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教授谈申请录取

第一篇：普林斯顿教授谈申请录取

普林斯顿教授谈：如何选择中国学生

7月初，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教授康毅滨来上海讲学。他负责该系在中国的招生工作，因此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学生（其中绝大部分是清华、北大、复旦、中科大等国内知名学校的尖子生），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教育的扭曲给学生带来的困扰。

“中国学生聪明，勤奋，但也迷茫，功利心比较重，妨碍了他们的长远发展。”康毅滨在接受《星期日新闻晨报》访问时说。什么样的学生被淘汰？

每年一月底，康毅滨就要从系里抱回一大包资料仔细看——里面是所有申请普林斯顿生物分子系的中国学生的材料。每年，该系每年大约招收25名本科学生攻读博士，系里给康毅滨的“中国额度”3－4个，而他收到的申请约有七八十份。

4％左右的“成功率”。

每个“申请包”主要有这些材料：本科各科成绩单，托福和GRE的考分，个人陈述,以及推荐信。康毅滨把它们分成“定量”和“非定量”两类,分数他看得很仔细，但那些“非定量”的东西却能告诉他更多。

星期日新闻晨报（以下简称星期日）：“个人陈述”有什么用？

康毅滨：就是说说你为什么想成为一个分子生物学家，为什么想来普林斯顿。星期日：你看过几百份“个人陈述”，从里面看到了些什么？

康毅滨：中国学生的GRE能考得很好，但我能看出来，他们写的“陈述”经常千篇一律，缺乏特点。

星期日：他们给你什么印象？

康毅滨：不清楚为什么要来普林斯顿，或者过分要求完美，不敢展示真实的自己。还有一些“个人陈述”都是空洞的套话、废话，比如自己如何热爱科学，普林斯顿如雷贯耳，很想得到这个机会……言辞华丽，但是我却看不到一个真实的、鲜活的人。

星期日：真实鲜活的“陈述”是怎样的？

康毅滨：有个学生是这么写的：他以前的专业是电子工程，后来才慢慢发现真正感兴趣的是生物。他申请转了系，尽管绝大多数人反对，因为没有基础，读得有些吃力，但他还是很高兴。因为每一学期都会比上一学期进步一些。他的“陈述”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因为它展示了一个人在寻找和实现梦想过程中的困惑和欣喜。去年我们还录取了一名学生，她在“陈述”中坦率地指出了母校的问题：她很遗憾本科四年没有接受更为全面的教育。你可以看到她的渴望。第一轮筛选，从80份申请材料中挑出10-15名左右的“候选人”。2月初，康毅滨开始电话面试。虽然并不直接和学生面对面，但大洋彼岸传来的声音，会告诉他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

星期日：你会问些什么问题？康毅滨：主要是看看英文口语能力、科研经历、随机应变的能力，以及学生的一些背景状况。星期日：接到电话的学生，会很紧张吧？

康毅滨：电话面试大约一个小时，45分钟说英语(论坛)，15分钟用中文。就算英语不是特别好，学生还是可以完整地表达自己的。但大部分中国学生会把它看作一个“考试”，而不是一个“对话”，所以有些会很紧张。星期日：你听出了什么？

康毅滨：有些学生听得出来他（她）事先在纸上写好回答，照着念，或者是背出来。还有是“排练过度”，说得非常溜，像演讲一样，但并没有针对我的提问。

星期日：他们会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康毅滨：那些答非所问的学生，我想可能没有自己做过真正独立的研究，或者对自己没对信心。我希望学生是展现一个真实的自我，而不是一个过度包装的、失去了真实性的“加工成品”。

星期日：或者是我们的教育没有告诉他们，说实话是最好的回答。

康毅滨：我们要挑选的，是真的热爱科学、而且诚实的人。去年，我几乎是在申请截止前的最后一刻才收到了一个学生的材料，条件很好，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老老实实告诉我，虽然他很早就进实验室，工作也很努力，但不知道为什么，实验总不是很顺利。但他可以很清楚地描述他在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和为解决问题所作出的种种尝试。表面上看，他的科研并不成功，但我能感受他的认真、诚实、努力，这已经具备了一个科学家、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电话面试并不是最终的决定。之后，康毅滨要在候选人中反复地掂量、比较。在这个过程中，分数高低往往不是决定因素，而是从细微处看到的非智力因素。星期日：分数不重要？

康毅滨：分数很重要，但不是一个绝对因素。申请普林斯顿的学生都是国内名牌大学的尖子，经过高度选择过的人，智力都没有问题。我会仔细看每一门的成绩，但并不是分数高就能入选，相反，我认为第一名和第七八名的实力并不相差太远。录取与否，智力以外的因素很重要。我们系录取过一个河南的学生，家在农村，初中就独自在县城住校读书，吃过不少苦。在电话和电邮里，我感觉到她为人谦和，没有一些被宠惯的尖子生的趾高气昂。还有个学生，他会和老师“套瓷”，但不是恭维，套近乎，而是自己的确做过研究，对老师有真正的了解，提问很专业，很深入。这样的学生，不油嘴滑舌，让人感觉到懂得认真负责，尊重机遇。但有的学生过于自信，甚至有些傲慢，觉得自己不是去普林斯顿，就能去哈佛，一副唯我独尊的样子，很难给人留下好印象。进入普林斯顿后，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困扰？

来上海之前，康毅滨在福建老家待了十多天。每天陪父亲、侄子去爬山。读五年级的侄子告诉他，在他们学校，老师让每个学生都要在班上找一个“对手”。每次考试下来，赢得多的同学受表扬，输得多的要被批评。在这样的氛围中，班上学习好的同学也不大愿意花时间帮助成绩不好的同学。让康毅滨震惊的是，目前中国基础教育到处可见这样的“激励”方式。

普林斯顿是金字塔尖上的精英学校，但对最终被普林斯顿录取的中国学生来说，与其说已经攀登到了金字塔尖，不如说真正的竞争刚刚开始。而这时候，中国教育从小学——不，从幼儿园——就开始灌输的狭隘的竞争意识，清楚地烙在这些留学生的身上，困扰着他们。

星期日：中国学生到了普林斯顿后，会遇到哪些问题？

康毅滨：有些学生进入普林斯顿后，心态急，享受不了科学研究的乐趣，而把实验看作“计件劳动”，急于求成，一旦不如意，就垂头丧气。有些学生进来后发现，自己辛辛苦苦读了那么多年书考上来，但这并不是自己喜欢的、擅长的，很迷茫。还有，他们往往在人际关系上会遇到问题，觉得不受欢迎，孤单。星期日：为什么会这样？

康毅滨：普林斯顿相信学习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是一个认识自我，发现自我，找到自己想要什么、热爱什么的过程，但国内教育系统出来的学生，常常是另一种心态：最 好一进学校，就有人指定给他（她）一个课题，而且是一个保证可以做出来成果的课题。就像解一道数学题，一定会有答案，做出来了就能拿高分。然后呢，就想靠这个课题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们基础扎实，学习勤奋，上进心强，应试能力强，成绩优秀，但缺乏探索精神，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比较弱，功利心比较强。

星期日：其实这是成年人的典型心态。

康毅滨：我们系有过一个中国学生，来普林斯顿不久，我发现他并不真正喜欢研究。后来他告诉我，其实早就发现自己并不热爱科研，但从小学到大学，他都是第一名，所有的人都指望他考上美国一流大学。他是为了别人的期待考普林斯顿的。

其实这个学生小时候对生物很有兴趣，只是后来成人世界把他的实验成功与否过早地和名利、和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在这一行业真正成功的人，往往并不以出人头地为目的（如果只是为了这些，还有其它很多更简捷的路可走），而是享受探索的过程，包括其中许许多多的失败和得来不易的成功。

星期日：你刚才说的中国学生在人际关系上的麻烦，也是功利心造成的？ 康毅滨：你看，我小侄子从小就被这么“教育”，从这样的思维里出来的学生，对竞争的理解会很狭隘，认为把别人踩在脚下就是胜利，把别人压下去就是成功。实验室是一个团队工作，有人发表论文，本来是大家一起高兴的时候，但一些中国学生往往有些闷闷不乐,似乎别人的成功就意味着自己的失败。有时科研项目八字还没一瞥，就想“分家”，好算作自己一个人的成果……有些中国学生特别想快速成名。这样的心态，学校和家庭教育要负很大的责任。在美国，成绩是一个人的隐私，不会公布出来，分数就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压力。他们提倡团队的合作，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星期日：两种意义上的竞争，就会产生矛盾。

康毅滨：这样的竞争意识过强，就会缺乏团队精神，以自我为中心,容易在工作和生活中造成和他人关系的紧张。比如,老生周末带新生开车购物，晚到了几分钟会被人埋怨，而新生却可以理所当然地在超市慢条斯理地货比三家，让老生在外面等几个钟头。还有学生问我：为什么去年邀请他去家里过节的那些美国人今年不再邀请他了呢……有时候我会想，他们恐怕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从小到大，玩完的玩具，吃完饭的碗筷，换下来的脏衣服……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帮他们处理好了，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自然会觉得理所当然。而多数美国学生的确比较有“公共意识”。实验室的垃圾通常他们处理得比较多。生物系有许多做后勤工作的员工，包括老鼠房负责日常喂养的工人，运送实验用品的搬运工和收发员，打扫实验室的清洁工等。每年到了圣诞节，我实验室的美国学生会牵头一起凑份子，每人出个五块十块，买个小礼物送给那些工人，以表示对他们平时工作的感激。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往往反映出一个学生从小所受的教育，以及将来他在事业上能走多远。

第二篇：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系录取留学经验总结

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全奖录取 【世毕盟】学员

拿到F1签证，太平洋彼岸算是真正为我敞开了大门，即将踏上赴美求学之路，站在人生新的节点，回望过去总是感慨良多。总结的事一拖再拖，终于在毕业之后整理了申请中的点滴，写下这篇日志，希望与后来人分享。

我申请的方向是IC design和CAD的混合，大方向属于EE。三年的GPA是90，主要有三段科研经历，包括大三暑假在美国圣母大学和UCSD的实习，以及大四上在清华微电子所的科研，三封推荐信也分别来自三段科研的导师。我的dream school一直都是普林斯顿，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它就被那独有的气质所吸引，后来对它浓厚而不失活泼的学术氛围有了更多的了解，更加偏爱有加，收到普林的offer也算是圆了自己的一个梦想，除此之外，我也拿到了Berkeley、CMU等的offer。

总的说来是申请结果是各方面条件综合作用的，孰重孰轻与大背景和具体情况都有关，能顾及所有当然最好，但是大多数精力能力有限的条件下，都需要结合自己的情况做出取舍。个人认为，对于GPA，有优势就应当好好利用，争取更好的实习和科研的机会，从之前师兄师姐的例子来看，光有GPA是不够的。但是GPA没有优势也不要气馁，有许多弥补方法，比如如果专业课或者与申请方向相关的重点课程的成绩很高，可以在申请材料中强调。如果三年的成绩是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同样可以注明，这或多或少可以反映出教授们很看重的坚韧的意志品质和改进问题的能力。再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用科研和实习甚至套磁来补救。

现在对PhD申请来说，科研已经是必不可少的了。科研中兴趣最重要，科研方向应由兴趣而定，不要单纯为了申请容易等外部因素选择自己不喜欢的科研方向，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事物是很难长时间高热情高效率地坚持的。本科生做科研需要自己很主动，主动进实验室，主动找导师，主动找活干，在很多时候做与不做、做多做少完全在于自己。科研过程中免不了会遇到很多问题，科研本质上来说就是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这让我想起在伯克利与EECS的Stojanovic“读博士做科研并不是让人生道路走得越来越窄，最终只局限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反而这段经历会让人生更加开阔，科研是不断寻找方法解决问题的过程，人生也不过如此，具备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适应各种各样的人生选择，而不仅仅是做科研”。

就我的申请来说，个人感觉推荐信是最重要的，后来与许多教授的交流也证实了这一点。推荐信是他们十分关注的材料，因为他们很在意同行教授的看法，而且这也是所有申请材料中唯一由第三方给出的。推荐人不一定是大牛，但需要很了解你，最好是自己科研相关的导师。设想教授在审材料时，看到简历中的科研经历，看到个人陈述中对这段经历的阐述，这时候一定是希望能看到有教授对这个学生和他的科研工作做出评价。一封有利的推荐信应该是内容具体，对一些细节问题能有积极评价的。

还有一部分材料统称为文书，主要包括简历和个人陈述。写文书之前需要对自己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发现、筛选、整合自己的亮点。对PhD申请来说，文书应该围绕展现两个关键点来组织，一个是表现出你具有浓厚的科研兴趣，你享受这个探索的过程，另外告诉教授你知道怎么做科研。

正如世毕盟的龚老师常说的，申请的确是一个众星捧月的过程，除了需要在迷茫中不断摸索坚持不懈的自己，更需要有太多人的帮助。感谢亲爱的世毕盟和在这个大家庭中结交的志同道合的伙伴们，特别感谢我在世毕盟的mentor韩松师兄，他慷慨地与我分享近两年在学术圈中积累的信息和经验，让我站在更高的平台有了更广阔的视野，更感谢他在我犯懒拖

延的时候对我的敦促和我沮丧受挫时给我的鼓励。写这篇总结正是希望能接过师兄师姐的接力棒，将信息共享与经验交流的氛围在这个大家庭中传递下去，祝愿GGUers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聂琦

2014.7.19

第三篇：世毕盟：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全奖录取申请总结

拿到F1签证，太平洋彼岸算是真正为我敞开了大门，即将踏上赴美求学之路，站在人生新的节点，回望过去总是感慨良多。总结的事一拖再拖，终于在毕业之后整理了申请中的点滴，写下这篇日志，希望与后来人分享。

我申请的方向是IC design和CAD的混合，大方向属于EE。三年的GPA是90，主要有三段科研经历，包括大三暑假在美国圣母大学和UCSD的实习，以及大四上在清华微电子所的科研，三封推荐信也分别来自三段科研的导师。我的dream school一直都是普林斯顿，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它就被那独有的气质所吸引，后来对它浓厚而不失活泼的学术氛围有了更多的了解，更加偏爱有加，收到普林的offer也算是圆了自己的一个梦想，除此之外，我也拿到了Berkeley、CMU等的offer。

总的说来是申请结果是各方面条件综合作用的，孰重孰轻与大背景和具体情况都有关，能顾及所有当然最好，但是大多数精力能力有限的条件下，都需要结合自己的情况做出取舍。个人认为，对于GPA，有优势就应当好好利用，争取更好的实习和科研的机会，从之前师兄师姐的例子来看，光有GPA是不够的。但是GPA没有优势也不要气馁，有许多弥补方法，比如如果专业课或者与申请方向相关的重点课程的成绩很高，可以在申请材料中强调。如果三年的成绩是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同样可以注明，这或多或少可以反映出教授们很看重的坚韧的意志品质和改进问题的能力。再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用科研和实习甚至套磁来补救。现在对PhD申请来说，科研已经是必不可少的了。科研中兴趣最重要，科研方向应由兴趣而定，不要单纯为了申请容易等外部因素选择自己不喜欢的科研方向，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事物是很难长时间高热情高效率地坚持的。本科生做科研需要自己很主动，主动进实验室，主动找导师，主动找活干，在很多时候做与不做、做多做少完全在于自己。科研过程中免不了会遇到很多问题，科研本质上来说就是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这让我想起在伯克利与EECS的Stojanovic教授交流的时候，他的一番话让我印象深刻，“读博士做科研并不是让人生道路走得越来越窄，最终只局限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反而这段经历会让人生更加开阔，科研是不断寻找方法解决问题的过程，人生也不过如此，具备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适应各种各样的人生选择，而不仅仅是做科研”。

就我的申请来说，个人感觉推荐信是最重要的，后来与许多教授的交流也证实了这一点。推荐信是他们十分关注的材料，因为他们很在意同行教授的看法，而且这也是所有申请材料中唯一由第三方给出的。推荐人不一定是大牛，但需要很了解你，最好是自己科研相关的导师。设想教授在审材料时，看到简历中的科研经历，看到个人陈述中对这段经历的阐述，这时候一定是希望能看到有教授对这个学生和他的科研工作做出评价。一封有利的推荐信应该是内容具体，对一些细节问题能有积极评价的。

还有一部分材料统称为文书，主要包括简历和个人陈述。写文书之前需要对自己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发现、筛选、整合自己的亮点。对PhD申请来说，文书应该围绕展现两个关键点来组织，一个是表现出你具有浓厚的科研兴趣，你享受这个探索的过程，另外告诉教授你知道怎么做科研。

正如世毕盟（GGU）的龚老师常说的，申请的确是一个众星捧月的过程，除了需要在迷茫中不断摸索坚持不懈的自己，更需要有太多人的帮助。感谢亲爱的世毕盟(GGU)和在这个大家庭中结交的志同道合的伙伴们，特别感谢我在世毕盟(GGU)的mentor韩师兄，他慷慨地与我分享近两年在学术圈中积累的信息和经验，让我站在更高的平台有了更广阔的视野，更感谢他在我犯懒拖延的时候对我的敦促和我沮丧受挫时给我的鼓励。写这篇总结正是希望能接过师兄师姐的接力棒，将信息共享与经验交流的氛围在这个大家庭中传递下去，祝愿GGUers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第四篇：北京大学梁柱教授谈

北京大学梁柱教授谈“党员干部如何达到‘十二

字’要求”

 [人民网]:7月24日15时，著名党史专家、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教授做客人民网“群众路线大讲堂”栏目，梁教授访谈主题为“党员干部如何达到‘十二字’要求”，敬请关注。[14:50]  [主持人]:大家好，这里是群众路线大讲堂栏目。在当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开展中，在这一活动中，中央提出了“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十二字”要求，为什么会把这十二个字作为活动的总要求，我们又该如何来理解它呢？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又该如何参照这十二个字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著名党史专家、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教授，由他为广大网友解答上述问题。有请梁教授。[14:55]  [梁柱]:我很愿意和同志们、朋友们做一个交流。现在我们党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在这个活动当中，贯穿了一个基本要求，叫做“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我们也可以把这十二个字叫做对党员干部的“十二字”箴言。[14:56]  [梁柱]:为什么要贯穿这样一个要求呢？我想首先就是这场教育运动可以说是我们党的建设，也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选定了群众路线这样一个教育活动，它是很有针对性，很有现实意义，对我们党提高我们党的纯洁性，增强我们党的为民执政的能力，都有重要的意义。[14:57]  [梁柱]: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任何政治集团、政治力量，它的盛衰兴亡都和群众的关系相联系的，就是说能不能得到群众的认同，能不能得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就决定它的盛衰兴亡，而我们中国共产党和过去的运动，历史上的运动，有什么不同呢？这里我想讲一下大家所知道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面讲了这样一个思想，过去的运动都是少数人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也就是说，我们作为这样一个运动的指导者，共产党是没有私利的，没有任何私利的，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人类的解放来从事的。所以，它和群众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是一切都为了群众。[14:59]  [梁柱]:在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为什么在经历了许多挫折包括失败之后，我们仍然能够胜利？这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是代表群众的利益，为群众谋利益的，党和群众之间是鱼和水的关系、血和肉的联系，是土地和种子的关系。[15:00]  [梁柱]:现在就提出一个问题，能不能始终保持这样的关系，特别是在现在的条件下，如果在革命战争年代，环境逼着我们要依靠群众，现在进城了、做官了，能不能继续保持，这不能不是个严肃的问题，极其严肃的问题。鱼不能没有水，鱼失掉水就要死的，但水可以没有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做到不脱离群众。应该说，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多次的教育活动

有成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些活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党风上存在的问题，这是现实。[15:01]  [梁柱]:我们党不回避。现在进行这样一次教育活动，靠什么？我想，这就是“十二字”方针所体现的，保证通过“十二字”方针的贯彻，使这场活动不走过场，不是一种形式。我想，这是我们结合我们党的状况、存在的问题，结合这场教育的内涵的意义，来说明要求这样做的。[15:02]  [梁柱]:我们党能不能做到呢？我想这是第二个理由了，就是我们党有90多年历史形成的优良的党的建设的传统作风，有着丰富的党的建设的经验。这个经验概括地说就是通过过去所积累的通过整顿党风的这种形式，整风的形式，或者说把经常性的教育和阶段性的重点教育结合起来，我们经常都要进行党的建设、党风教育，但是，在一定的时候，要重点解决一些问题，这就是整风。[15:03]  [梁柱]:整风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理论联系实际，通过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我们党有一个很好的传统，这个传统是什么呢？用一句话来说，就叫做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党是一切为了群众的，为了群众，我们敢于坚持真理，也为了群众，我们勇于修正错误。作为一个党，它是生活在社会里面，它不可能在真空里面生活，社会上的各种活动、各种思潮、各种旧的习惯势力、各种诱惑会影响我们党，我们党不是天生的政权，通过什么保持我们的政权呢？总结经验。总结经验里面就包括了批评和自我批评。[15:03]  [梁柱]:这“十二字”做法就贯穿了一条，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学习文件，认真地联系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工作，运用批评的武器，来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所以，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有这个武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最有生命力的武器，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15:04]  [梁柱]:我们今天，刚才说了，过去我们也进行过一些教育活动，但是，并不十分理想。究其原因来说，我觉得，我们是淡化了、丢失了、忽视了自我批评的武器。[15:05]  [梁柱]:十八大以后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我们今天能不能够使这个教育活动不走过场，不搞形式，而有实效，就要通过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严肃的而不是任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想这“十二字”要求是贯彻了这样一个精神。[15:05]  [梁柱]:第三，之所以要提出这“十二字”，我想我们还贯穿了对党员干部的觉悟一种信任的基础。我们党，包括党的中高级干部，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还要相信，他们中间的多数人是有觉悟的，党性没有完全泯灭，他们身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只要他有醒悟，有认识，我们都欢迎他改正错误，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作风，就是对犯错误的同志，我们绝对不搞不教而终，我们都给他机会，使他通过学习、通过教育，能够认识自己身上的毛病，痛下决心，我想，只要不讳疾忌医，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就比较容易回到党的路线上来。[15:08]  [梁柱]:我记得有一位哲人说过，认识了错误，就是改进错误的一半。这是很有道理的。如果回避问题，不敢承认错误，那就是不可挽救。那就是会失掉机会。我们党有了这样一次教育

活动，就是给那些有这样那样问题，也包括有严重的问题的同志，希望他能够通过学习，认识问题，回到党的立场上来。所以，这十二字要求，我认为是我们中央基于这次活动的重要性，基于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基于对有这样那样错误，患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要给予治病，给予挽救，而采取的这样一个措施。[15:10]  [梁柱]:这样一个措施，这样一个要求，怎么来看它的针对性呢、它的指向性呢？我想，刚才说了，中央提出这“十二字”要求，有很强的现实的针对性，有很强的指向性。对于我们党来说，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但是，随着新的历史条件，这个新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呢？我想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经历过重大的挫折，我们有过文化大革命，经历过重大的挫折。在纠正这个挫折的时候，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有些人就有可能由于过去这种挫折对于历史没有正确的认识、没有正确的总结经验，而把改革开放是看成某个人私利的一个机会。再加上，在国际上，可以说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是处在一个低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蓬勃发展，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苏东解体为标志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的确确是处在一个低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在国际形势表现为一个特点，就是西强东弱，所以，就有一些人会向往西方，会追求享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事业在前进，但是，不能不带来党风方面存在的新的问题。[15:12]  [梁柱]:我记得在改革开放之初，陈云同志对当时已经出现的腐败现象明确指出，可以说是尖锐地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攸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邓小平同志也说过，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仅仅一两年时间，有相当多的干部就被腐蚀了，这股风来势很猛，如果不加以有力地制止，那么，我们党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也就是会不会被腐蚀掉，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就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问题。[15:13]  [梁柱]:在这方面，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采取的许多措施，遏制这样一股风，虽然取得了成绩，但是，应该说，这股风今天还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所以，今天提出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要使我们全党，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明确我们党要为民，要务实，要清廉。和群众路线、群众观点相违背的，就是在这次里面我们要反对四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反对四风，可以这样说，他们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推波助澜。[15:14]  [梁柱]:官僚主义所表现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必然会表现为形式主义，它不了解实际，不了解群众的要求，就是满足于摆花架子，表面的轰轰烈烈，空喊口号，说大话、空话、假话，搞形式主义，而官僚主义表现的另外一方面就是特权思想、特权作风、特权享受，这一方面，就必然表现为享乐主义，必然表现为奢靡之风。可以说，官僚主义必然导致形式主义，形式主义也对官僚主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官僚主义也是产生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重要根源。而奢靡之风、享乐主义又进一步加深了官僚主义。[15:16]  [梁柱]:我们可以看到，在一部分领导干部当中，他们追求的、他们的兴趣是在于个人的升迁。我到年限了，能不能再提。而不是想着老百姓。他们想的是个人的政绩，不顾环境、不顾资源的浪费、破坏，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不顾子孙后代，搞个人政绩。他们漠视群众的要求，高高在上，独断专行，个人说了算，等等。应该说十八大以后，这种不正之风，这方面我们中央采取的一个很重要的许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这是指政治局）首先不做，就是政治局庄严许诺，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赞同、支持。[15:17]  [梁柱]: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现象，一个什么现象呢？这样做，取得了效果，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方法来对付你。比如说前一段出现的矿泉水瓶装茅台酒，因为不让喝茅台酒了，他就把茅台酒装在矿泉水瓶里，不让上高级饭店了，吃不到山珍海味了，他就在一个秘密会所里面，或者在机关内部食堂里面照样山珍海味。这种情况我们能不能通过这个现象看到它的问题的实质呢？我想，一个，这是多年养成的一个坏的毛病，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痼疾，有了它的顽固性，好象不大吃大喝，不享受，不利用公款来吃喝，他就活不下去了。[15:18]  [梁柱]:第二个，就说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已经成为一个惯性力量。不管你采取什么措施，他都想遍了方法来对付你，换个花样，照吃不误。第三，这里面，我觉得，根据我的分析，就不仅仅是一个享受，不仅仅是个吃的问题，这种奢靡之风还反映了它是通过这种活动进行官官相护、钱权交易，甚至权权交易，成为这种交易的润滑剂。这就是问题的严重性。[15:19]  [梁柱]:这种问题的严重性，如果说我们任其发展下去，我想就会远远地脱离老百姓，水能载舟，水也能覆舟，对谁都适用的，并不因为你是共产党，你就不适用了。在这次活动中，存在这种问题，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就要解决一个“我是谁”“为了谁”，究竟我是谁，现在对一些人来说有兴趣的是当官，我是官员，以此为荣，他忘记了，我们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是谁啊？必须明确一点，我们历史的主体、我们权力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不是你这个官，是人民群众，要摆正这个关系。[15:20]  [梁柱]:而作为一个党员，或者党员领导干部，你应该永远是人民的儿子，是人民的公仆，我们的权力是人民委托给我们的。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这里应该说一下，我们宪法的很核心的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人民还不可能亲自掌握权力，还不具备这种条件，直接使用权力，权力就委托给他们利益的代表者为他们行使权力。这个利益代表者是谁呢？那就应该是共产党、人民政府和它的工作人员。主人还是人民。我们必须明确这样一个关系。[15:22]  [梁柱]:只要有这样一个认识，就把自己永远摆在为人民服务这样一个要求上、岗位上。如果不是这样，认为我就是我，我就是官，那么，就必然地不能解决为了谁。一定会把小我大大膨胀，我就是我，我就是为我服务。所以，做官就是为了谋私利，我们要知道，任何权力都有两面性的，既可以用来为人民谋福利，也可以用来谋私利。我们怎么对待权力？通过这次教育活动，应该真真切切地解决我是谁，你和人民群众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怎么摆对这个位置，这样才能解决为了谁，不然就会为自己，为个人，为个人谋私利，现在有些人，一当官就是裸官，把老婆、孩子、亲属先安排到国外，等他捞够了，他也开溜，这种情况就是说明他完全颠倒了自己和人民的关系。所以，要摆对这个关系。[15:24]

 [梁柱]:对于这种情况，从上面所说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存在的这种问题，已经是不仅仅一般的作风问题，而是同理想信念的思路相联系的。毫无顾忌地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谋私利，这种人虽然是极少数，但是在人民群众当中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是败坏了我们党的声誉，败坏了党和群众的关系。所以，和理想、信念思路相联系的，而且也是和利益相联系的，不但是一种作风问题，这种作风是和谋取个人私利相联系的，这就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借此，我们就是要求“照镜子、正衣冠”，首先要有这个要求。古往今来，一切政治家，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15:26]  [梁柱]:关于照镜子、正衣冠，我就想起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唐太宗李世民，照镜子、正衣冠就是他说的。李世民作为一个有作为的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能够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反对的意见、批评的意见，这对于一个封建社会的皇帝是很不容易的，魏征就是一个唐太宗时期最著名的敢于进谏的清官。他敢于讲话、批评，有一次去见唐太宗，唐太宗一看这个老头来了，唐太宗正在玩的鸟就放在皇袍里面了，如果魏征看到他玩鸟，就会批评他玩物丧志，赶紧把鸟藏在皇袍里面，魏征很可能看到了，所以向他没完没了地报告，走了以后，唐太宗把鸟拿出来，鸟已经闷死了，说明，皇帝还是有顾忌的。[15:28]  [梁柱]:当魏征死的时候，他就发了这样的感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现在魏征没有了，我就失掉了一面镜子。这个话就成为对帝王也好，领导者也好，自律的一个千古名言。当然了，对唐太宗来说，他还是以什么为镜，以铜为镜、以人为镜、以史为镜，他是为了维护他的李家的统治，使李家天下能够万古传下去。[15:31]  [梁柱]:我们现在不同了，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当然，要借鉴历史、历史人物、历史经验等等，我们这个镜子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共产党人的思想理论、共产党人的宗旨。一个党员，应该时时有党章的观念，党章所规定的，我们党是要干什么，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究竟是什么，一个共产党员的纪律的要求究竟是什么，应该对照我们曾经举手宣誓过的誓言，对我们来说，一个党的领导干部，我想，你应该是心中有理想，对我们党来说，我们现在面临着许多困难、许多挑战，对我们这个党来说，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理想信念的失落，如果理想信念的失落，我们不能够加以纠正，不能唤回，那就是无可挽回的。[15:31]  [梁柱]:我们作为一个党的干部，应该心中有理想，应该手中有真理，掌握马克思主义，也包括知识，知识也是真理，应该手中有真理，应该肩上有责任。时时想着，给你安排到这个岗位上，你是要为老百姓谋福利的。应该眼中有群众，永远想着老百姓，不能忘记天下苍生。而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领导干部的岗位永远是为人民服务。[15:32]  [主持人]:说得非常好，永远是为人民服务，正如刚才梁老师所说，做到心中有理想，手中有知识，眼中有百姓。今天非常感谢梁老师给我们带来对这“十二字”的全面解析。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梁老师。[15:33]

 [主持人]:也正如梁教授所说，这“十二字”的确贯穿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全过程。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我们的群众路线大讲堂栏目还将继续播出，也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15:33]

第五篇：北大教授谈教育改革

2012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原主任，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教授做客新浪网，介绍语文教育改革研究情况，并对中学语文教育、高考作文命题与阅卷、语文考级制度等，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以下为访谈实录。

访谈视频——温儒敏谈语文教育改革

这些年由于学科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门化，也可以说有某种程度脱离实际的趋向，学者们、老师们关在象牙塔里能往外透透气也好。

现在有些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太差，有些理科的学生要写报告的话表述都不清楚。语文说到底不完全是语文本身，是思维的问题，最基本的素质，所以很多院校希望能开大学语文。

对中学语文教育的定位不能过高

主持人：各位新浪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浪网上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松涛。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北大中文系原主任温儒敏温教授，欢迎您温老师！今天我们请来温教授是要探讨一下最近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关于语文教育方面，温老师您是主要研究什么方向的，是和语文相关的吗？

温儒敏：当然有关系，在中文系，我的专业是研究文学史。

主持人：您之前是北大中文系主任，北大不是师范类的院校，您的主业又不是语文教育，为何现在这么关注语文教育，还出版了一本《温儒敏论语文教育》？

温儒敏：敲边鼓嘛。不过中文系总还跟语文有很大关系的。北大这样的综合性大学，不是以培养师范生作为主要(任务)的，它的学科设置也没有师范类。为什么我们这些年也要比较关心这一点？大概七年前，当时我还是系主任，在北大成立了一个语文教育研究所，主要是关心中学、小学包括大学的语文教育，做这方面工作。我说敲边鼓，北大这样的学校也要关心中学、小学，关心一线的、社会的一些事，用综合大学的资源来推动中小学课程改革。北大历来都有关心社会的传统，老师们以前参与中学、小学教学研究的也不少，前辈的学者就是榜样。这些年由于学科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门化，也可以说有某种程度脱离实际的趋向，学者们、老师们关在象牙塔里能往外透透气也好。

主持人：是有一定的担忧吗？

温儒敏：这种趋向发展，对于学科自身发展也是不利的。北大这样的学校还是应该有相当部分的精力关注社会，为社会服务。我们成立了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在全国产生了影响，(师范院校会觉得)你看北大都成立了，北大都做这些工作，我们师范学校是不是应该更重视呢，这几年全国师范类学校关于语文类方面的研究所就相继成立了六、七所，这是合理的回归。我们也帮助教育部在这方面做点工作。所以我说是“敲边鼓”，是因为我们不是“正规军”。

主持人：虽然不是非常正规的正规军，但是还是非常有专业建树的，可以给语文教育发展提供很好的意见，让我们有比较好的参考标准。说到语文，尤其是中小学生对这个太熟悉了，因为整个九年义务教育包括高中时期都有语文这个科目的，而且是三大主科之一，进入大学之后基本上不会再提语文这个科目名词了，语文在大学中会演变成什么样的科目？

温儒敏：也有大学语文，很多学校、很多院系也要求开，要求开这个课的目的是因为现在有些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太差，有些理科的学生要写报告的话表述都不清楚。语文说到底不完全是语文本身，是思维的问题，最基本的素质，所以很多院校希望能开大学语文。但是另一方面大学语文普遍又不受重视，因为大都不是必修，学生其他的课业很重，少有时间来学语文。

主持人：语文是基础的基础，它涉及到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语文这个话题其实很多人都可以讨论它，因为它很基础。

温儒敏：语文的社会性很强。

主持人：现在关于语文的争论不断，很多人都在说两句，是这些讨论有问题，还是(语文教育)本身有问题？

温儒敏：本身有问题，但是媒体上的讨论也太多了。我曾经说过请大家不要太多地关注语文，意思是过于“关注”，争论太多，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是干扰。但是也有一些误解，为什么不关注语文？别的学科都不太好参与，像物理、化学不好参与批评，但是语文每个人都可以随意批评，弄得教语文的压力太大。语文的改革相当困难，比任何学科难度都大。

主持人：一个学科想要改革的话，首先要确定这个学科要研究的方向，语文学科您觉得应该是以语言文字为基础，还是说文学甚至是人文方面的东西呢？

温儒敏：最基础的就是语言文字了，语文是一种交流的工具，中学语文要求不能过高，定位不能过高，它就是培养普通公民谋生的能力，有阅读的能力、一定的写作能力，能够清晰地、得体地表达就可以了。至于其他更高的要求当然也有，但不完全是语文一科可以负担的。语文要以语言文字学习为主，但是学习过程中肯定要大量涉及到文学、文化、历史，甚至科技，各方面都要涉及。所以语文这个学科的范围很广，是覆盖性、弥漫性的，语文很少有人说它是一个学科，物理学、化学都是“学”，“语文学”就没有人这样说的，语文是很基础的东西，每个学科都要涉及。如果要把握这个学科的性质，它最核心、最基础的方面，那就是阅读、写作素养的养成。

教材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老师，老师要是有水平，随便拿一份报纸、一篇文章，可以把“语文现象”讲清楚，学生也爱听。

应试教育大家都知道不好，但是很难完全除掉它，因为我们的国情就是这样的。我的想法是逐步地来改。

让学生既考得好脑子又不被搞死

主持人：虽然语文是非常基础的学科，但是语文的学习过程也是渐进的过程，比如说小学的时候我们是从最简单的拼音、识字学起，慢慢就有短文的阅读理解、写作，包括大学有大学语文，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现在我们如果想改革语文教育的话，如下是从哪些方面入手？

温儒敏：课程改革搞了十年了，不光是语文，整个收效不是特别大。

主持人：为什么不大？

温儒敏：因为这十年中国社会变化太大了，整个社会竞争加剧，焦虑感加剧，普遍的焦虑弥漫整个社会，这样的情况下每个家长道理上明白孩子要素质教育，要全面发展，要健康、快乐，但应试教育没有改变，又只能不断地给孩子加重学业负担。学校按规定不再布置重的作业了，家长却又安排上这个班那个班，现在孩子的学业负担比十年前加重了，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主持人：(学生的负担)反倒是加重了，之前一直在说减负。

温儒敏：也在一直想办法，最近要出台新的课程标准，16个学科都要出台，包括语文，最近要公布。课程标准里面有一个核心理念，还是要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要减轻学生的负担，要尊重学生个性的发展，尽量做，能做一点是一点。

主持人：如果想改革的话，教材应该也是一方面，因为现在我看到的最新版的小学语文教材和我当时上学时候的版本比起来，已经不知道更新了多少代了，现在整个语文教材也是在不断地修订、不断地推出一些更适合现在学生学习的篇目，也是在不断地改革。现在语文它还是出现问题了，这个问题和教材有关系吗？还是和现在的学生包括教语文的老师们有关系？

温儒敏：应该说都有关系，教材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老师，老师要是有水平，随便拿一份报纸、一篇文章，可以把“语文现象”讲清楚，学生也爱听，所以老师的水平是关键。当然教材也重要，应该说十年来各个学科的教材有很大的改革，不像报纸上说的那么糟糕，动不动就拿民国时期的某些教材来比较，这是不合适的。时代不同，很多问题没有可比性。现有教材还是有很大的改进。它有问题，可以改，但问题主要不是什么篇目之类，而是教材梯度不够。

主持人：是所有的篇目都在同一个梯度上？

温儒敏：倒也不是。这些年的教材比较追求内容人文性的体现，所以普遍采用单元结构。比如说初中的教材采用的单元主题有家国情怀、历史星空、热爱自然……，等等。要照顾单元的主题来选文，主要是考虑内容方面，对于深浅程度，学习语文习得过程需要的螺旋式上升规律，可能就难以照顾到，这是目前要改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像某些批评说的，有些选目怎么样，选目问题都好办。

主持人：在现有梯度不是很够的情况下，我们上语文课的时候，一位教师应该怎么样上一堂语文课，他想教给学生的语文应用方面的技巧怎么能更好的传达？

温儒敏：教无定法，老师有涵养、水平，还要有心，愿意对学生下工夫，因为每位老师所面对的学生是不一样的，城市的学生和农村的学生是不一样的，连一个班里的学生都要考虑不同的情况，所以没有一通百通的教学方法，要根据学生不同情况设计教案。现在要紧的问题是老师的教学水平，应该说很多老师的水平还是达不到要求，他只能按照别人提供的教案去教，比如说出版社给一个教案光碟，或者是哪个报刊设计好的方案，很死板的按照这个来讲，没有针对性，确实比较僵化。

主持人：这种教学方式虽然不能让学生在语文方面有多大的提高，但是说不定可以让他们在考试的时候有好成绩。

温儒敏：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应试教育大家都知道不好，但是很难完全除掉它，因为我们的国情就是这样的。我的想法是逐步地来改，在应试教育还存在的情况下，让我们的学生既考得好，脑子又不搞死了，这就行了，至于什么方法大家来想办法，千万别把脑子搞死，搞得讨厌学习，败坏了胃口，那就会终生受损的。

主持人：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位同学语文特别好，每次考试基本上差个两三分就满分，语文经常拿第一，后来被我们选成语文科代表。后来我问他说你语文怎么学得这么好，他说我最讨厌的就是语文，当时我挺惊讶的，我说你语文这么好你怎么还不喜欢，他说不知道，就是为了成绩好一点才去学的。怎么让现在的学生除了应试之外真正地喜欢语文学习呢？

温儒敏：这就看老师的水平了。如果不考虑考试的话，不现实，家长也不干，但又不能完全陷进去，从初中、小学开始就要注意保护学生的天性，让他们多读书，不要限制读闲书。儿童、少年有他们的“语文生活”，跟成年人是不一样的，他们可能喜欢一些闲书，让他们读好了，读多了，语文水平就上去了。不要限制他们读课外的书，要鼓励他们，他们有阅读兴趣语文水平才能上去。不然的话考分再好，上了大学都还没有培养起阅读兴趣，一生都要受损失。没有阅读习惯的人是没有味道的。

主持人：有人认为我们可以在教材当中更多加入一些中国古代诗词方面的篇目，您觉得合适吗？

温儒敏：合适，现在高中、初中课文中古诗文不少，高中占的比重更大。新的课程标准马上要公布了，规定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要背诵熟读古诗文135篇(段)。其中1～6年级75篇，7～9年级60篇。1～6年级的背诵篇目都是诗歌；7～9年级的篇目，除诗歌外，也选入了一些短篇散文。

主持人：这个要求会不会有些高呢？

温儒敏：一点都不高。你想想小学到初中有多少年，甚至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要背古文也背了不少，这是可以的，要求并不过。

主持人：古诗词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最能锻炼他们哪方面的能力？

温儒敏：一个是对中国文化的体认，他通过朗读、学习自己会有感触，会作为一种审美的积淀，这是很重要的。另外是语感的习得，不学古诗文就难于形成语感，文章不漂亮。这是很重要的，从了解文化和语文学习都需要背诵一些古诗文。

现在英语有考级，其他艺术类的也有考级，为什么汉语就不能考级？

现在大学老师要用相当多精力做中学老师本来就应该做的工作，把被应试教育败坏了的胃口调试过来。

作文应当往培养思想力方面引导

主持人：现在高考的时候我们也能看到一些满分的篇目，甚至是文言文作文，都有这种表达方式，学生们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首先他们在学校学的就是古文，而且可以把古文应用到文章当中，而且词句非常漂亮，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现在作文写作的时候，尤其是在高考过程当中，咱们的考官们是更看重写作时候的文笔、形式还是辞藻，还是更注意作文当中表现出来的思想？

温儒敏：你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去年高考第二天我接受了人民日报一个访谈，已经谈过这个问题。高考作文要改革，从去年开始已经有所改革，其中一点就是不要太注重文笔，太注重修辞，太注重外在的一些东西，而是考察学生学会清晰地、得体地表达，有一定的思想。你说深刻、创新什么的，中学生也很难做到，他能够把某些意思清晰、得体的表达已经很好了。现在高考作文命题也要改，以前比较偏重文学、抒情，现在我们主张多往理性靠一靠，往培养学生思想力这方面引导。中国传统语文教学历来都比较注重文笔，就是文章写得漂亮，不太注重思想的表达，现在我们应该往理性这方面靠一靠，注重培养学生思维能力，这是一个改进。高考作文题是“指挥棒”，对语文教学有很大影响，而且社会影响也很大，每年高考的时候上级部门都限制传媒不要报道，但是都还在报道，因为大家很关心这个问题。怎么来改？就是往理性靠一靠，往思考能力的表达靠一靠。像有一年北京出的题目，《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需要学生有一定的想象力，但是发挥起来就有点困难，不容易考出水平。

主持人：但是这个题目我觉得出的还是挺不错的。

温儒敏：但是有的容易写成抒情文，学生的写作统统都变成一个味道，什么扬起风帆、理想的航程……全是这一套，还是要他真实、得体、清晰地表达就可以了。

主持人：现在高考作文也是在不断地改、创新，从每年我们期待高考作文题目的时候就能看出来，每年的高考作文题就像我们每年期待春晚一样，都在第一时间迫不及待的知道出了什么样的作文题，等到成绩出来以后再把满分作文拿出来细细推敲、琢磨，这也是语文教育好的一方面，很多人关注它，很多人希望我们国家语文教育做的更好。我觉得改革语文教育作文只是一方面，我们更应该好好改的地方有哪些？

温儒敏：再补充讲一下高考作文的问题，太要紧了。我现在还是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去年年底我在北大召开了一个全国高考作文会议，可以说是民间会议，不是上级给的任务，主要是研究怎么命题、改卷。全国来了20多个省的这方面专家，也是帮教育部做这个事，就发现问题太大。高考作文60分，分4等，二等就是40分上下。我们调查了好几个省，发现40分左右的占到76%-80%，这就是说，学的再好也很难50分以上，再差也不会30分以下，所以给大家一个提示，认为作文是没有办法教的，也不用学的，这就是高考指挥棒。去年我们给上级部门写了内参，也在各个媒体呼吁要改革，现在有一定的改动。但是改动难度太大。两个问题，第一没有把高考命题作为一个非常重要，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来做，也没有相对固定的班子。高考命题因为有保密性，要集中到一段时间，一两个不让和外边联系，不让打手机的，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出题不容易，要查找很多资料，不能有重复，还要符合几方面要求。这样重要而困难的工作在各个大学里面，并没有把它重，甚至不当成业绩。就是有关部门找一些老师他愿意干的就去出题了，当然有些老师不错，但是也有些老师并不专业。年岁大的、有经验比较有水平的不愿意做这个工作。参加出题一两个月，那一个学期的课就不能上了，老师的利益会受到损失，这是很实际的事情。所以学校必须重视、主管部门重视，给出题这样的工作很高的位置，请一些很懂行、负责任的老师来做，自然就会做的很好。

阅卷也很重要，但问题很大。现在改卷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大学里面抽调一些老师，但大学老师一般是不愿意去改卷的，改十天七天工资很少，相当于小时工的工资，所以不愿意去干。很多学校就只好派一些博士生、年轻教师。从经济上说改卷是亏本的，承担单位自己要垫很多钱来鼓励老师参加。大学老师一般不愿意去改卷，改卷的都是一些年轻人、博士生，甚至还有硕士生，去年有一个省爆料出来有本科生参加，这个问题太大了。老百姓都愤怒了。这是因为投入太少，各个学校都是自己给钱，像语文阅卷的点在北大，是北大给钱，有关部门的拨款不够嘛。这是非常具体的政策性问题，相关部门我也呼吁过要他们要重视，虽然是一个环节，但是会影响大局。阅卷另外一部分是中学老师，愿意参加，水平也可以，但是他们参加往往有现实目的，就是摸底，为了第二年高考，他们是轮流来的，当是培训，就是来看看高考语文有什么变化，所以阅卷队伍很不稳定。让一支不稳定的甚至水平相对不能保证的队伍来阅卷，工作量又那么大，语文的阅卷工作量比数学大一倍，这样不能够保证质量，也对考试的公平性有影响，确实也有一些“冤大头”。

我觉得这样的问题不难改，不牵扯到任何部门的利益，不是利益链上的问题，只要有心愿意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来改就可以改。希望相关部门要有钱投入，还要有心投入，不能不作为。

主持人：就像您刚刚所说的，现在很多教育部门，其实我们不要把这个工作看得要有多大的诱惑才去做，其实这就是教育工作者基本的职责，他们的基本职责就是这样的。不要小看请多么专业人士过去用心批改考生的卷子，这个很小的行为将来会让语文教育领域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将来一定会得到好的结果。温教授您之前也提到过实施汉语考级制度，这应该也算是一个改革方面，这个制度引起了很多争议，争议主要是哪些方面？

温儒敏：汉语考级我是了解的，我认为应该支持它实验，既然社会有这个需求，就试一试，不要一出来就猛打，要允许它试。现在英语有考级，其他艺术类的也有考级，为什么汉语就不能考级？但是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不要商业化，第二个不要变成一种硬性的(要求)，只是提供给相关用人部门参考，根据参考者的汉语水平，看到底是否适合做某种工作。很多国家也有类似考级的设置。

主持人：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知道您认为怎样可以将中学的语文教育还有大学在语文方面的基础课衔接起来，甚至成为我们终生教育的起点？

温儒敏：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我在大学几十年也没有间断地教本科的课，科研任务再忙，我还是有相当精力教本科的课，甚至有一段时间我调出去了当北大出版社的总编辑，我还是兼本科一年级的课。我发现现在大学生很多中学语文没有学好，受应试教育束缚太厉害了，最大的问题是不读书，读的都是零零散散的道听途说的。比如说《红楼梦》就看过电视，没有读过完整的书、基本的书，所以上到大学以后就没有培养起阅读的习惯。一个受过现代文化教育的人，都要有阅读习惯，整天看电视、打麻将不是好习惯。现在大学老师要用很大的精力，去扭转学生的学习方法，让他们转向自主性的学习、创造性的学习，但比较难。我在山大也碰到这个问题，要用相当多精力做中学老师本来就应该做的工作，把被应试教育败坏了的胃口调试过来。

主持人：感谢温教授做客我们大讲堂，和我们一起聊中国语文教育方面的改革以及现在存在的问题。我们相信语文教育将来肯定会有一个更加完善、更加有功能性的存在，同时再次感谢温教授做客我们新浪网上大讲堂，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大家！

温儒敏：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