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莫言《红高粱》系列小说的特征（精选五篇）

第一篇：论莫言《红高粱》系列小说的特征

论莫言《红高粱》系列小说的特征

一、绪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一方面表现出世俗化、非政治化、反理想主义、反英雄主义等现代性文化特征，另一方面精神性、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宏大叙叙事仍然作为八十年代的一个传统延续下来了。从文学样式上来说，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

80年代中期“文化热”的勃兴和对现代主义倾向的反拨引起部分作家提出“寻根”口号，并贯彻于“寻根文学”中。对传统文化心理的剖析、地域文化的描绘、精神文化价值的重估是这一思潮关注的重心。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批判构成这一思潮的两极，为文学灌注了强烈的文化意识。以“文化寻根”为主题的寻根文学悄然出现，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小说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莫言曾经说过：“这时我是强烈地感受到，20年农村生活中，所有的黑暗和苦难，都是上帝对我的恩赐，虽然我身处闹市，但我的精神已回到故乡，我的灵魂寄托在故乡的回忆里，失去的时间突然又以充满声色的形式，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认为，这段话不是简单的空谈，而是他对乡村灵魂的把握，对乡村自我精神的抒发。

莫言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东北乡，其作品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写的都是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传奇”。他构造了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为比较典型的“寻根文学”作家。莫言拥有丰富的童年经历和军旅生活的创作资源，用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诧异鬼魅的感觉幻化出那些民间想象。而在这种虚实相间的背景中，莫言以叛逆的姿态冲击着萎靡的当代文坛，以民间想象的视角实现了历史再造，将高密东北乡流传久已的故事写进了历史文本中。

《红高粱》为代表的寻根文学意识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在文学上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和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第二,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第三,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如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入挖掘。“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

2012年10月11日莫言以其“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诺奖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在诺贝尔奖授奖词中这样评价莫言：“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在这些民间故事中，驴与猪的吵闹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能量。”在2012诺贝尔晚宴上，莫言进行了简短致辞，在致辞中他向山东老乡们致谢，称自己“一直都是他们之中的一员”，“是个讲故事的人”。

二、小说主题的特征 莫言在《红高粱家族》前献词道：“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激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他是为已经丧失原始、粗犷的生命活力，沉浸在功利中卑微地苟活着的人们而羞愧吧！莫言小说有着丰富的主题内涵，在他的作品中，既有对传统价值观的质疑与反叛，对封建伦理观念深刻的剖析，也有对由于社会环境改变而导致的人性缺失和种族退化的感叹，对城市文明的批判„„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对生命意识的弘扬。《红高粱》就是通过“我奶奶”戴凤莲和“我爷爷”余占鳌的故事，以时空错乱的顺序，借用意识流的表现方法，叙述了昔日发生在山东某乡村的一曲生命的颂歌。

莫言最初写这部小说主要是因为自己曾经放言“即便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也可以写战争”而“必须马上动笔，写一部战争小说，”在论及该小说何以大受欢迎时，他说：“我认为这部作品恰好地表达了当时中国人的一种共同心态，在长期的个人自由受到压抑之后，《红高粱家族》张扬了个性解放的精神———敢说、敢想、敢做”。关于小说的主题，陈炎也曾说过：“战争与民俗只是作品的表层意象，只是作品主题得以体现的生活素材，而真正的主题则是作品的深层意蕴，是上述题材所表现出来的对于生命意志的弘扬，对于酒神精神的赞美。”

在“我”奶奶的身上表现为敢爱敢恨敢说敢做，用自己传奇的生命历程砸碎了传统的纲常伦理道德规范。她敢于释放自己，追求自由，勇敢地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力。她看透了父亲的唯利是图的本质，便断然与之划清父女界限；她看到了余占鳌的强悍野蛮、敢作敢为是条硬汉子，便同他在高粱地里毫无禁忌地野合；她看清了父母包办婚姻的罪恶性，于是，当得知单家父子被杀，酒房被烧，她毫无内疚之心，反而重整旗鼓与杀死自己丈夫的仇人共同生活。她为了报复余占鳌的移情甘愿委身于“黑眼”。她为了获得爱情对“我”爷爷及其婚外恋情人（恋儿）进行疯狂地报复，但奶奶在战场上又以不畏生死的态度体现出女性的光辉形象。

余占鳌的叔叔余大牙。他好色贪酒，强奸民女，杀人放火，十恶不赦，最终被自己的亲侄子枪毙，这似乎是大快人心，但当他面临死亡的那一刻所表现出的视死如归、慷慨激昂却又给人一种崇高感，“开枪呀，兄弟！难道还要我自己崩了自己吗？”尤其是当他唱出那支“高粱红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东洋鬼子来了„„”歌时，我们不禁会产生由衷的敬意，正如作品中所说的“„„余大牙毕竟是高密东北乡的种子，他犯了大罪，死有余辜，但临死前表现出了应有的英雄气概，父亲被他感动得脚底生热，恨不得腾跳。”同时，余占鳌手刃自己的叔叔这一有悖纲常伦理的举动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斥责，正像文中任副官所言“是大英雄者自风流”，我想这句话适合于作品中所有高密东北乡纯正的人种。张闳先生说：“在《红高粱家族》中，参与那场英勇战斗的主角，是一帮由土匪、流浪汉、轿夫、残疾人之流凑起来的乌合之众。然而正是在这些粗鲁、愚顽的乡下人身上，莫言发现了强大的生命力。”

莫言对生命力的张扬与文革后中国文学对人性、主体的呼唤是同步的, 但与西方近代“人文主义”主张借助理性和科学的力量实现人的自由不同, 莫言作品中的人物尽管有顽强的生命力但显得非理性甚至愚昧, 这导致莫言作品中的悖论和无法克服的悲剧性。红高粱家族的爱情公式/ 狂热的、残酷的、冰冷的爱情= 胃出血+ 活剥皮+ 装哑巴0让我们看到浪漫爱情背后的苦痛, 而复仇、反复仇、反反复仇, 这条无穷循环的残酷规律0则是他们几乎为反抗而反抗的悲剧。为什么反抗只能使他们获得短暂的快意和幸福, 而终究长久地陷入苦难深渊中呢? 这当然有客观因素的制约, 但反抗本身也存在种种问题。他们经历着波澜壮阔的社会变化内心却非常简单,对降临他们身上的苦难和悲剧很少进行反思。他们的反抗出于本能, 而本能并不可靠。莫言满怀崇敬之情极力展现高密东北乡英雄们在反抗或忍耐中表现出来的强大生命力，他满怀激情所歌颂高密大地的红高粱、土地、野性、性。

三、人物塑造的特征

有人说，莫言的小说中从来不曾出现完美的“高大全、红光亮”人物，小说中即便有英雄人物，也有着很明显的人格缺陷。这点正符合“我爷爷”余占鳌、“我奶奶” 戴凤莲等人物的塑造。

在小说中“我奶奶”“我爷爷”，他们浑身上下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奶奶”年轻美丽，“走起路来双臂挥舞，身腰拨动，好似风中招飐的杨柳”。洋溢着生命活力，甚至有些放纵与风流。她16岁出嫁，渴望幸福美满的婚姻，“渴望躺在一个伟岸的男子怀抱里缓解消除孤寂”，谁知贪财的父亲把她嫁给了一个麻疯病人单扁郎，因为单家富甲一方，生命刚刚结出花蕾，就面临凋零。这时“爷爷”出场了，“奶奶”的美丽“唤醒了他心中伟大的创造新生活的灵感”，他劫走了三日后回娘家的“奶奶”，俩人以原始炽烈的生命热情，在红高粱地里翻云覆雨，共享生命的欢乐与灿烂，共播生命的种子。一切不复存在，只有赤裸的生命在疯狂，甚至可以说是放纵本能与情欲。“爷爷”杀了单家父子，终于和“奶奶”生活在一起，从此“奶奶”像鲜花一样饱满地开放了。日本人来了，他们的生命又和抗战联系在一起。管家刘罗汉大爷为保护“奶奶”和她家的财产被日本人剥皮杀害，“奶奶”端出纪念刘罗汉大爷的血酒，让已经成为民间武装（或曰土匪）司令的“爷爷”（余司令）喝下，去打日本人。战争是悲壮然而热烈的，“爷爷”带着儿子豆官（“我父亲”），扛着土炮，在日本兵的枪林弹雨中英勇厮杀。“奶奶”最终牺牲在战场上，临终前她仰望天空，为自己这样激情地走过一生而感谢上苍。在小说中“奶奶”“爷爷”完全不似以往的革命战争小说中的英雄形象，为了理想信念，为了国家民族去战斗去献身，而是在生命力的驱动下，去生活、恋爱、繁殖、杀人、越货、抗日、牺牲。他们为解放生命而活，又为生命解放而死，无“是”无“非”（在抗日这一民族大义上不含糊），敢做敢为，他们可以说是生命意识层面上的“英雄”。

把作为“我爷爷”出场的余占鳌写成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并在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出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间色彩。余占鳌是在《红高粱》中惟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经任何政治标准加以评判或校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的本色。这些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对于“我奶奶”戴凤莲的刻画中，比如“我奶奶”具有的那种温热、丰腴、泼辣、果断的女性的美。

“我爷爷”余占鳌、“我奶奶”戴凤莲是《红高粱家族》中高粱英雄的两个典型。他们不十分明白抗日的实质，但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苦难的反抗与不满。他们坚强地守护自己的自由，傲然地活出生命的强度。他们是一群流着高粱血统、浑身散发着鲜活人性的红高粱地英雄。小说中“我爷爷”、“我奶奶”等人的英雄事迹与传奇就很好地体现出了蓬勃的野性和旺盛的生命力，还有众多小人物形象如成麻子、耿十八刀等，都深化了主题，使小说走出了家族小说的范围，使小说有了“探索中国人在新旧交替期间，所遭遇 到的种种人性问题”的意蕴。

由于叙述者把这些人物都作为自己的家族长辈来写，就又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以前革命历史故事中少有的任性与平易之感。这就使得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亲合方面，都非常鲜明地表达出了一种真正向民间价值尺度认同的倾向。正是建立在民间崇尚生命力与自由状态的价值取向上，作者描写“我爷爷”的杀人越货，写“我爷爷”和“我奶奶”的野地欢爱，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驯的个性与行为，才能那样自然地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的美。

在《奇死》中穿插了两个似乎与主要人物和情节几乎完全无关的人物———成麻子和耿十八刀，他们的出现丰富了特定时期的人物性格。成麻子在小说中正式出场时，城里传来消息说是“日本人占领了高密城”，“全村人几乎都坐立不宁，等待着大祸降临”，在“众人惴惴不安、心惊肉跳的时候”，成麻子却是“无忧无虑”，不仅“照旧干自己的营生”，还用他的小市民理论劝说其他的村民。并且当“不久，日本人的暴行阴风般传来”时，他却“一直都很高兴”，因为其他人都不敢出门而使得他可以多捡些狗屎。成麻子一出场就说：“咱一不抗皇粮，二不抗国税，让躺着就躺着，让跪着就跪着”，因而其“顺民”的特点也就更加鲜明。

成麻子主要做了以下几件大事：①带领日本人找出编草鞋的窨子，从而造成大量乡亲的死亡；②看到妻儿被杀，自杀被救，投入共产党游击队；③献计偷枪及狗皮，解决游击队饥寒问题；④在马店镇战役立大功后自杀死去。

从成麻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全没有觉悟的普通老百姓转向革命（虽然只是从浅层次的转向革命，并没有从心底里意识到革命的意义与必要性）的过程。成麻子从最开始得知日本人的侵袭时的无动于衷，只关心自己的生活：接着为了保命而出卖了一些乡亲的生命，及至看到妻子和女儿已经惨死而自杀，被人救起又受点拨后决定复仇，到最终选择自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老百姓在面临战争的选择。

从人物塑造来讲，成麻子这个形象，使小说的人物形象更加具有丰富性，更具有代表性，弥补了主要人物能否代表当时人众典型的问题。在之前的“我爷爷”、“我奶奶”等人的英雄事迹之后，成麻子一出场就给人一种小丑的感觉，在给日本兵带路的时候，以木讷懦弱的走狗姿势使小丑的意味更加浓厚，让读者在欣赏了“我爷爷”、“我奶奶”等人的蓬勃的野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之后，体悟到普通百姓对待战争的态度，同时成麻子的“非英雄”也反衬出“我爷爷”、“我奶奶”等人的“英雄”气概。同时，成麻子最终选择了自杀，虽然在战斗中立了大功，还是无法回避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很有代表性与真实性，体现了莫言小说中的潜在历史理性精神。

四、叙述方式的特征

莫言在一次演讲中总结自己的创作时说, “过去是我写小说, 现在是小说写我, 我成了小说的奴隶”。所谓从“我写小说”到“小说写我”的转折点正是“高密东北乡”在莫言小说中的创建。“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作者在“丑”、“野”的话语下藏着深沉的爱，正是因为爱才“批判的赞美”，“马骡驴粪象干萎的苹果，牛粪象虫蛀过的薄饼，羊粪稀拉拉像震落的黑豆”，作者在这里无意识的将丑的事物美化，拉大了语言内在的空间距离。《红高粱》在情节构成上是依照了民间自身的主题模式，尽管它讲述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但其中所突现出来的主要都是民间世界中强悍生动的暴力与性爱内容。《红高粱》讲故事的手法巧妙、多样，可以说引人入胜。它并不是单一向度的。“我”是故事的讲述人，但是主要的视角却是“父亲”的，第一人称的讲述时时滑到第三人称（父亲）的叙述中。视角与人称的变换，使故事时近时远，摇曳生姿，在时间跨越中，使小说的结构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不仅如此，像奶奶临终前的大段意识幻觉，在以“我”为叙述人的结构中，更是有违常规，作者却挥洒而就，一点儿也没有生硬与拼凑之嫌。

莫言叙述主体随着作品的展开而不断地转换, 时而是作品的叙述者, 时而是作品中的人物角色, 时而又是作者本人。这种叙述主体的分化转换的现象, 使莫言的小说充满灵性、变幻莫测, 也使他的小说意蕴更加丰富。作者形式上是将叙述视角定位在第一人称“我”的位置上，以“我”的口吻叙述祖父母余占鳌、戴凤莲和父亲豆官的抗战经历，但在叙述中，叙事人又突破了第一人称的限制，栩栩如生地讲述了解放后出生的“我”根本无法亲历的故事。作者实际上是将叙述岔入了父亲豆官的视角，或者干脆甩开第一人称视野，在第三人称全知叙述中展开叙述。这种特殊的叙述方式，一方面使整个作品看上去是“我”在叙述自己家族的故事，给人很强的真实感和亲切感；另一方面又获得了第三人称全知叙述那种视野的开阔性。

由“两个叙事人”所导致的“现在与过去的对话”的叙事效果，“父亲”这一儿童叙事角色, 以他童年的眼光和角度来看“爷爷”“奶奶”的生活与历史,既造成了“亲历者”的现场感, 同时又留下了“未知”的叙事盲点。另一个叙事者“我”则是“第二讲述人”，一个对话者与评论者, 一个“历史的局外人”, 但他却充当了一个“全知”角色, 他的讲述中充满了对当代文化的愤激的反思、对遥远的传统文明的追慕, 他隔岸观火, 评述、自省、检讨、抒情,这样就造成了“两个声部”的历史叙事效果, 打通了“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时间阻隔, 将历史变成了“当代史”。

莫言把高粱地里英勇杀敌的以“我爷爷”余占鳌为首的土匪作为直面赞誉的对象；作家本意不是故意混淆、冲击正史，而是用文学细节来构建文学想象。历史选取宏大而典型的事件构成自在的发展，而文学则攫取细密而民间的细节进行想象。莫言小说丰富了历史的视野，扩大了文化的版图。对于文学和历史的相关信息和存在证据，我们发现了文本的想象与历史的可能。一方面，文学对历史进行一种颠覆，文学对历史是一种丰富。莫言的虚构或者重构历史，是重新作出历史的价值判断和历史选择，而这种个人化选择可能带来审视和启蒙思想的重新开启。莫言小说的另类姿态和荒诞叙述重新改写了历史，这种丰富和张扬冲击着传统思想和话语。

莫言擅长以色彩描绘形象负载感情，最突出的莫过于那一片作为悲壮历史的抽象凝缩的血海一般的红高粱。这一片“扎根黑土、受日精月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红高粱包容了高密乡人多少风流韵事英雄壮举萎缩，这种色彩的运有和陌生的语言结构一样，带有莫言强烈的主观化倾向，他已经脱了点缀装饰的轻松的差事，而充当了人生痛苦的载体与象征，以此造就出了整部小说中那种异于常事的民间之美的感性依托。他的《红高粱》这部作品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是因为它采用了魔幻现实的表现手法，具有独特的叙述视角，丰富的语言特色，独创性的农民形象，色彩斑斓、寓意深远的寓意，凸显了高密东北乡人深厚的民族内涵。

五、结论

莫言对现实世界的感知方式和表达方式是独特的, 他打破了传统的、单调的对外部世界的摹写, 而着力于主观情感的挥洒, 以一支呼风唤雨的笔赋灵性于高密东北乡的小说王国。莫言用他优美的语调为我们渲染了一个“红高粱”的世界，高密东北乡具有瑰丽的色彩和沸腾的声音，弥漫着神秘氛围，奔腾着民间英雄气息。在这一片让人热血沸腾的高粱地中,有一种冲破束缚的力量,所有的幸福、残酷都发生在这片充满血性的高粱地里。血色，带有活性元素的生命感受，它是生命的真味，是生命的原色，是生命的证据。在这片血红的高粱地中，爷爷和奶奶进行着最原始的生命的律动，张扬着最本能的生命的欲望，血色的红高粱带给这些粗糙而坚韧的心灵以满足感和幸福感。这里洋溢着火一样的生命激情,张扬着人之初的狂野本性。

总之，莫言用自己独特的感觉书写家族历史，给新时期文坛带来一股新的活力，他偏执于主观体验，打破了传统的美一统天下的局面，从而把丑摆在美的对立面上活生生呈给读者，让我们感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文坛的脉搏的跳动。

参考文献

1、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李宝华 《生命力的律动与张扬——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的主题内涵》，《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01期

5、张闳 《莫言小说的基本主题与文体特征》 《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05期

6、曾洁 《浅谈小说《红高粱》的叙事艺术》 《北方文学(下半月)》2001年01期

7、陈炎 《生命意志的弘扬酒神精神的赞美———以尼采的悲剧观释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4年11月总25卷第11期

第二篇：莫言红高粱

论莫言

莫言是新时期以来极具个性的小说家，作品在风格和结构上都完全超脱现当代作家的思想风格，给人不同感觉。

中后期的莫言，在创作风格和思想上接受了哥伦比亚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斯克和美国意识流小说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影响，其创作改变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轨迹，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里程碑。80年代，伴随着中国“寻根小说”时代的终结，中国的文学理论领域笼罩着浓厚的西方情结，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影响着作家创作的内容和形式。莫言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已经开始注意向西方借鉴，他作品中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充满粗野豪放的野性生命力的人物。而且在借鉴的过程中没有忘记民族的东西，在他模仿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或者乔伊斯的大段独白的同时，他却没有摒弃像《黄土地》的高原雕塑风格以及那种极度渲然的特别的色彩，仍然保留着那些非常民族化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他又不自觉地开掘民间的创作源泉，把自己不一样的语言艺术，与高密东北乡的民族艺术气息结合在一起，广泛吸收民间文化的特色，来叙述 “高密乡”的悲欢离合，书写着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世俗的故事。

他的作品非正式的选材，却把自己对民间世界和原始生命的讴歌表现的淋漓精致，独白

.第三人称的使用，确是十分的独到，就像《红高粱》上的虽说是军事题材的作品，却用三分之二的篇幅来描叙民间背景和特色，另外，莫言在小说的环境描写上常常使用象征，隐喻，暗示等手法，很有个性，深于其他作家不同。在小说中我们常常被他出人意料，却又恰到好处、鲜明形象的比喻所折服。他把抽象的事物变成我们耳熟能详的事物，把陌生的感觉变得让我们身临其境。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使作品的感染力更加突出。

在创作上，他用具有穿透性的语言，天马行空般的时间和空间上的错乱叙述，对中国历史、现实、社会人性等进行个性化体验，融合西方现代派，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来表现东方古老民族坚强而又懦弱、伟大而又卑微的品格，给人以耳目一新的陌生感与惊奇感以及悲剧的美。

他用轻松甚至幽默调侃的笔调将读者从本来的悲剧审美轨迹中拉出来，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想象世界，使之富有多意的审美意蕴。悲剧和反讽的复合美感，给人一种新鲜的，广阔的思考空间。像《红高粱》中突出陕北人民特色的《祭酒歌》，把人民那中憨厚的品德完全暴漏出来，给人不一样的文字语言魅力，却给人留下很多悬念。

他的作品充满幻象，其运用童话和寓言的手法，把幻象和现实结合在一起，精确表现人物内心世界以及作家主观世界奇特的心理过程，这种手法就筑成了莫言小说忧郁的主调之下，一方面是凄楚，苍凉，另一方面则是欢乐，激情，狂喜抗争的独特叙事风格。他以“性”和“暴力”为创作的主要内容，他的作品突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民间激情，包括对性爱和暴力的迷醉和狂野不羁的野性生命力的讴歌，与同时期先锋作家相比，莫言作品中的性与暴力是来自人的原始本能，是强悍的生命力的体现，充满着原始的张力与激情。

在莫言小说创作中，常常会描写到性爱的场景。莫言对性的描写是美的，并且有着一种荡魂摄魄的力量。如《红高粱》中高粱地狂野的性爱场面，给读者带来了强烈震撼，“我爷爷”“我奶奶”和这两个大胆的、追求自由的年轻人，在高粱地里选择着他们的爱情，在野外忘情地交合，体现了他们强烈的生命意识。我们不会感觉到这个场面是猥亵的，相反我们读出的是庄严与高尚。莫言通过这个隐秘的故事，歌颂了自由生命的真谛——爱就真爱，恨就真恨，大爱大恨，大生大死，痛痛快快的活，痛痛快快的死。表达了人们对那个黑暗悲苦的年代的不满和愤懑，刻画出人们所具有的那种狂热的激情、野性和对自由的追求。

他的小说中描写暴力、恐怖、血腥的场面很多。这些负面东西，写得太多、太详细，然而却能给读者很好的反响。一幅幅生动残忍血腥的画面，不是要表现社会的黑暗，而是要表现生命的狂野不羁和强悍。《红高粱》中罗汉大爷被日本军活剥的场面，罗汉大爷先被割下耳朵，生殖器，然后从头往下被剥成一张完整无损的人皮，最后成了肉核。整个场面，暴力、残忍充斥在我们的面前，但却震慑人心，给人的是气愤和愤懑。日本人惨绝为人的残忍，伪军的良心全无的恶心，百姓眼睁睁地看着同伴被剥皮却无力反击的无奈，以及民间将要自发的为生存而奋起反抗的暴力欲望，统统被莫言毫不留情地、毫不遮掩地呈现给我们，让人深省。

在他的作品中，很多是以战争为背景的，那种战争的惨烈和女性的阴柔形成的强烈反差使他的创作更有激情，战争和女人是对立的两个方面，女人代表了爱、代表了繁衍，而战争是破坏、撕裂、惨杀，所以女人是战争最主要的矛盾，男人可能和战争还有一定的相识。这就构成了他早期作品《红高粱》浪漫的主调：极美和极丑陋的东西并列在一起，这种难以撕裂的关系，造成感官上巨大的刺激。这种效果就是１８世纪末浪漫主义所追求的，像雨果的《悲惨世界》。

他是个农民作家，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农村生活，乡间的事和物构成了莫言作品最为基本的材料。在《红高粱》中，带有强烈农村色彩的高粱地是他作品的主线，那一片片红高粱林是他故事的发源地，这些野生的蓬勃的红高粱既是农民闷赖以生存的物质粮食，又是他们生活活动的现实空间——他们在高粱地里野合和打埋伏，他没有写东北高密乡的美好的事物，而是把笔墨注重的使用在农村最基本的形态：吃，喝，拉，撒，生育，性爱，暴力，死亡他所展现的是中国广大农村：古老的充满苦难的农村

他是个农民作家，塑造敢生敢死、敢爱敢恨的农民形象，在红高粱中莫言主要刻画的是土匪，流浪汉，轿夫，残疾人，等等乌合之众，他们在最后的战争中物不能用英雄来形容，如作品中的“我奶奶”也是一个敢生敢死，敢爱敢恨、追求自由和爱情的人。临死前的独白正是对她一生最好的概括：“天，你认为我有罪吗？你认为我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生出一窝癞皮烂肉的魔鬼，使这个美丽的世界污秽不堪是对还是错？什么叫贞洁？ 什么叫正道？什么叫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我，我只有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 一个追求真爱、幸福、自由的敢爱敢恨、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生动，具体的呈现在我们面前。

莫言描述的农村生活，给人一种天马行空，波澜壮阔之感。他的语言很大气，很婉约清丽又很深情，总能给人蓬勃的气势，他既保留了民间话语粗野淳朴的原始风貌，又在满足了艺术语言的审美需求的同时，细化自己的语言，使其具有穿透性。莫言小说语言用的非常形象，读来使人身临其境，生动可感。在罗汉大爷被剥皮的刑场上，所有的人都变矮了，“有的面如黄土，有的面如黑土”。用词上很平淡，但视觉效果上却给人形象、生动的感觉，效果达到了极致。又如《红高粱》中还这样写道：奶奶鲜嫩茂盛，“水分充足。”以形容植物的词形容人的形态，很有新意的语言却意外的给人以很自然的享受，生动的鲜活了奶奶的形象，达到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审美效果，使人在阅读时耳目一新。莫言曾在《天马行空》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创作者要有“ 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他的小说正是映证了这一点。”他从 80 年代崛起于文坛开始，创作不仅是带着“天马行空，而又着意打的狂气和雄风”而且也是带着立足继承。

不管是在小说的主题、题材、语言，还是在叙述结构上，都打破了传统的束缚，不拘一格、独自创新。正因为如此，莫言能在当今众多纷繁芜杂的文学流派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小说新颖独特的创作特色，使人在其作品中流连永久。

无论如何，莫言的小说不俗的风格，给我们展示着人民内心世界的不俗不同，期待着他在自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第三篇：莫言《红高粱》读后感

莫言《红高粱》读后感

莫言《红高粱》读后感1

小说当中的红高粱地祖辈们红色岁月的见证。这片土地孕育着气宇轩昂、有血有肉、正气凛然、奋不顾身为着心中的爱国之情而顽强抗争着。高粱的红就像那群英勇的战士们的鲜血，抛洒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只是因为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沿着大片大片的高粱地，前往公路伏击日本鬼子的路程当中，作者不断地采用插叙和补叙的手法，让人物关系不断清晰，故事情节不断丰满，最后，以伏击战的胜利来完整父辈们的人物形象与不屈灵魂。

小说当中充斥着对高粱地的大量描写，通过对这一意象的刻画与描写来烘托出一方水土之下的一方人。这片土地是美丽温和的，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温顺，人与自然其乐相融;这片土地是丑陋龌龊的，因为见识到了许多肮脏的人心，泯灭的人性;这片土地是圣洁超脱的，因为千千万万个干净的魂灵在茂密的红高粱地上野蛮生长;这片土地也是最有人间烟火气的，英雄酒肉，不拘小节，应有尽有，人儿痞而不坏，勇而不蛮。就像前文所言：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小说当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片段，其一是罗汉大爷被当众剥皮削肉的令人惊世骇俗的场景;其二是余司令大义灭亲，枪毙余大牙的场景。前者可谓是见证了人性里最深处的恶，当众凌迟，不仅仅是对被害者的侮辱，也是对在场百姓的心理逼迫，人心是得有多险恶，本性里是有多冷酷无情才能做得出这样的事情。这种对人命的无视，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在抗战时期数不胜数，大屠杀、人体细菌实验、惨绝人寰的酷刑……都是丧心病狂到令人发指的'。而那些被屠杀、被牺牲、被虐待的人们，大家都是普通人而已，却在特殊时期被迫成为了炮灰和英雄。后者其实是底层民众对于女性权利的一种认可与维护，也是革命的一种需要。余大牙侵犯了无辜的女性，倘若在封建时代，在男权社会的长期压迫之下，女性的人权的不值一提的，最后只会不了了之。虽然余司令一开始也是为难也是纠结，但是最后他还是走了大义灭亲的道路，这其实在我看来是对女性尊严的尊重，也是破除“男尊女卑”、“女人必须为男人服务”的糟粕残余。

《红高粱》这篇小说好像是中国抗战时期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在这里人性美与人性丑都能够发掘出来，当然，最重要的应该是不忘父辈们燃烧自己的岁月，换取了如今的和平盛世，对此恩德，不管多久都要铭记于心，也更要学习他们，一如既往地艰苦奋斗。

莫言《红高粱》读后感2

第一次拜读莫言先生的作品，觉得他的书实在是不可思议，不管是辉煌瑰丽的描写还是深刻难解的情节，都让人拍案叫绝。尤其是他把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民间故事与当代社会现实相结合，让读者既看到历史又看到现实，让人时而沉浸在回忆的美好中，时而又不得不面对着生活的残酷。他的书，实在深奥，得多读几遍才能悟出其中的逻辑和道理。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莫言的文笔可谓行云流水般通畅。书中的描写浓墨重彩，透过文字我仿佛看到了一望无际的似血的红高粱，瓦蓝的天空下如小岛一般的.村庄。与此同时，我似乎闻到了醉人的三十里红的香气;听到了墨水河桥上不绝的枪炮声。我一遍又一遍感叹这本书的精彩，莫言的文学功底非常人能及。在莫言笔下文字都变得鲜活生动了，我像是在赏画，并非在读书。

除了绚烂如云霞的描写，还有生动质朴的人物对话。简洁明了，又不乏有市井平民的说话语气，但在书本上很少出现。莫言的笔触很锋利，他剖析人性、伦理，所以这本书又“血淋淋”的，像一个被剥了皮的人一样，五脏六腑、骨骼、血管都清晰可见。

我还喜欢他所描写的人物，他是以孙辈的口吻来写的，好想是写他爷爷奶奶那一辈人的故事。九儿，余占鳌，豆官，恋儿，罗汉，土匪们，官员们，侵略者，被侵略者……形形色色的人物充实了这本书的核心内在。其中我最喜欢九儿这个人物，虽说是个裹小脚的农村妇女，但性格极其倔强，泼辣，洒脱，明辨是非，大度从容，是当时社会中鲜有的妇女形象，给人一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感觉。对这个人物，莫言也隐含了对当时妇女所处的水深火热的境遇的一个批判。

最后，便是这部书的内容与核心精神。如果说人物给这部书注入了生命力，那历史背景就给这部书加大了深度。这部书的核心就是一个“国”字，抗日部分描写的比较多，这本书中的战争描绘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身临其境。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但在读他的书时，真觉得自己就站在战场上，面对着枪林弹雨，很有张力。余占鳌所带领的抗日武装出场次数最多，也是十分顽强的一股力量。余占鳌，作者笔下的爷爷，是典型的的山东男人的代表，血气方刚的硬汉，战场上保家卫国，出生入死，但也深藏着柔情，如果再足智多谋，有一点儿文化点缀就好了。红高粱一样的精神，要一直传承下去，如莫言最后写的那样。

这部书展示了不同方面的文化精神，你再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些方面，可以说太深奥了，仿佛看尽人生百态，善恶丑美。

莫言《红高粱》读后感3

《红高粱》是一个具有神话意味的传说。整个小说在一种神秘的色彩中歌颂了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因此，赞美生命是该书的主题。“是要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

首先，《红高粱》自身有一条完整的故事线，但这条叙事线大部分由文字感受来完成。作者着重歌颂一群有着传奇色彩的人群。“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他们之中，有余占鳌，有刘罗汉，也有戴凤莲。

其次，当我们面对《红高粱》时，就会感知到《红高粱》都被那辉煌的红色所浸透。红色是太阳、血、高粱酒的色彩。莫言用他独特而强悍的语言，与众不同的文体安排，在高梁地里生动深刻地展现了那一时期的血与泪，强烈刺激着情感麻木的现一代人，演绎也什么是伤与痛，什么是真实与历史，什么才是人生，怎样铸就自己的一生，没有思想与作痛相溶合的摸爬滚打，怎能造就一部传奇。

第三，《红高粱》的空间环境与造型描写，都在努力寻求一种色彩的单纯化和空间的神秘与阔大。一切琐细的对比协调和过渡都被抛开，造成一种崇高神圣和神秘生命的生存空间。《红高粱》主要是两个空间环境：高梁地和酿酒作坊，酿酒作坊体现出生命的远古意识，如风雨剥蚀、似古堡般的'十八里坡的圆形门洞。而那片自生自灭的高粱地，则透着生命的神圣。当《红高粱》上描写高粱地时，它是作为一个巨大的自然生命符号群，舒展、盛大、坚强、热烈、宽厚。《红高粱》三次对高粱的渲染都呈现出一种人与自然生命的整一性。当我奶奶泪水满面、仰天躺在我爷爷踩踏出来的圣坛上时，《红高粱》上一连出现了四个叠化的狂舞的高潮。在这里，高粱地是生命诞生的见证。而在日本人强迫百姓踩踏高粱的中，又感到生命被摧残的震撼。

记不清在哪里看到一句话，大概意思是：好的文学作品一定是反映现实的。过去的历史是血淋淋的历史，是无数双眼睛见证的，像记忆中的烙印一样。无法磨平，更不允许篡改。尊重事实是人最起码的良知。

第四篇：浅谈莫言小说《红高粱》的叙述技巧

浅谈莫言小说《红高粱》的叙述技巧

【摘要】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是具有新时期文学转型意义的一部作品，它打破了传统叙事的时空界限，表现出独特的叙述技巧，并开创了中国新历史小说叙事的新纪元。本文从叙事学的角度，对叙述视角、叙述主体叙述时间三个方面作简单分析。

【关键词】《红高粱》 叙述视角 叙述主体 叙述时空

①莫言的《红高粱》作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其新颖之处不仅在于“它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把全部笔墨都用来描写由土匪司令余占鳌组织的民间武装，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中的各种故事”，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写作规范，以一种独特而新颖的叙述方式开创了中国小说叙事的新纪元。当代“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张清华先生曾高度评价《红高粱家族》在叙事上达到的文学史价值：“《红高粱家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和矫正了以往专业历史叙事和文学历史叙事所共有的偏差。可以说，它提供了我们在以往的文学文本和当代的历史文本中都无法看到的历史场景，历史的丰富性在这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的复活。它的‘野史’笔法、民间场景的杂烩式拼接，无意中应和了米歇尔•福科式的反正统历史的和暴力化修辞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编纂学’，把当代中国历史空间的文学叙事，引向了一个以民间叙事为基本框架与价值标尺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说它推动了当代新历史主义文学叙事的兴起，应该是不过分的。”②由此可见《红高粱》有着独特的叙述技巧，下面就对叙述视角、叙述主体和叙述时间作简单的分析。

一、叙述视角的越界——零聚焦和内外聚焦叙事的结合

“聚焦”这一术语是由热奈特提出来的。在《叙事话语》一书中，他首次对“观察点”一词提出修正，他认为人们“混淆了其视点确定叙述透视的人物是谁，与叙述者是谁这一完全不同的问题，或者，更简单地说，就是混淆了谁看与谁说 【作者简介】邢璐倩（1990-），女，广东省佛山人，市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① 《红高粱》初刊于《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莫言后来把《红高粱》及其续篇《高粱酒》、《狗道》、《高粱殡》、《狗友》这五部中篇小说合成《红高粱家族》。本文讨论的仍是最初发表的中篇小说《红高粱》。② 张清华.境外谈文.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69-70 的问题”。①而聚焦指的是谁在作为视觉、心理或精神感受的核心，叙述信息透过谁的眼光与心灵传达出来，在叙事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受到谁的眼光的“过滤”，或者在谁的眼光的限制下被传达出来。热奈特将叙述聚焦分为三类，即无聚焦或零聚焦叙事、内聚焦叙事、外聚焦叙事。

在《红高粱》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零聚焦叙事与内外聚焦叙事的相互越界。“越界叙述是以突破原有某一叙述视角模式的习惯性、固定性使用带来的陈旧感和局限性为前提而形成的。由于它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叙述视角的越界产生的新视角，它在选择越界点与越界幅度时完全可因叙述者的需要而灵活处置，因而它可兼有几种叙述视角的优势与消除其劣势，从而能传达某一原来叙述视角难以叙述的艺术世界的新体验和新感觉。”②

《红高粱》的外聚焦叙事是体现在“我”，“我”是一个离开家乡十余年、身上沾染了很多现代社会习气的人，“我”对自己极其不满，从而试图寻找“家族的光荣图腾和我们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小说明确地说：“为了为我的家族树碑立传，我曾经跑回高密东北乡，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因此“我”并不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而是处于故事之外的一个叙述者，也即外聚焦视角。“我”应该是从现实的角度，通过史书或者幸存者去看那一段已经消逝了的历史。但在小说文本中，“我”总是在试图显示自己的存在和叙述者身份，使“我”具备了全知的视域或知域，以增加故事的真实可信。而且从人称的叙事功能上看，“我爷爷”、“我奶奶”这一复合型人称综合了第一人称的亲切和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也即是外聚焦和零聚焦的结合，而“我”出现在“爷爷”、“奶奶”等亲缘称谓的面前，一方面，暗示故事的时间是过去时；另一方面也拉近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造成艺术的真实和阅读感受的亲切。

《红高粱》中的内聚焦是指叙述是以“我父亲”在胶平公路伏击战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为线索的，“我父亲” 既是叙述者，又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一切外在的事件都是由“我父亲”过滤后进入叙述视野的。读者借助于这个特定人物的眼光去“看” 出现在他周围的一切，同时，也以符合这个特定人物身份的特征行动并与故事中的人物展开交往。比如在打伏击战时，“奶奶”来送饼却不幸被日本人打死的那一段叙述：

①② 谭君强.叙事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1：83 李红梅.叙述视角越界的“陌生化”创作效果.批评与阐释.当代文坛，2007.‚飞落的米粒在奶奶脸上弹着，有一粒竟蹦到她微微翕开的双唇间，搁在她洁白的牙齿上。父亲看着奶奶红晕渐退的双唇，哽咽一声‘娘’，双泪落在胸前。在高粱织成的珍珠雨里，奶奶睁开了眼。奶奶的眼睛里射出了珍珠般的彩虹。‛

在这段叙述中，作为故事中的一个人物，“我父亲”以孩子的视角亲眼目睹了“我奶奶”的死，亲身感受了生命与死亡，“叙述焦点与一个人物重合，于是他变成一切感觉，包括把他当作对象的感觉的虚构‘主体’：叙事可以把这个人物的感觉和想法全部告诉我们”。①同时，巴尔认为：“如果聚焦者与人物重合，那么，这个人物将具有超越其他人物的技巧上的优势。读者以这一人物的眼睛去观察，原则上将会倾向于接受由这一人物所提供的视觉。”与此同时，“这样一个与人物相连的聚焦者„„会产生偏见与限制”。②因此，在作品中，作者同时也采用了零聚焦的叙述方式来弥补这种偏见和限制。

“奶奶”中弹后，零聚焦全知叙述者展示了她的内心呐喊：

‚这就是死吗？我就要死了吗？再也见不到这天，这地，这高粱，这儿子，这正在带兵打战的情人？枪声响得那么遥远，一切都隔着一层厚重的烟雾。豆官！豆官！我的儿，你来帮娘一把，你拉住娘，娘不想死，天哪！天……天赐我情人，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天，你既然给了我，就不要再收回，你宽恕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天，你认为我有罪吗？ 你认为我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生出一窝瘸皮烂肉的魔鬼，使这个美丽的世界污秽不堪是对还是错？ 天，什么叫贞节？ 什么叫正道？ 什么是善良？ 什么是邪恶？ 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但我不想死……‛

通过上述内心透视，活脱脱展示了一个敢爱敢恨、性格鲜明的女性心灵。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她对生命的留恋、对现实幸福生活的不舍，甚至可以感受到她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的复杂的感受：悔恨，忏悔，无助，不满和反抗，等等。而所有的这一切内心活动，作为亲历者“我父亲”是无法知道的，因此，作者用了无所不知的叙述方式，以一个高于故事之外的人物的身份来叙述，他以上 ①② 刘俐俐.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谭君强.叙事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1： 93.帝般的眼光深入到人物的内心，看到他们心中所蕴含的一切。

此外，在《红高粱》中还存在着视角回避的情况。小说中，视角的承担者有叙述者“我”，也有“我”奶奶、罗汉大爷，但更多的视角来自“我父亲”所经历的一场战斗。但作品自始自终不把视点落在“我”爷爷余占鳌身上。在作品中，爷爷给人的印象是个顶天立地的草莽英雄，但对于他的内心世界，人们却一无所知，甚至当他面对死去的奶奶时，他的痛苦也是从父亲眼中体现出来的：“父亲第一次发现，两行泪水从爷爷坚硬的脸上流下来。”此时爷爷正被巨大的悲痛所吞噬，而他内心的感情狂澜却未能言表。作品采取这种视角回避，也许是为了获得一种距离感和朦胧感，从而使人们对这位英雄产生一种可敬可畏而不可即之情。①

二、复调叙述——双重叙述主体

在叙事学中，叙述主体是指文本中的说话者，也就是文本声音的发出者，他不等同于写作主体，因此，他不一定是单一的一个人，在很多叙事文本中，我们都能够听到两个甚至更多的声音。谭君强在其《叙事学导论》一书中相对于不同的侧面，对叙述者作了这样的区分：“根据叙述者相对于故事的位置或叙述层次，分为故事外叙述者与故事内叙述者；按照叙述者是否参与其所叙述的故事并是否成为该故事中的人物，分为非人物叙述者与人物叙述者；根据叙述者可被感知的程度，分为外显的叙述者与内隐的叙述者；根据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分为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的叙述者。”②

在《红高粱》中，莫言将“爷爷的历史”、“父亲的历史”与“我的现实”剪碎，重新拼贴，文中出现了以“我父亲”和“我”为主的两个不同的声音，它兼具了故事外叙述者与故事内叙述者、非人物叙述者与人物叙述者的双重身份。《红高粱》的开篇即以“我”的第一人称来叙述“我爷爷”和“我奶奶”的人生历程，在这里表层的第一人称对叙述者没有任何限制性作用，“我”时常跨越性的进人了主叙事层，对数十年前发生的事了如指掌，随时随地可以洞察到人物的心理感受。而在这基础上的许多描写，叙述者“我”是附身于“父亲”这一人物的。通过父亲与别人的关系及听、嗅、触、视觉的描写,近距离表现一幅幅景象。①② 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7.谭君强.叙事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11：58.“我”只是文本叙述的表面承担者，用今天的观察角度来追述和评论“父亲”的经历；而“父亲”不但是小说中的人物，也是作为在场“目击者”的“第一叙事人”，在大部分时间里作为“儿童”的父亲，讲述“爷爷奶奶”和“罗汉大爷”他们的抗战情节。实际也就是有了两个叙述者“父亲”和“我”，即构成了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叙事结构。

在整部小说中，故事的主体都是由“我父亲”这个亲历者讲出来的，比如罗汉大爷的死，奶奶的死，以及那场轰轰烈烈的胶平公路伏击战。“我父亲”既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一个参与者，又是一个讲述者，他亲身感受和经历了战争的残酷与血腥，并以孩童的口吻讲述了那段惨烈的历史。他从非理性的儿童式的感受方式,表达对“爷爷、奶奶”英雄豪气崇拜和浪漫追慕。这样的叙述不仅让读者觉得真实可信，而且使作为人物之一的“我父亲”形象饱满、栩栩如生。但由于以“儿童”为主导的叙事角色不具备道德感、完整客观的认识和把握世界的能力，他们的叙述大多只能停留在简单的感官直觉上，构成肤浅、偏激的叙事层面。为打破这种局限，在作品的进行中叙述主体需要不时的转换，共同承担叙述任务，补充了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认知和感受，而他们又拥有不同的道德、伦理立场和价值取向。

这是出现另一个叙述者“我”。“我”作为一个故事外叙述者或非人物叙述者，时常跨越性的进人了“我父亲”主叙事层，“变得博古通今，非常自由地出入历史，非常自由地、方便地出入我所描写的人物的心灵，我也可以知道他们怎么想的，我也可以看到、听到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一些事情”。①比如“我”知道父亲闻见了奶奶棉袄里热哄哄的香味，感觉到了奶奶临终前对生命的热爱，看到了罗汉大爷的壮烈牺牲的场面，亲历了奶奶的出嫁过程和爷爷的英雄救美，自由出人人物的内心世界，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些也给“我父亲”所在的主叙事层次的叙事提供了合法性的支持。

同时当“我”本分地存在于表层叙事结构的时候，“我”的“当代性”角色与身份让我冷漠超然。在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具有强大感官冲击效果的对血腥、栽杀、苍蝇等在生理上令人不适的镜头的叙事，都是用感情麻木道德冷漠的外视角的方法来表现的。最典型的场景就是对罗汉大爷被剥皮的骇人描述，“我”的眼 ① 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139.睛像摄像镜头一样，对令人发指的恶心刽子手精准刀法的描写甚至带有玩赏的赞美。在用外视角正面表现这些丑陋对象的时候，使我们能够正视现实中的丑恶和阴暗；对疼痛的冷漠处置使我们能体会到作者难以言说的悲凉情感的矛盾和强烈的生命意识, 从而也揭示人类生存的困境和生命力的顽强。这也就与“我父亲”的非理性的儿童式的感受方式,对英雄豪气崇拜的某种浪漫追慕记忆又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时间的重建——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

《红高粱》有其独特的时间叙述结构，结束中国以往的传统线性叙述范式，开创了新的叙述形制，这是作者借鉴了中外名家的叙事策略，尤其是西方新的叙事理论，使其更好的处理了事实时间和叙事时间的关系。

《红高粱》的情节是由两条故事线索交织而成的：主干写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和过程，后者由余占鳌和戴凤莲在抗战前的爱情故事串起。中间通过插叙、倒叙、补叙的手法杂错来结构全篇，使事实时间在叙事时间的进程中逐渐显现出来，从而叙事时间和事实时间有效的统一起来。

在小说中，作者以第一人称为视角，以事实时间为主，同时插叙、倒叙、补叙，转换视角，使事实时间移位，在叙述中导致信息延宕和全知叙事暂时断点，引起阅读障碍，同时也诱起阅读期待，因为《红高粱家族》采取的是全知叙事和限制性叙事相结合，读者对未来叙事可然性充满期待。华莱士•马丁认为:“叙事视点不是作为一种传递情节给读者的附属的后加上去的，正是叙事视点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①如“我”（异故事人物）、“我父亲”（故事人物）、“我爷爷”、“我奶奶”（故事人物）等叙述人称转换，造成视角的转移，使故事时态呈现多维性：“我”的现在时、“我父亲”、的过去时、“我爷爷”、“我奶奶”的过去完成时和相对于“我爷爷”、“我奶奶”的时态的“我父亲”的过去将来时。在叙述中，叙述者“我”有意将四种故事时态交错杂陈在叙述之中，从而造成一种“叙述缠绕着故事，叙事时间缠绕着故事时间”②的叙事效果。

而且莫言采用西方小说从中间写起的方法,将时间的第三个维度——“现在 ①② 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58-159.孟悦.历史与叙述.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时间”引人了小说创作中，这是作者生活在其中的真实时间，表现在爷爷奶奶死后很多年我回乡做家史调查。第三维时间的插人更增强了叙事的陌生化效果，使叙事的跨度增大拉长，调控小说叙事节奏的缓急。

同时，章内的叙事时间考虑到读者的阅读疲倦长度。叙述者在一定长度的叙述后，进行插叙、补叙、倒叙，一方面转换叙述视角，体现陌生化效果，一方面是叙事时空转换呈现一种突然性和跳跃性。如在《红高粱》中，开始叙述奶奶送爷爷父亲去伏击日寇，在315字后，转换到“我”的成长对高粱感受，460字，转入队伍行进793字后，插入王文义故事，193字后叙述时间开始，余占鳖队伍行进，661字后插入父亲捉螃蟹的趣事，972 字„„几个与抗战事件相关的人物冷支队长、任副官、余大牙、王文义和他妻子等，都被根据叙事需要而重新拼贴。这种不断插入的叙事时间，使时间呈现跳跃性，同时带动了空间变换，造成新鲜的场面、新的叙事信息，就像作者的语言修饰词一样丰富多姿，体现了现代社会陈置庞杂信息的特点。具有现代叙事的明显特征。并且插入的叙事多为趣事、风俗、残酷的事实、乡土文化等，有力支撑了事实叙事，使主线叙事丰满起来。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红高粱》独特而新颖的叙述手法，叙述视角、叙述主体和叙述时空的变换，使故事时近时远，时真时幻，结构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人物血肉丰满，使其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永久的魅力，并开创了中国新历史小说叙事的新纪元。而作者这种独特而新颖的叙述技巧既有西方的理论影响，又有中华民族特色，同时也为以后的叙事提供了经典的仿效范本。

参考文献：

[1]谭君强:《叙事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1.[2]胡亚敏：《叙事学》，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2.[3]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7.[4]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5]孟悦：《历史与叙述》，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6]杨扬：《莫言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5 [7]张清华：《莫言文体多重结构中传统美学因素的再审视》，《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

[8]张清华：《叙述的极限—论莫言》，《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 [9]张清华：《<红高粱家族>与长篇小说的当代变革》，《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

[10]王西强：《从故乡记忆到多重话语叙事的视角转换——莫言小说叙事视角及其功能分析》，陕西师范大学，2006年

[11]曾洁：《浅谈小说<红高粱>的叙事艺术》，《北方文学》（下半月），2010年第1期

[12]高志，赵静：年第9期

<红高粱家族>叙事艺术研究》，8，2010《莫言《电影评介》

第五篇：莫言《红高粱》首次上荧屏

改编自莫言原著小说的电视剧《红高粱》将于10月27日登陆东方卫视梦想剧场。昨天，东方卫视在上海举办该剧开播发布会，导演郑晓龙与制片人曹平，率主演周迅、朱亚文、黄轩、宋佳伦等亮相。

对于此次接拍《红高粱》的原因，郑晓龙坦言：“《红高粱》实际上是山东卫视买了莫言的小说改编权，然后想找人来拍，就找了我。我一开始没答应，但看了故事大纲，我还是有了拍的愿望，这可能是我拍的第一部年代剧。”此前，莫言的这部小说曾被张艺谋改编成同名电影《红高粱》，如今改编电视剧，在郑晓龙看来难度不小。“原素材不是很够，合成电影是够了，但要制作几十集的电视剧，需要更多内容，内容还必须跟莫言小说的价值观和主题比较贴合。”为此，电视剧《红高粱》在丰富剧情的前提上尽量忠实原著，“人物命运主线基本差不多，小说原来是以余占鳌为主，这次是以‘我奶奶’为主，女性的角度更多。”

莫言看了剧本，表示认可。在郑晓龙看来，莫言是个特随和的人。“他是个艺术家，他有对艺术考量的标准。莫言知道小说和电视是不同的艺术门类，允许创作空间，这是很懂行的做法。他女儿管笑笑也参与这个片子的编剧工作。”选择周迅出演“我奶奶”这个角色后，郑晓龙在第一时间告诉了莫言。“周迅本身演技非常好，身上还有女汉子的劲儿。莫言说，他对请周迅来演表示肯定。他说写小说的时候，以他奶奶为原型，个子还不如周迅高。之前电影版选定巩俐时，莫言一开始并不看好，他觉得奶奶的形象不是这样，但演出来非常好。”

无可否认，巩俐在电影版《红高粱》中的表演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而周迅主演《红高粱》的消息一曝光，外界就颇为好奇：一个古灵精怪的江南女子，如何超越巩俐在电影版中野性十足的北方女人形象？对于质疑，周迅先是大方夸奖巩俐是“文艺女青年的鼻祖”，随后又表示，不应该脱离年代背景和艺术形式谈超越，“每个观众都有自己的观看习惯，这些改编某种程度是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拍戏也没必要去复制到一模一样，各取所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