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取得：案例及展开(二)】善意取得的客体范围

第一篇：【善意取得：案例及展开(二)】善意取得的客体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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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司伟(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案例2-1：唐友良与陕西海通嘉豪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公司)。担保物权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103号】

最高法院再审审查裁判要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第3款规定：“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

一、二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为，惠通公司于2009年2月27日向咸阳市秦都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90万元，海通公司为惠通公司提供了担保。惠通公司与海通公司签订了抵押合同，约定将惠通公司所有的印染设备抵押给海通公司，并于2009年3月11日在咸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手续。后海通公司于2010年1月12日代惠通公司偿还贷款本息共计913806元。同时，海通公司在一、二审中提交的《抵押合同》、《动产抵押登记书》、《反担保保证合同》、《陕西惠通印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股东个人财产情况说明与承诺》等证据亦表明惠通公司为涉案印染设备设定抵押的事实。唐友良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海通公司取得涉案设备的抵押权具有恶意，海通公司为善意抵押权人，依法取得了涉案设备的抵押权。

案例2-2：薛梦懿、薛梦蛟、王如生、薛云琦与西藏国能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公司)及西藏龙辉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辉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终字第205号】

最高法院二审裁判要旨：

关于转让合同的效力，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27条第1款及物权法第106条之规定，公司股权转让后未办理变更登记，出让人再次处分该股权，受让人请求认定处分行为无效的，专注公司法律实务研究 www.xiexiebang.com

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106条关于无权处分及善意取得的规定处理。即，除非二次受让人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否则股权原受让人有权追回被处分的股权。

本案中，国能公司根据合作协议取得龙辉公司股权后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股权出让方薛梦懿、薛梦蛟在此情况下又与王如生、薛云琦签订了转让合同，将案涉股权再次转让给王、薛二人。按照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薛梦懿、薛梦蛟将股权再次转让的行为属无权处分行为。由于王如生、薛云琦系在明知该股权已经转让给国能公司的情况下仍与薛梦懿、薛梦蛟完成股权转让，且系采用欺骗手段获取龙辉公司相关登记资料后办理的股权变更登记，其行为明显不具有善意;此外，王如生、薛云琦受让该股权的价款仅为500万元，不足注册资本5020万元的十分之一，与国能公司转让价款4583万元相比也相差巨大，该转让价款应属不合理对价。

综合以上事实，王如生、薛云琦受让股权的行为不构成法律规定“善意取得”的条件，薛梦懿、薛梦蛟向其转让股权的行为属无权处分行为，基于该无权处分行为所签订的转让合同应为无效合同。

案例2-3：四川京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龙公司)与简阳三岔湖旅游快速通道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岔湖公司)、刘贵良、深圳市鼎泰嘉业房地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泰公司)及深圳市合众万家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公司)、呼和浩特市华仁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仁公司)股权确认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终字第29号】

简要案情：

2009年7月22日，三岔湖公司、刘贵良与京龙公司签订《天骋公司、星展公司、锦荣公司、锦云公司、思珩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贵良将其持有的上述公司各90%的股权转让给京龙公司，三岔湖公司将其持有的上述公司各10%的股权转让给京龙公司。截至2010年7月29日京龙公司共计向三岔湖公司、刘贵良支付股权转让价款25460万元。

2010年7月15日，三岔湖公司、刘贵良与合众公司签订《锦云公司和思珩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将持有锦云公司、思珩公司各100%的股权转让给合 专注公司法律实务研究 www.xiexiebang.com

众公司;股权转让总价款141901125元。同年9月15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合众公司应在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转让款和违约金、滞纳金合计15800万元。合众公司依约支付了该款项。

2010年9月8日，合众公司与华仁公司签订《锦云和思珩公司股权转让协议1》，约定：合众公司将其持有的锦云公司和思珩公司各100%的股权转让给华仁公司，股权转让总价为317858520元。华仁公司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锦云公司和思珩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了尽职调查。华仁公司已经依约支付了上述款项，并办理了上述两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一审裁判要旨：

华仁公司受让锦云公司和思珩公司的股权系善意。华仁公司在受让前，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锦云公司、思珩公司进行了尽职调查，采取由第三方银行托管股权价款且按华仁公司指示付款的方式来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同时还要求合众公司就锦云公司、思珩公司的重大事宜进行了披露和对转让股权的合法性等事宜进行了一系列的陈述和保证，已尽一般的注意义务。

即使合众公司在处分案涉股权时属无处分权，华仁公司也已善意取得了锦云公司和思珩公司的股权。华仁公司在受让案涉股权时已尽了审慎的注意义务，无过错，并同时支付了合理的对价，完成了锦云公司和思珩公司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实际行使锦云公司和思珩公司的股东权利以及管理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善意取得的条件。

二审裁判要旨：

合众公司与三岔湖公司、刘贵良所签订的《锦云公司和思珩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合众公司不能依法取得锦云公司、思珩公司的股权，其受让的锦云公司、思珩公司的股权应当返还给三岔湖公司、刘贵良。故合众公司将锦云公司、思珩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华仁公司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行为。

我国《公司法》并未就股权的善意取得制度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但《物权法》第106条规定了动产及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其立法意旨在于维护善意第三人对权利公示之信赖，专注公司法律实务研究 www.xiexiebang.com

以保障交易秩序的稳定及安全。股权既非动产也非不动产，故股权的善意取得并不能直接适用《物权法》第106条之规定。股权的变动与动产的交付公示及不动产的登记公示均有不同。

根据《公司法》第33条第3款有关“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之规定，股权在登记机关的登记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本案中锦云公司及思珩公司的股权已变更登记在合众公司名下，华仁公司基于公司股权登记的公示方式而产生对合众公司合法持有锦云公司及思珩公司股权之信赖，符合《物权法》第106条所规定的维护善意第三人对权利公示之信赖，以保障交易秩序的稳定及安全之意旨。故本案可类推适用《物权法》第106条有关善意取得之规定。

因华仁公司与合众公司进行股权交易时，锦云公司、思珩公司均登记在合众公司名下，且华仁公司已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对锦云公司、思珩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状况、负债情况、所有者权益情况、银行查询情况等事项进行尽职调查并提供尽职调查报告，京龙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华仁公司在交易时明知其与三岔湖公司、刘贵良之间的股权交易关系的存在，故可以认定华仁公司在受让锦云公司、思珩公司股权时系善意。„„股权转让的次数与频率、目标公司财产权益存在的瑕疵、华仁公司为目标公司代偿债务的行为，均不能证明华仁公司明知京龙公司与三岔湖公司、刘贵良的交易情况。„„对善意取得受让价格是否合理的认定，系为防止受让人以显著低价受让，而高于前手的交易价格，则常为出卖人一物再卖之动因，并不因此而当然构成受让人的恶意。„„因京龙公司无证据证明华仁公司在受让目标公司股权时系恶意，且华仁公司已支付了合理对价，锦云公司、思珩公司的股权也已由合众公司实际过户到华仁公司名下，华仁公司实际行使了对锦云公司、思珩公司的股东权利，符合《物权法》第106条有关善意取得的条件，故应当认定华仁公司已经合法取得了锦云公司、思珩公司的股权。

案例2-4：隗寿宏与青岛科尼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尼乐公司)、李宗林专利权权属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2320号】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查裁判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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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审判决并未明确认定知识产权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原二审判决在判理部分的表述为“李宗林并未对本案提出上诉，我国现行法律亦未明确规定知识产权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故李宗林的陈述意见缺乏合法依据”。可见，原二审判决上述表述的主要含义在于李宗林在本案中关于善意取得的主张不能成立。

本案涉及专利权的转让，已经获得授权的专利权主要是一种财产权，在性质上与物权类似，具有对世性。为保障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如无例外规定，一般情况下该种权利的转让可以参考适用物权法关于物权善意取得的规定。因此，原审判决的表述确有不妥之处，本院予以纠正。

评论

从物权法第106条第1款的规定看，不动产或者动产所有权可以成为善意取得的客体。但善意取得的客体是否限于不动产或者动产所有权呢?从财产权利类型看，就物权而言，除所有权之外，还有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而通说认为知识产权、股权、票据权利等无形财产权利并不属于物权范畴。实践中这些权利被无权处分的情形下得否善意取得呢?上述四个案例则在不同领域给出了值得参考的回答。

一、案例2-1反映的裁判规则是，根据物权法第106条第三款的规定，所有权之外的其他物权，包括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均可以成为善意取得的客体，故作为担保物权之一的抵押权自然可以成为善意取得的客体。

就担保物权而言，善意取得的客体还包括质权和留置权;就用益物权而言，善意取得的可以还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这里需要注意的问题主要有二：

一是根据物权法第164条之规定，地役权不得单独转让，同时根据地役权的特点，地役权人和需役地用益物权人应为同一主体，故地役权的善意取得具有附属性，即地役权并不能够单独成为善意取得的客体，但在需役地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构成善意取得时，则已经设定在其上的地役权可以一并善意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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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物权法用益物权编并未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一样单独设立章节规定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而是在用益物权编“一般规定”中作出了规定，从这些权利的特点及物权法体系解释的角度，上述权利应属用益物权(也有将其归为准物权的观点，但都不妨碍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因此，也可以根据物权法第106条第3款的规定，成为善意取得的客体。

二、案例2-2和2-3体现出的裁判规则是，股权可以成为善意取得的客体。

通说认为，股权并非物权，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权，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在物权法及公司法上并无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25条第一款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处理。”第27条第一款规定：“股权转让后尚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原股东将仍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受让股东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处理。”

这两条规定确立了以下两点规则：

第一，善意取得制度可以适用于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的情形，具体而言，根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适用于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处分，或者股权转让后尚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原股东将仍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处分等两种情形。

第二，股权的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参照适用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案例2-2就是股权转让后尚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原股东将仍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27条第1款的规定，应参照物权法第106条关于无权处分及善意取得的规定处理。该案例中关于善意取得构成要件的认定将在下文的相关部分再加评析。

但案例2-3则又有所不同，该案所涉及的合众公司将锦云公司、思珩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华仁公司的情形当然属于股权转让，但并不属于公司法解释三所规定的适用善意取得的两种具体情形，从类型上讲，可以归为股权连续转让或连环转让的情形，那么，该种情形下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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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所述，由于股权有别于物权，一审法院直接根据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认定构成善意取得，在适用法律上存在瑕疵，二审法院对此明确指出股权的善意取得并不能直接适用物权法第106条之规定，值得肯定。

同时，该案确立的另一个重要的裁判规则是，在物权法第106条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不能直接适用，同时公司法及公司法的有关司法解释也未明确规定股权连环转让情形下是否可善意取得时，可类推适用物权法第106条之规定认定股权的善意取得。应当讲，这是与公司法解释三所确立的股权善意取得认定的基本理念和规则一脉相承的，对于实践中此类纠纷的处理具有指导意义。

另外，该案中关于支付对价高于前手交易价格是否构成不合理对价的问题，在善意取得的适用中也非具有参考价值(见下文“合理价格的认定”部分的分析)。至于因股权毕竟有别于物权，故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在参照适用于股权变动场合时，是否应当以及应当进行何种细节上的调适以更为适合股权善意取得的特点，则涉及问题甚广，宜于专文研究探讨，本文限于篇幅仅将终点放在股权变动可以适用善意取得之规则，知识产权在此点上亦存在相似性。

三、案例2-4涉及的专利权，在善意取得的问题上与股权具有相似性。该案裁判明确了“专利权主要是一种财产权，在性质上与物权类似，具有对世性”的特点，故指出一般情况下专利权的转让可以参考适用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是在把握知识产权与物权在对世效力上的相似特点得出的正确结论。

第二篇：善意取得制度

善意取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正式确立了我国的善意取得制度。作为物权法乃至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该善意取得制度是我国民事立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依该条规定，对我国物权法所确立的善意取得制度应作广义的理解，其作为我国民事立法中制度创新的积极成果，较传统民法意义上的善意取得制度有了开拓性发展。

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作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一项交易规则，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有助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维护正常的商品交换。因而该制度业已在世界范围内，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民事立法所确认。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尚未在整体上实现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化，关于这一制度的理论探讨也未尽完备。如何构建我国的善意取得制度理论，从而为其立法化进行理论准备，就成为民法学上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笔者将从善意取得的起源、概念、动产所有权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及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等方面阐述善意取得制度，期待着我国制定民法典，确认善意取得制度，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

正是由于我国传统民法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上，将善意取得制度与登记的公信力制度分别予以规定，所以才导致人们长期以来对善意取得制度理解上的争议。有人认为两种制度的差异不能调和，善意取得制度仅指动产的善意取得，不应也不能包括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因为不动产的善意取得问题系由登记的公信力制度规范之；有人则认为两种制度可以统一，善意取得制度不仅指动产的善意取得，也应当且能够包括不动产的善意取得。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因为传统民法的善意取得制度与登记的公信力制度在理论基础上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其归根结底是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的逻辑结果，两者创制的目的是一致的，其在功能上可谓异曲同工。在促进交易便捷、保护交易安全和维护善意受让人的利益方面并无二致。因此，对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解宜根据具体情况作狭义与广义之区分。狭义的善意取得制度系指传统民法意义上的善意取得制度，即动产善意取得。其界定如上所述。广义的善意取得制度系指适用范围涵盖动产、不动产及其他物权的善意取得制度。其界定如下：善意取得，又称即时取得，指无处分权人将其占有的动产或者错误登记在其名下的不动产转让给善意第三人或者为善意第三人设定他物权，在符合一定条件的前提下，善意第三人依据法律的规定取得动产或者不动产所有权或者他物权的制度。

善意取得制度的渊源十分复杂，多数学者认为善意取得制度发源于日尔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近代以来，为了保证交易安全和便捷的需要，善意取得制度进一步吸收了罗马法上的时效取得中善意要件，逐渐完善和发展起来。善意取得制度是通过第三人在交易时对占有的公信力的信赖，对于已登记的不动产则是对登记公信力的善意信赖，通过这种善意信赖来保护第三人即无辜毫不知情者的合法权益，进而维护已形成的新的财产关系，稳定社会秩序，阻断原所有入对该物的追及力。

我国善意取得制度具有以下特点:①统一适用于动产和不动产。②统一适用于所有权和他物权。③构成要件比较严格，以利于兼顾所有权的保护与交易安全的维护。④从反面规定了不适用善意取得的情形。《物权法》第107条规定，遗失物赃物等占有脱离物不适用善意取得。

从本质上说，善意取得制度是一种以牺牲财产所有权的静的安全为代价来保障财产交易的动的安全的制度。在符合善意取得条件的情况下，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结果是，由善意第三人取得所有权或者他物权，而真正所有权人的所有权消灭或者所有权上产生他物权的负担。但是，善意取得制度并非完全不考虑对原所有权人的保护，而是在优先保护交易安全的前提下，兼顾所有权人利益的保护。善意取得制度的主要立法目的在于协调由无权处分行为所产生的善意第三人与物的所有人之间的矛盾，其结果是物的原所有人丧失权利，而善意第三人取得权利。也可以说，善意取得制度解决了当静的财产安全与财产交易时动的财产安全发生冲突时，两方面利益的取舍问题。对财产静的安全的保护以保护原所有人的利益，为了维护静态的社会秩序和平稳定；当涉及财产交易时，对财产动的安全的保护则为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形成动态的社会秩序的的同时，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日益繁荣发展，财产的流通更为频繁，社会秩序不可能永远静止，一成不变，因此，维护动态的社会秩序，保护财产交易中动的财产安全迫在眉睫，必须完善善意取得制度。当今，承认善意取得制度，保护财产交易动的安全，对促进社会经济稳定有序地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善意取得制度，作为在物权法领域优先保护交易安全，在债权法领域兼顾所有权的保护，具有以下功能：①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维护公共利益;②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鼓励交易，促进物的流转;③有利于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促进物尽其用。

构成要件是善意取得制度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善意取得制度与登记的公信力制度的构成要件及其具体要求差异很大而且较为复杂。正因为我国物权法动产的善意取得和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合并在一起作出规定，从而统一和简化了善取得的构成要件。根据《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应具备如构成要件：1．无处分权人处分了他人财产。2．受让人受让该财产时是善意的。3．受让人以合理的价格有偿取得。4．转让的财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应当注意的是，尽管物权法将动产善意取得和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统一起来作了规定，但毕竟动产与不动产的公示方法

是不同的，因此，并不排除在构成要件的具体要求上仍然会存在一些区别。所谓准善意取得，是指善意取得所有权之外的其他物权。无处分权人进行处分，并不限于所有权，还包括在标的物上设定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此种情形，如果受让人善意，同样发生该项物权的善意取得。由于传统民法中善意取得制度仅适用于动产，因此准善意取得的准用范围也限于以动产为客体的他物权。同时由于其善意取得须以取得物之占有为构成要件，故传统民法中准善意取得的范围极为有限，主要指质权。因为传统民法中的他物权，除质权外，均主要以不动产为客体。与之不同的是。我国的善意取得制度统一适用于动产和不动产，相应地，准善意取得的准用范围也不限于以动产为客体的他物权。诸如以不动产为客体的房屋抵押权、地役权等他物权均可准用于准善意取得。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阶段，所有权类型的多样化、商品交易活动的日益频繁的现实，要求立法由 原来保护所有权静态安全的价值取向转变为保护交易动态安全的价值取向。作为物权法乃至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善意取得制度是我国民事立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我国善意取得制度将以其特有的创新精神充分有效地发挥其促进交易便捷、保护交易安全、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和谐的制度功能。

适于善意取得的不动产，一定是发生了登记错误的不动产。如果不动产上没有发生登记错误，则不会有错误登记的公信力产生，也就不符合善意取得的要件。不动产登记错误的发生，常见于以下三种情形：① 共有的不动产登记在一个人名下。② 因履行无效合同发生的不动产登记错误。③ 因其他原因发生的登记错误。

能够适用善意取得的动产，原则上限于占有委托物。所谓占有委托物，指基于真正权利人的意思而丧失占有的物。如基于租赁、保管合同关系，由承租人、保管人直接占有的动产。此外，借用物、运输物、承揽物、试用买卖物、质物均属于占有委托物。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第89条的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对于这一司法解释,笔者认

为，该司法解释并不能表明善意取得制度在我国民事立法或司法实践中的确立。这是因为，首先，该条司法解释的立法目的并非规定所谓善意取得制度，而是针对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行为所作的相应法律评定。其次，该条司法解释的具体内容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基本内容相差甚远。但是，就强调维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而言。该司法解释却首次从我国民事立法层面体现了善意取得制度的思想。而且，其体现出来的善意取得制度的思想较传统民法更具中国特色，其肯定共同共有财产可以善意取得，即表明没有将不动产排除在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之外。因为该条中虽未明确说明共同共有财产的范围，但此条解释中的“共同共有财产”显然既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而且就此司法解释演变生成的历程而言，其实质是指共同共有的不动产，而且主要是指共同共有的房屋。

第三篇：浅议善意取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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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善意取得制度

作者：黄艳

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05期

【摘要】在我国民法中，善意取得制度是一项重要且颇具现实意义的制度。本文基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的解读，结合理论界对善意取得制度的观点与看法，简单的探讨一下善意取得制度在实际适用中的一些情况及问题，尤其是对于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的问题。除此之外，通过与德国及美国的善意取得制度进行比较，寻求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关键词】善意取得；受让人；赃物

随着市民社会的出现和发展，商品交易的不断扩大，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法治意识的提高以及对现实中的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问题的思考，善意取得制度就应运而生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对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市场交易关系和交易的进行，有利于保护善意的交易相对人，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一、我国的善意取得规定

善意取得，又称即时取得，是指无处分权人将其动产或不动产转让给受让人，如果受让人取得该动产时出于善意，则受让人将依法取得对该动产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也规定了善意取得的条件，即：

（一）让与人是无处分权的占有人

占有又分为合法占有和非法占有，合法占有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学界已经普遍达成共识，但是对于非法占有，如对漂流物、遗失物、盗窃物的占有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却未能达成共识，形成了各家之言。

（二）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物权变动中的善意是指“行为人不知、无法知道、不应知道或因轻微、一般过失而不知其法律行为缺乏权利基础的主观状态。”②所以，对于善意的界定，一般应当采用善意推定的方法，即根据一个正常人对具体情形，凭借一般常识、生活经验、交易经验所做出的判断来认定是否善意。例如，受让人是在“黑市”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情况下交易，则不能认定为善意。除此之外，善意的适用时间应该为物权变动行为发生之前，因为物权变动之后，原权利人知道自己丧失了权利，必然会对受让人提出请求，所以，受让人不可能自始不知道该物为善意取得。

（三）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受让人必须通过交易行为而有偿取得某物，这是善意取得的基本条件。这就是说，受让人必须支付相应对价，如果受让人是无偿地从无权转让的占有人那里取得该物，所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若受让人以明显低于市场价取得该物，那他也不能基于善意取得而享有该物的所有权。

（四）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这是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之一，动产的物权变动必须作出交付行为，不动产物权变动必须登记，如果违背该项规定，善意取得不能完成，受让人也不能取得受让物的所有权。这是物权公示公信原则的体现，公示原则是指物权的存在及其变动须以法定方式进行公示才能发生效力，动产占有产生公信力，不动产登记产生公信力。

二、德国和美国的善意取得规定

在英美法系国家，传统的普通法规则认为“没有人可以转让不属于他所有的商品”，并根据这个规则确立了善意购买人原则，即：不知标的物的权利瑕疵并且为之付出了对价的善意购买人对于所购财产享有对抗一切先在物主的所有权。

《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403条规定了具有可撤销的所有权的人有权向按价购货的善意第三人转让所有权，当货物是以买卖交易的形式交付时，购货人有权取得其所有权。

德国固有法有以手护手的原则，“任意与他人以占有者，除得向相对人请求返还外，对于第三人不得追回，惟得对相对人请求损害赔偿”，这就是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来源。此外，根据德国的民法理论，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善意取得作为一个物权取得的问题，只要求物权行为，只需要达成所有权转移的合意，不关注交易行为有偿、无偿的问题。反观我国的善意取得制度，不仅涉及物权行为，还涉及债权行为。

三、善意取得适用问题的探究

对于无处分权的占有人非法占有的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在我国理论界很大分歧，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有权追回遗失物。该遗失物通过转让被他人占有的，权利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损害赔偿，或者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让人之日起二年内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该条规定本意是要体现善意取得制度，但是仔细考察后，很难讲这是一个善意取得，因为原所有人在二年内有返还请求权，受让人不一定能取得物权。此外，也未明确赃物是否适用该条规定，由此引起了学者们的不同观点和见解。

对于赃物能否善意取得理论上有肯定和否定说。肯定说认为，既然善意取得制度是为了维护交易安全，作为受让人来说并不知道该物为赃物，因此，为了维护受让人的合法权利，赃物也应适用善意取得。否定说认为，在社会利益中存在公法利益和私法利益的保护，公法利益的保护应优于私法利益的保护，为了维护社会公共秩序，赃物不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否定说已成为法律界的共识，但是也有例外情况，一是赃物为金钱或无记名证券的，二是受让人在特定场所或采用特定方式取得的，特定场所是指有营业执照的商店或交易所，特定方式是指受让人通过竟买方式取得赃物。

无论是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中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民法中，善意取得制度都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善意取得制度是公示公信力在逻辑上的当然结果，而且，善意取得制度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有利于维护市场信用、促进市场交易，有利于维护经济秩序。但是，善意取得制度也是对物权的追及效力的限制，对所有权的约束，造成了受让人权利的扩张和所有人权利的缩小，加上法律规定的不完善，难免出现滥用善意取得制度的情形，所以，对于该制度应辩证的看待，并寻求相关法律的进一步完善。

注释：

①王利明.民法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211页。

②董学立.论物权变动的善意、恶意［J］.中国法学。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法学院)

第四篇：关于善意取得的案例分析

关于善意取得的个案分析

案情：原告A和被告B为兄弟俩，二人之母C有一座住宅，领有改房的产权证，是该房的所有权人。2006年3月，B谎称母亲C去世（事实上2006年6月才去世），骗取派出所出具了证明其母C的死亡证明。5月，B持C的死亡证明，谎称自己是C的独子，到房管部门将C的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并领取了房产证。7月，B持骗到的房产证，与D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一份，将该房屋买给D（D不知道B的房产证是采取欺骗手段获得的），8月，D领取了该房的产权证。2007年1月，原告A以被告B的房产证是骗领的、B事实上非该房屋的唯一所有人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B与D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问：本案是否适用善意取得？

分析：首先，先要明确善意取得的含义。所谓善意取得，是指无处分权的动产占有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让与第三人时，受让人因善意而依法取得该不动产或动产的所有权制度。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 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

（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

善意取得必须具备下列要件：

一.标的物为依法可流通的不动产或动产。法律禁止或限制流通的不动产或动产及占有脱离物不适用善意取得。

二，让与人对所让与的不动产或动产无处分权。善意取得以让与人物权让与不动产或动产的所有权为前提条件。

三.受让人以合理价格受让。善意取得旨在保护交易安全，因而要求取得财产的原因行为应当有法律行为的性质，如果受让人非基于法律行为而取得动产的占有，如先占、拾得遗失物、继承，则不发生善意取得。

四.受让人为善意。善意取得以受让人的善意为成立的前提。所谓善意，指受让人不知让与人无处分权。对受让人善意的判断，应以受让时为时点，就动产而言，善意的判断时点应为标的物交付之时；就不动产而言，应以申请登记作为判断善意的时点。

五.已完成登记或交付。交付应通过交付或登记，动产交付应以现实交付为限，观念上的交付虽然具有交付的一般效果，但受让人并未实际占有动产，不应受善意取得制度的保护。

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

一.受让人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二.二受让动产上原有权利消灭（物权法第第一百零八条 善意受让人取得动产后，该动产上的原有权利消灭，但善意受让人在受让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权利的除外）

三.让与人对原所有人负赔偿责任。四.让与人与受让人直接的其他法律关系依其法律行为加以确定。

本案中，原告A认为被告B采取骗取手段取得房屋产权证，该产权证是不合法的，B事实上并不是房屋的唯一所有人，该房屋在C去世后，应由A和B共同继承，在未依法分割前，应确认为A、B的共有财产，B无权单独处分，因此B与D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应确认为无效。

但我认为，该案构成善意取得，B与D之间的交易行为有效。本案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D依法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参照前面提到的善意取得构成要件。

1.标的物为依法可流通的动产或不动产。我国物权法将不动产纳入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因此本案的中的房屋可以成为善意取得的标的物。

2.让与人对所让与不动产或动产无处分权。被告B采取欺骗手段将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此时C并未去世，B并不能因此取得所有权；C过世后，原、被告基于对房屋的继承形成共同共有关系，B仍无权单独处分该财产，所以B作为让与人并不享有对房屋的处分权。

3.受让人以合理价格受让。本案中D作为受让人，是房屋交易的主体，为取得房屋所有权支付了相应的对价。

4.受让人行为善意。本案中D根据登记簿中的记载，认定B是房屋的所有权人，享有处分权，其实并不知道房产证是B骗领的，因此D是善意受让人。

5.已完成登记或交付。本案中，D领取了该房的产权证，证明已经进行了所有权的变更登记，所有权已经转归B。

综上所述，虽然B采取欺骗手段单独领取了房屋产权证，事实上并非房屋的唯一所有人，无权单独处分该房屋，但D在与之签订买卖合同时，D是善意的，并不知道房屋并非B一人所独有，凭B出示的房屋产权所有证，D有理由相信B是该房屋的唯一所有人，也有理由相信B有权出卖该房屋，所以从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应确认D已取得房屋的所有权。至于B出卖房屋而给A带来的损失，A可另行起诉B给予赔偿。

第五篇：浅析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

浅议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

摘要：

关键字：不动产善意取得，登记公信力，一、引言

近代民法通常将善意取得制度限定于动产物权的取得，而不承认不动产物权上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其原因在于“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公示方法，交易上不至于误认为占有人为所有人，而动产物权则以占有为公示方法，极易使人相信占有人为有处分权之人，故善意取得之标的物，以动产为限”。1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动产物权交易呈现出日渐繁盛的态势，将善意取得制度引入到不动产的领域对于整个社会的经济交易安全会起到更大的稳定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106条明确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并规定了不动产也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这是我国第一次在立法上明确规定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正确适用该制度于不动产领域中在实践中将对不动产交易安全发挥着巨大的保护作用。究竟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基础何在?该制度的实际法益何在?笔者于下文中试作一粗略的分析。

二、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争议

一般来说，作为大陆法系民法主要渊源的罗马法并无善意取得制度的相关规定，而只存在“任何人只能向他人转让属于自己的权利”的规则。2而善意取得制度则源于日尔曼法中的“以手护法”原则，即权利人将权利让与他人占有，只能向该占有人请求返还,如占有人将财产转移给第三人时，则权利人不得请求第三人返还，而只能要求占有人赔偿损失。3后世的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制定法在不同程度上继受了它。以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为例，《德国民法典》第892条、《瑞士民法典》第973条及1999年完成的台湾物权编修正草案第759条第2项，均就此作出了规定。4

在我国，专家、学者中对是否应确立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则存在分歧，焦点在于对两种对立的立法思路的选择。如：在以梁慧星为课题组负责人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中的第二章，第五节，第一目，对善意取得做如下规定：“基于法律行为有偿受让动产且已占有该动产的善意受让人，即使让与人无权处分，仍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可见，在该建议稿中在建议稿的适用范围上仅规定了动产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同样以王利明为项目主持人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物权篇中也未建议应使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不动产。他认为,由于不动产有登记过户制度,权利归属十分明显,不必以善意取得而对交易安全加以特殊保护。在不动产权利登记完备体系的情况下,除违章建筑等极少数未进行保存登记的不动产,尚有讨论不动产能否准用的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必要外,在其它情形,讨论

5这一问题并无实益。上述学者是从不动产登记公信力的角度来否定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

以叶金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承认登记公信力,就是承认不动产善意取得，否则登记公信力也将形同虚设。登记公信力原则本身就包含着对善的追求，而登记公信力最终则要经由善意取得制度实现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善意取得制度为公信力发挥保护交易安全的机能提供环境，欠缺这一环境，公信力会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法律欲借公信力保护善意第三人的目标定会落空。6 以常鹏翱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善意取得制度应当得到一体化的整合，这将比“善意取得之动产化”的立场更为有力和有理。不动产登记公信力与动产善意取得的制度安排目标一样，均为物权交易提供法律的保障，确保善意第三人取得权利,均

采用了推定和拟制的法律技术，将“真”视为“假”，将“假”视为“真”，因此保护同等性质的信赖利益，应当采取相同的制度设计,，不能因交易对象的不同而产生区别。7上述学者大都认为,动产占有的公信力保护善意第三人最终落实为善意取得,而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在理论上也应当是善意取得,否则法律逻辑就欠缺一致性。

在物权法出台后这种关于善意取得适用问题之争被平定，究其立法者为何选择将善意取得扩大到不动产领域，为何选择不动产善意取得的立法模式而放弃不动产登记公信力模式，笔者认为，我国《物权法》采纳了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思路,符合我国的国情,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三、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基础

（一）理论基础

1.登记公信力与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关系决定两者实质的不同。登记的公信力，包含着内外两层含义：在其内部，登记具有绝对的可信性，是真实的、正确的；在其外部，即使出现不实登记，凭借法之强力，不实登记拟制为真实。换言之，前者称为“公信力”静的侧面；后者称为“公信力”动的侧面。8 登记错误所导致的无权处分这一客观事实就是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基础，从动态的功能适用角度保护不动产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登记公信力是从静态角度保护整个不动产交易秩序的安全。“公信力是从物权表征方式所具有保护第三人之效力的角度来观察的,而善意取得则是从第三人物权取得的角度来观察的。”9

2.不动产善意取得可适用于未登记的不动产，而不动产登记公信力只适用于登记的不动产。由于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目前未登记的不动产大量存在。根据《物权法》第129和155条，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采取登记对抗主义的立法模式，自愿登记造成实际生活中未进行登记的现象非常普遍。由于登记不再是这些未登记的不动产法定强制的公示方式，占有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司法实践中，不排除这些未登记不动产适用善意取得。当然适用的前提是未登记的不动产可以转让。根据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7条第6项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此规定就排除城市未登记的房地产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可能。但在符合土地管理法律的前提下，农村未登记的不动产有适用善意取得的制度空间。

3.不动产与动产的区分并没有严格贯彻，也是采纳这一思路的原因。在我国，作为不动产基础的土地是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不能进入流通领域，这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有明显的不同。我国《物权法》所有权部分坚持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的区分，只得在“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中规定善意取得制度。这客观上为善意取得制度囊括不动产提供了条件。

（二）现实基础

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实际存在，通过明晰的立法,能更好地保护善意交易方的利益，体现民法公平原则,有利社会和谐，具有现实基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意见(试行)》第89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此条解释中的“共有财产”显然既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由此可见，我国实际上已经早已承认善意取得制度可以适用于不动产。在现代社会中,无论现代不动产登记制度多么独立完善，仍不能完全避免登记权利内容与实际权利状态不一致的情况发生。随着登记逐步成为不动产的公示方式,为保护不动产交易安全,就需要有功能上类似于动产善意取得的制度。如果一概排斥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这显然是对现实生活中已经存在并将继续发生的错误登记等情况视而不见，对于相信登记的公示力而从无权处分人处取得不动产的善意第三人而言则显失公平，因此，将善意取得适用

于不动产，既可维护善意不动产负担之权利者,也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原则。

不动产登记公信力的模式否定善意取得制度在不动产领域的适用，但并不排除第三人依据登记公信力而善意取得相关权利，从而并不反对不动产物权“善意地取得”。因此,不动产善意取得肯定论和否定论只是概念适用的争议,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上并无实质分歧,最后结果都是第三人善意取得不动产物权。基于此,笔者主张明确使用“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概念。我国《物权法》第106条对动产善意取得和不动产善意取得采取一体构造的方式,节省了立法资源,维护了法律概念逻辑的统一。

四、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之完善

（一）登记制度的完善

我国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的规定在物权法中才刚刚规定，已影响到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实现，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物权法虽然规定了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而我国的登记机关非常多而且分散，如仅根据《担保法》第42条、43条的规定，涉及到的登记机关就有土地管理部门、林木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部门和公证部门。还有其他的法律法规对不动产登记机关也进行了规定。这给当事人的登记造成极大困难，普通百姓很难知晓自己应该去哪里登记，怎样登记，更给物权法律秩序的建立设置了障碍，不利于有关交易当事人查阅登记，很难给交易当事人提供全面的信息。例如：当事人要查阅某工厂是否已经实行抵押，需要到土地管理部门，到房屋管理部门查阅房屋是否抵押，到工商部门查阅设备是否抵押，到公安部门查阅车辆是否设定抵押，这就给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不便。而且，分散的登记制度还容易造成房、地分别抵押和房产重复抵押的现象。10我们应当遵循不动产登记的普遍法理和国际惯例，在我国建立统一的，真正服务于交易安全、服务于当事人的登记制度。

有学者认为，以土地管理部门作为登记机关较为合适。因为我国当前土地管理部门从上到下分别是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厅以及市县的国土资源局和乡镇的国土资源管理所。该系统的登记可以辐射到中国城乡全部土地，在范围上可以满足物权公示的要求。11 而在梁慧星先生起草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中是建议设在县级人民法院，即由县级人民法院管辖不动产登记。这是采纳德国的经验。这样的方案好处有：不动产登记簿经常在房产纠纷中作为证据，如果说登记机构设在县级法院，登记簿摆在县级法院，审判庭调取证据就非常方便，就会方便诉讼，方便当事人。

（二）补充增加原权利人的救济手段

善意取得制度目的在于保护交易安全，在对受让人和原权利人的利益进行平衡的情况下，只有受让人有偿地受让财产时，才有必要牺牲原权利人的利益，以确认受让人获得物权。原所有权人是最大受害者。为维护公平正义，法律应对原所有权人提供如下救济手段：违约责任救济，不当得利救济，侵权责任救济，国家赔偿救济。但物权法仅对前三种救济手段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认可，笔者认为，国家赔偿救济也同样应予以强调。理由在于，不动产登记簿在登记机关的控制之中，登记行为是一种行政行为，国家登记机关对申请登记的不动产应负实质审查的义务，受让人对登记错误的信赖，才导致原所有权人的损失。因此，登记机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我们可以借鉴德国的规定，设立专门的登记错误赔偿基金，从登记费用中提取一定比例的金额存入基金，专供赔偿之用。

五、结语

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出台与实施，在可见的将来会对现有不动产交易模式产生一定的冲击，尤其是对原不动产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带来相当程度上的潜在法律风险。笔者认为在实 施该制度的产生的大量新问题应该在未来专门出台一系列司法解释来规范和约束，从而真正地实现国家规范和保护交易安全和善意相对人利益的立法用意。

参考文献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222页。[意]彼得罗·彭凡德：《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9页。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1页。如《德国民法典》第892条规定:“为权利取得人的利益，关于以法律行为取得土地的物权或者土地物权之上的物权的情形，土地登记簿记载的内容应为正确，但是如土地登记簿上记载对抗此权利的正确性的异议抗辩时，或者取得人明知此项不正确的除外。为特定人的利益，权利人在土地登记簿上的权利受到处分权限制的，只有在该限制被记载在土地登记簿或者被权利取得人知悉时，才对权利取得人发生法律效力。”再如《瑞士民法典》第973条规定:“出于善意而信赖不动产登记簿的登记,因而取得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的人，均受保护。”1999年完成的台湾物权编修正草案第759条第2项规定：“因信赖不动产登记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律行为为物权变动之登记者，其变动之效力，不因原登记有无效或撤销之原因而受影响。”王泽鉴：《民法物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123页。王利明：《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页-300页。叶金强：《公信力的法律构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186页。7 常鹏翱：《物权法的展开与反思》，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237页。顾祝轩：“论不动产物权变动公信力原则的立法模式——绝对公信力与相对公信的选择”，载孙宪忠：《制定科学的民法典——中德民法典研讨会文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51页。同6，第183页。金丽婷：《论不动产登记制度》，载《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2期，第13-14页。肖厚国：《物权变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