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的社会环境及其面临的问题

第一篇：论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的社会环境及其面临的问题

论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的社会环境及其

面临的问题

林 卡

2012-11-8 15:57:09 来源：《社会科学》(沪)2009年4期

【英文标题】On Social Contexts of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and the Related Problems

【作者简介】林卡，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就要开拓社会工作职业领域，并为此进行多方面的工作。在学术研究方面，我们要借鉴国际经验，分析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问题。这一分析可以沿着制度背景、组织因素、学科发展和职业体系的培育四个方面展开。这些讨论要能够回答社会工作这一职业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推进这一发展的制度背景和组织环境是怎样的；以及中国发展社会工作职业所面临的独特环境。深化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把握社会工作职业体系发展的内在逻辑，并据此来探索中国社会工作职业体系的发展前景。

【关 键 词】社会工作/社会行政/社会福利

根据昆耶塔的说法，各国社会工作发展进程会随着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人们在一定时期内所面临的问题的不同而有所不同①。因此要研究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进程，我们必须考察这一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造成这些问题的社会环境因素，从而为我们的对策分析提供理论基础。在本文中，我们将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展开这一分析：一是有关制度背景的讨论；二是讨论社工体系发展的组织环境，即在现有的体制中，社会工作者居于什么地位、应该起怎样的作用，及其发展的组织支持来自哪些方面；三是学科发展的相关因素；四是职业体系的建立问题，即从社会行政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工作职业体系的制度建设。由于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在中国起步不久，还缺乏经验，我们有必要首先借鉴国际经验来理解这一职业的发展趋势和规律。

一、国际经验

社会工作这一职业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各种慈善和社会救助团体的活动以及社会工作会议，都为以后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早期阶段，社会工作往往与个案工作和心理咨询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诊疗社会工作。自50年代以来，社会行政学的发展和福利国家体系的成长使社会工作的职业领域得到进一步扩展。60年代以后，许多西方国家都设置了社会工作课程，并在70年代形成以三大专业方法为核心的学科体系。为了对于这一学科演化及其历史条件有更为深入的认识，我们在以下部分将回顾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的国际经验，以便为随后的讨论提供概念框架和理论背景。

制度背景因素

首先，社会工作职业体系的建设这一任务的提出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要求。Butrym强调，社会工作是一项具有很强的价值导向的工作，但也是一项面向社会实践问题的工作②。社会工作关注这些实践问题，而这些问题大多是由社会变迁所导致的。例如，Wilensky就指出，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招致了人们对发展社会服务的需要③；而Jordan更进一步说到，社会工作者的责任是直接地（或者从逻辑上说）从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④。这就是为什么在城市化程度较低的乡村社会或不发达国家中，社会工作职业化程度很低的原因。

其次，社会工作这一职业的发展也与人们生活方式的变迁相关。在现代社会，养老成为社会事务而不仅仅是家庭事务，特别是由于子辈为父辈所能提供的福利服务十分有限；与此同时，单亲家庭以及非婚生子女的流行，也进一步弱化了传统的家庭功能。这些情况要求我们采用新的模式、新的方式来满足人们对于儿童照顾和老人服务等方面的需要。根据这种需要，发展社会工作职业就成为现代社会服务的一种基本方式。

第三，社会工作这一职业也为强化社会控制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在当今许多国家，社会工作者这一队伍已经成为进行社会服务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队伍。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社会矫正的手段来降低社会离异现象、调和社会矛盾、缓和一些危害社会稳定的因素。在此意义上说，社会工作者是进行社会改造的有效工具，也是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生力军。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包括广泛的社会“问题群体”，而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对于解决诸如贫困、失业、吸毒、青少年犯罪、家庭暴力和儿童遗弃等问题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工作职业体系的发展是社会发展到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今天所提出的客观要求。社会工作实践所具有的高度制度化和职业化特征，能够有效地保证社会服务投递的目标性、持续性、合理性和公平性，从而使社会服务成为一种公共管理事务。只有在这个大背景中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发展社会工作事业的意义。它要求我们跳出在技术层面上思考如何提供社会服务等问题，转而去思考长远的社会发展目标，追求社会工作发展的远大图景。它关系到我们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将采取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以及如何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

组织环境

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也是在一定的组织环境中进行的。在社会工作这一服务体系建立之前，家族、宗族和地方社区是构成社会安全网络的基本部分；但到了19世纪上半叶，游离于基本安全网之外的私人慈善和福利组织所进行的“公益”活动已逐渐流行，并形成了社会工作实践的早期渊源⑤。例如，Heinonen在谈到加拿大的经验时就说，社会工作的发展是由两个运动来推进的：一是慈善组织所进行的社会救助活动；二是汤因比会馆运动⑥。在此进程中，慈善活动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并由此对福利服务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形成相关的要求。

在20世纪20-30年代，许多欧美国家形成了社会工作者队伍。例如在加拿大，这一队伍包括医务个案工作者、公共福利工作者、心理个案工作者、矫治工作者和儿童福利工作者等等⑦。在北欧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从事社会工作的既有福利行政工作者，也有个案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这些工作者致力于贫困家庭的救助和青少年失范的防范，也涉及儿童福利和老人服务等福利服务活动。但是在那时，这些从事社会工作活动的人群对于他们各自的工作任务和工作目标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界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福利国家的发展和社会工作职业化程度的提高，社会工作者队伍的扩展受到了公共部门的大力支持。地方政府积极地介入到福利服务的提供中，使政府部门与社会工作者的互动成为这一职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成为社会工作者的主要雇佣者和支持，并直接介入对于服务机构的管理。这些福利服务活动直接导致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

因此，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进程表明，它与公共福利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公共机构常常把社会工作者作为公共福利的投递者和组织者，并赋予他们在社会福利方面的相应权利。这使社会工作这一职业的发展与社会行政这门学科的发展密切联系⑧。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者与各种慈善组织和非政府福利团体联系密切。在这些团体中，社会工作者常进行福利事务的管理、组织和运作工作。通过与各类福利主体的互动，他们强化了其独特的职业地位。

学科发展

社会工作的职业化进程还有赖于社会工作这一学科规范的形成、学术研究的积累和学科教育及培训事业的发展。社会工作学科的早期发展与心理学和社会医疗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以来，心理学科与社会工作技巧密切地结合，形成了诊疗社会工作的传统。70年代以来，社会工作向更为宽泛的社会工作领域扩展，形成了宏观社会工作和微观社会工作的区分。在此，微观社会工作涉及个案工作、家庭咨询、团队活动，而宏观社会工作则涉及社区组织、政策制定、社会计划，及使用团队工作的方法去影响团体之外的成员的战略⑨。经过这一过程，社会工作逐渐成为一个涉及各类社会问题的广泛的工作领域。

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也伴随着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在20世纪的头十年，美国已有五所社会工作学院⑩。加拿大在60年代开始设立社会工作专业的硕士学位，并在70年代大学里出现了社工专业(11)。在英国，学校从50年代开始开设个案工作的课程，到了70年代，逐渐形成了“个人社会服务”(personal social service)的专业和系科。从整体上看，社会工作教学与三方面课程密切相关：一是支持个案工作和小组工作的心理学课程训练；二是护理知识和公共卫生保健知识（这方面的知识对于安排儿童照顾、老年人护理、残疾人照顾等方面的事务都是必不可少的）；三是社会工作伦理、社会福利思想和社会政策理论的学习（这些知识的学习可以使社会工作者加深对于社会服务的特点及其意义的认识）。

作为这一讨论的延伸，我们有必要提及社会政策学科。在欧洲许多大学，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学科常常被放在同一系科中。以英国为例，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约克大学、南安普顿大学、普里毛斯大学、伯明翰大学等都设立了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系。即使一些大学没有设立社会工作系，我们也很可能在其社会政策系中找到社会工作专业。从历史渊源看，这两个学科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它们都是从社会行政发展而来，都以社会福利思想、社会行政、公共政策和／或公共管理以及福利社会学作为其学科基础，因而它们具有共同的知识背景和关注点，而且两者的关系也是互补的：当社会工作倾向于关注与案主互动的微观问题时，社会政策学科则提供了一个较为宏观的视野。

此外，社会工作学科还是一门具有很强实践性的学科。它要求社会工作者能够对于个人、家庭和工作团队所处的环境进行评估，并且制订行动方案来影响环境。正如昆耶塔所说，社会工作是一种着眼于改善工作对象系统（诸如个人、群体和社区）的社会功能的职业(12)。这就要求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具有很强的社会实践能力。由此，在各国对于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训练中，社会实习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同时，为了强化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法律课程的开设也十分重要。对法律的熟悉与运用使社会工作者能够有效地为案主提供咨询和维权方面的帮助。

职业体系的培育

社会工作职业化要通过制度建设来实现。在讨论职业体系的设立时，人们常常援引Greenwood有关界定“职业”的五个条件：一是理论体系；二是专业权威；三是获得专业社团的认可；四是形成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或信条；五是专业文化的形成(13)。Compton也提出衡量职业化程度的六个标准：一是系统化的知识体系；二是协会的约束力；三是导向协会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的价值指向；四是形成技术训练体系；五是职业文化；六是酬金和荣誉的回报系统(14)。

从制度建设方面来回顾国际经验，我们可以从学会的建立、专业标准的设定和岗位授权体系的设立这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学会的建立和专业评审委员会的成立反映了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程度的高低，因为这些协会不仅为人们研讨相关问题提供了平台，也成为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化体系的主要机构。在职业标准的设定方面，大学、专业协会和政府机构一起构成制定专业标准的三个基本主体。例如在英国，政府部门和职业机构所颁布的社会照顾工作者工作准则，就起到了规范社会工作从业人员以及确定社会工作伦理基础的作用。在香港，社会服务联合会、社会工作者注册局等机构都为社工团体提供服务，并承担一定的管理协调职能(15)。

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还与其岗位授权体制相关。早在半个世纪以前，许多欧洲国家就设置了社会工作的授权体系。例如，在20世纪40年代的北欧，社会工作者就在福利行政部门具有了关键地位。他们在评估福利申请、福利需求和提供福利服务方面有决定权。由于社会工作者这一职业在起源上与慈善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有密切的联系，社会工作的岗位设置在非政府部门中也很广泛。例如在香港，注册社工中的61.6%都在民间机构服务(16)，而这类民间社会工作机构数量很多，占总的社会工作机构总数的3/4以上(17)。因此，社会工作的岗位设置可以向社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中多方位延伸。

二、中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发展

制度背景

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这一要求是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中提出的。这一转型使传统的集体福利体制弱化，从而要求发展公共社会服务体系作为替代。在经历了企业福利责任的“社会化”的改革，社会福利逐渐由企业和集体转向了国家和社会公共部门。同时，中国社会保障体制的重塑和社会政策模式的改变，也要求我们重塑社会服务体系。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进程的推动下，家庭规模的缩小，传统的家庭养老的社会功能随之减弱，人口流动增加，民工跨区域流动频繁。这些社会变化都要求我们以新的方式来提供社会服务。这就使发展公共服务和社会工作职业成为制度变迁的一种功能需求。

另外，在急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中国社会也面临着种种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如何减少吸毒人群、如何控制艾滋病的传播、如何缓解由社会压力所造成的挫折感、如何缓和不断增长的离婚率以维护社会稳定，以及如何减低犯罪率、自杀率，等等。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努力中所要面对的。在此，传统的社区照顾、民政管理、司法监管等方法都显得不够了，它需要我们采用新的服务手段（例如心理疏导和生活照料）来解决这些广泛的社会问题。

因此，尽管中国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起步很晚，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西方国家所经历的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与这些国家相比较，中国也具有那些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的制度性因素。与西方不同，这些因素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不长，但发展速度很快。我们要考虑如何去应对由此带来的挑战，并解决其产生的问题。由于这些制度性因素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有关，我们只有结合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来进行分析，才能真正把握在中国发展社会工作职业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组织环境

社会工作这一职业也为慈善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所推动。在西方国家，具有宗教背景的慈善组织在推进社会公益活动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公益组织和宗教的或非宗教的慈善团体大多规模很小，而且其福利活动常常局限在狭窄的地域范围。由于受到种种限制，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企业的发展在近半个世纪中进展缓慢。例如直到2005年，在上海市一级登记部门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仅为250家(18)。这种情况显示出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与西方社会不同的组织环境。

在进行社会福利服务和社会行政工作中，我们也要考虑到职业的和非职业的社会工作者两者间的关系。事实上，在社会工作这一职业发展之前，各级福利管理人员和社区工作者已经承担了大量的社会服务管理方面的工作，他们是社会服务的一支强有力的队伍。于是，如何促使福利行政者与职业社会工作者有效地结合起来，进行互补，就成为社工发展的一个重要组织因素。在这一问题上，王思斌提出通过身份转换型与专业支持型的方式来扩大社会工作者队伍，而孙莹则提出通过专业职业化和职业专业化两条道路来实现职业化(19)。前者表现为对于从事社区工作的人员进行专业化的培训，后者表现为对于社会工作的学生进行职业化的训练。

另外，加速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的组织因素也涉及到政府机构本身。在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的进程并不完全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是近年来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建设和谐社会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的需要而大力推进的。这就意味着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要与政府管理部门密切联系，而其前景取决于其与社会行政和民政管理部门的有效合作。当然，我们也要注意避免那种由政府的强力推动而带来的副作用。这种运动式的发展方式固然能够加速社会工作职业发展进程，但同时它也会导致降低职业标准的风险。

学科发展

在许多西方国家，社会工作职业的建设是由非专业化的慈善努力向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活动转化的，而这一转化是由心理咨询和公共卫生等知识和技术的导入所诱发的。因此，在西方国家，基于个案工作的诊断社会工作的发展（特别是在美国）对于社会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程度的提高起到了关键作用。例如Shulman关于儿童福利的个案研究，就把社会工作者、父母、儿童对于儿童问题的看法进行比较，从而建构起介入社会工作过程各个主体之间的联系(20)，而Boehm早在1958年就给社会工作者的特征和功能下了定义：社会工作追求强化个人作为个体和群体成员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注重个人与环境的互动过程，致力于修复被损伤的社会关系，阻止社会失序(21)。这种专业导向促进了社会工作的职业化。

中国社会工作学科的发展与西方国家所走过的历程不同。由于社会工作的教学大多是土法上马的，它在专业训练方面还十分薄弱。这不仅表现在社工教学中个案工作和小组工作等方面的教学力量十分薄弱，而且与此相配套的辅助课程十分缺乏。近年来，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制定的社会工作专业主干课程的教学大纲及其编写的教材对于强化学科的规范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尽管如此，目前社会工作教学内容基本上还处在学科内容的传播阶段。这就要求我们强化科研工作，通过科研来更新教学内容。

再者，在对社会工作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中，我们也要根据中国国情，按照政府和社会的需要来培养。在长期的福利服务实践中，民政工作者已经积累起许多宝贵的经验。这类民政工作经验偏重于采用群众工作的方式，并结合社会管理的一些手段来进行。尽管这些工作对于服务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要求程度较低，但我们有必要把这类知识汲取到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中。它有助于丰富学生对于中国国情和案主需求的理解，并寻找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结合不是简单地重复以往的民政工作经验，或者把社会工作服务的水平降低到以往的群众工作的水平上去，而是要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模式来分析实际问题，提高服务质量。

职业体系的培育

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还取决于职业制度的设立。按照Siporin的说法，“社会工作是一种社会制度，是一种社会服务的职业以及是一种技术化的、科学化的实践艺术”(22)。作为社会制度，社会工作这一体系目前在中国尚未建立。然而，在一些医院和福利机构，我们已经看到社会工作者的岗位设置；一些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也在众多的福利机构中工作。这些进展都为社会工作职业在中国的发展培育了制度要素。近年来，国家有关部委颁布有关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定和资格考试的条例和规章，也为中国社会工作者职业体系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当然，要建成这一体系，我们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此，我们可以回顾台湾的经验。其早在1997年就通过了“社会工作师法”，但根据一些人的评估，这一法律并未对改善社会工作发展的处境具有太大的影响(23)。

根据前文谈及的国际经验，对于社会工作体系的制度建设问题的讨论可以从三方面展开，即专业协会／委员会的设立；专业评估标准的形成；岗位设置体系的建立。在专业协会方面，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和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的成立，对于推进社会工作的研究和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目前这两大机构都是松散的社会团体，而且这两大机构存在着相互隔离的状况。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主要涉及专家学者和高校学生，而社会工作协会则主要包括从事社会管理实务工作的民政机构、组织和人员。因此，如何使这两股社会工作力量有机地协同起来，共同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在专业评估方面，中国已经设立社会工作者的职称考试制度；各地对于福利机构和组织的运作也设立了一些评估标准；政府部门和福利机构也要求对服务管理人员进行专业知识的培训。但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社工岗位设置体系。这些状况一方面表明人们对于社会工作职业化这一总体趋势的认同，另一方面也表明相应的评估标准和职业规范正处在形成阶段。可以设想，如果不能建立相应的配套体系，包括社工资格认证、注册管理制度、从业规范制度、薪酬标准指导制度、教育培训制度以及与此相匹配的义工制度等，这一体系很难真正运作起来并充分发挥其作用(24)。

在国际社会工作的发展进程中，岗位设置并不是讨论的重点。这是因为在许多欧美国家，社会工作的发展进程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逐渐在非政府或政府组织中找到他们相应的就业岗位，并建立起专业权威。而中国的情况则很不同。由于中国政府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来培育一支强大的社会工作者队伍，社会工作这一职业的发展主要是由政府和教育部门人为推进的。其职业岗位的设置并不是根据专业化的权威建立起来的，而是要通过岗位设置给社会工作者带来制度化的权威。由于中国社会工作职业体系的建构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达成的，岗位设置就成了发展社会工作这一职业的有效手段。

三、各因素的综合分析和总结

要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我们面临着种种问题，工作千头万绪。要寻找问题的解决途径，我们就要抓住主要矛盾。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我们自然从制度环境、组织环境、学科发展、职业体系这四个方面来展开我们的政策讨论。

制度背景

从制度背景方面看，目前发展社会工作这一职业的社会环境条件十分有利。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急剧发展使中国城市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中的比重）提高很快。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在中国急剧地加速。例如，2000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为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25)；而到了2005年，这一数字增加为10055万人，占总人口的7.7%(26)。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从而要求福利服务由依靠家庭的传统模式向依靠社会的公共服务模式转化。

对于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的需求也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也带动了其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譬如，在政府的财政投入的支持下，我国近年来在发展城镇居民低保、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进展很快。这些发展使人们把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问题提升到一个有关社会安定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高度来理解。它也表明政府能够在公共事务和民生问题方面采取切实地措施，来履行其所负有的公共责任。

与生活方式的变化相关，人们也要求通过发展公共服务去改变传统的福利服务方式。例如近年来政府鼓励发展各类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其“坚持爱心服务、真情回报社会”的价值理念，大力推进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这些进展为中国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有鉴于此，我们在发展社会服务的过程中要进行积极努力，形成众多的福利组织和机构，编织一个具有广泛覆盖性的社会福利服务网络。这一专业服务网络能够大大促进社会对于培育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需要，为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

组织环境

但是，在考察社会工作发展的组织环境时我们也看到，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第三部门已成为发展社会工作职业化的“瓶颈”问题。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在我国，尽管在社会基层组织中存在着的社会安全网在近年来（随着市民社会的培育）快速扩展，但这一网络功能的发挥还很不充分。作为这一网络重要组成部分，各种福利机构的发展程度仍然很低。大型养老院十分有限，床位供不应求，而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方面的服务规范化程度不高。而且，各福利机构大多只关注他们有限的服务目标，相互之间缺乏联系和协作。这就抑制了他们对于职业化服务的需求。

与此同时，有鉴于社会福利部门的发展程度十分有限，政府在扶持民间或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中应该加大支持力度，增加投入。然而事实上，目前政府在福利服务方面的投入十分有限，与各种福利组织的互动也很缺乏，尚未把他们对于社会服务必要性的认识落实到行动上。这种状况与香港的经验相比较形成鲜明反差。在香港，福利组织运作经费的70%以上来自于政府的支持，这一支持也为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当然，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政府单方面所能达成的，它要求社会各部门和各类社会团体进行共同的努力，特别是要强化政府部门、福利机构和社会工作教育部门的合作关系。

就社会工作体系的人才队伍建设问题，如前所述，如何处理职业社工与现有的从事民政工作和福利事务管理工作者的相互关系是回答此问题的关键。目前，在全国民政部门中有45万人在从事与社会工作相应的工作(27)。这些工作人员平均每人要为1000名重点民政对象提供服务。提高这支队伍的专业化水准，使他们把传统的民政工作模式和职业的社会工作模式有效地结合起来，是发展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就要探讨如何通过培训和职业训练来开发社会工作的人才资源。

学科发展

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近年来中国社会工作学科发展速度很快。全国各高校每年培养约8000名社工专业的学生，从而为发展社会工作职业队伍输送了新鲜血液。由于这一快速发展缺乏相应的学科积累为前提，它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例如学生数量的扩张与质量提高之间的矛盾以及学生专业学习的兴趣问题。许多高校开设的社会工作课程停留在对于通用教材的学习上，这对于强化社会工作教育的专业性形成了一定的障碍。

作为专业要求，社会工作的专业训练要培养福利资源的经营提供者、社会机构和组织的联系沟通者以及福利资源的经营者。他们要能够担当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咨询者和建议者、社会组织间的中介、个案管理者、教育者和组织者(28)。他们要能够评估案主需要的数量和质量，防范和预防社会隔离现象并为福利需要群体提供服务，并能担当教育和培训的任务(29)。而目前我们的社工教育很难满足这些要求。由于专业背景的缺乏，一些教师在教学中过于强调社会工作是一种助人艺术，从而在培养学生专业兴趣方面产生一些副作用。在此方面，强化社会工作研究是推进学科发展解决上述问题的基本途径之一。

同时，中国社会工作学科的发展还体现在不断增长的学科认同和社会认同。隋玉杰曾谈到，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使这一职业获得社会各方的认可，包括政府对这一专业的认可、学术界的认可、从业人员的认可、公众的认可和服务对象的认可(30)。目前，社会工作这一学科领域已经获得了很好的宣传，人们对于这一学科的了解也越来越广泛，这些条件有效的助长了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但是我们也要指出，其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协调传统的民政工作者和非职业化社会工作者与职业社会工作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片面地认为社会工作者是“专业的”，而民政工作者是“非专业的”。如何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的推进速度。

职业体系

在社会工作职业体系的制度建设方面，我们在一系列制度建设还没有跟上社会工作教育培训方面的发展。制度建设问题不仅要考虑岗位设置，社会工作者在福利行政方面的授权，以及专业标准的评估，专业委员会的职能确定等方面，更要考虑到在未来的体制中参与各方的利益关系。为此，我们要在政府引导下，由专家学者构成专业委员会来讨论相关问题，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新设立的职业体系既要能照顾到参与者各方的利益诉求，也要顾及社会工作的专业特性，以及我们对其发展前景的展望。

在此过程中，我们要把制度建设和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定位和利益联系起来，形成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的激励机制，在工资给付、薪酬水平和职业待遇方面制订相应的标准，使这一职业不仅仅是社会所需要，也为人们所追求（在最低限度上，它要使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学生愿意在这一领域就业）。通过岗位设立，发展配套措施，提高社会工作者的待遇条件和专业权威，并进而提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社会工作者的需求。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真正的解决，社会工作的职业化进程也难以快速推进。

在职业体系的设计问题上，我们还要充分考虑专业化体制和政府的授权体制两者间的矛盾，并使两者有效地协调起来。政府可以通过立法、资金投入和组织控制来介入和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而职业社会工作者又可以使用其所具有的专门知识来帮助福利行政部门的官员制订发展计划，进行区域规划，反映人们的福利需求。在这个意义上，职业社会工作者就成为政府投递社会服务的有效助手。

小结

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进程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展开的，是针对社会实践的需要而采取的一项战略决策。它反映了社会体制的转型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是缓解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造就一支强大的专业队伍有利于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从更长远的目光看，加强职业社会工作体系的建设有利于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增进社会团结、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并为走向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开辟新的道路。

但是，由于中国的社会工作体系是在很短的时间内造就的，因而它只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达成。这就要求政府与高校和福利组织进行紧密的联系，来共同推进这一事业。近年来中央所提出的要在五年内培养千名高级社会工作者、万名中级社会工作者和十万名初级社会工作者这一宏伟计划，对于推进社会工作者的职业教育和学科建设将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要落实这些目标，还需要形成有利于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由此，如何有效地利用和经营现有的社会资源，形成一个社会职业体系以及支持系统，是我们在发展社工体系时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菲］罗密欧·C·昆耶塔：《契合文化敏感性方向的社会工作课程》，载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专业化及本土化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13页。

②T.Zofia Butrym, The Nature of Social Work, Basingstoke: Macmilan, 1986.③H.Wilensky, and C.Lebeaux, Industrial Society and Social Welfa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5.④Bill Jordan, Invitation to Social Work,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 Company, 1984, p.5.⑤Bill Jordan, Invitation to Social Work,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 Company, 1984.⑥Tuula Heinonen and Len Spearman, Social Work Practice: Problem Solving and Beyond, Toronto: Irwin, 2001, p.13.⑦E.Arthur Fink, H.Jane Pfouts, and W.Andrew Dobelstein, The Field Of Social Work, 1985, p.23.⑧Eileen Younghusband, Social Work in Britain: 1950-1975,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8.⑨Beulah Roberts Compton and Burt Galaway, Social Work Processes, Homewood, Illinos: The Dorsey Press, 1979, p.10.⑩Alfred Kadushin, Supervise in Social Wor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12.(11)Alfred Kadushin, Consultation in Social Wor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p.26.(12)［菲］罗密欧·C·昆耶塔：《契合文化敏感性方向的社会工作课程》，载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专业化及本土化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13页。

(13)E.Greenwood, “Attributes of A Profssion”, Social Work, Vol.2, 1957, pp.5-55.(14)Beulah Roberts Compton and Burt Galaway, Social Work Processes, Homewood, Illinos: The Dorsey Press, 1979.(15)(17)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案例研究中心：《上海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探索——市委书记市长关注什么》，《领导决策信息》2006年第48期。

(16)甄炳亮：《在香港做社工就是做善事》，《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11月27日。

(18)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案例研究中心：《上海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探索——市委书记市长关注什么》，《领导决策信息》2006年第48期。

(19)王思斌：《体制转变中社会工作的职业化进程》，载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专业化及本土化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45页；孙莹：《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的基本要素分析》，载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专业化及本土化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46-255页。

(20)Shulman, Lawrence,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Practice, Illions: P.E.Peacock, 1991.(21)Boehm, W.W.“The Nature of Social Work”, 1958, Social Work.12(1):10-18.(22)Max Sipori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Practice, New York: Macmillan, 1975, p.3.(23)黄玉浓、张友琴：《专业性：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挑战——从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社会工作教育中获得的启示》，载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专业化及本土化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153页。

(24)付锋林：《壮大社工队伍有助于和谐社会建设》，《中国报道》2007年第3期。

(25)国家统计局：《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http://，2006-02-28。

(27)刘鹏程：《社工培训好风凭借力风正好帆悬》，《社会福利》2007年第1期。

(28)Mary Ann Suppes, Carolyn Cressy Wells, The Social Work Exper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and Social Welfare, Boston: McGraw Hill, 2002, pp.11-13.(29)C.Paul Brearley, Social Work, Ageing and Society, Condon: Roatledge & Kegan Paul, 1975.(30)隋玉杰：《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可：谁认可？认可什么？》，载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专业化及本土化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227页。

第二篇：中国发展面临的气候变化问题

中国发展面临的气候变化问题

学号：2011072032 学院：体育学院 班级：社体113 姓名：赵思宇

气候变化是一个典型的全球尺度的环境 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科学 家们就已经把气候变暖作为全球性环境问题提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科学界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府都高度关注和重视全球气候变化对各国 经济 和 社会 发展 产生的 影响。由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涉及到气候、环境、经济、社会、政治、科技 等众多领域，时间跨度又很长，因此，响应全球气候变化对策的制定应从国家长远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并把气候变化问题放到国家对外政治、经济与外交政策的大框架下统一考虑，以期气候变化问题朝着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 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过程中，如何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来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面临的挑战是＿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对中国发展带来的挑战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消除贫困是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经济仍将保持快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必将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能源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可避免地还将增长，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的形象将更加突出，无疑将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

1.发达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温室气体限控的压力增大。京都会议后，一些发达国家试图以《京都议定书》已规定发达国家的减排指标为由，集中全力向中国和印度等“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施压。有的发达国家甚至明确提出将发展中国家“有意义的参与”作为其批准议定书的前提条件之一，并与公约的资金机制挂钩。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减排的理由包括：环境原因、竞争力原因、政治原因等。虽然这些理由严重背离了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公约特别强调的：“发展中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履行其在本公约下的义务，将取决于发达国家对其在本公约下所承担的有关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承诺的有效履行，并将充分考虑到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任务。”但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不难发现减轻这种压力的艰巨性。

2.对中国现有发展和消费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自然 资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的丰度和组合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经济优势。中国人口基数大，发展起点低，到2003年底，仍有59.5%的人口为乡村入口，面临着继续完成 工业 化和城市化的长期发展任务，人均资源短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制约因素。传统的消费和生产模式是一种资源耗竭型、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这种模式已经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从发展模式的选择看，虽然各国有权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但在其发展过程中，都遵循某些带有普遍性的 规律，很少有国家发生例外。世界各国的发展 历史 和趋势表明，人均商品能源消费和经济发达水平有明显相关关系，可以说，在 目前 的技术水平和消费方式下，达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水平意味着人均能源消费必然达到较高的水平。世界上目前尚没有既有较高的人均GDP水平又能保持很低人均能源消费和排放水平的先例，中国面临开创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新模式的挑战。

3.对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继续增长，中国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将继续增加。有关预测表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有可能在2025年左右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十排放大国。尽管中国目前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仍很低，但由于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长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预计在2030年左右，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就有可能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以煤为主的国家，2002年中国煤炭产量13.93亿吨，接近世界煤炭消费总量的30%。同石油、天然气相比，单位热量燃煤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比使用石油、天然气分别高出36%和61%左右。由于调整能源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能源资源结构的制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又面临着技术和资金上的压力，以煤为主的能源资源和消费结构，使中国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前景不容乐观。

二、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对中国能源发展带来的机遇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给中国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当前国际社会提出的减缓二氧化碳排放的政策和措施主要集中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这些不仅符合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根本转变的需要，而且其直接结果也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高效能源技术和节能产品更加迅速地向全球扩展和传播，这一趋势也将有利于促进中国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能源结构的优化。我们应当抓住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给中国发展可能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积极参与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推动发达国家履行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承诺，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技术环境。

1.有利于推进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针对全球气候变化可能给中国带来的各种影响，采取适应气候变化的各种趋利避害措施，如改善中国的生态与环境条件，增加生态系统碳储量，从而对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在《气候公约》背景下，制定和实施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战略和行动计划，也可以进一步推动中国在计划生育、节约和优化能源等方面的进程。

2.有利于获得先进的节能与新能源技术，加快中国能源结构调整步伐。若发达国家能在国内进行实质性减排，无疑将对世界能源产生结构和能源技术产生重大影响。发达国家有可能由以石油为主向以天然气为主要能源过渡，各种可再生能源也将得到较大的发展，这可能为中国逐渐将目前以煤为主的高排放、高污染的能源结构转向以油气为主要能源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这种减排压力也势必会促进其在节能与新能源技术上的创新，节能与新能源技术的市场竞争力也会得到加强，气候变化无疑将为新一代能源技术发展提供机遇。同时，如果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费受到抑制，将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未来的发展腾出更多的能源消费空间。

3.采取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手段，也有利于减少中国大气污染。据 分析，在中国目前的大气污染物中，大约75%来自于燃料燃烧，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煤烟型污染。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控制大气污染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采取了 法律、经济、技术等多项措施，但大气污染问题仍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因此，用低碳燃料或无碳能源替代煤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这不仅是未来中国减缓二氧化碳排放的需要，也是中国保护环境和减少大气污染的需要。

4.积极开展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履约活动中具有较强的国际合作优势。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活动，认真履行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义务，有利于树立中国保护全球气候的国际形象，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同时通过开展国际合作，努力推动发达国家履行资金和技术转让承诺，可争取我国所需要的部分先进技术和资金。

三、中国处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中长期战略框架

1.指导思想。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的指导思想应是：坚持以远促近，以保障经济发展为核心，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根本出发点，以提高能源效率和加强生态建设为突破口，坚持不懈地全面推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断提高中国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和保护全球气候奠定坚实的基础。

2.战略目标。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的总体目标是：减缓温室气体净排放增长率取得明显成效，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不断增强，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显著提高，气候变化领域的科学 研究 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近期任务。显著降低单位GDP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明显提高减缓气候变化的能力。要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根本出发点，以提高能源效率、优化能源结构和加强生态建设为突破口，降低单位GDP的排放强度，不断提高中国减缓气候变化的能力，为保护全球气候作出积极的贡献。

四、关于未来中国碳排放的几点对策建议

1.应充分认识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未来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必然性。由于经济结构和用能结构的调整以及能源效率改善等原因，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国以较低的能源消费水平，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发展目标。但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人口在未来三四十年里还将继续增长，影响未来中国能源需求的其他一些主要驱动因子，如城市化、生活质量和人均能源消费水平等目前仍处于较低的水平，未来中国的能源需求将有一个显著的增长，由此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也不可避免将有较大的增长。根据美国能源部信息署(EiA)的统计，从1980~2001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3.94亿吨碳增长到8.32亿吨碳，21年间年均增长速度为3.62%。2001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为8.32亿吨碳，占世界总排放量的12.7%，在美国之后，位居世界第2位。虽然中国的排放总量大，但人均排放水平还很低。2001年中国人均碳排放为0.65吨碳／人，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1.07吨碳／人)的61%。按照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国的经济发展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碳排放也将随之增加。根据《2020年中国能源需求情景分析》和EIA的情景预测，到2020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达到17亿-18亿吨碳，在全球排放总量中所占的份额也上升到18%-19%，仍位居世界第2，但排放大国的形象将更加突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情景下，中国2020年人均排放将达到1吨-1.23吨碳，虽然仍低于届时的世界人均排放水平(约为1.43吨碳)，但这将使中国逐步丧失人均排放低的谈判优势。

2.应充分认识到降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所面临的压力与挑战。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很高，而且在1990-2001年期间，中国的碳排放强度下降了52%，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某些发达国家拉、压中国承担有限的减、限排义务的理由。虽然未来20年内，中国仍然存在着比较大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空间及技术节能潜力，GDP能源消费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下降趋势将会继续。据美国能源部EIA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GDP--氧化碳排放强度将下降到0.40吨碳／千美元，比2000年下降了47%，是世界上下降幅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但考虑到中国未来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与规模、能源资源、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尚存在许多不确定性，根据《中国可持续发展能源暨碳排放情景分析》的初步研究结果，到2020年，三个情景的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分别为每万元人民币0.56吨碳、0.49吨碳和0.38吨碳，比1998年分别下降了51%，57%和67%。即使未来20年中国有可能继续实现能源翻一番保障经济翻两番，但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下降速度将减缓，从1998年到2020年的22年里，中国GDP--氧化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幅度将低于1978-2000年的22年，也将低于美国能源部EIA的预测值。

3.应充分认识到美国提出的温室气体强度目标对 中国 的 影响。美国温室气体强度目标不仅使《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和执行效果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而且也使公平、责任分担与承诺方式成为 目前 气候变化争论的焦点 问题。美国温室气体强度目标的提出，使目前公约下的减排目标谈判出现了双规制、甚至多种承诺方式并存的局面，也必将对公约未来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履约进程和方式：有可能把中国是否承诺降低排放强度的 政治 意愿与美国未来减排承诺目标直接挂钩；也有可能为中国在适当时间承诺适当方式限排义务提供借鉴。

五、关于在可持续 发展 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建议

1.应从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首先，《气候公约》及《京都议定书》有效实施，不仅有利于全球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同时也有利于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中国 社会 经济 发展的长远目标。其次，《气候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有效实施，可以积极促进世界各国的技术进步，从而有可能开创一种低污染、低资源消费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这些技术的扩散，也有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此外，《京都议定书》以定量的方式，对发达国家提出了具有 法律 约束力的具体减、限排目标，有利于限制少数发达国家对国际能源资源的实际垄断和进一步瓜分，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资源空间提供可能，也为中国利用世界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们应对《气候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积极作用有充分的认识，并利用上述因素，为中国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创造有利条件。

2.应尽快制定在可持续发展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中长期战略。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的指导思想应为：坚持以远促近，以保障经济发展为核心，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根本出发点，以提高能源效率和加强生态建设为突破口，坚持不懈地全面推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断提高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和保护全球气候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的总体目标应为：减缓温室气体净排放增长率取得显著成效，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不断增强，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显著提高，气候变化领域的 科学 研究 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以可持续发展政策和措施为基础，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作出积极的贡献。应本着对全球环境负责的精神，在保证长远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抓住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这一新的发展机遇，加快实施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的速度和力度。应充分利用好外国直接投资，加快技术开发和技术引进的步伐，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努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优化能源结构，最大限度地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增长率。应加快退耕还林还草速度，大力加强植树造林，进一步制止对森林的过度砍伐，充分发挥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巨大潜力。

4.控制人口增强，提高公众保护全球气候的意识，建立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及其过快的增长速度，给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因此，要继续贯彻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同时，要努力提高人们的资源环境意识，应利用电视、报纸、书刊、影像等各种宣传工具和手段，提高公众保护全球气候的参与意识，引导公众建立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如使用较高效率的家用电器、充分利用公共 交通 设施、购买和使用再生纸以及分类存放可回收利用生活垃圾等。

5.反对将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发展中国家承诺减、限排义务的方式。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既对当今世界高度依赖 自然 资源发展物质文明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又为《气候公约》未来的谈判走向指明了具体方向。由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对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是第一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是必然的。在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并不是优先的领域，而更多关注的是满足基本发展需求所面临的挑战。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从发展的目标出发，寻求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而且这种道路同时也考虑了气候变化，虽然这是比较容易采取的一步，但这并不意味着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必然减少，更不能作为要求发展中国家在下一承诺期接受任何方式减、限排承诺的理由。

六、关于中国参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活动对策建议

1.利用CDM项目的资金额外性准则，促进外资的有效利用。首先，应敦促发达国家严格执行COP有关CDM项目资金的相关政策，这是保证CDM项目资金额外性的前提条件；其次，应明确要求发达国家将ODA以及公约资金机制以外的公共资金用于CDM项目活动，这是保证CDM项目资金额外性的前提，至少是用于CDM项目的公共资金应该是额外于目前已达到的0.7%GDP的ODA水平；最后，要求用于CDM项目的私人投资应高于一般商业项目的投资，以克服减排的增量成本，而不能是一般商业项目的“带帽”。

2.利用CDM项目的技术额外性准则，加速国际技术转移。首先，应要求CDM项目执行理事会制定一些减排潜力比较巨大的行业技术先进性标准，如火力发电行业等，以确保不同国家或地区同一类型CDM项目技术水平的整体一致性，同时，也可以避免一些技术相对而言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即使是发达国家已经淘汰的落后技术也可以产生一定的减排量的现象，这种规范的CDM技术先进性标准有利于保证真正的减排技术通过CDM项目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其次，由于CDM项目是缔约方间的双边项目，CDM项目的技术额外性不仅要求发达国家政府通过CDM项目转移公有技术，也要求发达国家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和措施，鼓励私人 企业 为了获得CERs而转让一些通过正常商业途径无法转让或企业不愿转让的减排技术，这就要求发达国家缔约方政府为了确保CDM项目的技术额外性，必须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并建立具体的机构，促进与CDM有关的技术转移活动，为这种先进技术的转移创造良好的环境。

3.从促进可持续发展出发，加强CDM项目的科学评估。COP7通过的有关CDM的决定序言中，重申了东道缔约方有权确认某一CDM项目活动是否有助于实现本国的可持续发展，这是CDM的一项重大原则。因此，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判断CDM项目能否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应结合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对CDM项目是否有助于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中国能源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等原则进行评估。具体来说，对能源领域的CDM项目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价：增加经济产出；增加有效能源供应总量；采用技术的先进性；减少局部环境污染；增加就业机会。评价的指标建议采用：产值／CERs；有效能／CERs；CERs／基准排放水平；污染物／CERs；就业人口／CERs。

4.加强组织机构和能力建设，做好参与CDM项目应对措施。参与CDM项目活动是近阶段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 内容。因此，有必要在CDM相关的组织机构、管理办法、能力建设以及备选项目评估等各个方面做好相应的准备。由于参与CDM项目的缔约方被要求指定一个CDM的国家主管机构，履行参与CDM项目活动缔约方政府的职责，为此，建议在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下，成立专门的CDM项目管理机构。考虑到一些缔约方政府已经就合作开展CDM项目进行了类似的招投标工作，这就要求国内有关部门做好CDM备选项目的评估工作，结合国内的结构调整和西部发展战略，尽快提出可供谈判人员选择的、具体的CDM项目库。

第三篇：中国广告业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中国广告业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中国的广告业个年轻的行业，与发达国家的广告业现状相比，仍显得相对滞后。我国广告管理体制上的不完善，导致了一些比较明显的缺陷和许多有待填补的空白，本文就我国广告业现状及涉及到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面对的伦理道德问题进行简单的探讨。

中国广告业发展现状：

广告是一个企业产品的外在形象，旨在宣传企业或者政府等的形象、产品或者服务。如果国民对某个广告已经产生反感，那么他就不会去买这个企业的产品，这个企业就难以生存。因此，广告对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十分重要。我国的广告业与国外广告业相比，在广告理念、广告运作、广告效果上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缺乏专业人才。随着合资广告公司数量的增加和外商独资广告公司的出现，广告行业的竞争不断加剧，我国中小广告公司将会受到冲击。

从2000 年经济回升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发展周期到 2009 年，中国经济连续9年快速平稳运行，国民经济良好较快的发展态势，为广告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

总体来看，经历了上世纪 80 年代的恢复期和 90 年代高速发展的成长期，2000 年以来中国广告业进入了高度成长的新时期，我国广告业的发展由低起点高速度向高起点低速度迈进，增长速度趋于平稳，行业的平均利润趋向稳定。具体来说，中国广告业的发展现状如下：

§广告业在中国这片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沃土上早已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在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全国上下总体消费需求量名列世界前茅，需求样式也较别国多。人口多，需求多，市场大，这使得中国广告市场也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目前，广告业虽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中国的广告市场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这为中国广告业今后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条件。§广告管理上，政府和相关协会和其他有关民间组织担当着中国广告业的管理者，履行着中国广告业的管理职能。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像《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同时也建立了一些专门培养广告业专门人才的高校、开设了相关广告学课程，广告业内部也形成了一定的行业自律标准规范。§广告社会监督上，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规范的监督机制和实施的程序。而受众在广告业监督问题上也有了较大的觉醒，对广告业以及广告都有了较前期更加清晰地认识，百姓的维权意识有了一定的提高。

§广告经营管理上，中国已经形成了广告代理制，并成立了许多广告代理公司，并在新世纪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通时，中国广告业也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广告业务运作流程。

§广告媒介运用上，中国广告业已经结合了科技的因素，全面运用网络、游戏、电视、电影、手机、广播、报纸和宣传页等等各种可利用的宣传工具，在这一点上应该可以说是已经和世界接轨了。

广告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一切事物都具有双面性，中国广告业也不例外，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他仍旧存在的不足依旧不可令人忽视，甚至应该要重视或者当心。具体来说，我国广告业的主要问题如下：

◆ 经济问题

§中国广告市场总体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区域间发展不平衡。虽然今年来我国广告业有了较大发展，但是其营业额仍然较低，尤其是平均经营额仍然偏少，呈现出“僧多粥少”的局面；而且在南北、东西不同地域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在传媒与广告公司的博弈中，广告公司仍然处于弱势。我国的广告公司大多数是非国有的，而我国的传媒却大多数属于国有的。双方在争夺市场等一系列竞争中，广告公司仍旧处于被“欺压”的弱势，利润分割上，广告公司依旧是“被宰割”的一方。

§广告经营者数量多，规模小，拥有综合实力的广告公司更是凤毛麟角；不少有实力的大企业把广告业作为企业内的子公司来扶持，以解决职工子女和企业闲散人才的安置问题，这类企业办的广告公司在谋求业务信息、吸引高级人才、综合市场调研和产品品牌策划能力等等方面，都远不及专业广告公司，但却瓜分了原本要流向专业公司的广告业务量。

§广告主广告费的投放还未完全走向理性，是社会对广告业认识还需提高，对广告公司的角色作用和劳动成果缺乏理解和尊重。广告是一种企业的竞争行为，只有不断挑战市场竞争，通过不断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企业，才能获得经济效益的持续增长。

§管理、经营和制作人员的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虽然有高校培养广告业人才，但是社会这个大染缸总容易把人才染成其他角色，要么经营不善，要么管理不妥，要么自律不足，还有就是专业技能不足，缺乏创新思维，使得广告业人才队伍显得较为缺乏。

§广告公司内部问题。我国的广告公司高度分散于弱小、非专业化和泛化问题严重，使得广告公司自身发展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外部力量，这也严重影响着广告公司的对外竞争力。

◆ 社会问题

§广告经营管理机制不健全。就我国广告审查制度来说，因经营单位集经营与审查于一体的管理体制，导致虚假广告现象严重。同时，广告市场也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经营秩序较为混乱，存在权钱、关系网、性等方面的恶性因素的影响。

§广告法律法规存在盲区。法律条款不够细化，积极是一些比较原则的宽泛的内容，缺乏有针对性的细化规定。同时违法处罚的力度不够重，对违法广告广告主、发布单位、制作单位、代言人等都没有一个较为相对有区别的严厉查处，使得虚假广告等屡禁不止。再者法律法规调整范围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总落后与现实的需要。

§行业自律存在不足：广告业自律组织缺乏足够的约束力和权威性；自律规则偏少，不够健全，而已有的一些规则又太抽象，可操作性不强；广告活动中各行为主体汗液自律意识淡薄。

§广告的社会监督力度不够。随着我国科普、普法、普教等工作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的维权意识虽然有了较大的进步，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不够，许多人都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一些违法侵权广告置之不理。

◆ 道德伦理问题

§国内一些企业为推销其产品，人为的夸大广告，运用主观的、夸大的言语赞扬有待销售的产品，而且用词往往是模糊的和笼统的，没有指出任何具体事实。通过夸张性广告来吸引消费者，诱使消费者购买其产品。由此可见，广告的原罪性，也触及到社会伦理道德底线。

§在广告促销时，部分销售者会做一些欺诈性质产品承诺，不管是明确的还是隐晦的，确实虚假并且有可能欺骗或误导理智的人们时，该承诺被认定为具有欺骗性。通过偷换概念、部分公开、小字修正等手法欺骗消费者，让消费者信以为真，从而购买其产品。这样的做法，侵犯了消费者产品的知情权。同时，使消费者对广告的信任感日趋减弱，不利广告业的长远发展。

§以新闻的形式刊登广告，让读者将广告误认为新闻，借助新闻及时客观的特点为产品做宣传。混淆视听，瞒天过海，广告新闻宣传产品，看似无可厚非，就其本质仍是一种欺骗消费者的行为。

§为广大消费者提供货真价实的优质产品和优质服务是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如果违背这一原则，便会产生道德问题。商品的名称、包装等方面采用了一些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的做法，如“他妈的”酸梅汤、“成都建仁药方”等名称，及一些性诉求的广告，均为单纯为了吸引消费者注意力而不择手段，内容制作得极为低俗，甚至不堪入目，对社会道德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

§广告促销回扣也会影响到社会伦理产生影响。企业的责任在于将商品或服务或企业本身的真实信息传递给客户和消费者，如果违背这一原则，将会误导用户的购买决策，因而是不道德的。不仅如此，如果在促销的过程中使用了回扣等不道德的手段，同样会恶化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因而同样也是不道德的。

正所谓“有病就要治”，广告不仅是一种经营行为 ,也是一种艺术行为和社会行为，我们期待着中国广告能从各个方面完善自我，多出一些有创新和符合时代精神的优秀广告作品。

第四篇：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一年,成就是惊人的.在世界舞台上,没有那个国家通过非掠夺的方式取得过如此成就.在这点上华夏儿女有自信和骄傲的资本!但是发展三十年也使中国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那么有哪些问题可能会制约中国龙继续腾飞呢?有哪些我们需要正视和解决呢? 个人浅见如下.1,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中国发展三十年,财富早已翻了N倍,但是大量财富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这种差距的表现也越来越多元化.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城市内部,乡村内部无不表现的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多.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多年是以牺牲农业利益来发展工业的.可以说,当时农业基本完全服务于工业的发展的.现在我们需要也应该反哺农业,也就是农民兄弟.东西部的差距目前来看,很难发生更本改变的.但是我认为,对于一些需要廉价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应该向西部拓展.随着东部经济的迅猛发展,很多劳动密集型工种的劳动力成本在大幅提升.在这种大环境之下,个人认为在发展西部资源经济的同时,应该加大发达地区的产业调整,增强科技性,高附加值产业发展,同时将密集型产业西迁.城市内部和乡村内部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会给社会治安和稳定带来很大压力.个人认为政府必须加快调节这类问题.城乡内部差距的扩大会是人们心理产生极大落差,而心理上的阴影是可怕而难以控制的,这会给社会造成许多不安定因素.可能是政治上,可能是经济上,更可能是治安上的.2,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一直在谈,一直说重视,可是一直没有停止过破坏!记得小学时的课本上就说不能走西方先破坏再治理的老路子,但事实上各地政府为了数字GDP和自身政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向环境要经济利益的行为,而且在全国许多地方任在继续.看看北京市内的这些臭河沟吧!西坝河,立水桥,臭气熏天!恶心之极!再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这个趋势将更加难以控制,更加放纵!环境问题很严峻啊！

3，贪污腐败，官商勾结.这个问题几乎贯穿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长河。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任很嚣张!并不是说现在是最糟糕的,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确实是很严重.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许多问题和矛盾凸现和尖锐起来,在这个背景下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很能激起民愤.不过是不是被“一小撮人”所煽动和利用,对社会的不满是根本原因.惩治腐败,不是说说的事,任重而道远甚至需要牺牲当权者的一些利益.4,政治改革.这个议题很敏感,但是国家领导层也一直在说,一直在做.但是反观改革三十年的历史,经济体制的改革远远快于政治体制改革.这需要领导层的努力和魄力,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是,这是必须的,长远的安定团结需要它.5,周边安定环境.中国周边环境很不稳定,各类边境危机充斥着漫长的边境线,这些问题复杂,涉及国家多.如何能确保边境安宁同时,不丢失主权完整的庄严使命.就看国家领导班子的大智慧了.（1）短期增长和持续发展的关系：发展目标问题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持续了30年，这种高速增长是否能够持续？在中国的经济分权体制之下，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和升迁主要基于当期的经济增长和招商引资，而官员的任期通常又只有几年时间，因此，地方经济发展的目标在实现了高增长的同时，忽略了很多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目标，例如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这些事业大部分都是需要政府进行财政投入的公共品，但是，如果在这些方面增加投入，就有可能挤占政府在其他更有利于短期经济增长的方面的投资，比如基础设施。其结果是，那些有利于持续发展，但需要政府投入的事业被严重忽视了。

（2）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关系：央地关系问题 在一个经济分权的治理结构之下，很难避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如果说中央政府代表着国家利益的话，那么，地方政府则更多地代表地方利益。这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分歧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中央政府更多地希望可持续发展，而地方政府更多地注重短期目标；中央政府更希望农民利益得到重视，而地方政府在增长至上的目标下，却缺乏关注农民利益的激励；中央政府更希望促成国内市场的统一，而地方政府则有激励通过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来追求短期的税收增长。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省级的地方政府拥有越来越强的经济实力，在与中央政府的谈判中拥有了越来越强的谈判能力。中央对地方官员采取“任期制”和“轮岗制”的一个好处是，较短的任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分化，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官员将更有激励来追求当地经济增长的短期目标。

（3）政府干预和社会发育的关系：制度环境问题

在经济分权的体制下，如果要追求国家利益，就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领导，以保证中央的政策能够下达，为此，中国一直用政治集权来作为与经济分权相配套的制度。但是，在政治集权体制下，形成了非常强的政治科层组织，各级政府往往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尽管我们总是希望每一级政府都更多地追求社会目标，但是在现实中，科层化的政治组织总是更多地赋予了政府官员个人以权力。政府过于强大，加上对于个人的权力缺乏约束，于是造成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过于依赖于特定政府官员的品质和能力，而整个社会却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组织，作为一种自组织的机制来调解矛盾和配置资源。（4）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关系：社会融合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然比较低，在未来的时间里，城市化的迅速提升一定会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方面。但是，在长期的城市管理农村的治理结构下，城市政府制定了旨在保护城市居民利益的“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在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体系、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提供这些方面更多地倾向于城市居民的利益。长期的城乡分割带来了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而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内部非户籍人口的增加，原来的城乡二元分割又转化成了城市内部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的“二元社会”分割。城市内部的“二元社会”又使得城市居民与新移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教育的回报差距也在扩大甚至可能进一步地加剧城市内部的社会矛盾，影响城市的持续发展。因此，如何在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的过程中，促进城乡融合，将是未来中国需要在战略高度加以重视的问题。（5）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关系：市场统一问题 中国是一个区域间差异非常大的国家。这其中当然有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的原因，沿海地区拥有海岸线和港口，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沿海地区更加在地理位置上接近国际市场，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国际投资，也更多地参与了国际贸易，因此，更快地实现了经济发展。同时，经济政策的倾向性也是造成改革后地区差异扩大的因素，直到20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更多地投向了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而不是更落后的地区，这使得中央财政转移反而起到了加剧地区间差距的作用。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加上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拥有制定本地政策的权力，于是，各地的地方政府都纷纷采取了形式多样的市场分割政策，来保护本地的企业，以期在短期内增加就业和税收，培育自己的战略性产业。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非常不利于中国形成统一的大市场，不利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利用人口众多和地域辽阔的规模优势。如何形成合理的制度安排，促进市场统一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中国未来临的巨大挑战。

（6）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的关系：利益共享问题

中国在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城乡和地区间的收入和公共服务不均等逐渐扩大。同时，分权体制下的科层结构，加上当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关系型社会，使得不同的人所掌握的政治和社会资源不均等，而这又进一步地影响到了人际之间的收入不均等和公共服务享受方面的不均等。收入的不均等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将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同时，收入不均等还会对健康水平、环境保护、城乡贫困、公共信任、收入流动和社会安定等产生多方面的不利影响，并间接对经济可持续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而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不均等又会在长期进一步地转变为收入的不均等，并可能造成人力资本不均等和收入的不均等在代际之间传递，降低不同人群之间的社会流动性，对社会和谐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产生一系列连带的负面影响。中国在未来急需调整政治和社会的结构，赋予农民和低收入阶层更多的政策影响力，让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被更多的人所共享。

（7）内部发展和外部失衡的关系：和谐世界问题

中国经济高速的增长虽然是对全人类的巨大贡献，但是，日益强大的中国也给其他国家带来了一些忧虑。由于中国的城市倾向政策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再加上地方政府片面地追求增长，不重视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同时，人民币的币值又被低估，因此，在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持续地走低，而同时，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却在持续上升。这样一来，中国的出口增长始终非常强劲，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更加快了，这造成了中国与世界上一些国家的贸易失衡，特别是中美贸易的失衡。尽管这一贸易失衡也与美国的储蓄率低有关，但中国出口产品的低成本肯定是外部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中国持续走低的劳动力成本和汇率和强劲增长的出口还引起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品竞争。与此同时，日益强大的中国越来越多地投资于全球各地，并对全球的资源需求上升。未来中国必将面对追求自身发展和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享繁荣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和谐世界”的理念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于全世界的责任，以及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愿景。

中国的发展虽然面临着众多的难题，每一方面的难题都有错综复杂的原因，但这些难题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的基于分权的政治结构和基于关系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之下，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的人群之间拥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资源不对等，造成收入不均等，同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的人群之间享有的公共服务也不均等，形成了“内部失衡”的局面。“内部失衡”的局面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而可持续发展又被地方政府在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的目标下忽视了。由于中国的普通劳动力（特别是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再加上1996年以后日益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导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持续走低，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只能依赖出口，最终形成“外部失衡”的局面。

忘记从几方面了好像环境体制模式等

第五篇：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困境与前景

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困境与前景

【摘 要】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处于初期阶段，目前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社工职业化的困境根本源于社会工作职业体系的不完善，不完善的职业体系导致人们对社工行业社会认同的偏差。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社会工作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社会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社会工作的发展空间将是十分巨大的。

【关键词】社会工作；职业化；困境；前景

社会工作是一项助人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行业。它的任务就是为社会诊断，为弱势群体开出药方。它的存在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发展程度。但从现今的社工职业化趋势看来，中国实现这个目标仍存在着重重阻碍。因此，有必要对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困境及原因进行探究，并预判前景。

一、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困境

（一）高校招生与培养存在偏差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一些高等院校开设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以来，社工专业化教育在国内发展已经经历了近30年。但是社工专业化教育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招生方式存在误区。目前我国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高校主要都是通过调剂的方式获取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同时，一些高校本着为了建设综合性大学而开设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方式流于形式，毕业生的专业化水平大打折扣。其次，社会工作专业教学内容和实际情况存在偏差。社会工作本科学位的专业课程的教材大多取自港台以及国外教材，不能适应目前中国的社会现状。

学校不合理的招生方式和?W科教学内容的偏差，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专业化程度不高，难以成为社会真正需要的社工人才。目前我国社工的总体水平呈现学历低、职业能力低的现状，最缺乏的就是专业化的社工。

（二）对社会工作认同度较低

专业认同度指个人对某一专业的整体认可状况以及由此形成的积极态度和情感，目前高校社会工作专业认同度普遍较低，成绩优异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绝大多数转入一些热门专业，间接造成了社工人才流失。同时，本科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毕业后涌入非社工行业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导致社工行业专业性人才稀缺。

职业认同指个体对于所从事的职业目标、职业社会价值及其他因素的看法，与社会对该职业的评价及期望的一致。除了上文提到的高校社工专业学生流失率高的情况外，已从事社会工作职业的人员职业认同度很低，大量社工在考虑职业流向时会选择转行。

社会认同指个人认识到他（或她）所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社工行业的社会认同度极低，多数人对社工行业不了解，有些人甚至将义工、志愿者与之混为一谈。而在国外，社工被看作与医生、律师并列的专业性职业。

（三）收入与晋升空间小

由于我国社工的收入体系尚不健全，社工平均工资水平仍远低于本地职工平均工资。同样的教育程度和工作经历却由于行业的不同，造成收入上的差距，给社会工作者内心造成极大不平衡。同时，较低的薪酬也意味着社工的物质基础无法得到保障，导致两种结果：放弃当前社工工作，转而去取得更高收入的工作；摒弃社工的专业价值与伦理，寻求自我利益。

社工机构可以提供的晋升空间上也十分有限，目前社工机构晋升选拔的条件除了取得社工资格证、工作年限等基本条件以外，选拔还需论资排辈，员工数量较多的机构中竞争非常激烈。不少社会工作者在社工行业看不到未来，逐渐产生退出社工行业的念头。

除此之外，由于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对于社工岗位工资的限价、岗位社工购买的局限以及对机构在其他方面如财务、募捐方面的严格限制，使机构丧失了自主权，无法通过扩展机构公益事业创造更多的员工上升空间。

二、社会工作职业化困境的原因

社工行业一方面在社会上的知悉度低，另一方面由于收入待遇低、职业前途未卜，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可。社会工作职业体系的不完善，不仅使在职社会工作者对自身行业缺乏职业认同感，也给将要从事社会工作行业的社工学生带来心理上的障碍。在急功近利的社会大环境下，人们对名利的追求已经超越了实现自我职业价值的愿望，收入高发展好的职业成为大众普遍的职业价值观。社会工作社会认同的缺陷建立在社会工作职业体系的不完善之上，是社会工作所面临的价值观挑战。

就目前看来，我国社会工作职业的现状为人才供给不足、专业化程度不高。一方面，专业社工人才的需求量较大而学校专业教育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和目前社会需求有较大差距。另一方面，现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建设仍面临着较大的人员缺口，社工毕业生大量的流失成为首当其冲的因素。从在职社工的职业状况看，社会工作在职业体系方面以及社会认同方面存在缺陷。职业体系方面的缺陷体现在社工收入和社会保障上。首先，由于政府购买项目对社工收入的限定，社工行业的收入整体偏低，和其他行业收入相比处于低位，一些社会工作者无法很好地满足其自身的生活需求。其次，由于社工机构建立的目的不纯以及政府对社工机构社会保障体制监管力度不够，使得社工行业的社会保障水平不高，机构为社会工作者缴纳的社会保险低于其他用人单位，使社会工作者无法获得应该享受到的职业保障，社会工作者的职业风险增加。

由此看来，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困境根本源于社会工作职业体系的不完善，不完善的职业体系进一步导致了人们对社工行业社会认同的偏差。社会工作行业引进我国本身就没多久，行业仍处于发展阶段，行业体系也并不像其他行业那么完善，在这种急功近利的大环境下，对于这种前途未卜、收入又不高的行业，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同。可见，政府为建立一支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仅把重点放在素质优良上是远远不够的。要让社会工作职业化进入良性发展，首先需要建立起一套健全的职业体系，包括从合理的职业报酬、较高的职业声望到完善的分工体系，才能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

三、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前景

自2006年以来，我国社会工作已经进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展阶段，但至今仍未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一方面由于社工职业正式起步时间晚，社会工作教育19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但是社会工作作为一种职业却直到2003年才为国家劳动部所确认。另一方面，由于社工行业缺乏大众宣传力度，公众对社会工作职业鉴定模糊不清，还有些人把志愿者和义工同社工混淆。公众对社会工作职业的知悉度低、认同度低，对大众来说完全就是个陌生行业，大众对社工能带来的服务也是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公众没有对社会工作行业建立起社会认同感，这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制约社会工作的发展。

任何新事物在进入一个新环境里都是有适应期的。社会工作在西方发达国家经过了近百年的专业化发展，才得以形成一套独立的社工职业体系，而社会工作传入我国的时间才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其职业体系都是建立在西方国家的国家体制以及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和我国的本土文化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因此，社会工作在我国发展阶段所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属于常态。我们应当正确地认识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过程中与社会经济体制、文化、价值观念冲突所产生的矛盾，这样才更有利于推动社会工作在我国的职业化发展，加快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发展进程。

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仍然处于初期阶段，无论从专业化方面还是职业化方面都充满着诸多挑战。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社会工作人才的需求不断的增加，社会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社会工作的发展空间将是巨大的。相信在未来政府对社会工作在职业化的发展一定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大众对社会工作的认识也会不断提升，会有更多的社工毕业生毕业后从事社会工作行业，也会有更多优秀的社会工作人才为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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