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公信力才能实现中国梦公信力

第一篇：打造公信力才能实现中国梦公信力

1.那到底什么是中国梦？中国梦就是民族的梦，人民的梦。民族复兴是核心，造福人民是根本，强调团结和集体的利益，同时与人民生活相互结合，为民族带来幸福前景。习主席的讲话中用12个字具象化了中国梦，那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1)国家富强。中国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2)文化复兴。中华民族要在社会制度、文化信仰、科技发明等方面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要与6亿人口的大国规模相当；

(3)人民幸福。人民群众要组织起来，通过基层民主自治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通过民主监督、民主管理和人民陪审员制度，彻底遏制腐败和特权，实现人民群众的当家做主；通过《幸福航母》的三个幸福计划：全民健康计划、全民共富计划、全民觉悟计划，实现人民群众的共同健康、共同富裕和共同觉悟

2.如何才能实现中国梦？我们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走中国的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走中国的道路就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前进的方向，有两句话构成一个是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还有一个是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才能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我们在这条路上也才能走得长远。

(2)中国梦是我们大家的梦，想要享受梦想成真的喜悦，就得有勇气承受实现梦想的艰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

(3)思想上，要先一步坚定信仰，做最忠实的实践者和追随者。要明历史、知兴替。百年近代屈辱史，告诉我们只有跟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救中国，只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民族的崛起。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让我们坚信只有坚持中国道路、发扬中国精神、团结中国力量才能实现中国梦。要懂政治、坚信仰。坚决做到是与非上不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头脑清醒。大是大非面前不动摇，鱼龙混杂之中不迷惑。要保持高度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绝不照搬西方，走中国自己的道路。(4)行动上，要先一步争当榜样，做中国梦的开拓者和引领者。要明理想。个人理想，是“中国梦”的组成和基础。明确理想、拼搏奋斗，让理想点亮生命之光。更要以己树立榜样，带动群众追求理想。要踏实地。大学生村官，要努力拼搏、兢兢业业、刻苦专研、创先争优。“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在实践。”要成为“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远见卓识的现实主义者”。不断打磨自己，磨砺自己，提高自己。

(5)工作上，要先一步团结力量，做中国精神的践行者和传播者。中国梦是民族的梦想，只有紧密团结、万众一心，才能变为真实；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只有紧紧依靠人民，才能不断为人民造福。大学生村官，要溶于群众，团结群众。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政治上引导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行动上深入群众，工作上为了群众。赢得群众信赖，取得群众支持。要以己为支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解群众矛盾、支撑中国梦想。要严于律己，弘扬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大学生村官，必须团结领导干部，加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以党员干部为基点，大力弘扬中国精神。

(6)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就是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如果我们照搬资本主义制度，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亦步亦趋，赶超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中国梦的愿望将会变得遥遥无期、非常渺茫。

3.实现时间表：三个百年目标

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上制定了三个百年目标：

第一，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时（2021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为实现符合民族复兴标准、符合中国梦要求的“人民幸福”打下坚实基础；

第二，在新中国建国100周年时（2049年），全面建成和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符合中国梦要求的“国家富强”打下坚实基础；

第三，用21世纪整整100年时间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21世纪后半叶（2049至2100年），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和台海统一。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信仰、科技发明、经济总量、共同富裕水平等要超越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世界和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从2001年到2100年的21世纪末，中国要基本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面实现符合中国梦、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标准要求的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5.实现前提：反腐败

党的成功是因为首先成功遏制了腐败。总书记在2013年1月22日的纪委会上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首先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习近平对《反腐败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前提》的认识，等于是找到了实现中国梦的金钥匙。6.

第二篇：如何打造政府公信力

如何打造政府公信力

县政府办公室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由我和大家一起探讨‚如何打造政府公信力‛这一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桐叶封弟‛这个典故：

“桐叶封弟”。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遂封叔虞于唐。（《史记〃晋世家》）

大家从这个典故中得到什么启示？ ……

在古代，君王的话就是法令，‚天子无戏言‛实际上就是指政府不可失信于民。

一个民族不能缺乏诚信观念，一个国家不能缺少信用制度，一个社会不能缺乏信用体系，一个企业不能忽视信用管理，一个人不能忽视自己的信用生命。同样，无论哪一级政府都不能忽视信用建设。政府公信力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是政府凝聚民心、树立权威的关键所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章立凡指出：‚公信力丧失是最大的危机‛。因此，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提升政府公 1 信力就成为摆在各国政府面前迫在眉睫的问题。

一、何为政府公信力？

你认为政府公信力应该是如何表现的？ ……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

①政府应是负责任的政府。无论是否出现公共危机，政府都应当履行职责，言而有信，政策要相对稳定。对于公共危机，政府更应当果断、及时地回应公民的要求。

②政府应是以公民为本位的服务型政府。政府必须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追求目标，努力提高政府部门服务质量和效率，自觉高效地为向公民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

③政府应是依法行政的政府。在任何行为中，政府都应当根据宪法、法律、法规以及法律精神来为人民服务，避免文件和领导讲话大于法的现象，使人们形成对法律和制度的信仰，通过法律和制度来体现政府的诚信。

④政府应是透明的政府。人们的利益需求创造了政府，政府的存在价值就在于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而政府满足社会成员需要的措施、过程、方式等都应当为成员们所了解。政府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与规范性文件、政府机构职能、人员配臵、行政程序、执法依据、会议活动及文件资料等信息都应当公开和便于公众查询，政府的决策过程因此也应当使公民知晓和参与。

政府公信力最直观的一个表现是一诺千金。政府的行政效能与其公信力密不可分，而政府的公信力与其工作人员的个人信誉密不可分。诚信是为人、处世之本，是对人的本性、价值和使命提出的基本要求，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责任。

从‚信‛字的造字结构来看，‚人言为信‛，这已经指明了信的内涵。在我国古代十分重视信用建设，因失信而导致亡国的事情不少，最为典型的就是‚烽火戏诸侯，一笑失天下‛。

前779，周幽王姬宫为博宠妃褒姒一笑，点燃烽火戏弄各路诸侯。“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史记〃周本纪》）。后来，幽王故伎几度重演。公元前774年，幽王废了申王后和太子宜臼，申王后父亲申侯，毅然联合两个诸侯攻打西周。兵临城下，宫涅慌忙命令点燃烽火报警。屡受戏谑的诸侯以为又是昏君在讨好美人，按兵不动，镐京陷落，幽王被杀，西周300年历史宣告结束。

《论语》共20 篇，其中16 篇谈到了诚信问题，可以看出孔子及其弟子对‚信‛之重视。

论语中关于诚信的论述

1、修身：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翻译：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真不知道他怎么处世，着就像牛车没輗，马车没有 軏一样，那车怎么能走呢？

2、做事：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 翻译：孔子说：“君子以义作为根本，用礼加以推行，用谦逊的语言来表达，用诚信的态度来完成，这就是君子了。”

3、立世：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翻译：平易近人，对待老者谦和有礼，对待朋友坦诚相待，对待年少的人要真诚关怀。

4、交友：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翻译：交朋友的时候，要守信用、重承诺。

5、从政：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翻译：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诸侯国，就应当严肃认真、恭恭敬敬的对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讲求信用，而不欺愚百姓；节省开支，不奢侈浪费；正确的使用官吏，役使老百姓应该在农闲时间。

对于政府，‚信‛则指公信力。政府公信力是一种社会系统信任，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是政府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形成的，体现了一个政府存在的权威性、在社会中的信誉度，以及在公众中的影响力等特征。政府公信力的内涵涉及到两个主体：一是开展行政活动的政府，二是对政府行政活动给予评判的社会公众。

目前对政府公信力涵义的研究基本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将公众作为主体、政府作为客体，即认为政府公信力是公众对政府的 4 评价、认可或信任程度。他们将政府公信力定义为：“政府公信力是指社会组织和民众对政府行为的一种主观价值判断，它是政府行政行为的形象和产生的社会信誉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心理反映”。第二类是将政府作为主体、公众作为客体，即认为政府公信力是政府获得公众信任的一种能力。他们将政府公信力定义为：“公信力是政府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它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客观结果，体现了政府工作的权威性、民主程度、服务程度和法治建设程度”。

二、为何要打造政府公信力？（即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性）近年来，一些地方安全生产事故瞒报事件、‚我爸爸是李刚‛事件等，损害了政府公信力，类似事件的发生导致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甚至部分群众对政府讲的真话都不再信任。因一起突发事件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混乱，主要原因就是政府信用的缺失，较为典型的是重庆万州事件、安徽池州事件、浙江瑞安事件、四川大竹事件、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

“钓鱼执法”事件。2009年，上海相继发生两起“钓鱼执法”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9月8日,白领张晖在驾驶车辆过程中,因好心搭乘一“胃疼”男子,后被交通执法部门抓获,并以非法营运处罚。10月14日,打工者孙中界驾驶车辆同样被“职业钓钩”搭乘,后被交通执法部门抓获并处罚。孙中界愤然斩指,而有关部门的初次调查简单草率,与事实不符。此后,上级政府及 5 时纠正错误,承认存在“钓鱼执法”现象,并向当事人道歉。然而,这迟来的政府道歉和当事人“清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媒体、特别是网络的推波助澜。而就在这种先遮遮掩掩、再坚称没有、后真诚道歉的过程中,政府的公信力已经大打折扣了。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公布的“2009年第三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上海市因为交通行政执法部门的“钓鱼执法”,成为排行榜上十大“舆情热点事件”中最有损政府公信力的事件。

中海油渤海漏油事件。从发生溢油事故的6月4日开始，到7月6日，中海油才“发声”回应渤海漏油事件。随着这次漏油事故的信息逐步披露，社会公众愈发按捺不住不满情绪：其一，事故发生一个月后才向公众通报，完全视公众知情权如无物，以至于人们搞不清这究竟算是 “延报”还是“瞒报”；其二，比隐而不报更令人愤怒的是，此前中海油相关人士还“谎报”，说什么事故只涉及200平方米海域，而实际情况是840平方公里海域受到污染；其三，根据现行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对作业方康菲石油的最高罚款金额只有区区20万元人民币，连“挠痒痒”都算不上，而合作方中海油则无事一身轻。在某种意义上，隐瞒、延报事故信息比漏油事故本身更恶劣，漏油事故污染了海洋环境，隐瞒、延报则“污染”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据一份调查问卷显示，被调查者对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的政府公信力评价甚高，认为‚很高‛和‚高‛者还达到了76.4%； 6 而对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的政府公信力评价甚低，认为‚很高‛和‚高‛者只有32%。由此看来，政府公信力已经到了不得不提高的地步。

政府公信力到底有多重要，我们不妨从一个小案例讲起：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孔子认为，为政要讲经济建设，要讲国防，还要让老百姓信任他，只有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即使牺牲国防、经济，也要让百姓信任。可见取信于民，在孔子眼里是很重要的。

人无信不立，政无信不兴。提振公信力，是几千年来治国理政者上下求索的重大命题，也是今天广大党员干部必须面对和解决好的现实课题。我们政府机关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其实说的也就是信任的重要性。提高政府公信力，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是建立市场经济道德所需要道德的必然要求

法律和信用是维持市场有序运行的两个基本机制。与法律相比，信用机制是一种成本更低的机制。良好的信用可以促使信任关系长期、持续地存在。政府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就会减少公民与 7 政府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会自觉、自愿地遵守政府为市场经济制定的各项法律和规则，从而推动市场经济良性、健康、有序地发展。

宁夏银川食品安全微博走红。今年4月19日在新浪开通的“＠银川食品安全”是银川市食品安全委员会的官方微博，其最初定位是发布银川食品安全工作动态，食品安全监管信息，蔬菜、水果定期抽检结果，宣传食品安全知识，对市民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回应等，维护人为银川市食品安全委员会主任马如林。开通不到两个月吸引五千多粉丝，调查十余起网络反映的热点食品安全问题，被网民评价为“最具诚意食品安全微博”。

作为银川市食品安全委员会的官方微博，‚＠银川食品安全‛对网络举报的食品安全问题查处迅速，积极回应网民质疑，取得了不俗的关注度和认可。

温家宝总理说，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食品安全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不管是前几年的苏丹红，还是今年的塑化剂，不管是哪种食品出现质量问题，都牵动着人们的神经。食品生产企业为了一己私利而抛弃了最基本的经济道德。建立市场经济道德，单纯依靠企业是无法完成的，必须要有政府的参与。而政府的参与，必须依靠政府公信力，政府的公信力就像一双无形的眼睛，时刻监督着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遵守基本的经济道德和经济秩序。

2、是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秩序的必要手段

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政府公信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维持政府和公众关系的持续性，构成整个社会稳定的中枢。政府公信作为一种主观自愿机制，与公共权力的强制机制一起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重庆扫黑除恶。2009年6月到10月，重庆展开全市扫黑除恶专项行动，该行动累计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328起，抓获涉案人员2915人，缴获各类枪支79支，子弹1482发，手雷4枚，冰毒62.01公斤；查封、冻结、扣压涉案财产17.43亿余元。以黎强、龚刚模、岳村、陈坤志、陈明亮等为代表的黑社会团伙被绳之以法，以文强、彭长健、陈光明等为代表的黑“保护伞”锒铛入狱，重庆扫黑除恶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长期盘踞重庆的重大涉案团伙受到毁灭性打击。

政府公信力在维护社会正常的公共秩序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重庆扫黑除恶行动树立和维护了政府公信力，稳定了社会公共秩序，老百姓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重庆的打黑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标尺和榜样，用政府公信力简化了群众对政府信任的程序，实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持了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和谐，让群众对政府执政充满信心，真正体现了民心所向。

3、是维护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必要基础

政府公信与公共权力、政治权威是平行共生的机制，它们互 9 相促进，为政府的存在和运行提供合法性。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自公民的认可和支持，所以，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就是某种信任。政府必须以其主动的行为（政绩）和对过去经验的宣传（意识形态）来不断赢得公民的信任，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稳定的支持。

国务院取消行政强拆。2011年1月19日，国务院通过《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新拆迁条例规定取消行政强制拆迁，被征收人超过规定期限不搬迁的，由政府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拆迁补偿价格不低于市场价；征收补偿方案需开听证会征求公众意见。

远到唐福珍自焚事件，近到宜黄自焚事件，近年来不断发生的‚推土机与汽油瓶‛之间的对抗，将‚行政强拆‛的弊端暴露无遗。按照现行规定，由政府部门责成有关部门做的强拆就是行政强拆。发放拆迁许可证的是有关行政部门，可以裁决是否强拆的也是有关行政部门，行政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而作为被拆迁方的普通民众，却缺乏有效的法律救济途径。这种单纯以行政力量强行推动的拆迁，不仅导致一系列拆迁恶性事件频频爆发，更在相当程度上激化了官民矛盾，成为引发众多社会问题的导火索。取消行政强拆，以法律规范约束各种拆迁行为，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营造社会和谐的最佳手段。把拆迁纳入法治轨道，既可以约束行政权力，保护民众权益，也可以为合法的 10 行政权力实施提供法律支撑。《条例》的实施，正是政府打造公信力进程中的重大突破。

4、是构建新型社会治理结构的必要支撑

政府承担着配臵社会资源的权威功能，市场则是分配社会资源的最有效的机制，各种民间志愿组织又充分展示出机动灵活的信息传送功能，而贯穿政府、市场、民间组织的主线则是以政府诚信为核心的社会诚信系统。只有在权利与责任对应的基础上，以政府公信为主导，连接社会各领域的新型治理结构才可能建立起来。

江苏南京梧桐让路事件。2011年3月，南京地铁建设砍迁梧桐引起了南京市民的集体忧思，在网上发起了声势颇为浩大的“拯救南京梧桐树”运动，扩大至全国性关注。针对此事，南京市政府进行了积极沟通，承诺市政建设“原则上工程让树，不得砍树”，网民对此处理结果普遍表示满意。

在此次‚梧桐让路‛事件中，民众和政府取得了双赢。在‚麦克风时代‛能够把握舆论话语权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而在‚梧桐让路‛事件中南京市政府正是尊重了这一媒体规律。也正是对网络舆情的关注和对民意的尊重，才导致南京市政府从一开始的‚移栽‛到‚少砍‛再到‚不砍‛，体现了官民互动价值。此次‚梧桐让路‛事件中所建立起来的城市‚民主决策程序‛也会成为其他城市借鉴的范本。

5、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必要手段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政府公信的最终判断权掌握在公民手中，全体公民的切身需要和根本利益决定着政府职能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只有敏锐而正确地抓住人民对政府公信的判断，政府的公信体系才能维持，表现在当下的转型时期，就是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职能长期以来是增长效率优先，相对忽视了公共健康、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问题，而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是包括上述所有方面在内的一个综合系统，任何一个方面的偏颇都可能造成政府的公信受到打击。因此，政府公信的维持要求政府职能因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转变。

山东济宁成立“马上就办”办公室。2011年2月，相关网民微博发现山东济宁市多个部门成立“马上就办”办公室，引发了网上热议。面对网友该办公室的设立会导致“权力寻租”的质疑，济宁市优化办宣传处负责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指出“马上就办办公室”不是新设机构，不增加编制、人员、经费，而是在原有部门的基础上倡导高效行政。从2006年到2010年，企业办理审批等事项的平均时间从98天下降到15天，压缩了84.7%的审批时间，大大提高了行政效能，得到了公众的认可。

挂不挂‚马上就办办公室‛的牌子并不重要，只要提高行政效能即可。济宁市相关政府部门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不但扭转了很多人的负面看法，争取到很大的舆论支持，同时也宣传了‚马 12 上就办‛办公室的名气，树立了政府公信力。

6、是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必要保障

社会信用体系的主体具有多元性，我们可以将其分为政府信用、政党信用、社会组织信用、企业信用、团体信用、行业协会信用及公民个人信用等。在这一社会信用系统中，政府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组织者、监督者，政府信用处于核心地位。政府行为是其他主体行为的表率。是其他主体的导向、榜样和灯塔。政府信用如同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如政府失信，企业、公民个体、社会中介组织等各个骨牌将接连倒下，产生“多米诺骨牌应”，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将会崩溃。一个有信用的政府其制定的法律制度将为其他主体所信赖，这样才能为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立一个良好的诚信环境。

浙江省实施“诚信浙江”建设。2001年开始，浙江省实施“诚信浙江”建设。2007年，173家企业因违法违规吊销营业执照，被宣布为信用丧失，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而杭州钢铁集团公司等39家企业则被授予首批“浙江省信用管理示范企业”称号，受到嘉奖。如今,“守信者走遍天下，失信者寸步难行”已成为浙江企业的共识，据统计，在纳入浙江信用评价体系的79.2万家企业中,企业信用良好的A类以上企业占到了94.5%。用中国社科院专家们的话说，浙江的信用环境和建设水平已经走在全国前列，并形成了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信用浙江模式”。

浙江省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也是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提出‚信用浙江‛的口号，其目的就是要规范各市场主体的行为，使它们能遵守诚实守信的市场规则，以建设有良好信用的市场秩序，推进社会方方面面的信用建设，从而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三、如何打造政府公信力。

在日常工作中，要提高政府公信力，我们需把握以下原则：

1、掌握真相。先来看一个案例：颜回‚偷‛食。

孔子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得而焚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取其甑中而食之。选间，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佯为不见之。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洁而后馈。”颜回对曰：“不可。向者煤室入甑中，弃食不详，回攫而饭之。”孔子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吕氏春秋〃审分览〃任数》）

孔子认为‚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知人不易。可见，在孔子眼中，掌握真相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在现代社会中，治国理政其实就是人们公共生活的安排方式，只有掌握真相，才能合理地分配与使用公共资源，工作起来切合实际，人民群众信服，才能建立和维护政府公信力。胡锦涛 14 总书记多次告诫各级领导干部‚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但是，掌握证据不一定就是掌握了事情的真相，盲人摸象，各执一端，只有俯下身子认真搞调查研究，走到群众中去，从民声民意中汇聚民智，凝聚民力，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得出与真相相近的结论。在新的发展形势下，需要我们结合工作实际，为又一个发展之春齐心耕耘。

2、信息公开。在一个信息像空气和水一样重要的时代，政府的公信力与其信息披露的程度息息相关。流言止于真相，公信源自公开。惟有通过公开透明，实行‚金鱼缸‛式操作，政府权力才能真正为人民的权力服务；惟有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府公信力才能伴随着阳光不断生长。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对过往经验的吸取，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选择公开透明。比如，面对一些突发性公共事件，许多地方都会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这极大地增进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支持。但也有一些信息发布的效果并不好，究极原因，就在于发布的是自己认为重要的信息，而非公众关注的信息；甚至一上来就急于撇清责任，对公众的关切质疑却刻意回避。这样的信息发布，不仅与公开透明的理念不符，反而助长了人们的‚反面猜想‛。

这也说明，公开透明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深层次的理念问题。如果把信息看做是一种自我资源，那么信息的公开 15 透明就会被当作一种权宜之计；反之，如果树立服务型政府理念，认识到政府信息的公共资源属性，尊重人民的知情权，公开透明就会成为一种主动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公开透明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以人为本的问题；政府公信力的打造，与政府服务人民紧密相连。

政府‚信息公开‛的一个成功实践，是汶川大地震。在汶川大地震中，各级政府经受住了大震和大痛的考验，在大痛中传递大爱，在谣言中廓清真相，在创伤中凝聚力量……由此铺开了一场中国突发事件规模最大的遭遇战和突击战。全国上下上下一心，共克时艰，重建家园。在抗震救灾中，各级政府的表现带来了突发事件应对方面一次观念和实践上的变革。

在那场大地震中，真相之所以能战胜谎言,真情之所以能感动世界，正是源于信息的公开透明；而公开透明之所以成为第一选择、唯一选项，其背后则是以人为本的抗震救灾主线和政府对生命的尊重关怀。以人为本理念下的公开透明，动员起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力量，也极大地增强了政府的号召力和公信力。

3、以人为本。

民惟邦本，本固国宁。（《尚书》）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 16 制》）

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也必须服务人民。可以说，除公共利益之外，政府没有其他的利益，这是政府的天然属性和根本旨归。面对复杂的利益问题，政府部门和政府工作人员只有抛开自身利益、超越个别利益，才能以公平公正的原则解决好问题，作出正确的决策，赢得公众的信任。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强调：‚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而不是站在个人、少数人立场上说话办事，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不是代表某一个人、某一部分人利益，是决定人心向背、事业成败的关键。‛

信任是一种情感活动，也是一种理性选择。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才能赢得最大范围、最深程度的信任。超越个别利益，把群众利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这是提振政府公信力的必然要求，也应是我们所有工作的根本遵循。

4、制度守护。制度是公信力的根本保障，制度执行力是公信力的现实体现。树立公信靠制度，制度公信看法治。公信力需要法治来塑造和强化，法制健全并得到严格执行，才能有效规范政府和社会成员的行为，增强人们相互交往与合作的信任度，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安定有序。政府讲不讲诚信，有没有公信力，一条重要标准就是看政府能不能严格执法，依法办事，能不能始终按照宪法和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使用权力。有两个典型 17 案例：

案例一：“徙木立信”。商鞅变法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臵北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于民。（《史记〃商君列传》）

案例二：“子贡赎人”。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於诸侯，有能赎之者，取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而让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多，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吕氏春秋〃察微篇》）

以上两个经典案例讲述的角度不同，案例一是以政府为主体以制度树立公信力，案例二是以个人为主体通过维护制度的执行力维护政府的公信力。近年来的一些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中，也不时暴露了制度问题造成的公信力软肋。在这样的背景下，制度建设唯有与时俱进，因时而变，更加符合经济社会内在发展规律，更加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调整、完善、创新，才能实现政府公信力的保值增值。近年来，废止收容遣送条例，颁布新拆迁条例，修改选举法、实现城乡同票同权，出台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改革和创新，立足实际情况，顺应党心民意，在破解问题和矛盾中，不断创造增强政府公信力的契机。

5、作风保障。干部作风是公信力的生命线。政府公信力就像一个储存信任的‚银行‛，干部作风好，政府就有凝聚力、号召力和感召力，‚银行‛资产就不断增长；干部作风差，群众对政府的支持和信任就要打折扣，‚银行‛资产就可能缩水透支。

作风是个宽泛的概念，领导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学风文风家风，都在其内。干部是党风政风的践行者，门难进、脸难看，群众就会把干部视作官僚，把部门视作衙门，不愿跟你交心，不会与你亲近。干部是社会风尚的表率，你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群众也就不大把你当真，你说十句他听一句，甚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干部是社会公义的标杆，你以权谋私、以势压人，群众就可能对法治秩序失去信心，用不恰当的方式去追求公平正义。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

①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翻译：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政就是正的意思。您本人带头走正路，那么还有谁敢不走正道呢？”

②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翻译：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治理政事，说：“如果杀掉无道的 19 人来成全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戮的手段呢？您只要想行善，老百姓也会跟着行善。在位者的品德好比风，在下的人的品德好比草，风吹到草上，草就必定跟着倒。”（孔子反对杀人，主张“德政”。在上位的人只要善理政事，百姓就不会犯上作乱。这里讲的人治，是有仁德者的所为。那些暴虐的统治者滥行无道，必然会引起百姓的反对。）

③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翻译：季康子苦于盗贼太多，向孔子求教。孔子答道：“如果你自己不贪求财货，即使你奖励偷盗，他们也不会去偷。”（《论语〃颜渊》）

孔子认为为政就是要正，良好的作风至关重要，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中央和各级政府反复告诫广大干部要慎独，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强化自我规范和约束，人前人后一个样、八小时内外一个样、有没有监督一个样；要慎微，认真做好每件小事、管好每个小节，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拿的东西不拿、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该办的事情不办；要慎情，教育和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和亲属，决不允许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或职务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要慎友，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慎重对待社会交往，净化自己的社交圈、生活圈和朋友圈，善交益友、乐交诤友、不交损友，20 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

6、接受批评。在百姓眼里，从善如流、知错即改，远比‘一贯正确’更加可信、可敬、可亲。大凡能够及时回应公众质疑、正确对待社情民意的，往往会在良性互动中提升政府公信力。就此而言，群众的诉求、媒体的监督恰恰是党和政府宝贵的执政资源。

《邹忌讽齐王纳谏》是古文中的名篇，是每个人在中学所学并被要求背诵的语文课文。

齐王在听取了邹忌的谏言后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

要在良性互动中寻求善治，要打开舆论的闸门，打开批评的盒子，让人民多说几句话，哪怕多说几句不满的话，不让人民说话，不让群众批评，问题越积越深，讳疾忌医，尾大不掉是必然结局。

在很多地方，舆论监督、群众批评经常被视为洪水猛兽。为了反制舆论监督，有的地方不惜动用各种国家机器甚至包括暴力机器，比如辽宁省西丰县就曾动用警察进京抓捕记者，公检法频繁成为各地应付舆论监督和群众批评的利器，诸如诽谤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罪名层出不穷。

各级政府部门和领导不妨结合常州环保局设立网络监督奖 21 一事，再次重温《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其实广大群众并不看重奖赏，而更在乎涉及公众利益的实际问题的解决，期待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尽责，而不是失责，在出现问题后能够担责，而不是塞责，真正做到执政为民。

这节课的内容大致如此，下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节课所探讨的主要内容。

……（以幻灯片为提纲简要回顾）

因水平有限，讲课中难免会出现纰漏，还望大家能够批评指正。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第三篇：发达国家如何打造慈善公信力

发达国家如何打造慈善公信力

2011-07-06 14:55:22 来源: 北京晚报(北京)转发到微博(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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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法宝：透明＋监管

近期以来，20岁女孩郭美美在微博中炫富一事，将中国的慈善机构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此事件背后凸显了中国部分公益组织的诚信危机。无独有偶，去年12月，我国发布的《2010中国慈善透明报告》显示，接受调查的近九成公众表示对慈善信息公开度不满意。从全球角度看，发达国家的慈善机构发展经历了漫长历史，也都经历过各种“慈善丑闻”，但慈善界的丑闻往往成为政府强化对慈善制度监管的新契机，推动各国对慈善机构的“透明＋监督”狠下工夫，积累了丰富经验，较好地塑造了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形象。

共识

慈善事业是“玻璃口袋”

众所周知，在欧美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浓厚的“慈善文化”。许多富豪认同卡耐基的一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有统计显示，全美国70%以上的家庭都对慈善事业有某种程度的捐赠，平均每个美国家庭将3%至4%的年收入捐出来做慈善。

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前主席卢塞尔曾说过：慈善事业要有玻璃做的口袋。公众是否给慈善机构捐钱，捐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玻璃口袋”的透明度，慈善事业要获得公众的信任，就必须把这块“玻璃”擦亮，做到高度透明，这是欧美发达国家慈善事业持续发展的内在因素。

教训

丑闻推动对慈善的监管

1992年，美国最大的慈善机构之一联合慈善基金会曝出丑闻，基金会主席阿尔莫尼挪用60万美元善款用于个人度假、购房以及包养情人，还安排儿子和朋友占据要职、享受高薪。这起慈善丑闻让美国民众的慈善热情“很受伤”，美国由此陷入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公众募捐低潮，阿尔莫尼后来被判7年徒刑。这次丑闻**后，美国政府强化了对慈善机构的管理，要求慈善机构每年填报报表，规定每个公民都有权查阅报表，确保捐款用途。

2005年7月，新加坡最富有、最成功的慈善机构肾脏基金会（NKF）主席杜莱被曝连卫生间的水龙头都镀金，最终被迫辞职。对这起丑闻，新加坡政府一直“穷追不舍”，除了坚决追查、公布NKF详细捐款账目之外，还健全了对慈善机构的监管。更严厉监管慈善机构职责与薪金的监管守则（修订版），已于2011年4月生效。

确保透明有四招 任何公民都可以查账

美国对慈善机构有相当严格的程序，尤其是一些资助项目申请、拨付款项和运营费用的预算等，管理都非常严格。美国绝大多数州都规定，慈善机构必须向州提交报告，而且任何美国公民都可以到慈善机构查阅账目。

慈善信息披露如同上市公司

英国《慈善法》要求慈善组织高度透明和公开，其信息披露不亚于上市公司。比如，慈善机构每年需提交两份报告报告和财务管理报告，民众可以对每笔善款进行监督，如果对某机构的筹款方式不理解或不满，可以投诉。

慈善机构管理“有法可依”

在法国，公众每年捐款高达数十亿欧元。法国慈善界1989年联合出台了规范慈善机构的《宪章》，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不谋私利、严格管理、规范运作、财务透明。此外，还要求慈善机构领导人员不取薪酬、不从慈善活动中获利。

内部管理专业化、公司化

在美国，慈善机构已经实现专业化管理。从业人员绝大部分由志愿者构成，但他们大多都曾接受过专业训练；日常运作上援用工商管理制，董事会或托管会是最高决策机构，行政首长负责日常管理工作，监事会监督行政工作。

监管方式立体化 政府监管

在法国，任何慈善机构都要受到政府的监督和管理。在美国，美国国税局、州检察院等政府有关部门都依法对基金会进行管理。在英国，政府早在1860年就专门成立了“慈善委员会”，监督管理和规范慈善组织的行为。

媒体监督

媒体是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具有导向和威慑作用，1992年美国的阿尔莫尼丑闻，就是由媒体曝光而轰动一时。

社会监督 在西方，社会监督是慈善监督机制中至关重要的部分，这包括捐赠者与公众的监督，每个公民都有对捐款使用情况的知情权。

第三方评估制度

发达国家都很重视独立的第三方评估监督。比如，美国有多家慈善评级机构，为超过5300家慈善机构评级，级别从无星到四星不等，同时提供不同标准的排行榜，其中包括了负面排行，比如筹款回扣率排行、劣等机构CEO薪水排行等。毛玉西

多国媒体围观 “郭美美事件”

“这个年轻女子在互联网上晒出的一张张诱人照片，就像投向中国慈善事业的一颗颗手榴弹。”这是《纽约时报》4日报道“郭美美事件”的第一句话；法国“阿丽亚娜-2”电视台说，随着旧谜团不断被揭开，新谜团随之不断出现，这部悬疑肥皂剧把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人物拉下水，其最严重后果，就是令曾经深受信赖的中国红十字会被怀疑成为一些人满足私欲的工具；马来西亚《星报》2日报道的标题则是，郭美美“玷污了”红十字会的名声。

美国彭博社的报道有些独辟蹊径。该报道称，中国的政治文化讲究间接奔向主题，并且通常是通过打比方的方式，虽然中国新闻环境正一点点变得更加开放，但直接批评当权者还是受到限制，而郭美美的出现为一些网民提供了完美的平台，让他们可以通过它表达对收入不平等、腐败和社会分化增长的不满。

现在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中国国内热点话题正越来越频繁地被国际舆论围观。英国《金融时报》的解释是，弄清中国人在想什么对西方越来越重要。不过，一些外媒习惯将网络看做中国民意的全面映射，很多时候，这种习惯难免会出现偏颇。

第四篇：政府公信力

信息公开透明和政府公信力

“躲猫猫”“欺实马”“钓鱼执法”的再调查考验着政府的公信力。三起事件中，无一例外出现了政府部门推翻初步结论的“再调查”环节。在信息公开已成为政府法定责任的今天，企图掩盖事实真相的“躲猫猫”不啻鸵鸟政策，既不合法也不高明。政府不能够保证不犯错，但一定要保证诚实。要树立政府的公信力和依法行政的形象，需要日积月累的艰苦努力;而要破坏这种公信力，一件错事足矣。

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长期没有真正从传统的行为模式中走出来。只要出现了危机，首先想到的事情，是瞒，遮避消息，把事情纳入内部控制的渠道，争取在内部处理。但是，到了信息化程度如此之高的今天，真正意义上的封锁消息，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封锁和遮避的结果，是真相难以大白，流言却不胫而走。结果，受损害最大的，是政府的公信力，这种损害积累多了，政府想改辙，但再说什么，也就没人信了。

“钓鱼式执法”，是以违法的方式执法，对法律和道德具有很强的危害性，既腐蚀着道德，伤害人们的善良之心，又损害着执法者的形象，削弱政府的公信力，打击人们对于法律权威的信心，加剧社会的信任危机，破坏社会和谐。有关部门必须引起重视，采取措施，纠正这种“钓鱼执法”行为。一是要加强干部教育，进一步树立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的意识;二是加强纠正处理和队伍整顿，对违法执法的人员追究责任，严肃处理，起到举一反

三、警戒震慑的作用，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三是健全长效机制，加强群众和社会舆论对执法队伍的监督，促进行政执法队伍执法行为的规范。

第五篇：政府公信力

较强的公信力是责任政府的内在追求，因为在这里政府公信力产生的根源来自于对政府是否负责的确认。在民主社会，公众服从法律和政府命令的前提是政府具有合法性基础并且其产生符合民主程序。基于此理论，政府公信力来自于政府行为的负责。

政府公信力属于制度体系的范畴，吉登斯认为，信任结构存在着两大类：一个是人格信任，一个是系统信任，或者是制度信任。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属于制度信任，政府的公信力必须建立在一系列可靠的制度基础上。制度是政府公信力的核心层面。政府公信力的制度包括围绕政府公信本身形成的制度和政府公信监督、评估制度两个方面。前者包括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化、开放的行政程序、责任机制建设等，后者包括鼓励公民参与的各项制度建设。公民对政府制度的认可和信任，是他们在危难时刻紧密团结在政府周围的基本条件。同时，制度公信力是危机管理各项制度发挥预期作用的保证。危机管理的各项制度属于具体制度层面，其公信力的强弱关系到其作用的发挥。危机管理制度公信力强，就能在实践中得到落实，产生良好的效果，反之则不能收到预期效用。制度的稳定性及刚性注定了制度效率的长期性，因此，建章立制是对行为预期结果的一种必要手段，也是政府公信力长盛不衰的最好方式。

（一）政府与公众在信息上的不对称性

政府的公共权力属性使其在和公众建立的信任关系中具有绝对的强势，首先体现在双方信息的不对称上。政府和公众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要严重得多。因为公众在把权力交由政府之初，实质上处于一种弱势形态，政府却获得了在信息获取和处理上的绝对强势。首先，政府的社会信息来源更为全面，公众只能掌握部分社会信息，具有片面性。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决定了政府是全社会的公共管理机构，广泛多样的政府活动使政府可以凭借组织和技术优势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显然政府收集社会各个方面的信息比个人要容易得多，所以，政府掌握的信息量是其他社会组织个人或利益集团所不能相比的。其次，政府可以根据需求处理自身信息和其它信息，而对社会公众隐瞒全部或部分消息。在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政府出于公共和自身考虑，如公众知情后社会出现的混乱局面、政府形象的损害等，经常会对某些信息进行隐瞒或封锁。如信息涉及到利益争夺时，官僚体制及政府官员往往具有抵制信息公开的冲动，甚至发布一些虚假信息蒙蔽公众视线。此外，公众由于自身局限导致信息短缺。公众的局限在接受其他公共服务或产品时也会出现，指的是社会公众在享受政府某个公共服务或产品时，对公共服务或产品的获取和提供过程并不十分关心，因为委托代理关系形成之后，公众由于自身的局限产生了一定的惰性，不会对获得社会信息、政府信息产生强烈的欲望，由此，就会导致公众的信息短缺。

（二）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具有非组织性 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具有非组织性，主要体现在公众作为政府公信力的评价者非特定也不固定。政府公信力的评价者是社会公众，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指向，并不特指某一个人。并且由于不同时间、不同情境政府公信力的评价者也不同，虽都可成为公众，但这种身份并不固定在某个个人身上，因此，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具有非组织性。

（三）收入分配不公

市场经济在带来高效率的同时，也拉大了人民群众收入之间的差距，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引起了部分群众相对剥离感的增强。实际上，市场经济无法解决诸如社会公平问题，这是市场的缺陷或失灵所在。市场的失灵要求政府的干预和介入，市场的缺陷及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基本理由。政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通过相关的政策，克服市场失灵，实现社会公平。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理论界和实践层面都在认真探索。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生产力总体上处于不发达状态，党和政府特别重视效率问题。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也决定了党和政府不能忽视公平问题，只是在选择偏好上，效率相对于公平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五大和党的十六大都明确提出，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还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就确立了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关系的基本原则，目的就是既要适当拉开收入差距，以发挥收入分配的激励功能，又要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引起社会不稳定。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行业收入、地区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城乡二元结构也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不公平现象特别突出。在全社会坚持公平的原则、维护公平的价值观，保障人们利益和分配的合理化，使每个社会成员既有平等参与的机会又能充分发挥自身潜力,就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责。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些论述，都既坚持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又增强了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矛盾和问题的针对性，是从实际出发对效率和公平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完善。社会出现严重的不公主要表现为贫富差距悬殊。目前，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收入分配的重要指标。根据基尼系数，低于 0.2 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 表示最佳平均状态，0.3—0.4 表示正常状态，0.4 为警戒线，0.4—0.5 表明收入差距过大，0.6 以上则表明收入悬殊使社会处于危险状态。基尼系数越大，表明一个国家越是处于不公平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存在着逐年增长的趋势。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 0.4，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

社会公平主要表现为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绝对的结果公平是不现实的，也是难以做到的。一定程度上收入差距的存在，是推动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动力之一。目前，我国社会的不公平更突出地表现为机会不公平。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中国现阶段存在着大量的诸如身份特权等先赋因素的存在，严重地违背了机会公平原则。过多的行业垄断，过多的行政审批，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经济决策的不透明，蔓延到司法、执法、行政领域里的腐败行为，法制不健全和市场机制不健全，造成千千万万的寻租机会，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机会不公平的主要原因。这些现象的长期存在，导致了公众和政府信任关系的瓦解，即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正如对公正的思考是从不公正开始的一样,对政府公信力的思考也应从政府行为中的一些不当行为入手,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可分为四个方面的信任:第一,公众对政府公务人员的信任,公务人员的价值观念、伦理意识和道德水平影响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第二,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信任。如果政府行为效率低下,办事拖拉,互相推诱,会影响政府信用。第三,公众对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的信任,即政府提供的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质量和公共政策的信任。第四,公众对政府提供的各种信息的信任。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周汉华指出,目前我国有用信息80%由政府所掌握,但这些信息大多处于不公开状态。当前我国某些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的状况依然不乐观,有的地方部门政务公开不规范,随意性较大,想公开就公开,不想公开就不公开;一些部门公开的内容不全面,不细致,让群众如雾里看花,看不明白;有的甚至从部门利益出发,公开内容避实就虚,形式主义严重,这些现象直接导致了某些地方政府官方网站浏览量低、公民旁听会市民参与积极性不高等问题的出现,使得地方政府与公众沟通不畅。个别地方政府部门信息一时不公开或公开的信息一次不准确将导致公众对政府信息权威的长期不信任。

一般来说，不信任主要针对政府行为。虽然对政府行为的不信任并不代表对政治体制不支持。但是，对政府行为的不信任也会使政府出现合法性危机。2003年春节过后，源于广东的“非典”引发了全国几个省市抢购板兰根、醋、米和盐的风潮，一时引发社会恐慌，完全出自对政府的不信任。由此可见，提升政府公信力是维护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前提，是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在公共危机时期，政府公信力缺失现象还大量存在，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政府公信力缺失现象，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2.2应急部门独立，公共政策扭曲

面对层出不穷的危机事件，最为关键的就是建立核心的危机管理综合协调机构，专门应对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我国政府危机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部门化管理，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体制，对于新的公共危机缺少相应的管理机构。在国家层面的实际运作上，缺乏具有会商决策功能的综合体系和综合协调部门，也没有建立处理不同危机事件之间的协调机制。在面对重大危机爆发，或是多种危机事件并发，会使政府在处理公共危机中的政策不能加以协调，从而严重影响政府处理紧急事务的效率。缺乏固定综合协调部门，要么不同管理部门之间相互扯皮推委现象，要么不同部门存在职责交叉、政策各异现象，必会导致面对危机的公共政策失去常态。面对危机的突发性，政府根本未做任何准备，没有固定机构进行危机管理，直接导致政府政策多变、政出多门，决策缺乏科学性、民主性和连续性，政策执行责任隐匿、不明确，政令不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导致社会民众无所适从，破坏了政策的严肃性。

3.2.3服务意识薄弱，信息发布滞后

政府公信力在于真诚地为百姓服务，取信于民，欺骗舆论、混淆视听的做法，只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它与建立责任政府和透明政府的目标背道而驰，而且终将破坏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计划经济条件影响下，比较多的考虑是展示社会和睦、稳定、繁荣的正面现象。面对突发公共事件、事故灾难等作为消极负面的事情，一般采取的做法是，不说、少说或在处理完毕后作简要报道。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滞后的现象越来越突出，不仅影响到对外国际形象，而且对于国内社会稳定、树立政府良好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在“非典”疫情发生初期，由于种种原因，政府未披露有关信息，直接导致各种传言漫天飞舞、人心惶惶。官方“非典”信息的缺位和模糊性，让人们对政府“非典”信息不信任，开始怀疑政府行为，从而形成各种谣言、流言。在近几年的事件处理中，信息控制似乎能够避免极端事件的发生，但如果由此得出信息控制是好的结论则过于草率和简单。信息控制有许多负面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政府决策滞后，导致决策效率的低下，并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恶性事件。政府决策环节发生故障，那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就无从谈起了。

政府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对政府的普遍信赖所产生的认同力和信服力。它既是一种社会系统信任，也是公共权威的真实表达。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加快以及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政府公信力的流失或弱化业已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政府公信力的弱化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1.市场经济格局下政府公信力流失严重

许多学者和政治改革家认定：公信力的提升源自于提高政府绩效能力。从这一理念出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管理社会和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水平不断提高，其应该得到较大的改善。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对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的政府公信力评价甚高，认为 “很高”和“高”者还达到了 76.4%，平均得分达 4.16；而对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的政府公信力评价甚低，认为“很高”和“高”者只有 32%，平均分仅 3.03 分，比对文革时期政府公信力的评价得分还低。被调查者对政府的信任并未如学者们所推断的随着政府业绩的提升而提高，其原因固然是多重的。一方面，正如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所指出的，“工业化和科技的发展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人口膨胀、社会治安、环境恶化等诸多社会问题，政府所面临的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动荡性和多元性环境，导致了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加，客观上引发了政府的信任危机”。另一方面，那就是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公众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特别是伴随着网络的普及，信息的传播更加迅速和透明，公众对政府期望的增长与政府不能有效地满足人们的期望之间形成了一对越来越突出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存在，其中不乏政府职能超载的影响。

2.政府公信力层级递减的趋势明显

在我国各个层级政府中，其公信力的评价各不相同，一个总体趋势是：从中央政府到乡镇级政府，公信力呈现出明显的层级递减。对各级政府信用度作整体评价的结果表明，调查对象认为较高者（很高+高）的比重分别为：中央政府为84.4%，省级政府为 68.3%，市级政府为 31.7%，县级政府为 17.9%，乡镇级政府为 14.9%；从各级政府信用度的平均分来看，中央政府得分为 4.22 分，到县政府一级时已经下降为 2.74 分，到乡镇一级仅为 2.47 分。在宁乡县调查时，有村民反映，“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可就是落不到实处。村里的干部、乡里的干部、县里的干部基本都是一伙的，都是吃农民的，市里的稍微好一点，省里的干部又比市里的好一点。反正一句话，越是往下，越是吃我们老百姓的。”虽然这种说法不尽准确，仍然表达了人们对政府整体评价的大势。

3.群众对县级以下政府工作满意度不高

“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强调，政府的宗旨是执政为民，为公众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全面履行公共责任，努力提高政府及其各部门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应对和处理突发事件，提供社会安全与秩序的公共产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障公民财产和生命安全。群众对政府工作是否满意也就构成了信用度高低的基础。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调查对象对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工作满意度较高，评价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分别为 82.4%、66%，而市级、县级和乡镇级的这一指标分别为 29.9%、25%、19%；从平均分来看，也是明显呈从中央政府往下逐层下降的趋势。

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共决策的制定者、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效能、效果，直接影响到政府公信力的高低。政府在公共危机应对中的政策措施、危机过程中的身体力行、危机后的恢复重建工作，以及避免危机再次发生的危机管理制度等，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平复公众危机心理、恢复政府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则有巨大影响。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与政府日常工作相关，更与危机处理密切相连。调查数据显示，有高达 87.1%的被调查者对中央政府处理公共危机事件的效果表示满意，仅有 1.5%的被调查者表示“不满意”，但越往基层政府，群众对其处理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效果的满意度越低，对县级政府表示满意者为 24.8%，对乡镇级政府表示满意者只占 21.9%，平均分也是呈逐层下降的格局。

政府的公信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政府的行政理念、行政行为和行政制度。现阶段政府公信力弱化趋势明显，与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影响密切相关。并且，政府公信力来源一部分是先赋的，一部分是自致的，前者是一个政府的初始公信力，后者是政府通过后天作为取得的。从调查结果来看，现阶段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既包括先赋的部分，但更多的是自致的部分，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我国各级政府逐步进行了以职能转变和运作机制调整为核心的管理体制改革。但改革尚不到位，仍存在诸多痼疾和弊端，而这些正成为了政府公信力下降的深层次制度原因。

其一，政府信用责任超载。信用政府的前提是有限政府，只有有限政府才能将政府的有限职能作用于真正需要发挥作用的领域，才能避免政府滥用信用资源。但由于改革尚不到位，政府职能的有限性并未实现，在群众心目中依然是 “全能政府”。由此极易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角色错位，“越位”、“虚位”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职能与事权的不对称时引发诸多矛盾；二是政府信用超载，其信用能力与公众过高期望之间冲突严重。

其二，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政府行为能否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既取决于政府接受监督的自觉程度，更取决于政府行政权力约束机制的完善程度。缺乏制约机制，将政府权威凌驾于监督之外，不能开展有效的监督制约，也就等于把政府架空于社会之上。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在政府自身缺乏监督的动力，而外部监督又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未能发挥其应有作用的情况下，一些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极易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资源，进行“暗箱操作”，以追求自身和部门利益。例如：在“躲猫猫”事件中，个别公安、检察机关的领导就是把维护和巩固部门利益作为自己的工作职责，放弃了民意，这就必然影响到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政府的权力并非是无限的，而是有边界的，应该受到制度层面上的制约。其实，类似“躲猫猫”这些事件的酿成，大都缘自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机制失灵，从而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其三，行政问责机制不完善。建设责任政府，必须建立起一个有效的问责机制。但目前的现状与此相距甚远。不少地方的行政问责的成效仍取决于媒体与社会的关注程度，只有像 “钓鱼执法”、“躲猫猫”这样的事件引起强烈的舆论反响时，有关部门才会启动问责制，处理几个官员给公众舆论一个交代。如果缺乏舆论关注或压力较小，问责程序就很难正常运转起来。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对一些舆论关注的渎职失职事件，往往问责力度较强，但即使追究责任也是高调问责，低调升迁，或是追究执行者不追究决策者，“追下不追上”；对于那些未受众人瞩目的渎职失职事件，问责就显得力度不够，往往只是象征性地让当事人写个检讨或是写个事情经过说明，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并且忽视问责那些在渎职失职事件中明哲保身、不作为、无作为的官员或当事人。行政问责机制流于形式、不彻底会使行政权力实际上处于无责任、无风险的运行状态，最终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

其四，利益表达机制短缺。从理论上说，公众的利益表达渠道甚多，但实际上主要只有两条途径：信访和司法。但由于信访制度目前并不完善，特别是信访部门的事权与职能之间严重不对称，不少地方政府 “拦访、堵访”现象甚多，使群众实际问题难以解决，加之司法受行政干扰比较严重，这都使政府公信力受损严重。

2.政府行为不当的影响

政府作为公共机构,在行政过程中表明自己的价值观念、执政思路和工作作风,展示出自己的形象,形成自己的声誉。社会公众也就是根据这种形象和声誉,作出对政府的信任或不信任选择的。如果政府的行为符合公众的意愿,行政公正公平、合理合法,讲信用,重承诺,那么,公众就会对政府作出信任选择,政府公信力也就由此提高。不难看出，政府能否赢得良好的公信力,关键在于政府本身。问卷调查结果也表明，在回答“对政府公信力影响的最主要方面”时,占 45.8％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政府履行职责是否到位”，占 23.6％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政府行政行为是否适当”。在回答 “造成当前政府公信力降低的主要原因”时，占 26.2％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占 16.1％的被调查者认为是“违法行政、非法行政”，占 14.4％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公共政策不合理”。

其一，政府行政行为的不作为或乱作为。一方面，一些地方的政府在没有国家法律许可或者行政命令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介入本来与自己无关的事务,对社会经济事务进行具体的干预,这种行政干预不仅浪费了大量行政资源，而且招致社会对政府能力的质疑；另一方面，在本该由政府提供服务平台时，却出现了 “缺位”。特别是政策执行不力，存在如荷兰学者布雷塞斯所说的“象征性合作”现象，口头表态执行，实际上却并未付诸行动”。

其二，政府行为不规范。首先，决策行为不规范。一些地方的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主观随意性大，发现问题时考虑得更多的是政绩，决定议案时更多的是凭借经验和习惯，出现问题后也不敢承担责任。其次，执法行为不规范。在具体工作中，不按法律法规行事，不按程序办事，直接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滑。在近几年所发生的社会公共事件中, 如贵州瓮安发生的一起围攻政府部门的打砸烧事件，就是由于部分群众对瓮安县公安局对该县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加上公安人员在长期工作过程中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最终失去了部分老百姓的信任所致。

其三，政府资信缺乏透明。政府信息不公开，行政行为不透明，报喜不报忧，隐瞒公共事件，甚至存在某些环节暗箱操作，这样的事例时有发生。本来应该向社会公开的信息，政府不及时通报，而是遮遮掩掩，甚至隐瞒事实、封锁消息，造成主流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总是滞后或回避不报，这就为小道消息或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空间。一些公众也已形成习惯，即宁愿相信网络上甚至是境外媒体的报道，而不愿相信主流媒体的报道。事实上，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在信息手段发达的今天，只会产生“狼来了”的效应，使政府公信力下降。2004 年非典疫情的大暴发，带给人们的教训是深刻的。

3.公务员队伍中权力异化的影响

一是在公务员队伍中，目前仍有不少人“官本位”思想严重，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把做官看作人生最高追求，宗旨观念淡漠，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对群众的安危冷暖漠不关心，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甚至肆意欺压百姓，极大地伤害了群众的感情，影响了政府的威信。二是有些公务员，包括一些高级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贪污腐败，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声誉。三是不少公务员政绩观不科学，在实践中存在着严重的惟 GDP 是从的倾向，在工作中热衷于搞“门面工程”，搞短期行为，也造成了权力的不当运用，致使“钓鱼执法”、强制拆迁事件等时有发生。