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庸之道更适合中国的社会环境（共5则）

第一篇：论中庸之道更适合中国的社会环境

对中庸思想当代价值的反思

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发展改革局

王伟

一、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核心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几千年来不断延续、传承至今的文明，其核心就是以儒家中庸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庸之道被视作一种人生和道德的至高境界和追求目标。中庸思想的包容性、中庸“和”的思想、“尚中”的思想、“无为无不为”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诸多价值观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构成中华文化心理和精神气质的核心要素之一，培养了中华民族稳健、笃实、内敛而包容的性格，为民族精神的构建、民族智慧的繁衍、民族文化的发展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何谓“中庸”？宋儒说，“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至也。”另有解释说“中，是做事之准，恰到好处；庸，是做事之狠，坚定不移。中是智者，庸是强者。”中庸思想可以概括为“尚中、时中、中正、中和”四个方面。“尚中”是中庸思想的逻辑起点，其内涵是“无过无不及”；“时中”是中庸思想的内在本质，其基本内涵是“无可无不可”；“中正”是中庸思想的规范准则，其基本内涵是“礼义”；“中和”是中庸思想的理想目标，其内涵是天人和谐之美。

二、中庸思想在近现代日渐式微

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节奏和生命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对中庸思想的误读、曲解和过度批判，再加上西方文化的冲击导致中庸思想的地位和作用被普遍质疑，中庸精神被逐渐抛弃。

（一）被误读、曲解和过度批判是中庸思想式微的内部原因 第一、汉语言特点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导致中庸思想的误读和曲解。冯友兰先生就指出：“有些中国哲学家的著述中，是用格言、比喻和事例 来说理，难免有不够透彻的地方，只能靠其中的暗示补足。明述和明示正好相反，一句话越明晰，其中就少暗示的成分。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如此不明晰，而其中所含的暗示则几乎是无限。” 这种微言大义的语录体，只讲其然而不讲其所以然，为后世留下了诸多迷团和解释空间。《中庸》的文本就是语录体风格。它自从《礼记》中的一个章节发展到成为“四书”以及后来“十三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来，注者蜂起，争论不断，莫衷一是，最后几乎所有的观点都不能称之为中庸本义了。难怪连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渊也说：“夫子之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忽焉在前，忽焉在后。”

第二，不同朝代基于政治需要对儒家中庸思想的改造使中庸思想政治化。任何学术思想一旦变为政治纲领或政治语言，成为某个政治群体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就会最终消磨和扭曲自己。儒学经历了董仲舒的改造为汉武帝所用。程朱奠定了理学的地位，形成了融释道为一体的大儒家文化，但也彻底剪断了儒学文化与孔孟文本之间的脐带，从此以后的经典，几乎成了对官方思想的演绎，也同时导致了学者意识的僵化和大众理解的教条化。

第三，“革命年代”对中庸思想的过度批判是其式微的另一重要原因。自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门户之后，中国开启了从被迫开放到自觉开放、从旧制度和旧秩序的破坏到新制度和新秩序建立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大破大立的“革命年代”，整个社会的主流思想是激进变革的，与中庸思想“守成”的一面泾渭分明。比如，中庸思想自“五四”运动以来一直被当作折衷主义进行批判。折衷主义虽然不反对变革，但其态度暧昧模糊。虽然中庸思想并不等同于折中主义，但也包含折中主义的成分。换句话说，任何思想的适用性都是有前提的，中庸思想的适用性也是有前提的，即在“同质性社会”的情况下适用。

（二）西方文化的冲击是中庸思想式微的外部原因

近现代，文明冲突、文化碰撞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深刻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人们对技术、财富、个人权利的渴求大幅提升。伴随开放而来 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大行其道，人的道德、尊严等一切皆可商品化、货币化，中庸思想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心理受到巨大冲击，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盛行，传统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逐渐崩溃，代际传承出现断层，人格开始分裂，消极、厌世和绝望情绪蔓延，精神颓废甚至也成了一种时尚。人们深切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独、隔阂、矛盾和冲突。在物质文明空前繁荣的背后，是敌对与分裂的日益加剧，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更加遥远。

三、在当前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中庸思想的价值日益凸显，在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大有可为

（一）当前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偏离中庸之道的后果

当前的中国社会属于 “同质性”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逐渐从“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发展到现在相对多元、松散的社会。但也从过分注重个人的内在修养发展到现在过分看重外在的利益，照搬外国发展模式和思想文化，这种矫枉过正和削履适足的做法已然偏离了中庸之道“过犹不及”的思想，后果就是由此产生的严重心理困境和社会弊端。在西方，由于片面强调发展竞争和大国霸权，人们逐渐越过了中庸不偏不倚的平衡发展之道，导致过度开采、竭泽而渔、盘剥自然、国际霸权，最终导致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双重失衡。当代世界和中国的社会发展抛弃了中庸思想，偏离了中庸之道，岂不正符合孔子“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的断言。

（二）现时代为中庸思想的适用性提供了条件和基础

社会经过了否定之否定后，人类思维才会更加成熟。历史在几经褒贬之后，思想才能显示出真谛。中庸思想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造就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使中国在二千多年的离合聚散中不断获得新生，也使中国在近代再次浴火重生中始终维系着国家和民族的统一，时至今日，中华民族才有了复兴和实现“中国梦”的基础。如果说西方是因为“过”而要退回到中庸，那么中国应该反思如何按照中庸之道在“过”与“不及”之间重新寻求恰如 其分的平衡点。在反省现代之路的偏激和极端之后，在如今实现“中国梦”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庸思想的现实意义正在显示出来，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庸思想具备了守正创新、发扬光大的条件和现实意义。

当前的世界，“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为中国提供了实现“中国梦”的历史性机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崛起、文化复兴、人民幸福，“中国梦”首先是民族的理想和目标，与中庸思想的理想和目标相契合。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中庸思想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争取人际关系和谐、稳定社会秩序、提高民族凝聚力方面无疑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三）中庸思想的再实践对于实现“中国梦”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1、重塑人的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民素质在物质生活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的全面、可持续的提高。中庸思想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人修身养性、为人处世的最高标准和最低起点。按照中庸之道修身养性、重塑“三观”、完善人格，提升道德修养，做一个有德行的人。按照中庸之道为人处世，追求中常之道，内外协调，在“过”与“不及”之间找寻“恰如其分，不偏不倚”的均衡点。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奉行“忠恕之道”，“君子和而不同”。按照中庸之道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灵活变通，看清发展方向、把握时代脉搏、确定个人目标，把个人价值实现完美融入民族的“中国梦”。个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终极价值追求，必将极大提升“中国梦”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2、促进社会和谐，提高人民幸福感，提升民族凝聚力。

从矛盾存在和解决方式的多样性来看，在一个以非对抗性矛盾为主的社会里，中庸之道是解决矛盾的基本方式之一。中庸思想一方面承认矛盾对立，主张“和而不同”，另一方面以“礼”制中，又是非分明，同时又表现为“权”、“时”、“义”（宜）的灵活性。实现“中国梦”的过程，是不断调整利益结构的过程，也是不断协调和解决社会内部矛盾的过程。按照中庸思想分析解决 社会矛盾，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左”和“右”之间把握好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平衡点，兼顾各阶层的利益和诉求，做到“动者斯和”，从而有效的调节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社会秩序，提高人民幸福感。

3、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建立和谐世界。“中国梦”迎来了历史机遇，中庸思想也迎来了传承经典、守正创新的历史机遇。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文明必将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中庸思想以“致中和”为理想和目标，随着其价值在世界范围内的再度体现，也必将成为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不同文化之间、不同宗教之间“和谐共处”的“大道”。

中庸思想二千多年的实践明白的告诉人们，现实中我们往往并不是“极高明”的，时时处处达到中庸境界也是很难的，所以“致中和”才是中庸思想的终极理想和目标。但这也正是中庸思想的智慧之所在，是中庸思想既是起点又是终点的奥秘之所在，也是中庸思想能够“与时俱进”始终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动力之所在。中庸思想在中国和世界范围的发扬光大必将伴随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始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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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论中庸之道——中国传统文化专题论文

中庸之道：中国传统文化的骨髓

中庸之道是中国文化的骨髓，作为一种方法论，它已经深深渗透到了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每一个元素和成分之中，成为构成普遍的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的核心要素之一。每个置身于中国文化视野中的社会成员，无论你愿不愿意，承不承认，你都无法摆脱那与生俱来的中庸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因此，正确地认识中庸之道，并加以合理的应运，既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无可回避的文化责任。

中庸思想起源很早。《尚书》中就已经记载了很多关于古代圣王执中、行中的例子。如《盘庚篇》的“各设中于乃心”、《吕刑》“罔非在中”、《诏诰》、《洛诰》的“时中”、《酒诰》的“作稽中德”等。在《尚书·大禹谟》中，有被宋儒称为“十六字心传”的那一著名的箴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洪范》记载，周武王向殷代的遗臣箕子请教国事，箕子提出九条大法，其中就有中道的思想：“无偏无颇，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由此，我们可以把《尚书》中强调“执中”的政治智慧，看作是中庸之道的思想源头。“中庸”一词，语出《论语·雍也》。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意思是，中庸乃至高的道德修养境界,长久以来，很少有人能做得到了。孔子这样推许的“中庸”，其含义到底是什么？其境界到底又有多高呢？朱熹解释说：“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这样，中庸一词的含义就是，中是一种凡事都追求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最为恰当的状态；庸，则是说这样做是不可更易的常理。概括而言，中庸的含义就是，中是一种常理。另一种解释来自汉代的郑玄。他注解说：“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意思是，中庸，就是中道之运用。这两种解释，在“中”的含义为中道上没有差别，只是在“庸”的含义上有一点分歧，而这一点分歧实际并不是本质性的。如果一定要从文字学的角度分析，参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说法，“中，内也；上下通也”、“庸，用也，”则“中庸”的本义就是中道的运用，郑玄的解释更符合中庸的本意。

不管怎样，中道本身便是极高极难的标准。这一点，也可以通过孔子的其他言论来参证：“无适(di)也，无莫也，义与之比。”(《论语·里仁》)、“过犹不及”(《论语·先进》)，意思就是凡事都要尽可能追求最为恰当合理的处置，不能过，也不能不及。打个比方，比如勇敢，过了就是鲁莽，不及就是懦弱，只有恰如其分的勇敢，才符合勇敢概念本身。事实上，中庸本来是一种道德修养境界，但是孔子把它普泛化了，在这种普泛化的过程中，中庸也自然而然地转换为一种方法论了。一件事我们可以尽可能追求最优解，但是每件事都要追求最优解，实在是太难了。

这样一个最优解，怎样才能做到呢？孔子的教导是：“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子曰：„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中庸·第六章》)。叩其两端或执其两端，就是指从事情的两种极端的状态入手，认真推敲研究，仔细体会把握，寻求和两种极端完全不同的最优解。以勇敢为例，我们只有从勇敢的两种极端状态入手，认真推敲研究，仔细体会把握“鲁莽”和“懦弱”，才能真正懂得和运用“勇敢”。需要说明的是，孔子所倡导的这种思维方式，很容易被误解为折衷主义，事实上，中庸之道的思维方式和折衷主义完全不同，叩其两端的方式，更加接近于现代逻辑中的试错法。

为什么孔夫子要悬置这样一个大家都很难做到，却又不得不努力去做的高标准，引导这样一种理想主义的方法论呢？缘由大约有三。其一，儒家以祖述尧舜，倡明先王之道为己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很容易把先王之道理想化。中道的思想作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代圣王的成功秘诀，被儒家抬高到理想化的程度，更是情理之中的事；其二，儒家的中庸之道是古代农业社会大环境下的产物。在农业社会中，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单一性，以及由单一性而必然存在的重复性，乃是儒家倡导凡事追求最优解思想的社会背景；其三，同时，农业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慢节奏也为儒家凡事追求最优解的理想化方案提供了时间上的可能性。（作者：王泽民/西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中庸思想在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摘 要 中庸思想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结晶。近些年来“国学”的研究逐渐成为热门，受到国内外的密切关注和极大兴趣。本文就中庸思想的源流和逻辑结构、中庸思想被曲解的原因，中庸思想在传统文化中的作用以及对未来中国的影响等几个方面，试图以哲学和文化的视角来寻找其中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为增强中华民族的自强精神，为创建未来社会的和谐和全面发展进行有益的探索。关键词 中庸思想；传统文化；逻辑结构；民族心理

中庸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学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它形成到现在，一直为民族精神的构建、民族智慧的繁衍、民族文化的发展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且中庸思想也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传播到世界范围，为全世界追求智慧和进步的民族输送着营养，可以说中庸思想的内核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的认可和研究。但是，我们却惊奇地看到，中庸思想却在其诞生的地方日益式微，在很大程度上被误解、歪曲乃至于攥改，以致于人们提到中庸就联想到调合、折衷和不偏不倚。换句话说，学术上的显学却在现实中逐渐成为险学，成为人人敬而远之的陈年旧帐。

一、中庸思想的源流和逻辑结构

（一）中庸思想的源流 “中庸”一词最早见于《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据不完全统计，《论语》中提到“仁”的地方有109处，而提到“中庸”一词却只有此一处，所以学者一般认为，“中庸之为德”并非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命题，他们认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就在于“仁”，“仁”与“中庸”的关系在《论语》中并不明晰，直到战国时期，从孔子的学说中分裂出荀子学派和思孟学派，孔子的“中庸”思想由思孟学派的重要著作《中庸》体系化并发扬光大，“中庸”方成一个独立的哲学范畴。和《大学》一样，《中庸》也是后人从《礼记》中分裂出的一章，它出自《礼记第九中庸》篇，到宋代，理学大兴，程颢、程颐重新注释《中庸》，到了朱熹，将《中庸》列为经部，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称为“四书”，并且逐渐以儒学十三经为主要内容，融诸子百家，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体系。从此以后，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完成了其最后一次整合，更加呈现出其系统性和完备性，另一方面中国也开始以程朱所著的儒家典籍为内容，运用“八股文”的形式选拔政府官员。文化现象开始被政治化了。从“中庸”字义上来讲，“中”字在先秦古籍中常见字义有三个：一是指中间、中等、两者中间；二是指适宜、合适、恰好、合乎一定标准；三是指人心，内心即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程颐的诠释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的诠释为：“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至也。” 马道宋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对中庸解释为“中，是做事之准，恰到好处；庸，是做事之狠，坚定不移。中是智者，庸是强者。”而在《中庸》中，却有着这样的解释：“喜怒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熹又注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唳，故谓之和。人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由此可以看出，”中庸“首先不是简单的”折中“和”无作为“的意思，它不仅有丰富的社会学，伦理学涵义，还有其完整、严密的逻辑关系。

（二）中庸思想的逻辑结构中庸思想的内在逻辑可以概括“尚中”、“时中”、“中正”和“中和”四个方面。“尚中”是中庸的逻辑起点，其内涵是“无过无不及”；“时中”是中庸的内在本质，其基本内涵是“无可无不可”；“中正”是中庸的规范准则，其基本内涵是“礼义”；“中和”是中庸的理想目标，其内涵是天人和谐之美。正如上面所说，“尚中”的思想古已有之，而“时中”“中正”和“中和”则是孔子对“尚中”思想的发展，也是中庸思想所在，更是后世研究中庸思想的圭臬和中庸思想被误解、歪曲、简单化的症结所在。“尚中”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也是儒家文化，特别是中庸思想的重要标识，比如我们的文化被称为中华文化，我们国家被称为中国等等。为什么说“尚中”是中庸思想的逻辑起点呢？因为“中”是孔子品评人物、选择朋友的标准之一，是其自我修养的准则。比如，子贡问：“师与商也孰与？”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这一点就说的很清楚了，过分和赶不上同样不好，由此可见，孔子的“中”的标准就是“无过无不及”孔子还强调，得不到合乎中道的人和他交往，不得已而求其次，也一定要交到激进的人或狷介的人。这仍是一个中的问题。至此，我们不妨反思一下，为什么在诸子百家之中，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惟独以儒家文化为正统呢，应该和这种“尚中”的思想有关吧。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经过几千年没有像其它文明古国一样消亡或分裂，应该也和这种尚中的思想有关吧。为什么“时中”是中庸的内在本质呢？在孔子对《周易》做的《易传》中，对“时中”的概念阐释得比较明晰，《艮》之《彖传》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强调或止或行，或动或静，都要因其时，“时止时行”就是“与时谐行”，也可以理解为与时俱进。“动静不失其时”也就是“时中”，“时中”即“中”而因其“时”，“时”而得其“中”，得其“中”所谓经也。因其“时”，所谓权也，有经有权，故能变通。此所谓“变通者，趣时者也”。变通趣时，即变化日新。能趣时变通，即是“识时务”也。由此可见，中庸思想并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变化的，这也正是中庸思想的生命力之所在，任何一种东西，都不会因为其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消亡的。相反，那些被认为是最完善的事物，却会因为其拒绝变化和改进而最终走向消亡的，巴比伦文明正是如此。为什么“中正”是中庸的规范原则呢？前面强调的“尚中”和“时中”，一个重在状态，一个重在过程，但是，以什么为标准呢？孔子就特别强调“礼“，所以“礼”就成了中庸思想的规范原则。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朱熹《集注》引谢氏曰：“适，可也。莫，不可也。”也就是“无可无不可”，正如孔子所说：“礼乎礼，所以制中也。”（《论语.仲尼燕居》）在此，我们暂且不必去深究“礼”的内容，我们只需看清“礼”的必要性。我以为，“礼”的实质在于构建一个社会的道德平台，进而用以维系一定的社会关系，这种平台的效力应当弱于法律，但其出发点却高于法律，是一种统摄人的灵魂和集体意识的工具。正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所以《论语》中反映“中庸”与“礼”的材料比比皆是，比如，“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秦伯》），“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当然，封建社会的一系列的礼教，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在有宋以后，正是因为墨守了“礼”的成见，才导致了国势的式微，这是“中正”而不能“时中”了。什么是“中和”呢？中和是中庸的理想目标，也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残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妇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无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纵观这个“理想国”的关键就在于一个“和”字，所以孔子把“和”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中庸》开篇就提出了“中和”说。据《左传》中记载，著名政治家子产临终时告诉他的接班人大叔说，为政的关键，在于针对不同的对象，或宽或猛，宽猛适中（《左传·昭公十二年》）。孔子评价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所以，在这里，中庸就不仅仅是“尚中”、“时中”和“中正”了，而是一套灵活自如的辩证法了。从中华民族的民族特质来看，正是因为“和”的思想，我们才取得了古代文明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和”的思想，中国才能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倡国，受到世界的尊重，许多人一直批评中庸是调和主义，妥协主义，至此，应该可以说明白，是我们并没有搞清楚中庸的全部内涵，换句说，我们只看到了“中”一面，而忽视了“庸”（即用）的一面。

二、中庸思想被曲解的原因中庸思想是一个庞杂丰富的体系，它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特质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人的心理特质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也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但是，为什么中庸思想在它的发展中却被一代一代的误解扭曲、淡忘甚至于摒弃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人的心理特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家都喜欢于“叶公好龙”的事，每每有很多东西让大家羡慕不已，梦寐以求之。可是一旦得到以后，却常常不知所措，或者就置之不理了，比如对于鲁迅精神，可以说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像鲁迅一样的民族精神和批判意识，所以每个时代都在倡导鲁迅精神，可是仔细想一想，我们哪一个历史时期又能够容许鲁迅式的人物随意说话呢？在中华文化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心理特质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中庸思想的式微，是否也和这样心理特殊性质有关呢？中庸思想被曲解，可以肯定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于中国人的语言方式。汉语是人类语言中表意最为丰富的语言之一，经过几千年不间断的发展，已经形成浩如烟海的语意集合，这一方面为人们的思想表达和信息传递提供了广泛的空间。一方面也为信息传递的误码埋下了隐患。一个意思，可以若干种表达方式，意思可能只会有细微的差别，即使同样字面也会因为断句和语音的轻重、语气的高低、神志的差异、语境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表意结果。比如，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极力从孔子的思想中为其维新变法寻找依据，所以，他对《论语》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作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从而为自己变法找到了理论依据。这样的例子在对典籍的诠注和训诂中比比皆是。一句话，中国汉语的发散性和不确定性造成了语意外延的扩大和语意表达的不准确。所以，中庸思想的发展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它自从《礼记》中的一个章节发展到成为“四书”以及后来“十三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来，注者蜂起，争论不断，莫衷一是，最后几乎所有的观点都不能称之为中庸本义了。

（二）基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我们知道，关于中国有没有哲学或者有没有中国哲学的争论在学界依然没有定论，我以为问题争论的焦点就是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假如按照“哲学”一词在西方的定义来看，中国可能真的没有哲学，换句话说，中国没有西方那种形而上的纯之又纯的哲学体系。在中国，一般认为文史哲是不分家的，所以所谓的哲学著作也是社会学著作、政治学著作。所谓的哲学思想也是伦理观念，也是政治观念。这也为中庸思想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障碍，换句话，研究者不能很好地理清中庸思想的哲学定位，使之处于“蝙蝠状态”。按受者对中庸思想敬而远之，望而生畏，逐渐也就淡而化之了，这是中庸思想、传统文化在很多地方面临这样的尴尬，一方面是研究者、学术界有识之士大力倡导，一方面是社会受众的大而化之，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使传统文化在很多时候“叫好不叫座”。另外，就中国的文化特质来说。其思维的发散性不严密性导致了中国哲学和中庸思想发展的非线性。我们知道，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有一套完整的承递系统，比如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英国经验论到法国唯物论再到德国古典哲学，从叔本华到尼采到海德格尔，等等，都表现了很完整的继承性，发展性和创造性，而在中国，精典的著作一般都是微言大义的语录体，只讲其然，而不讲其所以然，故而为后世留下诸多迷团和悬案。比如孔子，连他最得意的弟子颜渊也说：“夫子之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忽焉在前，忽焉在后。”（《论语.子罕》），所以在孔子身后，儒家学说一分为八，每一派都有自己的“如是我闻”了。正如庄子所言：“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外物》）还有，中国人是不太重视逻辑思维的，其特点是重感性而轻理性，重宏观而轻微观，重暗示象征而轻科学论证。正如冯友兰先生指出：“„„有些中国哲学家的著述中，内容不相联系，但没有说明„„用格言，比喻和事例来说理，难免有不够透彻的地方，只能靠其中的暗示补足。明述和明示正好相反，一句话越明晰，其中就少暗示的成分，正如讲话，越是采取散文形式，就越不象诗。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如此不明晰，而其中所含的暗示则几乎是无限。”就《中庸》的文本而言，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虽然没有运用大量比喻和事例，但是格言体的风格，也让人找不到中庸的不二法门。比如，什么是“中”，什么是“庸”，为什么要“中”，为什么要“庸”，夫子从来没有论证过，颇有点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意思。

（三）基于政治意识对儒家思想和中庸思想的戕害这一点比较难以理解，作为一个学术思想或学术流派来说，他们最大的愿望也就是使自己的主张能够得到广泛的承认和应用于实践，特别是得到上层建筑的践行，当年孔子、孟子等人奔走于列国，正是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所以他们会不失时机、不辞辛劳，甚至会不择手段地寻找施展自己的平台，那么为什么说中庸被政治意识戕害了呢？我以为原因有三：其一，任何学术思想一旦变为政治纲领或政治语言，便也同时由形而上走到了形而下。学术思想被贴上政治标签，便没有了自身的面目，转而成为某个政治群体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成了政治家的拐棍，可能为登山者提供了便利，但最终还是消磨和扭曲了自己。众所周知，儒学经历了董仲舒的改造，融入阴阳家的思想，完成了其“天人感应”的系统，最终被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采纳，程朱鼎定了理学在中国的地位，形成了融释道为一体的大儒家文化，但同时也彻底剪断了儒学文化与孔孟文本之间的脐带，从此以后的经典，几乎成了对官方思想的演绎；其二，学术思想的政治化导致了学人意识的僵化和大众理解的教条化。也就是说，这些东西一旦被认为天经地义的真理，就很少再有人去质疑和进一步研究它了。我以为这是儒学和中庸思想在中国式微关键原因之一。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儒学精神所教给人们的“顺从意识”，恰恰把自己作茧自缚了，而我们却在大声疾呼儒学精神的复兴。其实，我所呼吁的并非是支离破碎、僵化的儒学精神，而是一个活的、完整准确的儒学精神。中庸思想在一元化社会必然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只要我们拥有的是“本中庸”和“真中庸”。其三，政治的一元化导致了其他学术流派发展的滞缓，从而使主流思想失去了参照系。这个原因不难理解，绝对的光明和绝对的黑暗同样可怕，一元化的声音久而久之也会令人生厌，以至于在后来的社会变革中被全盘否定。“倒洗澡水的时候，连小孩也倒掉了。”

三、中庸思想在传统文化中的作用以及未来中国的影响这是一个重要而不被重视的问题。因为很多对于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理解常是“吃人的礼教”或者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众多的研究家们也更多的愿意从“仁”的角度去研究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我以为，这恰恰是本末倒置，抛开了中庸去强调其它，再美好的蓝图却无疑是空中楼阁，沙上建塔。

中庸思想不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是一个比较不善于理性思维的民族，所以它的实践中应用的东西在理论上往往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中庸思想正是如此，我以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价值观都来源于中庸思想，中庸在诸多价值观中又居于主导地位。兹举三例以证之：其一，“和”的思想前文已经说过，中和是中庸的理想目标，《中庸》开篇就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齐焉”，这也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国。所以中华民族也是一个主张和平、和善、和解的民族，比如《孙子兵法》，本来是一本探讨如何打仗的书，本来是与“和平”悖道而驰的，但是孙子一篇就讲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始计篇》），又讲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百破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 谋攻篇》）一个核心的意思：打仗的最高境界是不打仗而解决问题，正是一个和字，也正是这一价值观造就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巨大凝聚力，也有了新中国在国际上形成高度共识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二，“无为无不为”的思想其实在这一点上，儒家和道家是相通的，很多人片面地认为道家是“无为”，而儒家是“无不为”。或者称之为“出世”和“入世”，如果从中庸的观点来看，就没有这么明显的界限，就儒家而言，仍然是强调无为的，比如“君子敏于言而讷于行”（《论语.里仁》），“索隐行径，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中庸.第十一章》）所谓的无为，并不是没有作为，不去作为恰恰是为了有更大的作为，而不去做那些不该做的。又如道家的无为，国学大师梁启超是这样评价的：“常人多说老子是厌世哲学，我读了一部《老子》，就没有看见一句厌世的话。他若是厌世，也不必著这五千字言了。老子是一位最热心肠的人，说他厌世的，只看见‘无为’两个字，把底下‘无不为’三个字读漏了。”中国人正是找到了“为”和“不为”之间的“中”，才把中华传统文化的技术和艺术发挥到了极致。其三，“尚中”的思想中国人的“尚中”情节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正如前文讲过，连国名也叫“中国”，“尚中”的情节就可想而知了。这些不仅表现在核心层和制度层，比如诸多的典籍和规章制度。无为以“中”为最佳状态和最高境界，比如孔子说：“龙，德而正中者也。（《易传 文言》），将最高的道德标准归纳为正中。而且还表现在器物层。比如建筑、音乐、美术、艺术等，无不体现”尚中“的因素。换句话说，”中庸“的”中“既是传统文化的最低标准，也是最高境界。正如孔子所言：“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里面有我们永远汲取不完的智慧。第二，中庸思想在融合和协调各派思想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中庸思想的包容性，也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其一，中庸精神促使了儒家思想本身的完善虽然前文讲过，因为中国语言的发散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对经典解释的多样性，但这恰恰在客观上也是一个对经典的完善过程，每个学者，或者大儒们，他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或理解的理解对经典做出评价和诠释，从而在客观上使儒学能够适应一时一地的环境，并且也推动了儒学的发展。但是，所谓革新和守旧总是一对矛盾的两面，儒学的每一步发明，都要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强大阻力。而中庸每每在这时也起到了协调的作用，因为大家的许多分歧都会在中庸或者说“时中”的框架下达成共识。久而久之，中庸的思想也成了所有的思想流派的共识。记得在安徽的徽州有一条有名的“六尺街”，相传两家人为三尺宅基地挣得不可开交，于是有一家写信向在京做大官的族人求援，不料却收到了一纸书信，上面题了一首诗：“千里捎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于是两家人都觉得不应该，都让出了三尺，就有了这条“六尺街”。这就是中庸的力量，也是包容的力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其二，中庸思想对儒家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所谓的大儒学文化，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大中华文化，是指融儒释道为一体，以儒家为主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形成大约在北宋理学的出现以后。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此以前，中华文化还不能说是一个完整的文化形态，各种思想还是各自为政。要么各自相安无事，要么在政治舞台上交替上场，比如南北朝时期可以被认为是佛教大兴其道的时期，唐代又以道教为国教。同样，在历史上也出现了范缜拆庙、韩愈上书谏迎佛骨的事件。但是，自从禅宗在佛教的地位确立，理学大兴其道以来，各种思想也就越来越显得中庸了，相互包容，相互印证。所以，我们才看到了北宋的苏轼入则为儒，出则为佛，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所以，在很多宫观庵堂里，既供着菩萨，也供着龙王，人们婚丧嫁娶的各种仪式，也都是和尚道士一齐登场。中国的建筑、音乐、文学、艺术，同样也无法再细分是什么派别了。我以为，这种局面的形成，并不是因为儒家思想有多么高深或者政府意识形态的大力提倡所致，最主要的是儒家的中庸精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中庸精神培养了中华民族内敛而包容的性格。第三，中庸思想是中国人做人做事的最高标准和最低起点。虽然很多人在表面上排斥和否认中庸思想，但是事实上很多人恰恰在践行着中庸之道。我们所讲的很多理念，其根源都来自于中庸思想。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讲过：“极高明而道中庸”。唐代的书法理论家孙过庭在《书谱》中谈到书法的间架分布时也说：“初学分布，务求平正；既得平整，务追险绝；既得险绝，复归平正。通汇之际，人书俱老。”这也是辨证法，也是中庸，换句话说，初学的分布是易得的，我们要了解中庸的字面以及按照这个字面来行事也是容易的，但是做到复归平正，领会中庸精神的三昧，那将是非常困难的。这也正是中庸的智慧之所在，是中庸精神既是起点又是终点的奥秘之所在。第四，中庸精神对中国未来的影响如果我们现在还不重视和发掘中庸思想的内涵，那么我们必然会在未来的发展中失去方向，错过很多时机。这是因为：(一)中庸思想对中国的民族自强和和谐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今世界局势下，要谋求长久而稳定的局面，和平是最根本的要素，中庸所包含的“和”的思想在这些方面都有所体现。第一，各民族之间的和睦是发展的关键。纵观世界各地的冲突与战争，大多因为民族矛盾而起，也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这样和谐的民族关系和民族繁荣。从历史上来看，不同的民族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从现行的民族政策来看，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也体现了一个“和”字。第二，各地区之间的平稳和谐发展也至关重要。众所周知，因为历史和自然的原因，造成了中国经济文化发展在地域上的不均衡，如果按照西方学者的某些理论，中国的社会早就爆发了革命，但是中国的经济依然保持迅猛的发展势头，就是因为中国人的人心思“和”。

（二）中庸思想是中国政府处理各种复杂的政治局面的精神底线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局势，政府在处理各种问题的时候就必须站在客观公正、理性均衡的立场上，而这些立场的获得，正是依赖于中庸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否则，政府要么会犯左倾冒进的错误，要么会犯右倾妥协和机会主义的错误。比如在处理中日问题上，常常一点小小的摩擦都会引起很大的民族情绪，使政府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此时，民众可以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方式，但是政府却不能，政府必须权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必须考虑到长远的利害关系等等。又比如台湾问题，层层关系错综复杂，既有国际因素的干扰，又有两岸利益的交错，还有岛内矛盾的消长。所以，面临这些复杂的问题，政府的每一个决策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而政府唯一能够践行的标准和精神底线，就是中庸思想中的“四中”的智慧。这个在历史上有很多例子，在此不必赘述。

（三）中庸思想是不断完善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树立民族风格的契合点中庸思想是一种最理想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的境界。但是这种最佳的状态也是最难达到的，现实中我们往往并不是“极高明”的，所以“道中庸”也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而已。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中国人最容易滑落的中庸的两极，要么是极端的民族自负，要么是极端的民族自卑。比如，当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叩击中国的大门的时候，我们的皇帝老子还以“天朝上邦”自居，拒绝外来的先进文化和生产力。在洪秀全给英国来使的诏书中赫然写道：“尔海外英民，不远千里，归顺我朝„„”当被洋枪洋炮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却变成了奴颜卑膝的假洋鬼子，仿佛外国月亮都要比中国圆。所以，当现在我们正在全力以赴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时候，就必须明白中华民族缺少的是什么，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是什么，民族风格是什么。因此，一旦我们找到中庸的钥匙，我们就可以解读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核。

（四）中庸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灵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社会实践的重大理论成果。胡锦涛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充满活力的社会。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过得到肯定。”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只有中庸思想的精神有这样包容精神。如何做到以人为本、做到促进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做到坚持可持续发展，做到利益公平和分配合理？只有用运用辩证法的观点，根据“尚中”、“时中”、“中正”、“中和”的内在逻辑关系，才能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总而言之，对中庸思想和中庸精神的发微和探究，正是为了使我们更多地向前看，从民族的长远发展，从民族的长治久安的角度着眼，寻找许多问题解决的突破口。当一切的涡流都复归平静的时候，也是中庸思想在民族复兴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时候。“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不断地总结和汲取中庸思想的智慧，转而为现代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必将成为一个十分有开拓意义和重要价值的事情。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M]，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 [2] 杨庆中 论孔子中庸思想的内在逻辑[J]，人大复印资料，2004（10）[3] 杜保瑞 《中庸》哲学体系研究[J]，世界弘明哲学季刊，2002（2）[4] 徐克谦 从“中”字的三重含义看中庸思想[J]，人大复印资料，2004（8）[5] 杨祖汉 中庸义理疏解[M]，台北《鹅糊丛书》之六，1983年版 [6] 高柏园 中庸行上思想[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版

第三篇：论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的社会环境及其面临的问题

论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的社会环境及其

面临的问题

林 卡

2012-11-8 15:57:09 来源：《社会科学》(沪)2009年4期

【英文标题】On Social Contexts of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and the Related Problems

【作者简介】林卡，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就要开拓社会工作职业领域，并为此进行多方面的工作。在学术研究方面，我们要借鉴国际经验，分析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问题。这一分析可以沿着制度背景、组织因素、学科发展和职业体系的培育四个方面展开。这些讨论要能够回答社会工作这一职业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推进这一发展的制度背景和组织环境是怎样的；以及中国发展社会工作职业所面临的独特环境。深化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把握社会工作职业体系发展的内在逻辑，并据此来探索中国社会工作职业体系的发展前景。

【关 键 词】社会工作/社会行政/社会福利

根据昆耶塔的说法，各国社会工作发展进程会随着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人们在一定时期内所面临的问题的不同而有所不同①。因此要研究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进程，我们必须考察这一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造成这些问题的社会环境因素，从而为我们的对策分析提供理论基础。在本文中，我们将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展开这一分析：一是有关制度背景的讨论；二是讨论社工体系发展的组织环境，即在现有的体制中，社会工作者居于什么地位、应该起怎样的作用，及其发展的组织支持来自哪些方面；三是学科发展的相关因素；四是职业体系的建立问题，即从社会行政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工作职业体系的制度建设。由于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在中国起步不久，还缺乏经验，我们有必要首先借鉴国际经验来理解这一职业的发展趋势和规律。

一、国际经验

社会工作这一职业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各种慈善和社会救助团体的活动以及社会工作会议，都为以后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早期阶段，社会工作往往与个案工作和心理咨询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诊疗社会工作。自50年代以来，社会行政学的发展和福利国家体系的成长使社会工作的职业领域得到进一步扩展。60年代以后，许多西方国家都设置了社会工作课程，并在70年代形成以三大专业方法为核心的学科体系。为了对于这一学科演化及其历史条件有更为深入的认识，我们在以下部分将回顾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的国际经验，以便为随后的讨论提供概念框架和理论背景。

制度背景因素

首先，社会工作职业体系的建设这一任务的提出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要求。Butrym强调，社会工作是一项具有很强的价值导向的工作，但也是一项面向社会实践问题的工作②。社会工作关注这些实践问题，而这些问题大多是由社会变迁所导致的。例如，Wilensky就指出，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招致了人们对发展社会服务的需要③；而Jordan更进一步说到，社会工作者的责任是直接地（或者从逻辑上说）从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④。这就是为什么在城市化程度较低的乡村社会或不发达国家中，社会工作职业化程度很低的原因。

其次，社会工作这一职业的发展也与人们生活方式的变迁相关。在现代社会，养老成为社会事务而不仅仅是家庭事务，特别是由于子辈为父辈所能提供的福利服务十分有限；与此同时，单亲家庭以及非婚生子女的流行，也进一步弱化了传统的家庭功能。这些情况要求我们采用新的模式、新的方式来满足人们对于儿童照顾和老人服务等方面的需要。根据这种需要，发展社会工作职业就成为现代社会服务的一种基本方式。

第三，社会工作这一职业也为强化社会控制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在当今许多国家，社会工作者这一队伍已经成为进行社会服务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队伍。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社会矫正的手段来降低社会离异现象、调和社会矛盾、缓和一些危害社会稳定的因素。在此意义上说，社会工作者是进行社会改造的有效工具，也是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生力军。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包括广泛的社会“问题群体”，而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对于解决诸如贫困、失业、吸毒、青少年犯罪、家庭暴力和儿童遗弃等问题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工作职业体系的发展是社会发展到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今天所提出的客观要求。社会工作实践所具有的高度制度化和职业化特征，能够有效地保证社会服务投递的目标性、持续性、合理性和公平性，从而使社会服务成为一种公共管理事务。只有在这个大背景中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发展社会工作事业的意义。它要求我们跳出在技术层面上思考如何提供社会服务等问题，转而去思考长远的社会发展目标，追求社会工作发展的远大图景。它关系到我们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将采取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以及如何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

组织环境

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也是在一定的组织环境中进行的。在社会工作这一服务体系建立之前，家族、宗族和地方社区是构成社会安全网络的基本部分；但到了19世纪上半叶，游离于基本安全网之外的私人慈善和福利组织所进行的“公益”活动已逐渐流行，并形成了社会工作实践的早期渊源⑤。例如，Heinonen在谈到加拿大的经验时就说，社会工作的发展是由两个运动来推进的：一是慈善组织所进行的社会救助活动；二是汤因比会馆运动⑥。在此进程中，慈善活动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并由此对福利服务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形成相关的要求。

在20世纪20-30年代，许多欧美国家形成了社会工作者队伍。例如在加拿大，这一队伍包括医务个案工作者、公共福利工作者、心理个案工作者、矫治工作者和儿童福利工作者等等⑦。在北欧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从事社会工作的既有福利行政工作者，也有个案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这些工作者致力于贫困家庭的救助和青少年失范的防范，也涉及儿童福利和老人服务等福利服务活动。但是在那时，这些从事社会工作活动的人群对于他们各自的工作任务和工作目标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界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福利国家的发展和社会工作职业化程度的提高，社会工作者队伍的扩展受到了公共部门的大力支持。地方政府积极地介入到福利服务的提供中，使政府部门与社会工作者的互动成为这一职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成为社会工作者的主要雇佣者和支持，并直接介入对于服务机构的管理。这些福利服务活动直接导致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

因此，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进程表明，它与公共福利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公共机构常常把社会工作者作为公共福利的投递者和组织者，并赋予他们在社会福利方面的相应权利。这使社会工作这一职业的发展与社会行政这门学科的发展密切联系⑧。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者与各种慈善组织和非政府福利团体联系密切。在这些团体中，社会工作者常进行福利事务的管理、组织和运作工作。通过与各类福利主体的互动，他们强化了其独特的职业地位。

学科发展

社会工作的职业化进程还有赖于社会工作这一学科规范的形成、学术研究的积累和学科教育及培训事业的发展。社会工作学科的早期发展与心理学和社会医疗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以来，心理学科与社会工作技巧密切地结合，形成了诊疗社会工作的传统。70年代以来，社会工作向更为宽泛的社会工作领域扩展，形成了宏观社会工作和微观社会工作的区分。在此，微观社会工作涉及个案工作、家庭咨询、团队活动，而宏观社会工作则涉及社区组织、政策制定、社会计划，及使用团队工作的方法去影响团体之外的成员的战略⑨。经过这一过程，社会工作逐渐成为一个涉及各类社会问题的广泛的工作领域。

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也伴随着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在20世纪的头十年，美国已有五所社会工作学院⑩。加拿大在60年代开始设立社会工作专业的硕士学位，并在70年代大学里出现了社工专业(11)。在英国，学校从50年代开始开设个案工作的课程，到了70年代，逐渐形成了“个人社会服务”(personal social service)的专业和系科。从整体上看，社会工作教学与三方面课程密切相关：一是支持个案工作和小组工作的心理学课程训练；二是护理知识和公共卫生保健知识（这方面的知识对于安排儿童照顾、老年人护理、残疾人照顾等方面的事务都是必不可少的）；三是社会工作伦理、社会福利思想和社会政策理论的学习（这些知识的学习可以使社会工作者加深对于社会服务的特点及其意义的认识）。

作为这一讨论的延伸，我们有必要提及社会政策学科。在欧洲许多大学，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学科常常被放在同一系科中。以英国为例，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约克大学、南安普顿大学、普里毛斯大学、伯明翰大学等都设立了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系。即使一些大学没有设立社会工作系，我们也很可能在其社会政策系中找到社会工作专业。从历史渊源看，这两个学科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它们都是从社会行政发展而来，都以社会福利思想、社会行政、公共政策和／或公共管理以及福利社会学作为其学科基础，因而它们具有共同的知识背景和关注点，而且两者的关系也是互补的：当社会工作倾向于关注与案主互动的微观问题时，社会政策学科则提供了一个较为宏观的视野。

此外，社会工作学科还是一门具有很强实践性的学科。它要求社会工作者能够对于个人、家庭和工作团队所处的环境进行评估，并且制订行动方案来影响环境。正如昆耶塔所说，社会工作是一种着眼于改善工作对象系统（诸如个人、群体和社区）的社会功能的职业(12)。这就要求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具有很强的社会实践能力。由此，在各国对于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训练中，社会实习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同时，为了强化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法律课程的开设也十分重要。对法律的熟悉与运用使社会工作者能够有效地为案主提供咨询和维权方面的帮助。

职业体系的培育

社会工作职业化要通过制度建设来实现。在讨论职业体系的设立时，人们常常援引Greenwood有关界定“职业”的五个条件：一是理论体系；二是专业权威；三是获得专业社团的认可；四是形成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或信条；五是专业文化的形成(13)。Compton也提出衡量职业化程度的六个标准：一是系统化的知识体系；二是协会的约束力；三是导向协会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的价值指向；四是形成技术训练体系；五是职业文化；六是酬金和荣誉的回报系统(14)。

从制度建设方面来回顾国际经验，我们可以从学会的建立、专业标准的设定和岗位授权体系的设立这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学会的建立和专业评审委员会的成立反映了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程度的高低，因为这些协会不仅为人们研讨相关问题提供了平台，也成为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化体系的主要机构。在职业标准的设定方面，大学、专业协会和政府机构一起构成制定专业标准的三个基本主体。例如在英国，政府部门和职业机构所颁布的社会照顾工作者工作准则，就起到了规范社会工作从业人员以及确定社会工作伦理基础的作用。在香港，社会服务联合会、社会工作者注册局等机构都为社工团体提供服务，并承担一定的管理协调职能(15)。

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还与其岗位授权体制相关。早在半个世纪以前，许多欧洲国家就设置了社会工作的授权体系。例如，在20世纪40年代的北欧，社会工作者就在福利行政部门具有了关键地位。他们在评估福利申请、福利需求和提供福利服务方面有决定权。由于社会工作者这一职业在起源上与慈善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有密切的联系，社会工作的岗位设置在非政府部门中也很广泛。例如在香港，注册社工中的61.6%都在民间机构服务(16)，而这类民间社会工作机构数量很多，占总的社会工作机构总数的3/4以上(17)。因此，社会工作的岗位设置可以向社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中多方位延伸。

二、中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发展

制度背景

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这一要求是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中提出的。这一转型使传统的集体福利体制弱化，从而要求发展公共社会服务体系作为替代。在经历了企业福利责任的“社会化”的改革，社会福利逐渐由企业和集体转向了国家和社会公共部门。同时，中国社会保障体制的重塑和社会政策模式的改变，也要求我们重塑社会服务体系。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进程的推动下，家庭规模的缩小，传统的家庭养老的社会功能随之减弱，人口流动增加，民工跨区域流动频繁。这些社会变化都要求我们以新的方式来提供社会服务。这就使发展公共服务和社会工作职业成为制度变迁的一种功能需求。

另外，在急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中国社会也面临着种种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如何减少吸毒人群、如何控制艾滋病的传播、如何缓解由社会压力所造成的挫折感、如何缓和不断增长的离婚率以维护社会稳定，以及如何减低犯罪率、自杀率，等等。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努力中所要面对的。在此，传统的社区照顾、民政管理、司法监管等方法都显得不够了，它需要我们采用新的服务手段（例如心理疏导和生活照料）来解决这些广泛的社会问题。

因此，尽管中国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起步很晚，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西方国家所经历的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与这些国家相比较，中国也具有那些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的制度性因素。与西方不同，这些因素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不长，但发展速度很快。我们要考虑如何去应对由此带来的挑战，并解决其产生的问题。由于这些制度性因素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有关，我们只有结合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来进行分析，才能真正把握在中国发展社会工作职业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组织环境

社会工作这一职业也为慈善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所推动。在西方国家，具有宗教背景的慈善组织在推进社会公益活动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公益组织和宗教的或非宗教的慈善团体大多规模很小，而且其福利活动常常局限在狭窄的地域范围。由于受到种种限制，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企业的发展在近半个世纪中进展缓慢。例如直到2005年，在上海市一级登记部门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仅为250家(18)。这种情况显示出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与西方社会不同的组织环境。

在进行社会福利服务和社会行政工作中，我们也要考虑到职业的和非职业的社会工作者两者间的关系。事实上，在社会工作这一职业发展之前，各级福利管理人员和社区工作者已经承担了大量的社会服务管理方面的工作，他们是社会服务的一支强有力的队伍。于是，如何促使福利行政者与职业社会工作者有效地结合起来，进行互补，就成为社工发展的一个重要组织因素。在这一问题上，王思斌提出通过身份转换型与专业支持型的方式来扩大社会工作者队伍，而孙莹则提出通过专业职业化和职业专业化两条道路来实现职业化(19)。前者表现为对于从事社区工作的人员进行专业化的培训，后者表现为对于社会工作的学生进行职业化的训练。

另外，加速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的组织因素也涉及到政府机构本身。在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的进程并不完全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是近年来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建设和谐社会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的需要而大力推进的。这就意味着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要与政府管理部门密切联系，而其前景取决于其与社会行政和民政管理部门的有效合作。当然，我们也要注意避免那种由政府的强力推动而带来的副作用。这种运动式的发展方式固然能够加速社会工作职业发展进程，但同时它也会导致降低职业标准的风险。

学科发展

在许多西方国家，社会工作职业的建设是由非专业化的慈善努力向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活动转化的，而这一转化是由心理咨询和公共卫生等知识和技术的导入所诱发的。因此，在西方国家，基于个案工作的诊断社会工作的发展（特别是在美国）对于社会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程度的提高起到了关键作用。例如Shulman关于儿童福利的个案研究，就把社会工作者、父母、儿童对于儿童问题的看法进行比较，从而建构起介入社会工作过程各个主体之间的联系(20)，而Boehm早在1958年就给社会工作者的特征和功能下了定义：社会工作追求强化个人作为个体和群体成员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注重个人与环境的互动过程，致力于修复被损伤的社会关系，阻止社会失序(21)。这种专业导向促进了社会工作的职业化。

中国社会工作学科的发展与西方国家所走过的历程不同。由于社会工作的教学大多是土法上马的，它在专业训练方面还十分薄弱。这不仅表现在社工教学中个案工作和小组工作等方面的教学力量十分薄弱，而且与此相配套的辅助课程十分缺乏。近年来，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制定的社会工作专业主干课程的教学大纲及其编写的教材对于强化学科的规范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尽管如此，目前社会工作教学内容基本上还处在学科内容的传播阶段。这就要求我们强化科研工作，通过科研来更新教学内容。

再者，在对社会工作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中，我们也要根据中国国情，按照政府和社会的需要来培养。在长期的福利服务实践中，民政工作者已经积累起许多宝贵的经验。这类民政工作经验偏重于采用群众工作的方式，并结合社会管理的一些手段来进行。尽管这些工作对于服务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要求程度较低，但我们有必要把这类知识汲取到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中。它有助于丰富学生对于中国国情和案主需求的理解，并寻找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结合不是简单地重复以往的民政工作经验，或者把社会工作服务的水平降低到以往的群众工作的水平上去，而是要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模式来分析实际问题，提高服务质量。

职业体系的培育

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还取决于职业制度的设立。按照Siporin的说法，“社会工作是一种社会制度，是一种社会服务的职业以及是一种技术化的、科学化的实践艺术”(22)。作为社会制度，社会工作这一体系目前在中国尚未建立。然而，在一些医院和福利机构，我们已经看到社会工作者的岗位设置；一些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也在众多的福利机构中工作。这些进展都为社会工作职业在中国的发展培育了制度要素。近年来，国家有关部委颁布有关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定和资格考试的条例和规章，也为中国社会工作者职业体系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当然，要建成这一体系，我们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此，我们可以回顾台湾的经验。其早在1997年就通过了“社会工作师法”，但根据一些人的评估，这一法律并未对改善社会工作发展的处境具有太大的影响(23)。

根据前文谈及的国际经验，对于社会工作体系的制度建设问题的讨论可以从三方面展开，即专业协会／委员会的设立；专业评估标准的形成；岗位设置体系的建立。在专业协会方面，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和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的成立，对于推进社会工作的研究和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目前这两大机构都是松散的社会团体，而且这两大机构存在着相互隔离的状况。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主要涉及专家学者和高校学生，而社会工作协会则主要包括从事社会管理实务工作的民政机构、组织和人员。因此，如何使这两股社会工作力量有机地协同起来，共同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在专业评估方面，中国已经设立社会工作者的职称考试制度；各地对于福利机构和组织的运作也设立了一些评估标准；政府部门和福利机构也要求对服务管理人员进行专业知识的培训。但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社工岗位设置体系。这些状况一方面表明人们对于社会工作职业化这一总体趋势的认同，另一方面也表明相应的评估标准和职业规范正处在形成阶段。可以设想，如果不能建立相应的配套体系，包括社工资格认证、注册管理制度、从业规范制度、薪酬标准指导制度、教育培训制度以及与此相匹配的义工制度等，这一体系很难真正运作起来并充分发挥其作用(24)。

在国际社会工作的发展进程中，岗位设置并不是讨论的重点。这是因为在许多欧美国家，社会工作的发展进程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逐渐在非政府或政府组织中找到他们相应的就业岗位，并建立起专业权威。而中国的情况则很不同。由于中国政府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来培育一支强大的社会工作者队伍，社会工作这一职业的发展主要是由政府和教育部门人为推进的。其职业岗位的设置并不是根据专业化的权威建立起来的，而是要通过岗位设置给社会工作者带来制度化的权威。由于中国社会工作职业体系的建构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达成的，岗位设置就成了发展社会工作这一职业的有效手段。

三、各因素的综合分析和总结

要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我们面临着种种问题，工作千头万绪。要寻找问题的解决途径，我们就要抓住主要矛盾。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我们自然从制度环境、组织环境、学科发展、职业体系这四个方面来展开我们的政策讨论。

制度背景

从制度背景方面看，目前发展社会工作这一职业的社会环境条件十分有利。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急剧发展使中国城市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中的比重）提高很快。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在中国急剧地加速。例如，2000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为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25)；而到了2005年，这一数字增加为10055万人，占总人口的7.7%(26)。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从而要求福利服务由依靠家庭的传统模式向依靠社会的公共服务模式转化。

对于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的需求也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也带动了其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譬如，在政府的财政投入的支持下，我国近年来在发展城镇居民低保、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进展很快。这些发展使人们把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问题提升到一个有关社会安定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高度来理解。它也表明政府能够在公共事务和民生问题方面采取切实地措施，来履行其所负有的公共责任。

与生活方式的变化相关，人们也要求通过发展公共服务去改变传统的福利服务方式。例如近年来政府鼓励发展各类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其“坚持爱心服务、真情回报社会”的价值理念，大力推进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这些进展为中国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有鉴于此，我们在发展社会服务的过程中要进行积极努力，形成众多的福利组织和机构，编织一个具有广泛覆盖性的社会福利服务网络。这一专业服务网络能够大大促进社会对于培育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需要，为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

组织环境

但是，在考察社会工作发展的组织环境时我们也看到，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第三部门已成为发展社会工作职业化的“瓶颈”问题。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在我国，尽管在社会基层组织中存在着的社会安全网在近年来（随着市民社会的培育）快速扩展，但这一网络功能的发挥还很不充分。作为这一网络重要组成部分，各种福利机构的发展程度仍然很低。大型养老院十分有限，床位供不应求，而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方面的服务规范化程度不高。而且，各福利机构大多只关注他们有限的服务目标，相互之间缺乏联系和协作。这就抑制了他们对于职业化服务的需求。

与此同时，有鉴于社会福利部门的发展程度十分有限，政府在扶持民间或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中应该加大支持力度，增加投入。然而事实上，目前政府在福利服务方面的投入十分有限，与各种福利组织的互动也很缺乏，尚未把他们对于社会服务必要性的认识落实到行动上。这种状况与香港的经验相比较形成鲜明反差。在香港，福利组织运作经费的70%以上来自于政府的支持，这一支持也为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当然，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政府单方面所能达成的，它要求社会各部门和各类社会团体进行共同的努力，特别是要强化政府部门、福利机构和社会工作教育部门的合作关系。

就社会工作体系的人才队伍建设问题，如前所述，如何处理职业社工与现有的从事民政工作和福利事务管理工作者的相互关系是回答此问题的关键。目前，在全国民政部门中有45万人在从事与社会工作相应的工作(27)。这些工作人员平均每人要为1000名重点民政对象提供服务。提高这支队伍的专业化水准，使他们把传统的民政工作模式和职业的社会工作模式有效地结合起来，是发展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就要探讨如何通过培训和职业训练来开发社会工作的人才资源。

学科发展

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近年来中国社会工作学科发展速度很快。全国各高校每年培养约8000名社工专业的学生，从而为发展社会工作职业队伍输送了新鲜血液。由于这一快速发展缺乏相应的学科积累为前提，它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例如学生数量的扩张与质量提高之间的矛盾以及学生专业学习的兴趣问题。许多高校开设的社会工作课程停留在对于通用教材的学习上，这对于强化社会工作教育的专业性形成了一定的障碍。

作为专业要求，社会工作的专业训练要培养福利资源的经营提供者、社会机构和组织的联系沟通者以及福利资源的经营者。他们要能够担当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咨询者和建议者、社会组织间的中介、个案管理者、教育者和组织者(28)。他们要能够评估案主需要的数量和质量，防范和预防社会隔离现象并为福利需要群体提供服务，并能担当教育和培训的任务(29)。而目前我们的社工教育很难满足这些要求。由于专业背景的缺乏，一些教师在教学中过于强调社会工作是一种助人艺术，从而在培养学生专业兴趣方面产生一些副作用。在此方面，强化社会工作研究是推进学科发展解决上述问题的基本途径之一。

同时，中国社会工作学科的发展还体现在不断增长的学科认同和社会认同。隋玉杰曾谈到，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使这一职业获得社会各方的认可，包括政府对这一专业的认可、学术界的认可、从业人员的认可、公众的认可和服务对象的认可(30)。目前，社会工作这一学科领域已经获得了很好的宣传，人们对于这一学科的了解也越来越广泛，这些条件有效的助长了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但是我们也要指出，其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协调传统的民政工作者和非职业化社会工作者与职业社会工作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片面地认为社会工作者是“专业的”，而民政工作者是“非专业的”。如何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的推进速度。

职业体系

在社会工作职业体系的制度建设方面，我们在一系列制度建设还没有跟上社会工作教育培训方面的发展。制度建设问题不仅要考虑岗位设置，社会工作者在福利行政方面的授权，以及专业标准的评估，专业委员会的职能确定等方面，更要考虑到在未来的体制中参与各方的利益关系。为此，我们要在政府引导下，由专家学者构成专业委员会来讨论相关问题，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新设立的职业体系既要能照顾到参与者各方的利益诉求，也要顾及社会工作的专业特性，以及我们对其发展前景的展望。

在此过程中，我们要把制度建设和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定位和利益联系起来，形成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的激励机制，在工资给付、薪酬水平和职业待遇方面制订相应的标准，使这一职业不仅仅是社会所需要，也为人们所追求（在最低限度上，它要使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学生愿意在这一领域就业）。通过岗位设立，发展配套措施，提高社会工作者的待遇条件和专业权威，并进而提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社会工作者的需求。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真正的解决，社会工作的职业化进程也难以快速推进。

在职业体系的设计问题上，我们还要充分考虑专业化体制和政府的授权体制两者间的矛盾，并使两者有效地协调起来。政府可以通过立法、资金投入和组织控制来介入和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而职业社会工作者又可以使用其所具有的专门知识来帮助福利行政部门的官员制订发展计划，进行区域规划，反映人们的福利需求。在这个意义上，职业社会工作者就成为政府投递社会服务的有效助手。

小结

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进程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展开的，是针对社会实践的需要而采取的一项战略决策。它反映了社会体制的转型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是缓解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造就一支强大的专业队伍有利于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从更长远的目光看，加强职业社会工作体系的建设有利于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增进社会团结、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并为走向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开辟新的道路。

但是，由于中国的社会工作体系是在很短的时间内造就的，因而它只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达成。这就要求政府与高校和福利组织进行紧密的联系，来共同推进这一事业。近年来中央所提出的要在五年内培养千名高级社会工作者、万名中级社会工作者和十万名初级社会工作者这一宏伟计划，对于推进社会工作者的职业教育和学科建设将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要落实这些目标，还需要形成有利于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由此，如何有效地利用和经营现有的社会资源，形成一个社会职业体系以及支持系统，是我们在发展社工体系时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菲］罗密欧·C·昆耶塔：《契合文化敏感性方向的社会工作课程》，载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专业化及本土化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13页。

②T.Zofia Butrym, The Nature of Social Work, Basingstoke: Macmilan, 1986.③H.Wilensky, and C.Lebeaux, Industrial Society and Social Welfa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5.④Bill Jordan, Invitation to Social Work,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 Company, 1984, p.5.⑤Bill Jordan, Invitation to Social Work,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 Company, 1984.⑥Tuula Heinonen and Len Spearman, Social Work Practice: Problem Solving and Beyond, Toronto: Irwin, 2001, p.13.⑦E.Arthur Fink, H.Jane Pfouts, and W.Andrew Dobelstein, The Field Of Social Work, 1985, p.23.⑧Eileen Younghusband, Social Work in Britain: 1950-1975,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8.⑨Beulah Roberts Compton and Burt Galaway, Social Work Processes, Homewood, Illinos: The Dorsey Press, 1979, p.10.⑩Alfred Kadushin, Supervise in Social Wor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12.(11)Alfred Kadushin, Consultation in Social Wor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p.26.(12)［菲］罗密欧·C·昆耶塔：《契合文化敏感性方向的社会工作课程》，载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专业化及本土化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13页。

(13)E.Greenwood, “Attributes of A Profssion”, Social Work, Vol.2, 1957, pp.5-55.(14)Beulah Roberts Compton and Burt Galaway, Social Work Processes, Homewood, Illinos: The Dorsey Press, 1979.(15)(17)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案例研究中心：《上海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探索——市委书记市长关注什么》，《领导决策信息》2006年第48期。

(16)甄炳亮：《在香港做社工就是做善事》，《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11月27日。

(18)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案例研究中心：《上海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探索——市委书记市长关注什么》，《领导决策信息》2006年第48期。

(19)王思斌：《体制转变中社会工作的职业化进程》，载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专业化及本土化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45页；孙莹：《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的基本要素分析》，载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专业化及本土化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46-255页。

(20)Shulman, Lawrence,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Practice, Illions: P.E.Peacock, 1991.(21)Boehm, W.W.“The Nature of Social Work”, 1958, Social Work.12(1):10-18.(22)Max Sipori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Practice, New York: Macmillan, 1975, p.3.(23)黄玉浓、张友琴：《专业性：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挑战——从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社会工作教育中获得的启示》，载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专业化及本土化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153页。

(24)付锋林：《壮大社工队伍有助于和谐社会建设》，《中国报道》2007年第3期。

(25)国家统计局：《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http://，2006-02-28。

(27)刘鹏程：《社工培训好风凭借力风正好帆悬》，《社会福利》2007年第1期。

(28)Mary Ann Suppes, Carolyn Cressy Wells, The Social Work Exper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and Social Welfare, Boston: McGraw Hill, 2002, pp.11-13.(29)C.Paul Brearley, Social Work, Ageing and Society, Condon: Roatledge & Kegan Paul, 1975.(30)隋玉杰：《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可：谁认可？认可什么？》，载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专业化及本土化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227页。

第四篇：论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

论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

一、社会环境的定义

社会环境是在自然环境的的基础上，人类通过长期有意识的社会劳动，加工和改造的自然物质、创造的物质生产体系，积累的物质文化等所形成的环境体系。

二、对社会环境的分析

（一）区域：地域环境不一样的，经济水平不一样，当地的文化环境也不一样，人才的储备、适用、竟争也是不一样的。

（二）行业分析：总是在一个行业就业，首先得思考这个行业是朝阳的还是夕阳的。

（三）对一个组织、一个单位、一个公司进行分析：因为每一个公司跟另外一个公司肯定有不一样的，新浪跟百度肯定不一样的，企业的理念都不一样，例如一个单位的话，你要分析的四个要素：

1、老板怎么样？

2、领导怎么样？

3、员工怎么样？

4、氛围怎么样？有多大的经济实力、产值？利润怎么样？它的企业文化怎么样？其中企业文化是最重要的！

（四）分析一个岗位：任何的企业任何的岗位都需要你敬业，还有专业技能。

三、人才成长受社会大环境影响

（一）人才辈出的历史时代总会被人们格外地关注，为什么在春

秋战国时期出现如此众多的杰出人才？群星灿烂的局面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直接的关系，是那个时代的特定社会环境造就了人才的繁盛，并使人才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剧烈的社会变革，列国相争，多元文化，百家争鸣等环境对人才成长的作用，得出了社会变革环境为人才成长奠定基础；百家争鸣环境为人才成长创造氛围。

（二）不同的历史时期造就特定时期的人才。例如，六十年代中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数百万城镇中学生告别父母、亲人、家乡，奔赴农村和边疆，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知青群体全方位突变的勇气源于反思灾难后人类智慧，源于每个知青对梦想的渴望和人性的伸张。那些有幸赶上77、78届大学末班车的知青们后来成为社会的中坚，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富有文学潜力的知青作家。例如：梁晓声、张抗抗、陆星等。他们都在各个领域里影响着改革的进程。

四、社会环境中的家庭环境

（一）北京市副市长陆昊两句名言：

1、不要把独生子女当回事。

2、做一个理论和实践的最佳结合者。陆昊的同龄人当中大多数不是独生子女，他的思想观念是：越是独生子女越要自强、自立。

（二）徐本禹，徐本禹出身在山东聊城一个贫困农民家里。徐本禹以372分的优异成绩考取了研究生，他的导师是华中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院长王雅鹏教授，同时，他因为学业优秀获得6000元国家奖学金。但当天晚上，他彻夜未眠。猫场镇狗吊岩村孩子们的眼光一直在他脑海中闪现。他到华中农业大学上学时，甚至没有一件御寒的冬衣。是同一个寝室学生的母亲给了他一件夹衣。这是他第一次得到

别人的温暖。今天想想，是这件夹衣改变了他的价值观。2004年徐本禹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

五、人才成长依赖社会环境

（一）建立全国统一的人才循环机制，就能为社会各类人才创造良好的人际环境，心理环境和信息环境。

（二）人才循环能有效防止人的创造力的衰退。一个人长期从事一种工作，必然形成固定观念，思想僵化，难有创新，通过循环，转换学科促使人才从一个领域转向另一个领域去拓荒，去耕耘，则会激活思维，触类旁通，引发创造。掌握多种知识的人容易出成果。

社会环境具备了优良条件，如果我们自身不努力也没用。一个人的成长内因起主导作用，外因起决定作用，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好与坏决定着正在成长中的每一个，由此看来，环境造就人。

第五篇：中庸之道对罪犯的改造

运用中庸之道 对罪犯的改造

一、目的要求

本课的目的是使监狱工作民警充分认识到中庸之道基本属性与传中庸之道对罪犯思想改造的作用。并举例部分精华内容；在对罪犯的改造中用中庸之道在潜移默化中感化罪犯，从而达到改造的目的。

二、教学重点

1、中庸之道基本属性是什么？

2、通过课堂讨论充分认识中庸之道对改造罪犯的重大意义。

三、教学难点

1、让监狱民警深入了解中庸之道基本属性。

2、使监狱民警充分认识到中庸之道对罪犯的重大意义。

四、教学手段

本课采取多媒体网络技术。

五、教学方法

本课主要采取讲解中庸之道基本属性与中庸之道的哲学内涵以及和民警讨论开展中庸之道对罪犯改造的重大意义，具体教学方法为：

1、理论分析法

2、课堂讨论法

六、教学内容和学时

本课所需要学时：半个学时（30分钟）。内容提纲为： 第一阶段：课堂导入（5分钟）

1、什么是中庸之道基本属性？

2、讲述中庸之道哲学内涵与对罪犯改造的作用。第二阶段：讲授新课

一、中庸之道基本属性是什么？（5分钟）

（一）《中庸》是《礼记》的第三十一篇。相传为子思所作所谓中庸之道，简单的说就是和平之道。中庸之道又被称为中和之道、中行之道

（二）中庸是指“中和”，“中”是一种心理状态，“和”是这种心理状态与外界接触的表现方式

（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道也。”中是天下之根本，和是天下人共同的必由之路

（四）中庸之道指出人道以仁爱为本

二、中庸之道的哲学内涵是什么？（5分钟）

（一）过犹不及

儒家提倡中庸—“允执其中”恰到好处，反对“过”和“不及”

（二）和而不同

中庸之道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和而不同”。即通过把握事物各方面的联结、平衡、调和、渗透等关系，寻找出事物的最佳状态，正确行事

（三）权变、时中

三、中庸之道对罪犯改造的作用（12分钟）

（一）坚持“礼”，兼顾“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能正确认识判断犯罪的行为情况

（二）抓住主流，分清主次，掌握事物的主流和本质，能够正确分析研究罪犯的改造情况

（三）坚持中庸之道，不搞折衷主义，旗帜鲜明，能够恰当判断罪犯所作所为的非真伪情况

第三阶段：课堂小结（3分钟）

运用中庸之道课堂，能提升监所教育矫治质量，关键点有三个：一是授课民警对禅学要有较大的知识储备和深刻理解；二是授课民警要善于抓住与监管对象密切相关的知识点来开展教学；三是授课民警要设计具有探索性的主题，同时要善于控制课堂、引导课堂、提升课堂。

七、归纳总结

说明授课老师对该堂课讲授后的感受，及学员的收获、改进方法。

（一）授课教师的感受：

1、监所民警大多对中庸之道知识有接触，但对中庸之道知识的了解还不够深入，精髓掌握不够。

2、监所警察对中庸之道课堂教学能提升教育矫治质量有较深认识。

（二）学员收获

1、对中庸之道的基本内涵与哲学了解更加透彻。

2、深刻认识到中庸之道蕴含的哲学对罪犯的改造的重大意义。

（三）改进之处：

1、中庸之道的教学要点应增加《伦语》、“忠怒之道”等内容。

3、在帮助监所民警如何熟练掌握中庸之道去改造罪犯有待加强理论学习。

《运用中庸之道对罪犯的改造》

教

案

第一阶段：问题导入

【问题1】 监所开展教育矫治工作，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教师总结：最大的难点在于监管对象对于自己以往过错的认识程度以及对于教育矫治工作的认识程度。教育矫治工作，如果不能牵动对象内心世界最柔软的地方，使之主动配合、参与、投入到其中来，只会事半功倍。

中国中庸之道给了我们解决这个难题的出路。

第二阶段：内容讲授

一、中庸之道基本属性是什么？

（一）《中庸》是《礼记》的第三十一篇。相传为子思所作所谓中庸之道，简单的说就是和平之道。中庸之道又被称为中和之道、中行之道

中庸之道的基本属性应该属于心理学范畴的。《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堵，恐惧乎其所不闻。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有焉。

1、这段中庸之话讲出“中和”是一种美好的气质心态和气质行动。是指“中和”，“中”是一种心理状态，“和”是这种心理状态与外界接触的表现方式。

2、提出了达到“中庸”境界后的理想效果。“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位焉。”阐明了达到“中和”境界后的理想效果。“天地位焉”表明人与天地参而为一，“万物有焉”表明人与自然万物合而为一。这种天地人合一就是合一于天道。天道以生育万物的博施而不取的仁爱为本。因此，人道以仁爱为本。

二、中庸之道的哲学内涵是什么？

毛泽东曾指出：“孔子的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的解释一番。”又说依照我们现在的观点来说，过与不及指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中找出与确定具体一定安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毛泽东从哲学角度评价了中庸之道，同事物的质量关系联系起来，揭示了中庸之道的深刻而丰富的涵义

1、过犹不及

儒家提倡中庸——“允执其中”，恰到好处，反对“过”和“不及”

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为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在孔子看来，“狂者”志趣远大，但知进而不知退，“狷者”洁身自好，但不合时宜，二者一是“过”一是“不及”，都不符合中庸的之道。中庸是不偏不倚，言行皆适得其宜，恰到好处。

2、和而不同

“和”是指保持各方的和谐；“同”是指取消各方的差异。和而不同指通过把握事物各方面的联结、平衡、调和、渗透等关系，寻找出事物的最佳状态，正确行事

西周时期，周太史史伯从调味和羹、音乐和声的关系中，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把不同的事物统一起来，求的矛盾的均横统一。这就叫“和”。所以中庸之道就是致力于矛盾的均衡和统一，求的与音乐一样的和谐局面。

3、权变、时中

“权变”与“时中”也是“中庸之道”的重要特征。即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可以一起学习的人，未必可以共同获得真理；可以在一起获得真理的人，未必可以共同坚持真理；可以一起坚持真理的人，未必可以一起机动灵活。孔子主张既要坚持原则，依道而行，又不拘于常规，要适时而变，即通权达变。

三、中庸之道对罪犯改造的作用

1、坚持“礼”，兼顾“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能正确认识判断犯罪的行为情况

“礼”是原则，“权”是灵活。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中庸之道主张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力图使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达到正确认识判断罪犯的行为对与错。罪犯这个群体是比较复杂的，他们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我们在对他们采取改造措施的时候，既要坚持统一标准，又要个别问题个别处理，只有这样，才有助于对罪犯的教育改造。

某女子监狱一中队开联欢会，要求每人唱一首歌，有个女犯就是不唱，大家不解，队长恼怒，逼着她必须唱，她哭了，还是不唱，队长感到很没面子，罚她站着。后来一个犯人告诉队长，今天是她妈妈的忌日，她偷偷哭了一天了。队长恍然，停止罚站，赶紧跟大家解释，并表扬了她的孝心。事后这个犯人很感激队长。这个队长决定不管什么原因都必须唱，看似一视同仁，实际上是伤害了这个犯人的感情，形成了对抗，这就是“过”；后来队长根据犯人的具体情况及时改变了做法，这就是“中”，为这个犯人以后的改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抓住主流，分清主次，掌握事物的主流和本质，能够正确分析研究罪犯的改造情况

任何事物都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罪犯改造也是如此，我们必须认真全面的分析罪犯的情况，抓住罪犯改造的本质和主流，从而对罪犯改造情况做出全面正确的分析和判断，以便对罪犯实施有效的教育改造。

3、坚持中庸之道，不搞折衷主义，旗帜鲜明，能够恰当判断罪犯所作所为的非真伪情况

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把中庸之道当成折衷主义，认为“中”是折衷，“和”是调和，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折衷是不讲原则、不辨是非、折半调和的意思。中庸的“中”和折衷的“衷”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庸的“中”和折衷的“衷”最早的意义是相同的。折中，同折衷；“折”是判断、决断的意思，“衷”是标准的意思。在先秦时期，折衷是指判别是非、真伪，做出正确的、恰当的判断：

“决狱折中，不杀无辜，不诬无罪。”——判决案件应当准确，不杀没有罪的，不冤枉无罪的人。“令五帝以折中兮。”——应当以五帝为标准。孔子的中庸之道与折衷主义是完全不相同的。

中庸之道讲求原则和标准，讲求界限分明。中庸之道反对“过”和“不及”俩个极端，讲求灵活权变。

【问题讨论】如何运用好中庸之道改造罪犯？

我们改造罪犯首先要培养施教者中庸的理想境界。我们每天面对的是罪犯，要把罪犯改造好，首先是要施教者按照中庸之道去做：

（一）要坚持真理，襟怀坦荡，态度鲜明，反对无原则的妥协圆滑，对于他人的意见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有了过失要自觉认真地纠正。

（二）要客观全面辩证地观察事物，审时度势，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作出正确的反应；

（三）要把握言行的一定界线，切实遵守正确进步的道德原则和法律规范。

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施教者自己都不懂中庸之道，不能掌握中庸的标准，就没有办法用中庸之道区教育改造罪犯。

第三阶段：小结

运用中庸之道改造罪犯，能确实提升监狱对罪犯的改造质量，关键点有四个： 一是监狱民警对中庸之道要有较大的知识储备和深刻理解； 二是中庸之道理博大精深，授课民警要善于全面看到问题的本质； 三是监狱民警对罪犯的改造要灵活性与原着行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辩证的看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