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浙江大学的渊源
浙江大学的渊源—— 求是书院创建于189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效法西方学制最早创办的几所新式高等学校之一。1901年起曾几度易名并一度停办；1927年在原校址成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由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和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改组为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和劳农学院）；1928年4月1日改名为浙江大学，1928年7月1日起，冠以“国立”二字，称国立浙江大学，下设工、农、文理三个学院。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被迫辗转西迁贵州。在中国著名气象、地理学家、校长竺可桢先生领导下，浙江大学历经艰辛，筚路蓝缕，崛起为当时国内有影响的几所著名大学之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誉为“东方剑桥”。1946年秋学校迁返杭州。至1948年3月底，浙江大学已发展为拥有文、理、工、农、师范、法、医７个学院、25个系、9个研究所、1个研究室的综合性大学。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进行调整，浙江大学的学科和院系设置发生了很大变动。其部分系科调整到省外兄弟院校，部分院系或独立成校，或与之江大学、浙江省立医学院等院校组合重新建校。之江大学前身为建于1897年的育英书院；浙江省立医学院前身为建于1912年的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浙江大学文学院、理学院的一部分、之江大学的文理学院和浙江师范专科学校合并，建立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又与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杭州大学；浙江大学的农学院单独分出成立浙江农学院，1960年更名为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大学的医学院与浙江省立医学院合并，成立浙江医学院，1960年更名为浙江医科大学。调整后的浙江大学成为一所多科性的工业大学。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源出一脉的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均取得了较大成就。浙江大学成为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以工为主、理工结合、人文经管协调发展的全国重点高校，1995年成为首批列入国家“211工程”建设计划的重点大学之一。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也分别成为实力雄厚、特色鲜明，居于国内同类高校前列，在海内外有一定影响的浙江省属重点大学，并分别通过了“211工程”部门预审和重点建设项目立项论证。四所学校对浙江省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经国务院批准，1998年9月15日，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为新的浙江大学，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布局结构调整的一项重大举措，对于面向21世纪在我国组建若干所规模大、层次高、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必将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新的浙江大学仍定名“浙江大学”，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实行教育部与浙江省共建共管。
求是初创
1897年----1928年
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创建于己于1897年，是我国最早自办的新式高等学堂之一。求是书院首届招收“举贡生监”（后称“内院生”），共30名，学制五年。以后也招“经生”、“蒙生”，统称为“外院生”。书院注重“新学”，必修课设有国文、英文、算学、历史、地理、格致、化学等。延聘外籍教师，选派留学生。1898年选派4人，1900年选派18人，1902年选派10人赴日留学，至1903年，浙江留日学生总数达154人，居全国第二位。
初二十年，创业维艰，几易其名，又一度停办，直到1927年7月，在改组工专、农专为工学院、农学院的同时，成立了第三中山大学，学生数达174人，基本形成了中国现代高等学校的雏形。
定名复兴
1928年----1936年
1928年4月，正式定名为浙江大学。同年7月，改称“国立浙江大学”。著名教育家蒋梦麟、邵裴子先后出任校长。他们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增设系科，创建文理学院，拓宽校址，开辟农场┅┅。至1936年，已有文理、工、农三个学院，16个学系，575名学生，使浙江大学初具规模。
西迁崛起
1937年----1946年
1936年，著名地理与气象学家竺可桢任校长。不久，抗战爆发，竺可桢率领全校师生转辗西迁，流亡
办学。初迁浙江西天目、建德；继迁江西吉安、泰和；三迁广西宜山；最后（1940年2月）迁至贵州，在遵义、湄潭、永兴办学七年，直到抗战胜利。这是浙江大学重要发展时期，尽管办学条件十分艰苦，但竺校长敦聘名师，倡导“求是”校风，鼓励学术研究，浙大一时人才济济，成果卓著，被誉为“东方剑桥”。至1948年3月，已发展成设有文、理、工、农、医、法、师范等7个学院、25个学系、9个研究所和1个研究室、2000余名学生的著名综合性大学。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绍兴（今上虞）东关人。地理学和气象学家、教育家。1910年赴美留学，先入伊利诺大学农学院，继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气象。1918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武汉高等师范、南京高等师范（后改名南大学）、南开大学执教，并创建中国第一个地学系。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开创我国现代气象事业。
1936年4月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兼任气象研究所所长。次年，抗战爆发，竺可桢带领全校师生转辗西迁，流亡办学，使浙大崛起成为全国著名大学。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普及协会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调整发展
1949年----1979年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浙江大学开始新的历程。1952年院系调整，1952年重建理科，浙江大学成为一所多科性的理工大学。在调整过程中，文、理、医、农又各自分别组建了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学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招收研究生，接受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至1965年，全校已有10个学系、35个专业、6700余名学生、1400余名教师。1978年，浙江大学一度归属中国科学院、浙江省双重领导。以后，又成为国家教委直属的重点高校。
改革腾飞
1978年----1997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发展的新阶段。浙江大学与清华大学一起被国家列为综合改革的试点高校。改革管理体制，加强基础理论，探索英才教学，国内外公开招聘人才，多渠道培养研究生，注重基础研究，科研服务于国民经济主战场，广泛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一系列改革措施，使浙江大学发展迅速，在校学生达13000余人，教职工4566人，建立起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一套完整的培养体系，成为国内一流的著名大学。与此同时，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战略合并
1998年至今
1998年9月15日，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等四所具有历史渊源，同根同宗的高校，经国务院批准，合并组建成新的“浙江大学”。这是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件举国瞩目的大事。它不但使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有了重大突破，而且也为浙江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赢得了新的契机。组建后的浙江大学是当时国内学科门类最全、办学规模最大的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目前，学校在组建20个学院的基础上，正努力将浙江大学办成一所高层次“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的大学。
第二篇：渊源六一
渊源“六·一”
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理事会议，中国和各国代表愤怒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分子和各国反动派残杀、毒害儿童的罪行。为了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为了改善儿童的生活，会议决定以每年的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从此以后，每年的6月1日，各国儿童举行集会，庆祝自己的节日。
在此以前，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就有儿童节。1925年，国际儿童幸福促进会倡议建立儿童纪念日，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积极响应，先后建立了自己国家的儿童节，英国规定每年的7月14日为儿童节，美国规定5月1日为儿童节。日本的儿童节很特殊，分男女儿童节，男儿童节5月5日、女儿童节3月3日。我国在1931年也曾经规定4月4日为中国儿童节。自从1949年确立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以后，世界各国纷纷废除原来的儿童节，而统一为“六一国际儿童节”。我国政府1949年12月宣布：以“六一国际儿童节”代替原来的“四四儿童节”，并规定少年儿童放假一天。
第三篇：信托法渊源简介
信托法是调整信托关系，规范信托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在我国，合同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交易关系的法律，它主要规范合同的订立、生效、履行、变更、终止和解除以及违约责任等问题。信托法则是调整信托关系、规范信托行为的法律，它所强调的是信托这一关于财产转移和财产管理的独特的法律机制，从而使信托有别于传统的赠与、遗嘱、委托、代理、第三人利益契约等法律制度。因此，信托法不是合同法的特别法。在我国民事、商事法律采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系之下，信托法和合同法同为民法的特别法。
信托法的起源
信托是起源于英美法的一个法律概念，指委托人将财产权移转给受托人，受托人依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或为特定目的而管理或者处分信托财产，并将管理或者处分财产的收益交给受益人的一类法律关系。二战后，信托制度以其极具灵活性和实用性的优点得到了很多大陆法系国家的认可和采纳，如日本、韩国相继制定了自己的信托法。
信托法是英美法系独特的产物，是英国人对世界法律体系做出的重要贡献。英国的法学家梅特兰曾说，“如果有人要问英国人在法学领域取得的最伟大、最独特的成就是什么，那就是历经数百年发展起来的信托理念，我相信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答案了。这不是因为信托体现了基本的道德原则，而是因为它的灵活性。它是一种具有极大弹性和普遍性的制度。”
信托法的作用
长期以来，比较法学者一直认为，起源于英国的私人信托（Private Trust）是普通法系与欧洲大陆法系最具标志性的差异之一。在普通法系国家，信托是衡平法最重要的一项发明，数百年来，无论在民事还是在商事交易中，它一直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反，在大陆法系国家，则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私人信托。事实上，它的基本特征与民法的基本框架是难以相容的。
信托法是历史偶然的产物，最初是为了弥补五百多年前英国残缺不全的法律制度，而在现代英国有了合同法和代理法后已经成为多余。对大陆法国家而言，引入信托法究竟是一种有意义的改革，填补了法律体系的重大空白，还是相反，对现有法律制度的完善毫无意义。这些根本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法学家们忽视了。虽然国内、国际都有大量的信托法论著，但都是讨论信托法原理，而没有重视对信托法功能的分析。
今天，深入理解信托法的功能具有重大实际意义。在欧洲尤其如此。越来越多的大陆法国家已经引入与信托法类似的制度，并正在积极推动那些尚未承认信托制度的国家承认在其他国家成立的信托。导致这种趋势出现的原因有二：欧盟正在致力于消除各成员国私法制度之间，尤其是大陆法和普通法之间的差异；专业投资基金需要适当的法律形式。一些学者认为，信托可能成为普通法对欧洲私法的最大贡献。
不仅欧洲人可以从加深对信托法功能的理解中获益。在美国，学者们继续把重点放在研究信托的历史角色，即家庭内部财富转移的一种方式。然而，信托制度的这种传统角色早已微不足道。信托制度更为重要的作用表现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上。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一般都是采用信托形式，它们几乎占美国股票总数的40％，公司和外国债券的30％。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信托已经成为美国债券的主要发行者，金额超过2万亿美元。
准确地理解信托法的功能不仅有助于认识资本市场的核心制度，而且有助于对一般组织法功能的认识。私人信托是法律规定的一种最简单的企业组织形式，对信托的分析有助于更好的认识其它更为复杂的组织，如合伙公司以及其他新型组织，如近来出现的有限责任公司等等。
普通法把信托分成两大类型：私人信托和公益信托。虽然欧洲法强烈抗拒私人信托，但民法中有财团法人制度，它非常类似于公益信托。而且，有大量文献探讨了公益信托及其“近亲”——“非营利法人”，而对私人信托则很少论及。
普通法与民法法系在概念上和历史演进上是不同的，正是这种不同造成一方产生了信托制度，而另一方则没有。文章简要地分析了民法法系中类似信托功能的法律制度，以及信托法的一般性经济功能这一主题。这分为两部分：
首先，我们分析信托法对合同法和代理法有哪些补充，即：何种有用的关系需要依据信托法建立，而仅仅依靠合同法或代理法不能建立。我们认为，信托法的最重要作用是，它可以把财产分成不同的“集束”，以便分别担保给不同的债权人。利用信托法来保护信托财产
免因受托人的个人债务而受到追偿，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用比较法的观点审视信托制度，这种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并可以作为进一步分析其法律角色的有益工具。相反，普通法系广为研究的问题，即忠实义务的产生及其履行，似乎对于为什么会存在专门的信托法并不重要。
信托法在不同的债权人之间进行财产分割的作用与商事公司的作用基本相同。因此，要分析的第二个问题是，信托法对公司法有何补充？即，人们可以利用信托做什么，而利用公司则不能（在信托制度产生时，公司制度尚未出现）？私人信托，特别是它的现代形式，商事信托在今天已经演化成另一个问题：人们利用信托法还有哪些事情是做不到的？我们对这一问题只能提出部分答案，全面的回答需要更为深入地分析不同法律主体的作用。
[编辑]
金融信托法 金融信托法是调整金融信托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金融信托关系是指信托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包括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受托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利益转移关系，以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对信托活动及信托机构的监督管理关系。
金融信托法包括信托基本法和信托业法。信托基本法是规定信托基本关系的法律规范，其内容包括信托财产、信托当事人(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的资格及各自的权利义务、信托的类别及设立和终止等。信托业法是规定金融信托机构的组织及其业务监管的法律规范。其内容包括信托机构的性质、业务范围、组织形式、设立条件及程序、变更、终止、经营规则、监督管理等。金融信托法是金融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我国关于信托方面的立法很不完善。调整信托关系的法律规范主要是《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和行政规章。
我国的信托法
2001年4月28日在九届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于10月1日起施行，从而将信托法正式纳入了我国法律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的大部分内容均吸取自英美日韩四国信托法；但该法中确有一些重要规定却为我国立法者自行设计，这些规定为该法所独有，且它们因具有创造性质，在世界信托立法史上明显地属于标新立异从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信托法是起源于英美法，而英美法在法律概念、体系构造和思维方式上与大陆法存在很大差别，所以在大陆法国家移植信托法的过程中，必然要遇到如何协调和解决外来的信托制度与本土法律制度的冲突问题。
其中，物权法定原则与信托制度之间的冲突尤值关注，这不仅是因为物权法定原则向来是传统大陆法系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对物权法定原则的任何挑战都将不可避免地动摇大陆法系物权法律体系的根基，也因为信托法的诸多理念与物权法定原则的存在依据尚有根本性抵触，如果不对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动大手术，就不可能实现二者的和谐共存。就此而言，正确认识和解决信托法与物权法定原则之间存在的“体系矛盾”，无疑对信托法的成功移植乃至传统民法体系的反思和改造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第四篇：清明节渊源
清明节是我国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是重要的“八节”(上元、清明、立夏、端午、中元、中秋、冬至和除夕)之一。一般是在公历的四月五号,但其节期很长,有十日前八日后及十日前十日后两种说法,这近二十天内均属清明节。
寒食节习俗，有上坟、效游、斗鸡子、荡秋千、打毯、牵钩（拔河）等。其中上坟之俗，是很古老的。有坟必有墓祭，后来因与三月上已招魂续魄之俗相融合，便逐渐定在寒食上祭了。《唐书》记云：“开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宜许上墓同拜扫礼。”宋庄季裕《鸡肋篇》卷上：“寒食上冢，亦不设香火。纸钱挂于茔树。其去乡里者，皆登山望祭。裂帛于空中，谓之掰钱。而京师四方因缘拜扫，遂设酒撰（zhuan，饭食），携家春游。”
《荆楚岁时记》：“（寒食）斗鸡，镂鸡子（鸡蛋），斗鸡子。”可见南朝时就有斗鸡与斗鸡蛋之戏了。斗鸡今多见，斗鸡蛋多是乡间小儿互相撞碰鸡蛋作为游戏。在古代，用作碰撞争斗的鸡蛋多是染色、雕镂（1ou，雕刻）过的，十分精美。画蛋。镂蛋之俗，源于《管子》中所记的“雕卵”。无疑它是由古代食卵求生育的巫术发展而来，成了寒食的节俗。今天民间亦有清明吃蛋之俗（如前述的“子福”）。寒食打秋干，据《艺文类聚》中记，北方山戎于寒食日打秋千。但这恐怕只是传说而已。刘向《别录》记打秋千是在春时，不一定在寒食。又打毯，王建《宫词》：“寒食宫人步打毯。”牵钩与打毯等戏，也不一定在寒食举行。
由于清明节气在寒食第三日，后世随着时间的迁移，逐渐把寒食的习俗移到清明之中。宋代之后，寒食扫墓之俗移到清明之中。踏青春游、荡秋千等俗也只在清明时举行。清明节便由一个单纯的农业节气上升为重要的大节日了，寒食节的影响也就消失了。但寒食的食俗有若干变形的方式却传承下来了，并保存于清明节中。
【清明缘何吃青团】
上海人在清明前后有吃青团的食俗,这种风俗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周朝。据《周礼》记载，当时有“仲春以木铎循火禁于国中”的法规，于是百姓熄炊，“寒食三日”。在寒食期间，即渭明前一、二日，还特定为”寒日节”。
古代寒食节的传统食品有糯米酪、麦酪、杏仁酪扬，这些食品都可事前制就，供寒日节充饥，不必举火为炊。
在寒日节的传统食品中还有一种“青精饭”，据《琐碎录》记载：“蜀入遇寒食日，采阳桐叶，细冬青染饭，色青而有光。”明代《七修类槁》也说：“古人寒食采杨桐叶，染饭青色以祭，资阳气也，今变而为青白团子，乃此义也”。清代《清嘉录》对青团有更明确的解释：“市上卖青团熟藕，为祀先之品，皆可冷食”。
现在，青团有的是采用青艾，有的以雀麦草汁和糯米粉捣制再以豆沙为馅而成，流传百余年，仍旧一只老面孔。人们用它扫墓祭祖，但更多的是应令尝新，青团作为祭祀的功能日益淡化。因此，一些卖青团的店家洞察到这以点，前些年曾出现过多种甜咸馅料的青团，如猪油玫瑰青团、黑洋酥青团、金针耳鲜肉青团等，但好景不长，这些原本受人青睐的青团，竟然无疾而终，实在让人百思不解。
第五篇：常州渊源历史
常州文脉被现代行政区域划分的支离破碎
月华如水，夜色阑珊。今晚的月色真美。
这个时候，正好在读张戬炜的《旧时月色》，一看书的名字，就生出几跟欢喜。在常州住了数十年的我，自认对常州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很多常州的风物，在我的少年时代，就已经变成历史，进了档案馆，进了人们那封存的记忆，对我而言，那只是人们偶尔口头上谈及的断片，对这座生我养我的城市没有感性认识的我，想要捕捉那一点点残存的常州文脉，怕是力不从心的。
近年来，本地报纸上多了对老常州的记忆，那些属于那个时代的回忆，现在出现在我们这些读者的眼前。不过，那多是个人的感怀，而能一气呵成，同时又娓娓道来叙述旧常州府的往事，这样的文章和书，还是很少。那些或者已经在史书里，或者尚在那些老人们的心里的往事，需要钩沉，而张兄就做了件大好事，他把这些碎珠串起来，如同在历史的天空下闪烁出灿烂光芒的常州府文化。现在的常州，仅占了旧常州府1/5的地方，即武进这一块，而其他几个旧的属县，现在由于行政区划的变更，都和常州脱离了，而武进的西来桥，马山等乡镇，现在也没了，常州被割头断足，地脉断了，文脉也为之一蹶不振。
有回看到某个帖子，大意说是旧常州府的文脉大部分被无锡继承了，理由是无锡现在管辖三个旧属常州府的县市，时空变幻，人物更迭，风流不再，只留下荒草野蔓，给人以黍离之感，幸而有张兄重拾府城旧家山河，于文化常州的残垣断壁间，支撑起一片新的天地，也可以说是承继了原常州府的荣光，风云咸淡，星聚星散，此地留下的风流，尚不至被雨打风吹去。但是影像只是在纸面上记载了那当时的宇宙，而现实中，作为危房处理掉的常州特色住宅，甚至是名人故居，寺庙，那些传承着，曾经传承着常州的人文历史的载体，都在现代化的口号中灰飞烟灭，后人如果没有前人的指引，哪会知道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厚重的历史？
旧时的月色值得我们想念，但那只是梦，而张兄的这本书，作为文史小品也好，作为旧闻轶事也好，都值得我们仔细品味，品味那与城市共呼吸的感觉。
文宗溯源
明成化十九年（1483），翰林院侍读学士徐琼为《重修毗陵志》作序，序中盛赞常州儒风说：“余考毗陵，本周吴国，继是历代称为名郡。……郊野多诗书之士，庠序有俊义之才，其用而见诸事功，光明正大可观者，济济乎盛矣。”
常州之所以能称为“儒风蔚然，为东南冠”，与2500年来，中原文化和吴文化在常州
地区交汇、碰撞，进而融合，并在此基础上生成一种新的文化特质有关。
常州开郡之祖季札，其家族来自当时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河套地区，先进的农耕文明、中原文化，被带到吴地，对古吴地区的文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唐朝时有李栖筠、独孤及、孟郊，宋朝时有王安石、杨万里等大儒宗师在常州为官，旷世文豪苏东坡生前曾11次来常州，还在常州府宜兴县买田买屋，并两次上表乞住常州，最后终老常州。南宋大儒、理（洛）学的传人、闽学的开创者杨时，在常州地区讲学多年，开明朝东林书院先声。
值得常州骄傲的是——
春秋时期，季札的治世思想、政治实践、艺术才能，曾使中国文化的大宗师孔子为之倾倒并从而师之，成为中国儒学的人文先导和实践依据。
东晋年间，常州的土地上走出了“中国书圣”王羲之、“中国画祖”顾恺之这两位中国书法、中国绘画的绝代大师，以后又产生了如倪瓒（云林）、恽格（南田）等绘画书法大师，为中国美术和中国书法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
南北朝时，常州人萧道成、萧衍、萧纲、萧绎、萧统、萧子显、萧子云或以帝王之尊，或以王公之显，常州人刘勰更是以平民之身登堂入室，在中国文化史上开宗立派，别辟蹊径。
在他们的努力下，汉文学继“永明体”之余韵，立“新变”说之观念，树立规范，创建理论，在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转折关头，以无法替代的努力，为唐朝时中国文学巅峰的到来，作了不可或缺的铺垫。
在他们的努力下，南朝产生了如《昭明文选》、《文心雕龙》、《诗品》等划时代的文学理论巨著，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独领风骚。《昭明文选》、《文心雕龙》这对中国文学史上的“双璧”，双双花落常州。
在他们的努力下，佛教理论和佛教事业开始兴盛，并成为南梁朝国教，为中国传统文化自唐宋间起儒、释、道实现“三教合流”，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在他们的努力下，民间流传的中医药方、验方正式进入皇家文库，王孙贵族开始对中医进行扶持，帝王本身也参与其中，为中国的中医医学、中医药学兴灭继绝，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进入北宋，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最早形成于常州这块土地。
同在北宋，程灏、程颐兄弟在河南洛阳开创的理（洛）学，事隔百年后，于南宋中期在地远千里之外的福建兴起，由朱熹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并雄踞此后的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史首要位置近千年。其传承人物，是杨时，而赖以传播的桥梁，就是常州。
中国的文化传播，自北宋后大行于世，印刷术的发明功不可没。活字印刷术名列中国
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足见文化传播，印刷术的重要。
常州是中国印刷业的要地。自明朝以来，常州一直领中国印刷技术和印刷事业之风骚，是中国古代15个纸张生产基地之一，是中国最早使用活字印刷的地区，也是中国典籍校勘印刷的重镇。皇皇成就，让史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推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升，应该是常州人。
明朝初年，“上斥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的旷世奇书《永乐大典》，在编修工作陷入困境时，是常州人陈济奋起蒿莱，拔擢而出，一介布衣，直登庙堂，领《永乐大典》都总裁之衔，起例发凡，区分钩考，为中国文化的保存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奉献。
明朝中叶，中国文学从“复古”起，继而走进“拟古”的歧途时，常州人唐顺之高举“取法唐宋，规抚秦汉”的旗帜，第一个提出了“唐宋八大家”的概念，并将其作为文章审美法则，在其同人茅坤的推广下，使“唐宋八大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范例。
明朝末叶，国运凋敝，由常州府武进县、无锡县、宜兴县士子组成的东林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时使常州府地成为全国的舆论中心，一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名联，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流传至今。
清代康乾时期，常州诗人黄仲则，面对把经学训诂当诗意、诗歌创作进入萎靡状态的清初诗坛，承盛唐之诗宗，竖浪漫主义之旗帜，曳清奇瑰伟之雄风，为清代诗坛重新找回了中国诗魂。
清乾嘉年间，汉学兴起，常州学派、阳湖文派、阳羡词派、常州词派、常州画派、（常州）孟河医派在有清一代独领风骚，足为天下师表。
是阳湖文派所倡“当事事为第一流”的为文处世原则，一语道破了常州文化发展精旨，同时也准确揭示了常州人文传统、地方文化的精神核心。
是常州词派以自己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使中国的词创作在清代得以复兴，并拥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词学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正式进入了中国文学史。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中国近代以求强图存为宗旨的思想启蒙运动，其源头发于常州。中国的近代求强之路的起点，起于常州。
清乾隆年间，常州学派筚路蓝缕，辟中国思想启蒙运动之先路，从宗师庄存与传至刘逢禄，继传龚自珍、魏源，影响林则徐，再传廖平、康有为，带出谭嗣同、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演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风云壮剧。
清末以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以薛福成、郑观应、盛宣
怀、张謇、汤寿潜为代表的实业救国派、以及以中国国民党为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它的印记，其巨大的影响至今犹绵绵不绝。
进入近现代，彻底改变中国面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都铭刻着常州儿女为之作出的巨大贡献：
在中国文坛上第一个赏识鲁迅，倡导鲁迅小说，并把张恨水、叶圣陶等人引上文学之路的，是时任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主编、常州文人恽铁樵。其后，恽铁樵又以一人之力，挽狂澜于既倒，在中医被国民政府禁绝开业的前后，两次开办中医学校，并整理大量中医著作，倡导中西医结合，成为中国中医事业最坚定的捍卫者、中西医结合道路的重要开拓者。
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商务印书馆，其主要编务，是由常州文人恽铁樵、蒋维乔、庄俞、陆尔奎、方毅、谢观、顾实之等承担。其中，恽铁樵主编《小说月报》，蒋维乔、庄俞负责主编新式教科书，正式取代《三字经》、《百家姓》，陆尔奎、方毅编纂《辞源》，谢观编辑地理、医学图书，主编《中国医学大辞典》。同在商务印书馆的常州人杨小仲，执导了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并成为中国最早的故事片导演。是他们，在中国的近代文化、科学、艺术普及的道路上，留下了第一批脚印。
常州府人刘半农，以中学生的学历，被蔡元培聘到北京大学当国文教员。此后，与胡适同辟中国新诗之先路，与钱玄同同倡白话写作，与周作人合创“小说研究所”，开收集民间歌谣的风气并使之成为学科，与郑振铎发起“俗文学”研究，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竭尽心力。他与另一个常州人、语言学家赵元任合作的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至今仍在传唱。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声号角，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所著的《革命军》，是在上海《苏报》上刊载而燃起国内民主革命大火的。孙中山在评价这一举动时指出：“设非其人提倡革命之早，其书入人之深，今日收功恐难若斯之速。”
为此，清政府越租界缉捕《苏报》社长陈范、以及作者章炳麟（章太炎）、邹容等6人。因为捕人涉及租界，引起美、英、德、法等国议会关注，《苏报》一案因此震惊中外。常州报人陈范，毁家纾难，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报业史上，留下了自己不屈的声音。
常州人吴稚晖，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定的二十世纪“世界100名文化名人”之一，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家、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在二十世纪初，他高瞻远瞩，认定日本留学已经不能帮助中国民主革命，新开并主理中法留学班，亲自担任中法里昂大学校长，把中国优秀儿女送法国学习民主与科学。
毛泽东当年就是为了赴法勤工俭学才走出湖南、北上京都的。正是在中法留学班中，走出了刘少奇（留法预科第三班学员，预科完成后转赴苏联）、周恩来、李立
三、赵世炎、蔡和森、向警予、陈毅、李维汉、王若飞、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
1910年，常州府为中国文化贡献了自己最后一位文化巨人——钱锺书。《管锥编》、《七缀集》、《谈艺录》及长篇小说《围城》，被文化界誉为难以逾越的“文化昆仑”。
这，就是文化常州！
常州的儒风，自季札当年奠下基础，经这些杰出的文人代代陶冶、薪火相传，终于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称杰于东南，并为中国文化史增色。
应该这样说，自西晋太康二年（281），晋朝将毗陵升格为郡，统辖丹徒、曲阿（丹阳）、武进、延陵、毗陵、暨阳（江阴）、无锡7县后——
常州，就不再是一个具体的城市概念，而是一个区域的概念、一个行政区划的指称、一个地区的都城、一个被称之为“中吴”的文化、政治中心。
作为政治中心，常州在1700余年中，一直是这一区域的政府机构所在地，负责管辖这一区域的政治、文化、经济等事务。
作为文化中心，常州因地处南北要冲，在长期的南北文化交汇之中，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为所辖区域提供文化滋养，并形成了常州文化圈。
正象儒教文化拥有一个儒文化版图一样，常州文化亦可认为拥有一个常州的文化版图，它包括文化区域、文化精神、文化追求、文化风气、文化语码等内容，文风所披，遍布八邑。
自此，常州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了一种“常州文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内涵，是儒学，尤其是理学的优秀成份，以及由这种优秀成份凝聚而成的理性的人文精神，外延则是这种优秀成份的理性外化，具体体现为常州文人的仁义精神、至高追求、澹定文风、坚贞操守。
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一部中国文化史，如果缺少了常州、缺少了常州人，将会是断章残简，不成体系。
唯有如此认识，常州才当得起“儒风为东南冠”的盛誉。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