面，其余则略写；《孔雀东南飞》首尾略写，中间太守家迎亲的场面详写，铺张扬厉，大肆宣扬。

c、叙事时注意场面描写，例如：《战城南》描写了将士战死后的景象：“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驾马徘徊鸣„„”作者极力渲染战场变成牧场之后死寂、悲凉的战场画面，勾画出一幅近乎死寂的阴森画面，寄托对阵亡战士的哀悼之情。

三、促进中国古代诗歌诗体的演变

两汉乐府诗歌对于中国古代诗歌样式的嬗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向四言诗向杂言诗歌和五言诗的过度。相继出现了五言歌谣、乐府五言诗和文人五言诗。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诗歌样式的变革往往和流行乐曲的声调有关。两汉乐府诗最初是配乐演唱的，它之所以在诗体形式上不同于《诗经》的四言句，既是诗歌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有乐曲的因素发挥作用。

汉乐府用楚声演唱的诗歌，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三言句和七言句，从而导致诗体的演变，这种迹象在汉初就已经出现，例如《安世房中歌》就是用楚声演唱的，其中第六章是七言和三言相杂：“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大山崖，百卉殖，民何贵？贵有德”。这首诗是用楚声演唱的三言七言相杂之诗，是对骚体诗歌的改造。汉代楚声的流行，对三言和七言诗句的大量出现起了催化作用。除了楚声外，另外在北狄西域乐和中土流行的五言歌谣这两种乐声的催化作用下，对乐府诗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东汉开始就有较多的文人五言诗。从西汉五言歌谣到乐府五言诗，再到文人五言诗，早期文人五言诗基本形成。

第三篇：论“汉乐府”的现实主义

论“汉乐府”的现实主义

摘要：乐府民歌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朵奇葩，汉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 的现实主义艺术传统，发展了《诗经》叙事成分。本文通过与《诗经》的对比，来论及乐府诗的现实主义风格及其影响，班固在《汉书》中对这些民歌的评价：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乐府诗这种“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实际上是对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诗经》中“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的继承，对后代诗歌也有其更具体、更直接的巨大影响。关键词：现实主义比较汉乐府影响

《诗经》是我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源头，对后代诗歌发展有深远影响。汉代乐府民歌的出现，不仅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且它的许多艺术表现手法，以及在诗歌形式方面，都得到进一步发展，对后世影响深远。第一，揭露和反抗阶级剥削和压迫的诗篇。在《诗经》民歌中，通过描写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劳动场面，表现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所占篇幅最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豳风·七月》，诗中描述了奴隶们一年到头劳碌痛苦，仍不免饥寒交迫，描绘出了一幅奴隶受压迫剥削的悲惨画面。深刻地揭露奴隶主的残酷和暴戾：“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曰杀羔羊。”但奴隶们终生忙碌，“为公子裳„„”“为公子裘”，而他们却是“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九月叔苴，采茶薪樗，食我农夫”。他们整年收获得果实，送给了奴隶主享用。自己的生活却是吃“苦菜”，烧“臭椿”。“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白天去采茅草，晚上要搓绳子，赶紧上房复盖屋顶，春一开始，又要下田播种百谷。这是当时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描述。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和生产工作者即奴隶。奴隶被束缚在土地上，没有人身自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北山》）即，普天之下，都是周王的土地，循着王土到海滨无人不是周王的臣民，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春秋初期，当时还有“民不迁，农不移”的说法。

《伐檀》诗中写到“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硕鼠》中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爱得我所”。这首诗直接抒写了人民生活、社会阶级斗争；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对社会现实的态度，又提出了天真、朴素、善良的愿望。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奴隶们发誓要离开聚敛无度的统治者，想要走上乐土。他们不满剥削，要“适彼乐土”。当时奴隶饥饿、逃亡，流浪于街头，驿于旷野，入林为“寇”，落山为“盗”，反剥削反压迫的一幅连环斗争图画浮现在读者眼前。这幅图画正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于是便产生了《伐檀》、《硕鼠》这样反剥削，反压榨的诗篇，这是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的。

在“汉乐府”民歌中也有揭露和反抗阶级剥削和压迫的诗篇。如《妇病行》、《孤儿行》、《东门行》、《乌生》等。其中《妇病行》 和《孤儿行》里表现得更加鲜明而强烈。《妇病行》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

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儿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从诗中看到病妇的生活苦楚，要抱孤子无上衣，虽有短衣是单的。关门可挡风避寒，或防止野兽之类进屋伤害孩子。母爱由言语泄出，诀别之辞何等切切;父爱则由行动导出，关切之情何等拳拳！通过托孤、买饵和索母几个细节，描写了一个穷苦人家的悲惨遭遇。作者不着一字说明，而人物个性毕现，悲剧主题自生，写得沉痛凄惋，真切动人，这正是汉乐府“感人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特色的表现。

从《诗经》民歌中的《魏风·伐檀》、《魏风·硕鼠》到汉乐府民歌中的《妇病行》、《东门行》等都是反剥削，反压迫的现实主义作品，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有些表现描写的虽然场景相同，但表现形式不尽相同。《魏风·伐檀》、《魏风·硕鼠》对统治者表现的非常辛辣的嘲讽和蔑视，而在“汉乐府”民歌中的受剥削受压迫者不是“无耐”和“哀怨”，所表现的是起来反抗和斗争，是真正体现在行动上的。从“乐府”诗歌中可以看出封建社会

(汉代)的受剥削者，受压迫者是已有所觉醒。

第二，对战争和徭役的揭露的诗篇。在周代，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也是很重的。《诗经》民歌中不少的诗篇反映了当时统治者之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互相进攻的兼并之战，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和痛苦，如《豳风·东山》、《卫风·伯兮 》、《王风·君子于役》等，却从不同的侧面抒写了人民反对战争，向往和企盼和平劳动生活的思想感情。“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敦彼独宿，亦在车下。”写参加东征的战士在役满还乡的途中，除了想象回家恢复和平生活的欢乐，还悲伤地想起了从征期间象蠋一样“敦彼独宿”的痛苦生活。

关于对战争和徭役的揭露的诗篇。在“汉乐府”民歌中，《战城南》和《十五从军征》都是杰出作品。《战城南》：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鸟不食。为我谓鸟: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这首诗通过了遍地死尸，鸟啄兽食和水深草长，战士有出无归的荒凉恐怖的画面来暴露出战争的罪恶。唐代陈子昂《感遇》诗里曾经这样说：“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战城南就是很具体而深刻地把这种情况反映出来。从这诗里可以看出当时战争的剧烈，死亡的众多，以及暴骨沙场的惨状，而且也可以看出统治帝王们穷兵黩武而使广大人民遭受痛苦的情形，人民是不愿意参加这种战争的，《战城南》反映的正是这种怨恨情绪。《十五从军征》，更使我们深刻地认识过去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和广大人民所遭受的痛苦。

这两首诗和《诗经》民歌中的反战争的诗篇非常相似。《东山》是通过主人公的想象而表现出来的, 而《十五从军征》是通过主人公口吻直接描述出来的,从中可以看出“汉乐府”民歌中的思想表现比《诗经》民歌中的写实性更加鲜明,同时也看出封建社会劳动者反战争思想比奴隶社会的劳动者的反战争思想表现的觉悟程度更进一步。这也是二者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不同运用所在。

第三，反映劳动人民爱情和婚姻的诗篇。《诗经》民歌中反映当时劳动人民的爱情和婚姻的诗歌较多。有的直接抒写男女青年爱情生活的幸福和欢乐, 如《邶风 静女》;有的写出男女幽会赠送情物的欢乐情趣,如《郑风溱洧》写郑国男女三月上巳节, 在溱洧二水旁春游，自由择爱，赠送情物，女子与情人相见的欢乐，真切动人。

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妇女们往往要面临被抛弃的命运，著名的唱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主人公刘兰芝和焦仲卿夫妻感情虽好，却敌不过代表封建权势的婆婆，刘兰芝被扫地出门，夫妻劳燕分飞，最后只能以死做抗争。通过焦仲卿、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同时热烈地歌颂了兰芝夫妇为了忠于爱情宁死不屈地反抗封建恶势力的斗争精神，并最后表达了广大人民争取婚姻自由的必胜信念。由于它所提出的是封建社会里一个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这就使得这一悲剧具有高度的典型的现实意义。

“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反映爱情和婚姻的诗不算很多，但现有篇章同样能够反映当时在爱情和婚嫁现实，有的因无辜被弃，对喜新厌旧的“故夫”提出了责难，如《上山采蘼芜》：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合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有逆来顺受的弃妇，但也有敢于反抗夫权，对三心二意的男子毅然表示“决绝”的女性，如《白头吟》。诗一开头就说：“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用雪月表明自己的光明纯洁，而对方之卑鄙龌龊也就不在话下。切身的痛苦使得诗的主人公正确地提出了“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的爱情理想。然而在那恋爱不自由、婚姻不自由的情况下，这理想是无法实现的。

通过以上简单的论述，可以看出，《诗经》民歌和“汉乐府”民歌，它们所反映的生活面是非常广阔的。它们从反剥削反压迫、反战争、反封建礼教方面使我们看到了一幅描绘社会现实的图画。这些图画里面都记录了统治阶级的荒淫与无耻，社会制度的罪恶，人民生活的苦难和愿望。

汉乐府民歌继承并发展了周代民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它更广泛、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对后代诗歌也有其更具体、更直接的巨大影响。许多作品都起着示范性的作用。这种影响，首先就表现在它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上。这种精神象一根红线似的贯串在从建安到唐代的诗歌史上，俨然形成一条以乐府为系统的现实主义传统，深深影响着后代诗歌的创作。

参考文献：

［1］ 杨生枝《乐府诗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5。

［2］ 吴小如, 王运熙《汉魏六明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3］ 王占威《诗经名篇集释集评》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2。［4］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第四篇：关于汉乐府诗歌的文献综述

关于汉乐府诗歌的研究综述

乐府机关的主要工作是：定制乐谱，搜集歌辞和训练乐员。在乐府最鼎盛时期，人数多达八百余人，其中设立的官吏职位也是各司其职，层级分明。乐府的出现具有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班固的《两都赋序》中有文：“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

武帝通过设立乐府，得以“兴乐教”、“观风俗”，时至今日的我们，通过汉乐府，也可以还原出当时百姓生活的情况和当时社会的风貌。哀帝 “罢乐府”使乐府民歌有所失散，而到了魏晋，乐府机关虽然没有被废除，但是却没有了采诗的制度，只沿袭了已有的乐府歌辞。随着南朝时期新声杂曲的大量繁荣，虽然在作品数量上有所进展，但我们仍不能忽视其内容的单一性和题材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汉乐府诗的主要搜集和保存，是依靠政府的乐府机关，然而，传唱和内容的不断丰富，则得力于民间歌人和百姓的口头传唱。

随着乐府的发展和乐府歌辞的不断丰富，“乐府”从机关名称变成了诗体名称，其定义也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乐府是指汉以下入乐的诗，包括文人创作的和采集自民间的；而广义的乐府则连词曲也包括在内。此外，更为广义的乐府有包罗了并未入乐只是沿袭了乐府旧题或是模仿乐府体裁的歌辞作品。

了解了乐府的起源和发展，我们不难看出，乐府诗是取材于民间，传播于百姓，彰显其时代风貌的叙事作品，由此我们也将对汉乐府诗的叙事性特点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在对叙事诗进行溯源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想要完整的了解中国古代叙事诗，针对诗经展开的研究是必须得到重视的。

现存可知最早带有叙事色彩的诗歌，是汉之前的《弹歌》，全诗内容言简意赅：“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又有，《击缶歌》中有：“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完整地展现了原始人的日常生活。在这些原始歌谣中，已经初步具备了叙事的轮廓。

《诗经》中的叙事诗从内容上划分，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来自于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民间吟唱，这些内容多保存于《国风》之中；另一种是讲述先民历史的“史诗性断片”，多保存于《雅》、《颂》之中。民间吟唱的歌辞中，多描述的是短小的生活片段或生活横截面的记录；庙堂鸿音则另有特色，在这些诗篇中，往往在情节上注有奇幻的想象和充实连贯的情节，这些诗歌在当时多用于祭祀，出于对先祖的崇敬和赞颂，在叙事过程中，便使他们有了奇幻的人生经历，具有了“史诗”的性质。

对叙事诗的探讨，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在刘歆的《七略》中有：“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一说。

在对汉乐府诗的叙事特征这一问题的论述上，沙云星的《试论汉乐府民歌的叙事特征》认为，汉乐府的叙事因素发展与先秦歌谣有密切关系，在先秦歌谣中的简短叙事，尚未构成连贯的故事情节，因而不能算作是叙事诗。但不可否认的是，汉乐府中集中表现民生疾苦的作品，依然可以窥见来自先秦的叙事踪影。在汉乐府民歌的叙事特征上，沙云星认为，与汉乐府之前的叙事诗相比，汉乐府诗歌的故事性和戏剧性大大增强。《诗经》中的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多是作为情感寄托，而汉乐府则更重于叙事本身。汉乐府对于整体形象的真实性和故事的完整性都有新的要求。除了故事性，汉乐府的戏剧性也使其更富有文学魅力。如在《孔雀东南飞》中，多条叙事线索并行，故事完整，叙事宏大，情节波澜起伏，是叙事诗发展的里程碑。在情节方面的成就只是汉乐府的成功之一，另一方面，汉乐府诗中高超的叙事艺术，也离不开鲜明人物形象的塑造。在直接叙述的基础上，通过制造情节冲突和矛盾并为角色加上更为丰富的动作和精巧的语言，或独白，或对话，使形象生动饱满。这些鲜明的人物形象，除了完整的故事外，更多是丰满于富有个性的语言描写和灵活的心理活动，并加以社会环境的烘托。汉乐府在细节上的成功塑造，也是不可忽视的。

杨静的《试析汉民间乐府叙事诗的叙事艺术》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而与沙云星的《试论汉乐府民歌叙事特征》不同的是，本篇通过对《诗经》和汉乐府诗的对比，更突出了叙事诗的发展脉络和进展。汉乐府诗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最突出的特征表现是：叙述者多为故事中的主人公，出于作品的中心位置，叙述者通过自己的视角，来描写环境、叙述人物、讲述故事，他和自己所描述的世界史同质的。除第一人称视角外，第三人称视角作为两汉乐府中最基本的叙事视角，客服了第一人称视角的局限性。在这些第三人称视角的两汉乐府诗中，叙述者以第三人称提及故事人物，这样的叙事所产生的是一个全知全能型的叙述者，不但可以全面详尽的讲述故事，还可以对人物和情节进行评论和情感的抒发。汉乐府诗是我国叙事诗歌走向成熟的标志。

张志斌的《先秦至两汉：中国诗性叙事的开展和深入》认为汉乐府诗是中国古典叙事诗创作的第一次高峰。在由多重叙事视角和丰满的人物形象构建的叙事诗骨架下，细节是叙事诗的血肉，使叙事诗为人传颂，感人肺腑。

《诗经》中多是服务于抒情的叙事，而随着汉乐府的发展，叙事诗中叙事和抒情逐渐独立，并产生了主叙事兼抒情、夹叙夹议的行文特点。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长河中，仅有这一阶段的诗歌具有主叙事兼抒情的主要特点，到了诗歌最为繁盛的唐代，一大部分诗歌基本上已经和叙事无关，作者在篇幅和词律的规则下仅通过意向抒发情感了。

谈艺超的《汉乐府的叙事角度》在探讨了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和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的基础上，提出了“视角的转换”这个新的观点，单一固定叙事视角在多层次反映生活片段和变现人物性格方面多会受到限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人物和更立体的描述社会，不少作者也根据情节需要转换叙事视角。传统的第三人称的视角在表现生活场景和刻画人数众多、细节繁琐的人物形象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而第一人称的应用，则更能够拉近主人公和读者的距离，更有利于故事的丰满和情感的抒发。

程相占的《古代叙事诗研究》，通过对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深入分析，首先对叙事诗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的划定。作者认为，所谓“叙事诗”是在特定的用意支配之下，用押韵的语言把时间的安排具有一定顺序的作品。全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于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历史流变，把文学与历史发展相结合，对诗歌发展的客观因素进行了解析；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在叙事视角和人物形象上，细数了丰富的人物类型。在第四部分“诗体”中，重点挖掘了叙事诗的叙事意义。

杜甫“本着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自创新题，即所谓‘即事名篇’，或者说‘因事命题’的作法，直接开导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1

葛晓音的《论杜甫的新题乐府》中，首先对杜甫的诗作进行了种类界定。在重新界定了“新乐府”和“新乐府运动”的前提下2，研讨杜甫写作新题乐府的自觉意识和独创性。

在继承了汉魏晋古乐府的基础上，杜甫在题材选取和叙事特色都有所区别和发展。相较于汉魏晋乐府歌辞多记述百姓生活场景的诗歌内容，杜甫多选取能反应民间疾苦的社会生活片段，通过百姓生活疾苦的片段，高度概括地反应社会的无情和统治者的昏庸。杜甫多采取第三人称视角，客观全面的叙述自己的见闻，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是对汉魏晋乐府歌辞的借鉴和继承。乐府歌辞因多为生活截 12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第二册。

葛晓音，《新乐府的缘起和界定》，1995年第三期。面描写，所以在时代代表性上稍有逊色；新题乐府在以其高度概括的宏观视角，是作者所叙述的故事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时代代表性。

在对汉魏晋乐府歌辞的创新上，新题乐府克服了汉魏晋乐府歌辞的叙事单一性，立体多面的从宏观角度出发，增强了诗歌的可读性和抒情性。杜甫共著有三十多篇新题乐府作品，值得关注的是，在三十多篇作品中，其艺术表现手法无一雷同。可以看出，诗人在可以摆脱初盛唐乐府歌行的拟古习惯的同时，自觉地运用新题歌行等诗体，继承汉魏乐府的创作特点。这样的创作思路，不仅是杜甫个人追求艺术创新的需要，也是叙事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

叙事诗在我国的诗歌系统里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对于叙事诗的研究和探讨，从古至今也不乏良作，通过对汉乐府进行溯源，在汉乐府中寻找叙事诗的发展共性，未来的叙事诗创作和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研究资料索引

[1]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2]罗根泽：《乐府文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

[3]程相占：《中国古代叙事诗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4]沙云星：《试论汉乐府民歌的叙事特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5]葛晓音：《轮杜甫的新题乐府》，社会科学战线，文艺学研究，1996。[6]张志斌：《先秦至两汉：中国诗性叙事的开展和深入》，学术论坛，2009。[7]杨静：《试析汉民间乐府叙事诗的叙事艺术》，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6。[8]谈艺超：《汉乐府的叙事角度》，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9]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10]程相占：《中国古代叙事诗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第五篇：古典诗歌18 汉乐府两首教学设计

古典诗歌《18汉乐府两首》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标

1.理解诗歌大意；进一步了解汉乐府的知识。2.了解诗歌抒情的艺术手段；感受古代女子的爱情观。3.反复朗读诗歌，体会诗中表达的情感；争取熟背诗歌。

二、教学设想

《上邪》语言质朴，感情浓烈，形象生动，学生容易把握诗歌的主旨，故可以略讲。《饮马长城窟行》抒情女主人公情感复杂，思绪飘转，故要引导学生理解主人公情感的变化线索；鉴赏诗歌多种艺术手法结合的写作技巧。

三、课时安排：一课时。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

欣赏几则爱情语句，引导学生进入课文。（多媒体展示）

（二）.有关爱情的格言: 1.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恩格斯）

2.爱情进入了人的心里，是打骂不走的。它既然到了你的身上，就会占有你的一切。（莎士比亚）3.爱情有温柔，也有狂暴。（莫里哀）

4.如果爱情是真情实意，爱的委屈会很快忘记。（陀思妥耶夫斯基）

（三）、《上邪》赏析

1.朗读诗歌，注意情感的抒发。

2.明确大意：写了一个女子的爱情誓言，对情人的至死不渝的真爱。

3.女主人公是如何向心爱的人表誓的？

明确：夸张、排比手法，列举了五种无法实现的现象来表明自己对爱情的忠贞。

4.学生结合自己的理解，谈谈对诗歌的审美感受，教师总结。明确：这是一则爱的宣言，飞扬的爱情旗帜、炽热的情感，穿越千年也不褪色。铮铮之言，肺腑之语，让人不得不相信这世间——真爱无敌。

（四）、《饮马长城窟行》赏析

1.朗读诗歌，梳理大意。

明确：诗歌写了一个女人对远行未归的丈夫的思念，有相思的刻骨铭心，有期盼的望眼欲穿，有被牵挂的欢天喜地。2.研读“青青河边草……展转不可见”。

明确：这部分写思妇昼夜梦想的殷切和悲伤。以青草起兴，象征爱的绵长，令人耳目一新。3.研读“枯桑知天风”到“谁肯相为言”。

明确：写思妇独居之苦和不平。和丈夫一起出去的人都回来了，偏偏没有人告诉她丈夫的情况，内心的苦痛可想而知。4.研读剩下部分。

明确：写思妇收到丈夫来信的喜悦之情。原来远方的丈夫也并没有忘记家中的妻子。“上”“下”各指信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信的内容非常质朴，非常亲切，丈夫的叮嘱从一个侧面写出了丈夫对妻子的感情，他也在思念着她。5.诗歌从哪些方面写了女子的思念和痛苦？用了什么手法？

参考一：多处运用比兴的手法，如开头的以草起兴，表明思妇的思念之情；“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这一句也是起兴。桑树枯萎知道天风已到，海水也知道天寒的滋味，极言丈夫不在家自己受到的冷落，感受到的世态炎凉。

参考二：三层痛苦：丈夫远行，经年不归，独自一人，饱尝门庭冷落、世态炎凉之苦，这是一层痛苦；偏偏一大帮和丈夫一起出去的人都回来了，唯独不见自己的丈夫，他人团聚而自己不能，这是第二层痛苦；回来的人群中，居然没有任何人可以告知自己的丈夫的情况，“谁肯相为言”，世情如此，令诗人的痛苦陡然增加，这是第三层。

6.总结归纳。

我们将诗中读到的各种信息合在一起，就是我们见到的主人公了。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相思极深的女子形象。诗歌从青草起兴，以收信结尾，中间写到了自己的独居之苦。全诗一气呵成，非常简洁。

五、拓展研讨

“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释义讨论。

参考一：枯桑虽已无叶尚且知道天风的拂吹；海水虽然广大不易结冰，也可知道天气的变冷。枯桑且知天风，海水且知天寒，远行的丈夫竟会不知道家中的妻子对他的思念吗？ 参考二：诗中妇人对远行丈夫的思念，如今，春去秋来，岁月轮转，眼看天风拂吹，桑枯叶落，水冷天寒，伊人不归，年复一年，更加深内心的凄冷和对伊人的思念。原诗下二句：“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别人家的丈夫入门来，一家和和乐乐，相与嘘寒问暖，唯独自己，独守空房，冷落凄清，无人可相安慰。如今，看着天风的吹拂、落叶的飘落、海水的变寒；岁月飘忽，岁月虚度，触景生情，倍添内心的寂寞凄寒。

六、补充汉乐府知识

1.乐府，本来是指汉代采诗制乐的官署，后来逐渐成为一种诗体的名称。

2.乐府民歌是汉代乐府的精华，这些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它们“形式是新创的，情感是丰富的，文字是质朴的，题材是现实的”，代表那个时代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

3.代表作品如《妇病行》《孤儿行》《东门行》《平陵东》《战城南》《十五从军征》等。4.明人胡应鳞《诗薮》曾评论说：“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又说：“矢口成言，绝无文饰，故浑朴真至，独擅古今。”

七、布置作业

1.熟读两首诗，争取背诵。

2.比较《氓》与《饮马长城窟行》关于爱情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