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民族自治政策（共五篇）

第一篇：论中国的民族自治政策

论中国的民族自治政策摘要

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中华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根本政治制度，它具有极大的优越性,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把钥匙。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以来，民族自治地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21世纪,我们仍然要继续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动摇,然而经历了丰富实践经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任需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在新世纪如何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对于加强我国的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保持社会稳定,加快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加快民族地区实现小康的步伐,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论述了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性质和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如何保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关键词

民族自治性质重要性 保持完善

正文

（一）、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性质和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又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所确立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中国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发展与民族分布格局决定了解决中华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只能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不能是其他制度。中华民族的分布格局突出表现为三个特点：第一，汉族占全国总人口的92％，绝大多数民族地区都有汉族居住。有的民族地区，汉族人口占大多数，如在内蒙古自治区，汉族人口占80％以上；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汉族人口占2／3。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汉族人口均在91％以上。第二，同一个民族分布在许多不同的省区。比如回族，宁夏的回族只占全国回族人口的17．9％，82．1％分布在全国大多数县市；藏族人口46％集中在西藏，54％主要分布在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满族分布在全国许多地区。第三，同一个地区居住许多不同的民族。全国少数民族最集中的西藏地区，除了藏族外，还居住有汉族、回族、门巴族、珞巴族等民族。目前(至2000年底)，我国已经建立的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19个自治县是根据我国民族分布的特点，按照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聚居区域大小，分别建立的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旗)三级行政机构。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解决中华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

同时，民族区域自治是一种政治体制，通过这一政治体制，吸引少数民族人民参加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活动，在民主的基础上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了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进步。正如江泽民在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这种制度把国家的集中统一与少数民族聚

居地区的区域自治有机结合在一起，是完全适合我国国情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是我们党和各民族人民的一个伟大创举。”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还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所确立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定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1954年制定及修正颁布的《宪法》，再次确认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且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根据《共同纲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明确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层次和自治机关的自治权。1984年制定、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实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它明确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和上级国家机关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职责，正确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民族自治地方内的民族关系，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在1984年，阿沛·阿旺晋美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颁布就作过如下评价：这个法制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一致愿望和共同利益，是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对于完善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少数民族行使自治权利，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都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保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经历了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1947年我国建立了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定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1954年制度及修正颁布的《宪法》，再次确认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且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根据《共同纲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明确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层次和自治机关的自治权。1984年制定、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实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它明确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和上级国家机关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职责，正确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民族自治地方内的民族关系，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2001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决定》，对解决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规定，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的重大举措。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步的反映；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以健康发展、永葆活力的重要保证。

在社会的完善和发展过程中，政治制度的加强和完善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意义。邓小平同志在论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时曾作过十分深刻的总结：“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制度是一种社会规范，一旦形成，必然成为政治行为的约束者，将在全社会范围内发挥作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行二十年以来，在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政治权利，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巩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的统一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积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少数民族权益的保障与民族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目前，我国的民族法制在立法、执法、宣传

法律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如：现行的民族法律法规大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有时代的局限性，特别是经济方面，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对民族自治地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享有的经济管理权限和自主权的规定不够明确。因而，需要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时代特点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其次，执法不力。由于有些法律本身在有关问题上规定不详细，如对违犯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违法行为怎样处置，规定不清楚。有些法律条文弹性较大，执行中较难掌握。第三，民族法律法规实施的监督机制不完善。把民族法律法规的立法执法和监督看作是民族工作部门和民族地区的事，缺乏相应的机构负责实施民族法律法规。第四，民族法制宣传教育不够广泛和深入。民族地区地处偏僻边远地区，旧有传统观念和社会习惯影响较深，法律意识比较淡薄。

加上民族地区地理语言文字等因素及普法经费困难等原因，阻碍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完善民族区域自治，促进政治文明建设。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做好处理好四个问题。

第一是必须建立健全民族法律制度。完善民族法律制度既是巩固和完善了族区域自治的一项基本内容，也是它的一条基本途径。阿沛·阿旺晋美在《加强立法工作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平等自治权利》一文中指出，加强立法工作以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是我们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巩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巩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基础，无疑有重大的意义。加强民族方面的立法工作是当前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必须认认真真地加强立法工作，切切实实地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平等自治权利。针对民族地区法制的不完善等问题，必须加强民族立法工作，使民族区域自治有法可依。对约束力不够，可操作性不强并且具有时代局限性的民族法律法规要及时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其次，依法行政，认真执行和遵守民族法；第三，加强民族法实施的监督。强化国家机关的监督，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及行政机关的监督。重视社会监督，包括社会组织社会舆论的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第四，加强民族法的宣传和研究工作，特别是着重加强对领导干部、散杂居地区的民族法普及工作。

第二是必须好处理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任何时候都要正确把握维护国家统一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关系，国家依法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民族自治地方要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坚持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国家的法制；依法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进一步理顺中央和上级国家机关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才能保证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

第三是必须重视处理民族关系的两大法律制度——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落实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律制度是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的前提。两个法律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发挥着调整民族关系，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的作用。因为，在我国，随着社会的日新月异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少数民族散居于全国各地的趋势日益明显。全国近1亿的少数民族，有1／4生活在占全国总面积36％的非民族自治地方。许多少数民族并不是都只生活在有相应名称的民族自治地方。如回族，宁夏的回族只占全国回族人口的17．9％，82．1％分布在全国大多数县市；藏族人口46％集中在西藏，54％主要分布在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满族分布在全国许多地区。散居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

问题也日益凸现，民族矛盾与宗教问题的出现也日益频繁。因此，保护散居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制度建设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同等重要的。

第四是必须搞好西部开发。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在世纪之交做出的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解决当代的中华民族问题，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重大战略举措。无论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讲，这一战略举措是代表中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战略工程。因为，我国的少数民族人口86％在西部，5个自治区、27个自治州在西部。西部地区的民族自治地方占西部总面积的86．47％，占全国民族自治地方总面积的96．72％，西部有40多个民族，人口占西部地区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四分之三。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是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新实践。西部大开发不仅要通过一系列经济措施与政策调整来加快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要不断地协调各种关系，解决各类矛盾，以促进西部地区的社会进步。处理好涉及民族和民族自治地方的一系列关系问题，既有利于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和进步。因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对西部开发、民族地区的发展以及解决我国民族问题有重要的影响。

总结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中华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既是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根本政治制度，又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所确立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它具有极大的优越性,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把钥匙。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对于加强我国的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保持社会稳定,加快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加快民族地区实现小康的步伐,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中国少数民族分布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

《加强立法工作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平等自治权利》

《中华民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 》（人民出版社）

《国家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修订版）

第二篇：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政策思考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政策思考

——以全国对口支援新疆的政策为例

摘要：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新疆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和经验，但由于新疆的历史、自然和社会原因，其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中央从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角度出发，召开了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并在会上提出了全国对口支援新疆的决策。本文结合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对这一决策的实施加以思考。

关键词：对口支援新疆跨越式发展政策

一、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发展落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今年来，新疆的经济社会从纵向上来看，进步大，发展快；但从横向上看，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与东中西部的差距还是越来越大。与其他地区相比，新疆的经济发展滞后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新疆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从新疆2009年的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比例为17.8：45.1：37.1，与同期全国三产比例10.6：46.8：42.6相比，第一产业占比较大，第三产业占比较低。而且，第一产业中，种植业比例很大并且种植结构单一，农民收入的不确定因素多。第二产业是以原料及其初加工为主，重工业比重大，加工业比重小，高附加值的产品少，主要依赖于当地的煤炭、石油等，资源的加工性低，对环境的污染较为严重，经济增长难以摆脱依靠大量消耗资源的模式。第三产业中的比例也不合理，基础设施不健全，导致了新疆旅游业、信息业等行业不发达。

其次，新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天山为界，新疆分为南疆和北疆，北疆经济明显要好于南疆，而北疆经济又主要集中在天山北坡经济带。南疆占全疆人口的46.5%左右，但其生产总值只占全疆经济总值的25%左右，财政收入仅占全疆收入的20.9%。其中以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构成的南疆三角洲，人口占全疆人口的30%，GDP比重仅占全疆的9%。南北疆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居民收入的巨大差距，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收入较低，这又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最后，新疆经济领域的信息化程度低。都说21世纪是信息的时代，掌握了信息就取得了成功的一半，企业信息化水平与企业发展能力和竞争力是成正比的。

新疆信息化发展的主要问题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亟待完善, 自主装备能力急需增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程度不高, 公共服务能力不强, 信息化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信息化水平以及产业规模、应用水平和创新能力等都亟待进一步提高。特别是“数字鸿沟”有所扩大，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与其他省市相差甚多，并且疆内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也有扩大趋势，这就影响了全区经济协调发展。

（二）人才不足的问题突出

造成新疆发展落后的原因除了天然的区位劣势和基础薄弱外，缺少高层次创新型复合型的人才更是重中之重。在新疆的民众中流传着宁上内地差学校不去“新西兰”的思想，这充分说明了新疆的人才流失的严重形势。另外，新疆的人才状况还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人才整体质量和层次明显低于东中部地区，按国内通行的人才竞争力分级标准划分，0.3以上为强区、0.1—0.3为中等区、0.1以下为弱区，新疆仅为0.0668，新疆无疑是处在人才竞争力的最弱区。

二、人才引进难、留住难、用好难，很多高科技人才都由于新疆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环境而宁愿呆在竞争激烈的其他省市也不愿意来到新疆发挥更大的作用，另外，由于选人用人的机制有待改革创新在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方面有一定缺点。

（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资源优势不具有经济和市场优势

新疆幅员辽阔，在水利、能源、交通、通信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东中部地区相差较大，还需要进一步改善。在能源方面，新疆拥有大储量的石油、煤炭资源，但有些地方至今电力还严重短缺，严重制约着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和水平，而石油等优势资源的开发也仅限于原材料的加工或者初级产品，而缺少具有自主研发品牌的深加工产品，所以新疆的能源虽然有储量优势，但没有市场和经济优势。在交通方面，新疆目前只有兰新铁路和南疆铁路两条干线，连接内地和中亚的一条铁路。干线二级以上公路的比重只有53%，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0%，南北疆之间缺少便捷的告诉公路通道。在水利方面，新疆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落后，水平低，大部分地方的农田都靠天吃饭，不确定性大，抗灾能力小。

（四）社会不稳定

由于新疆特殊的地理，宗教，民族和文化因素，新疆社会还不稳定。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推波助澜下加紧渗透，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活动呈上升态势，严重破坏了民族团结，“三股势力”在国际恐怖组织的支持下，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这都给新疆的安全与稳定蒙上了一层阴影。社会不稳定因素给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不安定的社会环境阻碍了资本的流入，严重制约了新疆经济的发展，造成新疆局部地区处于贫困状态，而这种贫困状态又成为“三股势力”发展的温床。久而久之，就会造成恶性循环。因此，长治久安是新疆跨越式发展的保证。

二、全国对口支援新疆政策的提出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0年5月17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的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全国对口支援新疆的决策。并于次年3月30日召开了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会议传递出中央通过推进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加快新疆跨越式发展的信号。根据会议精神，19个援疆省区市将建立起人才、技术、管理、资金等全方位对援疆的有效机制，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置于优先位置，着力帮助各族群众解决就业、教育、住房等基本民生问题，支持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新一轮对口支援工作期限为2011年至2020年。

这一政策是在“新疆不安全、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依然存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任务异常艰巨繁重”这一背景下提出的。中央采取“5·12”特大地震后的灾区重建模式对新疆进行扶持，根据此模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80余个县，将获得来自全国19个省市的对口支援。

新一轮援疆工作是在总结过去13年对口援疆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具有明显的新的特点：

一是支援范围广。在地域上，受援方由过去的新疆10个地州、56个县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3个师，扩大到新疆12个地州、82个县市和兵团12个师。在支援省市中，新增了安徽、山西、黑龙江、吉林四省和广东深圳市。在内容上，包括经济援疆、干部援疆、人才援疆、教育援疆等，是全方位的对口援疆。

二是力度大。对口援疆实施方案经过了较充分的调研，并与有关省市进行了衔接，作了一些明确规定。特别是对援疆资金作了明确规定，由援疆省市按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一定比例进行安排。

三是重点突出。特别强调民生优先，并重点支援新疆贫困地区特别是南疆地区，着力解决各族群众生产生活中最直接、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

四是思路创新。把增强受援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作为目标和思路，强调“输血”与“造血”相结合，增强新疆自身的造血功能。强调“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相结合、资金支持与人才支持相结合、物质支援与文化交流相结合。

五是强调协作。支援省市把对口支援作为自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援地区主动配合；中央对新疆的专项资金，在不改变分配渠道、不改变使用方向的前提下，可按照对口支援专项规划，与支援省市的援助统筹使用，体现了协作原则。

三、对全国对口支援新疆政策的思考

（一）全国对口支援新疆政策的意义

“借鉴两年来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援建的经验，把作为我国反分裂、反渗透、反恐怖主战场的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搞上去，把长治久安搞扎实，需要进一步动员组织全国力量，支援新疆、发展新疆。”该权威人士认为此次对口援疆的意义甚至不限于新疆一域，“这既是具体落实中央新时期新疆工作任务的重大措施，也是对口支援政策措施从应急逐步走向制度化的最新实践，还是西部大开发新阶段模式和道路的新探索，更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通过对口支援的充分发挥和直接体现。”

有利于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由于新疆的地理，历史等原因，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内地各省市，只有通过各兄弟省市的帮助和扶持，才能更快的赶上全国平均水平，从而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有利于我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我国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各民族共同繁荣，民族问题之所以产生，除了“三股势力”的破坏之外，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也会激发民族问题的产生。只有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进步，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实现我国各民族人民的幸福生活。

协调区域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大体上具有两极分化的劣势，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迅速，发展水平高，而西部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相对落后。通过全国对口支援新疆这一政策，新疆不仅可以获得各援疆城市的“硬件”帮助，同时，也可以通过相互的交流，学习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理念，从根本上改变新疆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现状。

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增加就业。全国对口支援新疆不仅带来了资金，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也为新疆人民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大批的企业投资和新项目的落实，需要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做基本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新疆的就业问题，人民有了工作社会就会稳定，在各民族兄弟姐妹的共同工作下，也会加深民族了解，增强民族感情。

（二）实施该政策需要注意的问题

虽然“汶川模式”中有很多可以汲取的地方，但是，对口援疆需要更多的吸收以往的支援经验。目前，在全国对口支援新疆的政策方面还有以下五个问题需要注意：

首先，实施对口支援的法律制度不健全。目前，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法律制度存在缺乏协调性、实施过程中存在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援助项目实施效果无法保证等不足。

其次，对口支援的实施、管理体系和激励机制不健全。一方面不利于激发参与支援工作的不少发达省市的企事业单位及有关人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无法保证支援工作达到预期目的。例如，有些项目的前期开发程序不规范，有的项目则在签订后难以落实，还有不少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夭折，这些问题导致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双方的积极性。

再者，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估机制。例如，在有关对口支援工作中，因政策评估工作缺失，导致一些事实上已经失效的政策目前仍然在实施。同时，现行的对口支援政策监督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监督的内容还不完整，缺乏绩效监督的内容。

其四，受援方和支援方均存在着一些不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技术经济研究部前部长郭励弘认为，在以往的对口支援中，由于缺乏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系统规划，导致“受灾地区的基础设施可能建得很好，却很难形成产业。”受援方在选择援助项目时，有“短视”现象，存在着以争取资金物资为主、以争取无偿支援解决眼前困难为主、单纯追求项目数量、存在一定的“面子”工程等问题。同时，支援方对援助工作的思想认识高度不够，确定援助项目时注重追求自身的利益，援助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对援助项目的后期追踪管理力度不够等问题。

最后，未能正确处理援助政策实施过程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很多项目是在政府主导下开展的，难免重蹈计划经济的覆辙，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有的是政府服务政治大局意识不强，未能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呈现政府“越位”和“缺位”的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熊文钊认为“当前的对口支援还不是制度性的安排，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应急处理。”因此，他认为需要加快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转化为制度性安排，通过一套制度、一套标准和一套程序，以法律形式将对口支援关系固定下来，区分无偿援助与有偿援助的经济协作，建立市场化的支援项目的跟踪协调制度，这是对口支援政策长期有效实施的保障。”

参考文献

【1】顾华祥 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对策思考【J】 经济研究思考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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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钦 新疆科技人才资源现状与改进探析 载于http: / /www studa net/ ren liziyuan /100108 /162202412 htm

【3】周斌 新疆产业结构特征及发展变化趋势分析【J】 决策咨询通讯 2010（1）

【4】方珊媛 推动新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J】 实事求是 2007（6）

【5】阿布都伟力·买合普拉 关于加快南疆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J】 新疆社会科学 2007（6）

【6】闫海龙、张永明 天山北坡经济带战略地位提升对新疆经济发展的作用和意义【J】 经济研究参考 2010（34）

【7】高枫春 新疆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考【J】 实事求是 2004（4）

【8】龚新蜀、王超 新疆主体功能区定位研究【J】 当代经济 2010（8）

【9】辛纪轩 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及援疆政策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工作综述【J】 新疆日报 2011（6）

第三篇：论朝鲜半岛问题及中国正确处理朝鲜半岛问题的政策

论朝鲜半岛问题及中国正确处理朝鲜半岛问题的政策

朝鲜半岛处于大陆与海洋的交接部位，是大陆力量与海洋力量相交汇的缓冲带。它处在“破碎带”上，起到了控制海洋的作用。朝鲜半岛的自然地理特征及特殊的周边环境带来的重要地缘战略意义非常明显。朝鲜半岛问题关乎包括中国、俄罗斯、蒙古、日本以及朝鲜半岛的朝鲜和韩国等在内的东北亚各国的安全与稳定，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

朝核问题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当时，美国以其卫星照片为依据，怀疑朝鲜有研制核武器的设施，并扬言要对这些设施实行检查。朝鲜方面则反复声明没有制造核武器的打算和能力，同时指责美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威胁它的安全。

1992 年 5 月 25 日，国际原子能机构调查团开始对朝鲜进行核查。1993 年 3 月 12 日，朝鲜因美国和韩国继续进行“协作精神”联合演习和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检查其军事设施，宣布 3 个月后退出 1985 年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6 月 2 日 至 11 日，朝美第一次正式会谈在纽约举行，双方在会谈会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保证不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保证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和平和安全，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支持朝鲜半岛和平统一。朝鲜宣布暂不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7 月 14 日 至 19 日，朝美在日内瓦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谈，朝鲜方面表示将尽快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对话，美方则表示将帮助朝鲜方面造核反应堆。

1994 年 7 月 8 日 至 8 月 12 日，朝美在日内瓦举行第三次正式会谈。双方在联合声明中指出，朝鲜愿意用轻水反应堆代替石墨减速反应堆，而美国承诺向朝方提供一座轻水反应堆，并向朝方提供代替能源。10 月 21 日，朝美在日内瓦签署关于朝核问题的《框架协议》，根据协议朝鲜愿意冻结其核计划，美国将负责 10 年内为其建造一座 2000 兆瓦或两座 1000 兆瓦的轻水反应堆，在轻水反应堆前美国将同其他国家一同向朝方提供重油作为能源补偿。2002 年 11 月 14 日，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执行理事会在纽约举行会议，决定从 12 月起中止向朝鲜提供重油。11 月 29 日，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决议，要求朝鲜放弃核计划，开放 “ 所有相关设施 ”，并接受核查。12 月 22 日，朝鲜宣布已开启被冻结的核设施并拆除了用于监测的摄像机。

2003 年 1 月 10 日，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宣布，朝鲜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4 月 23 日 至 25 日，中美朝三方在北京举行三方会谈，8 月 27 日 至 29 日，中国、朝鲜、美国、韩国、日本在北京举行了第一轮六方会谈，从而开启了至今一共六轮的六方会谈。2.1.3 六方会谈和朝鲜核问题的现状

六方会谈从第一轮到第六轮取得的成果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第一轮会谈从 2003 年 8 月 27 日 至 29 日，该轮会谈取得的成果是朝方表明 无核化是朝鲜的总目标，拥核不是目的。第二轮六方会谈是从 2004 年 2 月 25 日 —28 日，该轮会谈启动了实质性的讨论各方表示将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并愿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精神，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核问题，维护朝鲜半岛和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第三轮会谈从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３日至２６日，该轮会谈取得的成果是各方重申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并强调有必要尽早采取实现该目标的第一阶段措施。这是建设性和务实的实质性的成果，比前两轮会谈更进了一步。第四轮会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2005 年 7 月 26 日 至 8 月 7 日，第二阶段是从 2005 年 9 月 13 日 至 9 月 19 日。该轮会谈取得的成果是朝方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和现有核计划，早日得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回到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这是一次重大的突破。第五轮会谈从 2007 年 2 月 8 日 至 2 月 13 日，该轮会谈取得的成果是朝鲜确定以最终废弃为目标，关闭并封存宁边核设施，并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重返朝鲜进行双方同意的一切必要监督和验证。朝方得到的是相当于 100 万吨重油的经济、能源、和人道主义援助。第六轮六方会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2007 年 3 月 19 日 到 22 日。第二阶段从 2007 年 9 月 27 日 到 30 日，该轮会谈进一步落实了第五轮会谈的成果，将于 2007 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前完成对宁边５兆瓦实验性反应堆、后处理厂（放射化学实验室）及核燃料元件制造厂去功能化。

在朝核问题中朝鲜政府的态度，并不像艾哈迈迪·内贾德政府那样激进和采取强硬的态度，因为朝鲜政府深知采用强硬手段来对抗美国那是不可能的，对自己没有一点的好处，甚至会被美国像“倒萨”那样来“倒金”，朝鲜也看到美国在伊拉克泥潭中陷得很深，损失很重，现在又要在处理朝核的同时去处理伊核问题，还要在大山里搜寻本·拉丹，这就给朝鲜从朝核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加了一个很重的砝码，因此朝方尽可能地把六方会谈时间拖延，不断地在谈判中索要更多的补偿。而除了发展核武器方面的要求，其它方面的所有要求他们基本上都要到了。从中可以看出朝鲜政府是一个聪明的理性的政府，他们懂得什么对自己国家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由于朝鲜半岛局势影响中国东北的发展，挑战中美关系、影响中国安全，所以中国对朝鲜半岛问题十分关注。在朝鲜核问题的处理过程中，中国始终是六方会谈的主办方，中国一直在会谈中尽到地主之宜，同时积极地参与斡旋各方，中国尽到的是一个大国应有的义务，表现出的是一个大国的度量。进入21世纪，中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基点是“南北并重”，这一政策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对国家政治、安全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在处理朝鲜半岛问题上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坚持朝鲜半岛自主实现和平统一；坚持中朝传统友谊，深化中朝互利合作；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朝鲜半岛问题是东北亚问题的核心，也是打开东北亚战略格局的“钥匙”。我国作为朝鲜半岛的邻国和大国应该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有所作为，应积极提出应对朝鲜半岛局势演变的政策，为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促进全世界的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第四篇：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政策的演变

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

政策的演变

摘要：在世界各国贸易的发展史中，中国独特的国情，短暂的对外贸易发展历史，以及如今中国对外贸易世界地位的迅速崛起，引起了世界的注意。从建国、改革开放到加入WTO至今，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演变也反映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之路，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进行分析，以了解真正适合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政策，使之在国际竞争中更具竞争力，更具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关键词：中国 对外贸易 政策演变 影响

正文：以几次大的转折点为依据，笔者将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分成了四个阶段：

一、极端的进口替代阶段(1979年以前)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对外贸易处于一种辅助的从属地位。对外贸易只是国内生产的简单延伸，只能被动地跟着生产走。

在国家的统一干预下，对外贸易的管理不是价值管理而是外汇实物计划调控;对外贸易的动机不是追求贸易的比较利益，而是实现互通有无和追求创汇的最大化。这些特征决定了对外贸易战略必定是极端的进口替代战略。

建国初期，我国的部门偏向是一种极端的“进口替代”型部门偏向(即在对进口实施较高保护的同时对出口几乎没有鼓励)。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1、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我国实行的是一种“统治贸易”政策，这种政策是通过高度的集中计划体制来实现的:①统一计划管理。由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统制对外贸易计划，包括商品流转计划、财务计划、运输计划、包装计基本建设计划、劳动工资计划和教育计划等。并按行政层次下达、强行。②外贸专营。对私营外贸企业进行所有制改造，最终使国营外贸成为对外贸易的主体。国营外贸企业分为专业外贸总公司(设在北京)业外贸公司(设在各省、市、自治区)两个层次。

2、较高的进口限制：进口限制政策这一时期我国的进口限制政策主要体现在较高的关税壁垒水平上。1950年，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关税税则规定的算术平均关税达到52.9%，其中农产品税高达92.3%，工业品税为47.7%。非关税壁垒没有被采用，主要是因为在计划体制下这些措施根本就不需要。在这种极端的进口替代型部门偏向下，我国的对外贸易是计划的产物，因此不可能主动发挥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这一时期我国的进口受到调剂余缺的绝对成本理论的制约，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主，借以发展我国的民族工业。进口战略的总体思想是:凡是国内有生产，并在数量和质量上能够得到满足的，应坚持不进口;凡是国内有条件生产，暂时需要进口的，应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国内发展生产，生产发展起来后应逐步减少进口，把有限的外汇用在最急需的方面，使我们的进口商品的结构更加合理。

绝对成本理论这种观点说明了国际贸易中自然优势和获得优势带给一个国家发展的益处，但是倘若一个国家在各种产品生产商都没有优势的话，就很难在国际贸易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这样的指导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没有很好的表现。

在出口产品的结构来看，我国在这一时期同样处于最初级的地位。该时期我国从总体上推行的是片面重工业化的战略，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这不仅造成了消费品的生产落后于社会需要，许多商品供不应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而且导致了传统出口产业迟迟得不到发展，对外贸易也不能反映中国的比较优势。

从表3一1我们可以看到，在1965年的时候，中国最主要的出口产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而不是反映中国国情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这并不是说明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这类产品上，而是由于当时中国的产业政策是偏向发展重工业，使得劳动相对密集的轻纺产品国内自己都不能满足，没有能力再出口。如前所述，由于出口结构的低下，出口产品主要为农副产品和简单农副产品加工品，因此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不可能有较大的发挥。此外，由于农业生产是对资源依赖较大的一种生产，且农产品换汇率低，如果不尽可能多地附加劳动价值，单纯以初级产品和粗加工产品换取足量外汇，则国内资源必定会遭到较大损耗。

二、温和的进口替代阶段(1980年一1991年）

改革开放以后，贸易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到，贸易亦第一次被放到了较高的战略地位。

贸易的自由化是贸易发展的关键。而贸易的自由化是以自由性的贸易体制为

基础，因此对外贸易体制就必须进行改革。

这一时期我国的部门偏向开始从极端的进口替代向政府干预较强的“中性”转变(即既有较高的进口保护又有较高的出口鼓励)，具体体现在2个方面:

1.对外贸易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进口限制手段和水平的提高、以及出口鼓励措施的多样化。一方面，中央对整个对外贸易的计划控制有所减弱。以进出口计划商品的逐步减少为例，在出口商品计划中，到1988年，受指令性计划控制的第一类商品下降到21种，受指导性计划管理的第二类商品下降到91种。另一方面，在计划控制逐步削减和取消的同时，国有外贸企业的改革也相应展开。1991年，国务院又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外贸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取消出口补贴、在适当增加外贸企业外汇留成的基础上，让各类外贸企业自负盈亏;同时改变地区差别的外汇留成办法，实行按不同大类商品全国统一的外贸留成比例，以创造平等的竞争条件。

2、为了避免国际市场对本国产品的迅速冲击和继续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成长，国家在削弱计划控制的同时，又运用商业手段加强了对进口的限制。为了鼓励贸易，国家在较高的进口限制之外，又采取了“抵消性”的鼓励出口政策作为激励。从对出口的较高鼓励方面而言，该时期的中国使用了一系列包括贸易补贴、外汇留存、出口退税，以及用于出口的进口关税减免等措施。贸易补贴和外汇留存都是在国内价格改革还没有到位、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脱节的情况下为弥补外贸企业的亏损而采取的鼓励出口的手段。除了外贸补贴和外汇留存以外，为了鼓励出口，我国政府还采用了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给予出口企业退还国内征收的间接税以及用于出口的进口投入品免关税、进口资本品减关税的优惠待遇。

这种贸易自由化的形式主要是比较优势理论的反映，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在产品的生产商不需要有绝对优势，只要有比较优势，就可以在要素投入不发生改变的条件下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从贸易中获取利益，但贸易利益实现的条件是完全的自由贸易”。此时期中国就参与进了国际贸易，开放了市场，并着重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发挥出了自己的比较优势。下图为中国加工贸易发展

三、边际出口导向阶段(1992年~2001年)

上一阶段我国外贸体制的初步开放促进了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得追求静

态的贸易利益成为可能。随着国家对贸易作用认识的不断提高和加入WTO步伐的日渐加快，人们对市场开放的要求也在提高，对外贸易体改革也就有了进一步深化。与此同时，对动态贸易利益的追求也开始成为可能。

1992年以后，我国的计划控制已基本取消。国家在自营进出口业务方面已比较放松，允许外商投资企业、一部分国有生产企业、科研院所、以及私营企业经营自己产品的进出口.进口限制政策。从1992年起，中国的进口体制开始进行较大幅度的改革，关税和非关税水平都开始明显下降。关税和非关税的变化请看

下图：

这一时期国家对出口贸易的认识也有了较大的转变，出口不再以创造更多外汇为其首要目的，而逐渐转向了促使国内比较优势的转变上。促使国内比较优势的转变需要培养资本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其国际竞争力的培养则需要通过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竞争效应、乘数效应、学习效应来推动。

这一时期国家寻求突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桎枑，在资本密集型等产业上加足马力，为了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不惜以市场换技术。虽然此时我国对贸易重要性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一定高度，也采取了贸易促进国内产业动态升级的相关措施，但毕竟外贸政策的调整己越来越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而对动态贸易利益的追求短期内又不可能见到效果，因此国内存在的问题仍然是多方面的。例如由于加工贸易的投入品基本上来自进口，出口对国内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不大，乘数效应很小。而且由于加工贸易中漏洞不少，一定程度上易诱使贿赂、贪污和走私等腐败犯罪行为。为了加强管理，国家出台了许多措施对加工贸易和关税减免加强管理，这又导致管理成本提高。所以这一时期的贸易政策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4、出口导向阶段(2002年至今)

该时期的贸易战略在继承上一阶段贸易战略总体发展方向的基础上进一步

降低了政府干预。这一时期各项政策的颁布虽然从总体上看基本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但外贸战略总体思想的片面化仍导致了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这一时期我国的外贸体制改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在关税措施方面，我国的关税税率在持续降低。按照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从2002年1月起，总关税水平降至15.3%，3000多个税目的税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其中农产品平均税率由18.1%降低到16.8%;工业品平均税率由n.4%降低到10.3%。从2005年1月起，我国又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9.9%，涉及降税的共900多个税目。2002年，我国的进口配额许可证和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种类从26种减少到12种，2003年又进一步减少到8种，取消了摩托车及其关键件、照相机及其机身、手表、汽车起重机及其底盘的进口配额许可证管理;取消部分税号汽车及其关键件的进口配额许可证管理。

继续鼓励扩大出口的政策。为了抵消加入WTO后贸易壁垒的降低对国内市场造成的冲击，国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不久出台了一系列。以出口退税政策为例，2002年出口货物的免、抵、退税面由2001年的62%增加到100%(即全部自营出口或委托出口业务的生产企业)，退税总金额达1259亿元人民币，比2001年增加17.1%。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对保持我国对外贸易的稳定增长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我国的出口导向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在中国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出口增长方式粗放；出口商品核心竞争力不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面临严峻挑战；增加了中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风险；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对外贸易发展的高外需和高外资依赖性；对外贸易摩擦加剧等。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的出口导向贸易发展战略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出口导向对外贸易发展战略面临调整要求。

加入WTO后就必须完全的自由贸易，我国正在转型阶段，发展过程中因为“中国制造”的低价和特殊的社会生产关系遭遇了很多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我们在对外贸易的过程中也应该注意两种政策的互相结合。

参考文献：

1、黄建忠.中国对外贸易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王绍媛.中国对外贸易.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43~443、郭克莎.中国工业发展战略及政策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2004.25(1):33一354、陶良虎，周军.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政策调整.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193一2215、王允贵.中国加入WTO后的外经贸发展战略.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2.3~66、戴桂林，苏萌.中国贸易战略的实施对对外贸易的影响分析[J].国际贸易 问题，2006(6).7、徐黒妹.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07

第五篇：论中国教育政策

论中国教育政策

摘要：当前正值我国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是否能够创设适宜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环境，是否能够创设适宜创新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并通过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推动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是教育改革乃至社会发展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而实现教育公平公正的开展发展，是三大公平的重要内容。可以这么说，教育乃立国之本！如何培养创新人才，创新人才如何得以顺利成长，这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投入到国民建设的各行各业中去，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与富强。

关键字：教育教育发展素质教育创新公平

中国教育制度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之久，它伴随着中国走过了每一个朝代时期，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完全一样的教育制度，不同的选拔人才的方法。所谓制度即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其重要意义不亚于各个时期的任何一个。五千年的中华历尽了沧桑，中华每个时期的各种不同的教育制度都有它自己的利与弊之所在，因此我们不应从单一的方面去否定或认定任何一种制度，而是应全面的去是审视它去了解它，从而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教育制度能够找到更合适的制度而献我们自己的微薄之力，因中华的复兴必须有结构完善制度完整的优秀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要想真正的透彻的了解中国的教育制度那么必须从中国的教育的历史开始，从历史开始慢慢的向当今了解，最终会有一个完善的思路去审视中国的教育制度，从而从它的本质去发现中国教育制度的利与弊的所在。

我国现在的大学，多数人在进大学之前还是除高中几门课之外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的，一经大学中数年修习，出校时已具一定的学问根基----这根基不仅是老师教的，其中大半要来自大学里的自学。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学生缺乏，一入大学门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读书。现如今大学生分配不易，众学生兼职，打工，找工作，TOEFLE，GRE，“治艺者甚多而治学者少”。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学术风气较其余学校为优，师资基础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学生不必为前程过于担忧，能专心治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无论如何应看到，明清两代的这项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现行的大学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学拒之门外，失掉文凭同时失掉深造机会的人来喊冤。因为高考大制度上的这项小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对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宽容。现在，这项小制度也渐渐失掉了它的魔力，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吗？ 试看中国教育目前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基础教育发展不足。

《义务教育法》已经颁布接近20年，然而在西部等贫困地区，仍然存在大量的失学儿童。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国家投入资金的不足。以公共教育经费占GDP 的比例，发达国家在5%甚至7%以上，而中国2001年为3。19%，2002年为3。41%，均未达到国家制定的在2000年达到4%的目标。再看人均公共教育经费就更惨，瑞典为2000美元以上，美、日、德、法等在1000-1500美元，中国仅为9。4美元（据《南方周末》2003年新年特刊）钱少尚不足惜，可叹的是这一点钱还没有用在政府理应承担责任的义务教育上，而是大多用在了本应依赖社会力量举办的高等教育上，中国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生均公共教育经费之比为1：1：23，而美国为1：3：2。目前，中国的公共教育经费92%花在了高教上。用8%的资金去如何保证义务教育？

如此错误的投资政策，教育行政部门的短视、无能和好大喜功要负很重要的责任！而在一些入学率尚可的地方，其入学率的实际意义让人感到怀疑。在以升学为唯一目的的教学目标的指导下，重点中学、重点班级的建设是必然的，即使一个班级里，根据成绩老师的态度也会分为三六九等，所以许多学校对于升学无望的学生基本上是放任自流。而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这些学生明显的感到信任、关爱以及目标的缺失，他们在学校是处于一种“入而不学”的状态。这样的入学率，究竟有何作用?

（二）教育的结构性失衡。

在现在的中国技校、农校、师范类学校是人们心目中次一等的学校已是不争的事实。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人们的观念，然而造成这一观念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是中国的教育制度。以升学为目标的教育引起学生、家长和学校一味的追求更高的教育、更高层次的学校。这样，农、技、师范类学校因其不起眼而被忽视；以升学为目标的教育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它使得学校忽视对学生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学生缺少大局观、长远的眼光，在缺乏足够的观察和分析能力的情况下，盲目的产生对农、技、师范类学校的歧视。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说都知道的话却不是谁都懂。现在年薪几十万难求一名合格的高级技工已不是什么新闻。市场经济规律验证了由教育制度所引起的观念的错误。以上两点一点涉及到国民的平均素质，一点涉及到中国的人才结构，每一点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每一点有都由中国的教育制度而起，而中国教育制度最重大的缺陷之一便是教育行政部门职能的错位。教育行政部门的改革势在必行。

（三）目前中国的选拔人才的唯一方式是应试制度。

应试制度，就是以考试的成绩来决定一个人的水平,但这样的方法却不是很科学。第一,考试考的只是在卷面的技巧,有的人也许并不会什么东西,但卷子里考的很多内容都是他本人会的,这样考试就不公平,也就是说考试的内容仅仅是含盖了很小的一个范围,对那些认真学习的人来说这个考试是不公正的。

第二,考试的信息性。高考前两个月,很多的学校都在争取信息题,何为信息题?就是那些高考的时候很可能考的题目,但学校和学校之间的实力以及资金不同,导致很多学校,尤其是普通的高中在这个方面落伍了,他们得到的信息都是其他学校享用后的信息,这样即使有的人在普通高中中努力学习,那他依旧是不公平的。所以应该杜绝所谓的信息题来源,但从现在来看,不可能!

第三,偶然因素太大。比如在考试的那天,如果状态不好怎么办？身体不适怎么办？但笔试是不能延期的。

总结上面的几点,中国的应试特点:实力+绝对的运气+资金+状态=书呆子的成功。

由于二十一世纪是人类社会最快的一个世纪，故而这个世纪内的制度与现实相适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中国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几十年，弊端已经出现了，并且在日益扩大。何清涟把转型时期的难以解决归咎于人文教育的不足，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问题又岂只一个重理轻文？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认真的反思之后就会发现现在教育最主要的弊端是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活力；教育结构上基础教育薄弱，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不够，高等教育内部的科系、层次比例失调；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陈旧落后，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落后于当代科学文化的发展。

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现在包括何清涟所说的问题在内的诸多由教育考试制度引出的问题已经出现，改变是否已经出现？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样如此。不能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市场化改革走过了头，需要强化传统的集中权力和行政控制，而是需要摈弃“伪市场化”改革，改变被权力扭曲的教育市场。一百年和二十年教育体制改革的历程告诉我们，教育体制改革是最重要的教育改革。

从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看，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功能，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方向。由于从竞争性经济领域中撤退，政府从原来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转变成为只当合格的“裁判员”，当前中国的各级政府，应该有条件、有能力，在公共教育事业领域负起越来越大的责任。

从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制度框架看，政府的教育责任体现出一个特点，就是向促进教育公平倾斜。但是，在中国的一些地区，有意、无意地误读或曲解政府教育责任的现象时有发生，主要体现在，简单比照经济领域体制改革的做法，借口所谓“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化”，而推卸公共财政支持教育公平的义务，放弃对于公办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事业的法定责任。结果，在许多财政原本拮据的地区，由所谓公共教育转制后放大的教育资源，并未惠及中低收入阶层人群，这与“公共服务型”政府新的建设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今后中国任何公共教育改革的实验，如果不能有效地增加处境不利地区群体的利益，也至少做到不应使他们原有的利益受损，一旦受损也有相应的修复补偿机制，政府必须为此负起足够的责任。

中国教育发展面临的一个最关键性问题，就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与力度，也就是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中的政府责任合理定位问题。政府可以根据不同的教育领域选取不同的作为方式，一是“主动作为”，重点在于全力支付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促进区域内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确保国防建设和重大工程人才需求，保障弱势群体基本学习和发展的权利，以教育公平体现社会公平；二是“有所作为”，选择基础学科、边远艰苦行业、事关公共利益而市场又不好调节的部分教育领域，予以稳定的、有效的扶持；三是“委托作为”，选择政府该作为但力不从心的教育领域，或为了提高效率，明确委托授权给第三部门或民营机构来做；四是“不须作为”，引入社会参与和必要的竞争机制，政府仅制定规则和进行监管就可以了。而且，政府促进教育公平，也须包括规则和监管公平在内。

纵观上述，给出教育改革的一点点建议：

教育体制改革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包括在现实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中，如何建立政府与学校的正确关系；在市场化的社会环境中，如何确立政府与市场在发展教育上的不同定位和功能；在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中，如何建立、平衡中央与地方管理教育的权限和关系，促进教育的地方化；改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促进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以保障学术研究的高水平和创造性；在各级各类教育中，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等等。具体的教育制度改革，包括教育行政制度改革，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公共教育财政制度的建立，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考试、评价和用人制度改革，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社会参与制度的建立等等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教育行政制度改革。教育行政制度改革，需要按照有限政府、依法行政等行政体制改革的原则，落实《行政许可法》和其他法律、法规，改革高度集中、大一统的教育管理体制，使教育主管部门的行政职能从管理型、计划型向指导型、服务型转变。通过政府教育管理权的下放，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以恢复教育的活力、创造力和多元化，实现学校的自主性和管理的民主化。

中国教育的最大优点是质量比较高，但是最大的缺点创新不足。中国模式的教育高质量，伴随着创新的低含量，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需要慎重考虑。中国教育任重道远，除了继续扩大规模以外，还要进一步提高质量，要特别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中国如今的应试教育的确存在很多不足之处，需要改善。但立足于我国现在的国情，到目前来说还找不到比应试教育更好的办法。首先中国人口众多，不可能学欧美国家那样。为了为国家选拔优质人才，为了教育的公平公正，应试教育是目前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